理想人生 · 評 藝 文
我們於以上所說,都是就文化類的觀點立論。我們不說所謂東方文化、西方文化,而只說生產家庭化底文化、生產社會化底文化。我們是從文化類的觀點以看普通所謂東方文化、西方文化。從這一觀點以看普通所謂東方文化、西方文化,我們只注意於其同,而不注意於其異。或可問:如有兩個或幾個民族在同一文化類,就其在同一文化類看,它們當然有其同;但在別底方面看,是否亦有其異?我們說:當然有其異。正因有其異,所以有兩個或幾個民族,雖在同一文化類,我們還可以分別出某民族是某民族。正如兩個人或幾個人,雖同是工程師,就其同是工程師說,他們當然有其同,但在別底方面他們還是有其異。因有其異,雖他們同是工程師,而我們仍能分別出誰是張三、誰是李四。
從類的觀點看,事物所有底性質,有主要底、有不主要底。例如張三、李四,同是工程師,當然俱有其所以為工程師者。此其所以為工程師者,從工程師的類的觀點看,這是工程師底人的主要底性質,有之方可為工程師,無之即不可為工程師。至於張三是胖子、李四是瘦子,則從工程師的類的觀點看,俱是不主要底。一個人的胖瘦,對於他的是工程師,並無關係。此是就類的觀點看。若從個體的觀點看,則在張三或李四所有底性質中,我們不能分別哪些是主要底,哪些是不主要底。此點我們於第一篇《別共殊》中已曾提及。現在我們可以說,各個體之所以為個體,正因他們所有底許多性質,各不相同。從類的觀點看,除了屬於其類底一性質外,其餘底這些性質,都是不主要底;但自個體的觀點看,則其餘底這些性質都是重要底。我們能分別張三、李四,正因一個是胖工程師,一個是瘦工程師;假使兩人都是胖的時候,我們或者說:高而胖底工程師是張三,低而胖底工程師是李四。
是高、是胖,對於張三之為工程師,是不主要底。但是高、是胖、是工程師,對於區別張三之為張三,則是重要底。對於區別某類之為某類是主要底者,是有理由可說底;對於區別某個體之為某個體是重要底者,雖重要而沒有理由可說。事實上張三已經是高而胖而且是工程師了。是高、是胖、是工程師,對於區別張三之為張三,自然是重要底;但我們沒有理由說,張三必須是高而胖,不然即不足為張三。固然我們可以在事實上說明張三何以胖,如說他多吃而不運動等,及張三何以高,如說他的父親亦是高底等。但這些即令與張三的高而胖有關係,亦只是張三高而胖的原因,並不是他高而胖的理由。此即是說,張三之高而胖是事實。我們不能離開事實,說張三必須高而胖;但我們可以離開事實,說一個工程師必須懂一點算學。我們可舉出許多理由,說為什麼一個工程師必須懂一點算學,但我們沒有理由可以說張三為什麼必須高而胖。一個一點算學也不懂底人,決定不能為工程師;但如張三本來即是低而瘦,低而瘦並不妨礙張三之為張三。
人必須吃飯,這是有理由可說底。張三是個人,所以他必須吃飯,這亦是有理由可說底。但張三吃飯,有他特別底吃法,譬如說他用左手拿筷子,這是沒有理由可說底。雖沒有理由可說,但對於區別張三之為張三,卻可以是很重要底。我們區別一個民族之為一個民族,亦是在這些方面注意。人必須吃飯,中國人吃飯,西洋人亦吃飯,此是中西之所同。但中國人吃飯,要吃另成一種烹調底飯,如饅頭等,用另成一種底吃飯工具,如筷子等;西洋人吃飯,要吃另成一種烹調底飯,如麵包等,用另成一種底吃飯工具,如刀、叉等。這些另成一種方面,正是中國人與西洋人區別底地方。
當然各民族的中間,有人種上底區別,如所謂黃種、白種等。黃種中間,及白種中間,從人種方面說,又可有許多不同底種族。但這些方面,我們不論。我們並不講人種學,我們現在所要說者,是從文化上來看各民族的異。如有一民族,只人種上與別一民族不同,而在文化上卻與別一民族無異,此二民族即是已經同化了。此所謂在文化上與別一民族無異,並不是從文化類的觀點看。英國是生產社會化底文化,德國亦是生產社會化底文化,從文化類的觀點看,英國、德國在此方面是相同底。但我們並不能說德國已為英國所同化了。因為從文化方面看,德國與英國還有其異在。這些異,從生產社會化底文化的類的觀點看,是不主要底,而在區別英國之為英國,德國之為德國,卻是很重要底。
我們於上文說,人必須吃飯,而各民族吃的方法可有不同。這些不同,從吃飯的觀點看,是不主要底,因為吃飯就是吃飯,無論如何吃、吃什麼,只要吃飽不餓即可;但於區別各民族,則如何吃及吃什麼,卻可以是很重要底。又如人必須住房子,而各民族的房子的式樣可有不同;人必須穿衣服,而各民族的衣服的式樣可有不同;人必須說話,而各民族所說底話,可有不同。這些不同,從住房子、穿衣以及說話的觀點看,都不是主要底。但在區別各民族之為各民族,則是重要底。
藝術文學都是與這些不同的方面有關係底。所以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藝術文學。而從文化方面以區別各民族,則其藝術、文學是最需要注意底。我們常聽說,英國工業、英國科學、英國文學等。說英國工業、英國科學,只能是說英國「的」工業、英國「的」科學,而不是英國「底」工業、英國「底」科學。英國「的」工業、英國「的」科學,只是說,英國人所有底工業,英國人所有底科學。但說英國「底」工業、英國「底」科學,即是說英國底工業,英國底科學,要與別底國的工業、科學,有大不相同底地方。這是不通底。但英國文學,卻真正是英國「底」文學,因為它是用英國語言底。它有許多底妙處,是跟著英國語言來底,所以確乎不能翻譯。無論哪一民族的文學,都是如此。例如在中國文學中,「對仗」是很重要底。對聯、律詩、駢文全靠對仗,以成其一體。但「對仗」是跟著中國語言來底,別底語言,不能有「對仗」。
藝術亦可是某民族「底」,而不只是某民族「的」。我們於上文說,人必須住房子,而各民族的房子的式樣可以不同。從房子之為房子的觀點看,這些式樣不同,是不主要底。但各民族雖同住房子,而卻可於這些不主要底方面,玩許多花樣。這許多花樣,即各民族的建築藝術。例如有希臘式底建築,有中國式底建築。希臘式底建築是希臘式「底」建築,中國式底建築是中國「底」建築。這些建築式樣的不同,即是希臘底文化,與中國底文化的不同的一部分。
對於有些事物,所謂各民族間底不同,是程度上底不同,而不是花樣上底不同。例如就交通工具說,一個民族用牛車,一個民族用火車;就戰爭工具說,一個民族用弓箭,一個民族用槍炮。此是程度上底不同。交通工具的主要性質是能載重致遠,而且快,愈能載重致遠且快者,愈是好底,即程度愈高底交通工具。戰爭工具的重要性質是要能殺敵。愈能殺敵,即愈是好底、愈是程度高底戰爭工具。火車與槍炮,比之牛車與弓箭,自然更能合乎交通工具及戰爭工具的要素,所以是更好底、程度更高底交通工具與戰爭工具。換句話說,自交通工具之為交通工具的觀點看,牛車與火車的差別,是程度上底差別;自戰爭工具之為戰爭工具的觀點看,弓箭與槍炮之差別,亦是程度上底差別。但自房子之為房子的觀點看,則希臘式底建築與中國式底建築之差別,則是花樣上底差別。
一民族所有底事物,與別民族所有底同類事物,如有程度上底不同,則其程度低者應改進為程度高者,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生存。但這些事物,如只有花樣上底不同,則各民族可以各守其舊,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特色。此點人常弄不清楚。在清末民初,所謂新舊之爭中,大部分人都弄不清這一點。所謂新派要用火車代牛車、槍炮代弓箭,同時亦要用洋式房子代中國式房子、洋式衣服代中國式衣服,以為不如此不足以保中國的生存。所謂舊派反對用洋式房子代中國式房子、洋式衣服代中國式衣服,同時亦反對用火車代牛車、槍炮代弓箭(清末確有人如此)。他們以為如果如此,中國雖或能生存,而亦不是中國了。若使他們這兩派人,俱能知道,牛車與火車、弓箭與槍炮的不同,是交通工具及戰爭工具的程度上底不同,而中式房子與西式房子、中式衣服與西式衣服的不同,是房子與衣服的花樣上底不同。穿中式衣服坐汽車,中式房子裡藏槍炮,並沒有什麼矛盾。他們若如此,他們即可知,我們可以革新而不失其故;他們亦即可知,他們的爭執,有許多實在是不必有底。
我們改造中國,差不多同有些工程師改造中國的建築一樣。有些人想著:非西洋式底房子,不能用鋼骨洋灰;非西洋式底房子,不能裝電燈汽管。所以我們如想用鋼骨洋灰,以求房子堅固,想用電燈氣管,以求房子住著舒服,非蓋西洋式底房子不可。又有些人想著:中國式底建築,有一種特別底美,它能使人感覺到端正、莊嚴、靜穆、和平。這是中國的「精神文明」。至於房子的堅固及住著舒適,是屬於所謂「物質文明」方面者。若為「物質」而犧牲「精神」,則是一種「墮落」;「墮落」是不應該底。我們不加入所謂精神及物質,或精神文明及物質文明的爭論。我們只要說上面所說兩派人的爭論,實在是不必有底。用鋼骨洋灰造房子,房子內安電燈汽管,是現代的辦法,並不是西洋的辦法。希臘羅馬的房子,亦不用鋼筋洋灰,亦不安電燈汽管。至於中國建築與西方建築的式樣不同,乃是花樣上底不同,並不是程度上底不同。我們可用鋼骨洋灰建造西洋式底房子,於其中安電燈汽管;我們亦可用鋼骨洋灰建造中國式底房子,於其中安電燈汽管。現在中國的建築已經是照著這種方向進行了。我們還可有中國式底建築,它還能使人感覺到端正、莊嚴、靜穆、和平,但卻是鋼骨洋灰造成底,裡面有電燈、有汽管。這即是新中國底象徵。在新中國里,有鐵路、有工廠、有槍炮,但中國人仍穿中國衣服、吃中國飯、說中國話、唱中國歌、畫中國畫。這些東西,都不只是中國「的」,而且是中國「底」。在這些方面,我們看見中國之為中國。
清末人常用「體」、「用」二觀念以談文化。我們於此,可用「文」、「質」二觀念,以說明我們的意思。一個社會的生產方法、經濟制度,以及社會制度等,是質。它的藝術、文學等,是文。用上所舉之例說,一個建築所用底建築材料是質,一個建築所取底式樣是文。文是關於花樣底不同者。從關於質底類的觀點看,文是不主要底。但從一個體、一社會,或一民族的觀點看,文卻是重要底。
或可說:若果一個國家或民族,照著上所說底辦法改革,則這個國家或民族恐怕已是名存實亡了。有些人覺得所謂文質之分,等於所謂名實之分,這是不對底。我們雖不願用普通人所謂「精神文明」一名詞,但我們可以指出,普通人所謂「精神文明」者,一部分實即是我們此所謂文。我們此所謂文,包括普通所謂藝術文學,而普通所謂藝術文學,占普通所謂精神文明的一重要部分。藝術文學,就其本來說,雖不過人的生活中的花樣,但人的生活的豐富、有意思,一大部分即靠這些花樣。這些花樣,能開拓人的心胸、能抒發人的情感、能使人歌、能使人哭,用孔子的話說,「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從這些方面看,即不能不說文是重要底了。因藝術文學只是花樣,而即以其為不重要者,正是墨家的「蔽」,所謂「蔽於用而不知文」也。據說,有一個美國人,到歐洲去逛,看了羅馬的聖保羅教堂(教皇的教堂),他搖頭說:「也不見怎樣好,還不如紐約的吳爾窩斯大廈高大堅固。」這位先生即是純從質一方面,以看此教堂。他只看見這個教堂的質,沒有看見這個教堂的文。對於此等人我們必須說:他雖到過羅馬,而實沒有看見羅馬。
再就別底藝術說。人於情感激越的時候,常有大喊大叫,亂舞亂跳的情形。所謂「情動於中」,則「發於聲音,形於動靜」。這些都是質(這些對於人的一般生活說,亦可說是文,文質本是相對底)。在這些聲音動靜上,玩些花樣,使這些聲音不是亂叫亂喊,這些動靜不是亂舞亂跳。這些花樣,即是唱歌、音樂、跳舞等藝術,簡言之,即是歌舞。這些藝術取各種情感所發之聲音動靜而去其亂。不但去其亂,而且為之節,使聽之者、觀之者,亦能有這種情感,而且感覺一種愉快。這些都是文。
就從情感所直接發出底聲音動靜說,凡人都是相同底。但就各民族對於這些聲音動靜所玩底花樣說,則可各不相同。所以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歌舞。一民族的歌舞,不但是一民族的,而且是一民族「底」。在這些上面,我們可以區別一民族之為一民族。
一個民族,只有對於它自己「底」文學藝術才能充分的欣賞。只有從它自己「底」文學藝術里,才能充分的得到愉快。就文學說,一個民族的文學是跟著它的語言來底。一個民族的語言,只有一個民族內底人,才能充分了解。一個民族的語言,是一個民族的整個歷史、整個生活所造成。若有一人,對於一個民族語言中底每一個字,皆能知其在各方面底意義,每一個字,皆能用得恰當,此人必須是對於此民族的整個歷史、整個生活,皆已有充分底了解。說「知」每一個字在各方面底意義、每一字在每一地方底恰當用法,已是比較簡單底說法。因為在這些方面,有些是只能感覺,不能「知」底,所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一個字的意義,不是全在字典上所能查出底。在這些方面,對於不是生活在某民族的歷史底、生活底環境中者,是沒有辦法底。
就理想底語言標準說,一個字或一個名,應該專指一個觀念或概念。但這是不可能底,至少是不易辦到底。因為若果如此,則字或名的數目,必定非常底多,在實用方面,要發生極大底困難。所以無論在哪個民族的語言裡,一個字或一個名,常指不止一個觀念或概念。所以我們於翻譯的時候,此語言中的某一個字,有時要翻為彼語言中底某一字,有時則須翻為彼語言中底另一字。若不知此,以為此語言中底某一字,無論在什麼地方,皆相當於彼語言中底某一字,則於翻譯時,必要鬧大笑話。就語言說,這種情形,或是一種缺點;但就文學說,則這種情形,亦是一種方便。在文學作品中,我們所用底字,除傳達一個意義外,尚可在讀者的心中,引起許多別底意義,使之覺此作品的內容,更加豐富。文學作品所以不能翻譯者,因翻譯只能翻一字之一意義,而不翻其所附帶引起底意義也。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就這一首一般人所熟讀底唐詩說,「吳」及「洛陽」可以使讀者有許多歷史上底聯想。這些聯想是不知中國歷史底人所不能有者。不過這還可以加註解說明。但「冰心玉壺」,對於讀者,所能引起底聯想,卻很難用註解說明。冰玉二字聯用,可引起「玉骨冰肌」、「冰清玉潔」等聯想。「冰」字可引起「冰雪聰明」等聯想;「玉」字能引起「玉潤」、「玉顏」、「君子之德」等聯想。若翻成別底言語,則冰只是水之成為固體者,玉只是一種礦石。以上底聯想俱沒有了。如此,這句詩還有什麼意味?至於這首詩的音節,不能翻入譯文,這是顯而易見底。試問不認識中國字底人,如何能欣賞這首詩?認識中國字而不會念中國字音底人(如日本人),如何能欣賞這首詩?認識中國字而不知中國歷史底人,如何能了解「吳」及「洛陽」的意義?認識中國字而不是涵泳在中國思想的傳統里底人,如何能了解「冰」及「玉」的意義?因此我們可以說:非中國人不能完全欣賞這首詩,非中國人不能從這首詩里得到充分愉快。至於非中國人不能作這首詩,更是不待言底。
音樂、跳舞、圖畫等藝術,是不受語言的限制底。但一個民族的人初聽別底民族的音樂,初看別底民族的跳舞或圖畫,往往覺得是很可笑底。固然等到習慣以後,他亦漸能知其味,不過他總要等到習慣以後,這是很可注意底。一個人走進有汽管子底房子,他立刻覺得溫暖;一個人走進有電燈底房子,他立刻覺得光亮。這並不必等到習慣以後。這可見在這些方面,是沒有民族的區別底;而在藝術方面,是有民族的區別底。
人雖必須吃飯,雖必須有飯吃而後可及其他,但並不是飯吃飽了即無事底。不但不是如此,我們並且可以說:人在吃飽了飯以後,他的事更多,所謂「人閒生餘事」是也。上文所說種種花樣,可以說都是人「吃飽飯,沒事幹」干出來底。但人生雖必吃飯,而卻不是只吃飯即可了事,則這些花樣對於人生,亦是極重要底。人必在這些花樣中得到愉快,而各民族又必在它自己底文學藝術中,得到充分底愉快,則各民族必須寶貴它自己底文學、自己底藝術。這並不是專為區別它自己,而是因為只有在它自己底文學藝術中,它的生活,才能十分的充實、十分的豐富、十分的愉快。
所以一個民族必須寶貴它自己底文學藝術,必須寶貴它自己底這些花樣。說要寶貴這些花樣,並不是說要對於它「抱殘守缺」,如清末民初所謂「國粹」派者所主張。把一種東西,當成一種死底東西,放在博物院,是一種寶貴的方法。但我們此所謂寶貴,並不是要用這一種寶貴的方法。我們此所謂寶貴,是把一種東西當成活底東西,養育培植,叫它生長發展。我們此所謂寶貴,是如醫院保養一個活人,並不是如博物院保存一個「木乃伊」。
從另一方面說:一個民族的本身,若常在生長發展中,則它的文學藝術亦常在生長發展中。有生長發展,即有變化。文學藝術之所以必有變化者,因為人在某種情形下所有底某種情感,在某種文藝中用某種方式,只有一個最好底表示。若此表示已為人所表示,則後人即只可「述而不作」了。例如人在某種情形下所有底某種情感,在用中國言語寫成底七律詩中,只有一個最好底表示,即只有一首最好底七律詩。如李白《登黃鶴樓》詩:「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一首最好底登黃鶴樓詩,崔顥已經寫了,所以李白即「道不得」了。但李白所說底這個意思,崔顥並沒有說,所以李白還可再寫,但後如有人再說「眼前有景道不得,李白題詩在上頭」,那即味同嚼蠟了。用一種言語底一種文體,用得久了,人在所有底可能底環境中所有底可能底情感的最好底表示,都已表示過了。所以後人再用此文體所作底作品,都難免多少有點「味同嚼蠟」。有些人可以用集句的辦法,作許多詩。這即可見,人在各種情形下所有底各種情感,在前人詩中,都已表示過,後人只可以述而不作了。一種文體若已有這種情形,則文學作家,即非用另一種說法,以說人在某種情形下之某種情感不可。此另一種說法,即是一新文體,文學的一種新花樣。
在民初,所謂新文學,即是要立一種新文體,文學的一種新花樣。就以上所說看,新花樣是必要底。不過民初以來,新文學家的毛病,是專在西洋文學中找新花樣。他們不但專在西洋文學中找花樣,而且專在西洋文學中找詞句。於是有些人以為,所謂新文學,應即是所謂歐化底文學。
有些人以為所謂新文學應即是所謂歐化底文學,這是不對底。在新文學運動中,有些改革,並不是歐化,而只是近代化或現代化。例如用新式標點,並不是歐化,而只是近代化或現代化。在歐洲古代及中古時代,書亦是沒有標點底。古代及中古底書,沒有標點,亦沒有引得。在古代及中古,書少,書是預備人一個字一個字地讀底看底,不是預備人走馬看花地翻閱底,所以沒有標點。在古代及中古,書亦不是預備人查底,所以沒有引得。在清朝的《四庫全書》中,每書不但沒有引得,而且沒有目錄。在這一點,它頗有點「古意」。有標點、有引得底書,固然亦可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但現代亦不免有些人因有標點、有引得,而只翻閱書、查書者。所謂近代毛病,此是其一。
普通所謂文學中底歐化,有一大部分亦不是歐化,而是現代化。在現代,我們有許多新底東西、新底觀念,以及新底見解,因此亦有許多新名詞、新說法。我們現在底人說底或寫底言語中,有新名詞、新說法,乃是因為我們是現代底人,並不是因為我們是歐化底人。我們說:坐火車,坐飛機。這些話是從前所沒有底,不過這些話,與「坐牛車、坐轎子」等,同是道地底中國話,不是歐化底中國話。我們說:民主政治是最好底政治。這話亦是以前所沒有底,但這話與「人為萬物之靈」,同是道地底中國話,不是歐化底中國話。這是就所謂新東西及新觀念說。就我們現代人的思想說,我們現代人對於事物,觀察較清,分析較細,自然有許多分別,以前人所未看到者,我們現在看到了。我們的言語,我們的說法,因此亦較細密。例如我們說:「所謂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的史呢,還是在中國底哲學史呢?如果一個人寫一本《英國物理學史》,他所寫底實在是在英國底物理學史,而不是英國物理學的史,因為嚴格地說起來,沒有英國物理學。」這一段話,有人或認為是很歐化了。其實這一段話,不過是用一種比較細密底說法,以說一個分別,為普通人所未注意到者。若說這段話是什麼化底,我們說它是現代化底。
有些現代中國人,並不是因為以上所說底,或類似以上所說底關係,而因為要表示他吃過洋飯底關係,故意將他所說底,或所寫底話,弄得特別。例如請人吃飯,他不寫「謹訂於某月某日某時潔樽候光」,而寫「某某先生太太有榮幸(或有快樂)請某某先生某某太太吃飯,於某月某日某時」。又如與人寫信,他不寫「某某先生大鑒」,而寫「親愛底某先生」。下款不寫「弟某某」,而寫「你的忠實底朋友」,等等。如此完全改了中國言語在這些方面底說法,而此改並沒有什麼不得已底理由。這些是真正底、單純底「歐化」。站在言語的立場說,這種歐「化」是不必要底;站在民族的立場說,這種歐化是要不得底。
不幸自民初以來,有些人以為所謂新文學應即是歐化底文學,而且應即是這一種真正底、單純底歐化文學。他們於是用歐洲文學的花樣,用歐洲文學的詞藻,寫了些作品,這些作品,教人看著,似乎不是他們「作」底,而是他們從別底言語裡翻譯過來底。不但似乎是翻譯,而且是很壞底翻譯,非對原文不能看懂者。我們於上文說,文學作品是不能翻譯底。隋唐譯《佛經》底人向來即說,翻譯的工作,如「嚼飯餵人」,是個沒有辦法底辦法。翻譯的東西,向來不能教人痛快,這些似乎是翻譯底東西,更「令人作三日惡」。
在新文學作品中,新詩的成績最不見佳。因為詩與語言的關係,最為重要,於上所舉例可見。作新詩者,將其詩「歐化」後,令人看著,似乎是一首翻譯過來底詩。翻譯過來底詩,是最沒有意味底。
因為有這些情形,所以所謂新文學運動,並沒有完全得到它所期望底結果。新文學運動里底人本來說,舊文學是貴族底文學,而他們的新文學是平民底文學;舊文學是死底文學,而他們的文學是活底文學。一種藝術或文學,若不能使大眾得到一種感動,則這種藝術文學是貴族底、是死底。民初新文學家,從這一點批評當時底舊文學,是不錯底。幾個詞人,抱著譜填詞,填成以後,他們互相恭維一陣,但與大眾毫無關係。這種文學當然是貴族底、是死底。貴族底、死底藝術文學,並不一定即是沒有價值底。博物院裡有許多東西,都是貴族底、死底,但仍有它的價值。不過專就是貴族底及死底說,如果所謂文學是貴族底、是死底,則有些新文學底作品,尤其是有些新詩,實則是更貴族底、更死底。因為有些新文學底作品,非學過歐洲文字底人,不能看懂,而中國學過歐洲文字的人,比念過《唐詩三百首》底人,是少得多了。
近來又有所謂普羅文學。所謂普羅文學可以有兩種:一種是鼓吹或宣傳無產階級革命底文學,一種是可以使無產階級底人可以得到一種感動底文學。前一種文學是「文以載道」者,它的價值或在「道」而不在「文」;後一種文學,始真是文學。就後一種文學說,普羅文學即與平民文學無異。《七俠五義》、《施公案》,是中國底平民文學,而滿紙「普羅」、「布爾喬奇亞」字眼底文學,並不是中國底平民文學,因為中國的普羅、中國的平民,對於這些文學,並不能得到感動。
無論所謂普羅文學是上所說之哪一種,但既是文學,它總是用言語寫底。它既是用言語寫底,它必須是用某民族的言語寫底。既是用某民族的言語寫底,如寫得好,即不僅是某民族「的」文學,亦是某民族「底」文學。
中國並不是沒有平民文藝。《詩經》、《楚辭》、宋詞、元曲,在某一時候,都是能感動大眾底文藝,即都是平民文藝。等到這些不是平民文藝的時候,平民不是沒有文藝,而是已經不要這種文藝,而已另有一種文藝了。一時代的大作家,即是能將一時代的平民文藝作得最好者,唯因其如此,所以他的作品,才是活底,才是中國底。對於中國人,是中國底文藝,雖不必是活底,但是活底文藝,必須是中國底。只有從中國人的歷史、中國人的生活中,生出來底文藝,才是中國底;亦唯有這種文藝,對於中國人,才可以是活底。中國人的生活現代化了,所以中國底文藝亦要現代化。現代化並不是歐化。現代化可,歐化不可。
193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