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人生 · 中國現代哲學 〔15〕

——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上的發言 鑒於這次會議的籌備委員會通知我們，會議所討論的重點是，關於聯繫生活的需要來評論流行的哲學思想和分析哲學對公眾事務的影響。因此，我在這份簡短的報告中，就不涉及學術範圍內所討論的專門的哲學問題，例如宇宙形成問題或者認識的正確性問題，而僅限於談談並非是指導，而只是象徵中國發展方向的時代精神的理性表現問題。 今天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一些違背它的意願的外力壓迫的結果。它面臨著嶄新的情況，感到很迷惑。為了更好地理解並更明智地適應這種新局面，它有時必須用過去來理解現在，有時又必須用現在去理解過去。也就是說，它必須把面臨的新文化和固有的舊文化聯繫起來，認為二者並不是相互不理解的，而是相互理解的。二者在相互理解的同時，也還有所批評。在用舊文化來理解新文化，或者用新文化來理解舊文化的過程中，有時不能不根據舊文化來批評新文化，有時又不能不根據新文化來批評舊文化。這種情況是東西文化在中國相遇的自然產物。並且已經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正是這種情況，構成了中國近五十年來思想的主流。 應該注意到，在近五十年內，對新舊文化的理解和批評，是根據不同時期里對外來新文化認識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說來，有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898年在光緒皇帝領導下，以康有為為首的註定要失敗的政治改革時期。康有為是儒家公羊學派的一位知名的學者。這個學派認為，孔夫子是神聖的教主，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設計了人類進步的各個階段的方案，主要的有三個：第一個階段，是「據亂世」；第二個階段，是「昇平世」；第三個階段，是「太平世」。在「據亂世，則內其國而外諸夏」。在「昇平世，則內諸夏而外夷狄」，在「太平世，則遠近大小若一」，「孔子已預知之」。孔夫子設計了三種社會制度。康有為認為，東西方之間的交流，歐亞的政治和社會的改革，都證明人類正在從「據亂世」發展到較高級的「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過程。雖然孔夫子的學說沒有包括西方所有國家，但是卻包括了西方大多數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的情況。康有為是他那個時代改良運動的領袖，但是他認為他的主張，並不是採用西方的新文化，相反的他是要實現孔夫子的古老學說。康有為寫了許多關於儒家經典著作的評註的書。他在這些書中加進了自己的新思想。除此以外，康有為還寫了一本《大同書》。他在這本書中，具體地描繪了一幅烏托邦的圖景，並且，他堅持認為這個圖景只有在人類文化發展的最高階段，在人類進步的最後階段，即在孔夫子所設計的人類進步的第三階段，才一定會成為事實。雖然這本書是如此的大膽和革命，甚至使大多數烏托邦主義者都感到吃驚，但是康有為自己並不是一位烏托邦主義者。因為，在他實行的政治綱領中，他堅決主張建立君主立憲制。 譚嗣同是康有為革新運動中的一個成員。作為一位哲學家，譚嗣同寫了《仁學》一書。他在這本書中，也講了孔夫子關於人類進步分三個階段的學說。他認為，雖然孔夫子提出了三個階段的一般方案。但是孔夫子談得最多的乃是「據亂世」。這就是為什麼孔夫子時常被歪曲為傳統制度和傳統道德的維護者的原因。基督教關於「博愛」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義和孔夫子關於「昇平世」的學說很接近，而孔夫子關於人類發展的最高階段，即「太平世」的學說，則和佛教超出人間的一切差別以及世俗道德出世的思想很接近。 這個時代的主要精神是它的領導者們對西方傳入的新文化並不抱敵對的態度，對它們的價值也不缺乏積極的評價。但是，他們僅僅是在符合孔夫子虛構的方案範圍內才予以積極評價。其實，他們這是按照舊文化來理解和評論新文化。應該注意到，對建立起共和國的1911年的革命所作的哲學上的論證，主要是來自於中國哲學的影響。他們經常引證並發揮孟子所說的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歐洲的盧梭等革命作家的學說，也起著作用。人們常常以為他們也符合孟子的觀點，因而認為他們也是正確的。 第二個時期，是1919年高漲的新文化運動時期。這個時期的時代精神是用新文化批判舊文化。陳獨秀和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哲學家胡適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這本書，實際上是一本批判中國哲學的書，而不是一本中國哲學的歷史書。中國哲學中兩個影響最大的學派——儒家和道家，受到了他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觀點的批判和懷疑。胡適贊成個人自由發展的，因此他認為儒家使個人服從於君主和父親，服從於國家和家庭的學說是錯誤的。胡適贊成個人奮鬥，征服自然的精神，因此他認為道家消極的學說是錯誤的。我們在讀胡適的書時，不能不感到他認為中國文化的全部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與此相反，有一個舊文化的維護者——哲學家梁漱溟，在胡適的哲學史出版之後不久，他出版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他在這本書里堅決主張每一種文化都體現了一種生活的「路向」。生活的路向主要有三條：滿足意欲，限制意欲，否定意欲。如果我們選擇第一條路向，那麼我們就有西洋文化；如果我們選擇第二條路向，那麼我們就有中國文化；如果我們選擇第三條路向，那麼我們就有印度文化。這三種文化應該體現人類發展的三個階段。人們首先應該去認識並征服自然。當人們在自然界裡獲得了足夠的生存條件之後，就應該限制自己的意欲，並知道如何限制自己的意欲。但是，在生活中有著一定的內部矛盾，並且這種矛盾也是無法解決的。因此，人們最後就採取了否定意欲，否定生活的路向。中國和印度的文化，並不是錯在它們本身似乎無用，相反的，它們的文化是第一流的，其中有許多東西是人們所應汲取的，而是錯在它們沒有通過第一條路向，就採取了第二條和第三條路向。它們的路向是對的，但是「不合時宜」。因此，東方文化的維護者梁漱溟認為，在東方文化裡面也一定有一些錯誤。所以，梁漱溟的書也是體現了他那個時期的時代精神。 第三個時期，是建立起國民政府的1926年的民族運動時期。這個運動，最初是國共合作進行的。孫中山是1911年革命的領袖，他把共產主義社會作為這個運動的最高理想，但他並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反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他認為理想的社會是「博愛」，而不是仇恨。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不久就分裂了，民族主義者對共產主義者進行了鎮壓。由於這個運動，中國對於西方新文化採取了一個新的態度。因此，人們認為，西方的新文化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不是絕對完善的，是人類進步的一個階段。歷史並沒有停止，它在前進中，看起來，要實現世界大同這一最後目標，這種思想在古老的東方要比在現代的西方更適宜一些。事實上，如果我們只採取馬克思的人類發展的理論，而不採取他的唯物論，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在馬克思的理論和康有為的公羊學之間有些相似。甚至在譚嗣同的《仁學》一書中，既沒有談到黑格爾，也沒有談到馬克思，卻也指出了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人類發展的辯證法，即他指出了未來的理想社會和最初的原始社會之間也有一些相同之處，但是並不是回復到原始社會，而是前進了。 第三個時期的時代精神和第一個時期的時代精神是相同的嗎？不。第一個時期的知識分子的領袖們所關注的是以舊文化來理解新文化，而我們現在也要以新文化來理解舊文化。第二個時期的知識分子的領袖們所關注的是指出東西文化之間的不同之點，而我們現在也要看到它們之間的共同之點。我們認為，如果東西文化有所不同的話，那就是不同環境的產物。在不同的環境裡，人們有不同的反應。如果我們把反應和產生它的環境一起來考慮，如果我們一起考慮反應和產生它的環境，那麼我們也許可以和黑格爾一樣說「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因此，我們現在所關注的不是像第一、二兩個時期的知識分子那樣，用一種文化來批評另一種文化，而是用一種文化來闡明另一種文化，因而就能更好地理解這兩種文化。我們現在所注意的是東西文化的相互闡明，而不是它們的相互批評，應該看到這兩種文化都說明了人類發展的共同趨勢和人性的共同原則，所以東西文化不僅是相互聯繫的，而且是相互統一的。 我們在哲學專著里，也應該看到同一種精神，我們比較和研究中國和歐洲的哲學思想，並不是為了判斷孰是孰非，而只是注意用一種文化來闡明另一種文化。我們期望不久之後，歐洲的哲學思想將由中國哲學的直覺和體會來予以補充，同時中國的哲學思想也由歐洲的邏輯和清晰的思維來予以闡明。 這就是我所認為的中國近五十年來的三個時期的時代精神的一些特點。按照黑格爾的辯證法，我們可以說第一個時期是「正」，第二個時期是「反」，第三個時期是「合」。 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