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人生 · 《人生哲學之比較研究》序言

《人生哲學之比較研究》，是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時所作之博士論文。我回國以後，很想把它趕緊用中文寫出發表，無奈總是沒有得到工夫。所以一面把此書之英文本先行出版，一面趁機會先發表此文，以為全書之前驅。 再須聲明者，即此書本應名為《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因為普通多以哲學為大名，而以人生哲學為其一部。而此書以為哲學之目的在確定「理想人生」，故哲學即是「人生理想」。故不應於哲學之外，再立人生哲學之名。不過「人生理想」一詞，在中文尚未甚通行，在一般人心中，不易引起何種感想，故此書名中仍用「人生哲學」一詞。在中國現在流行諸名詞中，此一詞含義尚與「人生理想」相近。 近幾年來，學問界中最流行的，大概即所謂文化問題了。自有所謂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時常可在口頭上聽到，或在文字上看見「文化」、「文明」、「東西文化」等名詞，及關於他們之討論。我們生在這個歐亞交通的時代，有過許多前人所未有之經驗，見過許多前人所未見之事物。這些事物，大約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我們原有者，一種是西洋新來者。他們是很不相同，而且往往更相矛盾、相衝突。因此，我們之要比較、批評、估量他們，乃是一種自然的趨勢。「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便是此種趨勢之產物。 對於唯物史觀之批評 歷史有二義：一是指事情之自身，一是指事情之記述。換言之，所謂歷史者，或即是其主人翁之活動之全體，或即史學家對於此活動之記述。歷史哲學所說之歷史，即依其第一義。一民族之歷史，是常變的，而各民族之歷史，又極不相同。有一派歷史哲學，「相信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 〔21〕 。陳獨秀先生又說：「唯物史觀的哲學，也並不是不重視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現象之存在，唯只承認它們都是經濟基礎上面之建築物，而非基礎之本身。」 〔22〕 近幾年來，馬克思的經濟史觀，隨著他的社會主義，在中國頗為流行。我以為一時代的經濟情形，對於其時代之文化等，甚有影響。此誠無人否認。然吾人試想，於天空地闊之天然界內，以何因緣，忽有所謂經濟情形？沙漠與森林，同為天然界之物，何以其一無經濟的價值，而其他則有？假使宇宙之內本無人類，則恐只有天然情形，而無所謂經濟情形，而所謂經濟的價值，更無由成立。一切事物，必依其對於人之物質的需要及欲望之關係，始可歸之於經濟範圍之內。故凡言經濟，則已承認有「心的現象」——欲望等之先行存在。人皆求生活，而又求好的生活——幸福，以及最好的生活——最大的幸福。凡人所做之事物，如所謂經濟、宗教、思想、教育等，皆所以使人得生活或好的生活者。陳獨秀先生以知識思想言論教育等皆經濟的兒子。 〔23〕 以我之見，則經濟及知識思想言論教育等皆人之欲之兒子。人因有欲，所以活動，此活動即是歷史，而經濟知識等，則歷史各部分之內容。實際上之歷史如是，所以史學家寫出之歷史，亦有通史，有專史。通史之對象，即是上述之歷史；專史之對象，即上述歷史各部分之內容。 至於地理氣候等，於歷史自有相當影響，但此等環境，皆所以使歷史可能，而非所以使歷史實現。它們如戲台，雖為唱戲所必需之情形，然非唱戲之原因。梁漱溟先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內，關於此點，大有爭論。不過梁先生於彼有「大意欲」之假定，我此書則但以人之欲為歷史之實現者。「大意欲」是個宇宙的原理，其存在是一部分哲學家之假定；人之欲是心理的現象，其存在是人人所公認的事實。 哲學之目的 最好的生活，即所謂理想人生（ideal life）。最大的幸福，即所謂唯一的好（the good）。關於好之意義，在《一種人生觀》一文中已詳。今但說：若使此世諸好，人皆能得到，而不相衝突，則人生即無問題發生。如「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果為可能之事，則理想人生，當下即是，而亦即無人再問何為理想人生。無奈此諸種之好，多不相容。於是人乃於諸好之中，求唯一的好，於實際人生之外，求理想人生。哲學之功用及目的，即在確立一理想人生，以為批評實際人生，及吾人行為之標準。哲學即所謂「人生理想」（life ideal）。 哲學與科學之區別，即在科學之目的在求真，而哲學之目的在求好。近人對於科學與哲學所以不同之處，有種種說法。有謂哲學與科學之區別，在其所研究之對象不同，例如哲學之所研究，乃係宇宙之全體，而科學之所研究，乃係宇宙之一部。然宇宙之全體，即其各部所集而成。科學既將宇宙各部皆已研究，故哲學即所以綜合各科學所得不相聯之結論，而成為有系統的報告。然如此則所謂哲學者，不過一有系統之「科學概論」、「科學大綱」而已。「科學大綱」名曰哲學，雖無不可；然此所謂哲學，實與希臘羅馬以來所謂哲學意義大別。又有所謂哲學與科學之區別，在其方法不同。科學的方法，是邏輯的，是理智的；哲學的方法，是直覺的，是反理智的。不過關於所謂直覺，現在方多爭論。我個人以為凡所謂直覺、頓悟、神秘等經驗，雖有其甚高的價值，但不必以之混入求知識之方法之內。無論哲學科學，皆系寫出或說出之道理，皆必以「嚴刻的理智態度」表出之。其實凡著書立說之人，無不如此。故佛家之最高境界，雖「不可說，不可說」，而有待於證悟，然其因明論理與唯識心理，仍是「嚴刻的理智態度，走科學的路」。故謂以直覺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種神秘經驗——此經驗果與「實在」（reality）符合否是另一問題——則可；謂以直覺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種哲學則不可。換言之，直覺能使吾人得到一種經驗，而不能使吾人得到一個道理。一個經驗之本身，無所謂真妄。一個道理，是一個判斷，判斷必合邏輯。各種學說之目的，皆不在敘述經驗，而在成立道理。故其方法，必為邏輯的、科學的。近人不明此故，於科學方法，大有爭論；其實所謂科學方法，實即吾人普通思想之方法之較認真較精確者，非有何奇妙也。唯其如是，故反對邏輯及科學方法者，其言論「仍舊不曾跳出賽先生和邏輯先生的手心裡」 〔24〕 。以此之故，我雖承認直覺等經驗之價值，而不承認其為哲學方法。 我個人所認為哲學之功用及目的，既如上述，則其與科學之不相同，顯然易見。如此說法，並不縮小哲學之範圍。哲學之目的，既在確定一理想人生，以為吾人在宇宙間應取之模型及標準，則其對於宇宙間一切事物，以及人生一切問題，當然皆須有甚深研究。故凡一哲學，必能兼包一切；而一真正哲學系統，必如一枝葉扶疏之樹，於其中宇宙觀、人生觀等，皆首尾貫徹，打成一片。本書中所述十餘家之哲學，莫不如是。若一細看，便可瞭然。 理想與行為 近人皆以真、好、美（truth, good, beauty） 〔25〕 並稱，而實不然。吾人若以真美為好，必吾人先持一種哲學，其所認為之唯一的好，包有真、美二者。如吾人從宋儒之說，以研究外物為玩物喪志，則吾人當然即無有科學以求真，亦不注重美術以求美。今人動以真與美之為好為不成問題，蓋吾人生存於時代空氣之內，已持一種哲學而不自覺耳。 梁漱溟先生說胡適之先生主張「零碎觀」 〔26〕 。胡先生於《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說：「人類的生理的構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異的問題之下，解決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異的幾種。這個道理，叫做『有限的可能說』。」 〔27〕 以下他列舉諸種問題，如飢餓的問題、禦寒的問題、家庭的組織等等，好像是各有各的解決，決不相謀。我以為人對於各種問題之解決方法，皆因其所持之哲學不同而異。如有人以生活之充分的發展為最高的滿足，當然他對於一切問題，有一種解決方法。又如有人以「無生」為最高的滿足，當然他對於一切問題，又有一種解決方法。故如飢餓的問題，有如楊朱派之大吃狂飲解決之者，有如和尚之以僅食植物解決之者，有如印度「外道」之以自餓不食，齕草食糞解決之者。其解決不同，正因其所持哲學有異。 人皆以求其所認為之唯一的好為目的。人之行為，本所以實現其理想。無論何人，莫不如是，特因其所認為之唯一的好有異，故其行為亦不相同。個人如是，民族亦然。故中世紀之歐洲人，皆以奧古斯丁（St. Augustine）之「天城」（City of God） 〔28〕 為唯一的好。及近世紀，則皆以培根（Francis Bacon）所說之「人國」（Kingdom of Man） 〔29〕 為唯一的好。因之，他們即有不同的歷史、不同的文化。我作此書之動機，雖為研究文化問題，而書中只談及哲學，其故在此。 東方與西方 梁漱溟先生以為各民族，因其所走的路徑之不同，其文化各有特徵；而胡適之先生則以某一民族，在某一時代，對於問題所採用之「解決的樣式」不同，所以某一民族，在某一時代的文化表現某一特徵。 〔30〕 關於此點，胡先生之見為長。其實梁先生及現在一般人所說之西方文化，實非西方文化，而乃是近代西方文化。若希臘羅馬之思想，實與儒家之思想，大有相同之處。智、勇、「有節」及「和」 〔31〕 為柏拉圖所說四大德（見所著《理想國》）；「中」及「無所為而為」，為亞里士多德所提倡人生之大道（見所著《倫理學》）。羅馬時代最流行的斯多噶派（Stoicism）之思想，與橫渠《西銘》所說，竟大致相合。所謂奮鬥向前的態度，即我書中所謂進步主義，實西方近代之產物，未可即以禿頭的西方文化名之。我承認人類之生理的構造及心理，根本上大致相同，所以各種所能想得到的理想人生，大概各民族都有人想到，所差異只在其發揮或透徹或不透徹，在其民族的行為——歷史——上或能或不能有大影響而已。我書中特意將所謂東西之界限打破，但將十樣理想人生，各以一哲學系統為代表，平等地寫出，而比較研究之。至於一時因某種哲學得勢而有某種之歷史，某種之文化，則為「孽鏡台」之歷史 〔32〕 自然照出，不必空言爭論。 哲學與經驗 哲學家亦非能憑空定一理想人生。其理想之內容，必取材於實際上吾人之所經驗。吾人所經驗之事物，不外天然及人為兩類：自生自滅，無待於人，是天然的事物；人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於人，與天然的恰相反對。吾人所經驗之世界上，既有此兩種事物，亦即有兩種境界。現在世界，有好有不好。哲學家中有以天然境界為好，以人為境界為不好之源者，亦有以人為境界為好，而以天然境界為不好之源者。如老子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主張返於「小國寡民」的烏托邦。而近代西洋哲學家，則有主張利器物，善工具，戰勝自然，使役於人。其實兩境界皆有好的方面及不好的方面。依老子所說，小國寡民，抱素守朴，固有清靜之好，然亦有孟子所謂「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逼人」之不好。主戰勝自然者所理想之生活富裕、用器精良，固有其好；但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老子之言，亦不為無理。此皆以不甚合吾人理想之境界為理想境界。此等程序，謂之理想化。 二派所定之目標不同，故達之之道亦異。理想化天然境界者，謂不好起於人為，欲好須先去掉人為，其目的在損。理想化人為境界者，謂天然界本來不好，欲好須先征服天然，其目的在益。我書名所標「天」、「人」、「損」、「益」，其意如此。 又有我所謂「天人之調和與中道」者，以天然人為，本來不相衝突。人為乃所以輔助天然，而非反對或破壞天然。現在之境界，即是最好。現在活動，即是快樂。此三派，皆所以為吾人定一理想人生，於其中吾人可得最高的滿足。其目的同，特其所認為好者不同，故一切皆異耳。 不過屬於所謂天之理想化與損道諸哲學，雖皆主損，而其損亦自有程度之差異。上說中國道家老莊之流，即以為純粹天然境界之自身，即為最好，於現在境界，減去人為，即為至善。柏拉圖則以為於現在感覺世界之上，又有理想世界，可思而不可見。佛家所說最高境界，則不唯不可見，亦且不可思。又如屬於所謂人之理想化與益道諸哲學，雖皆主益，而其益亦有程度之不同。如楊朱之流，僅主求目前快樂。墨子則犧牲目前快樂，以求富庶。至培根、笛卡爾之流，則主張戰勝天然，以拓「人國」。故佛教為天之理想化一派之極端，而西洋近代進步主義，則為人之理想化一派之極端。孔子說天及性，與道家所說道德頗同，不過以仁義禮樂，亦為人性自然之流露。亞里士多德立意聯合柏拉圖所說之感覺世界及理想世界。宋元明諸子，求靜定於日用酬酢之間。西洋近代，注重「自我」，於是我與非我，界限太深。黑格爾之哲學，乃說明我與非我，是一非異。絕對的精神，雖創造而實一無所得。合此十派別，而世界哲學史上所已有之人生理想乃備。此但略說。至其詳盡，書中自明。 近代科學與耶教 近來一般人，對於近代科學之起源，皆有解釋。梁漱溟先生以為科學之起，源於歐洲近代之人生態度。至於此等人生態度，他以為即是歐洲人所批評的重提出之希臘態度。我以為希臘羅馬哲學家所提倡之人生態度，與孔子所提倡者，頗有相同，與培根、笛卡爾、費希特等所提倡者，則大不相類。我所謂之進步主義，在已往歷史中，實為特出無倫。我以為此種態度，乃從歐洲中世紀蛻化而來。 在歐洲中世紀，耶穌教最有勢力。耶教和其他宗教及帶宗教色彩的哲學比較起來，有種種特點。其他宗教及帶宗教色彩的哲學，說人與本體原是一類或一個，而耶教則以為上帝是造世界者，人及世界是被造者，其中沒有內部相連帶的關係。其他宗教及帶宗教色彩的哲學，說本體是一種道理，而耶教則主有人格的上帝。其他宗教及帶宗教色彩的哲學，雖然也說人們原來有一良好的境界，現在人都應該回到那個境界，但他們所說的境界，都不是具體的。而耶教所說的天國，卻是具體的。他所說那個天國，真與現在世界一樣，但人在其中，可以不勞力而即能享受。還有一層，其他宗教及帶宗教色彩的哲學，說人有自由的意志，可以回到原始的好境界，如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耶教則謂人沒有自由的意志，若要回到天國，非上帝施恩不可。凡此皆耶穌教之特點。耶教所說上帝，有人格而全智全能。因此暗示，西洋近代進步主義遂有一根本觀念，以為人可以知道及管理可知的（intelligible）及可治的（manageable）天然界。他們以為在將來可以有個完善的境界，在其中，人可以不勞而獲。這也是耶教所說天國暗示。他們本來受耶教之影響很深，不過他們見上帝專制太厲害，人既沒有自由可以回到天國，所以只可自己出力，建立人國。但人如欲開拓人國，對於天然，須有智識及權力。唯其如此，所以需要科學。蓋科學一方面為對於天然之知識（knowledge of nature），一方面為對於天然之權力（power of nature） 〔33〕 。培根、笛卡爾為近代科學之先鋒，其注重科學之動機，實可證明以上所說之假定。詳在書中，今不具說。 多元的宇宙 哲學於諸好之中，求唯一的好。故凡哲學所說之唯一的好，皆至少為一種的好——諸好之一。故一哲學所說之好，若僅認其為一種的好，則即無人能否認其為好。誰能說道家所提倡之小孩式的天真爛漫不是一種好？誰能說西洋近代進步主義所提倡之英雄式的發揚蹈厲不是一種好？不過一哲學常理想化自己所提倡之一種的好，而使之為唯一的好。種種爭論，皆由此起。 所以哲學家多有所蔽。荀子說：「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得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解蔽篇》）又說：「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天論篇》）哲學家之所以有所蔽，正因其有所見。梁漱溟有段話說：「翻過來說，我們（梁先生與陳獨秀、胡適之）是不同的，我們的確是根本不同的。我知道我有我的精神，你們有你們的價值。然而凡成為一派思想，均有其特殊面目、特殊精神。——這是由他傾全力於一點，抱著一點意思去發揮，而後才能行的。當他傾全力於一點的時候，左邊、右邊、東面、西面，當然顧不到，然他的價值正出於此。要他面面圓到，顧得周全，結果一無所就，不會再成有價值的東西。卻是各人抱各自那一點去發揮，其對於社會的盡力，在最後的成功上還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 〔34〕 本書所述諸哲學所說之好，皆至少為一種的好，所以相對的皆不為誤謬。至於我所認為之最後的成功，唯一的好是一大和，各種好皆包在內。 〔35〕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19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