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 · 出版說明

十七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闢了人類社會的新時代，把社會推向了近代史的階段。那個風起雲湧、革舊創新的大時代，在歐洲，特別是在英國，造就了一批向舊制度衝擊、為新制度吶喊的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就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一個。 霍布斯出生於英國南部威爾特郡（Wiltshire）的馬爾麥斯堡鎮（Malmesburg）。他的父親是一個鄉村教區牧師，魯鈍不學；母親是一個普通農婦。由於家境貧窮，霍布斯幼年在本鎮讀書之後，就依靠伯父撫育。但他生性聰穎，好學深思，十四歲時已經通曉希臘文和拉丁文；十五歲就進入了培養貴族子弟的牛津大學，攻讀古典哲學和經院派邏輯。畢業後留校講授邏輯學。從二十二歲起，經過大學校長的推薦，霍布斯擔任了大貴族卡文迪希家的家庭教師。卡文迪希後來成了德芬郡的伯爵，是當時英國一個有權有勢的家族。霍布斯從此同這個顯貴家族建立了畢生的友誼和聯繫，並通過這一家族結識了當時英國一批具有學術地位、社會影響和抱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名流。由此，他雖然出身卑微，卻已躋身於上層社會。此外，作為家庭教師，他還曾先後兩次伴隨貴族子弟週遊歐洲大陸許多國家，不僅大開眼界，意識到牛津大學眼下所授各課業已過時，世界正需要重新認識，而且他在義大利結識了著名科學家伽利略等人，深深受到新科學思想的影響，並同伽利略結成莫逆之交。在國內學者中，同他關係最親密的是培根，他曾一度擔任培根的秘書，而且是一個非常善於領會培根的思想，深得培根賞識的秘書。其後，在1640年英國短期國會解散後，霍布斯曾流亡巴黎。在巴黎期間他一方面同英國王黨的流亡者保持聯繫，另一方面又同許多在巴黎的第一流數學家和科學家，包括笛卡爾等人，建立了聯繫。1646—1648年，他還擔任過當時流亡在巴黎的英國威爾斯親王，即後來復辟的英王查理二世的數學教師。所有這些縱橫交錯的社會聯繫，同國內國外的哲學家、科學家、自由主義者、王黨分子乃至國王本人的關係，都不能不對他的政治態度和學術思想產生或深或淺的影響。 霍布斯在他的一本《自傳》中說，他是他母親生的一對孿生子之一，另一個叫做「恐懼」（fear）。論者認為這並非歷史事實，毋寧是他行文的一種並不高明的修辭。但這是霍布斯的真情自述：他生性膽怯怕事。從他一生的許多行動中，確有一些事實可資印證。1640年短期國會解散，長期國會尚未召開之前,王權與國會的衝突日趨激化，武裝衝突的陰雲密布，霍布斯害怕紛爭和內戰，寫了一篇維護王權以求得和平的文章，引起國會派極大不滿，霍布斯見勢不妙，懼而出亡巴黎。1651年他在巴黎寫成《利維坦》一書，其中對君權神授和教會大加撻伐，遭到法國當局和流亡巴黎的英國王黨分子的強烈反對，霍布斯又懼而悄悄逃回英國。當時英國正由克倫威爾任護國公，集政治、軍事大權於一身，霍布斯則認為如此大權獨攬、消弭戰亂，是他理想的政治狀態，於是他向克倫威爾表示了他的歸順之意。克倫威爾遂邀他出任行政部長，他卻婉辭不就。1666—1667年在復辟時期，倫敦流行瘟疫，又遭大火，教會揚言這是霍布斯的瀆神言論招致的災禍，霍布斯於驚懼之中，將手邊的文稿倉皇付之一炬。又如，他把人類進入社會，組成國家之前的時期設想為人人自危的普遍爭鬥的自然狀態，因而主張不惜犧牲個人的自由和反抗暴政的權利，去服從絕對君主制的絕對權威，以避免戰亂。更有甚者，他認為自然狀態的威脅隨時存在，只要人們一旦脫離了國家，或國家主權一旦遭到破壞，就立即恢復到自然狀態了。所以他聲稱即使最壞的君主制也比自然狀態或無政府狀態為好。 顯而易見，霍布斯的這些政治主張是很反動的。但是他在哲學上、神學上卻是一名勇敢的鬥士，在政治理論上也有傑出的貢獻。他一身矛盾叢集，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唯心主義的社會觀扭結在一起，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要求又包容在封建專制制度的外殼之中，是一個頗有爭議、不易理解的思想家。 要對霍布斯作出比較合乎實際和全面的理解，必須結合他的時代來進行分析。假如說洛克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產兒，那麼霍布斯則是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形成時期的代表。他思想上的種種矛盾，正是新時代的呼喚和舊時代的烙印的直接反映。十六世紀的歐洲已經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文藝復興運動，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也促使人們用新的眼光來認識世界，統治了近千年之久的神權搖搖欲墜，「人」正萌發著代替「神」的強烈願望。而新大陸的發現、新航線的開闢則推動了工、商業的迅速發展，資本主義因素已經在封建制度的腹腔內不可遏制地生長起來，而新生的市民階級也在悄悄地齧蝕著封建制度的腑臟。儘管一些古老的專制君主國家仍然貌似強大，卻已經敗絮其中，色厲內荏了。至於英國，它已經經歷了殘酷的圈地運動和血腥的原始積累階段，「羊吃人」的風暴席捲農村，中小農民被消滅了，被迫淪為無地的遊民無產者，大土地貴族通過土地的資本主義經營一變而為新土地貴族，工商業資產階級也崛起為一支新的社會力量。看來，英國社會已為新時代的到來準備了更為充足的條件。 霍布斯以其思想家的敏銳感覺到了時代的氣息，觸摸到歷史前進的脈搏，他以嚴謹的邏輯思維，精闢的論證，從思想上反映了英國新貴族和上層資產階級的利益與要求，代表著從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從中世紀向近代邁進的社會發展趨勢。他同格勞秀斯、斯賓諾莎一樣，都是早期的啟蒙思想家。他的著作頗多，早在1640年以懼怕內戰的忡忡憂心寫的《保衛在國內維持和平必不可少的國王大權》曾引起國會派輿論譁然，他本人為之出走巴黎。在巴黎期間寫了《論公民》（1647年出版）、《論物體》（1655年）以及《論人》（1658年）。而體系最完備、內容最充實、論證最嚴密、學術價值最高、影響最大的要算這本《利維坦》（Leviathan），成書於1651年。所謂「利維坦」，是聖經中述及的一種力大無窮的巨獸名字的音譯。霍布斯借用以命名本書，意在用以比喻一個強大的國家，這正說明《利維坦》主要是霍布斯的一本關於國家論的專著。此外，1668年還在國外出版了一本關於英國長期國會史的名為《狴希莫司》（Behemoth，神話中的動物名）的書；168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霍布斯著作集》，晚年，到84歲高齡時，他用拉丁文寫了一部《自傳》；87歲時還把荷馬的詩譯成英文。他一直活到91歲。 《利維坦》全書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開宗明義宣布了作者的徹底唯物主義自然觀和一般的哲學觀點，聲稱宇宙是由物質的微粒構成，物體是獨立的客觀存在，物質永恆存在，既非人所創造，也非人所能消滅，一切物質都處於運動狀態中。接著他從「論人」入手，指出人的生命也不過是四肢的運動；作為一個自然的生物，人的自然本性首先在於求自保、生存，從而是自私自利、恐懼、貪婪、殘暴無情，人對人互相防範、敵對、爭戰不已，像狼和狼一樣處於可怕的自然狀態中。第二部分是全書的主體，主要描述自然狀態中人們在不幸的生活中都享有「生而平等」的自然權利，又都有渴望和平和安定生活的共同要求，於是出於人的理性，人們相互間同意訂立契約（信約），放棄各人的自然權利，把它託付給某一個人或一個由多人組成的集體（如議會），這個人或集體能把大家的意志化為一個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統一為一個人格；大家則服從他的意志，服從他的判斷。據稱，這樣訂立的契約就叫做社會契約（亦稱信約或盟約），這個人或這個集體就是主權者，而像這樣通過社會契約而統一在一個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組成了國家。霍布斯說：「這就是偉大的利維坦的誕生——用更尊敬的方式來說，這就是活的上帝的誕生。」（見本書第十七章《國家的產生》）此外，還論述了主權者的權力——至高無上；國家制度的最佳形式——君主制；人民的義務——絕對服從。主權者或國家的職責有三：一是對外抵禦敵人侵略，保障國家安全；二是對內維護社會的和平與安寧；三是保障人民通過合法的勞動生產致富。第三部分《論基督教國家》旨在否認自成一統的教會，抨擊教皇掌有超越世俗政權的大權。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列舉《聖經》條文指責教義之荒謬，堅決主張教會必須臣服於世俗政權，並且只能作為政權的一種輔助機構，從而根本否認所謂「教皇無過錯」之說。第四部分《論黑暗的王國》，其主要矛頭是針對羅馬教會，大量揭發了羅馬教會的腐敗黑暗、剝削貪婪的種種醜行劣跡，從而神的聖潔尊崇，教會的威嚴神秘，已經在霍布斯的筆下黯然失色。他甚至呼籲教會勢力撤出大學，使大學教育擺脫教會的控制和影響，連結婚要履行宗教儀式，也是他所反對的。遠在三百多年以前就能提出這些意見，不能不說其具有遠見卓識，至今仍有其現實意義。 縱觀霍布斯本書內容，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貢獻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評價。 第一，霍布斯是近代唯物主義的傑出代表之一。就他的整個哲學體系論，他是一個形上學的、機械唯物主義者。他占有繼往開來、不可否認的重要地位。唯物主義的發展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古代的樸素唯物主義，產生於古代東方各國和古希臘、古羅馬；二是近代唯物主義，或曰唯物主義的復興，就是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機械唯物主義；三是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繼承德國古典哲學的基礎上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這之後，才在人類歷史上確立了真正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霍布斯是繼培根之後，同屬近代唯物主義的重要代表。培根是近代唯物主義的創始人，是霍布斯唯物主義的先驅。霍布斯繼承了他並把他的唯物主義系統化了，同時也把培根唯物主義的機械論傾向發展到極點。而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則是繼承了十七世紀英國的唯物主義並發揮了它的戰鬥性的一面。霍布斯雖然把物質視為第一性的，但他認為一切物質都是孤立的、互不聯繫的，他的機械論則突出地表現在他企圖用普遍的機械運動來解釋世界的一切現象，而且一切運動都是物體在空間的位置移動。在方法上他特彆強調數學方法，尤其是幾何學的應用，甚至他把數學方法生搬硬套應用於政治現象中，這就使他對世界的理解不僅陷入狹隘、片面，而且往往墮入迷誤之中。在認識論上，霍布斯既屬於英國的經驗論者，重視感覺、經驗作為知識的泉源，也對理性思維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給予了足夠的估計，從而避免了英國的經驗主義者和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者各偏一面的缺陷。總起來看，十七、十八世紀的機械唯物主義，乃是科學的發展、封建社會的衰微和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的結果，是這些新的社會因素在思想上的反映，也是在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和經院哲學的鬥爭方面，在科學世界觀的發展中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 第二，根本否認神的存在，徹底揭示宗教的實質，摧毀以舊約和新約作為真理的信仰，從而搖撼了整個封建制度的一大精神支柱，這是霍布斯在人類發展史上的又一重大建樹。霍布斯恢復並發展了古代的無神論思想而成為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他論證說，一切物質都是有形體的，而神或上帝既無形體，就沒有存在的基礎，也不能成為研究的對象。如果有人爭辯說「神是無形體的實體」，則純屬胡言，同所謂靈魂不滅、地獄煉火之類說法一樣荒謬絕倫。神或上帝不過是為了愚弄人們而由神學家捏造和臆想出來的。因此，上帝既然根本不存在，怎麼可能是什麼「最終原因」呢？同樣，他認為宗教也毫無現實的基礎，宗教的根源就在於人們的恐懼和愚昧無知，宗教的創導者也正是利用人們的這些缺陷來進行欺騙和控制人們。霍布斯在猛烈抨擊教會的腐敗墮落、假仁假義之後，斥責教皇和教士都無異於魔王和惡鬼。他指出，無論國家和教會，其權力都不是來源於上帝，教會絕沒有理由掌握獨立於國家之外，甚至凌駕於國家之上的權力。反之，教會只能依附於國家，它同道德一樣，只在國家存在的條件下才能存在，只有國家容許和贊同的信仰才能成為宗教。在他看來，宗教是為了國家統治的利益，為向人們灌輸對權力的畏懼和服從才有存在的價值。由此可以看出，霍布斯毫不留情地把神從天堂拉到了地上，把至尊變成了虛幻，把教會貶為國家的附庸，以人權反對神權，一舉砸碎了禁錮人們思想千餘年的精神枷鎖，啟迪新思想、新科學，迎接資本主義新時代的到來。 第三，從政治理論上看，霍布斯更是一個劃時代的人物。他的《利維坦》可以同古代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遙相匹比。儘管在亞里士多德之前有蘇格拉底，在霍布斯之前有馬基雅維利，但從理論的系統性以及深度和廣泛上說，他們都比各自的前人更勝一籌。因此，如果說亞里士多德是西方古代的第一個政治思想家，那麼說霍布斯是近代的第一個政治思想家，他是當之無愧的。古代的政治學始終同倫理、道德糅合在一起，多數思想家都強調人們之所以要在國家中生活是為了求得善的、道德的生活，而且亞里士多德是作為奴隸主的思想家立論的。霍布斯的政治理論則完全擺脫了倫理、道德和宗教的束縛，以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代表早期新興的大資產階級和貴族發言。 霍布斯同其他早期啟蒙思想家一樣，擺脫了神學觀點之後，開始用人的眼光來觀察國家，並企圖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社會事物，從理性和經驗中提出了某些規律，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他的全部政治理論是從他的人性觀和自然法學說兩個出發點推導出來的。 他認為人性是惡的：自私自利、殘暴好鬥。因此在原始時代還沒有社會和國家之前，人們是處在一種充滿互相爭鬥、恐懼不安的自然狀態中。自然狀態受著自然法的支配。所謂自然法就是一種合乎理性的規律或法則，例如人人都是天生自由的，人人都有保存自己、企求安全的欲望，人人都有大自然賦予的理性和平等的權利等等。既然自然狀態如虎狼之境悲慘可怕，出於人的理性驅使，人們要求擺脫它而尋求有組織的和平生活，就互相訂立了一種社會契約，甘願放棄原來享有的自然權利，並把它交託給一個統治者或主權者（一個人或一個集體），從此建立了國家。所以，根據霍布斯的理論，國家不是根據神意創造的，而是人們通過社會契約創造的，君權不是神授的，而是人民轉讓的、託付的。換句話說，國家不過是一個人工模造的人，主權則是人工模擬的靈魂。創建國家的目的是出於人們的理性和幸福生活的需要。這樣一來，霍布斯就徹底推翻了君權神授之說，摧毀了封建專制制度的理論基礎。 從上文可以看出，霍布斯在理論上對於封建制度確實進行了釜底抽薪的抨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同時也必須看到他的時代和他的階級屬性給予他的局限性，以及他的種種矛盾主張的實質。 他的自然觀雖然是唯物主義的，但他的機械論方法卻是形上學的。他把一切物質的運動歸結為機械運動或數學運動，甚至用數學（幾何學）方法解釋一切，包括解釋社會政治現象，終於使他的社會觀成為唯心主義的。作為他的社會政治理論基礎的自然法學說、自然狀態說和社會契約論都是違反歷史真實的、非科學的論斷。 對於神學、宗教與教會，雖然他採取了徹底的批判態度，否定了神的存在，揭露了宗教的實質，指控了教會的罪惡，但是出於維護國家統治利益的考慮，他仍然主張保留宗教和教職人員，使其成為國家從精神上統治人民的輔助工具。他也宣揚宗教自由，但強調必須在國家所贊同的宗教中去自由選擇。 霍布斯的人性觀和據以所描述的自然狀態，儘管他自認為說的是野蠻人和原始時代，但實際上寫的是近代人，而且恰恰就是英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資產階級瘋狂掠奪農民的「羊吃人」的時代，以及當時資產階級之間相互爭奪、損人利己、貪得無厭的醜惡行徑，從而霍布斯把資產階級的階級性當作了普遍的人性。他在通過訂立社會契約來論證國家的起源時，雖然說明主權者的權力是人們同意授予的，但他轉而著重說明，人們一旦授權後就不能反悔，否則，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在道義上是不義之舉，而在法律上是不允許的。同時，主權者一旦獲得授權，其權力就是絕對的、至高無上、不可轉讓的。人民則只有絕對服從的義務。即使對於一個暴君，人民也沒有反抗和革命的權利。在政治制度上，他雖然推翻了君權神授說，摧毀了封建專制制度的理論基礎，但他又著力地論證了君主制的絕對權威，堅決擁護君主制。這個矛盾如何解釋呢？通觀他以上各方面所表現出來的鮮明的資產階級立場，結合他認為克倫威爾當權的政府是他所讚賞的理想政治形式，他並不眷戀於同英國舊王室的關係，不是保王派，而在經濟上又主張發展工商業、促進對外貿易、勞動致富，政治上厭惡動亂，特別是當時英國的掘地派已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貧民運動等等各種客觀形勢來分析，霍布斯所主張的絕對君主制只不過是要以君主制的形式來實行大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專政而已，形式雖然是舊的，但內容已是新的了。歸結起來，霍布斯是英國新興大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忠實代言人，他一方面向封建制度展開猛烈攻擊，試圖進一步鞏固資產階級所已經奪得的政治、經濟權利，另一方面又極其害怕被篡奪了革命果實的人民群眾，不惜從多方面論證資產階級應以絕對集中、強大的主權來周密防範、鎮壓群眾運動，以致根本剝奪人民的革命權利。儘管這是資產階級的本性，當時英國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如彌爾頓、哈林頓等人都充分表現了這種兩面性，但霍布斯反人民的面目尤其凌厲和裸露，使他的進步的自然觀同反動的政治觀極不協調地集中於一身。 198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