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和文心雕龍 · 第五章　劉勰的地位和影響

以上我們對劉勰《文心雕龍》的主要內容作了簡單的介紹。從這裡可以看出，《文心雕龍》的出現，在我國文學理論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它一方面總結了先秦以來的文學創作經驗，一方面也繼承和發展了先秦以來文學理論的成果，從而建立了自己的創作理論和批評理論，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奠定了基礎。劉勰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當時瀰漫文壇的重形式而輕內容的歪風邪氣，也在某些方面給予後代的創作和批評以有益的啟示。他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無可懷疑的。 正因為《文心雕龍》是文學理論遺產中一向被人重視的傑作之一，所以早在唐代，劉知幾就曾指出它可以糾正創作和批評上的偏差（《史通·自敘》）；到了宋代，黃庭堅也曾稱它能夠正確指出文學上的弊病（《與王立之書》）。明清以來，稱讚它的人更多了，如謝榛認為它關於詩歌的論點不是深於此道者是說不出來的（《四溟詩話》卷四），胡應麟說它的議論非常精當（《詩藪·內編》卷二），章學誠佩服它的規模宏大，思考周密（《文史通義·詩話篇》），葉燮指出「風骨」之說是接觸到創作的根本問題（《原詩》），劉熙載很讚美關於「隱秀」的主張（《藝概》卷一）。可見，在一千多年來的古典文學史上，這部書曾經產生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由於《文心雕龍》的影響較大，因而不斷有人對它進行評註工作。加以注釋的，最早有宋代的辛處信 [1] ，其書今不傳。以後逐漸多起來，如明代有梅慶生 [2] 、王惟儉 [3] 等；清代有黃叔琳 [4] 、張松孫 [5] 等。加以批點的，在明代就很多，如楊慎 [6] 、曹學佺 [7] 、鍾惺 [8] 、陳仁錫 [9] 等；到清代還有紀昀 [10] 、李安民 [11] 等。最近幾十年內，著名學者如李詳 [12] 、黃侃 [13] 等，都有關於這部書的註解或評論的著作。這些都對我們今天的研究工作有一定的幫助，同時也可說明歷代學者對這部書的重視。 建國以後，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正確方針的鼓舞下，對於《文心雕龍》的探討、爭辯，達到空前的繁榮。出版、印行了不少關於這部書的註解、校勘、翻譯、分析的專著，各地報刊上發表了許多研究論文，對《文心雕龍》中的一系列問題展開了討論。經過這些討論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對《文心雕龍》中的某些問題，學術界還存在不同的看法，如劉勰的思想體系問題，關於他對創作方法的論述問題，批評原則和標準的問題，關於他所運用的某些專門術語的理解問題，等等，這些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逐步解決。 今天，我們在「古為今用」的原則指導下，要對《文心雕龍》獲得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從中有所借鑑，就應該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認真鑽研這部傑作，細緻地分辨其中的精華和糟粕，加以批判地繼承。 作為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封建社會的文學理論家，劉勰的世界觀和文學主張不可避免地帶有嚴重的錯誤和缺陷。這些，我們在上文已隨時分別指出了。例如：他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並用儒家觀點來衡量作家作品。他對文學與現實、內容與形式等問題的理論探討，都遠不能做到深入、全面。在文學繼承關係上，他偏重技巧，而且有循環發展的味道。他對文學體裁的認識比較混亂。他的批評標準有濃厚的封建色彩，所以對作家、作品的估價就不能完全恰當。他的創作理論體系還不夠完整，也不理解社會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他強調作家的才華和性情，而不懂得作家的階級性。他把構思說得有點微妙，分析風格未涉及其社會根源，對形式主義文風的批判也遠不夠徹底有力。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由此可見，對於古人的理論遺產，只有在經過嚴格的批判以後，才談得到正確的繼承與借鑑。對劉勰和他的《文心雕龍》，也不例外。 * * * [1] 《宋史·藝文志》載「辛處信《文心雕龍注》十卷」。 [2] 他的《音注》常和楊慎的批點合刻。 [3] 《文心雕龍訓故》，有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刊本。 [4] 他的書最流行，版本較多。 [5] 他的《輯注》有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本。 [6] 《楊升庵先生批點文心雕龍》，有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刊本。 [7] 明閔繩初刻套印本《劉子文心雕龍》，和楊慎批點合刻。 [8] 明末合刻「五家言」本《文心雕龍》，和楊慎、曹學佺批點合刻。 [9] 《賞奇匯編》本《文心雕龍》，南京圖書館藏。 [10] 他的評語常和黃叔琳的注合刻。 [11] 乾隆四年（1739）刊本《文心雕龍》，江西省圖書館藏。 [12] 他的《文心雕龍補註》在潮陽鄭氏《龍溪精舍叢書》內。 [13] 他的《文心雕龍札記》1962年由中華書局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