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主義的貧困 · 附錄：評波普爾和他的《貧困》

何兆武 一 波普爾（Karl Raimund Popper）的《歷史主義貧困論》一書，雖然遲至1957年才以專著的形式正式出版，但它的初稿卻早在1935年即已形成。1936年，他以同一個《歷史主義貧困論》為題，宣讀了兩篇論文：第一篇是在布魯塞爾的一個哲學討論會上，第二篇是在倫敦由哈耶克[1]所主持的一個講習班上。隨後，他把他的稿子送給一個雜誌，但被退稿。7年以後，這篇稿子始分期刊登在哈耶克主編的《經濟學》（Economica）上。這部書從成形到問世，前後經歷了20年之久。 歷史主義自從19世紀末以來，一直是德國乃至西歐史學界的一個熱門題目。此詞德文原為Historismus，字面上應該相當於英文的historism；但是波普爾論述歷史主義，卻另拈出his-toricism一詞。自此而後，英文中historicism一詞反而成了德文Historimus一詞的相應詞，而historism一詞竟致被人廢棄不用。[2]波普爾之所以拈出historicism而不用historism，是因為他的歷史主義的含義與德國學派如狄爾泰和梅尼克等人的迥然異趣。在傳統的歷史主義者那裡，所謂歷史主義就意味著：歷史的意義一般地是可以，或者是應該以某種法則或規律加以解釋的。同時，每一種世界觀也都是歷史地被限定的、被制約的，因而是相對於其時代的。傳統的歷史主義者又大多認為，歷史學對經驗事實的研究和推論方式是不同於自然科學的。 和這一傳統的意義不同的是，波普爾把歷史主義嚴格地限定為歷史決定論；也就是說，歷史主義一詞指的是這樣一種觀點：歷史的行程遵循著客觀的必然規律，因而人們就可以據之以預言未來。所以他使用歷史主義一詞是指那種根據客觀的歷史規律解釋過去並從而預言將來的歷史觀。[3]在他看來，歷史主義和歷史決定論乃是同義語，而他本人則是反對歷史主義的。[4]任何科學如果發現了客觀的必然規律，就一定可以據之以預言未來。例如，天文可以預告日月蝕，地質學可以預告地震。人類的歷史過程有沒有也像自然世界過程那樣的客觀規律呢？波普爾的回答是：沒有。歷史是並沒有規律可循的，因而也就是無法預言的。他的這一反歷史主義的理論構成為他的史學理論的核心。 波普爾的看法是，史學研究應該包括兩個方面，即解釋和描述。「歷史學的這兩種任務——即解開因果線索和描述把這些線索交織在一起的『偶然』方式——都是必要的，它們是相輔相成的。」[5]但是在這裡，他對於所謂「歷史的解釋」卻提出一種與眾不同的觀點。他認為科學是可以檢驗的，但是「歷史研究或歷史觀點是不可能檢驗的。它們不可能被反駁，所以表態的肯定就是沒有價值的」，於是「這樣一種抉擇的觀點或歷史興趣的焦點——假如它不可能被總結為一種可驗證的假說的話——我們就稱之為歷史的解釋」[6]。歷史的解釋不是科學，因為它是不可檢驗的，是假說。當然，他並不認為假說就可以異想天開，或者不可檢驗的東西就意味著可以隨心所欲。不過，他的整個史學理論確實是從這樣一個基本觀點出發的：歷史主義的錯誤就在於它把對歷史的解釋誤認為就是科學。 二 波普爾反歷史主義的史學理論，可以歸結為如下的五條論綱： （一）人類歷史的進程是受到人類知識進步的強烈影響的。 （二）我們無法以合理的或科學的方法預言我們的科學知識的增長。 （三）因此，我們無法預言人類歷史的未來進程。 （四）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否定理論歷史學的可能性，也就是相應於理論物理學的那種歷史社會科學的可能性。 （五）因此，歷史主義方法的基本目標就是構思錯誤的，歷史主義就是不能成立的。[7] 在這五條基本論綱中，第（一）條可以說是常識，而且作為一種作業前提，一般似可接受。關鍵是第（二）條，但它的正確性卻很可懷疑。為什麼人類知識的進步就無法預言或預測呢？自第（二）條以下的第（三）、（四）、（五）條，每一條都是前一條的系論。如果第（二）條不能成立，則第（三）、（四）、（五）條便都不能成立。五條論綱的中心思想是：人類總是在不斷地獲得知識，然而知識的增長其本身卻並無規律可循，所以預言就是不可能的。 歷史主義者認為歷史發展有其必經的不可改變的階段；波普爾則認為這個發展歷程是完全可以改變的，所以是無法預測的。他的主要論據如下：自然界的演變過程和人類無關，而人類歷史的歷程則和人類（作為認識的主體）是密切相關聯的。主體本身就參與了客體（歷史）的發展過程；因而客觀規律或階段就會受到主體的影響而改變。預言本身就參與著並影響著歷史的過程，所以預言也就不可能是對客觀規律的描述或宣告。這就是說，歷史主義必然要做預言，而預言又恰好以其自身對歷史的作用而取消了規律的客觀性。預言之影響到歷史的進程，就意味著歷史主義的預言的自我否定。為了說明這一點，波普爾引用了弗洛伊德有名的俄狄浦斯（Oedipus）的預言為例。在希臘悲劇家索福克里斯的劇本里，先知傳神諭說，底比斯的王子俄狄浦斯日後將要殺父娶母；為了躲避這個命運，俄狄浦斯就遠離了自己的故土，多年漂泊異鄉，但他在歸來的途中卻無意地殺死自己的父親，後來又娶了自己的母親。波普爾對此解釋說：正是這個預言本身，乃是導致俄狄浦斯殺父娶母的原因。他把這種作用稱為俄狄浦斯效應；亦即，預言就會影響到被預言的事件的歷史過程：從而也就否定了客觀的歷史規律。這種效應在自然界中是並不存在的，例如人們對日月蝕的預言無論正確與否，都絕不會影響到自然界中日月蝕的客觀過程。但是這種效應在人類的歷史上，卻只能說是太顯著了。例如，只要人們在主觀上預期將要發生戰爭，就必然會引起人們對預期中行將到來的戰爭進行種種努力與活動，而這些就又反過來會影響到事物發展的行程。古希臘人行軍作戰之前要進行占卜，所卜得預兆的吉凶會極大地影響到戰略、戰術和軍心士氣，那作用之大當然是不言而喻的。又如，人們對股票行情變化所作的預告，無論有無根據，也無論正確與否，是勢必要影響到股票市場的變化的。這樣的事件，在歷史上不勝枚舉。不但預言，甚至於謠言也會起到類似作用。傳說中瑪麗•安圖娃奈特（Marie Antoinette，法國路易十六的王后）的珠寶大貪污案，大大刺激了法國大革命前夜法國人民對波旁王朝的痛恨和仇視，從而加速了革命的進程。又如地震的謠言，雖不會影響自然過程（地震）的本身，卻會造成人心惶惶、社會不安的效果，從而也就影響了社會過程（生產停滯、生活紊亂）。客觀規律一旦滲入了主觀因素，就會受到它的影響而引起改變。於是，預言就改變了被預言事物的本身；因此，歷史就沒有客觀的規律可以預言。預言本身，也就是人類知識的本身，就必然影響到被預言的事件的現實過程（即歷史）；由此而得的結論就是：真正的預言是不可能的。 預言，或者更準確地說，決定論意義上的預言，乃是科學之成為科學的必要條件。[8]現在既然在歷史研究中，預言乃是不可能的；歷史主義也就是不能成立的。歷史研究當然不免要有對歷史的解釋，但這種歷史的解釋只能是多元的，而不是決定論的，因而其性質就只是「設想性的」和「隨意性的」，而決非某種非如此不可（sine qua non）的東西。[9]以上的意思也可以換成另一種以哲學術語來表達的方式：那就是，歷史學的命題乃是綜合的而非分析的，故而它（或它們）就不可能有任何先驗的有效性，也就是說，歷史是不可能預言的。關於人類認識本身會影響到人類歷史的進程——亦即「對社會問題的科學研究，其本身勢必影響到社會生活」[10]——波普爾的論據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東西方曾引起史學界的普遍關注。 三 波普爾還有一個攻擊的目標，叫作總體論（holism）。他的公式是：歷史主義就等於決定論，也就等於總體論。他本人反對歷史主義，所以也反對總體論。總體論據說必然引向烏托邦工程學。與烏托邦工程學相對抗，波普爾就提出了所謂「零碎工程學」（piecemeal engineering）。它就社會理論而言，就是零碎工程學；就所使用的方法而言，則是「試錯法」（trial and error）。這一點在政治上的含義是明顯不過的，那就是要以零敲碎打的改良來對抗全面的社會革命。他的反總體論的論點如下： 歷史主義是不可能的，總體論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想「建立和指導整個社會體系並規劃全部社會生活，在邏輯上就是不可能的事」。[11]邏輯上既不可能，事實上就更不可能了。流行的觀點是，部分之和就構成總體。他認為，這種觀點在物理世界是正確的，但在人類歷史上卻不是。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一種總體論意義上的歷史，我們所能探討的只能是歷史的某一個或某些個方面。[12]總體論的基本立場是「把人類歷史當作一條巨大的、無所不包的發展洪流」，但是「這樣的一部歷史是寫不出來的」，因為「任何寫出來的歷史都只是『總體』發展的某一狹隘方面的歷史」[13]。但是在責難總體論的時候，波普爾自己也犯了一點總體論的錯誤，至少是在他的史學方法論上。他誤以為在歷史研究中，總體就等於細節的總和。其實，這種意義的歷史學在史學史上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任何一部寫出來的歷史都決不是包羅萬象的。歷史家之寫歷史有如畫家之作畫，他只是透過某一點（某一瞬間、某一側面）而掇取並表現出其整體生命的神髓。歷史是有獨立生命的，寫出來的歷史書（至少，一部好的歷史書）也是有獨立生命的。波普爾這位科學哲學家在分析歷史學的性質時，卻忽略了它有其作為藝術的那一面。而且歷史學，無論是作為科學的概括還是作為藝術的概括，都決不要求包羅萬象。 波普爾強調，歷史主義或總體論，由於其自身的謬誤，不僅在實踐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理論上「總體論的實驗也不可能對我們的實驗知識作出什麼貢獻」[14]，因為「社會工程師的總體論藍圖並非是基於任何一種可以比較的實際經驗」[15]之上的，或者說，總體論的藍圖和實際經驗是無從比較的。然而歷史主義者卻只會以一種唯一的（在波普爾看來是僵化的）思想方式，即以總體論的思想方式去思想；他可以想像變化，但是他只能想像不變條件之下的變化，「他無法想像變化條件之下的變化」[16]。歸根到底，「歷史主義貧困論乃是想像力的貧困」[17]的結果，也就是貧困的思想對於歷史主義進行報復的結果。 人類的知識並沒有任何永不錯誤的依據，無論是在智性的層次上還是在感性的層次上。因此，「人類的一切知識，尤其是一切前知，都有可能錯誤」[18]。然而思想的貧困卻使得人們在中世紀把聖書和啟示當作永不錯誤的權威，而到了近代則又以理性（或智性）為永不錯誤的權威。以理性為其權威的科學並不能真正認識事物的性質，因為沒有一種科學理論可以完全被證明是理所當然的（justified）。一種新科學理論的提出，同時也就帶來了與它所要解決的問題同樣之多的新問題。新問題同樣地有待於解決，故此沒有一種理論可以稱得上是完整的理論體系，或者說是真理。然而，果真如此的話，那麼什麼又是隨著他本人提出的反歷史主義的理論而來的新問題呢？還是它已不再面臨任何需要解決的新問題了呢？對此，他並沒有作出明確的答覆。 四 波普爾的企圖是制訂出一套能統一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的思想方法論。他的這一工作，往往不免予讀者以刻意標新立異之感，他喜歡羅列一大堆的主義：本質主義、假說主義、演繹主義、唯科學主義、消滅主義，等等。然而在把自然科學思維方法引入人文世界方面，他畢竟是當今西方思想界的突出代表之一。 波普爾攻擊歷史主義，是採取先為歷史主義辯護的姿態，力圖發揮歷史主義的論點，然後再指責它的錯誤，進行攻擊。就歷史和歷史學所涉及的範圍而言，他的攻擊集中於一點，即斷言歷史沒有客觀的規律，因而不能預言——不是在微觀上，而是在宏觀上。這裡的論證是：科學真理必須能夠經受證偽的檢驗，而所謂的歷史的規律是不能證偽的，因而就不能成其為規律。自然科學的規律必須是普遍的，但歷史事件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不能用科學上的證偽方法來加以檢驗；歷史研究只能稱為歷史的解釋而非歷史的規律。這一論證的前半部分——即歷史學不可能有自然科學那樣的普遍規律——並沒有超出19世紀末以來的新康德學派。但新康德學派主要是就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二者本性的不同而立論，波普爾則更多地是從方法論著眼。他可以說是把新康德學派的觀點引申到科學哲學的領域裡來。 總體是不可能成為研究的對象的，所以對歷史發展的整體就不可能有科學的理論。所以歷史學所需要的並不是牛頓（那樣體系的建立者），而是伽利略[19]（那樣的實驗觀察者），所以總體論就應該代之以零碎工程學；總體論是有預定的目的的，而零碎工程學則只問個別事件，不問目的。目的永遠是總體論的構成部分，[20]而目的論則必然導致空想主義。[21]於是，空想主義或烏托邦也和總體論一樣成了歷史主義的同義語，也就成了波普爾所反對的對象。他以為任何烏托邦都不能逃避兩個缺點，一是其本身內在的矛盾，二是它必然導致暴力。科學是不能、也不會構造出一個烏托邦來的——這是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所著重闡述的基本思想。在《歷史主義貧困論》一書中，他又強調對未來社會的美好信仰無異於相信奇蹟，[22]那原因就在於：我們研究一件事物「只能是選擇它的某些方面」，「我們不可能觀察或描寫世界的全貌」，「因為描述乃是有選擇性的」。[23]關於這一零碎工程學的論點——它在哲學上就叫做「批判的理性主義」——馬吉（Bryan Magee）曾用了這樣一個比喻來解說：人類就像是正在大海上航行的一艘船上的水手，他們可以修改他們所生活於其上的這艘船的任何一部分，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修改它，但是他們卻不可能一下子全盤徹底改造它。[24] 歷史事件有別於自然現象的，在於它僅只一度出現，所以是獨一無二的，不像自然界現象那樣反覆出現；這一論點新康德學派已經再三申說，波普爾於此了無新意。如果說他有什麼新意，或許在如下的一點，即自然事變不是人為的，而歷史則是人為的，其中包括人的意志、願望、知識，等等。人類的某些知識，如牛頓的力學、瓦特和愛迪生的發明，可以極大地影響歷史的行程。自然史與人文史之間的這一根本歧異，過去是探討得很不夠的。波普爾著重指出這一點是有意義的。但他在論述歷史學時，卻犯了一個不可容忍的謬誤。的確，我們並不能觀察或描寫世界的全貌，因而歷史書的描寫總是有選擇的。然而這個選擇，對於歷史學家卻並非隨意的。他所選擇的應該是那最足以表明歷史精神的東西。他之略去許多東西，恰好是有助於表現他所要表示的東西。上節已提到，史家寫史有如畫家作畫，他的畫面不必表現全部的細節。成功的藝術品在於表現精神，它必然要遺略許多細節。歷史學有作為科學的一面，也有作為藝術的一面。對於藝術的一面，波普爾的史學理論是全然忽視了的。他只縈心於作為科學的歷史學；但就是這一面，其基本論點也是值得批判的。 五 自1939年起，席爾普（Paul A.Schilpp）開始編輯一套《當代哲學叢刊》；半個世紀來已陸續出版了20多種。1974年出版的第14種就是《波普爾的哲學》。這件一登龍門的事，似乎正式確定了波普爾在當代西方思想界的地位，並得以和杜威、懷德海、羅素等人並駕齊驅。從一個偏遠國度里的一個默默無聞的講師，一躍而側身於當代最負盛名的哲學家的行列中間，而且還有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之譽——當代西方思想家的得名之驟，波普爾要算是少數當中的一個；而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波普爾大概也應該算是少數當中的一個。 波普爾1907年7月28日生於維也納，為奧籍猶太人，1928年獲維也納大學博士學位。由於納粹排猶，他去英國，再去紐西蘭任坎特伯雷大學任講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重返英國任倫敦經濟學院的邏輯與科學方法教授，1964年受封為爵士，1969年退休。在政治上，他青少年時，曾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黨員長達20年，而社會民主黨是有著特別深厚的修正主義和改良主義傳統的；它的理論可以歸結為一條原則：即，把可以避免的痛苦減少到最低限度。邊沁功利主義的原則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波普爾社會民主主義的原則是：最小少數的最小不幸。[25] 波普爾年輕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一書風靡一時。波普爾認為斯賓格勒既是一個狄爾泰意義上的歷史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波普爾意義上的歷史主義者。說斯賓格勒是狄爾泰意義上的歷史主義者，是因為在斯賓格勒歷史思想中起主導作用的乃是狄爾泰意義上的「理解」；說他是波普爾意義上的歷史主義者，則是因為他「預言」了西方的沒落。[26]據波普爾自述說：「我在維也納作學生的時候，左派和右派的氣氛都是強烈的歷史主義的。『歷史是在我們這一邊』這個口號，你可以從國社黨（及其有關團體）和社會民主黨（我和我的朋友都屬於它）兩方面同樣地聽到。而『科學社會主義』則是對社會主義必將到來的科學證明。」[27]青年時代的社會思潮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開始對歷史主義理論的研究感到興趣。此後他畢生的研究和探討，主要就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科學哲學，一個是歷史哲學。後一方面的主要代表著作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和《歷史主義貧困論》兩部書。[28]兩次大戰的浩劫引起他對歷史進行反思，法西斯和共產黨都使他感到恐懼。恐法西斯病和恐共病之成為他後來理論著作中的一條主要的感情線索，就淵源於他青年時這種生活經歷的背景。 維也納學派興起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這一思潮不久即在英美得到廣泛的流傳，形成一個有勢力的分析學派，至今不衰。波普爾本人出身於維也納，雖未參加維也納學派的組織，但在思想路線上卻和他們既有分歧，又復有共同之處，並與他們中的一些成員[尤其是和費格爾（Herbert Feigl）與卡爾那普（Rudolph Carnap）]有著密切的關係並深受其影響。分析學派提出了經驗的可證實性作為劃分有無意義的標準，即一個命題如果在經驗上是可證實的，就是有意義的；否則，就是無意義的。波普爾不承認這一證實原則，而於1933年提出了他的證偽原則作為劃分真假科學的標準。真科學是實驗科學，假科學是形上學；這一點他大致與分析學派相同。不同的是，他承認假科學或者神話也可以發展或轉化成為科學，只要能經過一番批判。凡是通不過證偽檢驗的，就是形上學；但卻並不必然就是無意義的。與證實原則相比較，證偽原則有其表面上的邏輯優點；其優點在於：無論有多少正面的經驗事例似乎都不足以證實一種概括，但是只要有一個反面的事例就足以證偽了。然而，這一區別純屬表面上的，因而是膚淺的。艾耶（A. J. Ayer）就指出：「其實這一區別並不像它乍看上去那麼清楚明白」，[29]所以艾耶批評波普爾說：「他那體系的基礎並不牢固。」[30]這個批判不是沒有道理的。 六 波普爾的討論涉及多方面的科學問題，包括量子力學、機率論等專門學科以及方便假設論、思維經濟論等思想方法論。構成他思想的一個特點而又有別於其他許多人的，是他力圖把自然科學和社會人文打成一片。打通這兩者的關鍵則是他統一的方法論，這個方法論也被稱為「證偽標準論」（theory of falsification criterion），是他企圖對這兩者一以貫之的理論。這個理論說：檢驗真理的標準不應該是證實，而應該是證偽，「進行科學檢驗的真正企圖，就是對理論進行證偽」[31]。科學真理必須經過一切可能證偽的考驗。反之，凡是沒有可能被證偽的，就決不可能是科學真理。也就是說，真理必須能經受正反兩方面的檢驗，而尤其是反面的檢驗（即證偽）。正面的事例或許不足以證實，但是反面的事例只要有一個就足以證偽了。例如說，希特勒是戰無不勝的；無論希特勒打了多少勝仗都不足以證明這個命題正確（因為他也有可能再打敗仗）；但是只要他打了一次敗仗，就足以證明他決不是戰無不勝的，這就是證偽。也就是說，必須是能夠經得起證偽的檢驗的，才有資格配稱為真理；凡不可能以證偽方法進行檢驗的，就不可能是真理。 因此，科學可以說就是證偽。對科學的「一切檢驗，都可以解釋為就是要淘汰錯誤理論的努力」，而進行淘汰所使用的手段則是證偽，其目的「是要去發現一種理論的弱點，以便去否定它，假如它被檢驗所證偽了的話」。[32]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去挑剔一個理論的任何錯誤，「我們必須竭力去證偽它們」；而且「只有當我們竭盡全力而不能證偽它們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它們經受住了嚴格的檢驗」。[33]只有這時候，我們才可以認為它們通過證偽而證明了自己是真理。或者用一種比喻的說法：真理是顛撲不破的，證偽就是要千方百計去顛破它，只有去用盡一切辦法都顛撲它不破的時候，它才有資格稱為真理。對真理的檢驗也就是進行證偽，或者說是進行進攻、進行駁斥、進行圍剿；總之，「理論最後必須要服從經驗的檢驗」[34]。真理不但不怕反駁，而且還必須通過一切可能的證偽來反駁，以辨明自己的生存權。真理的真金，是由證偽之火鍛煉出來的。可證偽的程度越高，則一個理論的可靠性與精確度也就越高。如果一種理論可被證偽的程度等於零，亦即它根本就沒有被證偽的可能時，那麼它就喪失了作為科學真理的品質而不可能成其為科學的真理，它就只能是神話了。一切真命題或科學的命題，都是有可能被證偽（但又並沒有被證偽）的命題；而凡不可能被證偽的命題就都是假命題或偽科學。一個命題不必一定要被證實，但卻必須有可能被證偽。於是分析派所標榜的證實原則，到了波普爾的手裡，就被代之以證偽原則。 人類認識的進步，就要靠人們雙管齊下，一方面是不斷設想各種大膽的假說，一方面則是千方百計地對這些假說進行反駁或證偽。這種工作越多、越好，則科學也就越進步。科學理論是猜測，證偽則是對猜測的反駁。科學認識就是通過這一猜測與反駁的雙方交鋒而不斷前進的。這就是人類科學知識進步的規律。這個思想他在1968年的《猜測與反駁》一書中作了系統的闡述。[35]猜測與反駁的過程是永沒有完結的，所以人們不應該輕易地陷入那種廉價的科學主義的誘惑之中，天真地設想著：真理就在這裡了！科學永遠都是嘗試性的，並且是必然要犯錯誤的。真理只能是一個無窮的探索[36]的過程；沒有任何時候我們可以停下來說：瞧，這就是真理！這種科學主義的嚮往，正如各式各樣的總體論、烏托邦或本質主義一樣，都只不過是人們的幻想，而且還是人們為之要付出慘重代價的幻想。它們都以一種盲目的武斷，排斥了檢驗它們成敗的可能性；它們自命掌握了事物的本質，其實事物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他們所說的那樣的本質。真正的科學認識，只能是在猜測與反駁、試與錯、假說與證偽雙方不斷反覆較量之中逐步前進。 可以承認科學理論裡面往往包含有靈感或猜測的成分，但只是在一定的限度上。一旦出了有效性的限度之外，正確就會轉化為謬誤。波普爾那種「科學發展的邏輯」[37]的致命傷，在於他把科學理論、猜測與反駁絕對化了。這就導致他否認不同層次的概括化在科學認識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樣，總體和部分也是相對的，相對於不同的層次；絕對意義上的總體或部分都只是空類；可是波普爾也把它們絕對化了。例如生物進化的規律，誠然它只是地球表面上的單一的歷史事件，我們沒有理由把它認為是普遍性的、適用於其他星球或全宇宙；然而就地球的範圍而論，為什麼就不能有它合理存在的地位呢？波普爾的理論，問題實在太多了；他那些僵硬的概念劃分辦法，常常不僅違反常識，而且難以令人（不同意他那前提的人）同意。對於一個歷史家的著作，我們可以有時不同意他的理論觀點，而同意他的某些論斷；但是對於波普爾的史學理論，可以同意的論斷似乎並不很多。 七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是《歷史主義貧困論》的姊妹篇，前書的第一卷就是後書第十節的發揮。[38]《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經問世，幾乎是轟動一時；西方思想界一些代表，對他能從思想方法論的角度深入歷史哲學的領域探討其中的根本理論問題，紛紛表示驚異和讚嘆。但是待到最初的一陣轟動過去以後，人們便開始更客觀、更冷靜地評價他的理論。在半個世紀以後（該書初版於1943年）的今天，重閱這部書，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讀者都不難察覺，此書雖然貌似體大思精，然而許多論證卻是對前人（尤其是對柏拉圖、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斷章取義並肆意渲染，用以回護或坐實他自己的觀點和偏見；這是隨便選擇幾段他的引文和解釋與前人的原文相對勘就可以判明的。而他所論證的中心主旨也只有一個，即他的反歷史主義的觀點。 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有一種流行的論點是：任何一門學科的主題和方法，都是被該學科的邏輯所規定的；波普爾也是由此出發而論證歷史科學的。《歷史主義貧困論》選擇了兩種當代的觀點，《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則選擇了三位歷史上的思想家，作為他批判的鵠的。《歷史主義貧困論》所批判的兩種觀點是：（一）擁自然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在方法論上的錯誤在於它認為歷史科學有一種普遍的演化規律。其實，演化過程並不是規律，而只是表明一種傾向。[39]（二）反自然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自然科學的方法不能應用於社會與歷史，因為社會與歷史有其特殊的、不同於自然界的規律。針對以上兩種觀點，波普爾就提出：科學方法之作為方法是同樣地既適用於自然，也適用於社會與歷史，但僅以它涉及整體的某一或某些特殊的、個別的方面為限。社會科學、歷史科學可以發現能夠闡明人類某些方面行為結果的規律；但是就（作為一個單獨的、唯一的）整體而論，卻是沒有規律的。所以社會或歷史的進步，如上所述，就只能靠零碎工程學。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以下簡稱《開放》）所挑選來加以批判的三個歷史上的思想家是柏拉圖、黑格爾和馬克思。其實，他在這裡只不過是借用幾個歷史人物來反襯他自己的理論而已。他表態說，他選擇這三個人並無意於貶低他們，而是由於「我的信念是：如果我們的文明要生存下去，我們就必須打破那種崇拜偉大人物的習慣」，「因為偉大的人物就會犯偉大的錯誤」。[40]他處理他們的辦法是：撇開歷史人物的具體歷史背景和思想歧異，專就他個人論點與偏見的需要，從中抽出某些概念或思想模式，如所謂總體論、烏托邦或歷史主義的論點等加以攻擊。這似乎倒可以表明在他論證歷史主義貧困論時，他自己歷史思想的局限。 《開放》一書的主題是反歷史主義，即否認我們能夠發現那些我們可以據之以預言歷史事件的進程的歷史規律，換句話說，即否認（如歷史主義所認為的）「人類歷史上是有一個布局的；如果能夠成功地描述這個布局，我們就掌握了通向未來的鑰匙」[41]。波普爾把歷史主義稱為歷史的形上學，指責它是徒勞無功的而且根據它所做出的預言還是有害的；[42]因為歷史的形上學妨礙了零碎科學方法之運用於社會改革問題。[43]個別事物，作為整體的部分，可以重複並可以有規律；但整體作為獨一無二的整體，則不能重複，不能比較，所以並沒有規律。整體的規律只能是空想，根據空想進行革命的改造，只能妨礙社會真正的進步和改良。這就是他的基本論點。《開放》最後以「歷史有意義嗎」這個問題結束全書。那麼，說到最後，究竟歷史有意義嗎？他的答覆是：「在通常的意義上，歷史並沒有意義」。[44]然而，「儘管歷史並沒有意義，我們卻可以賦之以意義」[45]；因為「什麼是我們的生活的目的，是要由我們自己決定的」[46]。所以結論就是：「我們切不可自命為先知，而是必須成為自己命運的創造者。」[47]那意思是說：先知是預言者，而預言是要假定有不可變易的規律的，於是預言也就排除了人類有創造自己歷史的可能性（因為自己的歷史早已被規律所規定了）。以下我們準備用更通俗的語言來重新解釋一下波普爾的反歷史主義。 他好像是在質問歷史主義者說：你不是要證明你所預言的社會的合理性嗎？你那理想國不是最符合人民的要求和願望的嗎？若是果然如此，你就無權反過來強迫你的人民來適應你的理想國。否則的話，那在邏輯上就是把車倒裝在馬的前面了。既然你要表明人民是擁護你的，你就不能反過來定義說，凡不擁護你的就不是人民。如果不擁護你的就不是人民，那麼，這從定義上就排斥了有不擁護你的人民的存在的可能性；於是人民擁護你就成為一個在邏輯上永遠也無法證偽的命題（即假命題）。然則，你又如何可能證明人民是擁護你的那理想國的呢？這是他的政治哲學；而且至此為止，在推論形式上看來並沒有錯誤。但是，他繼續質問歷史主義者說：你不是強調歷史的不可改變的客觀規律嗎？既然是客觀規律，是不可改變的；它就不會受到人性自身變化的影響而改變它的行程；否則它就不成其為客觀規律了。然而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人性卻從來就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一個變數。人性的變化（包括思想、認識等），其本身就作用於、而且影響著歷史發展的進程。人性並不是流變不居的環境之中的一個常數項，而是它本身就以變數項的身份在參與著這場流變不居的發展過程。在流變不居的歷史洪流中，就有著人性本身發展變化及其對歷史過程的作用和影響。故而人性絕非希臘人所設想的某種「變中之不變」：即歷史在變，但人性在其中卻永遠不變。波普爾論證說，這就是歷史之所以沒有規律、因而也不可能預言的原因。自然世界的變化是有規律的並可以預言的，因為其中沒有變數項，物性是不變的。然而歷史卻不是的，因為其中有了人性這一變數項。 但他的這種說法顯然也存在著兩個漏洞：（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這個變數項也要作用並影響於自然界的；如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的破壞、核輻射等。（二）至少某些重大歷史事變是完全可以預見的；如在戰爭爆發前夕，人們可以肯定地預言戰爭即將爆發；戰爭結束前夕，人們也可以肯定戰爭行將結束。1944年人們已普遍地預期著戰爭不久就要結束了，這只是我們經驗中的常識。波普爾絕對化的論點，使得他對這種常識視而不見。 他的另一個重要的論點是：人性雖是一個變數，但並不存在所謂人的改造的問題。假如人能按照人的意志來加以改造，那就「必然破壞了科學的客觀性，從而也就破壞了科學本身」[48]。人性既然不斷在參與歷史變化，而人性本身又不可能按照人的意志加以改造；於是它就成了歷史過程中最無從捉摸、最難以把握的因素；但又正好是它，歸根到底在左右著社會制度和歷史面貌。所以歷史是沒有規律可尋的；至於以往各派思辨歷史哲學所大談特談的歷史規律，在他看來都不是什麼規律而只是傾向或趨勢。[49]傾向和趨勢是有的，但規律卻並不存在。不能把傾向或趨勢認為是規律。 八 什麼是「開放」？「開放」一詞在他看來，就是「民主」的同義語，而封閉則是「極權」的同義語。他把自己表現為是擁護「民主」、反對「極權」的，宣稱「現代極權主義只不過是終古以來反自由、反理性的一幕插曲而已」[50]。這種立場和態度雖然並無新義，卻博得某些人（包括羅素在內）的好評。既然標榜自由和理性，所以他反對一切形式的思想上的專政；聲稱：「對於心靈採取強制的任何企圖，勢必摧毀能夠發現人民真正是在思想什麼的最後可能性。」[51]因為，你既然規定了人們只能是怎樣思想和思想什麼的時候，那麼，你就不可能知道人們真正是在怎樣思想和想些什麼了。例如，人人都只能表現得以苦為樂的時候，你就不可能真正知道他們的苦與樂都是些什麼了。這就引入了他的開放社會的理論中如下的核心部分。 柏拉圖說：「智者必須領導和專政，愚人必須緊跟。」[52]波普爾評論這個論點說：問題是應該由誰來領導或專政？或者說，誰是智者？對這個問題，歷來有不同的答案。盧梭的答案是「公意」，戈比諾（J. A. Gobineau，1816—1882）和法西斯的回答是「優秀種族」，馬克思回答是「產業工人」，等等。這些，他認為都只是神話。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誰是智者」，而在於「我們應該怎樣組織統治體制，從而可以防止惡劣無能的統治造成過多的損害」[53]。或者，按照他的證偽邏輯，「應該由誰來統治」這個問題就應該被另一個更真實的問題所代替，即「怎樣設計政治體制，才能把壞統治者的風險減少到最低的程度」，也就是「我們怎樣才能馴服他們（壞統治者）」。[54]全部的政治智慧也可以歸結到一點，即怎樣選擇領袖。波普爾本人是傾向於阿克頓（John E. Acton，1834—1902）的權力腐化論的論點的，他認為自從柏拉圖[55]以來的思想家們在這一根本之點上都沒有能成功。[56] 反極權主義的另一理論根據則是，統治權力的強化不利於思想自由，因而就不利於科學的和社會的進步；原因在於：「政治權力的集中是和科學的進步互為補充的（此處指互相排斥的，即反面的補充——引者），因為科學的進步有賴于思想的自由競爭，所以也就有賴于思想自由，所以最終也就有賴於政治自由。」[57]他又論證說：「終於它（思想統治——引者）必定要毀滅知識，所獲得的權力愈大，則所損失的知識也就愈多。」[58]政治自由、歷史進步、科學和思想的發展，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方面，而且是和極權統治不相容的。極權統治的思想理論必然要採取總體論的形式；而歷史的進步卻不能靠總體論而只能靠零碎社會工程學。[59]他的這一根本論點，我們上面已經談過了。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對史學理論的探討大致呈現為兩派：一派以亨佩爾（Carl Hempel）和波普爾為代表，主張科學研究只有一種邏輯，它對自然科學和歷史學是同樣適用的；另一派則以丹圖（A. Danto）和德雷（W. Dray）為代表，主張應該進行個體化的研究，不承認自然科學和歷史有普遍的統一的邏輯。[60]但德雷認為波普爾是個實證主義者，[61]卻未必完全妥當；波普爾雖與邏輯實證論有很深的淵源，但也有明顯的分歧。在不承認歷史有目的的這一點上，他倒是與列維-斯特勞斯有相通之處。究竟他屬於哪一流派，並無關重要。他思想的實質在於：他以開放的社會為西方自由主義辯護，而以封閉的社會來描述極權政權，並把極權主義的指導理論認同於歷史主義。這就是波普爾反歷史主義的理論的政治含義。然而被他挑選出來作為歷史主義代表人的，從柏拉圖到黑格爾到馬克思等人的理論，曾經極大地豐富了人類思想和史學理論的寶庫；相形之下，反歷史主義的波普爾卻沒有能真正認識或有意無視他們理論的精粹所在。他確實也提出一套頗似嚴密的邏輯，但都是用來向開放社會的敵人論戰，來證明開放社會的優越性的。然而優越性歸根到底卻不是靠論戰而是要靠事實來證明的。[62] 九 作為科學來說，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應該是有其同為科學的共同之處的，即有其統一性。但近代西方思想家對這個統一性的看法，往往失之偏頗，很少能採取一種健全而持平的態度。19世紀的實證主義者大多有見於齊（兩者的一致性，並力圖使歷史學向自然科學看齊）而無見於畸（特別是歷史學的特殊性）；爾後的德國學派又反其道而行，有見於畸而無見於齊。波普爾則代表著當代把這兩者打成一片的努力。假如說，哲學就在於一種哲學化的思維方式（philosophizing），那麼，波普爾確實是在力圖以一種統一的思維方式來貫穿自然研究和歷史研究的。上面所評論的他的兩部著作，就是他這種一以貫之的努力的見證。但是他同時也強調，自然研究與歷史研究的統一性並不意味著同一性，其間仍然存在著一個實質性的區別：歷史主義者雖斷言其真理的客觀性，然而他們所斷言的那些真理的本身就影響到歷史的行程，所以對於歷史就並不是中立的、也不是純客觀的。它們並沒有自然科學的那種客觀性。 波普爾不同意邏輯實證論的語言分析的路數。他認為哲學思維並無所謂唯一無二的正確方法；語言分析——無論是對現實的語言，還是對人工設計的理想語言——可以有助於對具體問題的理解，但這決非是通向真理的不二法門。哲學思維一定要和其他具體的學科結合在一起才有生命，否則它就勢必蛻化為繁瑣的經院哲學，成為一種孤立的空洞的抽象體系。應該說，波普爾的這一見解比分析學派高出一籌：哲學本來應該也是研究客觀現實的（雖則是在另一個層次上），所以決不能把它歸結為純粹的語言學或語義學的問題。但是他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而把哲學納入了具體科學的軌道。具體科學獲得知識是要靠試錯法的，他把這種方法引用到對客觀存在的整體考察，企圖以此代替所謂總體論或歷史主義或烏托邦。結果他就從另一個極端，也和分析派一樣地取消了哲學的根本問題，包括歷史哲學在內。哲學所要探討的是作為整體的客觀存在的根本問題，而波普爾和分析派可以說是殊途而同歸，他們都不承認有這個問題。具體到歷史學的領域，問題就是：人類的歷史發展有沒有客觀規律？我們能不能夠以及如何能夠認識它？波普爾的答案對此是全盤否定的。某些分析派認為這個問題根本不是哲學問題，所以不予考慮；而波普爾則認為根本就不存在這些問題，並斷言它們都是神話。這就比邏輯實證主義走得更遠了一步。 波普爾的基本論點是，科學知識和理論只能是通過試錯法，即通過猜測與反駁而前進的。就憑這一點，他認為就可以否定歷史主義。毫無疑問，試錯法、猜測與反駁是有效的方法；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任何方法論都有一個有效性的範圍，超出了那個領域就成為荒謬（例如萬有引力是普遍存在的和普遍有效的，但你不能拿它來解決一切問題，比如說愛情問題）。波普爾方法論的錯誤在於他把一定範圍內有效的方法，當成了包羅一切和包醫百病的方法。邏輯實證論的重點在於反對形上學；但在反對形上學的藉口之下，卻把本來不是形上學的許多東西也都當作形上學反對掉了。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重點在於反對歷史主義，他並不（至少並不全盤）反對形上學；相反地，他還認為科學的發現須以純思辨的形上學為其前提。[63]他歷來對邏輯實證論的一些原則都是採取批判態度的，應該說他對形上學的看法要比邏輯實證論者更合理一些。和邏輯實證論者不同，他認為哲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科學方法論的邏輯基礎。他的路數是從方法論入手來打通自然科學與歷史學，然而他的結論則是否定了兩者可以一視同仁。 科學方法——例如生物進化論的方法——（一）可不可以引用到歷史研究上來？（二）假如可以的話，它是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如果對於（一）的答覆是否定的，則歷史就沒有進化（演化）規律可言；如果對於（一）的答覆是肯定的但對於（二）的答覆是否定的，則這種方法雖在一定條件之下有效，卻還是不足以成為獨一無二的方法。這裡有一個（或若干）條件的限制。歷史學和理論科學不同：前者是研究獨一無二事件的因果關係，後者則研究許多相同事件的普遍規律。[64]更具體地說，這一論點也可以表述為：發生學的描述方法對於歷史學的理論化工作並不重要，乃至於並不需要。[65]例如，我們不能用有關婚姻的歷史起源的描述——如初民社會是在昏夜搶劫婦女成親的——來解說或論證婚姻制度的法理基礎。它們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二者的對象和性質都不一樣。 這樣，波普爾就把普遍規律排除於歷史之外；並且同時與此相關，又把因果機制也排除在歷史學之外。因為歷史是人類思想活動的產物，而思想活動並不是一種因果機制，從中是籀繹不出規律的。因此，歷史就不能納入歷史主義的軌道。其實，他的這一理論的基本立足點就蘊涵著一句話：不是存在決定思想，而是思想決定存在；亦即說到最後，終究是思想才是歷史的決定因素。這裡需要澄清一下的是，波普爾所使用的是law這個字。這個字在中文裡可以是「規律」，也可以是「定律」，還可以是「法律」。此字作為法律解，和自然規律意義上的規律一詞，二者的含義是不同的。自然規律可以說是自然法，它有別於人為法。我們可以設想：自然界的事物是變化著的，而自然法（例如萬有引力定律）卻是亘古不變的。但是人為的法律（如憲法、婚姻法）卻總是隨著人類事物的不斷變化而變化的。可以有萬世不變的自然法，但沒有萬世不變的人為法。人為法既然總是要變的，則必定有要求改變它的那些思想和願望為之前導。所以可以說，一切人為法從其一誕生之日起，就在開始朝著否定它本身的方向前進了。任何法律或制度的創立，並不意味著它本身的鞏固，反而是意味著趨向於它自身的滅亡。這個思想是波普爾理論中所應有的推論。其實，這一論點早在一個世紀之前，緬因（Henry Maine，1822—1888）在他有名的《古代法》（1861）一書中就已經做過精闢的闡釋。 在統一自然科學與歷史學的努力上，波普爾有著一系列根本之點值得商榷。其中之一是他用以反對歷史主義的認識論論據：即一切知識（直觀或推論）都是抽象的，所以我們就「不可能把握社會現象本身的具體結構」[66]。另一個地方他又說：「制度是構造出來用以解釋某些被選擇出來的個人之間的抽象關係的抽象模型」；[67]因而我們所把握的就只能是抽象，而不能是具體。這種提法犯了絕對化地割裂抽象和具體的錯誤。在某種意義上，語言所表示的確實只能是出之以概念的形式。但是這種抽象乃是對具體的抽象；反過來，我們所認識的具體也是以抽象語言形式所呈現的具體。二者是統一的；這就是我們認識的性質。這裡不妨針對波普爾的提法反過來說：我們就正是以抽象的形式在「把握社會現象本身的具體結構」的，正如物理學家是以抽象的概念和公式在把握物理現象本身的結構一樣。 自然科學方法對歷史學的適用性的問題，是許多世紀以來聚訟紛紜的老問題了。波普爾以他自己獨特的方式參與了這場理論問題的角逐。他那獨特的方式是，他講歷史思想方法論是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直接掛鉤並放在一起加以考察的；然而他又並不把兩者等同為一談，而是得出了各有其獨自的領域、目標和作業方式的結論。他既討論各種各樣的現代科學與哲學的理論和方法，又恣意論列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的歷史主義思想方式——所有這些就為他的理論平添一道現代科學的色彩，顯得與眾不同，從而也給他本人渲染出一副特殊的神態。不走這種偏鋒，他是不會享有他現在的名氣的。他的貢獻倒並不在於（像是有人所說的），他那批判的理性主義可以取代、或者確實取代了邏輯實證主義的地位。 十 在他的創新之中，有一個論點是應該提到的，那就是他的第三世界的理論。他所謂的第一世界是指客觀的物質世界，第二世界是指主觀的精神世界；這是傳統的二分法，即客與主、物與心的對立。但波普爾別出心裁，以三分法代替二方法，[68]於傳統的世界兩分之外，另拈出一個第三世界[按他的說法，應該叫做世界（3）]；它是人類各種理論、各種問題和各種文化成果（科學、藝術等）的世界，它既不是第一世界，也不是第二世界。它雖是人類活動的結果，但又超於主觀意識之外而獨立存在，並且與主觀意識相互作用著。[69]這個第三世界的歷史就是人類思想的歷史，既不屬於第一世界，也不屬於第二世界。他認為介乎第一、第二兩個世界之間，還應該有一種中間的、可以稱之為思想內容或自在陳述的東西存在著，像科學理論、技術發明、藝術創作等。按照傳統的看法，第一、第二世界的對立，其間關係我們可以設想為是主客相依、相融，也可以設想為主觀作用於或體現於客觀或是客觀作用於或反映於主觀；這樣在邏輯上便無另行假設第三世界的必要。但按照波普爾的看法，第三世界決不是一個在理論上無用的贅疣，因為它是獨立於第一、第二世界之外而存在的，而且歷史是要依賴於這個第三世界的存在才能得到解釋的。這一點關係到他之所以特標第三世界的政治學和歷史學的作意。他的目的是要論證歷史主義所宣揚的那種「合理的社會結構」乃是「不可能的」；[70]因而零碎工程學就是不可避免的。 這就引向他的另一個基本論點，即政治權力的集中和人類的自由是互相排斥的、互不相容的。而自由和科學又是互為表里的；沒有自由，也就沒有科學。於是，科學和政治權力的集中，二者的關係也就是互不相容的，（亦即哥本哈根學派尼•波爾所謂的反面意義上的互補。）當科學本身可以起作用的時候，就不需要政治權力來干預；正如一架運轉良好的機器應該是能夠自行調節的那樣。科學的進步是要靠思想的自由競爭，因而，歸根到底也就要靠政治自由。波普爾的這一基本傾向突出地表現在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 他承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早期階段的分析，大體上是正確的、有道理的；但認為馬克思的那個歷史階段今天已經成為過去；例如關於無產階級貧困化的論斷在當時是正確的，而今天則已過時。原因是馬克思也不能脫離他自己的時代，「馬克思的思想在許多方面都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71]。他認為馬克思之所以錯誤，應該歸咎於歷史主義的思想方式。馬克思是根據決定論而做出他對共產主義預言的。然而波普爾辯論說：「決定論並不是科學之能夠做出預言的必要前提。因此，就不能說科學方法是在贊成嚴格的決定論的。科學不要這一（決定論的）假設，也可以是科學的」；接著他又以一種似乎是在為馬克思辯解的口吻說：「當然，並不能責怪馬克思採取與此相反的觀點，因為他那時最優秀的科學都是這樣的。」[72]所以這一點勿寧說是那個時代的、而非馬克思本人的局限。然而，按照他的講法，現代科學革命的變化以及相應的思想理論的變化，理所當然地已經改變了這種決定論的科學觀和歷史觀。 在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他把一些本來並不是馬克思的東西都塞到馬克思的名下，然後就藉口反對這些東西來反對馬克思。事實是，自從馬克思以後一個多世紀以來，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種政治和歷史理論都在打著馬克思的旗號，然而，其中有許多理論和實踐根本就和馬克思本人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絕不能把一切後來號稱的馬克思主義都掛到馬克思的名下，要由馬克思本人來負責。那樣做是不符合事實的，也是不公正的。波普爾這樣做，只能說不是出於無知，就是出於惡意了。一方面，他曾多次恭維馬克思，稱讚馬克思「誠懇」、「開明」、「實事求是」、「絕不誇誇其談」，是「世界上反對虛偽與偽善的最有影響的鬥士」[73]等；但另一方面，他又總是以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相提並論，作為是一對孿生兄弟，[74]把一切後來號稱的馬克思主義都算在馬克思的賬上。《歷史主義貧困論》一書的獻辭寫道：「為了紀念各種信仰或各個國家或種族的無數男女，他們在歷史定命的無情規律之下，淪為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受難者。」[75]30年以後在他的自傳中，他仍然堅持：歷史主義既鼓勵了馬克思主義又鼓勵了法西斯主義。[76]他自稱他的反歷史主義的這兩部著作就是「反極權主義」的歷史哲學，而馬克思主義則是「極權主義在行動之中」。[77]但事實上是，假如有任何東西是和教條主義的總體論、神諭哲學的烏托邦或法西斯主義結合在一起的，那就絕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了；因為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革命的」[78]。只有自封的馬克思主義者或反馬克思主義者才會以法西斯來冒充或篡改馬克思主義。這本來是不言而喻的常識，波普爾卻把黑格爾、馬克思一起都劃歸為「神諭哲學」，並把法西斯主義說成部分地乃是馬克思主義破產的副產品。[79]同時，在另外的地方，他又把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等量齊觀，把它們一起列入偽科學。偽科學他也稱之為神話；然而，他又並不全然反對偽科學。這不但因為偽科學可以發展為科學，而且尤其因為人類知識的進步就是偽科學由於受到批判檢驗而轉化成為科學的過程。 歷史主義一詞，在他看來，也就是神學史觀的別名。法西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二者據說都是在根據自己的史觀（即他們所發現的歷史發展規律）對歷史做出預言，和中世紀的神學史觀一樣；只不過中世紀的神學史觀寄希望於選民，法西斯代之以特選的種族，馬克思主義代之以特選的階級而已。[80]馬克思的歷史觀，他也叫做「經濟的歷史主義」或「經濟主義」。[81]他認為這種主義的錯誤在於「相信歷史的預言乃是研究社會問題的科學方式」。[82]但他說事實卻不是這樣。馬克思認為歷史運動有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而且「這個規律對於歷史，同能量轉化定律對於自然科學具有同樣的意義」；同時這個規律又是可以檢驗的，馬克思本人就曾「用（法蘭西第二共和）這段歷史檢驗了他的這個規律」。[83]這是馬克思和波普爾的根本分歧所在；波普爾認為歷史是隨著人的認識而轉移的，所以就沒有客觀規律，而且歷史主義的烏托邦就是不可檢驗的。他批評馬克思主義在實質上乃是社會倫理學（即社會說教）而非社會科學。[84]既然歷史主義註定了和烏托邦的體系是兩位一體，所以他就極力推出零碎工程學來取而代之，他斷言資本主義的性質可以、而且已經被零碎工程所改變。關於他的這一論述，這裡可以指出兩點：（1）他所指責的馬克思，大多並不是馬克思的本來面貌，而是後人（也包括波普爾本人）所強加給馬克思的；（2）固然點滴改良也是社會進步所需要的，但對歷史發展的整體理解卻不是零碎的試錯法所能為的。任何一種理論，就其必然帶有普遍性和概括性而言，就總是帶有總體論的性質，那是零碎方法所無法總結出來的。 十一 再回到對歷史認識論的考察上來。波普爾的論斷是：「總之，不可能有『像它所曾的確發生過的』那種過去的歷史；只能有對歷史的解釋，而並沒有一種對解釋的最後定論；每一代人都有權構造他們自己的解釋。」[85]確實，每一代人都在重新解釋歷史；但這是不是就蘊涵著過去並沒有它自身的歷史呢？歷史唯心主義（包括波普爾）的論點是：既然你永遠不可能認識客觀歷史，所以肯定客觀歷史的存在就是沒有意義的事。也就是，除了主觀的理解而外，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客觀的歷史。我們對歷史所能認識的全部，就只是我們主觀的理解。他的這一歷史學的詰難和我們上面所提過的另一個政治學的詰難在思想方法上是一致的。那另一個詰難是說：社會主義本來是要建立一個能夠更好地適合於人類的新社會，但是新社會一旦建立，倒反過來要改造人以適應新社會了。在這種情形下，假如新社會不能適應人的需要的話，人們就不能責難新社會，而只好責難自己沒有改造好，以致於適應不了新社會。在他看來，「顯然這就取消了檢驗新社會成功或失敗的任何可能性」[86]，新社會的優越性就變成了某種不能證偽的東西，因之也就喪失了它有可能成為真理的資格。他似乎對人的改造（或思想改造）懷有一種本能的恐懼。[87]他認為改造人的工作乃是法西斯的工作，這個工作把問題顛倒過來了。（例如，希特勒打了敗仗，那就被說成並不是元首的錯誤，而是整個德意志民族都不配實現偉大元首的偉大理想）。這一個詰難表面上看來似乎其言甚辯，其實它和第一個詰難一樣，是把對立的兩個方面絕對化了。主客體在認識過程中是統一的，個人和社會在歷史發展中也是統一的。新秩序的建立，當然首要的目的是能更好地適合於人的需要；但同時人也有使自己適應於新秩序的一面。社會以及個人同時都在日新又新，這才是歷史過程的真正內容。假設有一方（即使是非主導的一方）是絕對不變的，那就真正是形上學了。 波普爾指責社會主義的另一個論據是：社會主義是一個新社會，新社會必然要產生新階級，　「新社會的新統治階級是一種新貴族或新官僚」[88]。他認為一旦肯定了歷史的必然性，就勢必訴之於暴力；歷史必然性和暴力二者是分不開的；[89]可以說暴力本身就孕育著新階級。他還自命他已經證偽了馬克思主義。這些都是缺乏事實根據的。迄今為止，號稱可以證偽馬克思主義的事例——例如這裡所謂的新貴族、新官僚的誕生，可以承認確有其事——應該說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而只是自封的馬克思主義；因此，如果說證偽了的話，那就只是證偽了自封的馬克思主義。問題是馬克思主義並沒有被證偽，也根本就談不到已經被證偽。新貴族、新官僚並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波普爾把並非是馬克思的思想硬塞給了馬克思；這一點某些西方的學者也曾加以指責。[90] 波普爾有時走到了這種地步，竟致於把一切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理論和實踐都簡單地等同於馬克思，於是得出了馬克思主義是反民主的這一結論。其實，反民主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正是反馬克思主義或假馬克思主義。他還針對著馬克思的歷史主義不承認思想的主觀性可以影響歷史規律的客觀必然性，發了不少議論。這些議論只能表明他對當代馬克思主義（以及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各種理論與實踐是何等之視而不見。這裡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正確，還是錯誤？一個是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各種理論與實踐，究竟是不是馬克思主義？他把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混為一談，張冠李戴，從而使他的證偽理論犯了不可原諒的邏輯謬誤。 十二 一般的習慣總是把自然科學和歷史學兩者區分開來。應該說尋求一種統一的方法論來打通這二者，不失為一種值得嘗試的努力。波普爾試圖表明：（1）二者有統一的方法，（2）二者有統一的對象。那統一不僅是語言，而且是語言所指示的世界。他所探討的範圍雖廣，其間卻並非沒有內在聯繫。他的方法論也並非全無合理的成分，對於前人也不失為有所突破或補充。但合理的因素被誇大到超出其有效性的範圍之外，就轉化為謬誤。他的某些分析，在性質上本來是現象學的分析或概念的分析；他卻把這些當成是論述客觀歷史實在的論據。[91]他對形上學的理解和態度也與流行的分析學派的看法不同，並有其獨到之見。他認為沒有形上學的信仰，科學的發現就是不可能的事。分析他的理論中哪些是合理的成分，哪些是不合理的（以及政治上反動的）成分，還有賴於我國學術界做更進一步的研究。只有在吸取人類思想中一切合理的成分而又對一切不合理的成分進行批判的過程之中，才可望豐富和發展自己的正確的理論。不應該在正確承認一個人合理成分時，把他不合理的成分也全盤接受過來；也不應該在否定他的錯誤時，就拒絕他的合理因素。對具體論點進行具體分析，就包含著既不以言取人，也不因人廢言。 在他反歷史主義的理論中，要害問題是：歷史發展何以不能預言。日常經驗和常識告訴我們，有些歷史發展是難以預言的，但有些則是完全可以的。即以他本人所經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言，戰爭爆發前不是有很多人都在預言戰爭是無可避免的嗎？他本人不就是因此遠走紐西蘭的嗎？有些歷史發展的方向，不僅是經驗中的事實，而且（可以預言說）對於未來也會是有效的。這些預言是有根據的，而且是準確的，是任何人都不好否認的。對此他的答案只能是很勉強地說：這是趨勢，而趨勢並不是規律；或者說，這只是歷史解釋，而歷史解釋並不是科學理論，我們儘管可以有歷史的解釋，但卻「不可能有歷史的規律」[92]。實際上，他的辦法是把問題縮小到一點上：即知識的增長是沒有客觀規律的。問題雖然縮小了，但仍然給不出滿意的答覆。他真正的意圖是要說：科學理論乃是人的意識的創造；有了客觀規律才能夠預言，而主觀意識則是不能預言的。[93]為什麼主觀意識或知識的增長就沒有客觀規律而且是不能預言的呢？他始終沒有給出一自圓其說的論據，於是這個問題就成了他理論里的阿基里斯（Achilles）的足踵。在根本上，他是一個歷史不可知論者，這種偏見引導他把規律和傾向絕對對立起來，也把決定論和自由絕對對立起來。好像要麼就要自由，要麼就接受決定論；二者是不相容的，所以是不可得而兼的。這也引導他認定極權主義和決定論是兩位一體，政治上成為極權，理論上就必然成為決定論；反之亦然。這就使促他自覺地處處要反對決定論以維護自由。他毫無根據地把理性等同於自由，把暴力等同於極權；他自詡是一個理性主義者，並宣稱理性的態度乃是取代暴力的唯一選擇。[94]這種對概念的抽象化大概只能走到甘地式的或托爾斯泰式的非暴力論的結論。這種結論又是他無論如何也說不出來的。所以愛•卡爾又批評他說：他一方面號稱是在保衛理性，一方面卻又以他的零碎工程學把理性縮減到非常可憐的地步。愛•卡爾還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說：他派給理性的任務和地位，就好比英國政府里的文官，只能是聽命於上級的政務官，波普爾的理性是完全聽命於現行的社會秩序的。[95] 最後，在講了那麼多的歷史與史學的理論之後，歷史到底有意義嗎？波普爾明確地回答說：歷史沒有意義。然而，歷史雖然沒有意義，但我們可以賦給它以意義。所以有人評論他說：在形上學的意義上，他否定了歷史的意義，但是又在實用主義或存在主義的意義上肯定了歷史的意義。這是形上學和實用主義兩者的結合。[96]在這種意義上，他也有理由被人說成是一個「反形上學的經驗主義者」[97]。而在另一種意義上，他的貢獻又恰好在於他對邏輯主義的思維方式補充了一種歷史思考的因素。 至於他的反歷史主義的理論，其中主要論點雖則大部分都是可疑的；但是假如一種理論的貢獻並不單純在於它所給出的答案，而且也在於它所提出的問題；那麼，可以認為波普爾的理論仍不失為有其成績。在他把歷史思考的因素注入思想方法論時，他提供了一個新問題，即在史學理論中怎樣運用證偽方法作為檢驗標準的這一問題，從而有助於人們進一步去探討，並通過對他的批判而提高歷史學的理論水平；儘管其中有著那麼多不可原諒的疏漏（例如，他完全不提古典歷史哲學的價值）和那麼多無可彌補的缺陷（例如，他過分簡單地把決定論絕對化了）。而他本人運用這種方法成功與否，則是另外的問題。 十三 克羅齊的史學理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即「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98]那意思是說，一切歷史都必須從當前出發，脫離了這個唯一的坐標系就無所謂歷史。柯林武德的史學理論也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即「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99]那意思是說，歷史之成其為歷史就在於有其中的思想，抽掉了思想，歷史就只不過剩下來一具軀殼。在另一個地方，柯林武德又闡釋說：「每一個時代都在重新寫歷史；每一個人都是把自己的心靈注入歷史研究，並從自己本人的和時代的特徵觀點去研究歷史」。[100]這種思潮反映了現代西方史學理論上的一場大換位，即把史學的立足點從客位上轉移到主位上來。它標誌著西方傳統的樸素的自然主義歷史學的根本動搖。在這一根本之點上，波普爾繼承和發展了這種思潮的精神，即歷史作為事件歷程的本身，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或者說，自然主義意義上的那種客觀的歷史，是根本就不存在的。[101]所以這種理論——即從根本上否認有所謂（蘭克意義上的）客觀如實的歷史的理論——就被人稱之為克羅齊-柯林武德-波普爾的史學理論（即關於史實的理論）。[102]這一史學理論中帶根本性的問題，即歷史學認識論的問題，從克羅齊開其端，經過柯林武德的發揚，到波普爾手中，現在已經成為西方史學理論中的顯學。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一個史學理論的研究者，無論是贊同它還是反對它，大概總是無法迴避它的。 毫無疑問，波普爾對於歷史主義、對於史學理論，有許多看法都是成問題的，甚至於難以自圓。但他也還有另一個方面。如果說，科學家的真正成就並不在於發現了一種真理論，而在於發現了一種豐產的新觀點的話，[103]那麼，波普爾所提供的觀點和方法之中的一些新因素還是值得加以研究和深入批判的。如果說，一種理論的價值就在於其答案的正確與否，那麼，波普爾的理論大概可以說並沒有多大價值。但如果說，一種理論的價值某種程度上也還在於它所提出的問題及其推理方式的創新性，那麼，波普爾的理論似乎並非全無可取。前一種觀點是判斷思想內容的是非，後一種觀點則是衡量推論方式的深淺。兩者的關係並非是簡單的同一或一致。錯誤得很深刻，可能要比正確得很浮淺更有助於豐富人們對真理的認識。像維根斯坦所說的「一種新比喻可以清新智慧」[104]，一個新問題或一種新思想方法同樣可以清新人們的智慧。對真理的認識過程，本來就是通過正反兩個方面在不斷深入而開展著的。或許，這就要求我們對波普爾的理論區別兩個方面來看待：一方面，是他思想的內容實質，一方面，是他思想的推論方法。有些人的貢獻在於其結論，另有一些人的貢獻在於他所提出的問題和方法。雖然觀點和方法總是密切相聯繫的，但又畢竟並不是同一回事。據說維根斯坦曾說過：「我所能給你的一切，就只是一種方法，我不能教給你任何新的真理。」[105]意思是說，結論的真假是另一個問題，重要的是在於提供一種新的思想方法。似乎不妨說，波普爾的史學理論對當代的影響，主要的也是在這一方面。 至於那另外一方面，即他思想的內容實質那一方面，雖然也有人認為他的理論做出了兩大貢獻，一是歷史學上的情況邏輯理論，二是他的進步的制度理論；[106]還有人認為他的理論一勞永逸地揭示了歷史主義與科學經驗二者之間互不相容；[107]但這類評價的正確性似乎是很可疑的。真正值得考慮和研究的，看來並不是他那些對政治和歷史的表態，而是他的方法論所提出的新問題，即歷史主義能否證偽，以及如何可能證偽。 1987年　清華園 * * * [1]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1899—1992），英籍奧地利經濟學家，《通往奴役之路》一書的作者。波普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去紐西蘭任教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返英倫任教，都是出自哈耶克的推薦。兩人的關係之深以及思想的共同基礎，可以從他們的著作里明顯看出。 [2]參看A.多納甘《波普爾對歷史主義的考察》，載希爾普編《波普爾的哲學》第2卷，拉薩爾伊利諾伊州，1974年版，第906頁。 [3]參看K.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紐約1964年版，第50頁。 [4]有人把波普爾的歷史主義徑直譯作歷史決定論。這種譯法雖不錯誤，不過它在字面上就和historical determinism（見本書附錄）沒有區別了；同時也不便於和波普爾所論述的其他各種「主義」相對應。 [5]卡爾•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第146—147頁。 [6]同上。 [7]同上書，第6—7頁。 [8]卡爾•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第14頁。 [9]同上書，第151頁。 [10]同上書，第156頁。 [11]卡爾•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第81頁。 [12]同上書，第80頁。 [13]同上書，第81頁。 [14]卡爾•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第85頁。 [15]同上書，第83頁。 [16]同上書，第130頁。 [17]同上。 [18]希爾普編，前引著作，第2卷，第1164頁。 [19]卡爾•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第60頁。 [20]同上書，第64頁。 [21]同上書，第85頁。 [22]同上書，第50頁。 [23]同上書，第77頁。 [24]參看布賴恩•馬吉（Bryan Magee）《波普爾》，紐約，1973年版，第103頁。 [25]參看布賴恩•馬吉（Bryan Magee）《波普爾》，第81頁。 [26]參看希爾普編，前引著作，第2卷，第1173頁。 [27]同上書，第2卷，第1172頁。 [28]關於他的全部著作，T. E.漢森（T. E. Hansen）編有一份詳盡的編年目錄，載希爾普編，前引著作，第2卷，第1202—1287頁。 [29]艾耶：《20世紀的哲學》，紐約，1984年，第132頁。 [30]同上書，第134頁。 [31]卡爾•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第131頁。 [32]同上書，第133頁。 [33]同上。 [34]卡爾•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第132頁。 [35]卡爾•波普爾：《猜測與反駁》紐約，1968年，到處可見。 [36]參看希爾普編，前引著作，第3頁以下各頁。 [37]這是他另一本著作的名字。 [38]這兩部互相補充的書，包括他的史學理論和歷史哲學，同時也有對維根斯坦《邏輯哲學論》的某些批判，而這後一點往往被人忽略。參看希爾普編，前引著作，第1卷，第116—118頁。 [39]儘管它在某些方面可以作為諸如優生學的規律的例證。 [40]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普林斯頓，1971年，第1卷，第6頁。 [41]參看愛德華•博伊爾《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載希爾普編，前引著作，第1卷，第847頁。 [42]參看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1卷，第34頁。 [43]同上書，第1卷，第3—4頁。 [44]同上書，第2卷，第269頁。 [45]參看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卷，第278頁。 [46]同上。 [47]同上書，第2卷，第280頁。 [48]卡爾•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第158頁。 [49]參看同上書，第41頁以下各頁；第105頁以下各頁。還可參看W.德雷（W. Dray）《歷史哲學》，美國，恩格爾伍德-克利夫斯，1964年，第62頁。 [50]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卷，第60頁。 [51]卡爾•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第89頁。 [52]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1卷，第120頁。 [53]同上。 [54]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卷，第133頁。 [55]羅素說：「他對柏拉圖的攻擊儘管是非正統的，但我認為是有道理的。」B.馬吉，前引著作，第91頁。 [56]參看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卷，第136頁。 [57]卡爾•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第90頁。 [58]同上。 [59]因為人類對歷史的認識，決不可能以完整的總體為對象。參看同上書，第80頁。 [60]參看G.伊格爾斯《德國的歷史觀念》，米德爾敦（康乃狄克州），1983年，第277頁。 [61]W.德雷：《歷史中的規律和解釋》，牛津大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頁。丹圖則認為波普爾是「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A.丹圖：《分析歷史哲學》，倫敦，劍橋大學出版社1968年版，第312頁。 [62]例如，關於高度發達的物質水平是不是和民主（即開放的社會）分不開的這一論點。參看馬吉，前引著作，第71頁。 [63]參看卡爾•波普爾《科學發現的邏輯》，倫敦，1959年，第36頁以下各頁。 [64]參看卡爾•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第144頁。 [65]同上。 [66]參看卡爾•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第78頁。 [67]同上書，第140頁。 [68]三分法在邏輯上似亦並非無據，因為兩端之間總會有中間部分。 [69]參看D.卡爾和W.德雷編：（D. Carr and W. Dray ed.）《歷史哲學和今日的歷史實踐》，渥太華，1982年，第47—50頁。 [70]卡爾•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第48頁。 [71]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卷，第87頁。同一個地方他又說：「當時對法國革命那場歷史大地震記憶猶新。」 [72]同上書，第2卷，第85頁。 [73]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卷，第82頁。 [74]參看同上書，第81頁。 [75]卡爾•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第9頁。 [76]參看希爾普編，前引著作，第2卷，第113—114頁。 [77]同上。 [7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18頁。 [79]參看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卷，第60頁。馬克思、恩格斯本人早已說明：「我們的歷史觀……並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32頁。 [80]參看同上書，第1卷，第9頁。 [81]同上書，第2卷，第101頁。 [82]同上書，第2卷，第82頁。 [8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1頁。 [84]參看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卷，第199頁。 [85]同上書，第268頁。 [86]卡爾•波普爾：《歷史主義貧困論》，第70頁。 [87]參看同上書，第159頁。 [88]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卷，第138頁。 [89]恩格斯：「如果舊的東西足夠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舊的東西抵抗這種必然性，那就通過暴力來代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12頁。 [90]例如愛•卡爾就評論他說：「波普爾以為歷史主義的核心錯誤在於相信歷史傾向或趨勢可以從普遍的規律之中推導出來，而這一點正是馬克思所否認的。」愛德華•卡爾：《歷史是什麼》，紐約，1961年，第82頁。 [91]維特根斯坦承認：「現象學的分析是概念的分析，它既不贊同也不反對物理學。」L.維特根斯坦：《色彩論》，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1977年版，第16頁。 [92]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卷，第264頁。 [93]這大概是指責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是偽科學的真正原因所在。 [94]卡爾•波普爾：《猜測與反駁》，第18章中到處可見。 [95]參看愛德華•卡爾，前引書，第207頁。 [96]參看漢斯•邁耶霍夫《我們時代的歷史哲學》，美國加登城，1959年，第300頁。 [97]I.伯林：《反潮流》，紐約，1982年，第37頁。 [98]B.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踐》，紐約，1960年，第12頁。 [99]R. G.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牛津，1962年，第215頁。 [100]R. G.柯林武德：《歷史哲學文集》，紐約，1966年，第138頁。 [101]參看同上書，第99頁。亦可參看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2卷，第269頁。 [102]D.卡爾和W.德雷編，前引著作，第313—314頁。 [103]參看L.維特根斯坦《文化和價值》，芝加哥，1980年，第18頁。 [104]同上書，第11頁。 [105]K. I.尼恩：《維特根斯坦的歷史觀念》，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1969年版，第109頁。 [106]參看希爾普，前引著作，第2卷，第923頁。 [107]I.伯林：《歷史的必然性》，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54年版，第10—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