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主義的貧困 · 導論

人們對社會政治問題的科學興趣，和對宇宙學和物理學的科學興趣，幾乎是同樣地古老。在古代，曾有過這樣的時期（我的心目中是柏拉圖的政治理論和亞里士多德的憲法匯編），當時社會科學似乎曾經比自然科學更先進得多。但隨著伽利略[1]和牛頓[2]，物理學的成功出乎人們預料，遠遠超過所有其他的科學；而且生物科學，自從巴斯德[3]——生物學的伽利略——之後，也幾乎是同樣地成功。但社會科學卻似乎還沒有發現自己的伽利略。 在這種情況下，工作在這一或那一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就非常之關心著方法問題；他們很多有關這些問題的討論，都是著眼於那些更為繁榮昌盛的科學、尤其是物理學的方法而進行的。例如，正是有意識的企圖模仿物理學的實驗方法，就導致了馮特[4]那代人對心理學的改革；而自穆勒[5]以來，則反覆試圖根據大體類似的路線來改造社會科學的方法。在心裡學的領域，這些改革可能已經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儘管也有大量令人失望之處。但是在理論社會科學的領域，除了經濟學之外，這些企圖所得到的大抵只不外是令人失望而已。當人們討論這些失敗時，很快地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物理學的方法是不是真能適用於社會科學？或許，是不是對這一方法的可適用性的頑固信仰，應該對這些研究的可悲狀態負責？ 這些疑問就提示著有關不很成功的科學方法之各派思想的一種簡單的分類。依照他們對物理學方法可適用性的觀點，我們可以把這些流派分為擁自然主義的或反自然主義的；如果他們贊同把物理學的方法應用到社會科學，就稱他們為「擁自然主義的」或「實證的」；如果他們反對應用這類方法，則稱為「反自然主義的」或「否定的」學派。 一個方法論的學者是堅持反自然主義的學說還是擁自然主義的學說，或是否接受這兩種學說的理論結合，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他們對所考慮學科的特點及其主題的特點的看法。他所採取的態度，也取決於他關於物理學方法的觀點。我相信這後一點是最為重要的。我認為，在大多數有關方法論的討論中，嚴重的錯誤都產生於對物理學方法的某些極為普通的錯誤理解。尤其是，我認為他們產生於對物理學理論的邏輯形式、檢驗方法和觀察與實驗的邏輯功能的一種錯誤理解。我的論點是，這些錯誤的理解有著嚴重的後果；我將在本書第三和第四部分中試圖證明這一主張。在這兩部分中，我要證明各種不同的、有時是互相衝突的論證和學說，無論是反自然主義的還是擁自然主義的，都確實是基於對物理學方法的一種錯誤的理解。然而在第一、第二兩部分中，我將僅限於解釋某些反自然主義和擁自然主義的學說，這兩種學說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種有特色的研究途徑的組成部分。 我首先是要解釋、然後才是要批評的那種研究途徑，我稱之為「歷史主義」。它在討論社會科學方法時是常常遇到的；它也是不經批判的反思就經常被人應用的，甚至於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我所說的「歷史主義」一詞是什麼意思，我將在本書中詳加闡述。在這裡，我只要說我所謂的「歷史主義」是指一種社會科學的研究途徑，它認為歷史預言是它的主要目的，並認為通過揭示隱藏在歷史演變之中的「節奏」、「類型」、「規律」和「趨勢」就可以達到這一目的——這樣說就夠了。既然我確信這類歷史主義方法的學說，從根本上說，要對理論社會科學（除了經濟理論而外）之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態負責，所以我對這些學說的表述必然不會是沒有偏見的。但是我力圖做出一種有利於歷史主義的申訴，以便對我隨後的批評先讓一步。我力圖把歷史主義表現為一門精心考慮和結構緊密的哲學。我毫不猶豫要構造出來種種擁護它的論據；這些論據，就我所知，是歷史主義者自己還從來沒有提出過的。我希望，我以這樣的方式而能成功地建立一種真正值得攻擊的立場。換句話說，我已經力圖完善一種雖然經常被人提了出來、但卻或許從來沒有呈現為一種充分發展的形式的理論。這就是我為什麼有意選擇了一個多少有點不大習慣的名詞——「歷史主義」——的原因。通過對它的介紹，我希望我將能避免單純文字上的吹毛求疵，因為我希望不會有人被誘導去提問：這裡所討論的任何論點是否真正地、確切地或在本質上是屬於歷史主義的，或者歷史主義一詞的真正的、確切的、本質的意思究竟是什麼。 * * * [1]伽利略（Galileo，1564—1642），義大利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譯者 [2]牛頓（Newton，1642—1727），英國物理學家，經典物理學的奠基人。——譯者 [3]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國微生物學家、化學家，近代微生物學的奠基人。——譯者 [4]馮特（Wundt，1832—1920），德國心理學家、哲學家，構造心理學派創始人之一。——譯者 [5]穆勒（J. S. Mill，1806—1873），英國哲學家及經濟學家。——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