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終結之前的最終事 · 導論(1)

古代歷史學家通常會在論述歷史之前用一簡短的自傳式聲明作為前言——似乎想要即刻告知讀者自己在時間和社會中的位置，以此為阿基米德支點，隨後開始漫談過往。【3】效仿先例，我也可以說，近來我突然發現對歷史的興趣——出現於大概一年前，目前為止，我認為這一興趣是由我們當前境況對我思想的影響所點燃——實際上產生於我在《電影的理論》（Theory of Film）一書中試圖思考與挖掘的一些觀點。轉向歷史，只不過是沿著那本書的思路繼續思考。可是，長久以來我並未意識到這點，反而認為我正在開拓一個全新的領域，並從自己曾經全身心投入的思考中脫離。我發現自己對歷史的沉迷並不是由於這一嶄新領域與先前長期關注的主題完全無關，其實是因為歷史能夠使我以前的思考適應一個更為寬廣的領域。某一瞬間我意識到，歷史與攝影媒介、歷史現實與鏡頭現實之間存在很多相似之處。【4】後來，我不經意間重讀自己《論攝影》（「Photography」）的小文，發現1920年代的這篇文章里已經對歷史主義和攝影進行了比較，這讓我非常震驚。難道直到此刻我才豁然開朗嗎？這是一股奇怪的潛意識之力，一些如此澄明、顯白之事在最終機緣巧合顯露自身之前，你一直都不會有所覺察。這一發現讓我非常振奮，原因有二：它不期然地確證了我轉向歷史的內在需求和合理性；同樣地，在我看來，體驗這次事件證實了我這些年殫精竭慮寫作《電影的理論》是值得且必要的。我以前一直將該書作為專論攝影媒介美學的著作加以構思，現在，當穿透籠罩著內心最私密意向的面紗，我才體味到它的真正意義：這是我的另一次嘗試，試圖展現一些領域的意義，它們應該憑藉自身的價值獲得承認，但還未被人們所認識。我說「另一次嘗試」是由於這是我貫穿一生都試圖去做的事情——在《雇員們》（Die Angestellten）中，或許也在《金斯特》（Ginster）一書中，《論奧芬巴赫》（Offenbach）尤其明顯。所以，我所有表面看來並不連貫的寫作終於匯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合力——都是為了並將繼續致力於一個單一的目的：使那些由於尚未命名而被忽略或誤判的生存模式和目標得以復原。或許相較於歷史，攝影尤其如此；但歷史也會有心理偏好的痕跡，並界定某個現實區域，儘管這一現實區域已經有所記載，但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領域。 我要指出促使我將歷史作為思考重任的兩三個理由。首先，有一種欲望驅使我想要更好地理解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是我們在將過往某些時期作為某種似曾體驗過的經歷加以研究時所面對的。【5】確實，關於過去發生之事的認識並不會告知我們的前景，但至少會使我們能夠從遠處仔細審視當代境況。歷史就像攝影，不只因為它是一種間離手段。 舉例來說，我們的物理環境和精神狀況都得到了極大擴張，就如呼吸的空氣一樣習以為常。很難不從全局出發去思考；洞察想像整個人類已經不再是一種崇高的願景了。但是隨著世界逐漸變小——我們不是已經遍布其間了嗎？——它也超出了我們的控制之外。我們被逐出熟悉的環境，拋入開放性空間，其中很多傳統觀念和慣常程序已不再適用。隨之而來的是關於事物形態和發展方向的不確定感，而有些理念體系已經開始搖搖欲墜，正在不斷加劇這種不確定感：我尤其想到的是，人們已經喪失對科學固有進步性質的信心，這對進步觀念擁護者不啻為一次重大打擊。一股無力感或遺棄感正在瀰漫。正如希臘化時期地方性安全發展成世界化騷亂，這種瀰漫在未知與不利擴張中的失落感似乎體現在兩個方面。它滋長了對一般意識形態的不信任，因此削弱了其施加在我們身上的法術。相反，它也激發很多人——想必是大多數人——竭力找尋某種統一信仰以求安慰與庇護。 希臘化世界的宗教想像和神學思考所開啟的精神性向度是現代人難以企及的。但我們真的嚮往嗎？其實，我們面臨的任務也是古人難以想像的；由於掌握技術知識，我們能夠勝任並承諾將努力改善大多數人賴以生活的物質條件。【6】順便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共同持有一種假設，即擺脫了物質束縛的自由狀態終有一天會改善人類的境況，這種假設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良好願景。文化需求與精神傾向如果被暫時懸置起來或輕率地用來迎合大眾，就會逐漸消散。（我們不可避免地沉浸在人類事務的社會經濟層面，上述假設所呈現的現代思想的單調無趣也許是我們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我對歷史展開思索的第二個理由與第一個相反：這與當前事宜完全無關，而是源自對過去某些時刻具有善意的興趣——也可以說是一種嗜古癖。過去吸引我，正如普魯斯特的幽靈之樹似乎可以給他傳遞某種信息。（我有時會懷疑，隨著年齡見長，我們對逝者無言的請求是否不會更加敏感？年齡越大，他越會認識到自己的未來是有關過去的未來，這就是歷史。） 大體來說，我主要對某些宏大意識形態走向的初生狀態感興趣，那時它們尚未機制化，依然處於與其他觀念的競爭之中。相比於獲得勝利的意識形態之歷程，我對它們出現時的紛爭更感興趣。甚至可以說，我的興趣主要圍繞著這些紛爭本身，重點強調那些在歷史看來不適合深究的各類可能性。 這種興趣與某種經驗密切相關，當馬克思宣稱他本人並非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他對這種經驗做出了簡潔有力的概括。任何一位有影響力的思想家都會竭力避免自己的思想被追隨者——或敵對者——歪曲利用。【7】難道不是這樣嗎？每一觀念在散播的過程中都會被粗俗化、扁平化和歪曲化。人們擁護某一觀念是基於自己的視角和需求。某一願景一旦成為一種制度，就會被烏雲遮蔽，模糊了其輪廓和內容。觀念史是一部誤解史。換言之，一種觀念只有在尚未形成為廣泛認可的堅定信念之前，才能保持其完整性和豐富性。或許，某一觀念的開創時期對於它撥開迷亂力圖達至的真理而言才是最為澄明的。 也許有人會說，歷史本身並不清楚這種節奏的停頓，並且一種觀念或者其殘存部分取得優勢之後還是會有持續的爭論。事實上，任何一種占支配地位的學說，不論其目的有多可疑，都是在不斷嘗試調整自己以適應當代變化莫測的狀況和需求的過程中慢慢確立起來的。對這些嘗試的再次解讀可能會離其本義更遠；沒有一種教條是免遭反對、褻玷與衰敗的。但即便如此，一個被廣泛接受的觀念，其初始階段似乎擁有它自身的意義，有別於所有的後續解讀。否則，許多強大信念的歷史就不會充斥著各類證明其初創時期合法性的努力了。這些努力之所以產生，是由於篤定一個時代占主導地位的信條已經被各種穿鑿附會、誤解濫用所損害，從而模糊了其核心要義。其邏輯結果就是，這樣的看法點燃了人們摒除傳統偏見、復原那一信條原始純潔狀態的欲望。人們將目光從其不可辨認的損壞狀態轉向其尚未被玷染的起源。路德即為一典型例證。他向我們表明，返諸本源有時相當於新的啟程，修復者也可以是創新者。 不管怎樣，【8】我對希臘化羅馬世界基督教、宗教改革、共產主義運動等思潮最終確立之前的時代著迷至深。這些時代的魅力來自我的一種預感：正如喚起普魯斯特憐憫情感的幽靈之樹，它們本身傳遞出重要但難以捉摸的啟示與信息。可是，這是一種怎樣的啟示呢？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這種啟示無關那些時代相互爭鬥的各類事業，而是隱藏在各類主張的間隙之中；譬如，潛伏在塞爾蘇斯（Celsus）與奧利金（Origen）的爭論背後，或是天主教徒與宗教改革者的宗教紛爭之間。其位置即暗示了它的內容。我所獲得的啟示與訊息關涉如下可能性：那些相互爭鬥的主張和事業，均非關於危殆關頭最終事宜的定論；相反，存在一種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我們加以遵循，則可以洞穿各類接踵而至的主張之本質，並對之加以揚棄——由於缺乏更好的字眼，或許根本沒有合適的詞彙來描述，我們不妨將這種方式稱為「人道」（humane）。在討論公元2世紀希臘文化與基督教信仰相互滲透之渴望時，沃納·耶格（Werner Jaeger）曾提到這一方式：「雙方最終必定認識到……它們之間存在最終的統一，有一個共同的思想核心，桑塔亞那（Santayana）這位敏銳的思想家毫不猶豫地稱之為『人文主義』……」實際上，雙方並未實現那一「人文主義」的最終統一。對我而言顯而易見的是，它正是在發生爭論之際才有可能出現，從而串聯起歷史的進程。牆壁之上總有我們可以逃避的洞口，也有我們難以側身而入之處。儘管人道的啟示幾乎無處不在，但並非任何時候都值得同等關注。毫無疑問，不管是否被察覺，在迴蕩著某一重要觀念誕生之陣痛的時代，這一訊息與啟示尤為緊迫和明顯。【9】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拮抗者聯合在一起，共同接受挑戰，提出某些基本問題，而不是立志解決傳統遺留下來的這一或那一虛假問題。 伊拉斯謨即為此種時代的反抗者之一，但並不屬於任何陣營。他以不同凡響的方式生動展示了上述談及的時代特徵，因此我無法不對這一人物形象略加評述。我的評論基於此種假設：他儘可能地從自己的狀況出發，描繪一種擺脫意識形態束縛的生活方式；事實上，他的所作所為帶有強烈的人文印記。 伊拉斯謨不遺餘力地傳播這一人道訊息。在對希臘文《聖經·新約》及教父文本的評註，以及他的《箴言集》（Adagia）和《對談集》（Colloquia）中，伊拉斯謨時常求助希臘語和拉丁語原典作家，這清晰地表明了他意圖復興原始基督教樸素主義以及將所欽佩的古人視為聖徒的渴望。他對修道院生活和僧侶腐化墮落的諷刺文章既是公共檄文，同時表明意欲在基督教人文主義精神關照下進行教會改革的私人訴求。他抓住一切機會公開表達對窮人悲慘境遇的同情，痛斥國王的貪婪，同時對世俗事務加以評點。他的文章和信件涉及大量時事問題，表達的觀點具有高瞻遠矚的現代主義意識，得益於其對基督教去教條化的遠見。他憎惡暴力，對普通人及其樸素靈魂持同情態度。同時代的人熟知這一切。他們同時了解伊拉斯謨並不情願偏袒某一陣營，或做出武斷決定。他們也注意到伊拉斯謨一貫拒絕教皇和國王賦予的各類頭銜或地位。（認為他的上述所為出於獨立意識的觀點，是一種草率的庸常論調。） 人們似乎不可避免地會下結論，將伊拉斯謨頌揚為每個人的豐碑。【10】然而弔詭的是，儘管直言不諱，他卻是一位令人最難以捉摸的人。他的一位朋友提出，「沒有人能夠聲稱可以深入了解伊拉斯謨的內心世界，其內心世界具有豐富異常的內容。」 秘密意味著對闡釋者的挑戰。從細節證據出發，對伊拉斯謨的心理刻畫試圖以一種引人注目的方式闡釋其心靈與思想。如此，或許可以將這一人物的不同面向追溯至某一假設的原點。這種嘗試難以洞察伊拉斯謨的內心世界，但起碼會揭示出哪些因素導致其內心是如此豐富難解。如今，從伊拉斯謨的個人品好與智識追求看來，他對一切固定僵化的思想懷有深深的憂慮。就其精神性自我而言，我們同樣可以認為，他受如下信念的驅使：真理一旦演變為一種教條，從而摒除了使其成為真理的模糊性，那麼真理就不再為真。他的憂慮——或者是否可以說他對完美即時性的懷戀？——反映了上述信念；一種精神層面而非心理層面的擔憂與恐懼，很大程度上等同於各類文獻中反覆強調的存在於伊拉斯謨身上的那種神秘張力。 一旦你將這種憂慮看作一種幕後原動力，那麼一切將會模式化。首先，伊拉斯謨各種看似不相關的人格特質，可以在這些特質的萌芽狀態中找到合理的解釋。這讓人可以理解他為何不信任哲學思辨，也不願參與神學論爭，因為兩者註定會陷入絕對斷言的泥淖。同時也解釋了伊拉斯謨為何對任何約束性承諾具有根深蒂固的反感，為何對某些宗教問題的所謂最終解決方案持懷疑態度——對這些宗教問題的應答，他有時評論道，最好是推遲到「我們面見上帝」之時。【11】這自然就是他對「絕對信心」持有敵意的深層原因，路德曾深深沉迷於這種絕對確信——轉向《聖經》，反對教會對《聖經》的曲解與誤用，對此伊拉斯謨堅定地予以支持，儘管這有可能使他陷入各種論戰，從而影響聲譽。 更關鍵的是，他對任何固定僵化思想的憂慮同時解釋了他所倡導的基督教人文主義在當時相互競爭的各種意識形態中將會占據何種位置。誠然，伊拉斯謨的目標是宗教復興和社會進步，在此意義上，他會對某項事業表示支持。但他厭惡任何陳腐刻板的準則和處方，這使他的思想變動不居，可以說一直處於流動狀態，因此它們絕對不可能凝結為某種體制化方案；從一開始，它們就處於傳統天主教教義與宗教改革派僵化信條的間隙之間。人們甚至認為，一旦他所傳遞的啟示以上述固化信條的面貌出現在他面前，伊拉斯謨可能對之加以拒絕，或不再承認這樣的啟示信息；它們對於大眾的影響與控制是他不願付出的代價。他的目標正在於終結一切歷史規劃。 這一點至關重要，暗示了世人是如何對待伊拉斯謨的。他迅速贏得了廣泛讚譽，表明至少他的某些觀點與努力迎合了大多數人的需要。更不用說他對唯靈論者、西班牙神秘主義者以及後來18世紀啟蒙主義者的影響了——其影響一定程度上是由於誤解所致。他促使神學家返歸基督教的根源，傳播人文主義福音，並促生了豐富的文學表達。另外，毫無疑問，他對更好社會的憧憬、通過知識和教育達至完美狀況的信念，【12】以及對似是而非的寬容問題的堅持表達了一種渴望；這種渴望往往從籠罩其公眾形象的柔和光暈中得到確認。很多人將伊拉斯謨看作一名解放者，使他們擺脫了狹隘與偏見。在這種「伊拉斯謨氣氛」——借用沃爾特·科勒（Walther Koehler）的術語——中，他們可以更加自由地呼吸。 但他們散落在人群中，並沒有集結在伊拉斯謨周圍。他所傳遞的啟示與訊息並沒有產生任何實際效果；這種啟示帶來的是一種情緒而非一次運動，就如夜晚轉瞬即逝的流星划過夜空，如童話故事中的承諾難以觸摸。有路德派成員，但沒有伊拉斯謨追隨者。情況為何如此？的確，伊拉斯謨想要改變體制，但他不想自己的熱望被體制化，從而被世人所曲解、利用。出於對固定僵化之物根深蒂固的憂慮與恐懼，他竭力阻止自己的「目標理想」退化為某種事業規劃，儘管他意識到自己不願「入世」的想法終歸會遭遇挫敗。「我擔心，」他在去世七年前寫道，「這個世界最終將會獲勝。」 這就是所發生的一切：這個世界分裂為兩大陣營，各自曲解了他的意圖與目標。儘管伊拉斯謨的名字無處不在，但他實際並不可見。保守的天主教徒和宗教改革者一樣缺失理解這一啟示的語言，難以洞穿並超越他們各自堅守的教義學說。他們使用的語言是為了服務於各自的事業規劃。因此，在各種誤解的面紗後面，伊拉斯謨表達的願景與傳遞的遠見消失不見了。難怪他被看作各派陣營的座上賓。路德粗魯地稱他作一名伊壁鳩魯主義者，某種程度上他確實是。狂熱的經院學者指責他引發了一場宗教變革和社會革命，這也並非完全錯誤。【13】他遵從內心，在相互矛盾的教義學說間甄別好壞，鑒於此，他拒絕加入任何黨派陣營，因此激怒了論戰雙方，他們將伊拉斯謨看作懦弱者，認為他不負責任地在羅馬和威滕伯格之間搖擺不定，在徒勞的妥協中尋求庇護。 從世俗角度看來，伊拉斯謨確實是一位善變的投機者。他為德國農民起義辯護，認為這是基於痛苦和絕望的反抗，可一旦他們訴求過當，伊拉斯謨就（悲痛地）認可採取鎮壓手段。他攻擊對宗教經典進行語文學修訂持反對態度的任何傳統，卻勸誡虔信者忍受傳統的濫用，認為不可能一夜之間創造一個新世界。他對聖人崇拜與懺悔儀式——對這一體制，他既沒有批判，也沒有全心擁護——的曖昧態度恰恰強化了人們對他內在模糊性的印象。與這種曖昧模糊攜手並進，他反覆重申需要不惜一切代價達至和平協定。「我如此地熱愛和諧融洽」，伊拉斯謨在1522年宣稱，「如果展開爭辯，恐怕我寧願犧牲部分真理，也不願對和平造成麻煩」。 這些話語暗示了他行為後面的動機。對伊拉斯謨而言，和平概念蘊含基督教意義；它預示著一項任務，這超出任何既定信條的範圍，這些信條作為不可企及之真理的拙劣替代品只會帶來流血衝突。由此可見，伊拉斯謨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堅定擁躉眼中的牆頭草形象，實際上不過是一種表象，其內在是對通往和平之路的堅定信念。幸運的是，他是一名出色的舵手；以當時的情況而言，他不得不靈巧地在敵對雙方之間謹慎駕駛、小心從事。【14】儘管伊拉斯謨遵循一條或許是世人眼中的中間路線，但他堅決反對任何妥協。他努力使不奉國教者回心轉意，促使教會認識到改革的必要性，這一切絕非出自反烏托邦式的機會主義考慮，相反，這是一種徹頭徹尾決不妥協的嘗試，試圖移除一切阻礙和平到來的各類主張。烏托邦空想主義者聲討一切腳踏實地走中間路線的人，認為他們試圖將人類的不完美狀況永續長存，冷酷無情地背叛整個人類。在伊拉斯謨身上，我們看到這條中間路線——人道之路——恰恰直通烏托邦。他與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成為至交並非偶然。 與他同時代的大多數人忽視了一條進路，這一進路一旦成為一項理所當然的規劃或事業，就會喪失其意義。問題是，伊拉斯謨本人是否意識到他所遵循的道路將他帶往何處。他傳遞的訊息步入淵藪：他能測量其深度嗎？在《對談集》一篇中，他借主人公尤西比烏斯（Eusebius）之口，頌揚神聖之力感動了西塞羅（Cicero）或普魯塔克（Plutarch）之類的古代作家，並且提出「也許基督之靈比我們理解的影響更廣」。尤西比烏斯所說的正是伊拉斯謨的想法。受護教論者及令人敬畏的奧利金啟發，伊拉斯謨認為古代異教聖人也受到神的啟示，正是由於耶穌基督身上散發的理性之光，基督教才成為古代至善之圓滿。將所有高尚的非基督徒努力達至的世俗目標歸入基督教精神之下，伊拉斯謨既可以摯愛「聖·蘇格拉底」，又可以篤信聖餐變體論，同時可以申明基督教具有他所倡導的人文主義關懷。他將自己熱望的人文關懷看作基督自由的自然結果。 這很可能就是我們所知的一切，【15】但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得注意，根據記載，伊拉斯謨公開坦誠但也神秘莫測。肯定有他未言明之事——也許太過危險而不便揭露？如果大膽猜測他對什麼永遠保密，考慮到他的思想路徑及目的，我們完全可以認為，伊拉斯謨可能得出了一些結論，但他對此充滿恐懼，因此寧願將它們深埋在心底。他可能（或許沒有）覺察到他的最終目的已經超出基督教的範圍；思考到最終，他的真實設想是要一勞永逸地拆毀各類固定僵化事業之教條和制度設計，從而達至這些事業所欲求和未酬的那一「最終統一」。 一個古老的猶太教傳說提到，每一代人中會有三十六位正義之士，他們撐起了整個世界。沒有他們，世界將會毀滅。可沒有人能認出他們；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正是由於他們的出現，這個世界才免於毀滅。找尋這些隱匿的正義之士——每一代人中真的會有三十六位之多嗎？——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對我而言，這正是歷史需要冒險承擔起的最激動人心的一項壯舉。 假若讀者期盼上述考察結果應該完全由歷史研究來實現，恐怕會感到失望。如同《項狄傳》（Tristram Shandy）的作者，打個比方說，在我的英雄誕生之前，我可能會陷入無盡的困難和思慮之中。事實上，我關切歷史的主要原因可能在於一種迫切的願望，即試圖發掘出關於這一爭議性知識分支機制與意義的更多信息。歷史不經意間扭扭捏捏地從形上學思辨和神學教條中解放自身之後，是否已然成為一門科學？歷史宣稱為一門科學，絕非毫無爭議。【16】歷史也很難說是一門藝術，儘管它保有文學體裁的某些痕跡。當然，歷史也不是給人以一般印象的意見與見解的問題。正如我們今天所知，歷史寓居在由上述追求與偏好所界定的維度之間。它屬於某一中間領域。然而，這一領域就其本身而言遠未被承認。傳統的思維習慣導致我們忽視它的存在。尤其是科學方法和對終極問題的哲學追問似乎歪曲了歷史探索所關涉的一些問題。接下來，我試圖從適合它們獨特屬性的視角提出這些問題——譬如，「歷史現實」的特點，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關係，普遍性程度不同的各類歷史敘事之間的關係，以及隱藏在歷史書寫之下的主觀性能否超越自身等問題。我這樣做的目標是使得歷史的中間領域憑藉自身的價值得以確立——為終結之前的最終事提供臨時性的洞察與理解。 * * * (1)　寫於1961年1月至1962年2月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