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終結之前的最終事 · 序言（美國平裝第一版）*

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 1889—1966）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才華、最為多產、最具原創性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v】他的主要著作和文章為我們提供了多樣的視角和方法，吸引了各類讀者的關注。 克拉考爾在家鄉法蘭克福求學，攻讀建築學、哲學和社會學。1920年，他開始為當時德國主流自由派報刊《法蘭克福報》（Frankfurter Zeitung）撰寫專欄文章。1924年到1933年，他先後在法蘭克福和柏林負責報紙「雜文隨筆」專欄（Feuilleton），其創新之處主要包括電影和攝影評論。隨後，克拉考爾先後用德文和英文創作出版了關於電影的開創性研究成果及一部小說，還出版了一部關於白領工人的論著。白領工人階層擁有自己的興趣、品味和政治傾向，先前並未引起學界重視。傳統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僅將體力勞動者及資本家作為重點研究的社會階層，克拉考爾對白領工人的專題分析標誌著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一次重大進步。同時，克拉考爾還是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of Frankfurt University）重要且具有批判性的成員，與研究所所長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私交甚篤，他們均從馬克思主義視角分析和講授社會學及其他社會科學論題。 1933年，克拉考爾與妻子莉莉移居法國，【vi】八年後於1941年4月永久移民美國。與他背景相似的難民同胞很多都開始從事學術研究，但由於語言障礙，克拉考爾無法公開講演，因此學術生涯受阻。他先後就職於美國國務院、現代藝術博物館、波林根基金會和社會研究所。 我與克拉考爾第一次見面非常偶然，是在他就職《法蘭克福報》的辦公室里，那時我還是海德堡大學哲學史專業的一名博士生。當時，我還拜訪了社會研究所，與研究所主任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短暫會面。1939—1940學年，我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名教師，隨後才與克拉考爾熟識起來。那時，社會研究所已經從法蘭克福遷到紐約，並與哥倫比亞大學建立了聯繫，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奧多·阿多諾仍是研究所所長。1933年到1945年間，社會研究所在哥倫比亞大學擁有一間辦公室，與大學其他院系和諸如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等研究機構保持密切聯繫。此間，克拉考爾一直在社會研究所擔任教職。哥倫比亞大學的很多教職員工都會參加研究所召開的會議，閱讀並討論各類主題的學術論文。我也受邀參加每周一次的例會，適時提交了一篇論文。一次例會上，克拉考爾遇到了社會學家保羅·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和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也正是那次例會讓我對克拉考爾有了重新認識，與他建立了長久親密的私人友誼。 1960年，克拉考爾開始擔任波林根基金會（Bollingen Foundation）的評論員和顧問。波林根基金會是一所捐贈機構，其董事深受精神分析學家卡爾·榮格（Carl C. Jung）影響，熟諳西方古典、中世紀和早期現代哲學、歷史學、語文學及其他學科文化傳統。我曾經在1960年申請到波林根基金會的資助，出版了《義大利之旅：義大利及其他圖書館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手稿補遺》（Iter Italicum: A Finding List of Uncatalogued or Incompletely Catalogued Humanistic Manuscripts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ian and Other Libraries）第一卷（1963年）。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克拉考爾以基金會顧問的職位，在我獲批基金資助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vii】同年晚些時候，克拉考爾開始撰寫一部論述歷史的著作，經常就相關問題向我諮詢，直到1966年去世，都與我保持緊密聯繫。我倆幾乎每周都通過電話或在彼此家中進行長時間的學術交流，有時也去附近的咖啡館或餐廳。作為作家和思想家，我對他充滿敬意，因此非常樂於跟他交流。 克拉考爾完全清楚這本書對他而言是個未知領域，主要關涉歷史研究，而非他先前著作中探討的社會、社會學、文學或藝術史問題。他一再跟我講到，他擔心與阿多諾的交情會受挫，因為這本書是他思想的一次轉折，背離了阿多諾一直關注的一些論題。 1966年11月26日，克拉考爾去世，這本論述歷史的著作尚未完成。本書計劃有八章，其中第一到第四章、第七章、第五章前半部分手稿幾近寫就，僅需細微修改。第五章後半部分、第六章、第八章，克拉考爾已經打好草稿或寫好了梗要，相當可讀，但需進一步仔細編輯。 應莉莉·克拉考爾和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要求，我答應編輯本書手稿以備出版。我對已完成的章節進行了仔細檢查，只做了些許修改，未完成的章節則需要大量編輯工作。我添加了簡短的前言和後記，修訂了腳註和參考書目。本書最終在克拉考爾去世三年後的1969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在紐約付梓。 克拉考爾去世後，他的朋友、學生和仰慕者將他的文稿和信件捐贈給了位於馬爾巴赫的德語文獻檔案館（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感興趣的學者可以在那裡很容易查閱到。 隨後的幾十年內，在德國和美國，【viii】克拉考爾作為作家和思想家的聲望不斷攀升。1989年，克拉考爾百年誕辰之際，馬爾巴赫文獻檔案館舉辦了一場包括出版著作、私人文稿和照片在內的文獻展，以此展示和紀念他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展覽吸引了許多慕名者，並在德國其他城市巡展。在馬克·安德森（Mark M. Anderson）教授和安德里亞斯·胡塞恩（Andreas Huyssen）教授的積極倡議和籌備下，哥倫比亞大學也於1990年舉辦了一場展覽，同時組織召開了一場研討會，討論克拉考爾的生活和著作。與會發言者包括與克拉考爾私交甚篤的洛文塔爾（Loewenthal）。演講論文於1991年在《新德國批評》（New German Critique）第54期以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特刊結集出版，其中還包括托馬斯·列文（Thomas Y. Levin）製作的一份克拉考爾作品選目。 新一代學者重新發現克拉考爾，令我欣慰。但他們在努力藉助克拉考爾的思想、作品和性格闡釋各自理論的時候，我發現存在一系列問題。他們普遍認為克拉考爾從法蘭克福學派之外借用了一些觀點，這尤其令他們沮喪。他的最終之作與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存在明顯差異。 有兩篇文章專門討論克拉考爾這部論述歷史的遺作，發表在《新德國批評》1991年秋第54期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特刊（Special Issue），分別是格特魯德·科赫（Gertrud Koch）的《克拉考爾歷史概念中的流放、記憶與影像》（「Exile, Memory, and Image in Kracauer’s Conception of History」，第95—109頁）和因卡·米爾德-巴赫（Inka Miilder-Bach）的《作為自傳的歷史：終結之前的最終事》（「History as Autobiography, The Last Things before the Last」，第139—157頁）。這兩篇文章既沒有對本書加以概括總結，也沒有指出其內容與克拉考爾早期作品完全不同。文章腳註中引用的著作和文章，要麼克拉考爾並不熟悉，要麼就是他先前的著作，好像這本論述歷史的書與他早期作品完全沒有不同。文章也沒有注意到，在本書的腳註和參考書目中，【ix】克拉考爾引用的大部分是歷史學、語文學和哲學文獻，從未提及自己的前期作品，也很少涉及他先前著作中隨處可見的社會學家。最糟糕的是，文章作者暗示甚至直陳歷史並非克拉考爾的主要關注對象。嚴肅且準確闡釋克拉考爾最後著作的學術論著尚未出現。 這部重要遺作已絕版多年，現在新版發行以饗新一代讀者，以此為起點，希望學界出現更加新穎、充分的闡釋。 保羅·奧斯卡·克里斯特勒 （Paul Oskar Kristeller） 哥倫比亞大學 1994年6月 * * * * 　文中方括號【】中數字為原書頁碼，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