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的技藝 · 第五章　歷史的因果

實證主義徒勞地宣稱要將「原因」這個概念從科學裡根除出去。不管是否願意，任何物理學家、生物學家都要用「為什麼」「因為」這些詞來進行思考，歷史學家也無法迴避這些共同的思維規律。有些歷史學家如密芝勒傾向於將歷史描繪成偉大的「生命運動」，而不是按邏輯的模式進行解釋；另一些歷史學家卻喜歡炫耀他們的歸納和假設；遺傳的聯繫使事物一脈相承，我們本能地要求了解由因果聯繫所確立的事實，但這並不是說可以完全憑直覺來從事研究。如果因果關係玄虛難辨，那麼，就需要自覺地用批判的方式論述一下如何利用因果關係，將它作為認識歷史的工具。 假設某人沿著山路行走，不慎摔了一跤，從懸崖上掉了下去。事故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如重力作用，因長期地質變遷形成的地形，還有那條從某村莊通往夏季牧場的山路，等等。如果天體力學法則是另一種說法，地球的演變不是現在的樣子，如果牧群的季節性遷徙也不是高山地帶的基本經濟基礎，那麼，就完全有理由說，這場事故肯定不會發生。然而，在調查事故原因時，任何人都會答道：「失足。」「失足」並不是事故發生的唯一必要前提，還存在許多必要的條件，但是，「失足」這個前提具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徵，從而與其餘條件區別開來，它是最後才發生的，從常規看來，它又是最短暫、最意外的因素，也是最可能避免的。由於以上原因，「失足」直接造成了這場事故，人們自然感到這才是事故唯一的真正原因。人們在談論原因時，常用擬人的說法，從一般的觀點來看，這最後一刻的因素，也就是特殊的難以預料的因素，就好比雕塑家在材料全部準備好之後進行的一次性成型。 歷史的推理在當代實踐中與上述做法並無二致，不管這有多麼必要，那些最常見、最普遍的前提條件仍然往往不被人們注意。地心引力對形成炮彈的拋物線的作用，人體的生理構造與子彈如何擊中要害的關係等，在分析戰爭勝利的因素時，軍事史家會考慮這些因素嗎？為了方便起見，人們把比較特殊的、持續時間較長的前提稱為「條件」，而把那些與總體作用力相異的因素歸到「原因」名下。例如，安德魯·博納·勞為英國首相時發生了通貨膨脹，人們會說：這就是物價全面上漲的「原因」，而在經濟情況較好的法國，那只能算個「條件」。濫發紙幣使貨幣貶值，導致物價上漲，它是通貨膨脹的先決條件，又延長了通貨膨脹的時間。 無疑，應有一條可信的原理可以用來研究這種區別。詳細論述普遍的前提條件又有什麼用呢？這類現象實在太多，難以在它的譜系圖上為哪一個留下特殊的位置。我早就知道，空氣中缺氧就不能燃燒，而我的興趣在於發現火是怎樣被點燃的。彈道原理既能說明戰敗也能說明戰勝，正反都可以解釋，因此，在解釋勝負原因時它是無濟於事的。 然而，把原因分成各種等級只是為了便於思考，而不能將分類絕對化，現實具有無限的多樣性，各種因素往往匯集在一起作用於同一事物，我們會發現某些因素很有特性，實際上它們也值得人們注意，但這總是一種選擇，在所謂與「條件」對立的「重要的原因」這一概念中，顯然含有非常任意的成分。西米昂相當講究概念的精確性，他曾試圖給概念加上十分嚴格的定義（在我看來他的嘗試沒有成功），最後也不得不承認這種區分具有極大的相對性。他寫道：「在醫生看來，時疫的原因在於細菌的繁殖和由貧困導致的骯髒及體質虛弱。在社會學家看來，貧困才是『原因』，生物因素只不過是『條件』。」這就坦率地承認，觀察的重點取決於特定的研究角度。請注意，在進行歷史研究時，人們往往迷戀於尋找單一的原因，便錯誤地將原因歸結於某一個，這樣，就成為一種價值判斷。法官常說「誰對誰錯呢？」學者則滿足於提問：「為什麼？」他承認答案不會那麼簡單。無論是一般的偏見，或邏輯學家的假設，還是律師起訴的習慣，原因一元論對歷史研究都是有害無益的，歷史學就是要探索錯綜複雜的原因，它並不害怕發現原因的多元性，因為生活本身就是多元的。 歷史事實在本質上是心理上的事實，因此，能在其他心理的事實中找到它們的前提條件。誠然，人類的命運建築在自然界之上，並必然受到自然界的影響。然而，即使外部的干預十分強烈，人和人的思想也能減弱或加強它的作用。黑死病的病毒是使西歐人口驟減的主要原因，但正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疫情才會如此迅速地蔓延。所以，從內在的本質看，這也是由思想條件造成的，只有通過研究集體情感的特殊傾向，才能解釋它的道德後果。 然而，沒有一門心理學以純意識為限。讀了某些歷史書會使人感到人類似乎具有合乎邏輯的意志，行動的理由也毫無神秘難解之處。只要看看對人們心理狀態和潛意識的調查實況，就會進一步證明那種永恆的困難，多種科學在試圖互相保持同步前進時對這種困難都有所體驗。有一種過時的經濟理論，其中有一個錯誤時常遭到人們的抨擊，在此，且以誇張的形式重提一次：所謂「經濟人」，是一個空洞的幻影，因為在設想中他一心只顧自己的利益，更荒唐的是，他被想像成能夠形成關於自我利益的清晰概念。拿破崙曾說：「最難得的莫過於計劃。」當前，壓抑沉悶的精神氛圍籠罩著我們，這難道是來自我們心靈中的理性成分嗎？如果，不論在何時何地總是把原因歸為動機，那麼，必然會大大歪曲歷史的原因。 在不少歷史學家的觀念中存在著可笑的矛盾，當需要確證某事是否真的發生過時，他們不去進行刻苦的研究，卻提出一些理由，這些理由無非是極膚淺的表面現象，而且往往以一些平庸的心理學準則為依據，而這些準則也未必比其對立面更具有說服力。 德國的格奧爾格·齊美爾和法國的弗朗索瓦·西米昂都是批評家，在哲學上均頗有造詣，他們曾揭露過一些人的「預期理由」來聊以自娛。一位德國歷史學家曾寫道：埃貝爾派一開始完全擁護羅伯斯庇爾，因為他滿足了該派的願望。後來，埃貝爾派又和羅伯斯庇爾決裂，因為該派認為他的權力太大了。正如齊美爾所指出：實際上，這暗示了兩個前提：恩惠引起感激，人民不願意被統治。這兩個前提不一定是假的，但也不一定是真的。同樣，也會有如下可能性：過分遷就一個派別的要求，結果反而使他們蔑視你的軟弱，而不是對你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哪怕是出現稍微冒犯權力的反抗，某些獨裁者不是也要加以鎮壓嗎？一位學究氣十足的哲學家曾把權威比喻為：「它是一個蠟鼻子，不是向左歪，就是向右斜。」通常所謂真實的心理也無非是這麼回事。 這是一種與虛假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大體相似的錯誤，現在，地理環境決定論已沒有市場了。無論是在自然條件下，還是在社會條件下，人類的進程不會像時針那樣一直朝著同一方向前進。勒南曾提出與眾不同的觀點，他指出：沙漠地帶也未必一定信仰同一種宗教，因為居住在沙漠中的人並不以同樣的精神對待周圍環境。缺水的區域反而會聚集農業人口，水源豐富的地方卻人口稀疏。除非人們真正把靠近泉、井、塘作為頭等重要的大事，否則，人們往往首先考慮安全或協作，甚至僅僅是為了群居，而不願與其他部落靠得太近，哪怕那裡有豐富的水源；或者相反，如撒丁地區，人們把住所造在自己的小花園中間，他們喜歡離群索居，而寧肯繞遠路去打水。實際上，人類本身不正是千變萬化難以捉摸的嗎？ 但是，請不要誤解，在這種情況下，錯誤也不在於解釋本身，而在於先驗地接受任何解釋。迄今為止，上述那種事例並不多見，很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水源的分布決定了人們的居住地點，而沒有其他因素。埃貝爾派的動機或者確如歷史學家所言，那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錯誤在於把假設變成了先入之見。它需要證實，我們沒有理由出自偏見斷定那是行不通的。一旦提出證明，就必須深入挖掘，分析原因，分析各種可以想像的心理態勢，從中找出曾經左右整個集團的特殊原因。只要承認思想和情感的反映並不是不言自明的，我們就不得不做出真正的努力，在思想情感有所反映的地方努力發現它的原因。總而言之，歷史的原因不是想當然的，它需要我們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