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什麼 · 第六章　擴展中的視野

我在這些演講中提出的歷史概念是一個不斷前進的過程，歷史學家伴隨這一過程也在其中不斷前進，這似乎使我有義務就歷史和歷史學家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地位作一些總結性的思考。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這在歷史上並不是第一次出現——世界性災難的預言到處盛行，並給我們帶來了沉重的影響。這些預言既不能證實也不能加以否認。不過，無論如何它們的確定性和我們大家都會死這一預言相比要小一些；那麼，既然其確定性不能阻止我們為我們的未來設定計劃，因此我還要繼續討論我們社會的現狀與未來，假設這個社會——或者，如果不是這個社會，而是世界一些主要的地區——經歷了威脅我們的災難之後繼續存在下來，歷史也將繼續存在下去。 20世紀中葉的世界正處於一個變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或許比自15、16世紀以來中世紀世界崩潰毀滅、奠定了近代世界基礎的任何變化都要深刻、都要廣泛。毫無疑問，這種變化最終是科學發現與發明的產物，是把這些發現、發明更加廣泛加以應用的產物，是直接、間接源自這些發現、發明而引起發展的產物。這次變化最顯著的一面是一場社會革命，這場革命可比擬於15、16世紀那場宣稱一個基於金融和商業、後來又基於工業的新階級權力興起的革命。我們工業的新結構和我們社會的新結構對我來說呈現出太多的問題，以致我不能在這裡詳加論述。但是，變化中有兩個方面和我的主題極其密切——我可以把這稱之為深度的變化和地理範圍的變化。我想嘗試著簡單地論述這兩個問題。 當人們不是依據自然過程開始思考一段時間——季節的循環、人的壽命——而是依據一系列特殊的事件開始思考，而人類又有意識地捲入其並對這些事件施加有意識的影響時，歷史便開始了。歷史，布克哈特說，是「由意識的覺醒而引起的與自然的分裂」。1歷史是人類運用理智來理解其周圍環境並依據環境而行動的長期鬥爭。但是，現代世界以革命的方式拓寬了這一鬥爭的內涵。人類現在尋求理解、依據行事的不僅是周圍環境，而且是人類自身；因此，可以比方說這就為理性增加了新的範圍，也為歷史增加了新的範圍。現時代是所有時代之中最有歷史感的時代。現代人的自我意識到達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對歷史的意識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急切地回顧他曾經走出的黎明，並希望藉助這黎明的微弱光線來照亮他正在邁向的朦朧未來；而且，反過來，他對前方道路所抱有的希望與焦慮也激勵了他對昔日一切東西的洞察力。過去、現在和未來被歷史這條無窮無盡的鎖鏈連接在一起了。 現代世界的變化就在於人的自我意識的發展，這一說法或許是笛卡兒首倡其說的，他首先把人的地位確立為一種生命，不僅能夠思考而且能夠就自己的思想進行思考，能在進行觀察時觀察他自己，因而人便同時是思想和觀察的主體和客體。但是，這一發展直到18世紀晚期才變得完全明朗起來，這時盧梭在人類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識方面挖掘出新的深度，給人類一個有關自然界、有關傳統文明的嶄新觀點。托克維爾說，法國革命的靈感來自「渴望得到的那種信仰，以源自運用人類理性、源自自然律的簡單的、基本的法則來取代籠罩那時社會秩序的煩瑣的傳統習俗」。2「直到那時為止」，阿克頓在一份手稿的注釋中寫道，「他們知道他們尋求的是什麼，但從不知道尋求自由」；3對於阿克頓來說，就像對黑格爾來說，自由與理性從來是不可分開的。因此，美國革命也就與法國革命聯繫在一起了。 八十七年前，我們的先輩在這片大陸上建立了一個新國家，孕育了自由，並貢獻出一切人是生而平等的這樣的主張。 就像林肯這段話所表示的，它是一個獨特的事件——歷史上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當人們審慎地、有意識地把自己組建為一個國家時，同時也有意識地、審慎地把其他人們鑄造到這一過程之中。17、18世紀的人們已經充分地意識到周圍世界及其法則。這些東西不再是不能預測的天意賦予的神秘法則，而是可以用理性來理解的法則了。不過，它們仍舊是人們要服從的法則，不是人們自己制定的那些法則。在下一個階段，人們將更加充分地意識到自身控制周圍環境、控制自己的能力，也將更加充分地意識到制定自己要在它們之下生活的那些法則的能力。 從18世紀過渡到現代世界是一個漫長的、漸進的過程。這期間代表性的哲學家是黑格爾、馬克思，他們兩人都處於一種自相矛盾的境地。黑格爾紮根於這樣的觀念之中：天意法則轉變為理性法則。黑格爾的世界精神一方面牢牢地把握了天意，另一方面又牢牢地把握了理性。他與亞當·斯密有著共鳴之處。每個人「滿足於他們自己的利益；更多的東西也因此而產生，這些東西潛伏在他們的行動之中，雖然並沒有意識到這些東西」。關於世界精神的理性目的，黑格爾寫道，人「在每一次行動中都實現了理性目的，使它成為滿足人願望的機會，其意義與原來目的不同」。這不過是把利益和諧理論簡單地翻譯為德國哲學語言罷了。4黑格爾之等同於斯密「無形的手」的話是那句著名的「理性的狡黠」，這使人們在無意識中工作以履行其旨意。但是，黑格爾依然是法國革命時代的哲學家，是第一位明了歷史變化之中事實本質的哲學家，是第一位明了人的自我意識發展中的事實本質的哲學家。歷史中的發展意味著朝向自由概念的發展。但是，1815年以後，法國革命這一鼓舞人心的事便在王朝復辟的憂鬱氣氛中失敗了。黑格爾在政治上過於軟弱，在其晚年，這時的權力機構又約束得太死，以至他不能在他的形而上命題中引入任何具體的意義。赫爾岑①把黑格爾的學說描述為「革命的代數學」，這非常恰當。黑格爾提出了概念，但沒有賦予實際內容。把具體的數字寫入黑格爾代數方程式的工作留給馬克思去做了。 既是亞當·斯密信徒又是黑格爾信徒的馬克思，是從自然的理性法則支配世界的概念出發的。像黑格爾一樣，馬克思也轉變到受法則支配的世界這個概念，不過他是以實際的、具體的形式轉變的，是與人的革命能動相適應、通過理性進程而逐漸進化的。在馬克思的最後推論中，歷史意味著三種事情，它們之間彼此不能分割、形成一個連貫的、合理的整體：根據客觀的，主要是客觀的經濟規律進行的事件的運動；通過辯證過程的相應的思想發展；以階級鬥爭形式表現出來的相應行動，階級鬥爭把革命的理論與革命的實踐調和並團結起來。馬克思所提出的是客觀規律的綜合，是把它們變為實踐的有意識行動的綜合，有時（儘管容易引起誤解）又被叫做宿命論和唯意志論的綜合。馬克思不斷地論述那些迄今為止為人們所服從卻沒有意識到的規律：他經常提醒人們注意他所說的那些陷入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的「虛假意識」——「在生產代理人與運銷代理人頭腦中關於生產法則必然形成的觀念，會與這些法則完全違背」。5但是，讀者可以在馬克思著作中找到號召採取有意識革命行動的顯著事例。「哲學家只是對這個世界作了不同的解釋」，馬克思在論述費爾巴哈的著名論文中說，「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無產階級」，《共產黨宣言》中宣稱，「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中」。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談到「理智的自覺通過一個世紀的過程，消除了一切傳統思想」。正是無產階級結束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虛假意識，把無階級社會的真實意識引入進來。但是，當馬克思開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時，1848年幾次革命的失敗使得似乎就要來臨的發展遇到了嚴重的、明顯的挫折。19世紀後半期仍舊是在繁榮、安全處於主導地位的氣氛中度過的。直到世紀轉折時期，我們才完成了向現代史時期的過渡，在這個時期，理性的主要作用不再是理解在社會中支配人類行為的那些客觀規律，而是重新塑造社會，重新塑造用有意識行為組成社會的個人。在馬克思看來，「階級」，儘管不能精確地定義之，總的來看卻仍舊是有待經濟分析才能確定的客觀概念。在列寧看來，強調的重點已經從「階級」轉移到「政黨」了，是政黨構成了階級的先鋒隊並把階級意識的必要因素灌輸到階級中。在馬克思看來，「意識形態」是一個消極的術語——是資本主義社會秩序虛假意識的產物。在列寧看來，「意識形態」成為中性的或積極的術語——它是由有階級覺悟領導人中的精英灌輸到可能會有階級覺悟的工人群眾中的一種信仰。階級覺悟的形成不再是一種自動的過程，而是一項要著手去做的工作。 我們時代另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弗洛伊德為理性添加了一個新的範疇。當今，弗洛伊德在一定程度上仍舊是謎一般的人物。從他的教育背景來看，他是19世紀一位有自由色彩的個人主義者，毫無疑問接受的是那種通常的、也容易引起誤解的個人與社會之間是根本對立的假設。把人當作是生物實體而不是社會實體的弗洛伊德，傾向於把社會環境當作是歷史上既定的某種東西，而並不當作是由人類自己進行的、不斷創造和改變的過程中的某種東西。弗洛伊德經常遭到馬克思主義者的攻擊，說他從個人的角度研究真正的社會問題，正基於此，譴責弗洛伊德為反動；這種譴責在僅僅用來反對弗洛伊德本人時部分是有道理的，當今在美國流行的新弗洛伊德學派②則完全驗證了這種譴責，這個學派假定失調是個人與生俱來的，而不是社會結構所固有的，並把個人對社會的適應當作是心理學的一個重要功能。另一個流行的對弗洛伊德的譴責是，他誇大了非理性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這種譴責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它只停留在拙劣的思維混淆階段，混淆了承認人類行為中的非理性與對非理性的崇拜。不幸的事實是，非理性崇拜的確在當今英語世界中存在，主要是以貶低理性的成就和潛力的形式存在；這是當前盛行的悲觀主義、極端保守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我以後將會講到這個問題。但這並不源自弗洛伊德，他不具備這個資格，而且他還是一位樸實無華的理性主義者。他所做的只是挖掘出人類行為的無意識之根，並把它暴露在意識和理性探詢面前，從而拓展了我們的知識範圍和理解能力。這是理性王國的擴展，增加了人類理解自己、控制自己的能力，因此也增加了人類理解、控制周圍環境的能力；它代表著一個革命的、進步的成就。就這方面來看，弗洛伊德補充了馬克思的著作，並沒有與馬克思的著作相牴觸。儘管他本人並沒有完全避開人類本性是固定的、不變化的這一概念，但他為進一步深入理解人類行為根源提供了工具，因此也為通過理性方法進一步有意識地修正人類行為提供了工具。在這個意義上，弗洛伊德屬於當代世界。 對於歷史學家而言，弗洛伊德的特殊意義是雙重的。首先，他的最後一擊已經讓那種古老的幻想徹底破滅了：人們斷定或相信他們的行動源自一些動機，而實際上這些動機又足以解釋他們的行動——這是有一定重要性的負面成就，儘管也有一些熱心人士提出一些積極的主張，通過心理分析方法來解釋歷史上那些偉人的行為，但我們應有保留地接納這種主張。心理分析方法要依據被觀察的病人進行反覆詢問，可是你不能反覆詢問已逝者。其次，弗洛伊德補充了馬克思的著作，他鼓勵歷史學家在歷史中檢查自己，檢查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檢查動機——或許是隱藏的動機——這些動機指導著歷史學家對主題、時代的選擇，對事實的篩選和解釋；檢查決定歷史學家視角的民族背景和社會背景；檢查那些將要出現的形成他關於過去觀念的觀念。自從馬克思、弗洛伊德寫作以來，沒有哪位歷史學家可以有藉口把自己當作是處於社會之外、歷史之外的超然個體了。這是一個自我意識的時代：歷史學家能夠也應該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 我所稱之的當代世界的這種轉變——向理性功能和力量的新領域的擴延——還沒有完成：這是20世紀正在經歷的革命性變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我想考察這種轉變的一些主要特徵。 讓我們從經濟學開始這種考察。客觀的經濟規律支配著人類和民族的經濟行為，違反這些規律只能給自身帶來損害，這種信仰直到1914年還沒有遭遇任何挑戰。貿易循環、價格波動、失業現象都是由這些規律決定的。遲至1930年，當大蕭條來臨時，這仍舊是流行的觀點。 自此以後，事情急劇變化。在20世紀30年代，人們開始談論「經濟人的終結」，這意味著那些依據經濟規律不斷追求自己經濟利益的人，自那時以後，除了少數帶有19世紀色彩的里普·萬·溫克爾們③外，沒有誰再相信這種意義上的經濟規律了。今天的經濟學要麼已經成為一系列理論數學的方程式，要麼就成為一些人擺布另一些人的實際學問。這一變化主要是個人資本主義向大規模資本主義轉變的結果。只要個別的企業家和個別的商人占據主導地位，似乎就不會有人能以任何有效的方式控制經濟，或者能夠影響經濟；對超乎個人的那些規律和方法的幻想便保存下來。即使是英格蘭銀行在其最輝煌的時期，也不是被當作熟練的經紀人和操縱者，而是被當作客觀的、半自動的經濟趨勢的登記員。隨著自由競爭經濟向管理經濟的過渡（不管是資本主義的管理經濟還是社會主義的管理經濟，不管這種管理是由大規模的資本家公司和名譽的私人公司進行的，還是由國家進行的），這種幻覺破滅了。這一切都變得明朗起來：特定的人在為特定的目的採取特定的措施；這些措施為我們規定了經濟前途。如今大家都知道石油的價格或肥皂的價格並不完全是依據某些客觀的供求規律變化的。大家都知道或者以為他知道物價暴跌和失業現象是人為的：政府也承認，實際上也宣稱他們知道如何整治這些事情。已經發生的轉變是：從自由經濟轉變到計劃經濟，從不自覺轉變到自覺，從信仰客觀經濟規律轉變到相信人依靠自己的行為可以成為經濟命運的主宰。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攜手並進：實際上，經濟政策已經融入社會政策之中。讓我引用1910年出版的第一版《劍橋近代史》最後一卷中的話，這來自一位作者的極其敏銳的評論，這位作者絕不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或許也從沒有聽說過列寧的名字。 當今歐洲思想界盛行的信仰是：通過有意識的努力而進行社會改革是可能的；這已取代了把自由當作是靈丹妙藥的那種信仰……目前這一信仰的盛行就像法國大革命時代相信人權那樣的思想一樣是意義重大的、富有結果的。6 今天，這段文字寫後的五十年，俄國革命後的四十多年，大蕭條後的三十年，這種信仰已經變得非常普遍了；從屈服於超越人的控制能力之外（儘管被認為是合理的）的客觀經濟規律過渡到相信人有能力控制經濟命運，對我來說這似乎代表著把理性運用到人類事務中的一種進步，代表著人類理解和把握自身及其周圍環境能力的加強，如果有必要，我願準備以舊有的名稱把這叫做進步。 我無須太多筆墨來詳細論述其他領域所取得的類似進程。就像我們看到的，甚至是科學現在也很少關注研究和建立自然界的客觀規律，而只是作出切實可行的假設，憑藉這些假設人們或許能夠利用自然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和改造周圍環境。更重要的是，通過有意識的理性操練，人類不僅能夠開始改變周圍環境，而且能夠開始改變自身。18世紀末期，馬爾薩斯在一部劃時代的著作里企圖建立客觀的人口規律，就像亞當·斯密的市場規律一樣在沒有誰意識到它們的進程的情況下發生作用。當今沒有誰會相信這樣的規律；但是控制人口大概已經成為一種理性的、有意識的社會政策。在這個時代，我們已經看到人們通過努力來延長人的壽命，改變人口中不同幾代人之間的平衡狀況。我們也聽說有意識地使用藥物來影響人的行為，有意設計的外科手術來改變人的性格。我們眼前的人與社會都在變化，這是由人有意識的努力而引起的變化。但是，這些變化之中意義最重要的變化或許是由現代說服與教導的使用與發展而引起的變化。如今各級教育工作者越來越有意識地用一種特殊的模式傾心在塑造社會方面做出貢獻，向正在成長中的一代人反覆灌輸適合那種社會類型的態度、忠誠和觀點；教育政策是任何合理設計社會政策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當理性運用到社會中的人時，它的主要功能不再僅僅是研究，而是改變；人們通過理性方法的運用來提供他們對社會、經濟和政治事務的管理水平，人的這種已經提高了的有意識的力量在我看來是20世紀革命的主要成就之一。 這種理性的擴展僅僅是我在先前演講中稱之為「個人化」這一過程的一部分，個人技能、職業和機會的多樣性是前進中文明的伴隨物。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最有深遠影響的社會後果或許是不斷增加著的學會思考理性、利用理性的人的數量。在英國，我們是如此熱衷漸進思想，以至我們有時幾乎覺察不出進步。近一個世紀以來，我們滿足於普及初等教育的榮譽之中，而在普及高等教育方面仍舊沒有取得很大或很快的進步。當我們處於世界領導地位時，這不會產生多大問題。但是，當我們被那些比我們發展快的人超越的時候，當到處都因技術變化而加速發展時，這就有更多的問題了。因為社會革命、技術革命和科學革命都是這同一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你想知道個體化進程中學術方面的事例，不妨考慮一下過去五六十年間的歷史，或科學或任何特定的科學之廣泛多樣性，考慮到這種多樣化為個別的專門化又提供了巨大的已增加了的種類就可以了。但是，我還有不同意義上的有關這一進程的更加顯著的事例。三十多年前，訪問蘇聯的一位德國高級軍官，從一位關心紅色空軍建設的蘇聯官員那裡聽到一些富有啟發的評論： 我們蘇聯人仍舊必須與非常原始的人類材料打交道。我們被迫使飛機適應那類我們可以控制的飛行員。我們可以成功地把一種新型的人培養到什麼樣的程度，也要取決於材料方面的技術發展完善到什麼程度。這兩個因素是互為條件的。原始人是不能適應複雜機器的。7 今天，僅僅一代人之後，我們知道蘇聯的機器不再原始了，同樣也不再原始的成百萬蘇聯男女在設計、建造、駕駛這些機器，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我更感興趣的是後一種現象。生產的合理化意味著更重要的事情是——人的合理化。當今全世界落後的人都在學著使用複雜的機器，在這樣做的時候，也在學習思考理性，學習運用理性。革命——或許你可以正確地稱之為社會進化，但在目前的情況下我願把這稱為理性的擴展——僅僅剛剛開始。不過，理性在以蹣跚的步伐不斷前進，以便與上一代蹣跚中的技術進步保持一致。在我看來，這似乎是20世紀革命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假如我這時沒有注意到，在當代世界裡分配給理性的危險作用和不明確方面的作用，我們當中的一些悲觀主義者和懷疑論者肯定會叫我停下，不要吵吵了。我在前面的演講中指出，在這種意義上描述的不斷增加的個體化並不暗示對爭取一致和同一的社會壓力感有什麼削弱的地方。實際上，這是我們當代複雜社會的一個悖論。教育在促進個人能力、機會拓展方面，因此在增加個體化方面是一個必要的、有力的工具，但同時也是為某些利益集團控制的促進社會一致性的有力工具。可以經常聽到有人要求那些更負責的電台、電視，或者那些較負責的出版社首先要把矛頭針對那些比較容易譴責的某些負面現象。但是，這些人又很快把他們的要求變為，使用能說服大眾的這些強有力工具以便向大眾灌輸適意的愛好和適意的觀點——適意性的標準可以在社會上已經接受的愛好和觀點中找到。這類戰役——控制這類戰役的人們在促進戰役的進展——是設計好的通過鑄造社會個體成員來鑄造社會而向著一個希望到達的目標前進的有意的、合理的過程。這一過程所出現的其他一些顯著的危險則是商業廣告商和政治宣傳員提供的。實際上，這兩個角色經常是由一個東西扮演的；各個黨派和候選人雇用職業廣告商來幫助他們獲勝，這種情況在美國是公開的，在英國則比較羞怯。這兩種方法即使在形式上有所區分時，也是極其相似的。職業廣告商和大政黨宣傳部門的頭頭都是非常聰明的人，他們會利用各種理性資源來使他們的工作有效地運轉起來。然而，就像我們已經在驗證過的其他一些事例一樣，理性不僅僅是用來探索的，而是用在更加建設性的方面，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職業廣告商和運動組織者並不主要關心現存的事實。他們所感興趣的只是消費者或選舉者現在相信的是什麼或想要的是什麼，只要將這點融入目的產品，也就是通過巧妙的手法使消費者或選舉者相信或需要這是他們的那類東西。此外，通過研究大眾心理學，這使他們明白讓人們無憂無慮以最快速度接受他們觀點的方式是通過求諸顧客和選舉者性格中的非理性因素，因而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場景便是：職業工業家領導人或職業政黨領導人中的精英分子通過比以前更加高度發達的理性方法來了解和利用民眾中的非理性因素，最終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所追求的並不主要是理性：它主要是按照奧斯卡·王爾德④所稱為「打擊智慧的下面」的方法進行。我在一定程度上誇張了這幅圖景，以免有人譴責我低估了危險性。8但，總體上這是正確的，也很容易應用到其他領域。在每一個社會裡，統治階級都會或多或少採取強制措施來組織、控制民意。這種方法似乎比其他一些方法要糟糕些，因為這構成了對理性的濫用。 對於這項嚴肅的、又很有根據的指控，我只有兩個辯解。第一點是大家熟悉的，歷史進程中每一項發明、每一項革新、每一項新技術的發現有負面作用，也有正面作用。總是要由一些人承擔代價。我不知道印刷術發明之後多久，批評家才開始指出這便利了錯誤觀念的傳播。今天，對因汽車出現而引起道路死亡事故感到悲傷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甚至一些科學家對於他們發現釋放原子能的方法感到遺憾，因為這可能，而且已經作為引起浩劫的用途。阻止新發明、新發現繼續發展下去，這樣的反對聲音在過去毫無效果，在未來似乎也是沒有效果的。我們從技術和群眾宣傳的潛能那裡學到的東西是不能夠輕易被抹殺的。回到19世紀中葉在英國已經部分實現的洛克式理論或自由理論的小規模個人民主，比回到雙輪單座的輕馬車或早期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更加不可能。但真實的答案是，伴隨這些邪惡而來的是它們自身的糾正辦法。糾正辦法不在於對非理性的崇拜，不在於否認已在現代社會擴展的理性的作用，而在於一種日益增長的自覺意識，理性能夠全面影響這種自覺意識。當技術革命和社會革命在社會各個階層引起的不斷增加的理性運用強加在我們身上時，這曾一度是烏托邦的幻想再也不是幻想了。像歷史上其他每一偉大進步一樣，這種進步也有其我們必須償付的代價和損失，也有其我們必須面臨的危險。然而，不管那些懷疑論者、犬儒主義者和災難預言者，特別是某些國家中那些先前特權地位已經受到損害的知識分子，我並不羞於把這當作是歷史中進步的例證。這或許是我們時代最引人注目、最革命的現象了。 我們正在經歷著的前進中的革命的第二個方面是改變了世界外觀。15、16世紀這一偉大的時期，中世紀最終土崩瓦解，近代世界的基礎得以奠定，其標誌便是新大陸的發現和世界重心從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沿岸的轉移。即使是法國革命這場較小的動亂在地理上也產生了影響：召來新世界以修整舊世界的均衡勢力。由20世紀革命所引起的變化比16世紀以來所發生的任何事情，其影響都要大得多。大約400年之後，世界重心明顯地從西歐轉移開了。西歐及其英語世界的外圍部分已經成為北美大陸的附屬物，或者，假如你喜歡的話，你可以把美國當作既是發電廠又是控制塔的集大成者。然而這並不是惟一的、或者最有意義的變化。肯定弄不清楚的是，現在的世界重心停留或仍將停留在英語世界及其附屬西歐地區會有多久。當今在世界事務中發號施令的似乎是東歐和亞洲那片廣袤的土地及其那片土地的延伸地區非洲。當今，「不變的東方」⑤已是令人無法理解、過時的陳詞濫調了。 讓我們快速瀏覽一下亞洲在這個世紀業已發生的變化。敘述得從1902年英日聯盟開始——這是第一次允許亞洲國家進入令人著迷的歐洲大國圈子。向俄國挑戰並擊敗俄國標誌了日本的崛起，或許可以把這兩件事視作偶然巧合，在這樣做的時候，也就點燃了引發20世紀偉大革命的火花。1789年、1848年法國革命的影響範圍只在歐洲。1905年第一次俄國革命在歐洲沒有得到迴響，但在亞洲卻找到了追隨者：隨後幾年在波斯、土耳其和中國陸續發生了幾場革命。準確地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不是一場世界大戰，而是一場歐洲內戰——假定可以把歐洲當作是這樣存在的一個實體——，有著世界範圍影響的歐洲內戰，這些影響包括：激發了許多亞洲國家的工業發展，激發了中國的排外情緒，激發了印度的民族主義，也激發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誕生。1917年俄國革命提供了進一步的、決定性的影響。這裡最有意義的事是：這次革命的領導人堅定不移地想在歐洲找到效仿者，但沒有找到，不過最終在亞洲找到了效仿者。是歐洲變為「不變者」，亞洲則在前進。我不必講述這一直延續到現在的大家都熟悉的事情。歷史學家幾乎還不能評估這場亞洲革命、非洲革命所帶來的範圍與意義。但是，在亞洲、非洲成千上萬人口中，傳播近代技術和工業方法，傳播啟蒙教育和政治自覺，都正在改變著這些大陸的面貌；不過，雖然我不能窺探未來，但我知道能有什麼判斷標準可以不讓我把這當作是世界歷史前景中一個進步性的發展。因這些事件而改變了的世界面貌，從總體上看也必定會導致英國或許整個英語世界在世界事務中的份量相對下降。但相對的下降並不是絕對的下降；使我煩惱、驚奇的並不是這些亞洲國家、非洲國家的大步前進，而是英國內部一些占支配地位團體的那種傾向——避而不視這些發展或迷惑地看待這些發展，對它們採取的態度游離於不信任的蔑視和友善地硬要人家領情的態度之間，陷入使人麻痹的對往夕的思念之中。 我所謂的20世紀革命中理性的擴張，對歷史學家有著特別的意義；因為理性的擴張在本質上意味著迄今為止那些處於歷史之外的群體和階級的歷史、民族和大陸的歷史在歷史中出現了。我在第一講中表明中世紀歷史學家通過那種宗教景象來看待中世紀社會的傾向是由於歷史學家所使用材料的排他性所導致。我想進一步探究這種解釋。有人說基督教會是「中世紀一個合理的機構」，9我想這句話雖有點兒誇張，但毫無疑問是正確。由於是一個合理的機構，所以它是一個歷史的機構；也惟獨從屬於歷史學家可以全面理解的合理髮展過程。世俗社會由教會鑄造和組織，它沒有屬於自己的合理生活。像史前民族一樣，這時的民眾屬於自然，而不屬於歷史。當越來越多的民族有了社會自覺、政治自覺時，意識到作為歷史實體的各自群體都有著過去和未來，並且完全進入歷史，近代歷史就開始了。至多是在過去的200年間，甚至也只在少數發達的國家，社會、政治和歷史的自覺才開始說得上是在大部分人中間傳播開來。也只是在今天，人們才有可能第一次把整個世界想像為由真正意義下進入歷史的民族組成，這些民族不再是殖民地長官或人類學家關注的民族，而是歷史學家關注的民族。 這就是我們歷史概念中的一次進化。在18世紀，歷史仍舊是精英的歷史。在19世紀，英國歷史學家開始蹣跚地、斷斷續續地向這樣的歷史觀點前進：把整個人類共同體的歷史當作歷史的觀點。格林，⑥一位相當平凡的歷史學家，因寫出第一部《英國人民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而獲得了榮耀。20世紀的每一位歷史學家對於這種觀點只是嘴上說得好聽，而行動落後於表白。我不要詳細論述這些缺點，因為我更加關注的是，作為歷史學家我們沒有能夠把英國和西歐歷史以外正在擴展的視野考慮進來。阿克頓在1896年報告中把全球史（Universal History）說成是「這與把所有國家的歷史混合在一起的歷史是有區別的」。他繼續說道： 全球史是依次向這些民族前進的，所依據的是輕重緩急。各民族的歷史要敘述，不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原因，而是考慮到更高的系列、從屬於更高的系列，根據各個民族對人類共同的命運所做出貢獻的時間和程度。10 不用說，對阿克頓而言，全球史就像他所設想的是任何嚴肅的歷史學家都應該關注的。在當前條件下，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事來促進自身接近這種意義上的全球史呢？ 我本來不想在這些演講中論及這所大學裡的歷史研究：但是這座大學為我提供了一些令人震驚的例子，而這正是我表達個人一些看法的例子，假如我迴避這些困難的話，我將是膽怯的。在過去的四十年間，我們已經在課程里為美國史建立了牢固的地位。這是一個重要的進步。但是，隨之而來的是某種加強英國史的狹隘觀念的危險，這已像一個不死的陰魂沉重地影響著我們的課程，英語世界也存在著更加危險的東西，也是同樣危險的狹隘觀念。在過去400年間，英語世界的歷史無疑是偉大的歷史時期。但是，把這當作是全球史的中心內容，而把別的一切東西當作是這中心內容的邊緣內容，這是一種令人不快的歪曲觀點。大學的職責是矯正這些流行的曲解。在我看來，這所大學的近代史研究所似乎沒能履行這種職責。在一所重點大學裡，允許參加歷史優等學位考試的候選人僅僅具備英語知識，而不具備任何現代語言的適當知識，這絕對是錯誤的；我們以牛津大學古老且受人尊敬的哲學學科所發生的事情引以為戒吧，該學科的資深人員曾經一度得出結論：只要具備簡單的日常英語就可以輕鬆自如地應付事情了。準備研究歐洲大陸任何地區近代史的候選人，如果不向他提供比教科書水平更高的設備，這肯定是錯誤的。擁有一些亞洲、非洲或拉丁美洲事務知識的候選人在目前情況下，很少有機會在一篇帶有19世紀華麗色彩的「歐洲的擴張」論文裡展現出他們的知識。不幸的是，這個題目正符合當前的情況：並不要求候選人知道任何事情，甚至一點兒不知道像中國、波斯這樣重要的、文獻記載非常詳盡的國家，除非當歐洲人想占領它們時才會去了解它們。有人告訴我，這所大學裡也開設有關俄國史、波斯史、中國史的講座——但這些講座並不是由歷史系的研究者擔任。五年前漢學教授在他的就職演說中表達出那種信念：「中國不能被當作是人類歷史主流之外的」，11但劍橋大學的歷史學家卻充耳不聞。過去十年里在劍橋大學誕生的，將來或許可能被當作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完全是在歷史系之外寫就的，而且沒有得到歷史系的任何幫助：我指的是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這是一個清醒的想法。如果不是我認為這是20世紀中葉大多數其他英國大學的典型現象、一般英國知識分子的典型現象這樣一個事實，我是不會公布這些家醜的。那種腐朽、陳舊的有關維多利亞時代狹隘島國心態的雙關語，「海峽起風暴——大陸遭隔離」，這話到今天還有令人不愉快的、符合當前情況的迴響。英國以外的世界再次掀起了洶湧波濤的風暴；而我們這些英語世界的人們擠作一團，用簡明的日常英語告訴我們自己，其他的國家、其他的大陸因為它們自己的異常行為而與我們文明所帶來的恩惠與祝福隔離了，有時候看來好像是我們由於不能或不願意理解外面世界真正在發生什麼，而把我們自己隔離了。 在第一講開頭的幾句話里，我就曾提醒注意那種把20世紀中葉與19世紀末年分開的極為個性的觀點。在結束的時候，我想進一步研究這種對比；假如我在上下文裡使用「自由」、「保守」這類字眼兒，應欣然理解為我不是在英國政黨這種意義標籤上使用它們的。當阿克頓講到進步的時候，他並不是根據英國流行的「漸進」概念來思考的。「革命，或者就像我們說的自由主義」，這是1887年一封信上很引人注目的一句話。「近代進步的方法」，他在十年以後的一次近代史講座中說，「是革命」；在另一次講座中，則稱「我們可以把普遍思想（General Ideas）的來臨稱為革命」。在阿克頓沒有發表的一份手稿的注釋中是這樣解釋的：「以折衷進行統治的輝格黨⑦所帶來的結果是：自由黨開創了那個思想盛行的時代」。12阿克頓相信「思想盛行」意味著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就意味著革命。在阿克頓生活的時代，自由主義還沒有耗盡作為社會變化動力的能量。在我們這個時代，所倖存下來的任何自由主義不管在哪裡都會成為社會的保守因素。當今，鼓動人們回到阿克頓是沒有意義的。但是，歷史學家應該關注的是，首先要確定阿克頓所處的地位，其次要把他的地位與當代思想家作一比較，再次研究阿克頓思想中哪些因素至今仍是有效的。毫無疑問，阿克頓那一代人深受驕傲的自信與樂觀主義的損害，沒有充分認識到他們所依賴的那個結構在本質上是不穩定的。但是，它擁有的兩樣東西卻是我們今天極其需要的：作為歷史進步因素中那種變化的感覺，相信理性是理解歷史複雜性的嚮導。 現在讓我們來聽聽20世紀50年代的一些聲音。在前面演講中，我引用過劉易斯·納米爾爵士那種表達滿意的話，當為「具體的問題」尋求「實際的解決方法」時，「計劃與理性就會被這兩者置之腦後」，他把這描述為「民族成熟」13的一個象徵。我不喜歡這些個人生命與民族生命之間的類比；假如援引這樣的類比，就會誘使人們發問，當我們經歷了「成熟」階段之後，隨後會發生什麼呢？但是，最使我感興趣的是在受到讚揚的「實際的、具體的」與受到譴責的「計劃的、理想的」之間所形成的鮮明對比。這種頌揚具體行動高于思想理論的做法當然是保守主義的特性。在納米爾的思想中，它代表著18世紀的聲音，代表著喬治三世（George III）統治時期英格蘭的聲音，代表著對即將來臨的阿克頓的革命和思想的盛行進行反對的聲音。但是，在我們時代存在著相同的、為大家熟悉的表現方式：以徹頭徹尾的經驗主義表現出來的徹頭徹尾的保守主義非常盛行。或許可以在特雷弗—羅伯教授的評論中找到這一觀點最盛行的形式，「當激進主義者歡呼勝利肯定屬於他們時，那些明智的保守主義者卻對他們迎頭痛擊」。14奧克肖特（Oakeshott）教授為我們提供了這風行一時的經驗主義的更加複雜的一幅場景：他告訴我們，在政治事務里，我們「航行在浩瀚無邊、深不可測的大海上」，在這裡「既沒有起點，也沒有指定的終點」，我們在這裡的惟一目標是「讓我們保持得平平穩穩」。15我不需要尋找最近那些否認政治「烏托邦」和政治「救世主義」的作家的名單目錄；這些已經成為對未來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的激進思想進行詛咒的流行詞語。我也不想討論美國的最近傾向，和英國的同行比較起來，美國的歷史學家、政治理論家在公開宣稱效忠保守主義方面，更沒有什麼限制。我只要引用一句話就可以了，這句話是最著名的一位歷史學家，也是美國最穩健的一位保守主義歷史學家說的，哈佛大學的塞繆爾·莫里森⑧教授，他在1950年12月就任美國歷史協會主席的演講中認為，反對他所稱為的「傑斐遜—傑克遜—羅斯福路線」（The Jefferson-Jackson-F. D. Roosevelt Line）進行歷史寫作的時代已經到了，並呼籲一種「至少從理智的保守主義觀點進行寫作的」美國史。16 但是，至少在英國，正是波普爾教授再一次以最清楚、最不折衷的形式表達了這種審慎的保守主義觀點。作為對納米爾反對「計劃的和理想的」的呼應，波普爾攻擊那些聲稱目的就是「依據詳細的計劃來重塑『整個社會』的」政策，並推薦他所稱的「漸進社會工程」，⑨顯然也並不害怕背上「漸進修補」和「胡亂應付」17而畏縮。實際上，就這一點，我要向波普爾教授表示我的極大崇敬。他一直是一位堅定不移的理性捍衛者，也從不與過去的、現在的涉及非理性主義的思想有任何瓜葛。但是，假如我們檢查一下他所開出的「漸進社會工程」這一藥方，我們將會看到他所分派給理性的作用是多麼的有限。儘管「漸進工程」的定義不是十分精確，尤其是我們被告知，對於「目的」的批評是不包括在內的；他所列舉的有關這一工程的合法活動的審慎事例——「憲法改革」和「使收入得到更大的平衡趨勢」——清楚地表明波普爾打算在假定現存社會的條件下進行這些操作。18理性在波普爾教授的事物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事實上，就像一個英國公務員的地位一樣，他可以勝任地處理當權政府的政策，甚至可以提出實際的修改建議使政策得到更有效的運轉，但是，這位公務員卻不詢問這些政策的基本前提或終極目的。這是有用的工作：我在年輕的時候也曾是一位公務員。但，對我來說，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把理性從屬於現存秩序這一假設觀點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當阿克頓提出他的革命＝自由主義＝思想盛行這一等式時，他並不是這樣想像理性的。人類事務中的進步，不管是在科學方面還是在歷史方面、社會方面，主要是這樣獲得的：人類大膽地、毫不猶豫地不把自己局限在尋求漸進改良（一些事情是以這種方法做的），而以理性的名譽向目前行事的辦法提出根本的挑戰，對建立在行事辦法基礎上的公開的或隱蔽的假設提出挑戰。我期待這樣一個時刻，英語世界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思想家重新獲得擔當這項任務的勇氣。 不過，最使我感到不安的不是英語世界知識分子和政治思想家中間理性信仰的衰落，而是丟失了世界是一種永恆運動的普遍感覺。乍一看，這似乎是似是而非的說法；因為在我們的周圍很少聽到有誰在談論變化是不斷進行的這類極其淺薄的話題。但是，有意義的事情是：變化不再被認為是成就、機會和進步，而被認為是恐懼的對象。當我們的政治學究、經濟學究為我們開處方時，他們並沒有向我們提供什麼，只是警告我們不要相信那些激進的觀念、影響深遠的觀念，讓我們避開有任何革命氣味的東西，前進——如果我們必須前進的話——也應緩慢地、小心翼翼地。此時的這個世界正在改變的形態比過去400年間任何時候都要快速、都要劇烈，在這個時刻，這對我來說是特別的茫然，為人們提供了憂慮的理由，這種理由並不是世界範圍內的運動將被延緩，而是英國——或許其他的英語世界國家——將落後於通常的前進步伐，而且也毫無辦法地、忍受痛苦地重新陷入某種鄉愁的停滯狀態之中。就我本人而言，我一直是一位樂觀主義者；當劉易斯·納米爾爵士警告我避開計劃與理性時；當奧克肖特教授告訴我，前進方向沒有特定的目標，最重要的是注意不要讓人把船搖擺不定時；當波普爾教授想通過一點點的漸進工程，讓受人喜愛的老式T型車⑩仍舊在路上行跑時；當特雷弗—羅伯教授對大嚷大叫的激進分子迎頭痛擊時；當莫里森教授呼籲以理智的保守主義觀點進行歷史寫作時，我面臨著的是一個混亂的世界、一個痛苦的世界，我將借用大家熟悉的一位偉大的科學家的話來回答說：「然而——地球還在運轉呀。」⑪ * * * 1J. Burckhardt, Reflections on History (1959), p. 31. 2A. de Tocqueville, De l'Ancien Régime, III, ch. 1. 3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Add. MSS. 4870. 4引語見Hegel's Philosophy of History。 5Capital, iii (Engl.Transl., 1909)，369（譯文見《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84頁。——譯者）． 6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xii (1910), 15；這一章的著作是S. Leathes，他是《劍橋近代史》的一位編輯，也是文官考試委員會的委員。 7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Munich), i (1953), 38. 8有關全面的討論，見作者的The New Society (1951)，第4章。 9A. von Martin, The Sociology of the Renaissance (Engl. Transl., 1945), p. 18. 10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ts Origin, Authorship and Production (1907), p. 14. 11E. G. Pulleyblank, 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1955), p. 36. 12這些相關引文見Acton, Selections from Correspondence (1917)，第278頁；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1906)，第4、32頁；Add MSS. 4949（位於劍橋大學圖書館）。在上述引用的阿克頓1887年的那封信中，他把「良心的發現」當作是從「舊」輝格黨向「新」輝格黨（即自由黨）轉變的標誌；很顯然，這裡的「良心」（Conscience）與「意識」（Consciousness）的發展有聯繫（參閱上述第130頁），是與「思想盛行」相呼應的。Stubbs也以法國大革命把近代史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強權、暴力、王朝的時代；第二個時期是思想取代權力與制度的時期。」見W. Stubbs, Seventeen 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Mediaeval and Modern History(3rd ed., 1900)，第239頁。 13參閱上述第33頁。 14Encounter, vii, No. 6, June 1957, p. 17. 15M. Oakeshott, Political Education (1951), p. 22. 16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No. lvi, No. 2 (January 1951), pp. 272—273. 17K.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1957), pp. 67, 74. 18Ibid. pp. 64, 68. 注釋 ①　赫爾岑（A. Herzen, 1812—1870），俄國思想家、文學家。——譯者 ②　新弗洛伊德學派（Neo-Freudian School），與傳統的弗洛伊德學派相比，新學派強調社會和文化因素在個人個性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譯者 ③　里普·萬·溫克爾（Rip Van Winkle），美國作家歐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筆下一篇小說的主人公。故事大意是，一天裡普在山中遇到一個背著酒桶的古怪老頭。他帶里普來到了一個半圓形的山窪，看到一群怪狀的人。這些人看到老頭與里普，即停止遊戲。痛飲他們帶來的酒之後，再開始遊戲。里普禁不住趁這些人沒看見時偷偷地嘗了一口酒，覺得酒香四溢，因而再偷喝幾口，最後竟不知不覺之中睡著了。一睡就是20年。醒後回到自己的村子裡，發現村子裡已沒有一個熟人，連他所懼怕的太太也已離開人間。後用來比喻思想、見聞等方面落後的人。——譯者 ④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愛爾蘭詩人、劇作家。語出王爾德的小說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譯者 ⑤　「不變的東方」（Unchanging East），大概語（或這種思想）出黑格爾。在黑格爾眼中，東方歷史似乎是一塊化石，毫無進展：「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為它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之間仍然缺少一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任何變化，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中國和印度可以說還在世界歷史的局外，而只是預期著、等待著若干因素的結合，然後才能得到活潑生動的進步。」見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頁。——譯者 ⑥　格林（John Richard Green, 1836—1883），英國歷史學家。4卷本《英國人民史》出版於1877—1880年間，是1873年出版的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的增訂本。——譯者 ⑦　輝格黨（Whig）和托利黨（Tory）是17世紀末在英國出現的兩個正在形成中的政黨。18世紀上半期，輝格黨在政治上占優勢，是議會多數黨。18世紀後半期，托利黨才得以執政。大約在19世紀30年代，托利黨改稱保守黨（Conservative），輝格黨改稱自由黨（Liberal）。——譯者 ⑧　塞繆爾·莫里森（Samuel Morison），美國歷史學家。著有Admiral of the Ocean Sea: 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1942)、John Paul Jones (1959)、History of U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25 vols., 1946—1962)等。——譯者 ⑨　「漸進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也有人翻譯為「零碎社會工程」。波普爾認為當人們以為已掌握了確定無疑的知識時，就會變得自大，會覺得壓制那些持異見者也是正當的。假如政府也有這種心態，危險就會急劇地放大。波普爾把這一思想應用於政治領域，就產生了所謂的「漸進社會工程」。波普爾的這一思想源自英國具體的歷史背景。英國從傳統社會步入現代社會，從君主制向現代政治轉變，其手法便是在各種社會力量的衝突與和諧的動態平衡中，通過持續不斷的穩健的社會改革而逐漸實現，這既避免了法國革命式的代價，後來又避免了法西斯主義等極權主義的慘痛教訓。——譯者 ⑩　T型車是亨利·福特用來實踐他大量生產汽車流程的第一部車。福特在參觀芝加哥一個肉品加工廠後獲得靈感，於是在1913年完成了世界第一條汽車流水生產線，用這條生產線所生產的第一部汽車就是T型車。原本製造一部T型車需要一天時間，現在只需要幾小時就能完成，車價也因此降至440美金。——譯者 ⑪　義大利物理學家、天文學家伽利略（1564—1642）的話。——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