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什麼 · 第二版序言

當我在1960年完成《歷史是什麼？》六講的初次手稿時，西方世界仍舊沒有擺脫兩場世界大戰和兩次主要革命——蘇聯人、中國人的革命所帶來的打擊。維多利亞時代天真的自信和對進步觀念的機械信仰已遠遠落後了。這個世界已經是一個混亂的世界，甚至是有威脅的世界。不過，已經不斷出現的跡象表明我們正在逐漸走出這些混亂。一般認為作為戰爭後果之一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並沒有發生。我們平靜地解散了大英帝國，幾乎沒有特別關注此事。匈牙利危機和蘇伊士危機已經解決或者說已經被人遺忘了。蘇聯的去史達林化和美國的去麥卡錫化正預示著值得讚美的進步。德國和日本已經很快地從1945年的一片廢墟之中恢復過來，正在取得驚人的經濟成就。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也正在恢復元氣。在美國，艾森豪威爾時代的萎靡不振正在結束；甘迺迪的希望時代正在降臨。事故多發地區——南非、愛爾蘭和越南——仍舊處於能夠控制之中。世界各地證券交易所的生意蒸蒸日上。 然而，這些情況為我在1961年結束演講時對未來所表達的樂觀主義和信仰提供了膚淺的判斷。隨後的20年毀滅了這些希望，也毀滅了這種自滿。不斷持續的冷戰加劇了緊張，伴隨而來的是核滅絕的威脅。遲延的經濟危機開始了瘋狂的報復，正在蹂躪工業國家，把失業這一痼疾傳遍整個西方社會。現在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倖免於暴力與恐怖所帶來的影響。中東產油國的反抗已經對政治產生了深深的影響，這不利於西方工業國家。「第三世界」在世界事務方面已從被動的因素轉變為積極的、令人不安的因素。在這些情況下，任何形式樂觀主義的表達似乎是可笑的。伴隨這一情況出現了悲哀的預言者。世界末日正在迫近的畫面，經過敏感的作家、新聞記者的不斷描繪，通過媒體傳播已經滲透於日常話語之中。要不了很久，這曾經風行一時的世界行將結束的預言似乎是如此正確。 然而，在這關鍵處，常識提出兩個重要的異議。首先，對未來無希望的診斷，儘管它的主旨建立在無可反駁的事實之上，但仍是一個抽象的理論構建。大多數人並不簡單地相信這一說法；人們的行為也明顯地證明了這種懷疑。人們帶著極大的熱情示愛、懷孕、生育和養育小孩。公私兩方面都對健康、教育給予巨大的關注以促進下一代的幸福康樂。人們在不斷地探索新能源的來源。新發明極大地增加了產品的效用。大量的「小節儉者」投資於國家儲蓄公債，投資於建築資金融資合作社，投資於信託公司。保存建築、藝術方面國家遺產、保護後代利益的巨大熱情業已湧現。可以令人高興地得出這樣的結論：早期那種完全毀滅的信仰只局限於一群心境不佳的知識分子當中，這群人在很大程度上要為時下所宣揚的東西負責。 我的第二個異議涉及這些普遍性災難預言的地理根源，它發源於——我將傾向於說，僅僅源於——西歐及其海外分支。這並不令人驚奇。五個世紀以來，這些國家一直是這個世界無可爭議的主人。他們似乎能夠在理地聲稱自己在野蠻黑暗的外部世界中代表著文明之光。一個不斷增加著挑戰的時代要擯棄這種說法，必定會增加災難。同樣令人不足為奇的是，人們發現騷亂的震中、最深刻的知識悲觀主義的中心位於英國；19世紀的輝煌和20世紀的黯淡之間的鮮明對比、19世紀的霸權與20世紀的卑下之間的鮮明對比，是如此顯著、如此令人悲傷，這在任何地方都難以發現。這種心情已經瀰漫整個西歐——在較小的程度上——，也瀰漫了北美。所有這些國家都積極參加19世紀的大擴張。但是，我沒有理由猜想世界上別的地方也盛行這種心情。一方面，建立了那種阻礙交流的障礙；另一方面，冷戰宣傳不斷膨脹，這都使得對蘇聯情形的任何有判斷力的評估變得困難。但是，人們幾乎不能相信的是——一個國家中大多數人口也必定意識到，不管他們當下抱怨的是什麼，可事情總比25年前或50年前或100年前的事情要好——對未來的普遍絕望已根深蒂固了。亞洲的日本與中國都有不同的方法觀察未來。在中東和非洲，甚至那些目前還處於混亂狀態的地區，新興的民族國家正不停地向他們相信的未來挺進，雖然是盲目的。 我的結論是，當今的懷疑主義浪潮、絕望浪潮——它把未來當作是毀滅和墮落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視對進步的信仰或對由人類促進的進一步發展的期待為荒謬——是精英政治的一種形式：這是精英社會群體的產物，他們的安全與保障由於危機而非常顯著地逐漸消蝕；這是精英國家的產物，這些精英國家曾無可爭議地統治著世界其他地區，現在遭遇土崩瓦解。這場運動的主要旗手是知識分子，他們促使統治階級社會觀念的傳播（「社會觀念是這個社會統治階級的觀念」）。一些知識分子從出身上看屬於社會其他群體，這類懷疑是不切題的；因為，在成為知識分子的過程中，他們也自動地同化於知識精英之中。依定義而論，知識分子形成精英群體。 然而，當前環境下更重要的是，社會中的各個群體，無論凝聚到什麼程度（並且歷史學家在這樣處理他們時，經常證明是正當的），都會拋棄一定數量的異想天開者和持異議者。這特別有可能在知識分子中間發生。我並不是指那些知識分子之間的常見爭論，這種爭論通常以大家都接受的主要假設為基礎，我是指那些對這些假設進行挑戰的人。在西方民主社會，只要挑戰局限在一小部分持異議者那裡，挑戰就會得到容忍，並且提出這些挑戰的人也會找到讀者和聽眾。憤世嫉俗者或許會說他們之所以被容忍，是因為他們的人數既不多，影響又不會大到危險的程度。四十多年以來我一直背著「知識分子」的稱號；近年來我越來越視自己，也將視自己為一位知識分子異議者。一種解釋可以唾手而得。我肯定是為數不多的仍舊在寫作的知識分子之一，不是生長在偉大的維多利亞時代之信仰與樂觀頂峰時期，而是生長在這餘暉之下，並且甚至在今天對我來說，困難的問題是以永久的、不能挽回的衰落來考慮這個世界。在隨後的敘述里，我將儘量使自己與西方知識分子中盛行的傾向拉開距離，特別是與當今的英國知識分子拉開距離，以表明我認為他們是怎樣、是為什麼誤入迷途的，並提出一種主張，如果不是一種對未來樂觀主義的看法的話，無論如何也是對未來明智的、更加和諧的看法。 E. H. 卡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