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什麼 · 導　言

理察·J. 埃文斯① Ⅰ 從今天大家願意接受的任何意義上的術語來看，卡爾（E. H. Carr, 1892—1982）不是一位職業歷史學家。他沒有歷史學方面的學位，沒有在任何一所大學歷史系教授過歷史。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在劍橋大學研究古典學。卡爾後來承認那時對歷史並不感興趣。1和今天進入學術領域所採取的方式不一樣的是，他並沒有獲得博士學位就進入了這一領域。卡爾在1916年畢業時，就直接進入外交部，在那個地方一待就是20年。在這期間，卡爾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閒暇研究、撰寫19世紀俄國作家和思想家的傳記，他所花費的業餘時間是今天所不能想像的。卡爾於1931年出版了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②的書，1933年出版了關於赫爾岑及其朋友的書《浪漫的流放者》（The Romantic Exiles），1937年出版了巴枯寧的傳記《邁克爾·巴枯寧》（Michael Bakunin）。卡爾也開始撰寫有關當代外交的書評與文章。1936年，他從外交部辭職，在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學（Aberystwyth University）就任教授職位，成為國際關係學教授，而不是歷史學教授。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卡爾以撰寫大量、簡短且著名的外交政策文章而著稱，其中最著名的或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發表的《二十年危機：1919—1939》（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就像卡爾先生在外交部供職時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從事寫作一樣，當他在大學時也把越來越多的時間花在新聞寫作上。卡爾於1941年成為《泰晤士報》助理編輯，在他於1946年離開這個位置之前為該報寫了許多社論文章。卡爾全職為這家國有報紙工作的事實或許讓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學——他的僱主不能忍受，最終是由於個人生活的原因被迫離開教授這一職位。這以後一段時間，卡爾以報紙的自由專欄作家、演講者、播音員來維持生計，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53年，他在牛津貝列爾學院（Balliol College）得到政治學導師職位為止，後來又於1955年在劍橋三一學院獲得他最後的高級研究席位，並一直在這個位置待到1982年去世為止，享年90歲。2 卡爾是一位在外交部工作、花了大量時間為國有報紙寫作的人，就是這樣一位以獨特的角度來研究歷史的人。他的經歷與經驗大大豐富了他的歷史觀，也指引他如何進行歷史研究。卡爾從事這一問題的研究相對來說比較晚。他在1950—1978年間主要從事其重要歷史著作《蘇俄史》（History of Soviet Russia）的研究，期間出版了該書14卷。開時撰寫《蘇俄史》時，卡爾方五十多歲，結束這一著作並開始撰寫《歷史是什麼？》時，③他已大大超過退休年齡了。卡爾後來自己說他對歷史的興趣源於俄國革命本身，那是在1917年，當時他是英國外交部低級雇員，從遙遠的地方觀察這場革命。但是這事一擱就是幾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才最終再次意識這一問題並決定從事歷史研究，就像其他許多英國人一樣，雖然這種熱情比大多數人徹底與持久，當蘇聯於1941年6月成為英國的盟國並肩從事這場戰爭時，卡爾成為蘇聯的信仰者，蘇聯因此也成為卡爾的關注事物。3 當卡爾從事《蘇俄史》寫作時，如他自己所說，就面臨一些關鍵問題，諸如「因果關係與偶然性、自由意志與決定論、個人與社會、主觀性與客觀性」之類的問題，而這一切對於卡爾來說又是一個全新的智力領域。學生時代的卡爾在劍橋師從「一位不太著名的古典學教授」，這位教授說希羅多德關於波斯戰爭的敘述是由希羅多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態度塑造的，當卡爾進行寫作時，這種影響仍在起著作用。「這是讓人著迷的啟發」，卡爾許多年之後寫道，「這讓我第一次理解歷史究竟是關於什麼的」。4當卡爾繼續研究、撰寫蘇俄史的時候，已擁有這種洞察力，並盡力把他的研究計劃建立在理論基礎之上，這一切體現在卡爾於20世紀50年代期間為《泰晤士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所寫的一系列文章中。其中第一篇文章是關於客觀性問題。這個問題對卡爾特別重要，因為這時也就是1950年，卡爾剛剛出版了《蘇俄史》第一卷，關於蘇聯的觀點已在共產主義者和西方的冷戰鬥士之間兩極化了，共產黨人不能容忍任何批評，並竭盡全力來證明發展共產主義事業的每一個方面都是正確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西方世界則視共產主義是對人權和民主價值的威脅，這種威脅甚至大於先前納粹主義所帶來的威脅，因此把蘇聯的發展詛咒為災難性的畸變。 卡爾的《蘇俄史》以現有的資料細緻地重構1917年到1933年間蘇聯所發生的史實，這是一種開拓性的嘗試。該書對引導冷戰中對立的雙方也起著嚴肅的作用，表明可以以學術的、客觀的觀點研究蘇聯史。但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何界定客觀性呢？1950年，卡爾那裡程碑式的著作第一卷就要出版了，他大膽地宣稱：「客觀的歷史並不存在。」然而，他同時卻聲稱，他在為《泰晤士文學增刊》所寫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儘量達到客觀，雖然這是一項難以實現的事業：「斷言愛犯錯誤的人類深受時代環境、地點環境的影響而難以達到絕對真理。」他寫道，「這和否認真理的存在不是一碼事；這種否認會毀滅判斷標準的任何可能性，使得研究歷史的任何方法就像任何其他方法一樣是真實的，或者像任何其他方法一樣是虛假的」。很明顯，這種觀點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此，卡爾選擇了一個位置：「在這裡可以維持客觀真理的存在，但是沒有哪位歷史學家、哪個歷史學派能夠希望達到這個客觀真理，哪怕是一點點接近和一部分接近都不可能。」5 然而，問題並不這麼容易解決。在一篇有關傑出外交史家古奇（G. P. Gooch）④《19世紀歷史與歷史學家》一書的評論中——該書第一版出版於1913年，再版於四十年後並有一篇新的導言——，卡爾指出該書「堅定不移地相信構建事實的可能性，堅定不移地相信曾經構建的人類事實之價值」。這種信仰是19世紀德國傳統、歷史主義者學者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訓練下的產物，在這一傳統下，歷史學家被教導要「如實地」展現過去。然而1952年的古奇·卡爾繼續寫道， 知道過去四十年間世界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對於現在一代人來說絕對地、毫無條件地接受歷史事實的卓越性、接受歷史事實所帶來的恩典這一信仰，是不再可能了……我們對歷史事實的研究，我們對我們所發現的歷史事實進行鑑定必定是以指導研究的信仰和預設來決定的——這些信仰和預設或許是無意識的，人們不再懷疑這一說法了。對「事實」是中立的，進步是由發現事實並從事實中得到教訓這一說法的篤信是對世界持有理性的、自由的觀點的產物，當今世界是不容易把這觀點視為當然的，比我們更加幸運地生活在19世紀的前輩們則視為當然。 然而，卡爾同時又承認蘇聯時代的史達林政權歪曲歷史、毀損文獻、篡改歷史記錄，這意味著自由獲知權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重要。6 在隨後幾個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卡爾返回到了未解決問題的張力中，並竭力把自己的思想向前推進了幾步。歷史學家與事實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他在1953年6月發表於《泰晤士文學增刊》的一篇文章中發問： 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存在著雙向的交通，現在是由過去鑄造的，然而又不斷地再現過去。假如歷史學家製造歷史，同樣真實的是歷史一直在製造歷史學家……當代的歷史哲學家——在客觀決定主義的危險和主觀相對主義的無底深淵之間這一危險邊緣保持著不穩定的平衡——也意識到思想和行動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意識到歷史中因果關係的本質並不遜色於科學中因果關係的本質，意識到似乎他越想緊緊地把握歷史，則離他所領會的東西就越遠，歷史哲學家忙於提出問題而不是回答問題。7 其中部分觀點在《歷史是什麼？》中再次出現。但是，卡爾並不真正相信歷史學家所從事的僅僅是提出問題，因為他在《蘇俄史》中，幾乎每一頁都在回答問題。因此，問題仍舊沒有解決。 1960年，在一次歷史教科書討論民族主義偏見中，卡爾又一次著手於客觀性討論。在這裡他以一種更加似是而非的心態寫道： 關於歷史最棘手的事情是偏見似乎為歷史的一個基本因素——即使在最好的歷史中也是如此。實際上，就如人們時常所說，事實並不能「為自己說話」，或者說，如果它們能「為自己說話」，那也是歷史學家在決定著哪類事實可以說話——歷史學家不能夠把發言權賦予所有的事實。最有責任感的歷史學家的決定——最清醒地意識到他正在做什麼的歷史學家的決定——也是一種觀點的決定，別人或許會把這種觀點稱之為偏見。或許這並不完全是一種玩世不恭的說法：最好的歷史學家是最有偏見的歷史學家——而不是那些沒有絲毫偏見的歷史學家——根本不存在這樣的歷史學家。 從卡爾的觀點來看，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偏見是一種國際的偏見，而不是一種民族的偏見，這就意味著要將那種把歷史寫作當作愛國主義的行為放棄掉，例如德國歷史學家已經採納了這樣的方法來討論《凡爾賽條約》及其後果，也正在檢查從國際體系本身的觀點來看待德國剛剛逝去的過去，看待1919年以來德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然而，「偏見」是否真正是適合這一情況的適當詞語必定是值得懷疑的。卡爾似乎真正要說的是，近年來德國歷史學家已經開始較少偏見了，因為當他們研究過去的時候，他們的視野開始超越了他們狹隘的民族利益。「人們或許可以合理地期待歷史學家」，卡爾總結說，「他應該走在他那個時代進步運動和開明運動的前面，而不應該落在後面」。8然而，誰又能說進步是什麼？開明是什麼？進步、開明又不是什麼？卡爾在這裡似乎也不能以任何讓人滿意的方式解決客觀性問題。很明顯，卡爾在感情與信仰之間深受折磨，這種感情就是因對冷戰的爭辯而使客觀性處於威脅之中，這種信仰就是在任何傳統意義上，客觀性這一詞語都是一個不可能的企圖，沒有哪位歷史學家能夠明智地希望達到。卡爾思想中的這些張力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以一種相當不同的方式開始表現出來，這時他試圖把全部這些思想火花集中體現在《歷史是什麼？》之中。9 Ⅱ 「歷史」，卡爾在1954年發表的一篇評論中寫道，「假如沒有意義，就不值得去寫、去閱讀」。這是卡爾挑戰「可以在歷史人物（dramatis personae）的有意目的和有意預見中找到歷史上的主要解釋這一假設」10的一個重要觀點。但是，歷史中的意義來自何處？就這一問題，卡爾在與哲學家、歷史學家以賽亞·伯林的觀念進行長期爭辯的過程中逐漸構建出他的思想，伯林是卡爾極其親密的一個朋友，兩人之間彼此以教名進行通信，以當時的標準來看非同尋常。兩人都具有俄國文學與思想的深邃知識，並對之深感興趣。在政治思想方面，兩人都深受英國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但關於蘇聯問題，兩人產生了分歧。當卡爾在蘇聯時，從來沒有就共產主義統治的各個方面進行過批評，從沒有丟失過對蘇聯的感情，這種感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反對希特勒時在卡爾身上形成的。另一方面，作為蘇維埃俄國難民的伯林則沒有這樣的感情。在20世紀50年代這一期間，伯林成為自由主義者的主要代言人之一，也成為大西洋兩岸贊同「西方」價值、反共產主義理論與意識形態的主要代言人。11 1950年，伯林評論了卡爾《蘇俄史》第一卷，明白無疑地對該書的方法與主旨表示不滿。卡爾在該書序言裡曾表明他的意圖是「所寫的歷史不是革命事件的歷史，而是從革命事件中出現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的歷史」。因此，這本書的主旨是要提供「不是對這一時期事件詳盡記錄的敘述，而是分析那些形成發展主要線索的事件」。12比如，他因此極其詳盡地、非常全面地追述1917年前布爾什維克思想的發展，即使布爾什維克在那時的俄國幾乎沒有什麼重要性或幾乎沒有什麼政治重要性，但因為它在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以後會對付諸實踐的政策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另一方面，他省略了對革命事件的任何思考，忽略了對雖然失敗但可以取代布爾什維克的其他黨派的思考，或者忽略了對內戰殘酷衝突的思考。 就卡爾來說，從長期服務於外交部高級官員的角度進行寫作，寫出的重要事情自然是國家建設步驟和國家政策形成。並且也像許多公務員一樣，他在極大程度上是以表面價值來看待國家產生的文獻、正式的政策、憲法和文件法規的。就像卡爾傳記的作者喬納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所指出的，作為外交家，卡爾的經驗已經「大大減少了那種任何情況都可能存在多種結果的感覺；一個事件一旦發生，不管這個事件是好還是壞，外交家都要接受並促進它」。這些經驗已經「強化了卡爾與統治者的認同而不是與被統治者的認同……在寫作《蘇俄史》的時候已經下意識地把他早年這種對英國統治階級的認同感轉移為對蘇維埃蘇聯的認同感」。13 在伯林看來，這種方法極其令人反感。卡爾在一篇書評中抱怨說，「把歷史視為由無情規律支配的事件的展開」。他似乎在想，歷史學家的任務就在於弄清楚這些規律是什麼，它們怎樣起作用，「甚至對那些沒能實現的可能性偷偷地瞄上一眼也不願意——強烈的希望和極度的恐懼曾一度注視著這些可能性，——更不用說藐視進步過程中的受害者和犧牲者了。」因此，伯林譴責卡爾說， 通過勝利者的眼光看待歷史；對卡爾來說，失敗者幾乎使自己喪失了作證的資格……假如卡爾先生極力地堅持這種令人印象深刻的說法是公平的，它們將構成我們這個時代最有意義的對深深根植於歐洲自由傳統中的歷史寫作之公平、客觀真理、公平正義的挑戰。14 因此，在伯林眼中，卡爾研究歷史的方法絕不是客觀的。卡爾或許想過假如他有偏見，這也是最好的偏見。伯林顯然不同意這一觀點。 伯林在1953年擴展了他的這種歷史觀，以一種更加絕對的方式繼續攻擊卡爾。伯林的傳記作家邁克爾·伊格納提夫⑤把伯林那年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奧古斯特·孔德講座（Auguste Comte Lecture）上發表的演講描述為「伯林最基本信仰的生動陳述」。伯林在這次演講中辯論說——後來出版時擴展為名叫《歷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的一本書——人類在道德選擇能力方面非常獨特，這使得人類具有相對獨立於那些非個人的力量，在伯林看來，歷史學家比如卡爾錯誤地把這些非個人的力量視為決定人類行為的力量。當然，伯林的這類力量在特定的情況下也限制人類活動的機動性。歷史學家的工作就是要研究出什麼樣的場合適應活動機動性，鑑定出可能替代的活動方法與個人最終採取的活動機動性相適應，因而也判斷出人類的行為。堅持過去已經發生事情的必然性就是要推卸當前狀態下我們自己行為的道德責任，這就像卡爾所做的。15 卡爾也不是一位接受這樣的批評而認輸的人。在《泰晤士文學增刊》發表的演講評論中，卡爾堅持「歷史學家的獨特功能，作為歷史學家不能判斷，只能解釋」。歷史學家總是在尋求過去的意義與模式，雖然伯林也承認這點。 編年史家（annalist）滿足於敘述一件接著一件的事情；使得歷史學家與眾不同的是提出了一件事情導致另一件事情的主張。其次，當歷史事件由個人意志開始自然地運轉時，不管這意志是「偉人」的還是普通民眾的，歷史學家必定深入個人意志的背後，探究那些使個人意志、行為已經發生的原因。再次，雖然歷史從不重複自身，但歷史呈現著某些規律性，容許某種概括，這可以當作是未來行動的指南。16 這就是那些卡爾曾在《歷史是什麼？》一些段落里攻擊伯林觀點的論據。 當特里威廉⑥基金會的負責人在1961年邀請卡爾為特里威廉講座進行第二個系列演講時——這個基金會是由偉大的劍橋歷史學家特里威廉（G. M. Trevelyan）從其獲得巨大成功的《英國社會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的利潤和他龐大的個人財產建立的——，上一個演講是羅斯（A. L. Rowse）發表了系列就職演講，他們正忙於通過基金會來建立一種傳統，通常來說就是邀請一位人物，他不屬於劍橋大學歷史系，但在過去或現在又與劍橋大學有著一些聯繫。卡爾非常符合這個條件：他從不是劍橋大學歷史系的成員，但他是劍橋大學的畢業生，又是三一學院董事會成員——不久又成為永久董事會成員，在劍橋大學這種奇特的分叉結構中，這意味著卡爾是擁有巨大財富與聲譽的、自治學院的成員，但又不是劍橋大學本身的雇員。他能夠指導研究生，實際上也在指導研究生，他也有資格指導本科生，但他不是歷史系正式授課教師的一部分。除了別的東西以外，從時間上來看，他發表特里威廉演講時已接近70歲了，大大超過了退休年齡。 特里威廉基金會負責人在邀請卡爾發表演講時，希望他談論的話題是蘇聯，在那時的歷史系中沒有人談論這一話題，歷史系課程在壓倒多數的程度上仍舊關注的是從早期中世紀以來的英國史課程。但是，卡爾有不同的想法。就像他1960年3月寫信給朋友史達林和托洛茨基的傳記作家艾薩克·多伊徹⑦時所說的，「一段時間以來，我正在尋找機會發表我對一般意義上歷史之全面的看法」，「回答那些對歷史的愚蠢評論，特別是波普爾、以賽亞·伯林等人的愚蠢評論」。17在《歷史是什麼？》中，卡爾履行了他的承諾，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1959年9月10日到10月11日從倫敦到舊金山的航行途中，他草擬了這些演講，一年之後也就是從1960年9月27日起再次修改這些演講。這些演講1961年1月到3月在劍橋大學逐周開講，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電台上重複播出，並在英國廣播公司的周刊雜誌《聽眾》（The Listener）上以節本的形式登出。這一系列演講或許是這之前之後特里威廉講座中得到最廣泛宣傳的一次演講。18 作為與媒體有許多聯繫的新聞記者，卡爾與英國廣播公司有著便捷的聯繫。為了確保這些觀點在可能的情況下得到最廣泛的傳播——一旦假定了這一明確的目標——卡爾就以他的新聞手法來撰寫這些演講稿，使用他多年來為報紙撰寫稿件已經煉就的爐火純青的各種技巧。很顯然，從一開始這些演講就是面向更為廣泛的聽眾，而不僅僅是向劍橋大學米爾胡同（Mill Lane）聚集著的聽眾發表的。卡爾在演講中引入以賽亞·伯林，不僅是因為他們兩人之間持續不斷的爭執，而且是因為卡爾知道聽眾是熟知伯林大名的。這兩人都是我們時代公共知識生活中非常著名的人物。兩人都是經常上廣播的，在20世紀50年代這是最流行的廣播媒體，有人爭辯說電視能更好地傳播與討論那些複雜的思想與觀點，但那時的電視還沒有超過廣播。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英國知識界仍舊是講究小圈子的；僅僅有一小部分民眾曾在大學學習過，歷史專業仍舊是非常狹小的，對於大多數歷史學家而言只是因個人關係而彼此熟悉；包括《泰晤士報》、英國廣播公司第三節目、⑧《泰晤士文學增刊》在內的媒體上的知識爭論仍舊由一小群經過選擇的公共人物壟斷，伯林、卡爾兩人都屬於這個群體。一位局外觀察家評論說「英國知識界的狹隘性、高雅報紙和雜誌篇幅的有效性（實際上，它們也慫恿一些有爭議的素材）、（加上）英國知識分子高度個人的、好鬥的本性」，作為影響它們已經賦予了英國知識生活罕見的連貫性，也向公共爭論灌輸了一種特別的趣味。19 因此，隨著卡爾的系列演講在《聽眾》上的發表，這些文章也就不可避免地在雜誌的通信欄目里引起了評論。特別是以賽亞·伯林對他的劍橋朋友向他發出的傷人之言很快做出了回應。伯林聲稱在這一系列演講中，他被誤解了。他沒有說過決定論是虛假的；他僅僅說過讓非個人的力量為人類的行為負責是荒謬的。假如他不辯論的話，以這種方法探究人類行為的原因將是錯誤的，重要的一點是，卡爾肯定會在這一系列演講中在這方面歪曲他的觀點。20卡爾的反應則從《歷史必然性》中引述伯林的話，大意是假如伯林認為決定論與個人職責不相容，那麼他必定相信決定論是虛假的。假如伯林認為不把道德讚揚或道德譴責添加到過去的個人身上是錯誤的，那麼他必定認為對這些人進行道德判斷是正確。21 伯林回復卡爾，重申對這一誤解的譴責。同時，伯林反覆重申自己的觀點，指出對決定論的爭辯不足以令人信服： 決定論者主張個人（或者說，實際上任何）行為最終完全是由可以確認的原因決定，這種看法與信仰個人責任的看法是不相容的……我看不出有什麼原因可以否認人類在個人行為方面具備有限的自由，但是在具體的條件下，人類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自己可以選擇的。22 這段話的最後一句以相同的意思巧妙地解釋了卡爾·馬克思的一句名言，卡爾·馬克思是20世紀30年代伯林、卡爾兩人傳記研究的主題。23事實上，這僅僅是伯林在他的《歷史必然性》中的名言。卡爾發現在這點上自己很難設法證明對伯林的誤解是正確的，在1961年6月27日給朋友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也被迫承認，他「可能誇大了我的說法」，或許是因為伯林對於野蠻的決定論這種譴責過於敏感，作為攻擊的結果是伯林在他的著作中把卡爾的《蘇俄史》說成是冷戰鬥士的作品。無論如何，卡爾堅持認為伯林的辯解仍舊是趨向於否認決定論的效用，斷言道德判斷在歷史中的必要性。24伯林的反應是，說他僅僅承認對於歷史學家來說，道德判斷是允許的；他並沒有聲稱這是一種職責。25兩個人的立場似乎走得越來越近了。 然而，伯林並沒有停止對卡爾的攻擊。在另一封寫於1961年7月3日的私人信件中，伯林提出大多數歷史學家實際上在從事道德判斷。他引用卡爾對列寧的敘述為例——卡爾筆下的列寧特徵化為進步的讚許，實際上也含蓄地表明道德的讚許，就像卡爾把其他一些個人描述為反動的一樣，也暗示為倒退。伯林要求卡爾在已經出版的系列演講版本中承認他滿意於伯林並沒持有《歷史是什麼？》一書所宣稱的伯林所擁有的全部觀點。但是卡爾拒絕了，說出版活動已經進行了很長時間了，一切太晚了。26這就為雙方的敵意在更大的規模上爆發提供了機會。 Ⅲ 1962年1月5日，伯林應《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雜誌之邀評論《歷史是什麼？》一書。在這裡，就等於為伯林認為卡爾誤讀了他的觀點而重新開闢了一個爭執的場所，伯林對卡爾的核心論點發起了更加廣泛的攻擊。卡爾辯解說，在解釋過去的時候必須使用理論，描述歷史中行動者的有意識動機和願望，這些意識和願望的本身並不足說明行動者所做的一切。但是，伯林問道，列寧的有意識動機和願望不正是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重要因素嗎？假如史達林在列寧之前死去，隨後的蘇聯史進程不也會有不同嗎？27艾薩克·多伊徹在《泰晤士文學增刊》上發表的《歷史是什麼？》評論中以類似的心情問道：「假如偶然性（就像卡爾所宣稱的）修正了事件的進程而沒有修正歷史學家的『重要原因的等級』，那麼這個等級就不存在某種問題嗎？」28卡爾最後終於承認這個觀點存在問題。「『偶然』這個詞語」，卡爾在1963年寫給艾薩克·多伊徹的信中說，「是不幸的」： 嚴格地說來，列寧之死並不是一個偶然事件。毫無疑問，這一事件有著相當明確的因果關係。但這些屬於醫學，不屬於歷史研究。但在我看來，要說這些因果關係——儘管與歷史沒有關係——沒有影響歷史的進程，這似乎是困難的。即使你主張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每一件事情將產生極其一樣的結果，但還有短期的影響，這是非常重要的，對許多人來說意義都是不一樣的……當然，假如歷史……僅僅是一連串的毫無關係的「偶然事件」，也就根本不能夠進行嚴肅的研究。但是，事實上，歷史從屬於充足的規律性，這可以使歷史成為嚴肅研究的學問，儘管這些規律時不時受到外在因素的打斷或干擾。29 後來，在與《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編輯佩里·安德森⑨的一次訪談中——標誌著他的《蘇俄史》的完成——，卡爾就這方面進一步修正了他的觀點。他堅持說，假如列寧活著，他仍舊會使蘇聯陷入快速的工業化和集體化之中。但是，卡爾從不會篡改歷史著作到這樣的程度——說史達林做的是，將會盡力「減少政治高壓中的因素，並緩和這些因素」，和史達林不同的是，列寧則加強政治高壓。這或許是關於列寧的特別樂觀的一個看法。儘管卡爾仍舊堅持個性對發展的整體趨勢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但也承認個性對正在發展的事情有一些影響。30 卡爾以其他方式對因果關係的敘述也不能令人滿意。就像一位為人們廣泛使用的歷史哲學教科書的作者沃爾什⑩所評論的，「他對因果關係的全部討論……都因他沒有能詢問，探究歷史中的因果關係究竟是實際問題還是理論問題而遭到了損害」。31這主要是因為卡爾知識觀念的形成時期不是待在學術界的象牙塔中，而是待在外交部門和外交部這種實踐世界中，在這種地方如果什麼東西不能對政策的形成做出貢獻，就沒有什麼東西是有直接利益的。卡爾從沒有使自己擺脫這種假設：歷史主要被設計用來為政策提供一種指南。但是，泰勒（A. J. P. Taylor）問道，「為什麼我從哪兒來的知識就應該告訴我，我會向哪兒去呢？」32中世紀史專家傑弗里·巴勒克拉夫⑪認為，基於從軍生涯的卡爾深信對當代史研究更行重要，巴勒克拉夫以稍長的篇幅表述了相同的基本觀點： 有時似乎卡爾先生好像危險地接近這種學說：歷史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履行社會的需要。假如這樣的話，卡爾正在把歷史與神話混淆了。社會要求的——時常得到的——不是歷史而是神話，神話是凝聚全部社會的凝固劑。準確地說，就像卡爾所極力鼓吹的，歷史是理性的，在本質是個人的、反社會的。33 巴勒克拉夫對那種廣泛為人們所接受的觀點有著共鳴：歷史學家的作用是要刺穿神話，而不是創造神話。 卡爾在《歷史是什麼？》中的論點——僅僅能使歷史學家感興趣的因果關係是那些能在未來政策制定中起作用的因果關係——是卡爾著作中最薄弱的地方之一。歷史學家研究歷史中因果關係的合理秩序目的是要解釋發生的事情，當卡爾堅持說更廣泛的因果關係和背景是這類研究的本質時，他是非常正確的；但是，他建議任何因果關係，不管是廣泛的還是不廣泛的，只要不能作為未來行動的指南就應該忽略，這一說法就沒有任何知識上的理由了：這就是那種以政治利益為中心來操縱歷史的方法，卡爾以這種方法對史達林及其追隨者進行了全面的譴責。34 1919年和平方案是現代歷史上最有災難性的國際協議之一，作為和平方案談判的參與者，卡爾也已經認識到，當人們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的時候，他們時常學到的是壞的教訓。歷史對未來發展和未來事件的預測是非常拙劣的。卡爾在努力從對歷史預言不信任的狀態中拯救歷史預言性能的概念時，混淆了歷史規律（Historical Laws）與歷史概括（Historical Generalization）。科學規律並不僅僅斷言有一個模式，這個模式只有幾個例外：它們精確地預言，並且前提條件是必然的，比如說，當兩個特別的化學品放在一個坩堝里時，它們總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不可避免地相互作用。歷史學家所能做的也是要概括，盡力發現能夠與歷史證據非常符合的模式；但是，歷史學家不能夠用這些概括和模式來預言未來，因為在這些概括和模式之外總是存在一些例外。此外，概括越宏觀，例外存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就像卡爾所同意的一樣，歷史學家可以使用假設，比如馬克斯·韋伯的著名觀念：在新教教義與資本主義興起之間存在聯繫；當把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用來說明歷史證據時，歷史學家從來不指望這一關係可以證實全部問題。因此，概括與模式從不可能是規律。 在卡爾看來，寫作與研究的過程是假設與證據之間連續不斷相互作用的過程。卡爾的敘述表明，他把研究過程與寫作過程當作是同時的過程，而不是相續的過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卡爾個人習慣的反映。經常可以見到這樣的描述，卡爾坐在堆滿報紙、雜誌碎片的起居室椅子上，隨著這些東西的不斷堆積，卡爾記下他的想法並開始整理這些想法。35任何想知道這是怎樣混亂的人，只要他打開伯明罕大學所收藏的卡爾文獻中沒有完成的第二版《歷史是什麼？》的注釋文件夾就可以了，在各種大小不一的文件上似乎隨意地寫著一些東西，它們處於明顯的混亂中。在文字由軟體處理的時代，這似乎是非常原始的；這顯然與有序的工作沒有太多的相似之處，比方說，偉大的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在心中構思每一個段落時，都會在房間踱來踱去，直到可以一字不差地寫下來，並再也不用更改。然而，似乎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這種與眾不同的習慣。傑出的歷史學家盧埃林·伍德沃⑫在給卡爾的信中描述他的工作方式： 我也經常是一開始閱讀就著手撰寫——從你所說的關鍵材料——，關於主題的一定程度的最少材料，我也幾乎經常從中間或結尾開始寫，沒有任何既定的計劃，或者也沒有一大堆筆記。就我而言，我天真地認為這是一件不體面的事情，我也設想過沒有哪位歷史學家像我這樣值得這份工作的名譽——一種輕率、極度混亂的工作——，不斷地增加新的內容並且修改手稿，隨著閱讀的增加也不斷地改變我的觀點。發現你像我一樣都是那類歷史學家，真是莫大的寬慰。36 儘管這兩位歷史學家在寫作習慣上或許比大多數歷史學家更加沒有條理，但是為卡爾所描述的那種一般原則——即研究與寫作形成了一個不斷相互作用的過程，這一過程至少要在圖書館和檔案館初期搜尋材料以後才會結束——或許是大多數歷史學家都會認可的原則，有很多理由要推薦這一原則。 Ⅳ 伯林對卡爾因果關係概念的批評以及伯林堅持歷史背景的重要性最終導致的是對卡爾客觀性概念的分歧，這或許是伯林與卡爾分歧最重要的一面。根據伯林的說法，能夠在歷史學家方法中發現客觀性；它不是一個歷史學家解釋的問題。客觀方法的檢測是「歷史學家的成果能否被觀察核對無誤——不是一個觀察而是許多觀察，論據的邏輯是否有內在的一致性，它們能否被足夠廣泛地接受，被那些宣稱自己的主張是專家意見的人親自以自己的經驗加以檢測而接受」。根據這些標準，伯林繼續說，法國的自由派保守主義歷史學家哈勒非⑬及其俄國的類似人物克柳切夫斯基，⑭他們對失敗的沙皇政權的同情而不是對沙皇繼承者布爾什維克的同情是客觀的，而美國進步歷史學家比爾德⑮及蘇聯歷史學家潘克洛夫斯基⑯則不是客觀的，儘管他們兩人都認同變化的力量。然而卡爾把進步性與客觀性等同起來。他把客觀的歷史學家定義為這樣的歷史學家，他有「能力把他的視野投入到未來，以這樣的方法可以使他比那些觀點完全局限在自己當下環境的歷史學家更具有一種深入、持久的洞察過去的能力」。37但是，就像一位批評家所解釋的： 當未來成為過去之後，是這位歷史學家還是那位歷史學家對未來的堅信這類問題或許不必要再更加正確地去判斷了，因為這些歷史學家總不比彼時彼地歷史學家的同時代人的判斷要正確。在未來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種類的法官帶有不同的疑問和不同的目的從不同的角度對這種問題加以判斷，以滿足判斷者的需要。38 比較簡單地說，更加可能的是歷史學家對未來的洞察或許可以由後來的事件證明是虛假的，實際上，就像卡爾本人對未來的洞察是沿著蘇維埃類型的計劃經濟進行構思的，毫無疑問也是以社會民主主義為價值取向進行修正的，到目前為止他一直是這樣做的。卡爾不能夠設想也沒有設想共產主義的崩潰和蘇聯的結束，他把客觀性當作是以符合準馬克思主義的未來觀對過去進行分析，後來發生的事件證明了卡爾這樣的做法是錯誤的。 在伯林看來，卡爾的客觀性概念存在第二個瑕疵，那就是卡爾對進步的定義。在卡爾看來，伯林譴責說，「所發生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因為它發生了——我們知道我們已經經過的各個階段都有著正確的目標，僅僅是因為實現了這些目標」。進步是「不管是什麼東西，在事實上會達到掌握權力的東西」。卡爾總是與強者站在一起。39這種觀點也被其他一些觀察家所責備，其中著名的是特雷弗—羅伯（H. R. Trevor-Roper），時任職於牛津大學近代史欽定講座教授，是位著名的反對左翼人士的辯論家。他是這樣譴責卡爾的： 「客觀性」意味著，不是在迄今為止可以接受的詞語意義上的「客觀的」——即中立的、不帶感情的、公正的——而是恰恰相反的那些詞語，要忠誠地站在將要獲得勝利的一邊：忠誠地站在強者一邊……《蘇俄史》最顯著的特徵是什麼？是作者對勝利原因非常肯定的歷史認同，對反對者、犧牲者的無情排斥，對不處於潮流或未掌握潮流的全部人物的無情排斤。「本可實現或發生的事」、路線偏差者、競爭者、列寧的批評者都被歸納為沒有意義，否定他們正當的待遇，或者否認他們的發言機會，或者否認他們的歷史地位，因為他們下錯了賭注。歷史證明這些人是錯誤的，歷史學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與歷史站在一邊。歷史發現那些作為政治家不夠分量的人，或許也沒有聽到把這些人作為事實的目擊者，甚至於只是為了譴責這些人。不管這些人相信的是什麼，看到的是什麼，說的是什麼，都會被忽略為不相干的事情，他們的聲音是岑寂的，帶著輕蔑的岑寂。自從牧師般頑固的、最粗魯的時代以來，沒有哪位歷史學家再這樣以如此教條的冷酷無情對待證據了。即使在把這樣的教條主義歌頌為一種歷史編纂理論的那些時代，也沒有這樣的歷史學家。 特雷弗-羅伯指出，卡爾對「成功的粗俗崇拜」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表露無疑，表現在對希特勒德國實行的綏靖政策贊成方面；現在，他又把這種崇拜轉移到史達林的蘇聯方面。40 特雷弗—羅伯的攻擊是迄今為止從各個方面向《歷史是什麼？》一書進行責難的最兇猛的一次。就像一位評論家指出的，特雷弗—羅伯「有羅列歷史學家過錯的天賦」，而且在這樣做的時候「沒有一丁點兒的同情。讀了他之後，人們想知道是為什麼書一定要這麼寫。為什麼有人讀這些書，為什麼有人嚴肅地思考這些書」。在特雷弗—羅伯的筆下，批評不會導致「我們理解力的提升」；它僅僅是「一件破壞的工具」。41然而，不管特雷弗—羅伯的風格是多麼過度地爭辯，他已經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其他一些觀察家，甚至那些在政治上通常被列入左翼人士的觀察家也指出，卡爾「傾向於接受從歷史上看已經發生的東西是正確的」。42就像泰勒（A. J. P. Taylor）所指出的，變化不必和進步是同一類東西： 史達林滅絕了富農（kulaks）被證明是正當的，因為這有助於促進已經發生的事情，這就是說促進蘇聯的當前力量。（用類推的方法，儘管卡爾先生沒有這樣說，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滅絕被證明是不正確的，因為德國現在還不是一個世界強國）……怎樣能夠證明某些已經發生的事實是正確的，或者就此而言是錯誤的呢？43 還有大量的這類批評。泰勒有效地指出，卡爾把道德判斷從歷史之中堅決地排斥出去是在履行贊同歷史的強者、歷史的勝利者這一職責，這些人以勝利的名譽任意蹂躪民眾。根據卡爾早年作品致力於研究歷史上最顯著的失敗者這一事實，真是絕妙的反諷，比如卡爾研究過俄國民粹黨人赫爾岑，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放逐中度過，或者研究過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巴枯寧在歐洲各地的許多異常革命行為是一個冗長的失敗與屈辱的記錄。假如蘇聯——顯然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在財富和權力方面是美國的競爭者——以與德國曾經崩潰的方式一樣將要崩潰了，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這種突然發生的事情將會使富農的滅絕從道德上來說是不合理的嗎？ 卡爾有保留地看待全部這些批評。他告訴訪問者，他對特雷弗—羅伯「如此輕率地對待他」感到「羞恥」。這是令人失望的，因為它是一個「有害的辯論」。不管是特雷弗—羅伯，還是伯林都沒有對未來抱有任何的想像；他們兩人都回顧過去的某些黃金時代，儘管特雷弗—羅伯把自己定位於過去的某個地方，但也是難以言說的，「因為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特雷弗—羅伯還沒有來得及充分闡述就暴露了自己弱點」。44卡爾認為優秀的歷史學家不僅要使自己投身於想像的未來去超越自身時代的限制，而且（或許更加合理地）要認識自身偏見的本質與程度去超越自身時代的限制。這種建議有些道理。明確無疑的是，假如歷史學家自我意識到其政治出發點、知識出發點，他將會寫出更好的歷史。然而，卡爾認為歷史學家不能逃避自身時代的影響。這就在卡爾的論點中引入了一個重要的自相矛盾的觀點。就像泰勒（A. J. P. Taylor）所評論的：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歷史學家是有道理的，但這種一般原則在實踐中並沒有效果，或者說產生的效果有很大的偶然性，其結果也就是沒有任何原則了。當前英國的情況是，當受過教育的階級對未來或對自身失去信心的時候，毫無疑問是歡迎保守的歷史學家，就像卡爾先生所表明的……那麼我們的幻滅時代又怎樣來歡迎卡爾先生呢？或者甚至是歡迎我呢？45 卡爾沒有發現回答這點是困難的：「不同類型的歷史學家」，卡爾說，「就像具有形形色色觀點的人一樣，能夠從同一社會出現，這是因為個人的因素——他們的家庭環境、學校和學院等等」。卡爾所嘗試回答的是一般趨勢，而不是個人特性。46 其他一些批評家指出在《歷史是什麼？》中出現的東西似乎有一種傾向——辯解說所有的歷史都是主觀的，這就與《蘇俄史》的風格、內容產生了矛盾，該書的客觀與經驗主義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47實際上，卡爾的傳記作者喬納森·哈斯拉姆⑰（Jonathan Haslam）已經指出，「卡爾對主觀本質的反思與他在自己職業中的實踐方法存在不同尋常的分離」。當卡爾回應他的歷史觀沒有為失敗者留有空間、在他的《蘇俄史》中幾乎沒有注意到失敗者的批評時，他本人完全承認這類分離的存在。「這是我的歷史的過錯」，卡爾回答說，「不是我的歷史理論的過錯」。48此外，這種分離在許多方面更加是風格這類事情，而不是實質這類事情。《歷史是什麼？》在本質上應該屬於卡爾的新聞作品，因為這本書本來就是為電台廣播、《聽眾》上印刷而精心準備的，這就表明了問題。取出《蘇俄史》的一大段比照一下，你就知道實際上這是為什麼該書是如此耐人尋味、如此吸引人的了。但是，儘管有時是這種情況，卡爾在《歷史是什麼？》中並不是一位放縱的相對主義的鼓吹者，雖然《蘇俄史》（不管書中細節所散發的濃厚的經驗主義氣味）以一種模具鑄造，以致伯林把這舉例當作是極端的偏見。就像喬納森·哈斯拉姆已經評論的，在1961年，冷戰的融解意味著卡爾比先前緊張的備戰時期（這之前的十年左右的時間，卡爾為《泰晤士文學增刊》撰寫文章）所承擔的責任要小一些，贊成傳統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對「事實的尊嚴」（the sanctity of facts）的信仰。49但是，卡爾想像的基本點仍舊是歷史學家超越自身時代主觀性的渴望，相信歷史學家有能力這樣做，即使他表達這種信仰的方式遭到了一些適當批評，而這類批評的本身也是高度主觀的。 然而，卡爾的建議當今仍舊是歷史專業基本概念知識的一個部分：當歷史學家研究檔案文件的時候，他們都擁有某種個人的概念上的、知識上的、政治上的看法；卡爾所警告的歷史學家在使用材料時都帶有自己的偏見，也引起了當今歷史機構中更加保守成員的憤怒。幾乎沒有哪位英國歷史學家對卡爾在《歷史是什麼？》中提出的問題給予過多的思考。特里威廉非常典型，他在卡爾發表演講的時候已經是一位老者了。他寫信告訴卡爾說他一周一次讓人在屋裡讀卡爾的演講給他聽。顯然，特里威廉忘記了羅斯（A. L. Rowse）發表的一個系列演講，他向卡爾表達他的謝意，「你已經發表的那些系列演講，我稱之為非常好的一個開端」。但是，他補充說道，「六七十年之前，我讀過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認為該書充斥的只是些非常貧乏的材料，因此我從不使自己再煩惱於歷史理論，僅僅實踐而已」。50 這類觀點在劍橋大學歷史系非常普遍。卡爾私下裡認為這個歷史系「並不是一個非常傑出的歷史團體」。51卡爾在《歷史是什麼？》中曾有筆墨攻擊這個系最為傑出的人物赫伯特·巴特菲爾德，⑱巴特菲爾德擔任近代史主席的職位，幾年以前卡爾本人因被忽略而沒有坐上這個位置。當時，巴特菲爾德的《歷史的輝格解釋》（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931年出版）被認為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也被設定為歷史系本科生必讀的著作。是對允許以當代信仰鑄造過去之解釋這類歷史學家最為惡毒的攻擊了。卡爾在演講中指出巴特菲爾德在他後來的著作中就是這樣做的。但是，卡爾對劍橋大學歷史系的攻擊則更為深入。比如，在強調他本人從不是劍橋大學歷史系的教員這一事實之後，卡爾說有人告訴他，這個系的教師從沒有開設過有關俄羅斯歷史或中國歷史的系列講座。他要求對本科教學課程進行改革，使之擴大範圍，不要把關注的目光僅局限於中世紀以來的英國史。52 卡爾的觀點在歷史系一些教員那裡獲得了某些讚許。卡爾的演講證明是進行課程改革重要嘗試的催化劑，歷史系擯棄了英國史是強制性的主張，包括了更加廣泛的課程選擇，包括有價值的歐洲歷史以外的課程。卡爾本人就這些建議提出自己的看法，但這些看法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只是其中一些在經過修改之後為歷史系接受，反對者在大學評議會上發起了部分成功的後衛行動。然而，模式還是被打破了；強制性的從早期中世紀以來的英國史也下降為課程表上的必修課，這為逐漸變化開闢了道路，大約四十年之後，社會史、印度史和非洲史、性別史、文化史成為劍橋大學本科課程重要的內容。同樣的進步也發生在牛津大學，卡爾的著作被那兒的年輕激進分子比如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梅森（T. W. Mason）當作是一個象徵，梅森把《歷史是什麼？》的一份評論當作是反對牛津大學本科課程上的「連續不斷的英國史這一令人厭煩的時代錯誤」隆隆雷聲，發起了一個歷史改革小組，這個小組直到十年之後還存在，但牛津就是牛津，這期間課程並沒有出現任何有意義的進步。53 Ⅴ 當劍橋課程改革建議到達大學評議會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五年時間。不久之後，卡爾觀點最強烈的反對者都鐸王朝史專家埃爾頓（G. R. Elton）⑲以強硬的態度把他的反對意見收集在一起，命名為《歷史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History），並於1967年出版。受到該書出版商的鼓動，埃爾頓在書中以最強烈的詞語攻擊《歷史是什麼？》，猛烈抨擊卡爾對歐洲以外歷史的支持，猛烈攻擊卡爾所持有的歷史有目的和意義的論點，特別抨擊了卡爾關於歷史學家把自己的觀點和先入之見帶進了研究之中的說法，埃爾頓把這描述為一種「有害的廢話」，將導致一種「極端的相對主義」，從而使「歷史學家成為歷史的創造者」。54當然，埃爾頓在這裡誇大其詞了；《歷史是什麼？》的讀者沒有哪位可以平心靜氣地不注意到卡爾所相信的，首先，當進行歷史寫作時，歷史學家會儘量避免自己的個人偏見；其次，歷史學家把自己的局限性施加到自己研究中的證據和材料，對於歷史學家來說這是可能的。在卡爾看來，歷史研究是歷史學家與材料之間一個互動的過程，不是一個單向交通，在這個單向交通中歷史學家是主動的而材料是被動的。假如卡爾是一位相對主義者，那麼確定無疑的是，任何種類的不變化都可以合理地叫做極端。埃爾頓堅決地辯解，歷史學家必須聽從材料，並避免把任何當前的思想灌輸到材料里；但是，這是在相反方向上的另一種極端主義，對歷史學家在工作中怎樣選擇文獻，在研究中怎樣選擇話題這樣關鍵的問題則懸而未決，埃爾頓本人就這一問題從沒有作出過令人滿意的回答。55 埃爾頓對卡爾觀點另一個更加生動的批評是，卡爾過於強調了歷史學家在確定什麼是歷史事實的問題。卡爾在《歷史是什麼？》中選擇了維多利亞時代早期一個集市上賣假貨的小商販被一群暴徒殺害的事例。卡爾說，這一事件因他三一學院的同事喬治·基特森·克拉克（George Kitson Clark）在一本書提到而最終成為歷史事實。或許這個事例是不幸的，因為對這一事件的隨後調查證明在同時代材料中根本沒有發生這一事件的記載。恰恰相反，這些情況正好強調了正在討論的酗酒暴力事件的存在極端缺乏證據。卡爾對基特森·克拉克在這個事例中所使用的特別值得懷疑的材料的鑑定是非常無效的，這個材料是馬戲團所有者「高貴的」喬治·桑格⑳在後來的回憶錄中採用的。56因此，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證明卡爾所引用的材料是任何種類的事實。然而，聲稱這件事確實發生過，這是合理的，但是這一事件的實在性是獨立於任何歷史學家的認知過程的。 《泰晤士文學增刊》的評論者（艾薩克·多伊徹）就這一點繼續發表議論。被納粹滅絕的幾百萬猶太人，不管歷史學家是否論述這個問題，都是一個歷史事實，當卡爾使用山脈來類比時，實際上也承認這一情況，卡爾寫道，「不能因為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山會呈現出不同的形狀，就推論說山在客觀上根本沒有形狀或有許多形狀。」多伊徹繼續建議說，應該得出的結論是，山有形狀實際上獨立於觀察者觀察山的方法。而且卡爾本人也接受這種觀點。多伊徹繼續說，歷史學家必須尊重事實，不僅要根據精確性尊重事實，而且要把全部可知事實放到與主題和論點相關的情景中。卡爾的保守對手對卡爾最常見的譴責之一便是對他的極端相對主義的譴責，因此這也有著廣泛的代表性。57 但是，歷史學家應當如何確定採納什麼事實、放棄什麼事實呢？卡爾認為比較好的決定方法是由對理論有意識的自我使用，而不是埃爾頓那種調用各種潛意識的偏見來決定，埃爾頓在任何詞語意義上都是一位極其保守的人士，他在自己有關都鐸王朝政府的著作中都使用了這樣的方法。但是，對卡爾熱衷於社會理論的激情也存在一些限制。幾年以後，卡爾在給經濟史學家波茲坦㉑的信中寫道： 我得說當今許多歷史學家毫無生氣，因為他們缺乏理論。但是他們缺少的是歷史理論，而不是一種從外界予以的理論。他們所需要的是雙向交通理論。我不必告訴你說，歷史學家必須從經濟學家、人口統計學家、軍事學家等專家那裡學習什麼。但是，經濟學家、人口統計學家等專家如果只是在僅僅「一般的」歷史學家能夠提供的一種狹窄的歷史模式內進行研究工作，他們的研究將毫無進展。就像我以前說過的，困難在於歷史理論就其本質來說是不斷變化的理論，而我們生活的社會想以一種平衡的歷史沉著態度接受或不願意接受的僅僅是次要的變化或「特殊的」變化。因此，來自歷史的想像力會進入「不同行業」。58 到這時為止，從卡爾在為可能準備出版的《歷史是什麼？》第二版所準備的文件夾中所保存的注釋和剪貼物來判斷，他比1961年時更加接近馬克思主義立場了。59因此，他所說的「歷史理論」極有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然而，不管他認為哪種理論是正確的，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從沒有以任何清楚的方式使用過。儘管他認為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是歷史的決定因素，但在《蘇俄史》中它們卻很少作為政治變化的決定性因素出現。卡爾或許把布爾什維克革命描述為由下層民眾驅動的大眾革命，但他實際上並沒有興趣分析這因何而生，又為何而生。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真正使卡爾感興趣的東西是那些同樣吸引埃爾頓的東西，即政府部門和行政部門的運作。實際上，兩人都贊成一種歷史的精英主義觀點，卡爾的精英主義無處不在，他對統治者的認同而不是對被統治者的認同，更加明顯地表現在他不僅排斥歷史上的失敗者，而且排斥全部歷史記錄中的絕大多數人類，把這些當作是吸引不了歷史學家的事情，因為他們對歷史變化的進步沒有做出貢獻。一位批評家抗議道，「實際上，當歷史學家關注那些政治上、經濟上無權的失敗者時，並沒有使歷史學家喪失他們的頭銜或放棄他們的職責」。60然而，卡爾沒有考慮俄國農民，比如，把他們看作是「粗糙的、狡詐的、無知的、殘忍的一幫人」，並堅持蘇維埃「政權的最初設計——就是為了教育農民如何機械化、近代化，並組織農業生產——是相當明智的、開明的」；這也太是一個非常幼稚的烏托邦式的假設了；假定把一小部分人，而且在品質上並不高尚的人派去加強這種設計，「當他們碰到農民的愚蠢和農民的固執時」其結果是導致更大規模的暴力悲劇。61 對普通民眾這種保守的觀點很快就變得過時了，因為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歷史學家已把他們的眼光轉移到從歷史上拯救那些窮人和被剝奪權利的人——「從後世普遍蔑視的態度中拯救」，㉒——引自湯普森（E. P. Thompson）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所用的著名習語，該書的發表僅僅在卡爾系列演講之後的兩年，也就是1963年。實際上，《歷史是什麼？》是在英國歷史學術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前夕寫就的。這場革命首先在1966年《泰晤士文學增刊》的三期特刊上得到宣告，由大量的歷史學家所寫的這三期文章不僅宣告了歐洲以外歷史的重要性，社會、經濟史的重要性，而且宣告了需要研究顯然是過去被忽略了的人、淹沒的人的重要性，並運用現代社會理論以合理的術語解釋這些人的行為。62 Ⅵ 就一些關鍵的問題來看，卡爾的觀點還沒有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的目的論的工具主義化了的客觀性概念、他的政策取向的原因理論、他的似神而威嚴的對普通民眾史的蔑視、他的無意之間對統治者而不是被統治者的認同、他對偶然性、偶然事件徹底且傲慢的擯棄、他對歷史規律與歷史概括的混淆、他對歷史中道德判斷的任何因素的徹底排斥，他在《歷史是什麼？》一書中表現的這些觀點沒有一個方面——能在後來的歷史學家那裡找到充分的贊同。 此外，近來卡爾的一些觀點已遭到來自其他方向的猛烈攻擊，也就是來自後現代主義的、超級的相對主義者的攻擊，他們認為卡爾對英國經驗主義作了過大的讓步，許多評論者看出這對他的書有著重要的影響。63一位後現代主義者譴責卡爾為「認識論方面的保守派」、一位「自信的客觀主義者」、觀念與方法「有助於經驗的歷史方法」的推進者。64另一位後現代主義者則批評卡爾為「客觀性和公平真理」的擁護者、「必然主義者」、「不能反省者」、「太天真，當今不能嚴肅地對待之」。65就像有的人評論卡爾的，這是「帶有抹殺活動性質的語言」。66就像這些批評家指出的，確定無疑的是，在卡爾的著作中存在矛盾的地方，並且不可否認的是，就某些方面而言已經是過時了，或者不久將要過時，像我們已經看到的。不過，這些批評家把卡爾描述為一個頑固的經驗主義者就像埃爾頓把卡爾描述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相對論者一樣都是歪曲事實的。使卡爾這本書具有如此魅力的一個原因恰恰是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卡爾到最後從沒有設法解決這種張力。 卡爾著作發表以來的幾十年間，知識變化超越卡爾的地方，毫無疑問主要是在語言領域和文本結構領域，這些領域一直是大量歷史著述關注的焦點。然而，這並沒有對歷史知識造成徹底的、毀滅性的影響，對歷史知識持極端支持意見的許多人需要這些知識，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徹底相對主義對這些人自身工作的暗示；因為，假如每一件事實際上是主觀的，假如我們確實對過去不能有所知，意義只能由閱讀文本的人灌輸到文本中，那麼，為什麼我們還要相信後現代主義者本人正在敘述的事情呢？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把與後現代主義者意欲表達的相反意義灌輸到這些文本中呢？67 自卡爾寫作以來，歷史學術之發展是帶有強烈的道德責難色彩的歷史流派的出現，從女性史——這是卡爾文風中最遭當今讀者譴責的一個方面，他固執地把「歷史學家」稱作「他」——到大屠殺史；在恢復歷史事實獨立於歷史學家認知這一概念方面，後者可能較其他任何歷史流派做得都要多，這是在它反對「大屠殺否定者」學派的過程中形成的。「大屠殺否定者」學派認為在奧斯威辛並沒有毒殺猶太人，納粹並沒有種族滅絕的計劃，也沒有死亡六百萬人。68卡爾簡單固執地堅持歷史中的任何道德判斷都是不合邏輯的，面臨這類話題時，卡爾的觀點難以站得住腳；另一方面，儘管歷史學家也做得比較好，他們注意到卡爾的警告，太多、太簡單的道德判斷，而不是增加一些東西以加強讀者對正在研究的問題的理解力，則更有可能使歷史學家看起來更荒謬可笑。69新近另一個受到歡迎的發展是歷史學家把眼光轉移到關於過去非理性的研究，這是卡爾根本拒絕承認的一些事情，至少是從集體的角度拒絕承認非理性的存在，即使是當卡爾被迫承認非理性的存在，也譴責說這是無法控制的。卡爾對理性和進步的樂觀主義信仰態度和21世紀初期更加冷靜的、幹練的氣氛相比似乎有一點點不合時宜。 然而，儘管存在種種缺陷，並有著內在矛盾，對歷史研究許多方面的研究方法也已陳舊過時，《歷史是什麼？》仍不失為是一本經典著作。自第一版以來，畢竟賣了25萬多冊，自有其道理所在。像許多書一樣，該書也是急就章，源於一系列演講，文風流暢、辛辣，而以更加深思熟慮的著作來衡量，則有所缺失。和其他許多關於歷史理論與實踐的著作不同的是，該書包含了大量有關真正歷史學家和真正歷史著作的事例，生動地說明較為抽象的論點。與大多數各式各樣的歷史初級讀本和歷史導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該書不是用高人一等的口氣對它的讀者說話，而是以平等的態度向讀者演講。在處理最深奧的、最棘手的理論問題時，它也是機智的、有趣的、耐人尋味的。四十年以後它還保持著撩撥人心的力量。它不僅處理歷史的基本問題，而且處理了政治、倫理的基本問題。在處理重大問題時，手法高超。該書對歷史學家、哲學家、作家和思想家都有參考作用，會給他們帶來思想上的驚異。卡爾知識淵博，是一位睿智之人，《歷史是什麼？》最誘人的部分就在於輕而易舉地展現出知識和智慧。 就歷史學家而言，有許多原因可以說明《歷史是什麼？》的重要性，相當重要的是因為該書堅持這樣一個事實，就像卡爾所說的，「歷史是一個過程，你不能一點點分裂這一過程，單獨地研究每一部分……任何事情都完全是相互關聯的」。70卡爾正確地認識到，不管歷史學家選擇研究過去的哪一段歷史，他的任務是要在那段歷史之前、之後的環境背景里研究那段歷史，要著眼於研究主題與更寬泛的背景之間的相互關聯。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書一再地表明，不管我們喜歡還是不喜歡，在歷史著作中總存在主觀的因素，因為歷史學家是個人，而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時代，都帶有有關這個世界的觀點和假設，在他們的著述和研究中不能根除這些觀點和假設，即使歷史學家想限制它們，使它們屈從於研究工作中所遇到的棘手的材料，儘可能使這些觀點和假設明白清晰以便讀者可以批評地研讀。就這方面而言，卡爾一直是最有影響的人物，他的觀點非常廣泛地為歷史學家所接受；並且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而不是別的，他的著作所帶來的影響也將持續下去。 進一步閱讀 卡爾為計劃中、但未完成的第二版《歷史是什麼？》所寫的前言以及他為新版本準備的注釋說明（由戴維斯㉓撰寫）在本書的這個版本中一併印出。卡爾的14卷本《蘇俄史》由麥克米蘭公司於1950—1978年間出版——現在由帕爾格雷夫公司（Palgrave）出版。該書的簡本《從列寧到史達林的俄國革命：1917—1929》（The Russian Revolution from Lenin to Stalin, 1917 — 1929）出版於1979年，非常容易找到。隨後的年代裡，卡爾收集了一些他最重要的論文，以《從拿破崙到史達林》（From Napoleon to Stalin）為名出版。 卡爾的《自傳》發表在由邁克爾·考克斯㉔編輯出版的《卡爾：重新評價》（E. H. Carr: A Reappraisal，倫敦2000年版）㉕上，該書第283—303頁上還載有安德斯·斯提芬森（Anders Stephanson）的文章《〈歷史是什麼？〉的教訓》，對卡爾的歷史觀進行了敏銳的批判。該書中的許多其他論文對理解卡爾生平與著作的幫助也很大。然而，最重要的是喬納森·哈斯拉姆所寫的傳記《正直的缺陷：卡爾傳記（1892—1982）》（The Vices of Integrity: E. H. Carr 1892—1982，倫敦1999年版），該書有一章論述《歷史是什麼？》的起源、人們對它的接受以及與卡爾其他著作關係，非常重要。哈斯拉姆的傳記是任何對卡爾及其思想感興趣的人進行研究的基本出發點。卡爾自己的文章保存在伯明罕大學特殊收藏區域，邁克爾·考克斯編輯的文集中的附錄部分簡明地描述了這些文獻。 卡爾的歷史觀也遭受了許多批評。在他有生之年，最使人信服的批評來自他的朋友以賽亞·伯林，亨利·哈代（Henry Hardy）正在編輯伯林在這方面的論述，並準備出版。特別要參閱伯林的演講／論文集《歷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倫敦1954年版），後來又收錄由亨利·哈代、羅傑·豪歇（Roger Housheer）編輯的《人類的恰當研究：論文選集》（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An Anthology of Essays，倫敦1997年版），以以賽亞·伯林的名義再版。在邁克爾·伊格納提夫（Michael Ignatieff）所著《伯林傳記》（Isaiah Berlin: A Life，倫敦1998年版）一書中可以追溯到伯林觀點的背景。從更加保守的角度來看，最犀利的批評來自埃爾頓（G. R. Elton）的《歷史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History，第二版有理察·J. 埃文斯撰寫的編後記，倫敦2001年版）。阿瑟·馬威克㉖也加入了批評的行列，這體現在其著作《歷史的本質》（The Nature of History）與文章《「對文獻的盲目崇拜」？以史料為基礎的歷史性質》（"A Fetishism of Documents"? The Salience of Source-based History）中，後者載於霍奇基編輯的《現代史學發展》㉗中，第107—138頁。 從阿爾都塞（Althusserian）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還存在保羅·赫斯特的著作《馬克思主義和歷史著述》；㉘從後現代主義的角度來看，還存在基思·詹京斯的著作《論〈歷史是什麼？〉，從卡爾、埃爾頓到羅蒂、懷特》，㉙傑弗里·羅伯茨（Geoffrey Roberts）在《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1997年，第249—260）中作了批評性評論。㉚相似的觀點也由阿隆·穆斯婁（Alun Munslow）在倫敦大學歷史研究所（London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的網站上討論《歷史是什麼？》表達出來，網址是http://ihr.sas.ac.uk。這個網站有一個部分是專門討論由卡爾所引起的問題的。 最近重新研究這些問題比較多的嘗試主要是理察·J. 埃文斯的《捍衛歷史》（In Defence of History，第二版有新的後記，倫敦2001年版），比漢·麥克庫拉格的《歷史的真相》㉛以及小羅伯特·伯考弗的《超越偉大的故事》。㉜彼得·諾威克則在《那高貴的夢想：「客觀性問題」和美國歷史職業》㉝中以引人入勝的方式、睿智的評論把對卡爾的相對主義觀點的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格奧爾格·伊格爾斯《二十世紀史學》㉞則對卡爾生活時代的史學思想發展，主要是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的史學思想發展作了穩健的、簡明的敘述。 附註： 感謝伯明罕大學允許我使用大學圖書館特別藏區所收藏的卡爾文獻。也感謝喬納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非常仔細地閱讀了本導言的草稿並提供有益的建議。所有觀點均由本人負責。 * * * 1參閱E. H. Carr, 'An Autobiography' (1980)，載Michael Cox編輯的E. H. Carr. A Critical Appraisal (London, 2000)，第xiii—xxii頁，本書第xiv頁。 2'E. H. Carr: Chronology of His Life and Work, 1892 — 1982', in ibid., pp. xv, xx. 3Carr, 'An Autobiography', pp. xv, xx. 4Ibid., p. xiv. 5E. H. Carr, 'Truth in History', TLS, 1 September 1950. 6E. H. Carr, 'Progress in history', TLS, 18 July 1952. 7E. H. Carr, 'Victorian History', TLS, 19 June 1953. 8E. H. Carr, 'History without Bias', TLS, 30 December 1960. 9Jonathan Haslam, The Vices of Integrity. E. H., Carr 1892 — 1982 (London, 1999), pp.192 — 196. 10E. H. Carr, 'European Diplomatic History', TLS, 26 December 1954. 11Michael Ignatieff, Isaiah Berlin: A Life (London, 1998) esp. Ch. 13. 12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vol. I (London, 1950) pp.5—6. 13Haslam, The Vices of Integrity, p.146. 14參閱Isaiah Berlin對he Bolshevik Revolution的評論，見Sunny Times, 10 December 1950. 15Ignatieff, Isaiah Berlin, pp. 205—206; Isaiah 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London, 1954) reprinted in Isaiah Berli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An Anthology of Essays, edited by Henry Hardy and Roger Housheer (London, 1997) pp.119—190, here p.189; Haslam, The Vices of Integrity, pp.197—198. 16E. H. Carr, 'History and Morals', TLS, 17 December 1954. 17Carr to Deutscher, 29 March 1960, cited in Haslam, The Vices of Integrity, p.188. 18Haslam, The Vices of Integrity, pp.189—192. 19Ved Mehta, Fly and the Fly-Bottle. Encounters with British Intellectuals (London, 1963) pp.93—94. 20Isaiah Berlin, letters column, The Listener, 18 May 1961. 21E. H. Carr, letter, The Listener, 1 June 1961. 22Isaiah Berlin, letter in The Listener, 15 June 1961. 23Isaiah Berli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London, 1939); E. H. Carr, Karl Marx: A Study in Fanaticism (London, 1934). 24Carr to Berlin, 27 June 1961, in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Box 11. 這份導言中所涉及Carr的私人通信都在這份檔案中，除非特別指明的例外。 25Isaiah Berlin, letter in The Listener, 15 June 1961. 26Berlin to Carr, 3 July 1961, and Carr to Berlin, 18 July 1961, both quoted in Haslam, The Vices of Integrity, p.201. 27Berlin, 'Mr Carr's Big Battalions', New Statesman, 5 January 1962, pp.15—16. 28'Between Past and Future', TLS, 17 November 1961, pp.813—814。關於把評論者鑑定為Deutscher，參閱Haslam的The Vices of Integrity，第204—205頁。 29Carr to Issac Deutscher, 17 December 1963. 30E. H. Carr, From Napoleon to Stalin (London, 1980) pp.262—263. 31W. H. Walsh, 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July 1964 (clipping in Carr papers, Box 28); see also idem,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3rd edn., London, 1967). 32A. J. P. Taylor, 'Moving with the Times', The Observer, 22 October 1961. 33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ical Pessimism', Guardian, 20 October 1961. 34What is History? pp.100—102. 35John Carr, 'Foreword', Cox (ed.), E. H. Carr, p.ix. 36Woodward to Carr, 9 May 1961. 37What is History? p.117. 38J. D. Legge (Monash University)，這個評論被卡爾剪下夾在文章上。 39Isaiah Berlin, 'Mr Carr's Big Battalions'. 40H. R. Trevor-Roper, 'E. H. Carr's Success Story', Encounter, May 1962, pp.69—77, esp. pp.75—76. 41Mehta, Fly and the Fly-Bottle, p.117. 42April Carter, 'What is History?', in Peace News, 8 December 1961, p.8. 43見Taylor的Moving with the Times。Kulaks就是所謂的富裕農民，這些人反對史達林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實行的農業集體化政策，結果導致蘇聯政權對他們大量流放、關押、處死。 44Mehta, Fly and the Fly-Bottle, p.156—161. 45A. J. P. Taylor, 'Moving with the Times'. 46Mehta, Fly and the Fly-Bottle, p.158. 47'Between Past and Future'. 48Mehta, Fly and the Fly-Bottle, p.158; Haslam, The Vices of Integrity, p.211. 49Haslam, The Vices of Integrity, pp.194—196, citing Carr, 'Progress in History'. 50Trevelyan to Carr, 15 December 1961. 51Carr to Isaac Deutscher, 16 November 1965, quoted in Haslam, The Vices of Integrity, p.207. 52What is History? pp. 36—37 and 145—147. 53Tim Mason, 'What of History?', The New University 8 (December, 1961), pp.13—14. 54G. R. Elton,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Sydney, 1967, reprinted London, 2001, with an Afterword by Richard J, Evands), pp.170—171. 55Ibid., pp.176—181. 56細節，見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pp.76—79. 57'Between Past and Future'; What is History? pp.20—21. 58Carr to Postan, 3 December 1970. 59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2nd edition, ed. R. W. Davies, esp. pp.lxxviii—lxxxiii; Carr papers, Box 11: Carr, typescript for an article for the TLS, 11 June 1971（勸說英國歷史學家研究馬克思） 60Moron White, 'Searching for the Archimedean Point', The New Leader, 14 May 1962. 61Carr to Moshe Lewin, 24 January 1967. 62'New Ways in History', TLS 7 April 1966, 28 July 1966, 8 September 1966. See also the criticisms of Carr from the History Workshop movement in Tim Mason to R. W. Davies, 20 February 1984. 63比如Between Past and Future。 64Alan Munslow, 'E. H. Carr (1892—1982) What is History?', Reviews in History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London, website). 65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1995) p.61; reprised and in places copied word-for-word in 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What is History?' in Cox (ed.), E. H. Carr, pp.304—322. 66Anders Stephanson, 'The Lessons of What is History?' in Cox (ed.), E. H. Carr, pp.283—303, here p.300 n.5. 67參閱Richard J.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new edition with Afterword, London, 2001). 68參閱Richard J. Evans, Lying About Hitler: History, Holocaust and the David Irving Trial (New York, 2001). 69因為，基於道德判斷之上的歷史研究之反證法（reductio ad absurdum）是排斥任何種類解釋與分析的，可參閱Michael Burleigh的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 (London, 2001)。 70Mehta, Fly and the Fly-Bottle, pp.159, 161. 注釋 ①　理察·埃文斯（Richard J. Evans, 1947—），劍橋大學近代史教授。著有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Germany 1894 — 1933 (1976)、Death in Hamburg (1987)、In Hitler's Shadow (1989)、Rituals of Retribution (1996)、In Defence of History (1997)、Telling Lies about Hitler (2001)等。——譯者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 1821 — 1881），俄國小說家。——譯者 ③　依譯者所見，以《歷史是什麼？》為書名的還有Michael Joseph Oakeshott的What is History?, Eric Voegelin的What is History?, Juliet Gardiner等人的What is History Today?等。——譯者 ④　古奇（G. P. Gooch, 1873—1968），擅長近代外交史研究，代表作是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1878 — 1919（1923），曾和Adolphus Ward爵士一起編輯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783 — 1919（1922—1923）。——譯者 ⑤　邁克爾·伊格納提夫（Michael Ignatieff, 1947—），美國作家，自2000年起在哈佛大學任教。著有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The Needs of Strangers: An Essay on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eeds、The Warrior's Honor: Ethnic War and the Modern Conscience、Virtual War: Kosovo and Beyond、The Rights Revolution、Human Rights as Politics and Idolatry、Isaiah Berlin: A Life、The Lesser Evil: Political Ethics in an Age of Terror 等。——譯者 ⑥　特里威廉（G. M. Trevelyan, 1876—1962），英國歷史學家。——譯者 ⑦　艾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 1907—1967），作家、政治評論家，出生於波蘭，因反對史達林政策而遭驅逐至英國。著有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49)、The Prophet Armed (1954)、The Prophet Unarmed (1959)、The Prophet Outcast (1963)等。——譯者 ⑧　英國廣播公司第三節目（BBC's Third Programme），二戰後英國廣播公司為擴大影響而於1946年成立的一個新欄目，主要播放嚴肅音樂和文化節目。——譯者 ⑨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英國社會理論家、歷史學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著有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The Question of Europe等。——譯者 ⑩　沃爾什（W. H. Walsh, 1913 — 1986），英國哲學家。著有《理性與經驗》（1947）、《形上學》（1963）、《黑格爾倫理學》（1969）、《康德對形上學的批判》（1976）等。——譯者 ⑪　傑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 — 1984），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譯者 ⑫　盧埃林·伍德沃（Llewellyn Woodward, 1890 — 1971），英國歷史學家，擅長國際關係、英國外交政策研究。——譯者 ⑬　哈勒非（Halévy），指Élie Halévy (1870 — 1937)，法國歷史學家，19世紀英格蘭史的權威。著有La Théorie platonicienne des sciences (1896)、La Formation du radicalisme philosophique (3 vols, 1901 — 1904)、La doctrine économique de Saint-Simon et des Saint-Simoniens (1908)、Histoire du peuple anglais au XIXe siecle (5 vols, 1912—1932)等。——譯者 ⑭　克柳切夫斯基（Klyuchevsky），指Vasily Osipovich Klyuchevsky (1841—1911)，俄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著述甚豐，著有《作為史料的古俄羅斯聖徒傳記》（1871）、《古羅斯的貴族會議》（1882）、《俄國農奴制的起源》（1885）、《俄國的人頭稅和奴隸制度的廢除》（1885）等。——譯者 ⑮　比爾德（Beard），指Charles Austin Beard（1874—1948），美國歷史學家和教育家，其著作從歷史的角度研究經濟問題，如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1913）。他認為美國憲法是建立於制憲者們自身經濟利益基礎上的，這種觀點深刻影響了美國的歷史研究。——譯者 ⑯　潘克洛夫斯基（Pokrovsky），指Michail Nikolaievitch Pokrovsky，蘇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譯者 ⑰　喬納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劍橋大學國際關係史高級講師。——譯者 ⑱　赫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 — 1979），英國歷史學家。——譯者 ⑲　埃爾頓（G. R. Elton），指Geoffrey Rudolph Elton（1921 — 1994），英國歷史學家，1983—1988年間擔任劍橋近代史欽定講座教授。著有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1953)、England under the Tudors (1955)、The Tudor Constitution (1960)、Reformation Europe (1963)、Reform and Renewal (1973)、Reform and Reformation: England 1509 — 1558 (1977)、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1559 — 1581 (1986)、The English (1992)等。——譯者 ⑳　喬治·桑格（George Sanger），指桑格馬戲團的一位創始人，該馬戲團是維多利亞時代英格蘭最著名的娛樂節目之一。桑格兄弟John Sanger (1816 — 1889)、George Sanger (1825—1911)於1845年建立了該馬戲團，獲得了極大成功，兄約翰去世後，僅'Lord' George's circus繼續存在。——譯者 ㉑　波茲坦（M. M. Postan, 1899—1981），出生於俄國的英國中世紀史專家。曾提出波茲坦論題（Postan Thesis）、對封建主義（feudalism）進行定義。——譯者 ㉒　見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8年版，第13頁。——譯者 ㉓　戴維斯（R. W. Davies），伯明罕大學俄羅斯和東歐洲研究中心（Centre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教授。——譯者 ㉔　邁克爾·考克斯（Michael Cox），威爾斯阿伯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les, Aberystwyth）國際政治教授。——譯者 ㉕　正確的名稱應是E. H. Carr: A Critical Reappraisal（《卡爾：批判性的重新評價》）。該書的另兩篇文章也極有參考價值，即K. Jenkins的An English Myth? Rethinki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What is History?和R. Germain的E. H. Carr and the Historical Mode of Thought。——譯者 ㉖　阿瑟·馬威克（Arthur Marwick, 1936—），英國歷史學家，開放大學教授。——譯者 ㉗　Developments in Modern Historiography，紐約1993年版。霍奇基（Henry Kozicki, 1924—），歷史學家，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譯者 ㉘　Marxism and Historical Writing，倫敦1985年版。保羅·赫斯特（Paul Hirst, 1946—2003），當代著名的思想家。著有War and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2001)、Globalisation in Question (1996)、Associative Democracy (1994)、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its Limits (1990)、After Thatcher (1989)等。——譯者 ㉙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倫敦1995。基思·詹京斯（Keith Jenkins, 1943—），著名後現代史家。該書中譯本的書名為《後現代史學》（江政寬，台北麥田1999年版）。他的另一本著作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2)也由台北麥田1996年出版：《歷史的再思考》（賈士蘅譯）。——譯者 ㉚　文章的題目是「Postmodernism versus the Standpoint of Action」。——譯者 ㉛　The Truth of History，倫敦1998年版。比漢·麥克庫拉格（C. Behan McCullagh），澳大利亞La Trobe University教授。——譯者 ㉜　Beyond the Great Story, 1995. 小羅伯特·伯考弗（Robert F. Berkhofer, Jr.），美國密西根州大學榮譽退休教授。——譯者 ㉝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Mass., 1988. 彼得·諾威克（Peter Novick, 1934—），美國歷史學家。——譯者 ㉞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nover, New Hampshire, 1997.格奧爾格·伊格爾斯（Georg G. Iggers），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思想史榮譽教授，美國國際歷史科學研究會主席。——譯者 導言注釋 卡爾先生為《歷史是什麼？》第二版收集了大量材料，但是他在1982年11月去世之前僅完成了該書新版的前言。 在卡爾先生去世之後出版的該書新版本就附有這篇序言，並附有新的一章「來自卡爾的檔案：關於《歷史是什麼？》第二版的注釋」，我在後一篇文章中盡力說明包含卡爾大量簡短筆記、草稿和注釋中的一些材料和結論。這些都是為了說明第一版沒有修訂過的版本。 新的章節中鑲嵌在方括弧內的詞語是我加進去的。我非常感激凱瑟琳·麥里代爾（Catherine Merridale）極其認真地校對了卡爾的參考文獻，也感謝喬納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塔瑪拉·多伊徹（Tamara Deutscher）的評論。卡爾先生的《歷史是什麼？》第二版注釋保存在伯明罕大學圖書館的卡爾文獻檔案之中。 戴維（R. W. Davies） 198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