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鑰匙 · 經學史講演錄

一 經學的開始 經學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很密切。經學雖然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但也起了一些好的作用。例如，宗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頑固敵人，許多民族的宗教信仰很深，漢民族的情況就不同些。漢民族的宗教——道教和自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在隋唐時期盛行，但無論如何總有儒家與他們對抗。唐太宗時，道教的地位最高，佛其次，儒排在最後。武則天時，佛的地位最高，道其次，儒仍舊排在最後。儘管儒的地位不及佛、道，做官的人很多都信佛、道，但唐代仍以明經取士，他們總覺得自己是儒者。以詩賦應試的進士，也很多以儒自命。宋學是由韓愈創始的，韓愈反佛很積極，宋學產生的原因很多，原因之一就是儒與佛的對抗。儒經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它起了反對宗教的作用。宗教不能在漢民族中紮根，儒有貢獻。這一估計可能高了，請大家批評。 經學是什麼？什麼叫經？章學誠有「六經皆史」之說，這個說法有對的地方，也有不對的地方。古代所謂的史，就是記事和記統治者重要的話，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六經中的《書經》是重要的政治文件選集。《春秋》是大事年表，其他四經——《周易》《詩經》《儀禮》《樂》（《樂》已遺失），即不記言，也不記事，只有史料價值，講究哲學、文學、制度、音樂這些獨立性的專業，都得研究講這四經。所以說六經皆史，其實只有《春秋》《尚書》是史，其它四經不能稱為史。但是章學誠的話有他的道理。清儒講漢學，也講宋學，都把經看作神聖的書，章學誠卻說經都是史，把經從神聖的地位上拉下來與史平列，這是有意義的。另外，章學誠反對「離事而言理」，就是反對宋學的空談。章學誠偏重古文經，主張實際的考察和治史，所以有六經皆史的說法。 什麼叫經？恐怕誰也講不通。班固的《白虎通》解釋經為常，即常道，也就是正常不可改變的道理。《說文》釋經為直線，六經講的都是直言，故稱為經，這是很牽強附會的。為什麼叫經，是無法說清楚的。 經有多少？ 先說經的來源。 周朝的技術官是世襲的。例如史官，掌管典冊，世代相傳。史官記言記事都有一定的書法。《左傳》中有五十凡，即是史官記事的條例（其他各官也都有其條例，世代傳習，供貴族諮詢和使用）。一些史官是忠於世襲條例的。例如齊大夫崔杼殺齊君，史官依書法寫「崔杼弒其君」。崔杼殺史官，史官的三個弟弟繼續堅持史官的書法，寫道：「崔杼弒其君」。崔杼連殺了兩個，最小的一個，崔杼不敢再殺了，終於按照史官的書法寫成了。 春秋時魯國文化最發達，官守也最完備，與周天子相同。孔子時，魯國衰微，百官流散，《論語》說：「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魯國君養不起這些樂官，他們就四散謀食，各奔前程。 孔子是貴族出身，又作過魯司寇，有條件收集各種文獻材料。他又是第一個創設私立學校的人。他的弟子前後共有 3000人，通經者 72 人。孔子教學生的課本，就是從他收集的各種文獻材料中整理出來的。從卜官那裡的材料中整理出《易經》，從史官那裡的材料中整理出《春秋》《樂》《詩》《儀禮》等書，也都是從既有的材料中整理出來的。所以說孔子「述而不作」。從六經的形式上說，都是敘述各官保存的舊文。對此，今文經學有不同的看法，它認為六經都是孔子所作，說孔子是作者之謂聖。我看還是「述而不作」的說法比較正確。 六經就是孔子整理舊文寫在竹簡上教授學生的課本。但實際上是五經，詩與樂是合而為一的，詩是詞，樂是譜，後來樂完全亡失了。 西漢時有五經博士，博士就是國家任命的教授。東漢時，五經之外加《孝經》《論語》成為七經。到唐時，禮分為《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分為《左傳》《公羊》《穀梁》，加上《易》《書》《詩》成為九經。宋朝又加《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合成十三經。除十三經外，宋朝的程顥、程頤、朱熹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稱為四書。四書在宋朝地位很重要，考進士出題皆出自四書。 諸經內容： 《周易》。本是占卜書。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辭，說明本卦的性質。例如乾卦，卦辭是「乾、元、亨、利、貞」。每卦有六交，每爻有爻辭。例如乾卦中的初九，爻辭是「潛龍勿用」。卦辭爻辭是誰作的不清楚，有說周公，有說文王。卦、爻辭合起來即是《易經》的經文。此外還有彖辭、象辭（有大象小象，但分篇按上下分，稱上象下象）、繫辭（分上系下系）及文言（獨乾坤二卦有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合稱為「十翼」，是為《易傳》，是解釋《易經》的。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孔子講易時的筆記。 卜官積累了豐富的人事經驗，假借鬼神來表達意思。《易經》語意隱晦，文又極簡，可以作各種不同的解釋，能夠使人聽來似乎有道理。例如《左傳》襄公九年，穆姜（國君夫人）行為不規，得罪季孫氏，被關進東宮，穆姜將往東宮請卜官算卦，卜官看卦象說她很快會出來。穆姜說，不！看卦象我是出不去的，我必死在這裡面。後來穆姜果然死在東宮了。穆姜根據她的具體情況作出不吉利的解釋，似乎很靈驗，卜官先作的判斷，似乎是錯了，其實任何一類，都可以作或吉或凶的判斷，靈驗與否，取決於卜官的經驗和騙術。 孔子對於《周易》很有研究，他經常讀《易經》，以致系在竹簡上的皮帶斷了三次。《論語》也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可見孔子對《易》的重視。 《易》在六經中是最重要的，漢代以《易》為六經之首。《漢書·藝文志》稱《易》為「六藝之原」。封建時代學經首先學《易》。《易》是哲學，是一切道理的根本。漢人講《易經》不外象數，目的在於卜筮，講災異。三國時王弼注《易經》，講義理，推掉漢人的象數，應該說是一個進步。 《尚書》，這是最古的一部書。一說是孔子取自史官，刪訂成百篇。秦始皇焚書，此書被焚，後來山東伏生自壁中取出 29篇。一說伏生沒有書，只是口傳，朝廷派晁錯去學，伏生年老牙缺，口音難懂，由女兒代傳，故記錄下來錯誤甚多。 伏生傳的《尚書》，用隸書寫成，稱今文《尚書》。漢武帝時，魯恭王拆孔子舊宅，於壁中得蝌蚪文《尚書》，稱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孔安國並作了注。司馬遷是孔安國的學生，《史記》中還保存一些孔安國的古文《尚書》的材料。《史記》講古史也大都根據古文《尚書》的材料。古文《尚書》於西晉時亡失。東晉梅頤（又作梅賾）造偽孔傳古文《尚書》，直到清代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才完全揭穿梅頤的偽造。我們採用《尚書》的材料，必須注意它的真偽，這可參考清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註疏》一書。 《詩經》。太史公說，孔子自 3000 篇詩中刪成 305 篇，去其十分之九。這一說法不可靠。春秋時，外交人員必須會說《詩》，所以孔子對他的兒子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春秋時應用的詩不過 300 多篇，從《左傳》所引的詩看來，超出 300 篇以外的詩極少。 古文裡詩共 311 篇，其中六篇逸詩「有目無文」（有目錄，沒有文字）。 《詩》至漢分成三家：齊、魯、韓。另有古文詩稱《毛詩》。三家詩全亡失，今存的是《毛詩》。 《禮》，包括《儀禮》、《周禮》、《禮記》。 《儀禮》。周時，詩、禮最重要。孔子對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人的行動都要根據禮。禮有天子之禮，諸侯之禮，卿大夫之禮，士禮等等。庶人是沒有禮的，統治階級對庶人只用刑，即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子所傳的禮是士禮。因為孔子和他的學生都屬於士階層，必須懂得士禮。孔子及其弟子對禮很有研究，以致當時的國君、大夫都要向他問禮。墨子罵儒者靠辦喪事混飯吃，是有道理的。當時貴族人家有了喪事，儒者去替喪家主持喪禮，可以帶一大批人去吃酒飯。還有前往觀禮的儒者，他們不曾被邀請，但可以指點批評，分些酒飯吃。 禮和儀是有區別的。禮是規則，必須共同遵守。儀是態度姿勢，各人修養不同。有一次子貢和曾子前往季孫氏家弔喪，看門的人不許他們進去。二人在馬房中修容，擺好姿態再去，看門人看見曾子就嚇得逃走了，這就是儀。 《周禮》。周公制禮作樂，此禮即周禮。《周禮》是周公的舊典，《左傳》中常提及。但它不一定是今日的《周禮》。今日的《周禮》，大約在戰國時出現。戰國時，儒家將商、周、春秋各時期官制匯編在一起，加上儒家的政治理想，形成《周禮》一書。這些官制在很多甲骨文上都能見到，可見並不是儒家憑空捏造的。但說它是周公所作是不可信的。例如孟子、荀子都不講《周禮》，孟子的井田與《周札》上講的溝洫制度不同。可見造作《周禮》者在孟、荀之後。 《周禮》不是周公所作，它的作用卻很大。後來的人想要解決土地問題，都從《周禮》找根據。王莽是這樣，直到太平天國還是這樣。封建社會的政治家、思想家，有的根據《周禮》去行動（如王莽），有的以《周禮》為理想（如張載）。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說《周禮》是劉歆所偽造，其實劉歆沒有這麼大的本領。王莽想要利用《周禮》作為解決政治問題的根據，劉歆便提倡《周禮》，並不是他所偽造。 《禮記》。這是孔子以後的儒者研究禮，選取講禮的文篇作參考材料。漢時有 131 篇。後來劉向增至 214 篇。戴德從中選了85 篇教學生，即《大戴記》。他的侄子戴聖，選了 49 篇，比較簡要，即《小戴記》。《小戴記》後來上升為經，《大戴記》地位反而較低。《禮記》有《曲禮篇》，都是記日常行動的規則，其中有些很有些道理。例如「登城不指，城上不呼」；「並坐不橫肱」等，在春秋時，諸侯經常互相攻襲，有人在城上指點大叫，可能引起城中人的驚擾；兩人並坐，一人橫肱，另一人活動就受妨礙。這些雖然是小事，但也要注意，記這些小事的禮，叫做曲（小）禮。 《春秋》。周代除了周天子有史官紀事外，諸侯也都有國史。魯國的史書就叫作《春秋》。春秋是按四季編年的意思。孔子根據舊有的魯國史編為《春秋》。《春秋》的文字很簡單，用字根據孔子的觀點，有褒有貶。孔子修《春秋》一直到他死前二年止。被寫在《春秋》上的都是魯國有權勢的人物，所以「定、哀之間多微詞」。還有些事不敢明寫，就用「大義微言」口授弟子。由於各個弟子領會不同，所以說法也就不同。《左氏春秋》把春秋的事實寫出，《公羊》和《穀梁》根據師傳的「大義微言」寫下來，不講事實。因此，《春秋》就分成了三傳。《公羊》傳講大一統，復九世之讎，最能適合漢武帝的需要，故西漢時《公羊》最盛行。 孔子死後，他的學生各立門戶。韓非子說，孔子死後，儒分為八，即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八派之中，孟、荀是明顯對立的兩派。孟子學問出自《詩》《書》，荀子學問出自《禮》《樂》。孟子的後學與陰陽五行家合流。孟子的思想本來有近乎五行推運的說法，例如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所以與陰陽五行家合流是很自然的。荀子說子思、孟子是五行學說的創始者，有根據。荀子與名法合流。禮，就是規矩，再推廣就是刑。荀子講禮，他的學生必講名法，如韓非即是。孟子講仁義，荀子講刑名，這兩派對立是很清楚的。但是，儒家不論那一派，都為封建地主階級服務，只是各派政見不同，這反映封建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故派系鬥爭一直存在。 戰國時，封建領主制崩潰，地主階級興起，失去土地的人一天天多起來。如何治理天下，對當前的政治問題如何解決，荀、孟二派意見很不同。一個主張法後王，一個主張法先王。孟子說要行仁政，行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就是將地劃分開，每人有百畝之地，大夫有祿田。孟子認為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就不能行仁政。暴君污吏必去其經界，而行仁政必使經界正，分田制祿；天下可坐而定也。孟子的政治思想即如此。井田制是孟子想出來的，他以西周的授田製作為根據。所以說要法先王。荀子正相反，要法後王，即當代的王（戰國時期的王）。荀子贊成秦國的作法，承認地主占領既有的土地，實行以刑名為主的新法。孟子要農民不失土地，他的理想是行不通的，他反對土地的自由兼併，要改變現有的土地占有情況，但如何去作，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滕文公問他怎麼辦，他說不出來。 孟子學派與陰陽五行結合後，勢力大起來。秦始皇時的博士儒生，大都是孟派。荀派李斯在朝廷作大官，有權力。孟派喜歡是古非今，否認現狀，自然引起秦始皇和李斯等人的厭惡，結果被秦始皇坑殺四百多人，孟派的重要人物大都死光了。但孟派潛在勢力仍很大。漢初荀派失勢，孟派與陰陽五行結合，很受統治者歡迎。漢文帝時，《孟子》曾立博士（不久又取消）。傳授五經的儒生，一般出於荀子之門，學風比較樸素，不講陰陽五行去迎合朝廷的好尚，始終與孟子學派對立。 西漢陰陽五行大盛，孟派與陰陽五行合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在漢代地位崇高，漢人把他看成是漢朝的孔子。孔子以周公的繼承人自居，所以自稱常常夢見周公。據說董仲舒也常常夢見孔子，他的學問是孔子在夢中親授給他的。這當然是胡說，但也可見他的學問的正統性為漢儒所公認，連積極提倡古文的劉歆，也承認董仲舒是群儒之首的地位。董仲舒是今文家，一生專治《春秋》，把春秋陰陽五行化了，其他各經也跟著陰陽五行化。他在政治上主張用限田的辦法來解決西漢的土地問題和奴隸問題，但是都解決不了。後來王莽主張將土地收歸國有，改成王田，重新分配給百姓。王莽是以《周禮》作為改革的根據的，於是古文經就被提倡起來。 戰國至秦的荀、孟之爭，也可以說是原始儒學中保守（法先王）、適時（法後王）兩個學派的鬥爭。從西漢後期開始就變成今、古文之爭，這一鬥爭直到唐朝才告一結束。 二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 漢高祖原來是很討厭儒生的，曾把儒生的帽子拿來撒溺。但他做了皇帝，就抬高儒家的政治地位，利用它來統治天下。 秦始皇焚書除《易經》之外，其他經書全燒光了。他的這些作法，連他兒子也不准說反對話。他的大兒子扶蘇，曾對秦始皇說：儒生是讀聖賢書的，不要殺他們。秦始皇大怒，並把扶蘇派到北邊去防守匈奴。 前面已經講過，被殺的儒生主要是孟子一派的。漢時的趙岐即說過：「始皇焚書坑儒，孟子之徒黨絕矣！」孟子一派的儒生被殺死了，於是，政治權力落在荀子一派的人手裡。丞相李斯，是荀子的學生，秦二世從趙高學《韓非子》。秦亡雖然不能由荀子學派負責，但秦是用韓非的刑名之學的，所以，秦亡與荀子學派是有關係的。秦時本來應該讓老百姓休養生息，但秦始皇卻大興土木，造阿房宮，築萬里長城等等，勞民傷財，用刑法強迫老百姓服役，因此引起農民大起義。 漢高祖看到了秦亡的原因。他即位後實行了兩條政策，一是統一天下，二是與民休息。天下雖定了，但漢高祖的部將，如韓信、黥布、彭越等都封了王，形成割據局面，劉邦自己管的地方只有 15 郡，其餘 25 郡都為各王所割據。高祖的統一政策是消滅異姓王，除了長沙王吳芮、閩越王無諸、南粵王趙佗三個邊區與安撫少數民族有關的王外，其餘的異姓王，都被高祖先後消滅了。異姓王消滅之後，封自己的子弟為王，這些子弟都很年幼，都奉行朝廷的法令。所以廢異姓王為同姓王，這對鞏固當時的中央統治是有利的。 與民休息，是採取黃老的政治思想——無為而治。曹參繼蕭何為相，天天喝酒不治國事，惠帝不滿，派人問曹參。曹參說，先王和蕭何比陛下和我高明，照舊就是了，何必有什麼作為。 儒和墨是戰國時的兩大顯學，漢時墨家衰微，儒是僅存的顯學。儒家教義本來是不造反的。孔子的後代孔鮒參加了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這是因為秦始皇殺儒生。漢高祖看到了這點，因此他尊重儒家。但這是表面的，實際上是任用黃老。 漢高祖即位初期，朝廷沒有禮儀，那些和漢高祖一塊起義打天下的兄弟，對漢高祖很隨便，儒生叔孫通幫助他定了朝儀，臣子見他不敢再胡鬧了。漢高祖很高興地說，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嚴。他體會到了儒家學派對鞏固他的統治有作用，在他死的前一年，便用太牢祭孔子。 漢惠帝廢除了秦時的書禁，民間始有儒家經典在傳授。漢武帝時更進一步，形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在惠帝時，掌權的都是功臣——武臣，所以不重視儒生。到文帝、景帝時，割據的諸侯王的勢力大為增長，再用黃老的政治思想統治不了了。景帝時把七個大王國都消滅了，統一工作又進了一步，這樣，就要求進一步加強思想上的統一。 武帝提出獨尊儒家，罷黜諸子百家。從表面上看，好像是由於董仲舒上疏要獨尊儒家，實際上，是由於當時政治上的要求。 經學在當時都是口耳相傳的，沒有寫本（因為除了《易經》之外，其餘的經書都被燒光了），因此，只有記憶力強的人才能記得住。在傳述過程中，由於記憶不準確或口音聽不清等等原因，錯誤很多。 當時，經書在民間的傳述者：田何傳《易》，伏生（伏勝）傳《書經》。《書經》是古代語言，與漢代語言已相差很遠。關於《書經》的傳述，有兩種說法，一說《書經》是口傳的。景帝叫晁錯去跟伏生學《書經》，伏生是濟南人，而晁錯是河南人，口音不同，記錯不少。 申培傳《詩》，高堂生傳《禮》，《春秋》的傳者有公羊、穀梁兩家。這些書是口傳後用隸書寫的（隸書等於當時的簡筆字），故叫今文經。 漢時，各經都立博士。博士類似於顧問或教授。秦時博士很多，漢初也有博士，但皇帝從來不去問他們，博士是有學問、能通一經的人。伏生傳的《書經》立了三家博士：歐陽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詩經》博士也有三家：魯詩、齊詩（轅固生）、韓詩（燕人韓嬰）。傳禮的有三家：大戴、小戴、慶氏。《周禮》，從王莽到太平天國都有很大影響。《周禮》從河間獻王出，他收集到了古文書《周禮》。但他所收集到的《周禮》缺了《冬官》篇，他用《考工記》補進去，是為《周禮》。《春秋》，漢初時由鄒氏、夾氏所傳。《左傳》由張蒼所傳。《公羊》《穀梁》兩傳都寫成書。鄒氏、夾氏所傳的，後來都喪失了。《左傳》由張蒼傳給賈誼，《春秋》只有《公羊》《穀梁》立博士。 漢朝的博士，數目有多有少，一般是十四人： 《易》博士三：施氏（施讎）、孟氏（孟喜）、梁丘氏（梁丘賀）。 《書》博士三：歐陽（歐陽生）、大夏侯（夏侯勝）、小夏侯（夏侯建）。 《詩》博士三：魯（申培）、齊（轅固生）、韓（韓嬰）。 《禮》博士三：大戴（戴德）、小戴（戴聖）、慶氏（慶普）。 《春秋》博士二：顏氏（顏安樂）、嚴氏（嚴彭祖）。 到漢獻帝時，立的博士就更多了。 這許多書都立了博士，但最重要的是《公羊傳》。漢武帝特別重視《公羊傳》，這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武帝在政治上需要利用孔子的名義來進行自己的統一工作，《公羊》第一句即講「大一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王正月」，本來並沒有別的意義，春秋時，各國曆法不同，有建子（以十一月為歲之始）、有建丑（以十二月為歲之始）、有建寅（以正月為歲之始），各不統一。「王正月」，只是說按照周曆，以十一月為歲之始，來統一曆法。漢武帝則利用這句話，作為政治統一的根據。武帝表面上尊崇儒家，實際上殺人很多，用的是法家的刑名之學。《公羊傳》說：「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意思是說，臣子對君父不能有弒逆的念頭，如果有的話，就可以把他殺死。這個論點很合乎漢武帝隨便殺人的意思。《公羊》傳又說「復九世之讎」，這也很合漢武帝藉口替高祖復仇而要打匈奴的口味。《公羊》興起的另一原因，是《公羊》家出了一位大師——董仲舒。董仲舒非常好學，用功讀書「三年不窺園」。董仲舒的同學胡母生，把《春秋》經義系統化，由於他們兩人的關係，《公羊》成了五經中地位最高的一經。漢武帝獨尊儒家，歸根到底是尊《公羊》。 今文、古文爭得很劇烈。西漢立的十四個博士，都是今文博士，古文一直到王莽時才立博士。今文博士堅決反對古文立博士，也就是反對古文經學成為官學。古文經學的提倡者劉歆，曾寫了一篇《移讓太常博士書》斥責今文博士。 今、古文之爭，實際上是齊、魯之爭。魯的學風比較樸實保守，接近於孔子的講法；齊學比較浮誇，好講陰陽五行。魯學要把孔子神化，儒學宗教化，一直是看不起齊學。從孟子起，就看不起齊學。他說：「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又說，齊人只知管仲、晏子，其餘一概不知。又如，叔孫通定朝儀，到魯國去請 30 多個儒生，其中有兩人不肯來，並說，你侍候的主人將近七個了。又說，那能隨便講禮，要行百年仁政始能講禮。叔孫通則笑他們是「鄙儒」，不識時宜，於此可見齊魯之風的不同。 武帝偏袒今文，喜好《公羊》，曾經叫治《穀梁》的江公與董仲舒辯論。仲舒通五經，善作文；江公「訥於言」（不善說話）；丞相公孫弘也是學《公羊》的。結果，自然董仲舒勝利了。於是江公就不能充當博士。由於江公的失敗，穀梁也不得立為官學。 漢武帝的太子（戾太子）原先跟董仲舒學《公羊》，後來他又去學《穀梁》，並且很喜歡《穀梁》傳。漢宣帝是戾太子的孫子，他聽說自己的祖父喜歡《穀梁》，就去找學《穀梁》的人，找到了榮廣、皓星公。兩人都是江公的學生。榮廣口才很好，與董仲舒的學生眭孟辯論，榮廣勝利了。但是還不能立《穀梁》為博士，於是，宣帝去找了十個最聰明的青年人（其中有劉向）學《穀梁》。最後叫他們跟《公羊》家辯論。太子太傅肖望之也站在《穀梁》方面。《公羊》派參加辯論的有嚴彭祖、尹更始等，雙方各五人，結果自然《穀梁》勝利，從此，《穀梁》才立於官學。可見某一學派立於官學是不容易的。 漢人最重師法，師法是不能改的，只准按照老師的樣子講。傳《易經》的孟喜，其師為田王孫。孟喜好吹牛，詐稱田王孫臨死時曾傳給他一本講陰陽災異的書。他的同學梁丘賀揭露也說，田生死時，送終的是施讎，你那時到東海去了，根本不在側。宣帝聽說他不守師法，就不准他做博士。 漢初儒者沒有官做，武帝始用儒生公孫弘為丞相。公孫弘本來是東海的牧豬人，學《公羊》，為人「曲學阿世」。武帝召集全國文士考試，他考第一。官位升得很快，於是人們爭著學《公羊》。 武帝時，五經博士教授的學生每一經只有 10 人，全國博士弟子一共只有 50 人。博士弟子可以「復其身」，即可以一輩子不要服徭役。成績優良的，可以作官。故士人爭為博士弟子。漢昭帝時，博士弟子增至 100 人。宣帝時博士弟子增為 200 人。漢元帝時，漢朝已走下坡路了，但因為剝削嚴重，表面上顯得很富庶，故有博士弟子 1000 人。漢成帝時，有人說，孔子一布衣，尚有弟子 3000 人，皇帝不應比孔子少，於是，太學弟子也增為 3000 人。後來由於負擔太重，仍降為 1000 人。王莽時，博士弟子一年考試一次，考上甲科，可做郎中；考上乙科，可做太子舍人；考上丙科，可補文學掌故。弟子們雖不得大用，但可求個出身。 漢武帝特別重視《公羊》，因為《公羊》可以與刑名之學配合。《公羊》講災異，這也有些好處。因為皇帝很專制，沒有人敢批評，可以用災異來告誡皇帝。災異家們說，皇帝是天的兒子——天子，皇帝作了壞事，天就現出災異來告誡了。這也是董仲舒講災異的一個動機。所以，他講得多了，引起了武帝的反感。有一次，遼東高廟火災，董仲舒又發議論，他寫的稿子被主父偃偷去送給武帝。武帝召諸生評論。董仲舒的學生呂步舒不知道是他的老師董仲舒寫的，便說是「大愚妄」。於是判董仲舒死刑，後來雖蒙詔赦，但董仲舒從此不敢再講災異了。 西漢衰時，用《詩經》治國。宣帝表面上講儒，實際上是用「刑名」。一天，太子（元帝）對宣帝說，陛下刑罰太甚，宜用儒生。宣帝大怒，說，漢家自有制度，「以霸（刑名）、王（儒）道雜之」，儒家不通時務，是古非今，如何能用？將來亂我漢家制度的一定是你。元帝立，外戚王氏逐漸掌權，不用《公羊》，而用《詩》為教。《詩》提倡溫柔敦厚，便於統治者無忌憚地奢侈腐朽。結果，王權下移，外戚專政，直到西漢滅亡。 總的說來，從高帝到文、景，用黃老之術；武帝到宣帝，霸王道雜之；元帝以後至西漢亡，《詩》學盛行，皇帝無權。 西漢末年有兩個大問題：一是土地集中，農民流亡，二是農民賣身為奴。土地和奴隸兩個問題是相關的，農民沒有土地就只好賣身為奴。早在武帝，甚至文帝時，這兩大問題即已存在。董仲舒主張限田（名田），即規定占有土地的一個最高限額，但是這個辦法實行不了。西漢末年更嚴重。王莽為了奪取政權，用托古於《周禮》的辦法，提出「王田」的主張，即根據《周禮》中關於井田制的說法，把土地收歸國有。王莽一舉一動都學周公，以《周禮》作為政治改革的根據。《周禮》是古文經，因此便提高古文經的地位。劉歆是王莽的幫手，他寫了一封《移讓太常博士書》，大罵今文家的博士，遭到博士的激烈反對，博士都罷。大司空上奏，說劉歆反先帝遺法，於是劉歆被貶出去做河內太守。平帝時，古文經由於有王莽的政治力量做後盾，立了五個古文博士，以與今文博士對抗。 光武帝即位，又廢古文，提倡今文，要求今文博士講「讖諱」。讖是託名孔子的預言，緯是解釋經書的。光武因為讖緯中有「劉秀當為天子」的話，深信讖緯。但遭到古文家的反對。如古文家桓譚不讀「讖緯」，上書極言讖緯妖妄。光武說他「非聖無法」，差點被砍頭。當時用人，有的也以讖緯來決定。所以，有個叫尹敏的在整理「讖緯」書時，他便在書的空白地方寫了「君缺口，為漢輔」幾個字，企圖使皇帝重用他。光武帝看出來了，把他大罵一通，但沒有處罰他。 古文經是不語怪力亂神的，今文經不同，它專投皇帝之所好。西漢時今文家講災異，原來有點限制皇帝暴虐的意思，到東漢時，就變成有災異要策免三公了。由於東漢時天文學的進步，日蝕也可推算出來，災異不大好說了，今文學家就改說讖緯。古文家反對讖緯。王充是古文家反對災異和讖緯的代表。 東漢時，統治階級內部宗派鬥爭極為嚴重。世家大族收集一批貧寒士人，薦他們做個小官小吏。有些人善於做官，可能從小吏上升為公卿。這種貧寒士人稱薦舉者為恩主，恩主死，要服三年喪。門生故吏成為集團。例如袁紹世代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勢力很大。 經學中的派別鬥爭也很激烈。古文家中出了幾位大師，如賈逵、服虔、馬融、許慎等。馬融對東漢的古文的發展有很大關係。馬融是馬太后（明帝皇后）的侄子，貴族地位足以保衛他的經師地位。他學問廣博，通各經，門下有好幾千學生。因此，古文地位就更高了。他的學生鄭玄，名望尤高，於是推倒了今文，古文成為獨占的了。 今文的衰落有其本身的原因。第一，東漢時不再通過今文經的途徑做官，做官是通過徵辟之途了。士人學今文經不再那麼熱心。第二，今文太繁瑣，秦延君說《尚書》「堯典」二字，竟達 10 多萬字。說「曰若稽古」四字，多至 3 萬字。一部經書的章句，多至 100 萬字，少的也有幾十萬字。苦死了學習的人。光武帝自己在學今文時，也吃過這個苦頭。他當皇帝後，便令儒臣刪五經章句作為太子的課本。桓榮刪歐陽氏《書經》，從 40 萬字刪為 23 萬字，桓郁又刪為 12 萬字。又，張奐刪牟氏《尚書章句》45 萬字為 9 萬字。可見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廢話。《漢書·藝文志》說：「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這確是打中了今文的弊病。古文家主張通訓詁，通大義，所以沒有繁瑣的弊病。東漢時，「通人惡煩，羞學章句。」由於今文的繁瑣。人們都不願意學了。 雖然如此，但是，今文經學的勢力仍很大。今文經是官學，太學生仍達一萬人。各地私人的「精廬」（私立大學），學生多的也達幾千人。當時古、今文學都開設私立大學招收學生。此外還有小學稱「書館」。例如王充八歲進書館，書館中有學生百餘人。王充的故鄉上虞，不過是個小地方，竟有學生一百多人，足見當時讀書人之多。「書館」教的是今文經，王充幼時學的是今文，後變成古文派了。 今文經的大師為董仲舒，古文經的大師為鄭玄。鄭玄通所有的今文、古文各經。鄭玄所以能通今、古各經，主要是東漢時造紙術的進步，以及今文章句的刪減。因此，鄭玄比馬融達到的成就更高。馬融給古文全部經作了註解，而鄭玄則採用了今文的某些說法，甚至某些讖緯家的說法注經。《詩·大雅·生民》關於姜嫄感天而生的說法，這本是出於今文家，鄭玄也採用了。鄭玄基本上是古文派，但他採用了今文家的一些觀點。由於鄭玄善於吸取今文派中的某些經說，今文被推倒了。鄭學成了天下所崇的儒學。 魏文帝以後，做官的道路是「九品中正」。做官的必須是門閥士族，不須要搞什麼今文、古文了。士族最講究的是禮，禮中最重視的是喪禮。鄭玄對喪禮最有研究。鄭注三禮最受人重視。這也提高了鄭學的地位。 西晉永嘉之亂，博士們保存的章句（講義）都丟掉了。但古文的註解很簡單，所以儒生還記得住，而今文，由於太繁瑣，都記不得了。這樣，西漢博士所傳的今文也就全部消滅了。 一個學派的獨尊地位是暫時的，一定會出現和它對立的學派。鄭學是講《左傳》的。當時，講《公羊》的何休與之對立。另一個與鄭學對立的是專講馬融之學的王肅。《公羊》在東漢時已不是重要的學問了。《左傳》《穀梁》是抑制《公羊》的。何休用 17 年的時間作《公羊解詁》，來為《公羊》辯護，他寫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育》《穀梁廢疾》三篇文章。他所根據的是胡母生的《春秋條例》。他的註解很簡單，是《公羊》註解中最好的一種。此書保存至今。 馬融的學派為王肅所傳，王肅是王朗的兒子。王肅根據馬融的學說對古文各經作了註解。王肅敵不過鄭學，他造了《聖證論》《孔子家語》《孔叢子》三部假書來反對鄭康成。他所以能把鄭康成壓下去，是由於他的女兒是司馬昭的夫人，他是晉武帝司馬炎的外祖父，所以他寫的東西都立於博士。這樣，經學就成了鄭、王之爭而不是今、古之爭了。鄭學的政治後台是魏帝曹髦。曹髦幫鄭氏博士來反駁王氏博士。後來曹髦被殺，王學是勝利了。但是鄭學究比王學高明，東晉時，鄭學又壓倒了王學。 當鄭、王之學在鬥爭時，有的經學陣地卻被別的學派奪去了。首先是《周易》，玄學大師王弼注《周易》。古文只講訓詁，不講義理。魏晉的玄學，不僅講訓詁，而且講義理。王弼用玄理說易，故其所注《周易》壓倒了以前各學派。杜預注《左傳》，范寧注《穀梁》，梅頤作《偽古文尚書》，又一玄學大師何晏注《論語》。這些書出來後，把原來漢學的古文、今文家所作的註解都打倒了，只有《毛詩》、鄭注《三禮》及何休的《公羊解詁》仍存在。梅頤的《偽古文尚書》，到清初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才把它推倒。這些注所以能推倒漢經學家的經注，並不是他們的學問一定比漢經學家高明，主要是由於他們吸取了前人注釋中的長處。 魏晉玄學盛行，今文學已是強弩之末。特別是永嘉之亂以後，今文經全部散失（除何休的《公羊解詁》外），古文獨存。南北朝通行的就是《毛詩》、鄭注《三禮》、杜注《左氏》、范注《穀梁》等，這些都是古文。 南北朝時，大體上南方仍繼承魏晉學風，北朝仍繼承東漢學風。南方通行的是王注《周易》，杜注《左傳》，何注《公羊》；北方通行的則是鄭注《周易》，鄭注《尚書》，服虔注《左傳》。《毛詩》《三禮》則南北都通行鄭氏。《隋書·儒林傳》說：「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這句話可以作為當時南北學風的概括。 隋唐統一之後，南北的經學的不同，考試取士有困難。唐太宗便叫孔穎達撰《五經正義》。他以「疏不破注」的原則，將南北經學統一起來。從此，儒生記住《正義》，便可考試作官，經學至此也就沒有什麼發展了。 宋學另開門面，與漢學全然不同。宋學受了佛教的影響。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盛行，引起了儒學的反對。北朝儒者崔浩，與道士寇謙之聯合反佛。崔浩在政治上主張恢復周朝的割據局面，五等爵制，保持門閥的特殊地位。後來為鮮卑貴族所殺。他的死，實際上與反佛有關，佛徒與鮮卑貴族聯合殺害他。南齊范縝（古文家），他根據古文家的學風寫了《神滅論》，擊中了佛家的要害。梁武帝幫佛家，把范縝壓下去了。宋學興起的原因之一，是採用儒家的思想去反對佛家。宋學吸取了佛家的佛性說，所謂狗子也有佛性，儒家用來說明人人可以為聖人（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思想。佛學成為豐富宋學的養料。宋學有缺點，但反佛是應該肯定的。 三 宋 學 漢代發展起來的經學，到唐時作了總結。欽定的《五經正義》就是。經學作總結了，宋學發展起來了。 為什麼宋學會發展起來呢？ 一是由於內亂。內亂需要「宋學」這樣的東西。 唐玄宗時，政治腐敗到極點，於是發生了安史之亂。從東漢開始的士族門閥制度的殘餘，到唐代仍存在。士族（貴族）都不肯作武官，子弟作軍官是被人看不起的。因此，當軍官的都是外族人（西北的少數民族）。安祿山、史思明所以獲得軍權，就是由於這個緣故。安、史亂後，藩鎮割據的局面一直存在下去。黃巢起義，推翻了這個腐朽的王朝。但這時，沙陀人又進來了。他們帶來了許多「雜胡」。沙陀人與農民起義軍的叛徒——朱溫混戰，朱溫被沙陀人李存勗打敗了。沙陀人在北方建立了後唐、後晉、後漢三國。這是最亂的時代。什麼醜事和笑話都出來了，兒皇帝、賣國賊等等，無奇不有，亂得不能再亂了。 周世宗柴榮時，國家才有統一的傾向。柴榮，這是個不簡單的人。從安史之亂到趙匡胤得天下，共 250 年，亂得一塌糊塗。五代時，你搶我奪，弱肉強食，正像莊子所講的黃雀啄螳螂的故事一樣。有政治地位的人很緊張，什麼叫安全是不知道的，誰也不相信自己可以安全。周世宗的身後事可以說是布置得很周到的，但是，柴榮一死，第二年就被趙匡胤奪去了帝位。 趙匡胤看到了奪帝位的容易，他想了許多辦法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宋代對外是最屈辱的，但對內部的辦法則很多。拉攏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這是宋代維護自己統治的基本辦法。唐代進士及第的名額一榜最多只有 30 名。五代時一榜只有七八名。宋代大大放寬進士及第名額多到四五百名。做官的道路很多，不只是科舉一途。唐代，士族和流外的官是分得很清楚的，士族不做流外官。宋代這種界限去掉了。唐代考進士，因為舊士族仍有特權，所以未放榜以前，即知道誰考取，誰沒有考取。宋代改用密封，士族與非士族同等對待，所以未放榜時，是不知道誰考取與否的。魏晉以來的士族制度，到宋代最後打破了。宋代的大官，不管犯什麼罪，都不殺頭，只是充軍邊地。這些措施都是為了爭取士的擁護。 士與儒是分不開的。可以說，以韓愈的思想為代表的士人，擁護了趙宋政權。韓愈的政治運動是重整倫常。他一方面闢佛老，一方面整倫常。趙宋王朝很需要這個思想。倫常自安史之亂以來被破壞得不像樣子了。200 多年的大亂，使趙匡胤懂得了應該用倫常來鞏固自己的統治。 趙宋王朝有意識地來扶持「宋學」。宋學與古代的儒學根本不同了。古代儒學只解經，而宋學則著重講倫常。 二是由於與宗教的鬥爭。佛、道的教義，特別是佛教的教義，與儒家的倫常思想是矛盾的。要提倡儒家的倫常思想，就必須改造佛家的一套。 宗教迷信對統治者是需要的。董仲舒即想創立宗教，他把陰陽五行與巫術結合起來。儒家祭祀並沒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偶像——上帝。儒家祭祀的對象是那些對人們有功的人和物。例如，儒家祭貓，因為它能吃老鼠；祭老虎，因為它能吃野豬；如此等等。董仲舒想創造一個以孔子為教主的宗教。董仲舒的創造宗教的活動作得極其可笑。如果翻翻他的《春秋繁露》的《求雨》《止雨》兩篇，就知道其荒謬的程度。他說，把南門關閉，北門打開，就可以求雨；把北門關閉，把南門打開，就可以止雨。真是愚昧至極。要把儒家的思想當作宗教教義是很困難的，因為孔子不語鬼神，所以董仲舒沒有創造成。東漢時，統治階級還想創造宗教，他們企圖用「讖緯」的一套辦法，把孔子裝扮成教主。但是古文家反對「讖緯」，所以仍未創造成。 兩漢都想把孔子變成儒教教主，但都未成功。西漢末年，佛教傳進來了。儒是反佛的，但由於佛教利用「因果報應」「求福免禍」等迷信辦法來欺騙人民，很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 封建帝王利用「讖緯」來證明自己做皇帝是上應天命的。《符瑞志》就是為某人做皇帝而編造理由的書。雖然如此，仍有許多困難，因為別人不大相信，而且也相當麻煩。佛教的「因果報應」的理論，利用起來要方便得多。根據「因果報應」的理論，只要誰作了皇帝，誰在上世一定作了天大的好事。佛之所以成佛，是因為他在幾億千萬年以來一直作了無限功德。 東漢初年，佛教即發展起來。首先相信佛教的是貴族。光武的兒子楚王劉英首先「學為浮屠齋戒祭祀」。佛教是最會吹牛、最會說謊的。他們說佛的法力大得了不得，把道教的玉皇大帝說得一錢不值，說玉皇大帝對於佛來說，只不過是給佛鳴鑼喝道的僕人而已。 佛教來自印度。印度古代有四個種姓：婆羅門、剎地利、吠舍、首陀羅。婆羅門是最高貴的種姓，主要是僧侶。很明顯，佛教是高級種姓特意造出一大套謊話用以欺騙廣大群眾，特別是欺騙下層的被壓迫者——首陀羅的。佛教不准殺生，誰殺生誰就得入地獄。種地的農民在地里勞動，總是會殺死些小生物的，因此，農民死後一定要入地獄的。唐僧義淨到印度去，寫了一本《南海寄歸內法傳》，這書極可笑。書中有這樣一則故事：義淨看到印度的大寺廟和尚自己不種地，把地交給農民種，然後與農民對分糧食。他不懂寺廟為什麼自己都不直接經營土地，便問大和尚。大和尚說，種地必定會殺生，而殺生是會入地獄的，因此和尚不種地。這樣，既可以有吃的，又可以不殺生。義淨認為這個辦法很了不起。佛教的教規極繁瑣，甚至連上廁所都有嚴格的規定。如果都按照那些規定辦，那些拉肚子的人肯定會入地獄。 和尚要出家，他和中國儒家的忠孝思想是對立的。孟子說：「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儒家罵和尚是「無父無君」，是禽獸。 道教，它是調和佛、儒的一種思想。東漢琅邪人宮崇，他拿了一部《太平清領經》，據說是他的老師于吉傳給他的天書，其宗旨是「奉天地，順五行」。道教吸取了佛教的一些儀式，去掉佛教與忠孝思想矛盾的東西而形成的。道教為了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編造了一個謠言，說老子入夷狄而為浮屠，說釋迦（即佛）是老子的兒子。道家罵和尚是「髡徒」（光頭）。實在說，道教本是沒有什麼獨創的東西。《抱朴子》這是一本著名的道家書，《內篇》講煉丹，《外篇》講的全是儒家道理。儒釋道三教鬥爭，儒道往往聯合起來共同反佛。 佛教在開始時也曾受到歧視和壓迫，但是，很快統治階級就認識到它的欺騙作用了。 佛教是編造謊言的能手。西晉末年從印度來了一個和尚，名叫佛圖澄。他說自己已經有四百多歲了。他來到洛陽後，取得了後趙的皇帝石勒、石虎的尊重。石勒的侄子石虎是個野蠻透頂的皇帝。他信佛，為的是打勝仗。有一次，他打敗了，發怒說，我奉佛供僧，卻被打敗了，佛有什麼用？佛圖澄便對石虎說，你前生是個大商人，曾在佛寺設大會，預會的有 60 個羅漢，我是其中之一。現在你做了皇帝，就是你前生奉佛供僧的緣故。石虎聽了就不再責怪佛教了。所以胡說八道的本領，佛教是第一。 佛教影響越來越大。東漢時只准外國人來傳教，而不許中國人當和尚。和尚地位很低，被稱為「乞胡」。嵇康曾說，人們肚痛都到「乞胡」那裡求佛，其實只要買一服藥吃就行了。可見當時佛教的影響。 儒道是中國的土產，佛教是外來的。三教之爭往往成了華、夷之爭。胡人奉胡教，拜佛。但是，有些入據中國的胡人，為了要統治中國，便不信佛教。北魏是鮮卑人，姓拓跋氏。他們為了要統治中國，說拓跋就是土，土姓就是黃帝的子孫。拓跋燾（太武帝）信道滅佛。北魏皇帝即位，都受道教的符篆，表示自己是中國人，是黃帝子孫。北周武帝原是鮮卑族的宇文部。他也主張滅佛。和尚對他說，反對佛教，死後要進阿鼻地獄（即無間地獄，意思是受苦是不間斷的）。周武帝說，到阿鼻地獄也不怕。和尚說，你是胡人，應該信佛教。他說，我是中國人。不久，周武帝病死了，佛沒有滅成。隋文帝是最信佛的人。唐朝姓李，與鮮卑族關係密切，他們特別要表示自己是漢族人，唐太宗把道教奉為第一。隋文帝是佛第一、道第二、儒第三；唐朝則是道第一、佛第二、儒第三。 佛是不拜君父的。按照佛教的規定，人做了和尚之後，國王、父母都得拜他。據說，釋迦成了佛之後，他的父親去見他，還是向他下拜的。因此，佛教最受攻擊的是這個「無父無君」的思想。儒家攻擊佛家是「不忠不孝，削髮而抑君親」，是「以匹夫而抗夫子，無父之教，非孝者」。這個問題對佛教來說，是非常尖銳的。因此，和尚們極力想編一些理由替自己辯護。據《盂蘭盆經》說，佛的大弟子目蓮，他看到自己的亡母在地獄受苦，請問佛怎麼辦。佛告訴他，廣為布施，就可把他亡母救出來。目蓮按照佛的話去做，終於救出了自己的母親。佛教還傳說，佛（釋迦）的父親淨飯王死，佛親自去抬棺材送葬。他們編出這些故事，就是要證明佛教也是要父母的，也是講孝的。但是，這些論據是極其軟弱無力的。佛、儒鬥爭中，和尚在忠孝方面是最講不出道理來的。 在經濟上，佛教寺院占的土地很多。周武帝滅佛時，廢大寺院凡 4600 多座，令和尚尼姑 26 萬多人還俗，收回寺廟的田有數十萬頃，奴婢 10 余萬人。 寺廟都占有大量土地，都是地主。當然，並不是所有和尚都是地主。一般和尚，雖然逃避了國家的賦稅，但他仍是被壓迫、被剝削者。大和尚對小和尚的壓迫是極殘暴的。小和尚有病，就給他吃黃龍湯。黃龍湯即是大便。據說發高燒的人吃黃龍湯是會好的。小和尚不管生什麼病，都叫他們吃黃龍湯。道士罵和尚吃大小便，指的就是吃黃龍湯。有的和尚否認吃黃龍湯這件見不得人的事，其實，這是否認不了的。義淨就反對過吃黃龍湯。如果不吃黃龍湯，義淨為什麼要反對？胡三省《通鑑注》引陶弘景《本草》，還說明黃龍湯的具體製法。 佛教對麻醉人民的作用是很大的，所以，總有人替它辯護。《唐文粹》李節《送潭州道林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就竭力說明佛教對統治階級的作用。它說，學儒之人，力斥釋氏，其論甚粗，釋氏之教不外衰代之風之所激；而衰代之風，苟無釋氏，將無所寄心。而儒者徒知佛教因衰世而興，而不知衰世之需佛，又不知釋氏助化之大。李節說佛教給腐朽統治階級以自我麻醉的作用，這是說得很對的。他又指出佛教可以使人安分，阡陌之人（農民）不敢起兵反對統治階級，這一點尤其說得對。統治階級利用佛教儘管它蠹國殃民，大耗財物，但統治階級仍認為利大害小，堅決提倡佛教。 宋代既重佛，也重道。但是，宋代的皇帝更需要借重儒家來重整倫常綱紀。 宋學與漢學完全不一樣。它以倫常為基礎，同時又與佛道結合宋學內容很多是佛老的東西，漢學是漢人的東西。 宋學的先驅為唐的傅奕（反佛）、呂才（反道）、陳子昂。《新唐書》三人合傳，這是有道理的。陳子昂是講古文的。韓愈可以說是對這三人思想的綜合和繼承。他提倡「文以載道」，反對佛老。韓愈不算經學家，但也講點經學。他的《論語筆解》釋「宰予晝寢」說，「晝寢」是「畫寢」之誤，「畫寢」就是在寢室的壁上畫上圖像。當然，這個解釋是不合古文派的觀點的，但這卻開了宋學的風氣。與韓愈同時，有啖助講《春秋》。《春秋》是正名分、講倫常的。啖助的學生趙匡、陸淳且著有《春秋集傳》。啖助的書已遺失，陸淳的《春秋集傳纂例》仍在。啖助講《春秋》撇開傳注，直接從經文中尋義理，這也是開宋學之風。 韓愈寫了五原：《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弟子李翱作《復性書》，都是要重整倫常。他認為名教（指儒家）自有天地，應該直接從儒教中找哲理。 宋學發展與木刻印書的發展也有關係。後唐馮道刻九經於木板，木版刻書就越來越多了。這樣，就有助於經學的流傳。同時，宋王朝又竭力提倡尊孔。修國子監，把孔門十哲（子思、顏回等十位大弟子）的像也修立起來。宋太祖趙匡胤屢次去國子監，表彰孝悌，親自主持進士的考選。 皇帝一提倡，於是響應的人就出來了。宋初出了三先生，一是孫復（泰山先生），一是石介（徂徠先生），一是胡瑗（安定先生）。孫複寫《春秋尊王發微》一書，其宗旨是「有貶有褒」，提倡尊王。佛教是尊佛不尊王的，孫復用孔子的名義來評價人物，認為春秋時從周天子到諸侯卿大夫沒有一個人沒有一件事是好的，一概加以誅絕。因此當時有人批評《春秋尊王發微》是「商鞅行法」。孫復的尊王思想是適合於當時朝廷的需要的。韓愈即說過：「君王神聖，臣罪當誅。」 胡瑗在太學當教授，曾出了一題問學生：「顏子所樂何事？」這本來是誰也回答不出來的。佛教的禪宗有所謂公案。公案就是由老和尚提出一個誰也答不了的問題。胡瑗這個辦法實際上也是學佛教的「公案」。當時大家都覺得胡瑗的題目很好。安定還叫人要「明體，達用」，即明儒家的根本道理，為朝廷服務。胡瑗的學生考取進士的很多，他為宋王朝培養了一批人才。 石介可以說是首搞宗派活動的人。 宋代講《春秋》的人很多，都是借孔子名義來重整倫常的。北宋時尊王。南宋時，北方被金人奪去了，除尊王外，還要講攘夷。胡安國作的《春秋傳》就是這樣的。從胡安國的《春秋傳》看，他是一方面強調復仇，一方面又怕戰爭。《春秋》所記的齊桓公伐山戎這件事，《穀梁傳》說這是褒，《公羊傳》認為這是貶。胡安國說，《春秋》稱「齊人伐山戎」，既稱人，可見是貶。按照南宋攘夷的觀點來看，應該是「褒」（肯定齊桓公討伐戎族）；可是胡安國卻認為是貶（否定）。這反映了南宋統治者，一方面大叫討伐金人，一方面又害怕戰爭的思想。 宋代最重視的是三部經書：《春秋》《周易》《禮記》。 宋學以《周易》來代替佛教的哲學。《周易》有幾點是與佛教哲學對立的。佛教講「苦」、「空」、「滅」，認為人在胎中即是苦的，母親喝點熱水，胎兒就熱得要死，母親喝點冷水，胎兒即冷得要命。所以人是苦的。據佛家禪宗南宗看來，什麼都是空的，最後連佛也是空的。什麼佛（釋迦）、什麼祖（達摩），一切皆空。他們罵佛祖是老胡，是乾屎橛。他們不讀書，不著文字，因為反正什麼都是空的。佛講涅槃，涅槃即是寂滅（死）的意思。人世什麼都空，都是「無常」，認為有生即有滅，最好是無生，無生即可不滅。《易經》剛好與之相反。《易傳》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近於樂」，「仁者不憂」（《論語》）。這就是說，人不是苦的。儒家講「有」，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易經》還講不滅，說「天地之大德曰生」。這都是與佛教對立的。 宋學，一是經學，一是哲學。漢人講訓詁，不講義理，宋學則在《周易》中找哲理，以代替佛教的哲學。《易經》是最易於附會發揮的。宋學的《太極圖說》是從道士陳摶那兒來的。太極圖原是講煉丹術，是道家講煉丹秘訣的，講的次序由下而上。陳摶的太極圖，經數傳到了周濂溪（周敦頤）。他講太極圖的次序改為由上而下，並與「易有太極」聯繫起來，這就成了儒家的東西了。無極太極、動靜陰陽、 縕感通，堯舜之道等等名堂，都是從《周易》的十翼中引伸出來的。葉水心所說的「夷狄之說，本於中國」，就是指宋學把佛教的一套東西，加以改造，用《易經》的形式表述出來。 《易經》有象和數，宋人特別重數。邵雍的《皇極經世》是專講數的，他甚至相信《河圖》《洛書》等無稽之談。朱熹學問很博，但他也相信《河圖》《洛書》。 《周禮》也是宋代最重要的一部書。宋是最積弱的朝代，統治者幻想實行《周禮》中所說的井田制度以求強盛。宋儒李覯提倡《周禮》，他在《致太平論》中說：「周之制，其神矣乎？」這就是說，按照《周禮》辦事，就可以解決積弱的問題。據《周禮》記載，周時八家九頃地，各家種 100 畝，中間一頃為公地。這樣，民可以安居樂業。宋儒所以對《周禮》所記載的這種土地制度感興趣，說明宋代土地問題的嚴重。張載也很重視《周禮》，認為治天下不用井田，即不會平，周致治世，就是由於天下平，人君行井田，須有仁心。王安石做宰相，不僅提倡《周禮》，還作《周禮新義》，規定考進士須讀《周禮》。他還用《周禮》作為自己駁反對者的理論根據。宋代重《周禮》，從政治上看，無非是企圖借《周禮》的井田制來對當前作些改良罷了。 《春秋》講尊王、攘夷，當然會受到統治者的重視。 宋儒重《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是從宋開始的。《大學》《中庸》都是《禮記》中的一篇文章。程伊川認為《大學》是孔子的遺書，是初學入德之門。他解釋「中庸」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不變謂之「常道」。禪宗講傳授心法，宋學認為《中庸》就是孔門心法。孔子傳給子思，子思傳給孟子，前後相傳，其味無窮。 宋儒講經學與漢人不同。漢人是篤守師法，宋儒則認為，凡合於理的便是師法，否則便不是。因此，宋人講經有個特點：敢於懷疑。這就把漢唐認為「經」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套都推倒了。敢於懷疑，這是好的，但不能沒有根據的亂懷疑。清人王鳴盛批評宋儒是，道學大倡，罷落漢唐，獨研義理，治學創別是非，以理為準，「其流弊也悍」。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也說宋人既不信註疏，又不信經文，刪改經文「不可為訓」。 歐陽修寫了《易童子問》三卷，認為《易經》的《繫辭》、《文言》等十翼是假的。朱熹懷疑古文《尚書》的真實性。朱熹的學生王柏作《詩疑》，刪去了 30 多篇所謂「淫奔之詩」。《春秋》三傳，孫復在作《春秋尊王發微》時，完全把它擱在一邊不管。南宋葉夢得作《春秋讞》，把《公羊》《穀梁》二傳一概駁倒。司馬光疑《孟子》不是孟子自己作的。宋儒對古代經典的這些懷疑，只有朱熹對古文《尚書》的懷疑是對的。朱熹雖然懷疑古文《尚書》，但卻認為《偽古文尚書·大禹謨》所說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段話，是好得不得了，是孔門傳授心法。 宋學的興起，有其歷史的必要。唐末五代大亂，倫常敗壞，佛教又與倫常有矛盾，因此，統治階級提倡儒學。當然，要使儒學能夠為宋代的統治者服務，還必須吸取和改造佛教中的有用的東西，以便能更好地欺騙群眾。 宋以前，國亡之後很少有人以死殉國的，宋以後就多起來了。清初，毛奇齡變節投清，他講道學時說宋人都沒有國亡殉國的，全祖望舉出了許多例子來駁他。 二程主張「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北宋時，女人再嫁是不受斥責的。王安石兒媳再嫁，范仲淹的母親也是再嫁過的。他們都不迴避再嫁的事。南宋以後，提倡死守貞節。現在再提倡宋學是要不得的，但是否宋學全要不得呢？是否宋學還有些可用之處呢？宋學講氣節，國亡殉國，不投降外國，這是值得肯定的。 四 明清的經學 清代的經學可以稱之為漢學。漢代古文、今文的發展都有政治上的原因，宋學的發生也有政治上的原因。西漢經學重點在講陰陽災異。不僅《書經·洪範》篇講災異，《詩經》也講災異。自董仲舒始，任何一經都須講災異，不講，這部經書就站不住腳。東漢時，光講災異還不夠，還要講讖緯。講讖緯比講災異更容易。只有古文經學是反對災異、讖緯之類的迷信的。漢代經學壞處比好處多，因為講迷信，欺騙人民，反迷信的只有一部分古文經學家。 宋學的興起，是由於安史及五代的大亂，倫常敗壞。宋學的目的是整頓倫常道德。宋學固然毛病很多，但在重整倫常方面收效不少。宋學重個人氣節，因此，宋以後，國家危亡時，民族氣節提高了。這樣看起來，宋學也有其積極方面，不是完全消極的。宋學的毛病是空談心、性、天道等抽象的東西。 程朱還是比較重視實踐的。當然，他們的實踐不是革命的實踐，而是指做人的修養。朱熹主張半天讀書，半天打坐。程朱的末流就完全流於空談了。陸象山的思想則更趨於佛教化。由陸象山到王陽明這一派的思想，實際上是佛教南宗慧能一派的「即心成佛」的思想。南宗認為，明心見性即成佛。儒家講成聖人，成聖人本極不容易，孔子也不敢自稱是聖人。王陽明把佛家的明心見性一套思想拿過來，改裝成一旦豁然貫通，即可成聖人的理論。王陽明自己還有些辦事的本領，其末流空談之風越來越厲害。明亡與士大夫階層不務實學，光事空談有關係。明朝時候的八股文，就是宋學的表現形式，是宋學的文風。明永樂時頒布《四書大全》以朱熹注為正宗。於是明人只讀朱注《四書》，連《五經》也不讀。因為讀熟《四書》，即可考取進士作大官。考進士的題目都出在《四書》上，所以讀《五經》的人很少。明人的學問很狹隘，只知道《四書》。 明人嘴上是仁義道德，實際上無恥到極點。讀《明史·閹黨傳》，真令人怒髮衝冠。閹黨中，除一人外，都是進士出身。宋學和八股文的流弊，明亡之後，看得更清楚。明亡於清，固然有其他原因，但宋學只講空談，不務實際，閹黨的墮落，也是明亡的原因之一。比較有正義感的士人，對程朱之學的流弊痛恨得很。亡國之後，痛定思痛，都感到宋明理學家所講的明心見性、明道窮性一套理論，全是廢話；主靜主敬，全是沒有道理的，應該提倡經世致用之學。 明末清初，主經世致用的學者，南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黃、顧、王三人對學術都有很大貢獻。北方有顏元、李塨。顏元講實踐。北方的顏、李及孫奇逢，與南方三大家是沒有直接聯繫的。 明人學問的空疏，歷史已有定論。他們所印的書也大都靠不住，當然也不能一筆抹煞。有一批人，看到國家危亡，也在認真讀書，而且有成績。清初的幾個大學問家，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起來的。 明孝宗時的前後七子，他們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種只讀古書的學風，影響很大。厚古薄今，越古越好，這當然是不對的，但在當時，對於八股先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明人在經學方面是有成績的，主要有如下幾家： 梅鷟的《尚書考異》。梅鷟把《古文尚書》完全推倒了。《古文尚書》宋人雖然已經疑其為偽，但那是從文字的難易方面提出些疑點。宋人覺得，為什麼《古文尚書》反而比今文容易讀呢？因此疑古文不可靠，但沒有具體論證。梅鷟則提出了許多確鑿證據，以證明其偽。 朱謀瑋的《周易象通》。朱的學問很大。朱是反對宋學的，宋代易學是講數的，漢人講象。朱用象來講易，實際上是向宋人的《先天圖》、《太極圖》、《皇極經世》、朱熹的《周易》等宋人的易學挑戰。朱謀瑋的《周易象通》也不敢完全把《河圖》《洛書》等謊言推倒。他以自己所編造的謊言代替了宋人編造的謊言。朱是明皇朝的同姓，他詐稱自己從明內府得了一個真正的《河圖》。這個《河圖》真正是伏犧所作，一直保存在皇帝的內府，到宋徽宗時才發現。這當然是胡說八道。但在那時，他這樣作，多少還有點可以原諒。 趙宦光等的音韻之學。古代音韻和宋人不同，宋學家不懂這個道理，看到經書上不協韻的，即任意更改。趙宦光等研究《說文解字》，指出經書的字音，宋時雖然不協韻，但古代則是協韻的，宋人亂改經書中不協韻的字，是錯誤的。陳第進一步研究古音，作《毛詩古音考》，具體指出古今音韻不同，如母，古念米；馬，古念姥；京，古念疆；福，古念逼等等。這種研究，對清儒起很大作用，清儒研究經學，從文字音韻入手，明人開其先例。 焦竑講校勘之學，這也是開清代校勘學的先例。 明末所以講這種學問，是由於人們不滿於宋學末流的空疏。明末的學風，可以說是棄宋復漢。黃、顧、王三大家則是這種學風的進一步發展。 顧炎武是浙西學派，黃宗羲是浙東學派。兩派影響很長久，直到清末。清是封建社會的末代，可是在學術和古詩文等各個領域中都出現了復古的風氣，只有小說倒是一個創造。這可能是迴光返照。清朝社會有新的變化，資本主義開始萌芽，敏感的文學家，抓住一些新事物，因之產生新鮮的作品。 宋學講理，理就是聖人之性，是絕對的。一切以理為依據，不合乎理，就必須受到批判。朱熹所以對《尚書》提出懷疑，就是他覺得《尚書》不合乎理。朱熹學生王柏刪詩 32 篇，也是因為那些都是淫奔之詩，不合乎理。漢人講家法，對古代傳下來的東西，是完全不敢懷疑的。宋學敢於懷疑，這是宋學的長處。這種懷疑雖然常常流於武斷，但總算是用腦子去想。漢學不加任何思考判斷，它是不用腦子的。《論語》中有兩句話：「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漢學是學而不思，死記師說，不知其義。宋人則思而不學，光去空想，不讀書。王陽明坐在竹子旁邊格物，結果格出病來了，就是典型例子。 清人想把學與思結合起來。顧炎武講經學，黃宗羲講史學。一是清代經學的開創者，一是清代史學的開創者。他們做學問，可以說是學、思結合，為救亡而讀書。 顧亭林的學問很廣博，年青時已感到國家將亡，要講實學。他青年時寫了《天下郡國利病書》，書未寫成，國已亡。他是一個有民族氣節的愛國志士。他的學問宗旨有二：博學於文，行己有恥。明士人依附閹黨，無恥之極，清人入關，有大批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投靠清人。顧亭林見此，痛心之極。顧的重要著作為《日知錄》。他說，將來有王者興，可以為治。他還有一部《音學五書》，這也是很重要的書。清代的戴東原學派，即導源於顧的這本書。 黃宗羲亦極淵博。顧亭林崇拜程朱，反對陸王。黃梨洲則是王陽明的嫡傳弟子劉宗周（蕺山）的學生。黃宗羲的父親是東林黨中有名的人物，為閹黨所害。黃宗羲父親臨死時，告訴黃說，學者最要緊的是通史。黃從年輕時就研究史學，但他也不放棄經學。他教學生，必先窮經。經學可以經世，不通經，便是迂腐之儒，而學經必須同時學史。黃宗羲有兩個大弟子，萬斯同和萬斯大。萬斯同傳史學，萬斯大傳經學。 黃宗羲作有《明史案》240 卷（已佚）。康熙十八年，開明史館。總裁是顧亭林的外甥徐元文。徐把一些有名的人都拉入史館，實際上是拉他們下水，黃宗羲堅決不入史館。結果叫黃的兒子黃百家和學生萬斯同去。其條件是：以布衣身分參加史局，不受封，不受祿，不具名。兩人住在徐元文家裡。明史稿每寫成一篇，即給萬斯同看，有的萬斯同還送去給黃宗羲看。明史稿修成時，萬斯同已死，但其基礎則是萬斯同打下的。萬斯同自己著有《明史稿》500 卷，主要是根據黃宗羲的《明史案》寫成的。萬的這部《明史稿》後來王鴻緒拿去，王以自己的名義付印。乾隆初，張廷玉又以王鴻緒的《明史稿》為基礎，撰成《明史》。 全祖望、章學誠都是傳黃學的。全祖望寫了許多明末有氣節的人的傳記。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造詣很深。 黃梨洲給萬斯大作的墓志銘說，萬斯大治經學的基本觀點是：不通各經，便不能通一經；不懂傳注的錯誤，便不能通經。萬斯大曾經指出了某些傳注的錯誤。《詩經·召南·何彼穠矣》：「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傳》認為，平王是平正之王，即文王，齊侯是齊一之侯。萬斯大指出，《毛傳》的解釋是錯誤的。平王就是周平王，齊侯指襄公。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平王的孫女嫁給襄公的兒子。 萬斯大最有研究的是禮。他作有《周禮辨非》《儀禮商》二書，指出《周禮》、《儀禮》中許多可疑之處。這是很好的兩本書。黃派為什麼這樣重視禮呢？黃宗羲認為，禮是「經之大者，為郊社、禘洽、喪法、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下，不能會眾以合一，猶可謂之窮經乎？」這就是說，因為封建禮制受到了破壞，人們莫知適從，因此，要窮經就必須明禮。 繼顧、黃兩位大師而起的有閻若璩。閻作《古文尚書疏證》，推倒了宋學的根基，給漢學的恢復開闢了道路。其次是胡渭，胡作《易圖明辨》《洪範正論》。他指出，《易圖》是華山道士陳摶搞的把戲，把宋人講《周易》的老底都揭出來了。《洪範正論》則把西漢的五行災異說打倒了。毛奇齡（浙江蕭山人）寫了二三四卷書，他的《四書改錯》專門反對宋學，把朱熹罵得一塌糊塗。他還寫了一部《仲氏易》，把宋人講的《易經》推倒了。毛奇齡晚年又維護起宋學來，他是一個既廢棄宋學又恢復宋學的人。 清初的漢學家中，以毛奇齡的品行最壞。康熙為了拉攏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專門開設博學鴻詞科，收買那些社會名流。顧亭林、黃宗羲的態度很明確，堅決不去。閻若璩雖然去應試，但未考取，丟了名氣又沒有做上官，大發牢騷。臨死的那一年，康熙找他，他高興得了不得，但也沒有做什麼官就死了。胡渭在康熙十八年南巡時，康熙賞給他「耆年篤學」四個字，於是，他一輩子的名氣就完了。毛奇齡最沒有骨氣。康熙十八年，毛聽說康熙要把朱熹列為十哲之一，他就趕快把自己的《四書改錯》的書版毀壞了。 清順治時，統治者還顧不上對士大夫階層思想的控制。康熙時是儘量拉攏士大夫，如開明史館，設博學鴻詞科等等。到了雍正時，控制就嚴起來了，對不願意與清統治者合作的士大夫，大興文字獄，採取了鎮壓的手段。呂留良文字獄，就是對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一次大規模的武力鎮壓。呂留良原是八股先生，他堅持華夷之別，借選文而流露了自己的民族感情。湖南有些人為他選的文章的批語所感動。這就觸犯了清統治者。雍正即嚴辦這些對清統治不滿的知識分子。當時呂留良已死，清統治者處以剖棺戮屍的酷刑，他的子孫被滅族，他的門生故舊皆被殺。從雍正到乾隆這段時間，文字獄越來越厲害。於是文人學士只好鑽舊書，不敢談政治。考據之學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興盛起來了。 清代的古文經學，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乾隆以前是開始時期，乾隆、嘉慶時是全盛時期，道光以後是衰落時期。 清代的考據家很多，《皇清經解》收有 157 家，收書 2727卷，大多數是乾隆嘉慶時人，故世稱乾嘉學派。乾嘉學派分兩派，一為吳派，一為皖派。吳派以惠棟為首，皖派以戴震為首。 吳地富裕，做官人多，藏書豐富。惠棟上代三輩搞經學，基礎很厚。他的有名著作是《周易述》，把所有漢人講《易經》的著作都收集在一起，但沒有任何說明和發揮。這種辦法成為吳派的學風。錢大昕、王鳴盛、孫星衍、洪亮吉等都是這個學風。這派治學的特點是好博而尊聞，不講義理。 皖派與吳派不同，他們從音韻小學入手。據章太炎的說法，是講「形名」。他們收集材料，加以研究判斷。戴震的學問很廣博，不僅懂經學，還懂算術、地理等學。以漢學反宋學。可以說，到戴震時才算完成。黃宗羲、顧亭林與宋學仍有聯繫，吳派的學問很雜亂，與宋學分不清，只有戴震才與宋學劃清了界限。他的《孟子字義疏證》，從哲學上把宋學駁倒了。他不僅搞訓詁、名物，而且也談義理。他用唯物主義反對宋學的唯心主義。 戴震的影響很大。他的學生段玉裁所著的《說文解字注》，可算是文字音韻學的高峰。王念孫的《廣雅疏證》，王引之的《經傳釋詞》，成就更高。浙江的俞樾、孫詒讓，都是王氏父子所傳。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很有學術價值。看來文學不能父子相傳，經學是可以父子相傳的。大詩人李白的兒子伯禽是個飯桶，杜甫的兒子宗文、宗武也毫無成就，王念孫在經學上成就很大，他的兒子王引之在經學上的成就也很高，這便是一例證。 漢學到了戴震是登峰造極了。只能在他的規模上擴充，而不能再向上發展了。但是，物極必反，清代的漢學出了反對派。 古文家姚鼐願給戴震當學生。戴震寫信拒絕了。姚老羞成怒，要反對戴震學派。但他自己沒有什麼學問，沒有公開寫文章反對。他的學生方東樹很能寫文章，又懂得漢學，便寫了《漢學商兌》來反對戴震派的漢學。方一條一條地駁漢學，最後說漢學家的文章是「屠酤計賬」。確實，不少漢學家的文章都是羅列一大堆材料，但什麼問題也沒有說清楚。毛奇齡《孟子生卒考》，考了半天，生卒年還是沒有考出來。《皇清經解》里有許多篇《明堂考》，考來考去，明堂到底怎樣還是沒有考清。 但這些還不是漢學的致命傷。反對清代漢學最有力的是戴震的學生孔廣森。他開始研究與古文經學作對的今文經學。孔廣森寫了《公羊通義》，用今文學來改變古文的學風。孔廣森年紀很輕就死了，他的今文學尚未深入展開。與戴震同時，江蘇武進的莊存與也搞今文學。他的學問很廣博，可算是清代今文經學的開創人。莊的兩個學生劉逢祿和宋翔鳳，把今文經學更向前推進了一步。劉作《春秋公羊傳何氏注釋例》，發揮了張三世，通三統（三世即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統指夏、商、周）的思想。古文學家認為古代好，後代壞，主張復古。今文學家則相反，他們認為，夏、商、周三統要變通，要改制。說孔子作《春秋》，是「絀周王魯」，「受命改制」。宋翔鳳還寫了《擬漢博士答劉歆書》，來反對古文學。劉逢祿、宋翔鳳是嘉慶時人，這時清統治力量已大為削弱，走向衰落。今文家的改制思想是這種時代條件的反映。 道光時，魏源、龔自珍出，二人對今文學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魏、龔都是劉逢祿的學生。龔自珍是段玉裁的外孫，文字音韻、訓詁等都很有修養。他反對古文家脫離政治，而提倡今文，主張談政治，關心國事。他還好談邊事，新疆改設為行省，是他首先提出來的。他所寫的《蒙古圖志》（已失傳），見解也很有可取之處。魏源撰《海國圖志》，是中國人講外國情況最早的一個人。 王闓運也是講今文學的。他是曾國藩的幕僚，文章很好。他雖然講《公羊》學，但把《公羊》學限於經學，而不談當時國內外的政治形勢。他有個學生叫廖平，卻對《公羊》大加穿鑿附會，寫了許多書。到晚年，張之洞覺得他的說法對清統治者不利，即收買他，他就自己寫文章駁斥自己。可是他那些穿鑿附會的東西已經產生了影響。廣東的康有為，原是搞古文學的，他想從《周禮》中找治亂的根據。看到廖平的著作，大為感動，即援廖例，作《新學偽經考》，反對古文學。認為古文經學都是新莽時劉歆所偽造。康的反對古文學的辦法很簡單，只要他看不順眼，就說它是劉歆所偽造的。他的第二部書是《孔子改制考》，宣傳托古改制思想。康的第三部書是《大同書》。《禮記·禮運》篇有大同小康之說，康有為把《公羊傳》上的三世說倒過來，先是亂世，後是昇平世（小康），最後是太平世（大同）。提出了一個由亂到太平的完全空想的社會藍圖。《大同書》寫成，康有為卻秘而不宣。梁啓超說康有為任性主觀，自信力極強，看不起客觀，以客觀事物服從自己主觀需要，這些批評說得不錯。不過他的變法改制思想是進步的。 今文學中，真正算得上是今文學的經師的是皮錫瑞。皮是個進步的舉人。康梁變法失敗後，他即閉門著書。他比康、梁好得多，是個真正的經生。他作的《經學歷史》是一部比較好的書。他有點偏於今文學，但他對各家的評價基本上是公允的。 古文學派中最後的一個代表人物是章炳麟。他是清末古文經學的代表。古文經學是學而不思，很難引伸出革命的思想來的。古文學派中曾出現了許多進步的歷史人物，如王充作《論衡》，范縝作《神滅論》，何承天作《輪迴說》，范曄作《無鬼論》，柳宗元作《天說》，等等，但這只能說明，從古文經學中可以引申出進步思想。從古文經學中引申出政治上革命的思想來是很難的。章太炎雖然是革命分子，但他的革命思想與古文經學沒有關係，他主要是受黃宗羲浙東學派反滿思想的影響。章主要是反滿，所以辛亥革命之後，即跑到袁世凱那裡去了。 皮錫瑞說，國朝（清）經學凡三變，國初，漢學萌芽，漢學與宋學未分家，未立門戶。乾隆之後，古文之學大盛，推倒宋學，講實證，不講義理，這是純漢學。道光以後，講的是西漢的今文學，講微言大義，好作引申附會。皮錫瑞的這種分法，大致是對的。 清人的著作，浩如煙海，主要有： 焦 循：雕菰樓易學三種：《易章句》《易通釋》《易圖略》。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疏證》。 陳 奐：《詩毛氏傳疏》。 孫詒讓：《周禮正義》。 胡培翬：《儀禮正義》。 陳 立：《公羊傳義疏》。 焦 循：《孟子正義》。 邵晉涵：《爾雅正義》。 （原載 1979 年《歷史學》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