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鑰匙 · 中國早期的唯物歷史科學家

其變者青春之進程， 其不變者無盡之青春也。…… 吾族青年所當信誓旦旦以昭示於世者， 不在齦齦辯證白首中國之不死， 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國之再生。 ——李大釗《青春》 距今 22 周年以前，就在北平這個地方，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共同絞死了李大釗同志。大釗同志是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業而犧牲的，也就是為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而犧牲的；今天，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勝利了，北平永遠成了人民的城市，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來紀念大釗同志，我們不禁想到他所歌頌的「無盡之青春」，想要向他說，他以生命和熱血所孕育的青春中國，已經「再生」了。今天在北平紀念大釗同志，這個富有意義的事實，又向我們證明了：凡與青春不老的人民相結合者，其人不老，凡與不朽的人民相結合者，其人不朽。 大釗同志是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家理論家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是中國革命史上不朽的戰鬥者。這些方面我不多談，只是極簡單的提一提作為中國早期的歷史科學家的大釗同志。 大釗同志在歷史科學上的功績，首先應該提出的，就是他所說的「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某些學者說「史學研究日趨嚴重，是人類精神漸即老成的徵兆，在智力的少年時期，他們不很注意人間曾經作過的事物，卻注意到那些將來人類所可作的事物，為的是興奮他們，歷史似應作成一個傳奇小說的樣子，以燃燒他們的想像」。大釗同志反對這種說法，他主張「很熱心的去研究過去」，是為的「去照澈人生經過的道路」，「可以認識出來人生前進的大路」。「一切過去，都是供我們利用的材料。我們的將來，是我們憑藉過去的材料，現在的勞作創造出來的。這是現代史學給我們的科學的態度。這種科學的態度，造成我們腳踏實地的人生觀」。大釗同志說「現代的史學告我們以有生命的歷史不是這些過去的記錄。有生命的歷史，實是一個亘過去現在未來的全人類的生活。過去現在未來是一線貫下來的。……歷史的進路，縱然有時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狀的運動，但此亦是循環著前進的，上升的，不是循環著停滯的，亦不是循環著逆返的，退落的，這樣子給我們以一個進步的世界觀。我們既認定世界是進步的，歷史是進步的，我們在此進步的世界中，歷史中，即不應該悲觀，不應該拜古，只應歡天喜地的在這只容一趟過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們的光明，將來有我們的黃金世界。這是現代史學給我們的樂天努進的人生觀」。大釗同志說「本著舊史觀所編的歷史，全把那皇帝王公侯伯世爵等特權階級放在神權保護之下，使一般人民對於所遭的喪亂，所受的艱難……不但不能反抗，抑且不敢怨恨……在這種歷史中，所能找出來的，只是些上帝，皇天、聖人、王者，決找不到我們的自己。……新歷史觀及本著新歷史觀編成的歷史則不然，他教吾人以社會生活的動因，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亶」「天縱」的聖哲，乃在社會的生存的本身。一個智識的發現，技術的發明，乃至把是等發現發明致之於實用，都是像我們一樣的社會上的人人勞作的結果。這種生活技術的進步，變動了社會的全生活，改進了歷史的階段。這種歷史觀，導引我們在歷史中發現了我們的世界，發現了我們的自己，使我們自覺我們自己的權威，知道過去的歷史，就是我們這樣的人人共同造出來的，現在乃至將來的歷史，亦還是如此。……所謂英雄所謂豪傑的人物，並非與常人有何殊異，只是他們感覺到這社會的要求敏銳些，想滿足這社會的要求的情緒熱烈些，所以挺身而起，為社會獻身，在歷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劇、壯劇。」 大釗同志自己堅定的認識到和再三的向人宣說「社會的變革便是歷史」。這種歷史觀的思想上的淵源，就是他所要努力掌握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觀，而他所以要努力來掌握這種史觀，則主要的由於他是一個要「變革」中國舊社會，要和「我們這樣的人人共同造出來」中國新社會的革命者，由於他在學術上主張「凡是一種學問，或是一種知識，必於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學問，真的知識，否則不能說他是學問，或是知識。」由於他相信「學都所以救真，而歷史的尤然。」（因為反革命反人民的傢伙，一定要掩蓋真歷史，捏造偽歷史，如目前的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均是——文瀾） 上面這些摘錄，都出自大釗同志所作的 1924 年出版的《史學要論》，他遠在 1920 年 1 月出版《新青年》雜誌上，即寫出《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同年 12 月又刊出他所寫《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這是中國早期企圖用唯物史觀的方法來處理中國歷史問題的嘗試。正由於大釗同志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和歷史科學家，所以當 1918 年，大家歡呼慶祝「聯軍勝利」的時候，只有他能夠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是「庶民的勝利」，是「布爾塞維主義的勝利」。這在當時中國，真可以說是獨具慧眼。 總括起來，用大釗同志自己的語句來說，他的歷史觀，不是「拜古」的，而是「愛今」的，不是「天命」的，而是「進步」的，不是所謂「無所為而為」的「學問之趣味」，而是要「變革」社會「創造」社會的，而是主張「求真」與「有用」合一的。這種人民的歷史觀，富有戰鬥性的歷史觀，不僅高出與大釗同志同時期的一般庸俗的歷史觀，就是在今天看來，仍然是很可寶貴的。 最後，我要說明白，大釗同志有關歷史學的著作很多，現在我所見到的卻很少，以上只是就其著作中抽出一兩點來談談。再有，大釗同志是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家，在我們今天看來，其著作當然難免有不成熟的地方，但這恰如魯迅先生所說，「他的遺文卻將永在，因為它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 1949 年 4 月 27 日於北平。 1949 年 4 月 28 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