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技藝 · 記我們的生日——美國理想

美國是一個殫精竭慮構造出來的，而非逐漸從古老的過去演變而來的國家。那是有計劃地達至民主理念、宗教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那是承諾一個公正的社會秩序，承諾機會平等和個人自由，反對舊世界的管制和壓迫。和歐洲的軍國主義不同，它要放棄建立常備軍，「入鞘戰爭的破壞之劍」。那是一次烏托邦的實驗，測試給予人們自由、獨立和自治，用科敘特（Kossuth）的話說，他們「會適時地成熟，演變為卓越、有尊嚴的人類」。那是被壓迫者的新生，那是啟蒙，那是樂觀。 不論新舊世界中人類的虛偽、腐化，不論他們還有貪婪、狡詐、殘忍，以及這樣那樣擺脫不了的壞習慣，美國建立之初的理想，在建立的百年之後，大體是深入人心了。雖然有所保留，但美國人相信它，前來協助我們革命的人相信它，後來見證我們發展的人相信它，無法忍受故土逃離而來的移民也相信它。 這些理想塑造了我們的政治，我們的體制，某種程度上還塑造了我們的民族性格，但理想不是唯一起作用的東西。物質條件對我們施加了反作用。無險可憑的邊疆，白手起家的艱辛，物產豐富的自然資源，有待開拓的大陸，一起造成了物質主義的流行，導致了美國人對金錢、財產和權力的追求，其程度不說比我們逃離的舊世界更強烈，也是旗鼓相當。我們可資利用的人力資源異常巨大：移民一波波湧來，帶來了精力旺盛、頭腦聰明、不甘寂寞的人。他們義無反顧地跨越未知的大洋，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還有兩個塑造我們的因素是：奴隸制的陰暗和本地印第安人的破壞。 建國第一個百年時，美國取得了巨大的物質成功。在它第二個世紀的生命力，它的理想和它的成功持續交戰。1886年豎立起的自由女神像仍然代表著「渴望呼吸自由」的承諾。希望對他們來說，如一個外國訪客所見——「常駐美國，就像教皇常駐羅馬一樣」。但是漸漸地，理想在搏鬥中丟失了陣地。在1900年左右的轉折點中，美國欲拒還迎地接受了帝國主義，理想失去了統治權。它經受了越來越多的自我懷疑，越來越多的希望破滅，但它活到了祛魅除邪的今天，遍體鱗傷，步履蹣跚，但沒有被征服。 20世紀美國的經歷不為美國獨有，而是西方經歷的一部分。中世紀，瘟疫、戰爭和社會暴力都被視作上帝對人類罪惡的懲罰。如果上帝的概念能被看作人的良知，那麼這種解釋至今仍然適用。我們在20世紀的罪——貪婪、暴力和非人道——罪孽深重，讓19世紀建立起的驕傲和自信化為沮喪和自我唾棄。 在美國，從上到下，我們的社會瀰漫了對法律的輕視。政府——包括執法部門、商界、工人、學生、軍隊，爭相競賽著破壞社會為自我保護而建立的規則和道德。窮人比富人更甚。一個平民百姓，掙扎著堅守他從前信守的道德和行為標準，每天都會被各種洪水猛獸揍得七葷八素：貪污、粗鄙、沒擔當、無知、醜陋，一切指代垃圾的詞彙。我們的政府在海外和最沒有人性、最不自由的國家搞合作。這抵消了我們軍事硬體的發展增殖，我們花再多的錢也買不到安全了。它不吸取教訓，不學聰明，還能腐蝕所有感染了波多馬克熱[1]的人。 但理想不死。美國人在自己的錯誤面前不會被動消極。我們暴露錯誤，我們消滅錯誤。每天，某個地方的某個團體都在與濫用公權鬥爭，雖然有聯邦調查局存在，但他們光明正大，因為他們對憲法第一修正案有信心。美國滑落得離最初的理想已經夠遠了。不過，在古拉格群島和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之間，會有某個地方，比任何地方都有更大的機會走向社會幸福——即是說，既有個人自由又有個人自發的幸福狀態。人類為之奮鬥數個時代的理想社會依然遙不可及。但是，不管民主與社會秩序、個體自由是否兼容，這個問題如果有解決的希望，那麼，那會是在這裡。 刊於《新聞周刊》，1976年7月12日。 [1] 波多馬克熱（Potomac fever），猶指華盛頓特區趨炎附勢，攀附政府高官的病態。——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