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文論 · 《莫泊桑文集》序

大約在一八八一年，屠格涅夫在我這兒的時候，他從箱子裡取出來一本題名為《戴家樓》（《Maison Tellier》）[1]的法文小冊子，並把它送給了我。 「隨便讀讀吧！」——他仿佛漫不經心地說，完全像他在此前一年給我那本載有新作家迦爾洵的文章的《俄羅斯財富》雜誌一樣。顯然，對迦爾洵也好，現在也好，他都擔心別在這個或那個方面影響了我，他想要知道我的完全沒有準備的意見。 屠格涅夫說：「這是一位年輕的法國作家。還不壞。」「他知道您，而且非常尊崇您，」[2]他又補充說，似乎想使我高興些。「他這個人使我想起了德魯日寧[3]，也像德魯日寧那樣是一個孝順的兒子，忠實的朋友，un homme d』un commerce sûr[4]。此外，他還和工人交往，領導他們，幫助他們。甚至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也像德魯日寧。」接著屠格涅夫就談及莫泊桑在這方面的行為，對我說了些令人驚異而難以相信的事情。 一八八一年這個時期，是我整個世界觀內在變化最急劇的時期。在這變化中，我以前為之呈獻出全部精力的所謂藝術活動，對於我不僅已經失去了我以前所給予它的重視，而且就其在我生活中以及一般在富有階級的人們的觀念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來說，它簡直就令我討厭。 所以像當時屠格涅夫向我推薦的那樣的作品完全沒有引起我的興趣。但是，為了使他滿意，我還是將他轉贈給我的那本書讀完了。 就第一個短篇《戴家樓》來說，雖然它的情節有傷大雅，毫無意義，可是我不能不在作者身上看出了所謂才華那東西。 作者具有一般稱之謂才華的那種特殊的稟賦，也就是說，一種強烈的、緊張的、因作者興趣之所在而專注於某一事物的能力，一個具有此種能力的人因此就能夠在他所注意的事物中看出別人所沒有看到的某些新的東西。顯然，莫泊桑就具有能見人之所不能見的這種能力。但根據我讀過的這本書來判斷，可惜，他恰恰缺少了一本真正藝術作品除才華而外所必需具備的三個條件中的主要一條。這三個條件是：一、作者對事物的正確的即道德的態度；二、敘述的明晰，或者說，形式的美，這是一個東西；三、真誠，即藝術家對他所描寫的事物的真誠的愛憎感情。在這三個條件之中，莫泊桑僅只具備了後二者，而完全沒有第一個條件。他對待所描寫的事物沒有正確的即道德的態度。根據我所讀過的作品看來，我確信莫泊桑是有才華的，就是說，具有那種使他能夠在事物和生活現象中見到人所不能見到的特徵的天賦的注意力。他也有著美麗的形式，就是說，他能夠明晰、簡潔而優美地表達出他所想說的一切。他也有著一部藝術作品的價值所憑藉的那個條件，沒有這條件，藝術作品就不能夠發生影響，就是說，他具有一種真誠，絕不假裝愛或是恨，而是確確實實愛著或恨著他所描寫的事物。但遺憾的是，因為他缺乏一部藝術作品的價值所憑藉的第一個條件，而且恐怕還是主要的條件，即缺乏對他所描繪的事物的正確的道德的態度，缺乏辨別善惡的知識，所以他就喜愛而且描繪了那不應該喜愛、不應該描繪的東西，而唯獨不愛也不去描繪那應該愛、應該描繪的事物。因此，作者在這本書里極其詳盡地熱衷於描寫女人怎樣勾引男人和男人又怎樣誘惑女人。甚至在《保羅的太太》（《La femme de Paul》）中描寫出那麼費解的穢行。作者不僅是冷漠地，而且是輕蔑地來描寫農村勞動人民，像描寫畜生那樣。 短篇小說《一次郊遊》（《Une partie de campagne》）就是以這種不辨善惡的無知特別令人驚異。在這個短篇里，作者以最動人的笑談形式詳細地描畫了兩個裸著臂膀划船的先生怎樣同時地一個玷辱了一位年老的母親，一個玷辱了一位年輕的姑娘，那老母親的女兒。 很明顯，作者一直同情這兩個流氓，而且到了那種程度，以至他不是忽視、簡直就是看不見被污辱的母親、女兒、父親以及顯然是女兒的未婚夫的那個青年的種種感觸，正因為這樣，作品中才會不僅以笑談形式對這種醜惡行徑作了可憎的描寫，就連對這事件本身所作的描寫也是虛偽的，因為只寫了事情的一個最無意義的方面，即流氓所獲得的滿足。 這本書里還有一篇《田家姑娘的遭遇》（《Histoire d』une fill de ferme》），屠格涅夫曾經特別向我推薦過，而我還是由於作者對事物的不正確的態度尤其不喜歡它。很明顯，作者把他所描寫的勞動人民看成為僅僅是畜生，超不出性愛和母愛，因而從他的描寫中就只得到一個不完全的做作的印象。 不了解勞動人民的生活和利益，以及把他們看作只是受肉慾、兇狠、私利所驅使的半人半畜的東西，這是包括莫泊桑在內的大多數法國最新作家最重要和主要的缺點之一。不僅在這本書里，所有莫泊桑的其他短篇小說觸及到人民的地方，總是把人民寫成粗魯、愚鈍、只配受嘲笑的動物。自然，法國作家對他們的人民的特徵比我了解，但是，儘管我是一個俄國人，而且不與法國人民生活在一起，我總堅信，法國作家這樣地來描寫自己的人民是不正確的，法國人民也不可能是他們所描寫的那個樣子。如果法國是我們所了解的那樣，有著真正偉大的人物，有著這些偉人對科學、藝術、文化、使人類完美的道德這些方面所做的偉大貢獻，那麼，那些用自己的雙肩肩負過和肩負著擁有偉人的法國的勞動人民就不會是畜生，而是有著偉大精神品質的人。所以我就不相信像《土地》（《La terre》）[5]那樣的長篇小說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說給我描寫的那些東西，正如同我不會相信人們告訴我有一棟壯麗的但沒有地基的大廈一樣。人民高貴的品質也很可能不像在《小法代特》（《La petite Fadette》）[6]和《魔沼》（《La Mare aux diables》）[7]中所描寫的那樣，但是我深信，這些品質是有的。所以，如果一個作家描寫自己的人民，僅像莫泊桑那樣描寫的話，興致勃勃地描寫布勒塔尼的女僕的hanches和gorges[8]，帶著嫌惡和嘲笑描寫勞動人民的生活，那麼他在藝術方面就犯了一個大錯，因為他僅僅從一個方面，從最無意義的肉體方面來描寫事物，而完全無視了構成事物本質的最重要的方面——精神方面。 總的說來，讀了屠格涅夫送給我的這本書之後，我對這位青年作家是很冷淡的。 當時，我是那樣地憎惡《一次郊遊》、《保羅的太太》、《田家姑娘的遭遇》等短篇小說，以至沒有發覺那篇很好的短篇《西蒙的爸爸》（《Le papa de Simon》）以及描寫夜色非常出色的《水上》（《Sur l』eau》）。 「在有著這麼多的寫作愛好者的今日，那些有才華而不知道把才華用在什麼地方、或者竟大膽地把它用到那完全不應該和不需要的描寫上面的人難道還少嗎？」我這樣想，也這樣告訴了屠格涅夫。於是我也就把莫泊桑忘了。 在這以後，我讀到的第一部莫泊桑作品是有人向我推薦的《一生》（《Une vie》）。這本書立刻使我改變了對莫泊桑的看法，而且從此以後我便興趣盎然地讀了他所有的著作。《一生》是一部傑作，不僅是莫泊桑的無可比擬的優秀作品，而且恐怕是法國繼雨果的《悲慘世界》（《Misérables》）之後的一部優秀作品。在這部長篇小說里，除了卓越的才華，即那種對事物特殊的專注，使作者能夠看到他所描繪的生活的嶄新的特徵以外，差不多以同等程度集合著真正藝術作品的三個條件：一、作者對事物的正確的即道德的態度；二、形式的美；三、真誠，即作者對所描寫事物的愛。這裡，生活的意義在作者看來已不是各種各樣的放蕩墮落的男女的種種奇遇了。這部作品的內容，正如標題所說的那樣，是描寫一位被戕害了的、純真的、準備獻身於一切美好事物的可愛的女性的一生（這個女性正是被最粗野的獸慾所戕害，而在以前的短篇小說里，作者認為這種獸慾仿佛是主宰著一切的中心生活現象），作者的全部同情是在善這一面的。 在莫泊桑最初的短篇小說里就已經是優美的形式，在這裡更達到了高度的完善。我認為，還沒有一個法國散文作家達到這樣的高度。此外，主要的是，作者在這裡真正愛著，強烈地愛著他所描寫的那個善良的家庭，真正憎恨破壞了這個美滿家庭的幸福與安謐，尤其是害了小說女主人公的那個粗暴的畜生。 這部小說的全部事件和人物也就由此而是這樣地生動，令人久久不能忘懷：軟弱、善良、衰弱的母親，高尚、軟弱而慈祥的父親，樸素、謙而不夸、準備為一切美好事物而獻身的更加可愛的女兒，他們的相互關係，他們的第一次旅行，還有他們的僕人、鄰居，那位計較錙銖、粗暴而好色、慳吝而猥瑣、厚顏無恥的未婚夫，他總是庸俗不堪地把最粗鄙的感情說得天花亂墜以欺騙天真的少女，結婚，科西嘉美麗景色的描畫，鄉居生活，丈夫狠毒的變心，他攫取了田產管理權，和岳父的衝突，善良的人們的忍讓和無恥之徒的勝利，對鄰人的關係——這一切就是複雜多彩的生活本身。還不僅僅是這一切都寫得生動美妙，而是在這一切之中有著一個發自內心的感人的音調，不由自主地感染著讀者。讀者能感覺到作者愛這位女性，不是愛她的外表而是愛她的心靈、她的內在的美，他憐恤她，為她痛苦，這種感情無意中傳給了讀者。因此，讀者要問：何以這位可愛的女性被毀了呢？為了什麼？難道應當這樣嗎？在讀者心中就自然而然產生了這樣的問題，而且迫使他們去思索人生的意義。 儘管小說里還有不正確的音符，例如對少女的皮膚的詳盡描寫，又如關於這個被遺棄的妻子聽從神父的勸告又做了母親這種不可能而又不需要的細節（這種細節損害了純潔的女主人公的感染力），又如關於被侮辱的丈夫的復仇那節傳奇般的不自然的故事。儘管有這些污點，我總覺得這部小說不僅是傑出的，而且我從中看出莫泊桑已經不是一個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美醜的有才華的饒舌家和戲謔者，就像我讀他的第一本書時得到的印象那樣，他正嚴肅而深刻地注視著人生，並且已經開始研究人生了。 這之後我讀過的莫泊桑的長篇小說是《俊友》（《Bel ami》）。 《俊友》是一本非常污穢的書。顯然，作者在恣意描寫那些吸引著他的東西，有時像是把自己對主人公的基本否定的看法都忘了，竟站到他那一面去。但總的說來，《俊友》也像《一生》一樣，是以嚴肅的思想和感情作為基礎的。在《一生》里有個基本思想：作者對被男子的粗鄙情慾所戕害的美麗女性的慘痛生活的空虛感到困惑。而在《俊友》里，作者對這個粗暴的縱慾的禽獸之成功與致富已經不但感到困惑，而且表示憤慨了，這個畜生正是靠這種情慾而飛黃騰達，獲得了社交界的顯赫地位。作者對他的主人公在其間獲得成功的那整個階層的荒淫墮落也表示了憤慨。在《一生》里，作者似乎在問：為什麼優美的女性受到了戕害？為什麼發生這種事情？而在《俊友》里，他就似乎是回答了這個問題：一切純潔與善良的東西在我們社會裡已經和正在毀滅，因為這個社會是墮落的，瘋狂的，可怕的。 小說的最後一場寫那個帶著榮譽團勳章的勝利的騙子和一個純潔的少女在華麗的教堂里舉行婚禮（而這少女就是一位被他玷污了的現已年老、而從前卻是無可指摘的母親的女兒）。這場得到主教的祝福、被親友們認為是美滿合理的婚禮極其有力地表達了上述那思想。這部小說雖然充塞著許多不潔的細節描寫（很可惜，作者仿佛是se plait[9]），但作者對生活的嚴肅的質問還是看得出來。 讀一讀老詩人同杜洛阿說的那段對話吧。當時他們好像是在華爾特家宴會後出來，老詩人將生活的真相袒露在這位年輕的交談者面前，指出它的本來的面目以及它那永遠不可避免的侶伴和它的歸宿——死亡。 「它抓住我，la gueuse[10]——他指的是死亡，——它已經拔掉了我的幾顆牙齒，扯脫了我的一些頭髮，毀損了我的肢體，眼看著就要將我吞噬。我已經處在它的掌握之中。它只是像貓兒戲弄老鼠那樣玩弄著我，曉得我逃不脫它的控制。榮譽、財富有什麼用，如果不能用它們去買得女人的愛情的話。可不是麼，只有為了女人的愛情才值得生活。可是就連她也會被死亡奪去。奪走了愛情，然後就奪走健康、精力以至生命。人人都得這樣，就是這麼一回事。」 老詩人的一番談話的意思就是如此。可是杜洛阿，這個幸福的、討所有他喜歡的女人喜愛的情夫充滿淫蕩的精力，所以他對老詩人的談話是似聽非聽，似懂非懂。他聽了，懂了，但他的放蕩生活的源泉如此滔滔不斷地奔流，以至這個無可懷疑的真理向他預示的同樣結局也並沒有使他驚惶不安。 除了諷刺意義之外，《俊友》的這種內在的矛盾構成了它的主要思想。這個思想在那最好的一場——患肺病的新聞記者的死里也顯露出來了。作者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生活是什麼？怎樣解決對生活的熱愛與對不可避免的死亡的認識之間的矛盾？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好像在尋求，在等待，而不作有利於任何一方的決定。所以他對待生活的道德態度在這部小說里仍然是正確的。 在這以後的作品裡，這種對生活的道德態度開始混亂起來，對生活現象的評價開始搖擺了、模糊了，而在晚期的幾部長篇小說里已經完完全全顛倒了。 莫泊桑在《溫泉》（《Mont-Oriol》）里好像是結合了前兩部小說的主題，而在內容上好像是重複了老一套。且不說它關於時髦的療養地及其醫療活動的優美而又充滿巧妙幽默的描寫，在這篇小說中也有一個像《一生》里那個丈夫一樣卑鄙無情的色鬼波爾，也有個被騙、受害的溫順、孱弱、孤獨，永遠是孤獨的可愛的女性，也是渺小卑劣和寡廉鮮恥獲得了無情的勝利，像在《俊友》中那樣。 思想是同一思想，但作者對所描寫的現象的道德態度卻已大大降低了，尤其是比起《一生》來。作者對善惡的內心評價開始混亂起來。儘管作者有要客觀公正的理智的願望，但顯然騙子波爾贏得了作者的全部同情。因此，這個波爾的戀愛史、他之苦心孤詣地去誘惑別人，以及他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功等都給人以一種虛假的印象。讀者不明白作者的用心何在，是要表現僅僅因為情婦妊娠而腰圍變粗就冷淡地躲避她、使她傷心的波爾這樣一個男人的淺薄和卑劣，還是相反，要表現像波爾這樣生活該有多麼愉快和輕鬆呢？ 在此後的幾部長篇小說里，如《皮埃爾和若望》（《Pierre et Jean》）、《如死一般強》（《Fort comme la mort》）、《我們的心》（《Note coeur》），作者對他的人物的道德態度更為混亂，而在最後一部作品裡竟完完全全喪失了。冷漠、草率、臆造，而主要的還是如初期作品那樣缺乏對生活的正確的道德的態度，在這些長篇小說中都留下了痕跡。自莫泊桑獲得時髦作家榮譽之日起，這種情況便開始了。他遇到了我們這個時代任何著名作家，尤其是像莫泊桑這樣吸引人的作家都會遇到的可怕的誘惑。一方面是初期作品的成功，報紙的讚譽，社會的特別是女人的頌揚；另一方面是日益提高而仍舊趕不上日益增長的需求的稿酬標準；第三方面是編輯們的纏擾，他們搶先爭聘，阿諛奉承，狂喜地接受一旦成名的作家的一切作品，並不問其價值如何。所有這些誘惑竟是這樣地強烈，顯然，使得作者有點飄飄然了。他屈服於這些誘惑，雖然在形式方面仍然繼續潤飾自己的小說，有時潤飾得更好，雖然他甚至也還愛著他所描寫的事物，但是，他之所以愛他所描寫的事物，已經不是因為它是善良的和道德的，並且是人人所愛好的，而他之所以憎恨他所描寫的事物，也不是因為它是醜惡的，並且是人人所憎恨的，而僅僅是因為偶然喜歡這不喜歡那罷了。 莫泊桑所有的長篇小說，從《俊友》開始，就已經有草率、主要是臆造的痕跡。從此之後，莫泊桑已經不像他在寫最初兩部作品時那樣做了，即不以一定的道德要求作為他的小說的基礎，並在這個基礎上來描寫人物的活動，而是像一切小說匠那樣來寫自己的小說，也就是說，捏造一些最有趣最能打動人心的或者最時髦的人物和活動，以此來構成小說，以他所能得到的和適合於小說結構的種種觀察來渲染它，全然不關心所寫事件與道德要求有何關係。《皮埃爾和若望》、《如死一般強》、《我們的心》就是這樣的作品。 無論我們怎樣習慣於在法國小說里讀到一家三主，除丈夫而外，總有一個人所共知的情夫，然而我們還是完全不明白，為什麼所有的丈夫都是一些笨伯，cocus[11]和ridicules[12]，而所有的情夫歸根到底又都結了婚，做了丈夫，不僅不是ridicules，不是cocus，而且儼然是堂堂大丈夫？更不可解的是，為什麼所有的少婦全都放蕩墮落，而所有的母親又都是神聖貞潔的？ 《皮埃爾和若望》、《如死一般強》就是在這種極不自然極不真實的，主要是缺乏深刻的道德的情勢的基礎上寫成的，因而處於這種情況中的人物的痛苦，就很少能感動我們。皮埃爾和若望的母親能畢生欺騙自己的丈夫，所以當她勢必要向兒子承認自己的過錯時，她就不大能博得人們的同情，而當她為自己辯護，證明她不能不享用擺在她面前的幸福機會時，人們對她的同情就更微乎其微了。我們更不能同情《如死一般強》里的那位先生，他欺騙了他的朋友一輩子，引誘了他的妻子，現在又因為年老、不能再引誘情婦的女兒而深感悲哀。最後的一部小說《我們的心》除了各種色調的性愛描寫以外，簡直就沒有一點本質性的任務了。這裡寫了一個無所事事的饜足的放蕩男人，他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什麼，他一時和一個更放蕩的、即使不因情慾之故而在思想上也已經墮落了的女人姘居，一時又和她分手，去和一個女僕姘居，一時又同前者姘居，而且似乎是和這兩個女人同居。如果說在《皮埃爾和若望》與《如死一般強》里還有一些感人的場面，那麼，這最後的一部小說就只能喚起人們的嫌惡。 在莫泊桑的第一部小說《一生》里，問題是這樣提出的：一個善良、聰穎、溫柔、嚮往著美的女子，不知為了什麼成為犧牲品，起初是為了粗暴、渺小、愚蠢的野獸一般的丈夫，後來是為了同樣惡劣的兒子，結果毫無價值地死了，對世界絕無貢獻。這是為什麼？作者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似乎未給予回答。但他的整部小說，他對這女子的全部同情以及對毀滅了她的勢力的全部憎恨，已是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了。如果有一個了解她的痛苦並將它說出來的人，那就足以補償這痛苦了，正如約伯[13]在朋友們談到沒有誰會知道他的痛苦的時候，對他們說的那樣。假如有人知道了，理解了這痛苦，這痛苦也就得到補償了。作者在這裡知道了、理解了、並且給人們指出了這個痛苦，這痛苦也就有了補償，因為它一旦為人們所理解，無論是遲是早，它終於會被消滅的。 在第二部小說《俊友》里，提出的問題已經不是高尚的人為什麼總要受苦，而是卑賤之徒為什麼獲得了財富和榮譽？什麼是財富和榮譽呢？怎樣獲得它們呢？正是這個問題本身包含著答案，即否定群俗所推崇備至的那一切。這部小說的內容還是嚴肅的，但作者對所描寫的對象的道德態度已經大大地削弱了。在第一部小說里，只有某些地方有描寫情慾而損害作品的污點，這些污點在《俊友》里卻擴大起來，有好幾章寫得只見污穢，仿佛作者喜歡它似的。 接著，在《溫泉》里，問題是一個溫順的女人的痛苦和一個野蠻的色鬼的成功與歡樂是為了什麼，是出於何因？但已經不是在提出問題，而似乎是在承認本該這樣；道德要求已幾乎感覺不到了，毫無必要地出現了絕非源於任何一點藝術要求的骯髒的情慾描寫。在這部小說里，詳細地描寫了女主人公在浴盆里的姿態，就尤其顯明地是由於作者對事物的不正確態度而破壞了藝術性的一個驚人的例子。在粉紅色的軀體上跳動著小水珠，這種描寫毫無必要，而且與小說的外在的或內在的意義都毫無聯繫。 「有什麼意思呢？」讀者問道。 「沒有什麼別的意思，」作者答道，「我寫它，只是因為我喜歡這樣寫。」 在以後的兩部小說《皮埃爾和若望》和《如死一般強》里，已經看不見任何道德的要求了。這兩部小說都只是描寫荒淫、欺騙與謊言，就是這些東西把書中人物導向悲劇的處境。 最後的一部小說《我們的心》，書中人物的處境更是荒謬、粗野而無道德了。這些人物已經不再奮鬥，他們一味尋求享樂——虛榮心的、情慾的、性的享樂，而作者卻也好像是完全同情他們的這些追求。從這一部作品中可以作出的唯一結論是，生活中最大的幸福就是性生活，因此應該最痛快地享受這種幸福。 中篇小說《苡威荻》（《Yvette》）的這種對生活的非道德態度更是驚人。這部極端不道德的作品的內容是這樣的：一個美麗的姑娘，心地純潔，只是習染了母親的墮落環境中的那种放盪形骸，就迷惑了一個浪子。他愛著她，但認為這個姑娘是有意地說她從母親那個社會裡學來的淫詞盪語，只是鸚鵡學舌似地自己並不懂得。他認為她是墮落的，所以粗魯地向她提出性要求。這個請求震驚了她，羞辱了她（她是愛他的），使她睜開眼來看清了自己的和母親的地位，深深地痛苦著。這種深刻動人的情況寫得多麼傑出，是純潔靈魂的美與墮落世界的衝突。小說本可以就此結束。但作者沒有任何外在和內在的必要繼續敘述，硬要這位先生深夜潛入少女房中糟踏了她。顯然，作者在小說的第一部分是站在少女這方面的，但到第二部分卻轉到浪子那面去了。一個印象破壞了另一個印象，整部小說也就分裂了，像沒有揉好的麵包一樣地鬆散了。 莫泊桑在《俊友》以後的所有長篇小說里（我現在不談作為他的主要功績與光榮的短篇小說，這留待以後再說），顯然是屈服於那不僅統治著他那個在巴黎的圈子，而且統治著各地的藝術家們的一種理論，認為對於藝術作品不僅不需要任何明確的善惡觀念，相反地，藝術家應當完全無視任何道德問題，藝術家的某些功勞甚至就正是在這裡。 根據這個理論，藝術家可以或者應當描寫真實的，存在著的，或者美的，因而也是他所喜愛的，或者甚至描寫那可能是有用的東西，如同材料之於「科學」。但對於道德與非道德，善與惡的關懷，卻不是藝術家的事情。 我記得，有位著名的畫家給我看他的一幅繪著禮拜行列的畫[14]。一切都畫得很傑出，但就是看不出藝術家對自己所畫的事物的任何態度。 「怎麼，你認為這些儀式好嗎？需要還是不需要呢？」我問這位藝術家。 他有點寬容我這種天真，告訴我說他不知道，也不認為必需知道這個，他的事情只是描畫生活。 「但你至少是喜歡它的吧？」 「我不能說。」 「那麼，你討厭這些儀式？」 「既不是喜歡，也不是討厭。」這位描畫生活而不知道生活的意義、對生活現象不愛也不恨的當代的、有著高度文化修養的藝術家帶著對我的愚鈍表示同情的微笑回答說。可惜，莫泊桑也正是這樣想的。 他在《皮埃爾和若望》一書的序言裡說，人們對作家說：「安慰我，讓我高興，使我憂愁，感動我，令我幻想，令我笑，令我戰慄，令我哭，令我思索吧。只有若干與眾不同的人才向藝術家要求：請在那最適合你的氣質的形式里，給我創造點美的東西吧。」[15] 莫泊桑就是為滿足這些與眾不同的人物的要求，寫了他的長篇小說，天真地認為，他那個圈子裡的人認為是美的一切，也就是藝術應該為之服務的美。 在莫泊桑周旋於其間的那個圈子裡，過去和現在都認為藝術應當為之服務的那種美主要是女人，袒胸露臂的年輕貌美的女人以及她們的性生活。不僅莫泊桑的「藝術」同行：畫家、雕塑家、小說家、詩人，甚至哲學家——青年一代的導師也有著這種看法。著名的勒南[16]在他的《馬可·奧勒留》（《Marc Aurele》）一書里就直截了當地說出了下面的話，指責基督教不懂得女性美： 「這裡明顯地看出基督教的缺點：基督教太偏重於道德。在它那裡，美是完完全全被忽略了。但照一種完整的哲學來看，美遠不是一種表面的優點，一種危險，一種不便，而是上帝的賜予，就如同德行一樣。它與德行有同等的價值。美麗的女人表現出神的目的之一面，是上帝的意向之一，正如同天才的男人或有德性的女人一樣。她知道這一點，因而以此自豪。她本能地感覺到她身上具有的無盡的寶藏，她清楚地知道，即使沒有聰慧，沒有天才，沒有嚴肅的德行，她也是上帝的最重要的表現之一，因此，為什麼要制止她盡情表現她得之於上帝的賜予，為什麼要制止她把她幸而得到的瓌寶呈現於人前呢？ 「女人裝飾自己，就是履行一種義務，她是在完成藝術的、一種精緻的藝術的事業，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一種最優美動人的藝術。我們切莫因三數微詞引起輕浮者的微笑而陷於困惑。我們認為解決了裝飾人體，也即是裝飾完美本身這個最困難的任務的希臘藝術家是天才，可竟然把致力於參與神的絕美的創造、女性美的創造看作一件瑣事！須知女人的修飾及其應有盡有的巧妙，就是一種偉大的藝術呵！ 「能有此造詣的世紀和人民，堪稱為偉大的世紀，偉大的人民。基督教就因為擯棄了這種探求，以致它所定立的社會理想，很晚，直到全世界憤怒的人們起來粉碎宗教狂熱最初所加於教徒身上的狹窄桎梏的時候才能成為完美社會的典範，便是一個明證。」[17] （所以，按照這位年輕一代的導師的意見，只有現在巴黎的裁縫和理髮師才改正了基督教所犯的錯誤，而恢復了美的真正的最高的意義。） 為了使人對美的含義不至於有所懷疑，這位最著名的作家、歷史家兼學者就寫了一部戲劇《楚爾的女修院長》（《L』Abbesse de Jouarre》）。在這部作品裡表明，與女人性愛就是為美服務，就是崇高而美好的事業。該劇之絕無才能和極端粗鄙是驚人的，譬如達爾斯與女修院長的那段對話，從第一句起就可看出這位先生同那個仿佛是很聖潔、德高望重的修女所談的是什麼樣的愛情，而她竟然絕不認為這是侮辱。這個劇表現了所謂德高望重的人們在面臨死刑的時候，即使在死前幾個鐘頭里，除了沉溺於獸慾而外，再也不能做一點更高尚的事情。 所以，在莫泊桑生長於其間，受教育於其間的那個階層，對女性的美和愛情是描寫得很認真的，且早已為聰明博學之士所認可、所解決了。無論在過去和現在這種描寫都被認為是最高藝術——le grand art——的真正任務。 莫泊桑一旦成為時髦作家，他就向這種荒誕得駭人的理論屈服了。這個虛偽的理想便驅使莫泊桑在小說里犯了許許多多錯誤，使得他的作品越來越差，這是完全可以預料到的。 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的要求的根本區別就在這裡。長篇小說的任務，甚至外在的任務就是描寫整個人類生活或許多人的生活，因此寫長篇小說的人就應該對生活中的善惡有一個明確而固定的看法，而莫泊桑沒有，相反，他所依據的理論卻認為無須有明確而固定的看法。如果莫泊桑只是一個像某些情慾小說的無才作者那樣的小說家，那麼，他即使沒有才華，也大可心安理得地把惡當作善來描寫，在與作者持同樣觀點的人們看來，他的作品也不失為完整而有趣的作品。然而莫泊桑卻是一個有才華的人，就是說，他能從本質上來觀察事物，因而也就不自覺地揭示了真實，即在他滿以為是善的東西之中不由自主地看出了惡的東西。因此，在他的全部作品裡，除第一部作品而外，他的同情經常是搖擺不定的，一時把惡當作善，一時又承認惡是惡，善是善，一時又不停地從這邊跳到那邊。這就破壞了一切藝術印象的基礎，它的charpente[18]。對藝術不大有判斷能力的人常常認為，一部藝術作品，要是在它裡面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人物，要是一切都依照一條伏線來布局，或者所描寫的只是一個人的生活，那麼，這便是一部完整的藝術作品了。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這只是表面的觀察而已，那種使一部作品凝結成一個整體、從而產生反映生活的幻象的凝聚物，並不是人物與環境的統一，而是作者對事物的獨特的道德態度的統一。事實上，當我們讀著或者默諦一個新作家的藝術作品時，在我們心中發生的基本問題經常是這樣的：「唔，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你和那些我所知道的人有什麼不同呢？關於應當怎樣看待我們的生活的問題，你又能告訴我一些什麼新的東西？」無論藝術家描寫的是什麼人，是聖人也好，強盜也好，皇帝也好，僕人也好，我們尋找的，我們看見的只是藝術家本人的靈魂。如果這是一個熟識的老作家，提出的問題就不是你是誰，而是「唔，你還能告訴我什麼新的東西？現在你從怎樣的新的方面來為我闡明生活呢？」所以，一個對世界沒有明確的固定的新觀點的作家，尤其是那種認為甚至不需要有這種觀點的作家，是不能創造出藝術作品來的。他可能寫得很多、很好，但不會是藝術作品。莫泊桑的長篇小說就是這樣的情況。他的頭兩部作品，特別是第一部《一生》，生活態度是清楚的、確定的、新的，所以是一部藝術作品。他一旦屈從於那種時髦理論，斷定作者對生活的這種態度完全是不需要的，只是為了faire quelque chose de beau[19]而寫作，那麼他的小說也就不再是藝術作品了。在《一生》和《俊友》里，作者知道應當愛誰恨誰，而讀者也同意他，相信他，相信他所描寫的人物和事件。但是在《我們的心》和《苡威荻》里，作者不知道應當愛誰恨誰，因而讀者也就不知道了。讀者既然不知道，也就不相信所描寫的事件，對它們就不感到興趣了。所以，除了最初幾部作品，嚴格地說，除了第一部而外，所有莫泊桑的長篇小說，作為小說來講，都是寫得不好的。如果莫泊桑只是給我們留下一些長篇小說，那他只能成為一個驚人的範例：一個光輝的天才是怎樣被他所處的虛偽環境，被一些不愛藝術所以也不懂得藝術的人所杜撰的虛偽的藝術理論毀掉了的。幸而莫泊桑還寫了許多短篇小說，在這些短篇小說里，他不曾受他所採納的那個虛偽理論的支配，寫的也不是所謂quelque chose de beau[20]，而是感動或激發他的道德感的事物。根據這些短篇小說——不是全部，而是其中最優秀者——可以看到作者的道德感是如何成長起來的。 如果一個真正的天才在虛偽理論的影響下也不強制自己，那麼他的驚人的特點就在於天才自會教育它的擁有者，引導他沿著道德發展的道路前進，使得他愛那值得愛的，恨那值得恨的。藝術家之所以是藝術家，只是因為他不是照他所希望看到的樣子，而是照事物本來的樣子來看事物。天才的擁有者——人可能會犯錯誤，但是天才，如果像莫泊桑在他的短篇小說中那樣讓其發展，能夠揭發、暴露事物，而且使得人們愛那值得愛的，恨那值得恨的。每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如果他在環境影響下開始描寫那不應當描寫的事物，就會發生與巴蘭一樣的情況，巴蘭本想祝福，卻詛咒了那應當詛咒的，他想要詛咒時，反而祝福了那應該祝福的。[21]他不由自主地做的並不是他願意做的事，而是應該做的事。莫泊桑也正是這樣。 恐怕難以找出一位作家，像莫泊桑那樣誠心誠意地認為一切幸福、全部生活意義都在於女人，在於愛情，那樣熱情地從各個方面來描寫女人和她的愛情。也恐怕未曾有過一位作家，像莫泊桑那樣鮮明而準確地表現了他認為是最崇高、而且是提供生活最大幸福的這個現象的一切可怕方面。他越深入這個現象，就越有力地揭露它，剝去它的外殼，留下來的僅僅是駭人的後果及其更加駭人的本質。 請讀讀他的兒子——白痴，和女兒在一起的深夜（《L』ermite》[22]），水兵與妹妹（《Le port》[23]），《橄欖地》，《小洛克》（《La petite Roque》），英國女人《哈勒特小姐》（《Miss Harriet》），《巴蘭先生》（《Monsieur Parent》），《柜子》（《L』armoire》，寫一個在柜子里睡著了的女孩），《水上》[24]（《Sur l』eau》）中的婚禮，以及表現這一切的最後一篇《離婚案》（《Un cas de divorce》）。馬克·阿夫列里推想一種假定能摧毀人們觀念中的這種罪惡[指愛情——譯者]的吸引力時所說的話，莫泊桑卻以鮮明的、震撼心靈的藝術形象做到了。莫泊桑想歌頌愛情，但他對愛情越了解，就越是詛咒它。他詛咒愛情，因為愛情帶來不幸與痛苦，因為種種失望，主要是因為存在真正愛情的贗品，因為愛情中含有欺騙，人越是相信這種欺騙，就越是感到痛苦。 這些卓越的短篇小說和他最優秀的作品《水上》的不可磨滅的特點，鮮明地顯示了作者在其文學活動的過程中道德力量的成長。 作者的這種道德成長，不僅表現在他對性愛的揭露，不自主的、因而是更為有力的揭露上，還表現在他對生活提出了越來越高的道德要求上。 他不單是從性愛里看見人的動物性要求與理性要求之間的內在矛盾，他是在整個世界結構里看見了這個矛盾。 他看到這世界，即物質的世界，照它本來的樣子不僅不是一個最好的世界，相反，可能是一個壞透了的世界。這個思想鮮明地反映在《奧爾拉》（《Horla》）里，這個世界是不能滿足理智與愛情的要求的。他又看到人的靈魂中另有一個世界，或者至少是對那另一世界的要求。 使他苦惱的不只是物質世界的不合理及其醜惡，使他苦惱的是世界的可厭與分裂。我不知道是否還有更能攫住人心的絕望的叫喊，一個迷路的人意識到自己的孤寂時發出的叫喊，就像在那篇最優秀的短篇小說《寂寞》（《Solitude》）中所反映出來的思想一樣。 最使莫泊桑苦惱、他曾多次談及的現象，是人的孤獨，是精神上孤獨的痛苦狀況，是人與他人之間的隔膜的痛苦，正如他所說，肉體上的聯繫越緊密，這隔膜就越使人感到痛苦。 是什麼苦惱著他呢？他希望什麼呢？什麼能摧毀這種隔膜？什麼能結束這種孤獨？愛，但不是女性的已經使他厭惡的愛，而是純潔的、精神的、神聖的愛。莫泊桑在尋找它，他奔向它，痛苦地從他所感受的一切桎梏中衝出來而奔向它，奔向那顯然早已為人人敞開的人生出路。 他還不能說出他所尋求的東西的稱謂，也不願只是在口頭上把它說出來，免得冒瀆他視為神聖的東西。但他那未名的憧憬在孤獨面前表現為恐怖，這憧憬是如此真誠，比起許許多多只是口頭上宣揚的愛的說教來，就更強烈地感染人、吸引人。 莫泊桑一生的悲劇就在於，他雖然處在駭人聽聞的醜惡的道德墮落的圈子裡，但他憑藉的非凡天才的光芒，力圖擺脫這個圈子裡的人們的世界觀，他已接近解放，已呼吸著自由的空氣，但這場鬥爭耗盡了他最後的一點力量，他不能再作最後的一次努力，他還沒有獲得解放就滅亡了。 這種滅亡的悲劇還在於，當代的所謂有教養的人們大多還在繼續演著這個悲劇。 一般地說，人們總不會生活著而不知道自己所過的生活的意義的。隨時隨處都會有先進的絕頂聰明的人物出現，人們稱之為預言者。他們向人們解釋他們的生活的意義，而普通人，中等資質的人，往往沒有能力自己弄明白，就遵循著預言者向他們揭示的對生活的那種解釋。 一千八百年以前，基督教已經把這個意義解釋得簡單、明白、愉快而又無可置疑，所有承認這個意義、並且一向遵循著從這意義產生的生活準則的人們，他們自己的生活就足以證明這點了。 但是又有一些人把這個意義妄加解釋，以至成為一派胡說，於是人們便進退維谷，不知何去何從：究竟是承認像天主教、路德、教皇、無垢受胎教義等等所解釋的那種基督教，還是依從勒南之流的教誨而生活，即無須信賴任何準則，無須任何人生觀，而只須在情慾強時縱慾，情慾弱時則隨習慣而生活。 普通人選擇前者或後者，有時兩者都依從，始則要放蕩，後則要天主教。人們就這樣世世代代生活著，以各種各樣的理論、文章為掩護，不是為了認識真理，而是為了掩蓋真理。一些普通人，尤其是愚笨的人，覺得很舒暢。 但是另一些像莫泊桑這樣的人（這種人很少，不常有）用自己的眼睛看見事物本來的樣子，看出它們的意義，看見他人所不能見的生活矛盾，生動地想像出這些矛盾會不可避免地把人們引向什麼，於是就先人一著去尋求解決矛盾的方法。他們到處去找尋解決矛盾的方法，卻不在這些方法所在的地方，即在基督教義中去尋找，因為他們認為基督教已是殘餘的、不合時宜的醜惡可厭的荒誕之說。及至竭力尋找這些解決方法而徒勞無功之後，他們便相信矛盾是不能解決的，相信生活的特點就在於生活本身總是帶來無法解決的矛盾。在得出這樣結論之後，如果這些人是生性軟弱、而不是精力充沛的，他們就和那無意義的生活妥協，甚至還以此自豪，認為自己的無知是美德，是文明。如果他們像莫泊桑這樣是精力充沛、正直而有天才的人物，他們就不能忍受，並以不同的方式離開這種荒誕的生活。 就好像在沙漠中渴極的人到處去尋水，唯獨不到那些站在水源上方、把水弄髒了的人們的附近去尋找，這些人只能給你泥漿而不是清水，但是，清水卻就在泥漿背後不斷地流著。莫泊桑就是處在這種境地。他不能相信，他顯然從來沒有想到，他所尋求的真理早已被發現了，而且離他這樣近；他不能相信，人能夠在他感到自己是生活在其中的矛盾之中生活。 依照那些培養了他，圍繞著他，為他的在精神和肉體兩方面都強壯的年輕生命的一切欲望所肯定的理論來說，生命在於享樂（其中主要是女人和她的愛情），在於縱情恣意地享樂，也在於描寫這種愛情以及喚醒他人的愛情。這一切本來也無可厚非，但仔細觀察這些享樂時，在其中就會現出與愛和美完全背道而馳的敵對現象：女人總是會由於某些原因變得醜陋、因妊娠而不美，因生育而不潔，然後有了孩子，不想要的孩子，還有欺騙、虐待、良心的譴責，末了不過是衰老與死亡。 那麼，這種美確實是美嗎？那麼，這一切為的是什麼？如果能使生命停頓就好了。但生命在繼續。那麼「生命在繼續」又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說，頭髮脫落了，變白了，牙齒壞了，出現了皺紋和口臭。甚至在這一切了結之前，就已經令人害怕，令人嫌惡了：擦脂抹粉，流汗、惡臭、醜陋。我為之獻身的東西在哪裡呢？美在何處呢？而美就是一切呀！沒有美就什麼都沒有，也沒有人生了。 不僅在生命所在之處沒有生命，就連你自己也在開始離開生命，你衰弱了，愚鈍了，瓦解了，別人就在你眼前奪去你全部人生幸福之所在的享樂。儘管如此，生命的另一種可能性，另一種東西，一種與人們、與全世界的結合，開始露出微光，有了它一切欺騙就都成為不可能，什麼都不能破壞這另一種東西，它是真實的，永遠是美的。但這種東西是不可能有的。這只是沙漠綠洲的幻影，我們知道這種綠洲並不存在，只有一片黃沙。 莫泊桑活到了生命的這樣一個悲劇時刻，這時環繞著他的生命的虛偽同他開始意識到的真實發生了衝突，而同時精神上的新生也已經開始逼近。 在我們刊印的這個集子中，那些優秀的作品，特別是他的短篇小說正是這新生的痛苦的反映。 如果他註定不是在新生的痛苦中死去，而是誕生，那麼，他大約會貢獻出偉大的，富有教育意義的作品來的，但就是他在新生過程中給予我們的也已經很多了。為了他已經給予我們的一切，讓我們感謝這位有魄力的正直的人吧！ （1894） 尹錫康 譯 〔據《列夫·托爾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 * * [1]《戴家樓》，一八八一年巴黎出版之《莫泊桑短篇小說集》（收有短篇小說八篇）之第一集。 [2]莫泊桑讀托爾斯泰的小說《伊萬·伊利奇之死》法譯本時說：「我看，我的全部活動毫無用處，我的十卷集沒有任何價值了。」（《文學遺產》，第37—38卷第447頁，1939年莫斯科版。） [3]亞·瓦·德魯日寧（1824—1864），俄國批評家與文學家。 [4]法語：一個可靠的人。 [5]《土地》是左拉的長篇小說。 [6]《小法代特》、《魔沼》是喬治·桑的短篇小說。 [7]《小法代特》、《魔沼》是喬治·桑的短篇小說。 [8]法語：大腿和胸部。 [9]法語：樂於為此。 [10]法語：惡棍。 [11]法語：戴綠頭巾的。 [12]法語：受人嘲笑的。 [13]約伯是《聖經·舊約》中的人物，見《約伯記》。 [14]指列賓的《庫爾斯克省的禮拜行列》。 [15]此段引文原為法語，據托爾斯泰本人的俄譯文譯出。 [16]勒南（1823—1892），法國宗教史家，哲學家。 [17]此段引文原為法語，據托爾斯泰本人的俄譯文譯出。 [18]法語：框架。 [19]法語：創造一點美的東西。 [20]法語：一點美的東西。 [21]事見《聖經·舊約·民數記》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章。 [22]《隱士》。 [23]《港口》，為托爾斯泰所意譯，題名《法國女人》，發表於一八九一年。 [24]一八九〇年托爾斯泰曾複述《水上》之片斷，題名《昂貴》。一八九一年又將此片斷中之一節（論戰爭）收入論文《天國就在你們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