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杜甫 · 李白的家室索隱
李白以開元十三年（725）二十五歲出蜀，隨即進行了第一次長江流域的漫遊，南浮洞庭，北游襄漢，東上廬山，直下金陵揚州，東北訪汝南一帶。據他三十歲時（開元十八年）《上安州裴長史書》里說：「見鄉人（司馬）相如大誇雲夢之事，雲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於此，至移三霜焉。」可見他是以開元十五年招贅於許家，結婚時已經二十七歲了。所謂「許相公」即許圉師，高宗龍朔年間曾任左相，家於湖北安陸。
就在這結婚後第三年開元十八年的春夏之交，他經由南陽第一次赴長安。到達長安後寓居終南山，靠著他自己的才華和許家的舊有勢力，他結識了唐玄宗的妹子玉真公主（後賜號持盈法師）、賀知章、崔宗之等人。在長安住了不久，在同一年的秋末又西遊邠州、坊州，在那一帶度過了一個冬天。開元十九年的春間回到終南山。當年五月以獵取功名無著，乃離京泛舟黃河東下，中途遇風浪，遂在梁園（開封）留下了。這一段經過，以前的研究家們都忽略了。稗山氏曾撰《李白兩入長安辨》（見《中華文史論叢》第二冊），首先注意及此；但他把這第一次入長安的時期，擬定在開元二十六年與二十八年之間，卻是毫無根據的。我基本上採取了他的看法，但把時期提前了將近十年。我的根據是什麼呢？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中有這樣的話：
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臣，許與氣義。
開元十八年，李白三十歲。那時玄宗在西京。十九年十月玄宗曾赴東都，十一月即返長安。到二十二年正月又就食洛陽。李白在三十歲時要「歷抵卿相」與「王公大臣」等交遊，只有到西京去才有這樣的可能。這就肯定著：李白在三十歲時斷然去過一次西京。杜甫的《飲中八仙歌》所列舉的八人是賀知章、汝陽王李璡、左相李适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蘇晉死於開元二十二年（見《唐書·蘇珦傳》）。如果李白僅於天寶初年去過一次長安，蘇晉何以能預「八仙」之游，前人多不知其故。今知李白曾兩次去長安，「八仙之游」締結於開元十八、九年，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了。這樣又恰好成為李白曾兩次去長安的又一左證。杜甫的詩作於天寶初年，詩中所說有時涉及後來的事，如李适之為「左相」是在天寶元年，李白受詔侍宴也是天寶元二年間事，把歷史事實前後錯綜，這是詩人的常用手法（寫詩不是在寫史），不足為異。
李白是功名心很強的人，他既為許圉師的孫女婿而不依仗許家的舊勢力以獵取功名，是不能理解的。現在我們可以理解了，他在結婚後三年便曾經去過長安，那倒是很合乎常理的事。他的第一次長安之游，無疑使他的名氣更大了，但並沒有撈到一官半職。因而這一段史實，一千多年來，在他的一生之中，成為了被人忽視的暗礁。
李白後來移家到山東去了。他在《秋於敬亭送從侄耑游廬山序》裡面說：「酒隱安陸，磋跎十年。」這是說他招贅於許圉師家之後，前後經過了十個年頭才離開了安陸，移家到魯郡兗州任城東門內，其時當在開元二十四年。他何以要移家而且到魯郡？詳細的動機不明。《唐書》本傳以為「父為任城尉，因家焉」，那是莫須有的事，前人已辨其妄。李白在《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詩里說：「顧余不及仕，學劍來山東；舉鞭訪前途，獲笑汶上翁。」古時稱「山東」本來指華山之東，範圍很廣。但此詩言及「汶上」，題為「東魯行」，可見他到東魯是為的「學劍」。李白的性格對於所接觸的事物都相當認真。他讀書認真，鐵杵磨針的故事可證。作文認真，他對少年時所作的《大鵬賦》，「悔其少作，……中年棄之」可證。交朋友認真，《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所述葬友人吳指南事可證。學道認真，他竟成了真正的道士可證。……因此，他為認真「學劍」而移家東魯，當不會是泛泛的敷衍話。
和李白同時有一位擊劍名人叫裴旻。唐文宗太和初年（827）曾把李白詩歌、張旭草書、裴旻劍舞，稱為「三絕」。裴旻事略，在《新唐書》中，附見《李白傳》後。他曾隨幽州都督孫佺北伐奚人，為奚人所圍，乃舞刀立馬上，飛矢四集，迎刃而斷。奚人大驚，解圍而去。裴旻又曾為北平守，當時北平多虎，一日射虎三十一頭之多。這樣一位舞劍名人、射虎能手是李白所崇敬的，願意拜他為師。李白曾經寫信給裴旻，說：「如白，願出將軍門下。」（見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裴旻當時或許隱居在東魯，故李白移家就教。這個推測雖然沒有更進一步的確切證據，然李白為了學劍願拜裴旻為師，也可見李白學劍的要求是如何認真了。李白的武藝也達到驚人的高度，他在幽州打獵，曾經「一射兩虎穿，……轉背落雙鳶。」（《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他不認真練習，斷難具有這樣的本領。
李白對於他的家室的感情也非常認真。他的許氏夫人為他生了一子一女，大體上是各種文獻所共通的說法。許氏早逝，但死於何時是一個問題。兒女的年歲也有各種不同的揣測。這些雖然是無足重輕的問題，但在了解李白的性格和他部分作品的創作年代上是值得加以探索的。
我們確切知道，李白於天寶元年（742）四月曾登過泰山，不久便攜兒女南遊。他先把他們寄放在南陵（在唐屬宣州宣城郡），他自己南下會稽，和道士吳筠同隱居於剡中，在今浙江省曹娥江上游。吳筠不久受到唐玄宗的徵召進京，由於吳的推薦，更有賀知章、持盈法師等為之揄揚，因此朝廷也派使臣徵召李白，他因而得到第二次進京的機會。他先回到南陵與兒女相別，有《南陵別兒童入京》一詩以紀其事。
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
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
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時令是在季秋，在南陵山中有一個「家」。家中有「兒女」，但沒有說到兒女的母親，而且在大罵輕視朱買臣貧賤的「會稽愚婦」。李白別有七絕《別內赴征三首》，舊時注家均以為天寶元年同時所作，其實那是天寶十五年末應永王李璘的徵召下廬山時的詩，留待下面加以說明。兒女看見父親回來了，但還不知道父親又將遠別，故「嬉笑牽衣」。這時的兒女看來還相當小，但小的總會有五六歲了。太小而無母，則不能同出遠門。李白在入京前先回南陵，主要的目的看來就是要安頓兒女，很明顯他是托人把兒女帶回到東魯去，然後單身進京。
李白以天寶元年的冬季，第二次入長安，受到唐玄宗的引見，奉命供奉翰林。做了一年多的宮廷詩人，雖然名噪一時，但也並沒有實受到一官半職。由於張垍、高力士、楊玉環的相繼讒毀，在天寶三年的春季便被排擠出京，美其名曰「詔許還山」。這是李白在政治活動上的第一次大蹭蹬。李白以當年三月經由商州東下，漫遊了梁宋和齊魯。在這期間，他和杜甫、高適相遇，並一同遊覽。特別是李杜的相遇，在中國文學史家們是視為一件大事。杜甫自己也很重視，他在晚年的詩中曾經兩次回憶到：「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台」（《昔游》）；「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遣懷》）。但他們的相處並不很久。我們知道李白以天寶四年即南下金陵，漫遊了會稽、霍山、廬江、尋陽等地。天寶九年又北游洛陽與龍門。十年的春季回到了東魯的寄居。其後不久又南下，便沒有再回過東魯了。
李白儘管南北漫遊，登山臨水，求仙訪道，飲酒賦詩，仿佛忘記了身外的一切，然而他對於自己的幼兒幼女是非常關心的。在他的詩中多次提到他的兒女。不妨把它們引證在下邊吧。
一、《送楊燕之東魯》詩，這裡只摘引詩的後半段：
我固侯門士，謬登聖主筵。一辭金華殿，蹭蹬長江邊。
二子魯門東，別來已經年。因君此中去，不覺淚如泉。
這詩當作於天寶六年春，時在金陵。李白是以天寶四年秋離開東魯，故詩云「別來已經年」。詩里也只說到「二子」，沒有說到二子的母親。李白是那麼曠達的人，為什麼他一說到子女便那麼傷心？這裡面應該有對於孩子們的母親的懷念。
二、《寄東魯二稚子》（原注「在金陵作」）：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
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
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煙。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
桃今與樓齊，我行尚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
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名伯禽，與姊亦齊肩。
雙行桃樹下，撫背復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
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川。
詩里說和兒女相別已經快三年了，故可推定：詩必作於天寶七年的春天。這和南陵相別已經五年多了。就詩中描繪的情況看來，長女平陽的年紀已不很小，故作父親的人會作詩慰問。次子伯禽也長到和姐姐的肩頭那樣高了。姐弟的高低相差一頭地，看來年歲的相隔是有十年光景。詩里明明說出：「撫背復誰憐？」的確是沒有母親的。這和南陵相別時的情況是一樣，可見許氏夫人是早死了。
三、《送蕭三十一之魯中，兼問稚子伯禽》：
六月南風吹白沙，吳牛喘月氣成霞。……
夫子如何涉江路，雲帆嫋嫋金陵去？
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處。
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歸空斷腸。
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
詩當作於天寶八年的夏天，伯禽又大了兩歲。作父親的人懸想到他「應駕小車騎白羊」，看來應該有十三、四歲的光景了。沒有提到長女平陽，封建時代已經長大了的姑娘是不好輕易見客的。
把上面幾首詩綜合起來，再參照以魏顥在《李翰林集序》中所述，可以比較正確地了解到李白在開元年間到天寶初年的家室情況。
白始娶於許，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於劉，劉訣。次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娶於宋。
——魏顥《李翰林集序》
魏顥的序文，奪誤頗多，很難屬讀。單是這一小節便有不少的問題。既言許氏「生一女一男」，而接著卻只標出一個「明月奴」的名字。「明月奴」很明顯地是女孩子的小名，不像男孩子的名字。因此「一男」二字是後人加上去的。刊本或作「二男」，更謬。除去「一男」二字，即「白始娶於許，生一女，曰明月奴」，文字便毫無問題了。
「女既嫁而卒」也不知所云。魏顥與李白的相遇是在天寶十三年，序文之作是李白長流夜郎途中的乾元元年。如謂平陽既嫁而許氏卒，則在平陽未嫁之前而許氏早就不在了。如謂平陽既嫁而平陽卒，這應該是後來的事。但我們明確地知道，李白以至德二年（757）在尋陽獄中所作的《百憂章》裡面有「草擲二孩」句，可見當時平陽尚未嫁。平陽嫁於何時，甚至是否曾經出嫁，都不得而知。卒於何時更不得而知。論理父親在監獄或流竄期中，沒有母親的女兒是不會輕易出嫁的。故「女既嫁而卒」，應該是「女既笄而卒」，古者女子十五曰及笄，應該是平陽在十五歲時或者將近十五歲時，而許氏去世了。因許氏去世，所以才「又合於劉」。這樣才能順理成章。李白與許氏結合是在開元十五年，平陽比伯禽要高一頭地，看來她即生於開元十五年末或十六年。待她及笄或將近及笄，則為開元二十八或二十九年。我擬定許氏之卒在開元二十八年的年末。她是移家東魯之後去世的。移家東魯在開元二十四年，伯禽之生當在開元二十五年，與長姐平陽相差十歲。因有長姐帶領小弟，故天寶年間李白才能長期在外漫遊，然而是經常在思念著他們的。這樣的定年才可以合情合理。
「又合於劉，劉訣」。這位劉氏可能是李白在天寶元年游江東時的結合，結合不久便離異了，在《南陵別兒童入京》中，所大罵的「會稽愚婦」應該就是這個劉氏。這個劉氏是不安於室的，李白有《雪讒詩贈友人》一首可證。詩中也在大罵婦人：「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前人以為罵的是楊貴妃，顯然是臆解。詩中雖然提到妲己、褒姒、呂后、秦始皇的母親，但轉語是「萬乘尚爾，匹夫何傷？」是側重在「匹夫」，而非側重在皇室。可以推想到那位劉氏與李白離異後，曾向李白的「友人」處播弄是非，故李白乃「雪讒」自辯。事情是明白如火的。
「次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這位無名氏的魯婦人，看來是出於魏顥的誤會。魏顥自號為王屋山人，他是李白的崇拜者，在天寶十三年曾經從王屋山（在山西陽城縣西南）到東魯去訪問李白，不遇，便南下追尋。他本人游遍了浙江，歸途在揚州才同李白見了面。故他對於李白家室的敘述，有的是根據李白的口授，有的是出於他的推測。所謂「生子曰頗黎」，其實就是伯禽。伯與頗，音相近。禽字由黎字的音推測，應該本作「離」。伯離即頗黎，被後人誤為了伯禽。「伯禽」本是西周初年周公旦的長子魯公的名號，李白何至以古人的名字來名自己的幼兒？然伯離一千多年來已誤為「伯禽」，我們也只好將錯就錯了。無名氏的魯婦人可能是李白友人的眷屬（如「竹溪六逸」中除李白而外的任何一位），是李白拜託她來照拂自己的兒女的，被魏顥誤會為李白的夫人了。
「終娶於宋」。「宋」字是「宗」字的錯誤，前人已言及。李白的最後一位夫人是宗楚客的孫女，有《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璟》一詩可證。
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陸離！斬鰲翼媧皇，鍊石補天維。
一回日月顧，三入鳳皇池。失勢青門旁，種瓜復幾時？
猶會眾賓客，三千光路歧。皇恩雪憤懣，松柏含榮滋。
我非東床人，令姊忝齊眉。浪跡未出世，空名動京師。
適遭雲羅解，翻謫夜郎悲。拙妻莫耶劍，及此二龍隨。
慚君湍波苦，千里遠從之。白帝（城）曉猿斷，黃牛（峽）過客遲。遙瞻明月峽，西去益相思。
「媧皇」指武則天。宗楚客是武后的從姐子。兄弟三人（秦客、楚客、晉卿）都被重用。曾因貪贓，同被流竄嶺南。秦客在嶺南病死，楚客與晉卿遇赦（「一回日月顧」）。楚客在武后與中宗時代曾經三次拜相（「三入鳳皇池」）。後因韋後搞宮廷政變，謀害了唐中宗，李隆基（後來的唐玄宗）起兵把韋後殺了。同時也殺了宗楚客和晉卿，因為他們跡附韋後。但從詩里看來，宗家不久又恢復了名譽。所謂「失勢青門旁，種瓜復幾時？」便是借用秦東陵侯邵平的故事來喻宗家的遭遇，邵平因秦亡而曾種瓜青門外。但宗家的失勢並沒有多久。這和同時被李隆基斬殺了的上官昭容的遭遇相仿佛。李隆基殺了她，不久卻令宰相張說（悅）為她編集作序，在序中極力加以讚揚。
李白和宗氏的結合，時期估計當在天寶三年（744），地點當在梁園（河南開封）。於時是在李白「空名動京師」之後，而宗氏則已「失勢去西秦」（《自代內贈》）。梁園是宗氏的寓居，李白也說他自己「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書情贈蔡雄》），可見他在梁園也有家，往來於此，累十年之久。宗璟是李白的妻弟，長流夜郎時，水程送了他一千里。夜郎在今貴州遵義附近，但李白是由長江溯流而上，到了巫峽遇赦，並不曾到達遵義，可知「烏江」不是貴州境內的烏江。注家王琦以為尋陽江，則宗璟的湍波千里遠送，可見是從黃河流域遠道趕來的。
永王失敗時，李白逃奔至尋陽，即被囚繫於尋陽獄中。夫人宗氏曾經為他奔走營救。《在尋陽非所寄內》（「非所」即監獄）一詩中說得很清楚，「聞難知慟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淚請曹公。知登吳章嶺，昔與死無分。崎嶇行石道，外折入青雲。相見若悲嘆，哀聲那可聞！」那時宗氏寄居在豫章（南昌），聞難奔赴尋陽營救，途中要翻過峻險的吳章嶺。崎嶇道上的奔波，極類蔡文姬營救董祀時的心情。「曹公」指的是江南宣慰大使崔渙，或者是御史中丞宋若思。崔、宋二人都曾替李白昭雪，故李白以曹操相比擬。特別是宋若思，他把李白從獄中釋放了出來，還讓他參加了他的幕府。李白是很感激的，有詩紀其事，詩題雲《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詩贈之》。看來宗氏的奔走也和蔡文姬一樣產生了效果。宋若思還向朝廷推薦李白，「請拜一京官，獻可替否，以光朝列。」（見李白集中所謂《為宋中丞自薦表》）但朝廷不僅沒有批准，反而追究了李白的「罪行」，長流夜郎。這就是《別宗璟》詩裡面所說的「適遭雲羅解，翻謫夜郎悲」了。剛從獄裡釋放出來，卻又不得不長流夜郎，李白的悲憤是可以想見的。
宗氏和李白有相同的信仰，她也是信仰道教的人。李白有《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詩，詩有序：「白久在廬（江）、霍（山），元公近游嵩山，故交深情，出處無間；岩信頻及，許為主人，欣然適會本意。當冀長往不返，欲便舉家就之，兼書（同讀道書）共游，因有此贈。」詩題和詩序不相應，序只言有意應邀，詩題卻是已經到了山居，題詩壁上。看來，詩題是後人誤加的，詩序即是詩的長題。這詩，注家多以為作於天寶九年，大抵近是。於時李白的神仙迷信還非常濃厚，元丹丘是他親密的道友，他竟想舉家隱遁，和元丹丘同讀道書，一道學仙。值得注意的是詩的末尾四句：
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提攜訪神仙，從此煉金藥。
「拙妻」自然是宗氏，「嬌女」是平陽。照上述的估計，這時平陽已經有二十二、三歲了，受了她父親的影響，同時也是時代潮流的影響，她也在夢想乘鸞駕鶴了。在這首詩裡面，詩人的情趣有了很大的變化。他不像在《南陵別兒童入京》裡面那樣，大罵「會稽愚婦」；也不像在《寄東魯二稚子》裡面那樣，深嘆「撫背誰憐」。他是把妻女並提，而且準備全家修道，當然連兒子伯禽也是包含著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無疑是因為他認為宗氏和前妻的子女能和睦相處。
白有《秋浦寄內》詩，有句雲「我今尋陽去，辭家千里余」。這個「家」不是指東魯的家，是指梁園的家。宗氏是寄居在梁園的，故又云：「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疏。……有客自梁苑（園），手攜五色魚；開魚得錦字，歸問我何如。」李白是以天寶十二年秋離梁園南下，「三年」了，詩當作於天寶十四年。又有《自代內贈》一詩，不一定是李白的代作，唐代婦女能詩的人不少。詩云：「估客發大樓（山名），知君在秋浦。梁苑空錦衾，陽台夢行雨。妾家三作相，失勢去西秦，猶存舊管弦，淒清聞四鄰。」《秋浦寄內》便是回答這首詩的。由種種跡象看來，李白在寫了《秋浦寄內》之後不久，在天寶十四年的冬季曾經回過梁園。適逢其會，遇到安祿山的叛變，洛陽陷沒，潼關阻塞，因而匆匆地改變胡裝，和宗氏南竄。連留在東魯的一對兒女都顧不及了。有《奔亡道中五首》便是這時的紀事。這五首詩，前人均以為作於至德二年（757）永王失敗之後，與《南奔書懷》同時，內容與情調全不相屬。姑且舉出第四首以示例：
函谷如玉關，幾時可生還？洛陽為易水，嵩岳是燕山。
俗變羌胡語，人多沙塞顏。申包惟慟哭，七日鬢毛斑。
這有絲毫的跡象，表現出江南情景嗎？此外，如《扶風豪士歌》的「我亦東奔向吳國」，《猛虎行》的「竄身南國避胡塵」，《贈武十七諤》的「愛子隔東魯，……千里阻同奔」等語，如李白不曾於天寶十四年冬初北返梁園，這些奔竄的情跡是無法說明的。但反過來，也就是李白於天寶十四年冬初確曾回過梁園，遇安祿山之亂而蒼黃南奔。到達江南已是天寶十五年的春天了。他和宗氏，先在江南流寓過一些地方，最後上了廬山。
在這裡，最適宜於《別內赴征三首》七絕的敘述。
（其一）王命三征去未還，明朝離別出吳關。
白玉高樓看不見，相思須上望夫山。
（其二）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
歸來倘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
（其三）翡翠為樓金作梯，捲簾愁坐待鳴雞。
夜泣寒燈連曉月，行行淚盡楚關西。第三首第二句多作「誰人獨宿倚門啼？」，第三句「夜泣」作「夜坐」，今從別本。——作者注
這三首詩，前面曾提到注家都以為天寶元年應唐玄宗徵召、與《南陵別兒童入京》同時所作，那是完全弄錯了。不僅詩的情趣不一致，地望也講不通；因此，也有人說《別內赴征》是偽作。其實這三首詩是至德元年（即天寶十五年）應永王璘的徵聘時所作的。李白有《與賈少公書》，說到了「王命三征」的實際。
白綿疾疲苶，長期恬退。才微識淺，無足濟時。雖中原橫潰，將何以救之？王命崇重，大總元戎，辟書三至，人輕禮重。嚴期迫切，難以固辭。扶力一行，前觀進退。
「中原橫潰」顯然是指安祿山的叛變，當時東西二京都陷沒了，正是安祿山的毒焰不可一世的時候。「大總元戎」顯然是指永王璘東巡。故「王命崇重，……辟書三至」，不就是「王命三征」的實際嗎？把歷史背景弄清楚了，詩意便可以豁然貫通了。
永王東巡事，《唐書·永王璘傳》敘述得相當扼要：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十五載（即肅宗至德元年）六月玄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為山南東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江陵郡大都督，餘如故。（案：開元十三年封永王，十五年五月遙領荊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
璘，七月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將數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破用巨億。……肅宗聞之，召令歸覲於蜀，璘不從命。十二月，擅領舟師東下，甲仗五千人，趨廣陵。
江陵是永王的根據地。永王之聘請李白，論理是在他到了江陵之後，估計是在天寶十五年的十月中旬。前後派人去廬山聘請了三次，可知前兩次的聘使在江陵或江夏與廬山之間作了兩次往還。第三次的聘使還蹲在廬山上敦促。這第三次的聘使就是韋子春，他是永王「謀主」之一人。李白有《贈韋秘書子春》的詩，所寫的就是敦聘時事。「氣同萬里合，訪我來瓊都。披雲睹青天，捫虱話良圖。留侯將綺季，出處未雲殊。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把韋子春比為張良，把自己比為商山四皓中的綺里季。為了保衛漢惠帝是張良建議把商山四皓請下山來的，這典故用得很明顯。「瓊都」就是廬山。《郡國志》：「廬山迭嶂九層，崇岩萬仞。《山海經》所謂『三天子都』，亦曰『天子障』也。」（案見《海內東經》《郡國志》以下乃引自《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一，其文作「三天子障」與「天子都」，而《山海經·海內東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一曰天子鄣。」此系作者引《太平寰宇記》而又據《山海經》校正其文字。——編者注）韋子春見《唐書·玄宗紀》，天寶八載四月，「著作郎韋子春貶端溪尉，李林甫陷之也。」又見《宋高僧傳》卷十七《唐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邑傳》，「著作郎韋子春，有唐之外臣也，剛氣而贍學。」查《唐書·職官志二》，在秘書監之下有二局：一曰著作，二曰太史；著作局中有著作郎二人。故「著作郎」韋子春又可以稱為「秘書」。就是這位韋子春的廣長舌把李白說動了，使白在詩中宣告：「苟無濟代（世）心，獨善亦何益！」而終於下了廬山。
李白隨韋子春下廬山應在十二月下半月，已是冬末，故《別內赴征》第三首中有「夜泣寒燈連曉月」句。他是被聘請去江陵的，故有「行行淚盡楚關西」句。時令與地望都完全吻合。但到李白下山時，永王的樓船已經到了九江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李白便匆匆忙忙地上了樓船。
詩中的「白玉高樓」、「翡翠為樓金作梯」等是道家的慣用辭令，以金玉比堅貞潔白，正合乎宗氏的信仰。由詩的情趣看來，宗氏是不大同意李白下山的。第二首中表現得雖然隱約，但在霧中分明有山。「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妻子」即妻，猶如夫稱「夫子」。《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此其證一。又杜甫《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二首之一，詩中雲「汝去迎妻子」；「新婦」已稱「妻子」，此其證二。「出門妻子強牽衣」，乍看，好像有點小兒女子態，捨不得別離。但到下兩句便把真相透露出來了。「歸來倘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這是反用蘇秦的故事來作回答。蘇秦先遊說秦王，失敗而歸，「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的一家人是勢利鬼，待後來遊說六國，身佩六國相印，於是態度一變。但宗氏的態度，照李白的詩看來則完全不同。詩意是說：「如果我佩著黃金印回來，你不要看到我這個庸俗的蘇秦而不肯理睬吧。」這就透露了宗氏的不同意，而是勉強讓他去從永王東巡的。反用典故應該說是李白的創舉。
把李白的家庭生活情況弄清楚了，同時有好些難解的作品也才可以得到理解。樂府《公無渡河》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順便揭舉在這兒，加以解說。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
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
殺湍堙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
披髮之叟狂而痴，清晨徑流欲奚為？
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
虎可搏，河難憑，公果溺死流海湄。
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掛罥於其間。
箜篌所悲竟不還！
「黃河西來」是說黃河倒流。《古風》第三首：「秦皇掃六合，……諸侯盡西來」；《梁甫吟》：「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都是向西而來。又《孟子·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於中國」，是李詩所本。黃河倒流是喻安祿山的叛變。「崑崙」喻唐代的朝廷。「堯」喻唐玄宗，因為他把帝位讓給了他的兒子李亨。「大禹」，是指當時的天下兵馬元帥——李亨的長子廣平王李俶。李亨是處在虞舜的地位，詩中沒有點出。「披髮之叟」有人以為喻永王李璘，其實是李白自喻。「旁人不惜妻止之」的「妻」，不就是「出門妻子強牽衣」的那位宗氏嗎？「長鯨白齒」喻當時的讒口囂囂，杜甫《不見》詩中的「世人皆欲殺」。「掛罥於其間」喻系尋陽獄中及長流夜郎。這首樂府很可能是在長流夜郎的途中所作。他當時沒有料到：僅僅三個年頭便在中途遇赦，故有「箜篌所悲竟不還」的結語。
關於宗氏，李白還有《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二首》，值得敘述。
（其一）君尋騰空子，應到碧山家。水舂雲母碓，風掃石楠花。若戀幽居好，相邀弄紫霞。
（其二）多君相門女，學道愛神仙。素手掬青靄，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疊，乘鸞著玉鞭。
李騰空是有名的「口蜜腹劍」者——奸相李林甫的女兒，《廬山志》中說她「幼超異，生富貴而不染，遂為女冠，入廬山，居屏風疊之北」。可見唐代風氣，凡是不愁穿吃的閒男閒女，大抵都在求仙訪道，遁世出家。所謂「不染」，其實是另一種染法。李騰空是「相門女」，宗氏也是「相門女」，她們自然更是同氣相求了。值得注意的是：李白送宗氏單獨去廬山，而沒有陪著同去。我推想這兩首詩很可能作於長流夜郎、遇赦放回以後的上元二年（761）左右。李白寄居金陵，復往來於宣城、歷陽之間，已年逾六十；因過分失意而迅速衰老，對於道教的迷信已逐漸破除。然而宗氏則愈益醉心隱逸，看來他們兩人可能是在那時作了情投意合的最後訣別。
關於伯禽，也還有一些材料可以補充。
《贈武十七諤》一詩有序：「門人武諤，深於義者也。質木沉悍，慕要離之風，潛釣川海，不數數於世間事。聞中原作難，西來訪余。余愛子伯禽在魯，許將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援筆而贈。」詩中也說到「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這很明顯是天寶十五年初做的詩，於時安祿山占據了洛陽，但長安還沒有淪陷。伯禽已近二十歲，姐姐平陽則快三十歲了。詩中沒有提到平陽，但平陽當時還沒有出嫁，其後不久在尋陽獄中做的《百憂章》中有「星離一門，草擲二孩」二句，可以證明。同時所作的《萬憤詞》中有「穆陵關北愁愛子」句，「愛子」則不限於伯禽，而是把平陽也包含著的。女子子也是子，《東魯別二稚子》一詩即可為證。
在至德二年的當時，伯禽姐弟還在東魯。但在長流夜郎、遇赦放回後，伯禽顯然在江夏一帶隨侍看他的父親了。《門有車馬客行》樂府中有云：「嘆我萬里游，飄搖三十春」，飄流在外已經三十年。「廓落無所合，流離湘水濱」，表明是在乾元二年最後漫遊瀟湘時所作。那時有遠客來訪，「乃是故鄉親」，是從四川來的。於是便「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這個「兒」，毫無疑問，就是伯禽了。
伯禽以後似乎一直在他父親身邊。上元二年（761），李白去世的前一年，早春，寓居金陵。有《游謝氏山亭》一詩，開頭兩句是「淪老臥江海，再歡天地清」，表明了環境和時代。末尾兩句是「醉罷弄歸月，遙欣稚子迎」，「稚子」無疑是指伯禽，說不定也還包含著平陽。作父母的人對於自己的兒女，儘管已經長到二、三十歲了，始終是看作「稚子」的。
伯禽在李華《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中曾被稱譽。「有子曰伯禽，天然，長能持（侍），幼能辯（貶），數梯公之德，必將大其名。」「天然」以下八個字似有奪誤，意不甚了了。姑照字面解釋，似言其性情不矜持，對於長者能奉侍，對於幼者能自損，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意。然而「必將大其名」的預言，卻並沒有說中。
伯禽是定居在當塗的，死於李白死後三十年的貞元八年（792）。貞元十二年，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為李白建立新墓。據其《新墓碑》云：伯禽有女二人，「一為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戶甿也。」兩女都嫁給了普通的農民。據兩女的訴說，「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沒為民，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人。」看來伯禽的兒子，是在伯禽在世時就離開了家，其後不知下落。但李白的這兩位孫女倒很有志氣，范傳正哀憐她們成了農民的妻室，向她們建議「改適於士族」，被她們拒絕了。這是很值得稱讚的，不愧是李白的孫女！
再隔四十八年後的會昌三年（843）二月，裴敬所作的《墓碑》，記載著墓左人畢元宥的話：「二孫女不拜墓已五、六年。」看來這兩姊妹是在李白去世後七十五、六年先後去世的。李白沒有直系的後代，是所謂「絕嗣之家」；但他的墓長留在當塗，直到今天都還被人民保護著。一九六四年五月，我曾經去過采石磯，看到了古人所謂燃犀渚或牛渚。長江邊上的太白樓也煥然一新了。我當時做了一首《水調歌頭》以紀行，抄錄在下邊，作為本文的結束。
久慕燃犀渚，來上青蓮樓。
日照長江如血，千里豁明眸。
洲畔漁人布罶，
正是鰣魚時節，我欲泛中流。
借問李夫子：願否與同舟？
君打槳，我操舵，同放謳。
有興何須美酒，何用月當頭？
《水調歌頭·游泳》，
暢好迎風誦去，傳遍亞非歐。
宇宙紅旗展，勝似大鵬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