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宋夏金史講義 · 第六章 宋代的文化

第一節 兩宋的理學 一、唐和五代反對佛教運動的回顧 佛教入自東漢，大行於南北朝，然其時佛教經典傳譯未廣，故信徒大多偏於宗教儀式及行為。其後則不但譯經廣布，中國佛教的論述也漸多，隋代完成了中國的統一，南北趨向不同的佛學也得到綜合的機會，民間佛書多於儒家的六經至數十百倍。至於唐代，佛教教義之傳播更深入於士子及民間，取得了思想意識方面的統治地位，道教不能與之相抗，儒家更不能與之相抗。故佛教在唐代實為中國歷史上達於最盛的時期。 在佛教的各個宗派當中，禪宗至唐代更特別盛行，禪宗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故亦稱為頓門。此說一倡，以為人人皆可頓悟成佛，其影響及於其時一般人群之思想行為者至大。 唐代中葉的帝王，如代宗，如憲宗，均崇信佛教，其時國內矛盾重重，民間之為避役逃稅以及為躲避戰禍而假稱信佛，托跡於僧寺者至多。不但有大量的勞動者都因此而脫離了生產，而且如韓愈所說「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老少奔波，棄其生業」。 由於佛教徒之不事君親，不事生產作業，故在其盛行於中國之後，也即同時激起了反對佛教的意見。單從唐代說起，則在唐高祖時候便有傅奕屢次上疏請去佛教，尊儒學，所持理由即是因為佛教徒「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及佛教之傳布愈盛，其所激起的反對力量也隨之而愈大，故在九世紀初便有韓愈、李翱出而從事於古文和道統的運動，排斥佛教。在《原道》一文中揭櫫其反佛的原因是佛教徒「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因而要大力恢復儒家的倫理思想在行為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統治地位。在此以後，唐文宗也曾向其時的宰相說：「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按，三人是指三類人，即士與工、商），今加兵佛。……其間吾民尤困於佛。」到武宗即位李德裕當權之日，下詔禁止佛教流傳，其主要的理由也是： 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 這與韓愈《送靈師》詩中所說的：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制，紛紛聽其然。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 諸句的旨意可說大致全同。 這可見，從唐代中葉以來，佛教已先後兩方面受到反對：一方面是唐廷時常想用政治力量禁制佛教的傳布，另一方面則是韓愈等人要從思想戰線上把佛教的理論在思想界的統治地位推翻。五代期內周世宗的禁止佛教，是前一種方式的繼承；而在思想戰線上的反佛運動，則到兩宋理學家輩出之後而有了更突出的成就。 這就是說，宋代的理學，是在儒家對佛、道兩教的長期鬥爭，對兩教的理論和教義作了長期的排斥而也作了長期的攝取之後所產生的一個學派。 二、兩宋理學的意義 韓愈以孔子的旗幟反對佛教與道教，企圖給予儒家的經典以新的解釋，並以之反對佛教與道教的經典，確實足以代表其時反佛運動的一個主潮；但因其純為文人，在理論上無甚精造，無所建設，不能推陳出新，亦遂不能取佛教之勢力而代之。然而被韓愈所開闢的這條路線，被北宋的一般人發展下去，就成為一個新的哲學運動。這個運動中的思想，後來稱為理學或道學。 這一哲學流派中人感覺到儒家的道理淺近簡單，不足與佛教、道家之玄妙境界相抗，故都努力吸取佛教、道教的教義最抽象的部分、最玄遠深奧的部分，用來對儒家經典（特別是四書）給予新的注釋以使儒家的義理愈益玄學化，其主要目的則是要配合政治上的統治，在思想方面加強對於勞動人民的束縛，訓練其對於忠孝綱常名教的盲目服從，以維持封建秩序。這是完全替封建社會的支配階級服務的，自然是宋代的理學家們不進步的一面。 然而使人們從逃避現實的出世法中又回到講求人事關係和社會關係的入世法，從打坐參禪超塵絕俗的修行重又回到孝悌力田等行為的篤實踐履上去，從不關心國家民族的興亡而回到講求尊王攘夷、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上去，更總括來說，就是因為儒家思想的充實和重新振作，因而能把佛教的支配勢頭打消，能使儒家思想在其時社會人群的思想意識方面重又取得了統治地位，遂可以使一般人不再如痴如狂地陷入佛教的出世法的深淵中去，而再依照封建社會中支配階級的需要而參與一切政治的經濟的各種行為，這卻不能不歸功於宋代的理學家們，不能不算作他們所起的一種具有進步意義的作用。 三、理學中的諸流派 兩宋理學的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是： 濂——周敦頤（湖南道州濂溪人） 洛——程顥、程頤（河南洛陽人） 關——張載（陝西郿縣橫渠人） 閩——朱熹（祖籍是安徽婺源，生長在福建） 此外在北宋還有邵雍，也是洛陽人；在南宋還有陸九淵，江西金溪人。 周敦頤著《太極圖說》，以為由無極而生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這是一種素樸的辯證法思想。 程顥說：「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凡有氣莫非天。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說：「冬夏寒暑，陰陽也。所以運用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又說：「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又說：「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通乎物理，隨時因革，稱事為制。」在這裡，也還是具有對立的觀念和辯證的觀念。 這可見，從理學的開始創建之日起，理學家所最注意的幾個問題便是：（一）對宇宙起源問題的探究；（二）對於精神（理、道）和物質（氣、天地、陰陽）之間的依存關係問題的探究；（三）對於如何加強儒家所揭出的綱常名教在社會人群的思想行為方面的支配力量問題的探究。 南宋的朱熹，繼承了北宋周、程、張、邵諸家的理論而加以綜合和發展，對於宇宙的起源問題，他認為「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卻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認為「若氣不聚結時，則理亦無所附著」，亦即是認為精神與物質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他在認識論一方面，則極強調《大學》一書當中的「致知在格物」亦即通過格物的手段而獲得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的方法，又極強調《中庸》一書當中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研究方法，主張把學習、思考和實行三者聯繫起來，然而基礎的一個步驟卻是在於博學。 過去人大都以為朱熹的思想是心物二元論的。其實在朱熹思想中雖帶有一些唯物論的成分，而其思想體系主要卻還是唯心論的，故最多只可稱之為客觀唯心論。其同時的陸九淵則以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和佛教的禪宗一樣的主張「直指本心」，則是徹底的主觀唯心論了。 第二節 宋代的文學和繪畫 一、平民文學的發展 在宋代，相應於當時工商業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逐漸壯大，新的文藝形式也隨之而產生。 從宋代開始，在文學上，有一個與過去非常顯著的不同，即文學已不是只為皇帝官僚和士大夫階級服務，並且也為平民服務（其實發軔於唐代），即為商人、差吏和士兵、城市手工業者和平民服務。市民文學或平民文學已在開始發展起來（農民文學不在內，他們另有民歌和傳說等等，以後還有地方戲）。 在這時期中，中國文學的中心移到詞、散曲、說書（說話）、鼓詞、彈詞、小說和戲曲等。 這時期，在中國思想界也有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與顯著的表現，而在人民中間還有類似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的產生。 這時期，以平民文學為中心的現實主義文學，不僅是空前的發展，而且賦有近代的性質和色彩，即前資本主義的性質和色彩。 這時期的現實主義文學，即平民文學，所反映的人民生活和人民性更較為豐富、更較為直接，人民的面貌、性格和思想感情，是在這時期的小說與戲曲中才開始有直接和清楚的表現的。 人民為表現其豐富多樣的現實生活，也從這時期才比較直接地參與了文學的創造。 作為創造方法的現實主義，在中國文學中也是開始於這一時期，經過了一個時期的繼承和發展，便達到了相當成熟的地步。到元代和元明之際便能夠產生一些居於世界文學第一流傑作之列的優秀作品（關漢卿、王實甫、施耐庵、羅貫中等人的作品）。 宋代以來的一些現實主義文學的特徵之一，是富有人民性。這些作品在表現人民生活上曾經有它成功的經驗，並且富有可以發展的民族風格。 二、講史、平話、小說 在唐代由俗講而派生出來的「說話」，到北宋便盛行起來，且已分為各種專家，主要的則為以下四家： （1）小說（一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發跡變泰、鐵騎兒……「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 （2）講史——「說三分」，「賣五代史」，「講史書」。 （3）說經，或說參請——說經謂演說佛經；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 （4）說諢話。 在此四家之中，又以小說與講史兩家為最重要。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講史之體在歷敘史實而雜以虛辭，小說之體在說一故事而立知結局。……南宋亡，雜劇消歇，說話遂不復行。世間於此二科漸不復所嚴別，遂俱以小說為通名。」今所傳《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宋宣和遺事》、《京本通俗小說》，以及《警世通言》、《古今小說》（當即《喻世明言》）中之某些篇，即都是宋代說話人所用的話本。大概也就是當時說話人的集體創作。 其所謂「平話」即後代之所謂章回小說，它的起源，除前段所舉的一般原因外，還有： 據郎瑛的《七修類稿》所說是：「小說起於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回』之後，即雲『話說趙宋某年』」（得勝頭回，即說話之開場，先敘他事，概括全文大意，為小說開篇之公式。如《京本通俗小說》「錯斬崔寧」以陳進士之故事為引子即是）。 另據《古今小說》的敘所說則是：「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今說書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馬（宋高宗）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養。仁壽（宮名）清暇，喜閱話本，命內璫（宦官）日進一帙，當意則以金錢為酬，於是內璫輩廣求先代奇蹟，及閭里新聞，倩人敷衍進御，以怡天顏。」 我們不能把兩宋統治者所豢養的說話人作為這種新文藝形式的創造者，我們只能說，經過了這般說話人，這一文藝形式便確定下來了。 三、詞 詞起於唐代晚年，經五代而作家輩出，南唐二主與馮延巳等人其尤著者也。 至於宋代，詞更大盛。因到宋代，文章已成為道學家們的載道之具，不大用於抒情；而詩則與音樂相去日遠，要想使之再能配合音樂，則必須如白居易之新樂府，不拘舊日句法長短，唯以能夠入樂、能夠很和諧地配合管弦的音階和舞蹈的節奏而歌唱出來為原則，因而便有了「長短其句以就曲拍」的詞之產生。詞既然打破了詩中五字為句或七字為句的限制，是詩的形式上的解放，故稱為詩餘，也稱為長短句。 唐末五代之詞多為小令，至北宋柳永始創為長調，當時「凡有井水處無不唱柳詞」。北宋文人大都以「詞」為抒情之具，故歐陽修等人亦莫不有詞。其以詞著名者則為柳永、蘇軾、周邦彥、李清照等。 詞的正宗作法為委婉、綽約、綿密、美麗，而蘇軾則創為豪放一派。至南宋則作家更多，其傑出者則有姜夔（白石）等。而其作品最多、最為豪放，並以愛國詞人見稱於世者則為辛棄疾（稼軒）。他不但以詞抒情、詠物，而且以之寫景、記事，乃至說理。 四、繪畫 1.五代十國的繪畫 五代期內山水畫派有長足發展，最重要的人物則是荊浩。荊浩避亂入太行山中，以寫實之筆畫山水，構圖複雜，皴染並用，既有線條，也加渲染，彩色也極鮮明。他批評前代吳道子的畫是「有筆無墨」，項容（唐天台人）的畫「有墨無筆」，他自己則要「采二家之體以成一家之體」。後有長安人關仝傳其畫派，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說關仝的畫「石體堅凝，雜木豐茂，台閣古雅，人物優閒」。 在五代期內因江南遭受兵禍較少，生活較安定，南唐皇帝也極愛美術，故繪畫藝術也有很大的發展。南唐的後苑副使董源便是畫山水的大家。江南山多平緩，故董源用披麻皴法畫山，此與北方荊浩、關仝畫中的高山峻岭的氣魄便大不相同。董源對元明兩代的山水畫家影響至大。他畫的《瀟湘圖》等，現尚存在（在故宮）。長於畫人物的則有周文矩、顧閎中等。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最有名，後代摹本極多，故宮所存即北宋摹本。長於畫花鳥蟲菜者則有徐熙。 四川的黃筌則專長於畫珍禽及牡丹花等。 2.宋代的繪畫 山水畫派中的荊關係和董源系，在北宋均有繼承者，但因北宋建都開封之故，故前派盛於後派。北宋初期，前一派的主要畫家有李成（山東人）、范寬（陝西人）和郭熙等人。郭熙的畫，長於寫實，注意意境，並且也注意到山石樹木大小比例的正確。傳董源派的則有巨然，因為他也是生在江南的，後隨李後主一同到汴，作畫極負盛名。蘇軾以為他的畫「澹墨輕嵐為一體」。 北宋中葉以後，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山人，安徽舒城人）以擅長畫人物、佛像和馬匹出名，鄧椿在《畫繼》中說他的「鞍馬愈於韓幹，佛像追吳道子，山木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他是宋代畫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人。他的一幅《牧馬圖》，畫馬千匹，布局複雜，筆法生動，今存故宮。 北宋末年畫院最盛。宋徽宗本人善畫花鳥，畫院中的李唐善畫山水，傳范寬之派，筆法硬而用墨濃，並用金粉表示明暗，彩色複雜鮮明。所謂院派山水即指此。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也是北宋末葉的作品。這幅畫是寫實的，社會史料價值甚高。 南宋的畫院仍甚盛。李唐的畫派在南宋畫院中的影響甚大。重要的有馬遠、夏圭等人。馬遠以李唐筆法畫南方山水，構圖簡單，有人譏其所畫為「殘山剩水」，正是表示南宋的「偏安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