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史綱 · 第五章 蒙古的興起與金宋的覆滅
附一 端平入洛敗盟辨
端平（理宗）元年（1234），夏，宋既助蒙古滅金。遂遣趙范帥師收復三京（宋以汴為東京，洛為西京，應天府即今商邱為南京，大名為北京。所謂三京，即前三京也）。至洛陽，蒙古拒之，宋師潰。自是宋與蒙古失和。《宋史·賈似道傳》雲，先是宋將「孟珙帥師會大元兵共滅金，約以陳蔡為界」，故「大元追兵……問（趙范）曰：『何為而敗盟也？』」（此事不見本紀或《孟珙傳》，大奇）據此則三京之取，曲乃在宋。是時宋宰相為鄭清之。錢大昕論此役曰：「橫挑強敵，兩京卒不可復，而元兵分道來侵，蜀土失其大半，並襄陽亦棄之。宋之失計誤國，未有如清之者也。史家以其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二儒，諛之曰『小元祐』，而絕不言其開邊蹙地之罪，可謂信史乎？」（《十駕齋養新錄》八）趙翼亦以此責宋不能「堅守信譽」「至起釁召侮」（《二十二史劄記》二六）。予讀史至此，有大疑焉，竊謂敗盟之說乃蒙古人莫須有之辭。《宋史》修於元人（《賈似道傳》大元大元云云，特顯元人口氣），回護本朝，不免以虛為實，而錢、趙以惡理學故，於鄭清之預存成見，遂易受《宋史》之欺也。何以言之？理宗紹定五年（1232）十二月蒙古與宋互遣使臣議夾攻金，其間不能全無協定。何以《宋史》於此不道隻字，一若兩方於滅金後戰利品之分配，全不介意也者？衡以爾時宋人「收復失地」之國是，此為不可想像之事。據《宋季三朝政要》（卷一），蒙古約宋攻金之日實曾許以河南歸宋，何以《宋史》不之載？顯然其事為後來蒙古人所不欲重提也。顧何以蒙古人不欲重提之？此其一。端平入洛之師距紹定夾攻之約，才一年半，其間宋未嘗受挫於蒙古，亦未嘗受其任何恫嚇，抑且未嘗與有違言。何以昔求收復河南，今忽退讓至陳蔡為界？此其二。孟珙乃出征之將，非奉使之臣，以何權力，以何理由，而能擅改舊約？此其三。孟珙為南宋希有智勇兼備之名將，一生為國血戰，終於為國而死，是人絕無甘心或被迫賣國之可能。此其四。
明乎陳蔡為界之約之烏有，則知端平入洛之師，在宋實有條約之依據，而蒙古之迎擊，卻為違約之舉。顧《宋史》反以遺約之罪加於宋。史筆操於易代異族之手，顛倒黑白，何所不至？是在讀史者之善察焉耳。
（原載《大公報·史地周刊》第112期，1936年11月20日，署名「素痴」）
附二 《宋史·兵志》補闕
一
北宋之兵，據《宋史·兵志》，為類有四：
1. 禁軍 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
2. 廂軍 諸州之鎮兵，以分給使役；
3. 鄉兵 選於戶籍或應募，團結訓練，以為所在防守；
4. 蕃兵 具籍塞下，團結以為藩籬之兵。蕃兵即邊境之鄉兵，似宜併入鄉兵類。惟蕃兵以接近外敵，訓練較為認真，又不時有臨陣經驗，其戰鬥力遠非此外之鄉兵可比，故當別立一目。
《宋志》而外，記北宋兵之分類者有宋祁（《景文集》四五）之《〈慶曆兵錄〉序》（《慶曆兵錄》乃樞密副使丁度所撰，今佚）。宋祁所記，比《宋志》添出役兵一類，而下其界說曰：「群有司隸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壹事專，故處而無更。」《宋志》撰者蓋根本不認此類為兵，故略去。又祁《序》無鄉兵、蕃兵，而有民兵。其下民兵之界說曰：「民兵，農之健者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為之數，有部曲，無營壁。」所謂民兵蓋略等於鄉兵，惟鄉兵包傭募者，而民兵不包耳。祁《序》之分類有一點視《宋志》為優，以其厘別傭募之兵（禁兵、廂兵、役兵）與征派之兵（民兵）也。
合觀《宋志》與祁《序》之分類，可以見南宋兵制之淵源。
廂兵及邊境以外之民兵（或鄉兵）在北宋已成為戰鬥力上可忽略之原素，故雖至南宋猶存，當時論兵者不數焉。
在南宋中葉，葉適嘗列舉當戰鬥之兵，除都城之禁兵外，有四類：
1. 邊兵；
2. 宿衛兵；
3. 大將屯兵；
4. 州郡守兵。
此時所謂邊兵與北宋之蕃兵，從名稱觀之，似為一類，實則大異。從前之蕃兵乃「因其地，練其民，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徼塞」者。此時之邊兵，則全是政府所供養之募兵。所謂宿衛兵（與禁兵不同），從前（大約在南宋初）乃「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即禁兵）雜，國廩其半，而不全養也」，至此時則成為全由政府給養之募兵。大將屯兵乃長駐要隘之募兵。州郡守兵者「昔之（駐防）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以上皆據葉適所記（《水心別集》十一，《兵總論》一）。
觀葉適所記，可見宋代兵制之一大變遷，即在北宋為募兵與徵兵並行制，其後漸變為純粹募兵制，至南宋中葉，此變遷已完成，募兵全由官府給養。因部份徵兵制之消滅，而國家軍費之擔負大增。此重要消息，《宋志》全不泄露。
二
南宋軍隊究有幾何？自然此數目非固定者。
據《宋史·兵志》六，南渡以來兵籍之數：
在紹興十二年（1142）為二十一萬四千，
在紹興廿三年（1153）為二十五萬四千，
在紹興三十年（1160）為三十一萬八千，
在乾道三年（1167）為二十二萬三千。
此下《宋志》不詳。今勾稽宋人文集，稍補其闕。
約當孝宗、寧宗間，倪思（據《南宋文范·作者考》，倪思乾道二年（1166）進士，後以忤史彌遠罷官）對策言：「今以天下之兵籍略計之，行都之宿衛，沿流（長江）之駐紮，州郡之分屯，無慮七八十萬。」（《南宋文錄》九）約略同時，楊冠卿（據《四庫》本集提要所考，冠卿當孝宗淳熙五年（1178）四十歲）撰《省兵食說》，則謂：「今日之兵仰給大農者亡慮百萬。」而其後葉適亦謂：「（今）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兵總論》一）故在南宋中葉，中國之兵，但就中央政府給養者計，已及百萬。然其後尚有增加。據《宋史·兵志》七，度宗咸淳九年（1273），賈似道疏云：「景定元年迄今，節次招軍，凡二十三萬三千有奇，除填額，創招者九萬五千。」此乃理、度兩朝內之事耳。其前寧宗末年韓侂胄開邊，兵額之增當不少，雖其確數不詳，然觀王邁論此事，謂「蜂屯蟻聚，扶攜來歸……輦安邊（按：指安邊所）之財以給之，惟恐不贍；航東南之粟以餉之，惟恐失期」（《臞軒集》一），亦可概見。
北宋兵額最多之時，為仁宗慶曆朝，總一百二十五萬餘。由上所考觀之，南宋在亡國前夕之兵額至少當與此數相埒。當南宋初葉，李綱嘗言：「戶部歲入無（北宋）承平時三分之一。」（《南宋文范》一四，李綱《論財用劄子》）後縱開源，以幅員所限，稅收當亦無法過北宋之半。以不及北宋一半之稅收，養北宋最高之兵額，南宋國家安得不破產？
理宗端平二年（1235）乙未（元兵入臨安前四十年），館閣考職策問有云：「今國家罄一歲所入，曾不支旬月，而又日不輟造十數萬楮幣，乃僅得濟。」南宋亡國前夕之財政狀況，此語盡之矣。
顧理財者雖苦軍費之重、兵數之多，實際負軍事責任者又苦兵數之少。端平初，魏了翁已言：
蜀中諸軍舊管九萬八千，馬二萬。嘉定核實（謂裁虛額），裁為八萬二千，馬八千，則氣勢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核實，官軍才六萬餘人，忠義萬五千，而其間老弱虛籍者又未可計。是以五六萬人當□（中闕一字）千七百里之邊面，眾寡強弱，此蓋（不？）難見。（本集十九）
其後寶祐四年（1256），文天祥亦言：
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並荊兵以城襄，則荊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於漢水，冤血濺於寶峰，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荊，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荊湖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已，國安得而不弱矣！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為軍食計者。（本集三）
一方面不勝軍費之負擔，一方面感覺兵不敷用，所以然者，南宋軍隊大部分腐化也。此事略具於予所撰《南宋亡國史補》（《燕京學報》第二十期），今不贅。
三
除兵不敷用之感覺外，尚有一事使裁兵在當時為不可能者：宋以軍隊為失業遊民之尾閭。自其祖宗以來，即視此為潛消反側之妙法。此政策之需要，在南宋猶不減。南宋初，吳儆（紹興二十七年〈1157〉進士，淳熙十年〈1183〉卒，據本集附傳）嘗奏言：
臣竊見朝廷平時以募兵為急，而應募者少。今歲正是募兵之時，而未聞廣募，臣不知其故何也。臣聞飢歲莫急於防民之盜，而防盜莫先於募民為兵。蓋飢困之民，不能為盜，而或至於相率而蟻聚者，必有以倡之。閭里之間，桀黠強悍之人，不事生業，而其智與力足以為暴者，皆盜之倡也。因其飢困之際，重其衣食之資，募以為兵，則其勢宜樂從。桀黠強悍之人既已衣食於縣官而馴制之，則饑民雖欲為盜，誰與倡之？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之盜，一舉而兩得之。孰有便於此者？（《吳文肅公集》一）
同時范浚亦言：
今日召募可以安未難（此字疑衍）動之寇也。何以言之？江浙之人，傳習妖教，舊矣，而比年尤盛，綿村帶落，比屋有之。為渠首者，家於窮山僻谷，夜則嘯集徒眾，以神怪相誑誘，遲明散去，煙消鳥沒。究之則鬼跡，捕之則易以生事。根固蔓連，勢已潛熾。其人類多奸豪，拳勇橫猾。不及此時因召募而收用之，以消患於未萌，臣恐吳遽未必跳梁於今，而張角、孫恩決復響動於後也。且奸豪橫猾之人，居心好動，殆非蒔桑秉耒、低首安作為良民者。譬之修蛇巨蠍，取以備藥物，或能已疾蠲病，苟棄不用，日以滋息，則緣墉肖屋、螫人而肆其毒必矣。故臣願因召募而收用之，亦已時病之細術也。（《范香溪文集》十四）
其後衛博（光宗、寧宗間人，與朱子同時）更從失業之來源上推論繼續募兵之不容已，其言曰：
比年以來，富家大室擅兼併之利，誅倍稱之息，械繫設於私室，椎剝盡於膚髓。貧民下戶，仇之到骨，譸張怨詈，所不堪聽。頃在田間，實所親見。當知幸亂之眾，何止曩昔起於貧窮而狃於輕剽者？雖然，若此之民，所在而有，未必皆能特起。至於徽、嚴、衢、婺、建、劍、虔、吉數州，其地阻險，其民好鬥，能死而不能屈，動以千百為群，盜販茶鹽，肆行山谷，挾刃持梃，視棄軀命與殺人如戲劇之易、飲食之常。異時有司之所不敢呵問。其貪暴殘鷙之心，特未有以發之耳。使其時有可乘，事有所激，奮臂一呼，正在此輩，尤不可以不察。當是之時，朝廷能忘內顧，專志外侮乎？然則於今之計，莫若檢舉往年忠義巡社鄉兵弓手之制，別行討論，厚立賞格，多為爵級，多給告命，州委之守，縣委之令，勸誘豪民，糾合鄉里應募之士，奸民惰卒、亡命廢錮之人盡得出於其間。其願保鄉里者為一將，其願衛邊者則為一將。明諭之以不刺面，不涅手，事已則復歸田裡。為之糾合者及幾人，授某官；滿歲無過，增某秩；有克獲者，受某賞。其在募之士，爵幾級，賞幾等，皆當倍於弓兵賞格之舊。訓之以坐作，齊之以等級，糾之以主率，居可以備他盜、保桑梓，行可以補卒乘、助邊防，無向來椎剽嘯聚之虞，而良民有得安田裡之幸，一物而三善從之。（《定庵類稿》四）
夫國家方恨未能擴張軍額以容失業無產之民。若語以裁兵，豈非以方枘入圓鑿？
既不能裁兵，又無法養兵，此南宋之所以不得不束手而待斃也。
（原載《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6月）
附三 南宋亡國史補
《宋史》向以蕪穢著稱，其記易代事尤多遺憾。蓋新朝之諱飾既所不免，而宋季史材，本不完備。據元初蘇天爵言：「《理宗日曆》尚二三百冊，《實錄》纂修未成，國亡僅存數十冊而已。度宗日曆殘缺。……度宗、衛王、哀帝，皆無《實錄》。」（《滋溪文稿》卷二《三史質疑》）《宋史》倉卒成書，疏於搜補。（錢竹汀嘗言，《宋史》紀傳，南渡後不如東都之有法，寧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微特事述不詳，即褒貶亦失其實。）易代之際，又無如萬季野其人者，以畢生心血，付於故國文獻。今簡料叢殘於七百年後，鉤沉拾佚，抑何能多？雖然，紹定、端平之年，吾懼將及身而遭之矣。詳考舊跡，以為殷鑑，抑何能已？作《南宋亡國史補》。
上 宋季之軍備
宋太祖懲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鎮以還京師，別遣文臣以為牧守。然捍邊之臣，則久其考任，假以事權，固不與內郡同也。未幾而初意漸失，並、汾、閩、越甫平，江淮諸郡已令毀城隍、銷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不過四十年耳，盜發兩川，惟陵、梓、眉、遂有城可守。濮盜作於近輔，如入無人之境。王禹偁自黃岡上疏，極陳江淮空虛之害，至謂「名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盪若平地。」富弼論江、浙、荊、淮、湖、廣諸道，亦謂處處無兵，城壘不修；或數十夫持耰白梃，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庫，誰復御者？至寶元、康定以後，有事西邊，則內地武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巡尉至六十員，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歷數千里無一人御之。張海等輩剽吏御人於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誰何。金州盜作，連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然是時，郡國猶有不會之財、留州之緡，可以為招兵繕城之費，可以應一方緩急之需也。熙寧以降，括州郡財利以富中樞，州郡之軍備日壞。一旦盜起東南，連跨州郡，震搖汴都，久而後殄。更當新造之金，非拱手死難，則望風棄城。蓋自建炎四年（1130）以前，惟知斂兵避敵，未嘗有敢與之抗者。逮渡江航海，金人相迫不已，然後兵刃稍接，不數年而議和之使遣矣。紹興之末，虜闖淮薄江，既迫而後應之，士氣稍伸。然猶不敢盡用其勝。寧宗之世，承平日久，吳曦盈尺之紙，足以驚奔列雉；李元勵烏合之眾，足以震擾三道；張福千人之眾，足以披靡群辟。金人闖梁、洋、三泉，窺蘄黃五關，如升虛邑，此皆強幹弱枝之弊也。南宋初年，李綱嘗欲分長安、襄陽、建康為三都；胡舜陟嘗欲析三京、關陝為四巨鎮；張守嘗欲以大河州郡，仿唐藩鎮，付之帥守；范宗尹嘗欲分畫諸鎮，更不除代；李彌遜嘗欲假帥守事權，以銷奸宄，策皆不行（《魏了翁集》十五）。寧宗嘉定七年（1214），起居舍人真德秀請「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幕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以重邊守。時狃於承平，不報（《真德秀集》三）。十五年，知潼川府魏了翁被召入對，請於江南、兩淮、荊襄、四川四鎮，慎擇守將，「聽其所為，勿從中制。本道官吏惟其所辟置，要害之地守令可以委任，責成則久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焉，省部皆毋拘以文法也。財賦得以專其出入，他司不得尚循舊比以掣其肘也。軍籍得以核其虛實，戎司不得掩虛額以自豐也。屯田當復，民兵當核，忠義當招，皆可以隨宜經理也。規模既立，則如國初守邊之臣，或十七八年，或十四五年，或八九年無所改易可也」（《魏了翁集》十五，參《宋史》本傳）。寧宗頗嘉了翁言，然值史彌遠當國怙權，無所更革。故其後三十七年，當理宗開慶元年（1259，元兵入臨安前十七年），文天祥上封事，又有「仿方鎮以建守」之議，略曰：「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卷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於賊。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為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為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按：宣閫即宣撫使，『掌宣布威靈，撫綏邊境，統護將帥，督視軍旅之事』。制司即制置使，『掌經畫邊鄙之事』。安撫使『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帥其屬而聽其獄訟，頒其禁令，定其賞罰，稽其錢穀、甲械、出納之名籍，而行以法』。南宋以文臣為安撫使，武臣一員為之副，以上均據《宋史·職官志》。）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閫方欲挪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仿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為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為鄰，朝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奧，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虜之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猶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虜既以此為得策，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盪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為莫若立一鎮于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為，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為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為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仿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文天祥集》三）書上，不報。
內重外輕，而守御之權不集，此宋季軍政之一大弊，迄於亡而不變者也。
其次，則軍紀之敗壞。寧宗嘉定七年（1214），起居舍人真德秀論之曰：「今連營列戍，虛籍不填，老弱溷殽，教閱弛廢，衣廩朘削，憔悴無聊。荊、淮所恃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繹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棹，而繪畫圖冊，徒事美觀，而未嘗習以凌波破浪之技。……掊斂成風，而士卒之怨弗恤，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真德秀集》三）十三年，德秀既出知江西隆興府，又言：「自視事以來，講求軍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備廝役。事藝未嘗練習，教閱只為具文，則兵不足以為兵矣。有副總管，有路鈐，有路分，又有州鈐，有將副，下至都監、監押，皆以主兵為職，而未嘗知兵。問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閣門，或國信所，或堂部吏。其間豈無可用之材？要於將略鮮曾閒習，或習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貴以自娛，甚者闒葺廢放，無所不有，則將不足以為將矣。兵不足以為兵，將不足以為將，則帥之為帥，是亦具員而已矣。」（《真德秀集》九）理宗即位之元年，德秀解湘南安撫使任還朝（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其奏陳各地將帥之剝削士卒，言尤痛切，曰：「諸道總戎之帥，訓肄不勤，而掊克是務。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貨財，非優之也，蓋幸其負課而掩有也。其廩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壚、藥局為藉貲產之娣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白免也。回易、房廊為陷子孫之坑阱，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於無窮也。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衾絮者，有月稟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苞苴，以此買歌舞，於是乎兵貧至骨矣。」（《本集》四）先是，寧宗末年，魏了翁對策亦言：「國家休兵四十餘年矣，舊臣宿帥日替月零，驕將夫久靡廩稍。未嘗有橫草尺寸之功，而高官厚祿，寵異逾等，不復有功名之望。剝下媚上，背公首私，升差奪於貨賄，揀汰撓於請囑。庸者有輸假貸子錢者，有輸每旬宣限幫給銀會，或以鐵錢兌給而規其倍稱之息，戍兵之憤惋不恤也。市芻草以給戰騎，往往抑配均備，而千沒其四分之三，將隊之怨嗟不問也。甚者收房廊、掌回易、置簰筏、建第宅。古人之所與同甘苦者，今役使科抑幾同奴隸。方時晏安而專事朘削，士有離心而無鬥志，萬一有犬吠之警，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魏了翁集》廿一）
非惟州郡之兵不可用，即禁卒亦同虛設。端平初，魏了翁奏言：「異時江淮有警，或出禁旅以為聲援。今也殿步二司久為庸奴所壞，平居則冒虛籍，有急則驅市人。江北、江西之行，所至輒敗。況自近歲馭失其道，賞罰無章，中外之軍，往往相謂戰不如潰，功不如過。風聲相挺，小則浮言誶語以扇其類，大則擁眾稱兵以凌其上，而欲恃此以為守，臣知其不可也。」（《本集》十九）奏上不數月，遂有臨安首都軍民交鬨之怪劇（《宋季三朝政要》一）。禁卒之失律，遂成為朝野交謫之事實矣。
官兵如此，民團則何如？開慶元年（1259，元兵入臨安前十七年），文天祥上封事言：「近時朝廷以保伍為意，官府下其事裡胥。為里胥者沿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為保伍也。已而上其籍於官，又從而堊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右。所謂保伍，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往有寇警，則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釃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而類編為之伍。一匝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規為布置，當有加密於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郭。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之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御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恃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抑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本集》三）
宋季軍隊不惟戰鬥力弱，即其數量亦不敷邊防。端平初，魏了翁已言「兩淮民兵見謂驍捷，然輕進易退，不足以當堅忍之鐵騎。淮西精甲數萬，自去歲東附、龍門兩敗，所失蓋萬五千，而他州陷沒者猶不計。江上諸軍稍堪行陳者，制司並其器械舟船摘所以去，今得還與否，皆未可知。而軍分不明，尤為可慮，如騎司、戎司之軍，皆非舊來屯戍之地。將不知兵，兵不習險，緩急不可倚仗。荊襄所恃保捷一軍，十餘年來頗已凋落，雖有新招鎮北二萬人，其如南北軍殆如冰炭。荊鄂舊軍二萬餘人，粗若可用，然僅存者六七千人。雖有外五軍，亦不滿數千。蜀中諸軍，舊管九萬八千，馬二萬，嘉定核實，裁為八萬二千，馬八千，則氣勢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核實，官軍才六萬餘人，忠義萬五千，而其間老弱虛籍者又未可計。是以五六萬人，當□千七百里之邊面，眾寡強弱，此蓋（不？）難見」（《本集》十九）也。其後理宗寶祐四年（1256），文天祥亦言：「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並荊兵以城襄，則荊、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於漢水，冤血濺於寶峰，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荊，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荊湖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為軍食計者。」（《本集》三）蓋宋季之民生與財政狀況，已使大規模之擴張軍備，為不可能，說詳次節。
下 宋季之民生與國計
宋季民生國計上有三大事：曰土地之集中於貴勢之家，曰楮幣（即紙幣）之濫發而低折，曰「和糴」「和買」之病民。
（1）初仁宗時曾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按：蓋公卿占田不得過三十頃，武官占田不限，惟其田之免役者限十五頃；故牙前將吏下特著『應復役者』四字，而公卿下不著。）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後承平浸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而官戶田例免差科。政和中，乃詔品官限田，一品百頃，以差降殺，至九品為十畝，限外之數，並同編戶差科」（《宋史·食貨志》上一）。南渡後，官戶田之優待廢。紹興二年（1132）戶部侍郎柳約請復政和之制不果（《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十一）。然其後官戶田不僅回復政和間之優待，且全免役，故理宗時孫夢觀進講，謂：「朝廷固嘗隨官品以定頃畝之限，出於所限者仍同編戶，今固未嘗過而問之。」（孫夢觀《雪窗文集》二）
紹興二年柳約之請復限田制也，右司諫方孟卿議之曰：「今郡縣之間，官戶田居其半，而占田過數者極少。若以格令免科需，則專取於民，必致重困。臣謂艱難之際，士大夫義當體國，豈可厚享占田之利？」（《中興兩朝聖政》十一）方孟卿之言無意中泄露南宋初年土地分配之概況。其所言及之狀況，自以南宋之境域為限。「占田過數（一百頃以下之數）者極少」，非因爾時之地主有取於中庸之道也，其故似別有在。在過去一階段之中國社會，大地主階級自以官戶為主體。故愈近政治之中心則官戶愈多，而兼併亦愈烈。北宋時代，江淮以南兼併之烈，自當遜於大河兩岸。當南宋初年，此之情況，不能即大有改變，蓋新朝之統治者在播遷之餘，尚少求田問舍之暇也。然即如此，官戶田已居郡縣之半矣。
在南宋初年占田逾百頃者尚少，至南宋末年則百頃之田主已無足齒數矣。理宗時，孫夢觀進講，言「邇來乘富貴之資力者，或奪人之田以為己物，阡陌繩聯，彌望千里。囷倉星列，奚啻萬斯」（《雪窗文集》二）。而理宗端平元年（1234），劉克莊在奏牘中描寫富貴家之財產尤為具體。彼等「至於吞噬千家之膏腴，連亘數路（按：路為宋代最大之行政區域，有大於現今一省者）之阡陌。歲入（租）號百萬斛，為『開闢以來未之有者』」（《劉克莊集》五一）。其後淳祐（理宗）六年（1246），謝方叔亦奏言：「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方叔更推原兼併促成之因曰：「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併浸盛。」（《宋史·食貨志》上一）
劉克莊、謝方叔皆言巨室有每歲收租至一百萬斛者。當時歲租一百萬斛之田，為畝幾何？於此吾人得作一頗有趣之考據。理宗景定四年（1263）侍御史陳堯道等言：「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宋史·食貨志》上一）以比例推之，則歲入百萬斛之田為一百四十三萬畝而弱，即一萬四千三百頃而弱，為政和限田最高度之一百四十三倍。
官戶田在南宋已占郡縣之半，至南宋末，更當遠逾於此。其精密之比率雖不可知，然兩浙及江南東、西三路（約等於今浙江、江蘇、江西三省），在宋季土地集中之情形，吾人尚可得更親切之印象。據景定四年陳堯道等之估計，此三路逾限之田有三千萬畝（《宋史·食貨志》上一）。其占田逾限之地主在限內所有之田共得若干，史無明文，試從低假定為限外之半，則集中於彼等手之田地已有四千五百萬畝，彼等尚非三路中一切大地主也。訖今江西、浙江二省已墾之田各不過四千一二百萬畝耳。
（2）楮幣雖源於唐之飛錢，然飛錢之性質僅如近世之匯票，直接為交易媒介之楮幣似創於宋。真宋時始行於蜀之民間，不久政府即收其發行之權而專之，更推行於他地。南宋初楮幣之用始廣，至南宋末，中國已成一楮幣世界矣。寧宗開禧以後，楮幣發行之數量，今可考者列表如下（表中所列蓋僅中央發行之數，其四川、兩淮、湖廣發行之數似尚不在內）：
觀上表可知，從紹定六年至淳祐六年（1233—1246）之十三年間，楮幣突增加一倍以上。其後增加之數雖不可考，然以其時財政艱窘之情形推之，增加之率只有更速。
楮幣既濫發，而政府不能儘量兌現，即兌現亦不十足，且賦稅之繳納又不能全用楮幣（大抵楮錢各半），其低折乃勢所必然。理、度兩朝楮幣低折之實數，史無明文，然從其前後之情形推之，略亦可見。寧宗開禧間「朝廷始詔江、浙諸道，（每貫）必以七百七十行用，（折扣）終非令之所能禁，嘉定初頓損其半」（《鼠璞》上《楮券源流條》）。及宋亡十餘年後，楮幣遂「有觀音鈔、畫鈔、折腰鈔、波鈔、熝不爛之說。觀音鈔，描不成，畫不就，如觀音貌美也。畫者，如畫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謂不樂受即走去也。熝不爛者，如碎絮筋查也」（《靜齋至正直記》一）。理、度時之情形當去此不遠。（孫夢觀淳祐六年〈1246〉奏言：「今新楮之價，較之下方亦且削於曩之半矣。」見《本集》一。）
楮幣事實上低降，而法令卻不許其低降。商賈為避法及預防楮幣低折之損失，只有高抬物價。此亦為宋季朝野交苦之一事。相傳真德秀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奚其來，若元祐之司馬光也。是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意真儒之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立可致治。於是民間為之語曰：
若欲百物賤，
直待真直院。
及入朝敷陳之際，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為第一義，而復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其言為不切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
吃了西湖水，
打了一鍋麵。
市井小兒囂然誦之。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癸辛雜識》）。
宋季政府未嘗無挽救楮輕之法，然其法轉滋民怨。寧宗嘉定四年（1211），真德秀奏言「今新令之行，以舊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儻郡縣推行唯謹，則實惠豈不周流？然慮其間未能亡弊，或頒降有限，僅充官吏之橐，而弗及齊民；或胥吏要求，只給豪富之家，而弗及下戶；或創局亡幾，惠止城邑，而田裡未免見遺；或爭奪紛孥，難於禁止，而公私反致多事。……遠近之人，齎持舊券，彷徨四顧，無所用之，棄擲燔燒，不復愛惜，豈不逆料它時之必至此乎」（《本集》二）。越二年，德秀又奏言：「今日關國脈盛衰，系民生休戚，其惟楮幣一事乎！……自楮幣之更，州縣奉行失當，於是估籍徙流，所在相踵，而重刑始用矣。科敷（按：科敷謂責每戶繳納若干於政府）抑配，遠近騷然，而厚斂始及民矣。告訐公行，根連株逮，而苛政始肆出矣。假稱提之說，逞朘削之私者，唾掌四起，而酷吏始得志矣。夫是數者，豈朝廷本指哉？方其弊壞既極，不得已而變通之，出御府之金，捐祠曹之牒，展期以收換，多方以優恤，惟恐其病民也。法行之初，雖有情重估籍之文，未幾又為之令曰：『當估籍者毋得專行，必聞於朝，以俟報可。』忠厚謹審之意，寓於不言，又若是其至也。而臣觀今之州縣間，務為新奇，創立科調，乃多出於朝廷約束之外。故有一夫坐罪，而昆弟之財並遭沒入者矣，有虧陌田錢，而百萬之貲悉從沒入者矣。謂之奉法可乎？至於科富室之錢，朝廷之令所無也；拘鹽商之舟，朝廷之令所無也；以產稅多寡為差，令民藏券，此又朝廷之令所無也……臣閩人也，所謂家產滿千錢藏券五十者，閩中之新令也。夫產滿千錢，大約田幾百畝，養生送死之費，縣官徵稅之輸，皆取具焉。非常之須，又不在是，安有餘貲可市券而藏楮乎？況閩之為俗，土瘠人貧，號為甚富者視江浙不能百一。故此令既行，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豈便民之策耶？或者徒見楮價驟增，遂指以為新令之效，臣竊謂不然。乃者朝廷蓋自有良畫矣，曰福建上供，純許用券。以一歲計之，為數幾二百萬。官之用券既多，則民之視券亦重。蓋將不強之貴而自貴，不迫之藏而自藏矣。況民之輸官者，錢楮各半，是朝廷綴見緡予州郡者亡慮百萬，稱提之助，沛然有餘。尚何待它為科配乎？厥今四方之民病此極矣。」（《本集》二）「科敷」之弊，魏了翁在端平間曾擬補救之策，欲將「人戶物力第為三等，而分為三限，以督其入。上者入初限，次者入中限，下者入末限。……蓋欲藉上戶氣勢，則以振作楮幣，或可望其指日增價，一也。慮將來只是下戶納足，上戶斷然不納，今先及上戶則餘人無詞，二也。今未見畝步苗頭之數，只得袞同科敷，是致中下戶亦與上戶無別。今若令上等先納，次及中等，俟納及太半之後，萬一楮幣頓復，則下戶或可略與蠲減，或又全免，三也。此三說皆以示恤小之意，而條目之頒，乃未及此。或者不過曰，上戶先期輸納，則中下戶必市貴楮。不知中下戶皆有官（？）之家，非皆朝不謀夕，獨不能豫為之待乎？」（《本集》二十）然朝貴不以其策為然，終未採用。
（3）理宗初年，言理財者已承認農商之賦稅，已重至無可復加矣。（端平元年劉克莊奏言：「前世或稅於農，或榷於商，今稅榷俱重不可復加。」見《本集》五一）然宋季人民之負擔除賦稅外，尚有所謂「和買」「和糴」者。二制皆源於北宋，其初由官先給民錢，而民輸絹帛謂之「和買」，輸粟謂之「和糴」。然和買在宋季竟成為不給直之強取，或令民輸錢以代絹。和糴則在北宋已有「官雖量予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遇凶歲不蠲，最為弊法」之怨聲；至宋季則「計產拋數非其（民所）樂，低估高量，幾於豪奪」矣。（《劉克莊集》五一）
「和買」「和糴」非一時一地偶爾之事，歲歲有之，且除權勢之家外，戶戶有之。（《宋史·食貨志》上一，淳祐七年（1247）謝方叔言：「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以此例之，和買當亦不及巨室。）
宋季人民和買之負擔，今可考得一例：「淳熙五年知江寧縣事章碉偶因推排，平白將一廂（城南廂）三都分立和買兩色，增科綿絹於民。房地僦賃則起所謂家業錢，店肆買賣則起所謂營運錢。有如房地錢日收一十文，足紐家業錢一貫六百二十三文七分，每及一貫文，即催和買絹五寸五分綿五分五厘，共折錢一百三十八文七分二厘。其店肆賣買，比之房地，尤無定準，皆是泛行約度。（足）紐營運錢每及一貫文，即催和買絹八寸綿八分，共折錢一百二十四文。」（《真德秀集》六）此為一較重之例，其輕亦不遠也。
至和糴負擔實數，文獻無征。然宋季言財政而以紓民困為意者，其視和糴之廢除，尤急於和買，則和糴負擔之重，更甚於和買，可斷言也。
救楮輕而免和糴為宋季財政上公認之一大問題。欲解決此問題，非政府新開一大財源不可。然於何開之？
端平元年（1234，元兵破臨安之前四十二年）劉克莊為此建二策：一、擇歲入百數十萬斛之巨室，令所居郡縣，各按版籍，十糴其七，若旁郡、鄰縣之僑產，則全糴焉。糴十年止，十年之外，國用少紓，則給其直。二、追大吏乾沒之贓。據克莊言：「比年顓閫之臣、尹京之臣、總餉之臣、握兵之臣、擁麾持節之臣，未有不暴富者。」克莊謂：「田當沒入，止糴其粟，粟之外貨寶如山自若也。貨當沒入，止追其贓，其不追者猶不勝用也。此於貴家大吏無甚損，而國與民皆可小蘇，不亦簡而易行乎？」（《本集》五一）然當時莫能行也。
景定（理宗）四年（1263，元兵破淮安之前十三年）賈似道為相，欲行富國強兵之策，使陳堯道（殿中侍御史）等合奏：「廩兵、和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餉軍、可以免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詔從其言。既而朝士詆誹者洶然，理宗亦稍猶豫，謂「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以去就爭之，乃降旨「買田永免和糴，自是良法美意，要當始於浙西，庶他路視為則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於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於是似道舉其浙西田萬畝，獻為公田。親貴大吏，頗有繼之者，異議漸息。（初行公田事，《宋史·食貨志》上一記在景定四年（1263），《宋季三朝政要》三記在三年，《齊東野語》十七記在二年壬寅。按二年為辛酉，《野語》顯誤，茲從《宋史》。）初議收買者僅逾限之田，既而轉為「派買」之說，除二百畝以下免行派買外，余悉各派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四十楮（一楮面值一貫），不及石者價隨以減。（《宋史·賈似道傳》言：「浙西田畝有值千緡者，似道四千緡買之。」）買數少者則全支楮券，稍多則銀券各半，又多則副以度牒，至多則加以登仕、將仕、校尉、承信、承節、安人、孺人告身。準直以登仕三千楮，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承節二萬，理為進納；安人四千，孺人二千。其施行之際，或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租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責換于田主。於是一時大小田主之怨聲載道。會景定四年（1263），彗星見，求直言。於是公卿、大夫、士庶指斥公田之論，喧騰朝野。似道力辨人言，請辭相位。御筆答云：「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幣之費，下可以免浙右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命卿決意舉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皆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其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任職，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異議又沮。然以阻力之大，公田之推行，終宋之世只及於浙西，而和糴之免亦只限於浙西耳。（參《宋史·食貨志》上一，《咸淳遺事》上，《齊東野語》十七《景定行公田》條，《錢唐遺事》五《推排公田》條。）
景定五年（1264），似道又行一富國之策，即清丈田土，以杜匿稅，當時謂之推排，亦即所謂經界，南宋自朱熹以來理學家所稱道不已者也。景定推排之法，始行於平江、紹興及湖南路，遂命諸路漕帥皆施行焉。至度宗咸淳六年（1270）以郡縣推排，虛加寡弱戶田租，害民為甚，令各路監司詢訪，急除其弊。八年（1272）台臣言江西推排結局已久，舊設都官團長等虛名尚在，占吝常役，詔罷之。（《宋史》紀、志皆不載推排事，僅於《賈似道傳》著一語，此據《續文獻通考·田賦考》一，本書據序「參以諸說部雜篇議論，博取文集」，惟此未詳所出。）景定推排實施之經過，史載甚略。今可得知者，此事所召地主之怨毒不亞於公田，或且過之，以其推行之地較廣也。當時有傳誦之諷刺詩曰：
三分天下二分亡，
猶把江山寸寸量。
縱使一丘添一畝，
也應不似舊封疆。
又有題《沁園春》於道間者，曰：
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
述某州某縣某鄉某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
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未必然。
惟何甚？為官為己，不把人憐。
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百年！
正西蜀巉岩，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煙。
宰相弄權，奸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
掌大地，何須經界，「萬取千焉」？
（右據《錢唐遺事》五《推排田畝》條，亦見《古杭雜記》。近人言土地制度有引此條為指公田之事者，大誤。）
公田、推排之實施，使南宋政府與資產階級發生利益衝突，而相乖離。南宋政府瓦解之速，此未始非其一要因。在民眾未有組織之前，資產階級之擁護，與一政府之存在，關係甚大，此乃無可如何之歷史事實也。最後南宋政府不能不向資產階級認錯求援，然無益矣！少帝德祐元年（1275）春，賈似道既去國，北軍已抵升、潤，察院季可奏乞罷公田之籍，以收農心，謂：「此事苛擾，民皆破家蕩產，怨入骨髓；若盡還原主，免索原錢，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絕公田之苦。」然而僅放欠租。季遂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創，非理宗之本意，稔禍召怨，最為民苦，截日住罷，其田盡給付其原佃主，仰率租戶義兵會合防拓。」其後勘會謂招兵非便，且其田當還業主，於種戶初無相干。秋成在邇，餉軍方急，合且收租一年，其還田指揮，俟秋成後集議施行。有旨將平江、嘉興、安吉公田照指揮蠲放，卻從朝廷照淨催米數回糴，其錢一半給佃主，一半給種戶，以溥實惠，業主竟無與矣。蓋業主佃主之分，當時用事者亦不能曉也。然邊事日急，是時仍收公租。還田之事，竟不及行。
要之，宋在季年欲自固不能不擴軍，欲擴軍不能不用財。然是時國中財富集於巨室，齊民蓋藏既鮮，而稅擔已重。加斂於齊民，則齊民無以堪命；強征於巨室，而巨室離心。此南宋之所以不得不亡也。
（原載《燕京學報》第20期，193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