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說佛 · 附錄二 《四十二章經》辨偽
藏中本經，標題云：「佛說四十二章經後漢迦葉摩騰同竺法蘭譯。」《高僧傳》云：「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始。」此語蓋二千年來佛徒所公認。摩騰之姓，或作竺，或作攝，或作迦葉；此經或雲摩騰譯，或雲法蘭譯，或雲騰、蘭同譯；兩人籍貫，或雲月支，或雲天竺。此皆枝末異說，未有從根本上致疑於其偽者。如吾前文所考證，漢明求法，既羌無故實，騰、蘭二人，皆子虛烏有，則此經託命之點，已根本動搖。然則此經果何時代何人所作乎？此問題向佛典目錄學中求之，或可解答一二也。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省稱《長房錄》）本經條下云：
「舊錄云：『本是外國經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經》十八章。』……」
此言此經性質最明嘹，蓋並非根據梵文原本比照翻譯，實撮取群經精要，摹仿此土《孝經》《老子》，別撰成篇。質言之，則乃撰本而非譯本也。然則誰實撰之耶？吾以教理及文體衡之，則其撰人應具有下列三條件：（一）在大乘經典輸入以後，而其人頗通大乘教理者；（二）深通老莊之學，懷抱調和釋道思想者；（三）文學優美者。故其人不能於漢代譯家中求之，只能向三國兩晉作家中求之。
現存經錄最古者，為梁僧祐之《出三藏記集》（省稱《祐錄》）。《四十二章經》之著錄，即始於彼。原注云：
「舊錄雲『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師所撰錄，闕此經。」
安法師者即道安，其所撰錄，即所謂《安錄》是也（今佚）。此經既不著於《安錄》，則可斷言為道安所未見。蓋《安錄》記載極博，雖疑偽之經，猶不闕遺。苟其見之，必當有所論列也。道安與苻堅同時，安既不見此經，則其出固當在東晉之中晚矣。但猶有一事當注意者，《祐錄》《長房錄》中所引「舊錄」，為何人所撰？撰者在道安前抑在其後？若能得其出處，則《四十二章》之時代可以大明，因此又當牽涉及「經錄研究」。據長房以後諸書所引，有曹魏朱士行著《漢錄》。其書若真，則年代在《安錄》前。然以僧祐博極群書，何以於此《漢錄》一無徵引？《高僧傳·道安傳》云：「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詮品新舊，撰為《經錄》。眾經有據，實由其功。」
然則安以前並無著經錄之人，士行《漢錄》之偽托蓋不待辯，而此所謂「舊錄」者，斷非《士行錄》，更不待辯。然則道安以後、僧祐以前之經錄共有幾種耶？據《大唐內典錄》所記，有東晉竺道祖《眾經錄》四部；有東晉支敏度《經論都錄》一部、《別錄》一部；有蕭齊王宗《經錄》一部。此所謂「舊錄」者，總不能出此三種以外。又考《祐錄》《阿述達經》《大六向拜經》兩條下引「舊錄」，《長房錄》所引文全同，而稱為《支錄》。則凡僧祐所謂「舊錄」，殆即支敏度之《經論都錄》。若吾所推定不謬，則《四十二章經》之著錄實自《支錄》始矣。支敏度履歷，據《內典錄》云：「晉成帝時豫章沙門。」其人蓋與道安同時，但安在北，而彼在南。然則此書或即其時南人所偽撰，故敏度見之而道安未見也。敏度又嘗將《首楞嚴》、《維摩詰》兩經諸家舊譯，匯而抄之，其序見《祐錄》中。然則敏度蓋有抄經癖，所謂「撮要引俗」者，實其專長。或此經即出敏度手，亦未可知也。
尤有一點應注意者，《長房錄》於支謙條下，亦列有《四十二章經》，注云：
摩騰像
摩騰其名意譯為大象，中天竺人。擅長禮儀，解大小乘經典，常以游化為己任。昔日有次前往天竺一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時，正值外國軍隊侵犯國境。摩騰說道：據經上講，能說此經法，為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將爆發戰爭，這不是以經法使人民獲益的好機會嗎？他因此發誓犧牲自己的利益，親身前往邊境勸和，結果使兩個國家高興地避免了戰爭，他自己也由此名聲鵲起。
「第二，出與摩騰譯者小異，文義允正，辭句可觀，見《別錄》。」
此《別錄》即支敏度之《眾經別錄》（其他經錄，無以「別」名者），然則度所編集，有兩本矣。此經理趣文筆，皆與支謙諸書，系統相近，指為謙作，亦近情理。
要之，此書必為中國人作而非譯自印度，作者必為南人而非北人；其年代，最早不過吳，最晚不過東晉，而其與漢明無關係，則可斷言也。
今當研究佛教初輸入地之問題——向來史家，為漢明求法所束縛，總以佛教先盛於北。謂自康僧會人吳，乃為江南有佛教之始（《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其北方輸入所取途，則西域陸路也。以漢代與月氏、罽賓交通之跡考之，吾固不敢謂此方面之灌輸，絕無影響。但舉要言之，則佛教之來，非由陸而由海，其最初根據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漢武帝刻意欲從蜀滇通印度，卒歸失敗，然非久實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蓋漢代黃支，即《大唐西域記》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補羅國，時以廣東之徐聞、合浦為海行起點，以彼土之已程不為終點，賈船轉相送致 2 。自爾以來，天竺大秦貢獻，皆遵海道。 3 凡此皆足證明兩漢時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與南方佛教之關係，蓋可思也。
楚王英奉佛，固屬個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薰染，蓋有不可誣者。我國南北思想兩系統，在先秦本極著明。北方孔、墨之徒，雖陳義有異同，然其重現世貴實行則一；南方自楚先君鬻熊，相傳已有遺書，為後世道家所祖。老莊籍貫，以當時論，固南人也。其治學則尚談玄，其論道則慕出世。戰國末大文學家屈原，其思想之表現於《遠遊》諸篇者，亦與老莊極相近。蓋江淮間學風與中原對峙，由來久矣。西漢初，淮南王劉安受封故楚，與其地學者蘇飛、李尚輩講論，成《淮南鴻烈》解傳於今，集道家言之大成焉。然則在全國各地方、各民族中，惟江淮人對於佛教最易感受，對於佛學最易了解，固其所也。中印交通樞紐，本在廣東，但其時粵人太蒙昧，未能任此高尚教理之媒介。漢武平南粵後，大遷其人於江淮（《漢書·南越傳》）。此後百數十年中，粵、淮間交通當甚盛，故渡海移根之佛教，旋即播蒔於楚鄉，此事理之最順者。而楚王英奉佛，即此種歷史事實最有力之暗示也。
尤有一事當注意者，《後漢書·陶謙傳》稱：「丹陽（今鎮江）人笮融，在徐州廣陵（今揚州）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作黃金塗像……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融與曹操同時，其人為南人，其所治地為南士，其是佛塔之建造、佛像之雕塗、佛徒之供養，如此奢麗，此雖半由本人之迷信，然以歷史家眼光觀之，謂其不受社會環境幾分之示唆焉，不可得也。
楚王英前後之佛教，度不過極粗淺之迷信談耳，於後此教宗之建設，不能謂有多關係。其真為佛教理的輸入者，不得不首推安世高。世高為譯經之第一人，其書傳於今者，真偽合計，尚三十餘種。其為中國佛教開山之祖，固無待言。舊說皆謂世高譯業在洛陽，然按諸《高僧傳》本傳，則世高在廣州、在豫章、在荊州、在丹陽、在會稽，皆有遺蹟，淮以北則無有 4 。且為高襄譯者，實臨淮人嚴佛調。以吾之武斷，竟欲謂高譯諸經，皆南方也。倘以上所推測不甚謬，則我國佛教，實先從南方得有根據，乃輾轉傳播於北方，與舊籍所傳者，適得其反矣。 5
據上所述，則佛教實產育於老莊學派最發達之地，思想系統聯絡之跡，隱然可尋。故永平詔書，襄楷奏議，皆以黃老、浮屠並舉，蓋當時實認佛教為黃老之支與流裔也。其蔚為大國，則自魏晉以後耳。
然則北方佛教，果以何時始發展耶？吾所揣測，則翻譯界第二座明星支婁迦讖，實其濫觴。讖以漢靈帝時至洛陽，各書記載，皆無異說。其襄譯者孟福、張蓮，皆洛陽人，更足為其譯業在北之鐵證（看《梁高僧傳》本傳）。即以翻譯文體論，安高略采意譯法，其文較華；支讖純采直譯法，其文極朴。讀高書，則與老莊學每起聯想，覺其易入；讀讖書，苦不易索解，但覺其非我所固有。吾於初期兩大譯家，覘我民族兩種氣分焉。
北京戒台寺戒壇殿戒台
北京戒台寺位於京西門頭溝區馬鞍山麓，距京城35公里，全園占地面積4.4公頃，建築面積8392平方米。戒台寺始建於唐武德五年之前，原名慧聚寺，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戒台寺以戒壇、奇松和怪洞著稱於世。戒台建於遼代咸雍五年（公元1605年），與杭州昭慶寺、泉州開元寺並稱「全國三大戒壇」，而其規模又居之首，有「天下第一壇」之稱。
歐人分印度佛教為南北宗：北宗指迦濕彌羅、犍陀羅所傳者；南宗指錫蘭所傳者。因習聞中國佛教出西域，遂指為北宗所衍。歐人此種分類，吾本不以為然。但即如彼說，吾國亦兩宗兼承，海通傳南，陸通傳北。而南宗之來，且視北為早焉。以現存譯本論，世高所譯，皆《阿含》中單品及上座部所傳禪定法，其與錫蘭之巴利藏經同一系統甚明；支讖所譯，皆《華嚴》《般若》《寶積》中單品，大乘最昌時那爛陀派所誦習也。故初期兩譯師，實足為兩宗代表也。顧吾於兩宗之說，素不心折，但藉此驗時代先後，明彼我思想駢進之狀況而已 6 。
兩晉以降，南北皆大師輩出（此指中國之南北，非印度之南北）。但衡大勢以相比較，北方佛教，多帶宗教的色彩，南方佛教，多帶哲學的色彩；北人信仰力堅，南人理解力強；北學尚專篤，南學尚調融，在在皆足以表風氣之殊。而各宗派之能紛呈其特色以光飾我思想史，亦未始不由此也。
佛教在漢代，雖漸得一部分人之信仰，然正式出家，猶為功令所禁。苻堅時著作郎王度奏云：「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梁高僧傳》卷九《佛圖澄傳》引）此與唐貞觀間許景教徒阿羅斯立大秦寺事同一律。蓋我國歷代相傳「懷柔遠人」、「不易其俗」之政策也。至於本國人之信仰，則尚加以限制。《歷代三寶記》卷三年表中於魏甘露五年條下注云：「朱士行出家，漢地沙門之始。」甘露五年下距晉之篡魏僅四年耳，則謂此禁至晉始開焉可也。要之，秦景憲為中國人誦佛經之始，楚王英為中國人祀佛之始，嚴佛調為中國人襄譯佛經之始，笮融為中國人建塔造像之始，朱士行為中國人出家之始。初期佛門掌故，信而有徵者，不出此矣。
最後尤有一事當置辯者，即所謂《牟子理惑論》也。此書舊題漢牟融撰，若不謬者，則漢代佛教，可雲已極光大。而本章所考證者，皆為多事，但吾終不信此書為漢人著述，故未敢以此遽易吾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