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年譜長編 · 前言

《梁啓超年譜長編》與讀者見面了。我多年的夙願終於實現，感到莫大的欣慰。 梁啓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縣人，是近代中國著名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戊戌變法時期嶄露頭角，以後活躍於歷史舞台達三十年之久。三十年中，他積極參與了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鬥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起過不同的作用，成為近代中國歷史上很有影響而又較為複雜的歷史人物。因此，國內外學術界都極為關注，從各方面對他進行研究，那是很自然的。 全國解放以後，隨著文化科學事業的發展，學術界對梁啓超的研究也日趨活躍。特別是粉碎「四人幫」以來，學術界對於戊戌變法和康有為、梁啓超的研究，也出現了新的氣象，取得了新的成果。不少研究者從我早年所編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以下簡稱《初稿》）中引用資料，有的且將《初稿》全部翻印，供研究參考。有鑒於此，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同志約我將《初稿》修訂出版，以應學術界的需要。這部《梁啓超年譜長編》就是在《初稿》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 《初稿》的編輯工作，是在梁啓超去世的一九二九年開始的。當時，梁的親屬和朋友們為了紀念這位有影響的歷史人物，給後人研究評論梁啓超提供基本資料，商議辦兩件事。一是編輯《飲冰室合集》，由梁的朋友林志鈞（宰平）負責。因為梁著述甚多，生前已刊行的《飲冰室文集》多達二三十種，但均收錄不全，故決定編一部比較完備的集子，這便是一九三二年由上海中華書局發行的《飲冰室合集》四十冊。二是編一部年譜，為梁啓超傳作準備，交梁的另一位朋友丁文江（在君）負責。 編輯年譜的計劃確定之後，即由梁的子女梁思成、梁思順（令嫻）署名登報，並由丁文江和梁思成親自發函向各處徵集梁啓超與師友的來往信札，以及詩、詞、文、電等的抄件或複製件（原件仍由原收藏者保存）。僅半年左右時間，梁家就收到了大量的資料，其中僅梁的信札就有兩千多封，其他各種資料仍陸續寄來。丁文江翻閱了這些資料，剛粗加整理，又因南京鐵道部的邀請，於一九二九年冬率領一個勘察隊前往雲南、貴州進行地質調查，次年夏天才回到北平。一九三一年秋，丁就任北京大學地質系研究教授。當時，丁既要寫西南地質調查報告，又承擔了北大的地質研究工作，實無餘力再編輯梁譜。因而丁就托朋友從北京高等學校中替他物色助手，幫他編輯梁譜。這時，我正在燕京大學研究院學習，曾撰作《康長素先生年譜稿》的大學畢業論文，對康有為和梁啓超作過一些研究。燕大研究院院長陸志韋教授和我的老師顧頡剛教授乃將我介紹於丁，丁即到燕大研究院邀聘我助他編寫梁譜。 一九三二年暑假開始，我就在丁文江的指導下，到北京圖書館正式接手此項工作。當時已經搜集到的梁啓超來往信札有近萬件之多，這是編年譜的主要材料。此外，還有梁幾百萬字的著作，以及他人撰寫的有關梁的傳記。要把這麼浩繁和雜亂的資料疏理清楚，並編輯成書，任務是比較艱巨的。好在丁文江對此已有了比較成熟的意見，向我強調了下面幾個主要之點：一、梁啓超生前很欣賞西人「畫我像我」的名言，年譜要全面地、真實地反映譜主的面貌；二、本譜要有自己的特點，即以梁的來往信札為主，其他一般資料少用；三、採用梁在《中國歷史研究補編》中講的編輯方法，平述和綱目並用的編年體；四、用語體文先編一部年譜長編。這最後一點與梁家的意見不同。梁的家屬主張編年譜，並用文言文。丁文江覺得重要材料很多，先編年譜長編，既可以保存較多的材料，又可較快成書。他又是胡適的好友，很贊成胡適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所以仍是堅持用白話文。我根據丁文江的意見，草擬了詳細的編例，經丁修改後定為二十五條。現附於書首，借見當年編輯用意。 編例確定之後，我就進入了緊張的編輯工作。首先是閱讀和選定所需資料，交繕寫員抄錄並註明出處。然後，我再將選錄的資料按年分類連綴起來，定出綱目，加上說明性的或論介性的文字，顯現譜主在有關年月中的主要活動。在此過程中，丁文江不定期地前來了解編輯情況，及時提出一些指導性的意見。一九三四年秋編出第一稿，抄成二十四冊，約一百餘萬字。丁認為篇幅太大，要我大加削簡後，再送給他審閱。 一九三四年六月，丁文江辭去北大教授職務，到南京就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我也於一九三五年初隨往南京中央研究院，對第一稿進行刪削。這年十二月，丁因公出差湖南衡陽，不幸煤氣中毒，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於長沙湘雅醫院去世。之後，由丁的朋友翁文灝接替主管梁譜編輯工作。這時，我想早日結束此事，轉往別的研究，工作加速進行，以致《初稿》的最後部分顯得比較粗糙。到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完成了長編第二稿，約六十七萬字。由翁文灝根據丁文江的原意，題名為《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油印五十部，每部裝成十二冊，發給梁的家屬和知友作為徵求意見之用。 我離開南京時，只帶走手抄的第一稿二十四冊，原資料都留在中央研究院翁文灝處。梁的家屬後來從我手裡要回了第一稿，又托人轉給我一部油印本長編《初稿》（編號為第11號）。以後的四十多年裡，我都忙於在大學裡教書或作別的研究工作，沒有繼續從事梁譜的整理與研究。直到一九七八年夏，才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邀約，重新繼續這項中斷了四十多年的梁譜編纂工作。 《初稿》既是三十年代初期的產物，不免帶有歷史的局限。在今天看來，有些觀點是錯誤的。但既於幾十年前已編輯成型，社會上又早有流傳，這次重加修訂，不妨保持原書的風貌。經與各地學者交換意見，確定修訂原則是：在基本保持原《初稿》內容和結構的基礎上，作適當的增補和刪改。增補側重於信札和有關譜主活動的重大史事，特別是解放後發現的一些與梁氏交往的信札，如《汪穰卿先生師友手札》等；刪改僅限於與譜主關係不大的極少量一般資料和原有的編述性文字。此外，還對原《初稿》作些資料性的校勘和注釋。但一則因為許多信札原稿已經散佚；二則信札中用的代號隱語很多。所以不可能作全面詳盡地校勘和注釋，有些只好留待以後再行補正了。 現在的《梁啓超年譜長編》有七十餘萬字，其中主要部分是譜主與其師友的來往書信，共七百餘件，約占全書的十分之八。因為書信，特別是關係密切的師友之間的來往書信，較之公開言論更能真實地反映作者的思想觀點和政治傾向，這對於我們研究梁啓超，乃至梁所代表的政治派系與其他各種階級力量之間的關係，是有用處的。因之，有關書信，包括有些長達六七千字的書信，一般都全函照錄，雖使本書各部分之間，不很勻稱，但確是保存了很多有用的資料。 早年編纂本書時，前後有一致的體例，即「平敘、綱目兩體並用」。除最初幾年譜主年幼事少無庸多述外，以後各年一般都有記述本年大事的綜合性文字，然後按事情先後，分目輯述。這種體例，有它的優點，但也有它的局限。這次限於時間沒有作較大的修改，《初稿》中存在的類似缺點，也都承襲下來了。另外，不少資料對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都有許多誣衊之詞，修訂時均保持原貌，未予刪節，藉以反映梁啓超這派人物的歷史面目。再則，本書各年之間資料詳略不均，有的較周詳，有的較簡略。這是由於資料限制，在目前一時找不到可供增補的情況下，只得一仍其舊。 這裡，不妨順便提一下，一九五八年台灣世界書局曾將《初稿》排印出版，書名仍叫《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胡適為該書寫了序文，其中所記《初稿》編輯情況，與我的記憶大體吻合。惟他提到後來梁啓超家屬委託林志鈞修改《初稿》一事，似不可能。梁的家屬和朋友是一直重視《初稿》的修改的。從陳叔通先生贈給上海圖書館的那部《初稿》上可以看出，直到一九四八年，徵求修改意見的工作仍在繼續進行。這部《初稿》上面有梁啓超生前友好陳叔通、何天柱、賈毅安和親屬梁啟勛、梁思成、梁思順批註的文字數十處，提出應予刪改的資料數百處。這次修訂時，我們將這些批註的意見都分別列入有關的事中，供讀者參考。 一九二九年一月梁啓超去世後，《初稿》的資料搜集工作即已開始，至今已整整半個世紀，從《初稿》編成到現在也已四十多年了。拖了這麼長的時間，才有修訂和增補的《梁啓超年譜長編》出版，我一方面深愧自己沒有盡到責任，另一方面，更感謝黨的關懷，使我大受鼓舞，決心在有生之年再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作點力所能及的工作，這才有今天《梁啓超年譜長編》的出版。回憶我一九三二年秋應丁文江之邀從事梁譜編纂時，還是一個年僅二十七歲的青年，這是我結束學生生活、走向社會後所從事的第一件工作。今天，我已是七十四齡一老翁，精疲力衰，今後恐怕很難有多少作為了！《梁啓超年譜長編》的編纂和修訂，竟然和我一生的歷史研究相始相終，誠非始料所及。當年，我們的國家是國破民窮，瘡痍滿目；今朝，則如旭日東升，龍行虎步。正如梁啓超所言：「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撫今思昔，不禁感慨萬千。 本書修訂過程中，我們曾得到北京、上海、廣州有關單位和同志的關懷與支持；史學界老前輩、我的老師顧頡剛教授一如當年，殷勤指導；尹達同志一再關注；梁思莊同志提供了她先父的書札、詩詞手稿和照片多件。在此，我一併表示衷心的謝忱。 最後應該說明的是，本書的修訂工作，由於我年老多病，以致使修訂工作時續時斷，不能很好開展，承河南省歷史研究所的關懷，派本所申松欣、李國俊兩位同志直接參加了本書的具體修訂工作。 趙豐田 1979年12月記於河南省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