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社會生活概述 · 八　知識分子的地位、作用和勞動人民的反抗鬥爭

知識分子在漢代的社會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在階級社會裡，知識分子不是獨立的一個階級，而是主要依附於統治階級，為統治階級服務。它既可以為勞動人民做好事，也可以助紂為虐而做壞事。在封建社會內，知識分子所起作用的優劣，往往是由他們所處的地位決定的。農民群眾的起義和勞動操作所產生的成果，就是由知識分子中的文史學家所記載下來的。如果沒有歷史的記載，勞動人民創造的偉績，也就要煙消雲滅了。所以在敘述勞動人民反抗鬥爭之前，不可不先敘說一下漢朝的儒生、士大夫，即知識分子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由漢到魏晉學術思想的演變 如上章所述，漢朝的建立，自漢高祖劉邦到文景之世，經過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民給財足，社會經濟初步達到繁榮。及至漢武帝即位之後，為了鞏固漢王朝的政權，提倡崇儒尊孔。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崇尚六經」的主張，不久就得到實行。董仲舒這個人雖然是依附於統治者，對鞏固漢王朝的統治，延續我國封建社會，起過重要作用，但是也應當一分為二地來看待他。他也曾從維護封建統治的利益出發，指出在封建專制下，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窮」，走向貧富兩極分化的現象，提出輕賦薄役的主張，減輕對勞動者的剝削壓榨，有一定好處。 據近人章炳麟《訄書·學度》和黃侃《論學雜著·漢唐玄學論》記述：漢代學術思想凡有五變：第一是董仲舒提倡公羊今文學家之言和迷信的讖緯之說，把孔子尊稱為教主，已失去了孔子的真旨。第二是揚雄著《法言》，效法《論語》，寫得很平易近人，反對讖緯之學和巫史之書，並且說人生處世，顏淵的簞瓢陋巷、安貧樂道，要比齊國的相國慶封用玉杯飲美酒享樂要高明得多了。第三是到了東漢，王充反對董仲舒的「天人相應」的學說。他說：天哪有耳朵，哪能聽見人間的事情呢？他所著的《論衡》用樸素的唯物論思想來駁斥董仲舒的唯心學說。但是他能破而不能立——沒有提出積極的主張，仍存有宿命論的思想。第四是後漢的桓譚著《新論》，駁斥漢光武中興是由天命註定的讖緯之學。他用「臣不讀讖」來回答光武帝，倔強地表現了自己的主張。第五是到東漢的末年，政治腐敗，外戚、宦官專權，社會上生活極為浮奢，統治階級生前厚自奉養，死後還要修建豪華的墳墓，厚葬之風盛行。因之，王符著《潛夫論》，仲長統著《昌言》，痛斥當時的弊政，揭露當時社會上王公貴族腐朽貪婪。自此以後，到三國時期，則有姚信著的《士緯》，阮武著的《正論》等書，其書多已散佚，僅見於唐代馬總著的《意林》片斷地引用其語句，尚可以窺見當時社會思想方面的一點面貌。 自從漢末魏晉以來，曹操、司馬懿之流，為了奪取皇權和地位，就尊崇儒教，拿孔夫子作為護身符。他們實際根本不信奉儒教，只是口頭上來說教，也不準備實行之，不過拿此作為欺世惑人，操縱生殺予奪之權的工具。當時稱為「竹林七賢」的西晉嵇康、阮籍等人，以及號稱「八達」的謝鯤等諸位名士，看到魏晉以來的當權者，打著孔孟之道的旗號，而行其不可告人的勾當，就佯狂垢污，飲酒服食五石散，追求神仙，崇法老莊；或者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放浪於形骸之外，說「禮教非為我而設」，甚至「非堯舜而薄湯武」。後來的人認為他們「清談誤國」，可是誤國者非清談之輩，而是魏晉時代的當權者所遺留下的餘毒。[1] 東漢之世，除了依附於權貴想攀龍附鳳者之外，一般知識分子都有反抗統治者的意識和淡泊名志的思想。譬如漢光武帝的舊友嚴子陵，光武以布衣之交、待以故舊之誼，派人向他請教，他要言不煩地答覆了來使。使臣還要求教，他就說：「買菜乎？求益也。」又如南陽處士樊英，漢順帝徵聘他出來做官，他不肯做。順帝就對他說：「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樊英堅決地回答說，生殺貴賤之權，由我自己來決定，「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至於這些儒生處士們處世的道理和待人接物的態度，像扶風人法真，好學而無常家，通內外圖典，號稱「關西大儒」，從學者有陳留范丹等數百人。他性恬靜寡慾，不交人間事，太守請他出來做官，他堅決地回答說：「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2] 這時的韜晦之士，有汝南周燮、南陽馮良等人，學行純篤，隱居不仕，力辭皇帝的徵辟，甘願老死於牗下。其例甚多，難以一一列舉。 由於這些正直的知識分子的影響，形成了東漢節義和敦厚的風俗。他們還把這種風氣，造成社會上的輿論，即所謂清議，來維持風紀，以流傳於後世。這是在歷史上存在著的客觀事實。迄於宋、元、明，熱愛祖國的人士，有骨氣的學者，提倡清議，培養成風氣，也就是因此而起的。 黨錮之禍 東漢末年的政治情況是：宦官專政，外戚權臣擅權，政治極端腐化。開始是外戚權臣勾結宦官，取得政權；繼之外戚要排除宦官，卻被「手握玉爵，口銜天憲」的宦官挾著帝室的命令，誅殺了外戚梁冀等，宦官又掌握了政權，專門來陷害忠良，荼毒百姓。由於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引起了社會上的極度不安，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農民群眾便起來造統治者的反。如泰山、琅邪一帶聚集了萬人，聲討統治者的罪狀。此時洛陽太學的書生數千人，以劉陶為首，上疏朝廷，干預政治了。劉陶上疏陳事的目的，表面為了昭雪被權臣梁冀所屠殺的骨鯁之士李固等的冤情，實則是挽救被宦官逮捕妄加罪行的故冀州刺史朱穆和前烏桓校尉、黨人領袖李膺。他們說：朱穆「摧破奸黨（宦官），掃清萬里；李膺正身率下，威揚朔北，實中興之良臣，宜還本朝，挾輔王室」，「當今之憂，不在乎貨，在乎民飢」。所以說是針對著當時的弊政而言的。後來劉陶雖然由順陽長提拔為京兆尹，但終以他上疏說「天下大亂，皆由宦官」，並言及激起張角農民起義的事情，宦官就「讒劉陶與賊通情，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遂閉氣而死」。 接著，太學生徒黨人領袖張儉等舉奏宦官侯覽等辜較百姓，掠奪人民的田宅，強姦民間婦女，故請誅宦官，又遭到統治者的逮捕。當時廣大群眾懷著無限的義憤，都同情張儉的風格和氣節，張儉逃亡避難，望門投止，群眾甘於為之掩護，因此連累及隱藏張儉的人，被治罪者乃至數十家之多。 黨人是知識分子所結成的集團 在東漢桓靈時期，出身於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以郭泰、賈彪、張儉等為首的太學諸生三萬餘人，與他們汝南潁上等地的同鄉好友，推崇當時官僚地主階級中的開明人士李膺、陳蕃等作為領袖，形成集團。社會上的人士，如果能為李膺所容納接待的，就「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他們看到當時「主荒政謬」，宦豎當權，因而起來「激揚民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後漢書·黨錮列傳》）。後來黨人遭到統治者的迫害，大肆逮捕，加以禁錮，因而成為所謂「黨錮」了。 所謂「黨人」集團的成員，多半是出身於小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結黨的目的，是為了本身的出路，即維護封建社會的秩序，作為自己進身之階；並企圖使那些比較開明的進步的人士登上政治舞台，掌握政權，說出幾句比較公正的話，反對舊王朝的統治，甚至有時能說「當今之憂……在乎民飢」等同情人民的話。從東漢的黨人到魏晉的竹林七賢清談之士，他們雖然「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卻正是遵守禮法，蔑視當時的威權勢力的氣節之士。他們不是破壞舊禮教，而是極力維護兩漢以來所建立的封建統治政權，那「傾而未顛，決而未潰」的局勢，又被這些仁人君子的心力挽救過來。[3]他們本來不反對封建帝王的政權，而是改良主義者，要使封建社會的秩序更得以延續和鞏固。他們雖不能與農民群眾起來反抗封建帝王的統治，直斥和揭發統治者罪行的大義行動相提並論，但可以說在一定意義上是相輔而行，起了一定的推動社會前進的作用。 桓靈時期的大捕黨人 黨錮這件事情起於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十二月。因為李膺、杜密被宦官逮捕的事件發生之後，就大捕部黨二百餘人，說他們主要的罪行是河南尹李膺「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離訕朝廷，疑亂風俗」。次年，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外戚竇武提議，方才把黨人救歸田裡，改為禁錮終身。他們回到田裡之後，為了樹立風紀，扶持正義，來打倒宦官擅權、陷害忠良的歪風邪氣，於是標榜品題出哪個是正人君子，哪個是奸邪小人。在他們心目中認為是正人君子的，就推舉出來作為榜樣人物，砥礪名節，排除奸黨，便於人民有所依歸。他們「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其中「三君」竇武、劉淑、陳蕃，是最為推崇者。為了把同志之士組織得更為嚴密，就「刻石立（壇）共為部黨」，共推張儉等作領袖，好進行活動。這樣更遭到宦官們的怨恨。這時桓帝已死，靈帝即位，竇武遭到殘害，乃大捕黨人，「死徙廢禁者至六七百人……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家庭中的親屬）」[4]，弄得人人恐懼，慘不可言。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黃巾農民軍起來了。宦官中常侍呂彊給靈帝說：「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由於這句話，皇帝也害怕了，連忙「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5]。范曄在《黨錮傳》中接著還說道：「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下面再談），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在這個期間有至死不屈的李固、李膺，有慷慨就義的青年烈士范滂，有奔走國事不辭勞瘁的張儉，有潔身自守、不同流合污的夏馥。他們作出了許多悲壯義憤、可歌可泣的事跡，是值得稱道的。 月旦評 從上邊悲壯的事跡裡面，我們要指出的，就是怎樣衡量人物和怎樣推崇和批評人物。作為標榜指標的叫作「月旦評」。這是封建社會上升時期，在經濟上有優越的條件，在意識形態上有高度鑑別的能力，才能出現的，同時是存在著有地主階級意識的偏見的。這種評論人物的起始，據《後漢書·許劭傳》說：「劭好人倫，多所賞識……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又許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遂有「二龍鄉、月旦里」之稱。[6]至於評論人物的標準，如「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許）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陳寔）道廣，廣則難周；仲舉（陳蕃）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7]這種批評人物，衡量和揭發一個人物的好壞，好的可以叫人有所鑑戒，這不是讀書的知識分子唯一的發明，而是由於勞動人民所創造的。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哪個好哪個劣，或哪個稍好哪個稍劣，勞動人民一看就察覺出來，甚至把當時的情況編成順口溜，如實地反映出來。例如一般的人士一旦有錢有勢，就要與結髮之妻離婚，重娶一個新的夫人，當時的人民就譏笑他們「貴易交，富易妻」，說得何等痛快呀！又如看見地主階級暴發戶的蠻橫，就說：「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如上面所說的劉陶做了順陽長，甚得民心。他以病去職，當時流行的童謠就說：「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8]又如董卓的罪惡昭彰，當時的人民就切齒痛恨說：「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9]果然不久，董卓就遭到燃臍之辱了。 東漢的讀書人士對老百姓的「一字之褒甚於袞冕；一字之貶甚於斧鉞」的口頭創作，繼承並發揮之。他們隨時隨地編出有褒有貶地批評和衡量當時的人物的口語箴言，指出為人做事的標準。 例如，漢桓帝還沒有當上皇帝前做蠡吾侯時的老師甘陵周福，本來沒有什麼學問。既至桓帝登上帝位，就讓周福做了尚書，而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未見擢用，因之當時的士大夫編歌謠說：「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用以譏笑周福的因人得勢。又如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任功曹岑晊，二郡的人士編歌謠說：「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10] 那時的讀書人士編造的歌謠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1）讚美人的品節的，如黨中成員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當時人士稱道他們為「賈氏三虎，偉節（彪字）最怒」。又如潁川荀淑有子八人，都有才能，時人謂之「八龍」，而以荀爽最為好學，潁川的人士就稱道說：「荀氏八龍，慈明（爽字）無雙。」太學諸生對於李膺（字元李）、陳蕃（字仲舉）、王暢（字叔茂）最為佩服，學中的人士就互相傳說：「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御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後漢時戴遵家（字子高）富好給施，尚俠氣，當時人就稱讚：「關東大俠戴子高。」還有三國時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人士編歌謠說：「馬氏五常，白眉（馬良有白眉）最良。」 （2）稱道人的學問的，如稱道周舉（字宣光）的博學洽聞，就說「五經縱橫周宣光」；楊政（字子行）善講經書，就說「說經鏗鏗楊子行」；戴憑（曾任侍中）說經能解答難題，就說「解經不窮戴侍中」；許慎（字叔重）博學經籍，是文字學的大師，就說「五經無雙許叔重」；井丹（字大春）通五經，善談論，京師人讚揚「五經紛論井大春」。 （3）譏諷時弊的，如後漢光祿勛是專為提拔人才舉茂才四行的官署，當時權勢富貴子弟多以人事（走後門）得舉，而貧約守志者反以窮退見遺，京師人士就編歌謠說：「欲得不能，光祿茂才。」當時人士看見政府中選舉的不公平，崇尚儒家讀經書的只是為了做官，就說：「古人慾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東漢氣節之士，對於當時朝政深感不滿，虞詡就說：「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11]又《後漢書·趙壹傳》說：「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道出了文人對統治者不滿的慷慨悲憤的思想情感。 從上面所引的三類諺語和歌謠來看，讚美和批評人物，非常準確，指斥當時的弊政極中要害，頗得當時人士的同情。當然這些究竟是從中小地主階級立場出發，反映那些不得意的文人心情，而不是勞動大眾樸素的口語。 黨人的遭遇 地主階級的文人學士為什麼要拿民間歌謠諺語的形式「月旦評」作為宣傳的工具來衡量人物呢？這是為了要樹立一種風紀，造成維護地主階級的秩序和利益的輿論，使地主階級的人們好有一個標準和目標，這就是所謂的「清議」。明末學者顧炎武談到古今歷史時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12]這種清議，或則可以叫作鄉評。在封建社會初期，使得那些新興的地主階級造成本階級的聲望而江山世襲，影響所及，遂形成了魏晉六朝門閥之風。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地主階級中的知識分子也有左中右之分，有進步的，也有頑固的。進步人士和開明的士大夫，他們直斥腐敗朝政，不畏強暴，與惡勢力作鬥爭，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如當時被推崇的黨人領袖、人人相望風采的李固，他為了領導群倫，以身作則，而且與同志們互相勉勵，作出了示範，成為榜樣。他給黃瓊的信上說：「嶢嶢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英），被征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無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眾人嘆服，一雪此言耳。」[13]李固終於犧牲性命，重蹈了他自己總結的經驗的覆轍。他的戰友杜喬也同時被梁冀殺害，故當時合稱為「李杜」。他們的故友義士楊匡聞之號泣，星夜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托為夏門亭長，守衛屍喪。李固的弟子郭亮「年始成童」，他不怕權貴的勢力，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到李固的屍首跟前痛哭，遂守喪不去，為「夏門亭長」所呵責。其實夏門亭長，就是義士楊匡。郭亮對楊匡說：「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假扮作亭長的楊匡嘆息說：「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局，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適宜於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他們遺留下來的節烈的風氣，昭人耳目。不久，黨人中的頭目李膺得罪了宦官，下了詔獄，為宦官所陷害。事前他的戰友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於是寫信勸告他說：「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抑揚。」[14]可是他不願意「與時抑揚」，而終於犧牲了自己的性命。當時的青年志士范滂，也不顧身家，以身殉國。范曄所著的《後漢書·范滂傳》說他白髮蒼蒼的老母，親送范滂到法場上，對他的兒子說：「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行路（之人）聞之莫不（為之）流涕」。[15]范曄寫得何等悲壯淋漓，起人尊敬。宋代的文學家蘇軾，幼時讀《范滂傳》，他的母親問他讀什麼書？他回答說：兒讀的是《范滂傳》，我想學范滂的為人。他母親激昂地說：「兒欲為滂，吾獨不能為滂母乎！」這是人所周知的慷慨悲歌的事情，故不憚煩地寫在這裡。至於黨人中的錚錚之士，如郭泰、黃憲、張儉、賈彪等，奔走國是，獎拔士人來砥礪名節，所謂「叔度（黃憲）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16]。民歸其義，士懷其德，遂形成為東漢敦樸的學風。上者是以抗節不屈，炳耀於世，其次者也能甘守貧賤，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例如，申屠蟠，他看見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而他認為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獨任，「乃絕跡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17]黨人陳留夏馥，經過黨錮之獄，范滂、張儉等俱被陷害，他不願意像張儉那樣望門投止，「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乃自剪須河南變形，入（河南）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為冶（礦）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黨禁未解而卒」[18]。 漢末的人士，大都是鑒於豺狼當道，誅除賢良，稍有不慎，則就要遭到不測之禍，於是甘於恬退，隱居讀書，優遊于田園，或匿跡滅形，逃避現實，即所謂「閒居可以養志，讀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就像延篤與李膺的信上說的 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眾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築，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19] 又如為時稍早的朝歌人向長說：「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20]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稍遇到挫折就要悲觀頹喪，逃避現實，只有不與惡勢力合作的消極一面，而沒有積極抵抗的辦法。 有識之士對於當時形勢的觀察 在漢末大亂當中，必定有出來扶頹救厄，安定時局，恢復生產，拯救人民於水火之中的傑出人才的。仲長統在漢獻帝時曾參與過漢丞相曹操的軍事活動，每與曹操談論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嘆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又如李膺的兒子李瓚，當曹操還沒有顯達的時候，「瓚異其才，謂其子宣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袁本初（紹）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執法不阿的橋玄，也對曹操說過：「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還有善於評論人物，好作月旦評的許劭，他嘗評論曹操說：「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21] 對於曹操的評價，應當一分為二地看。魯迅先生說過：「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雖然「賦性通侻」，但是又信奉禮教，以不孝之罪殺了孔融。魯迅先生指出：「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22]他假借著黃巾農民軍青州兵的實力，剪除了當時袁紹等割據的群雄，統一了華北、中原地帶，恢復了生產，對於當時的社會是有所貢獻的。同時他內用兵家的韜略，外以儒家三綱五常、君君臣臣的思想，鞏固自己的地位，維護其稱帝稱王的權威和勢力。當他起兵之始，愛才若渴，禮賢下士，及其取得政權之後，首先把他的政敵孔融「以（孔）夫子之道，加諸夫子之身」，說孔融為非孝，而置之於死地。為他參贊出謀劃策的帷幕之士荀彧，因為不贊成他「加九錫」，便用藥把他毒死。就是他素所稱讚的幕僚，極有文采的楊修，也因事被誅。著名的學者崔琰，因為「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瞋」，而賜之以死罪（《賜死崔琰令》）。 [23]真是草菅人命，如同兒戲。他還用陰謀詭計、欺騙的手段，奪取政權於孤兒寡婦之手。不久司馬懿、司馬師等也依法炮製，篡奪了曹魏的政權。對司馬懿評說得最痛快的，無過於唐馬總所著的《通曆》卷四所說： 宣帝（司馬懿）起自書生，參贊帝業，濟時定難，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實有可稱；然多仗陰謀，不由仁義，猜忽詭狀，盈諸襟抱。至如示謬言於李勝，委鞫獄於何晏，愧心負理，豈君子之所為…… 這種傾軋的做法，不但司馬懿如此，曹操也不能例外。陳壽著《三國志·魏書》上不敢明顯斥曹操，因為罵曹操就等於罵司馬懿了。這樣就給歷代封建王朝的統治者篡政奪權開了先例，有所藉口，在社會上造成歪風和惡俗，遺留下來極不好的影響。 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和怯懦性 當時還有些無恥的文人，為了攀龍附鳳，慣於為虎作倀，作了統治者的幫凶，甚至不惜背師賣友。像孔融的門客路粹，用假造的證據來陷害孔融，所謂乘人之危 [24]，「落井而下石者，所在皆是也」[25]。 總之，知識分子本來就有其動搖性和怯懦性，雖然有足夠的知識和政治的敏感，在運動中，「常常起著先鋒的和橋樑的作用」，但打不了幾個回合，偶然遇到挫折，就畏縮不前，知難而退，敗下陣來了。要推翻封建統治的政權，推動社會前進，最根本最主要的，則只有靠著農民群眾了。但是光談農民起義，避而不談東漢的「清議」和「月旦評」這客觀存在的事實，知識分子在歷史上所起的推動作用，就好比兩條腿走路而失去了一條腿，是說不過去的。 有漢一代的農民起義 封建統治者高高地騎在人民的頭上，所謂「貴有常家，尊在一人」。他們「視民如讎仇，稅之如豺虎」，「強者規田以千數」，「富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一遇到政治上的變動，統治者就徵調農民和大量的刑徒充當勞役，充當炮灰。其兵荒馬亂的時候，農民不得耕種，荒蕪了田地，斗米何止萬錢，只有地主富人能吃飽飯，農民們只能吃糠秕，甚至於跑到深山野澤「掘鳧茨而食」。所以在封建社會的初期，秦朝的末年，農民領袖陳勝（涉）、吳廣「篝火狐鳴」，揭竿而起，在封建社會內首先發動了第一次農民大革命，反抗封建帝王將相的統治，為農民力耕爭得暫時的條件，所以「漢興六七十年間，國富民足」，有所謂「文景之治」的景象。 到了漢武帝末年，由於苛征暴斂，徵調頻急，激起了農民的暴動，「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小群以百數，掠鹵［虜］鄉里者不可勝數」。漢朝政府繡衣使者，持節虎符發兵興擊，並作《沈命法》：「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但是「盜賊浸多」，更不能制止。自元、成後，除了政治和經濟上的壓迫，還套上以禮教三綱五常、男尊女卑等精神上的枷鎖。當時修建宮殿陵寢，開採鹽鐵等項大工役，調動了大批人力，加以慘無人道的虐待，所以從成帝陽朔（公元前24年）以來，農民起義自稱將軍者，無歲無之，被徵調充勞役的刑徒也參加了反抗壓迫的鬥爭。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自稱將軍，率一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經歷九郡，久之乃定。到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山陽鐵官徒二百二十八人與尉氏農民樊並等起兵，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隨和，而無逃匿之意。[26]這次起義為汝南太守嚴訢鎮壓下去。接著哀、平之際，外戚權臣王氏當政，侵刻小民，妄殺無辜，山東琅邪山女英雄呂母為兒子報仇，厚遇群眾，招集了少年兒郎，革命志士，從事部署，起兵于海曲，即山東的日照縣。呂母雖然不幸犧牲，但當時的人民為了紀念這位英雄，將起義的地點起名叫作呂母崮。王莽篡漢後，建立新朝，妄圖復古，以「苛暴立威」，來壓制人民，於是群眾競相揭起討莽的旗幟。山東莒縣農民軍領袖樊崇，繼承了女英雄呂母的雄心壯志，起兵莒縣。初起兵時，樊崇的隊伍都穿著農民的衣服，服裝還不整齊，恐怕與王莽的軍隊相亂，於是用珠紅色畫了眉毛，以壯聲威，號赤眉軍。他們由山東打到河南的汝南陳留，直行入關，聲勢大振，並立劉盆子為帝，來發號施令。湖北新市人（今湖北京山）王匡、王鳳與馬武、成丹等起兵於湖北當陽縣的綠林山中，號綠林軍，平林兵、新市兵，總稱下江兵，從湖北發展到南陽。此外還有銅馬、大彤、高湖、鐵脛、大搶等起義軍，多得不可勝數。其中赤眉軍與下江軍是當時全國農民起義的主力。漢光武帝劉秀借著農民起義的成果建立東漢王朝。 劉秀是乘機利用讖緯迷信的荒謬學說，以「劉氏當興」作為號召，又借著新市、平林、銅馬等農民軍的勢力，起兵進入河北漁陽，轉戰洛陽，卒建帝位，故有「銅馬帝」的稱呼。[27]光武帝劉秀即帝位之後，雖然採取了清查田畝、釋放奴婢等措施，其目的是保他的帝業「萬世罔替」和維護封建官僚統治集團的利益，對於農民群眾談不上有什麼讓步。他的措施不夠徹底，也不可能徹底，因之終光武時期，「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殺害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28]。農民群眾反抗統治者的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縱然有時稍為安靜一些，也如《後漢書·光武帝紀下》所說的「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也不過是較短時間的現象而已。 東漢建立，自從光武末年到安帝初年（公元55年—107年），不過五十多年時間，由於宦官外戚的爭權奪利，人民處於嚴重的朘削之下，不斷掀起農民和少數兄弟民族的暴動。范曄說：「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寖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闋時月，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托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29]在順帝初年（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當時叫「海賊」的農民領袖張伯路，據濱海九郡。「順帝末，揚、徐盜賊（農民）群起，磐牙連歲」。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荊揚之間，稱黃帝。歷陽華孟稱黑帝，起兵於歷陽、九江等地，為九江都尉滕撫所平定。桓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冀州盜賊尤多」；長沙和益陽的武陵蠻族也集合二萬餘人起兵響應，攻打江陵，為督揚州諸郡軍事的馮緄鎮壓下去 。[30]這次農民和少數兄弟民族起義的區域廣闊，我認為必有手工業者、刑徒參加，可惜記載缺乏，無從考稽了。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遂成為農民黃巾軍大起義的序幕。 漢桓帝時，政治腐敗，認宦官為父母，以賣官鬻爵為兒戲。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終於爆發了臣鹿張角聯合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人民舉兵征討腐朽的漢家王朝的黃巾軍大起義。同時，張陵創立五斗米道。後來，張修、張魯以五斗米道組織在漢中郡起義。他們雖然僅延到這年的十一月，就被漢朝的左中郎將皇甫嵩等戰敗，但是，像張角在臣鹿創立太平道時，自稱「大賢良師」，反對孔孟，奉事黃老，蓄養教化弟子，療人疾病，應時而愈，百姓神而信之。據記載，他「分遣弟子週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青、徐、幽、冀等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財產，流移奔走，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民，為民所歸」。張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為『蛾賊』」[31]。這說明了張角所領導的黃巾軍的基礎是雄厚的，組織能力是很強的，影響是深遠的。他們能夠深入民間，與貧苦大眾結合在一起，是拯救農民於水深火熱中的子弟兵。由於漢代農民所穿的衣服是皂色；撐船的船夫戴的是黃色的帽子，故船夫叫作黃頭郎。因之，張角領導的農民軍就以黃巾作為標誌，叫作黃巾軍。 東漢光武帝，製造讖緯之說來迷惑人民以鞏固其封建王朝的統治，因之闡述祥瑞迷信之風，到處皆是。有統治者為了愚弄人民的「立道設教」，也有農民樸素的宗教信仰。在漢代一般都市和鄉村裡面，群眾為了富貴，人馬平安，祈求避凶從吉的風氣是很廣泛的。當時的農民建築房屋，甚至於蓋個牛棚，所用的磚瓦都刻上吉祥的文字。如清代陳介祺所輯錄磚瓦陶片上，就有「大吉羊（祥）」「大富貴」「日利萬千」等樣的吉祥語言。在清代張廷濟所藏的磚瓦拓片上，有「甲子大吉」上下排列、一正一反的文字，表示歲在甲子，是來年要過的好日子。又因為漢朝到桓靈的末年，政治腐敗，人民生活非常痛苦，故坐觀天象，覺得天氣還有時改變，這樣殘酷無道的皇帝也早就該死，應當改朝換代了。最近在安徽亳縣發現的漢代字磚上就刻有「五復汝使（我）作此大壁冤（我）人不知也但搏汝屬倉天乃死」的語句。 漢甲子大吉磚刻 人民群眾在水深火熱之中亟待拯救的情況下，黃巾軍起義及時提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是應時當令的，於是很快地傳遍了青、徐、幽、冀等八州的地方，人民群眾起來展開了英勇抗擊漢朝暴政的戰爭。 與此同時，黃巾軍的領袖張角到青州，團結了開明的知識分子，保護了漢朝大儒鄭玄的鄉里。當時就稱鄭玄的鄉里為「鄭公鄉」。 在農民軍十餘年的醞釀準備期間，張角為人民維持生計，照顧疾病，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貧苦農民一肚皮的苦水，只有向農民軍去吐訴，才得到安慰和救濟。農民軍所到之處成了勞苦大眾安身之所。這種情況持續的時間是很久的，影響是很大的。那個時候是漢朝統治者殘酷虐待人民之時，勞苦大眾只有在張角的領導和庇護下，才過著拯疾救貧、比較安定的日子。 我對農民群眾反抗封建統治者的樸素思想有以下五點體會： （1）自從我國建立了封建社會，由帝王將相統治人民以來，最高的是帝王天子之尊，要統治萬世。到了漢代，用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法則維護封建王朝，因之有不可侵犯的「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的說法。陳勝、吳廣起兵於畎畝之中，因此他慷慨地說：「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32]他反對六國諸侯死灰復燃，反對儒家在當時所說的「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那一套復古不合時宜的謬論，並對孔子的八世孫孔鮒說：「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自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33]這就破除了「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的荒謬思想。 （2）以張角為首的黃巾軍，素來是「奉事黃老」，反對儒家以禮教誑人的。據記載，他是「以妖術教授」，即所謂用神道來設教，號太平道。《後漢書·襄楷傳》說：「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後來流傳的《太平經》，本來是東漢的儒士維護地主階級統治的論著，其中也夾雜了一些樸素的農民思想。自漢以後，到宋元的「吃菜事魔」和元明時代的白蓮教和摩尼教，都有經卷，叫作寶卷，可以說是由漢代的《太平經》沿襲下來的。張角所領導的黃巾軍也利用漢代方士和五行相剋、五德終始的思想。例如，漢順帝時農民領袖馬勉稱黃帝，華孟稱黑帝，打亂了五德相終始的謬論。黃巾軍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反對封建統治的旗幟何等鮮明呀！ （3）封建王朝有帝王將相各級官吏的層層統治。他們除了法令，還制定了許多繁文縟節的禮儀名教來桎梏人民。而赤眉軍樊崇起義之始，乃與群眾相約，「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領導與群眾之間並沒有像漢家王朝的界限那樣嚴苛。他們是以人民的身份享有平等待遇，雖然用了漢家王朝習慣上的稱呼，而其含義與性質確實是不同的。如「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泛相稱曰臣人」[34]。古代「臣」字是彼此相呼的通稱。黃巾軍的領袖以教長自居，「自稱大賢良師」；在漢中的張魯「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理，民夷信向」[35]。農民群眾並不是各自為長，互稱將軍，不要領袖，而是凡起義運動總需要一個帶頭人作領導，要有較好的領袖。史籍記載所說的赤眉軍入關的時候，各自稱將軍，後來立了劉盆子為帝，「移書數（王）莽罪惡，稱說漢家歷數，天下始知所宗」[36]，則純屬誣枉農民軍的詞句。 （4）在封建王朝的統治者極力吞併剝削，富者整天膏粱珍饈，貧者幾乎一飯也不得飽的情況下，社會呈現出貧富極端不平等的現象，而農民軍素來反對恃強凌弱，分配不均，主張在生活資料和政治權利上待遇必須平等，如《太平經》卷一四八等卷曾經提出了「各令平均」「尊卑大小皆如一」的平均主義思想 。[37]由於時間和條件關係，當時雖然沒有提出均田分地的主張，可是已經提出爭取人身生活的權利和待遇了。 （5）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之下，尤其是從禮教名分方面對下抑制，弄得勞苦大眾有苦沒處訴，有理沒處講，真是如清代考據學家戴震所說：「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38]顛連困苦、走投無路的勞苦大眾，只有向農民軍領袖——貧苦農民的親人，才能夠訴說兩句知心的話。農民軍平抑了民憤，因之使天下之人，人心悅服，「襁負歸之」。漢中的張魯起義，凡是參加的成員都要繳納五斗米作為成員的保證，因之叫作「五斗米道」。他的理事的「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亭傳，縣（懸）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39]行旅之人，尚且如此，則當地的人民生活安定的情況更為可知。可以說，黃巾軍起義前赴後繼達十餘年之久，起義軍占領區域內的農民生活是相當安定的。貧苦人民有了疾病，在其他鄉間無醫藥可以醫治，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口，而農民軍為之醫療疾病，這對於貧苦農民是莫大的幸福。當漢朝桓靈二帝及朝廷大臣各級官吏貪污腐化、蹂躪人民之日，正是黃巾農民軍起義的區域內農民翻身吐氣、同享太平之時。 總之，人民群眾的力量是偉大的，是不可戰勝的；人民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當社會矛盾尚未發展到尖銳化之時，勞動大眾攜手並進，提高了生產，增加了社會上的財富，並推動了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一旦社會矛盾尖銳化了，被統治階級受壓迫最厲害，一向稱為最馴服的女子也會撕破「三從四德」，起來與統治者鬥爭。勞動大眾，尤其是手裡拿著鎬的農民和手裡持著矩的手工業者，終日辛辛苦苦，伏首在畎畝或工棚里從事勞動，可是當階級壓迫最嚴重的時候，也會變成為敢於反抗鬥爭的最勇敢的人物，出現無數的英雄和戰士，起來推翻封建統治的王朝。因之，在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時期，統治者如果能接受農民革命給他們的教訓，即所謂「水能行舟，亦能覆舟」，時局就能暫時地穩定，社會生活和經濟就會得到發展。 正如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是由於當還時沒有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於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後，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 * * * [1]. 參考《魯迅全集》第三卷《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係》；《後漢書·左雄傳》。 [2]. 《後漢書·法真傳》。 [3].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係》，《魯迅全集》（第三卷）。 [4]. 《後漢書·黨錮列傳》。 [5]. 同上。 [6]. 《後漢書·許邵傳》。 [7]. 同上。 [8]. 《後漢書·劉陶傳》。 [9]. ［清］杜文瀾:《古謠諺》，中華書局1958年版。 [10]. 《後漢書·黨錮列傳》。 [11]. 《古謠諺》。 [12]. ［明］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四。 [13]. 《後漢書·黃瓊傳》。 [14]. 《後漢書·李膺傳》。 [15]. 《後漢書·范滂傳》。 [16]. 《後漢書·黃憲傳》。 [17]. 《後漢書·申屠蟠傳》。 [18]. 《後漢書·夏馥傳》。 [19]. 《後漢書·延篤傳》。 [20]. 《後漢書·向長傳》。 [21]. 《後漢書》（卷四十九、卷六十七、卷五十一、卷六十八）。 [22].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23]. 《曹操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 [24]. 《後漢書·路粹傳》。 [25]. ［唐］韓愈：《韓昌黎文集·柳宗元墓志銘》。 [26]. 《漢書·成帝紀》。 [27]. 《後漢書·光武帝紀上》注引《閫外春秋》。 [28]. 《後漢書·光武帝紀下》。 [29]. 《後漢書·張法滕馮度楊列傳》。 [30]. 同上。 [31]. 據《後漢書·皇甫嵩傳》、［宋］袁樞：《資治通鑑紀事本末·黃巾之亂》。又據張廷濟所藏的漢磚中有「甲子大吉」的磚文。最近安徽亳縣出土曹氏墓磚有「蒼天乃死」的磚文。 [32]. 《史記·陳涉世家》。 [33]. 轉引自李長路、焦樹安：《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反孔鬥爭》一文中《孔叢子》末篇的一些資料。 [34]. 《後漢書·劉盆子傳》。 [35]. 《後漢書·張魯傳》。 [36].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八。 [37]. 轉引自王靜如、史樹青：談《有關農民戰爭文物》中所引用的《太平經》原文，《文物》1960年第7期。 [38].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卷上，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39]. 《後漢書·張魯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