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時論集 · 法國解放委員會與法蘭西前途
經過半年的來往折衝，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方於今夏在北非成立，由吉羅德與戴高樂二氏同為主席。但至十一月十日阿爾及爾的消息，忽謂吉羅德已辭去主席職務，此後由戴高樂獨任主席，吉氏將專任法軍總司令。當日晚間，戴高樂招待記者，顯然的事前授意記者詢問：「如吉羅德不誓絕維琪，是否能繼續擔任法軍總司令之職？」戴高樂答稱：「法國之偉大領袖，均不應與維琪有任何聯繫……全體法人，尤其是法國軍隊及其領袖，均受制於委會……委會而外，任何方面之命令均為無效。」又有人詢戴氏戰後是否接受總統之職，戴氏只作模稜兩可的答覆。並由上列一段消息，可見吉羅德已被排擠，戴高樂有唯我獨尊之概，並且頗有戰後求取法國最高政治地位的野心。
但吉羅德並不是一個可以隨意擯棄的人。吉氏以辭去總司令職務相要挾，勉強解委會對於肅軍問題讓步，不能以傾向法西斯或維琪政府為名而強迫大批將領去職。吉羅德在法軍中頗孚眾望，除吉氏外恐無第二人能調動法國的多數軍人，解委會只得讓步，至十五日吉氏方才打消辭意。據謂吉氏被解除主席之議，吉氏個人事前全無所悉，乃臨時被迫承認。戴高樂似乎所為太過，結果只得又後退一大步。但至十八日解委會又決議擴大「肅清委員會」的權限，似此戴吉之爭尚未解決，未來的發展深值關心法國前途的人的注意。
吉戴兩人間的問題，可分立場的與個人的兩方面。由立場言，戴高樂比較急進，吉羅德比較保守。法國的軍人傾向於保守，一部分並且屬於保王黨，根本反對第三共和國。在一九四〇年法國屈服的許多原因中，軍人的反對民主共和國傾向納粹主義，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吉羅德、貝當、魏剛一群軍隊首要大體都采此種態度。吉羅德唯一超群的特點，是他極力主張反德，始終認德意志為法蘭西的世仇，法國絕不能由親德政策中求出路。所以他雖在法國屈服前被俘，後來居然設法逃脫，待英美在北非登陸時他又到北非加入同盟軍向納粹軍作戰。他在法軍中聲望甚高，在達爾朗被刺之後，他是唯一能夠號召法國多數高級將領與中級軍人的首領。他與這些人政見本來一致，這些人經過兩年半的慘痛教訓後，也知道與納粹妥協而求出路為幻想，所以他們在抗德一點上也與吉羅德意見相同，達氏死後吉氏繼為北非的軍政首領是很自然的。假定戰後的法國能聽這一批軍人自由安排，第三共和國絕不能恢復，即或舊王朝不立刻復辟，一種修改的法西斯主義也會成為法國的政治經濟綱領。
但這並不是說戴高樂代表不折不扣的民主主義。他雖不屬於正統的保王黨，但他也是軍人出身，左右的要人也多為軍人，在法國軍人中找一個死心踏地的民主主義者，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他年事較輕，資格較淺，在法國屈服前不久仍是上校，屬於中級軍人，保守主義的色彩不似老軍人的濃厚，在口頭上服膺民主主義還不致如鯁在喉的不能說出。戰後的法國如讓戴氏的一黨自由擺布，最少暫時是要恢復第三共和國的，但最後的結局如何仍在未定之天，能否與吉氏一黨的作風有多大的分別，恐怕不是任何人所敢肯定答覆的。
吉戴兩人之間如果只有立場的不同，問題就將簡單許多，主義崇拜者也就可以各隨所好而放心大膽地揚此抑彼，但個人的成分又非常複雜，使任何客觀考量的人都有無所適從之感。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時，吉羅德已是上將，戴高樂只是上校，到一九四〇年春季雷諾的短命內閣，才擢升戴氏為準將，他今日仍只是准將。在古今中外官階觀念森嚴的軍隊中，戴氏絕無與吉氏並肩而立的資格。同時，戴氏在法軍中一向被認為搗亂分子，在戰前他著作了《未來的陸軍》一本書，毫不客氣地批評法國的軍事當局與作戰策略，更增加了一些老將領對於這個年幼無知的青年軍人的厭惡。他提倡機械化的小陸軍主義，反對法國一貫的以步兵為主的大陸軍主義。他這種主張，不能說全無見地，一部的主張並且被納粹採納。他的機械化的主張在今日公認為正確的，但他的機械化之後，就只需人數甚少的一個軍隊的主張，已為此次大戰證明為完全錯誤。但無論如何，他如果只平心靜氣地發表主張，他的人緣還不至於高度的惡化。但書中的口氣逼人太甚，使多數的軍事首要讀後感到難堪。例如書中有一段說：
一個天降大任的人物的深沉孤特與自足，使他只在非常時期才為人所重視。雖然與他接觸時，使人不得已而承認他的超絕性，因而對他發生敬仰，但他總不為人所喜，並且他不屑於把他的大才用於平時登進所需的逢迎陰謀與虛偽。所以除非他意志堅決，百折不回，他一定被環境所軟化或腐化。
他這一套話並不是無的放矢，與全書的論調合觀，他一方面是在痛罵法國軍隊中的一批老前輩，一方面又在說明他自己是一個特殊的天才，一個上天將降大任的人物。一個自認為有才的人，不妨有此抱負，但大可不必半公開的如此自我誇耀。認清此點之後，我們就可明白為何戴高樂雖然抓住機會發動自由法國運動，但無論是投到他的旗下的法人，或與他合作的英美軍政要人，都感到與他共事的困難。單就他與吉羅德的關係而言，在半年的來往折衝期間，吉氏的讓步還較戴氏的為多，最後吉氏不顧官階的界線，與他同為解放委員會的主席，但仍不能滿足戴氏的要求，仍要用政治的手腕強迫吉氏辭職，此種作風在平時已不足為訓，在國家命脈不絕如縷的今日更是使親者痛仇者快的行動。就私人論，我們並不說吉羅德是完人，但就他那比較謙讓比較妥協的行動言，他可說是有略高一等的政治風度。
假定吉戴之爭只是兩人之間的問題，或只是解放委員會的問題，我們就無需多加研究。但實際此事一方面影響法蘭西的整個前途，一方面牽涉到盟軍在歐陸大規模作戰時的利害，所以凡屬同盟國的人士對此不能漠不關心。先就法國本身言，一九四〇年的屈服證明法國內部情形的複雜萬分，將來只有一批謹慎周到的領袖才有重導法國於常軌的希望，凡一意孤行或政爭氣味太濃的個人或派別都只有增加復國後法蘭西的複雜性，這是我們站在同盟國的立場而為法國擔心的。法國將來如不能穩定，整個的歐洲就極少穩定的機會。這是使我們更加深一層憂慮的可能發展。
再就同盟國將來在歐陸的作戰前途言，法蘭西當然是同盟國要解放的一個重要對象。但因解放委員會既不是逃亡海外的舊政府，又不是合法產生的新政府，而法國的情形又不可思議的複雜，所以主要同盟國雖都已承認解委會，但都是有條件的承認。承認照會措詞最概括的是蘇聯的照會，但也沒有正式承認該會為法國的合法政府，以免將來盟軍真在法國登陸時引起無謂的內部紛糾。戴氏對此一概漠視，近來屢次公開表示該會也就等於戴氏自己是法國的主權政府，將來盟軍一在法國登陸，該會就當然進入法國，毫無問題地統治法國。這個立場是沒有一個同盟國的政府肯接受的。將來登陸時可能因此而發生無窮的誤會與困難。
以上的話或過於直率，但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法國能積極增助盟軍的作戰，並能在戰後恢復它的舊日歐洲文化重心的地位。要達到這兩個目的，今日法國各首領的行動作風是有莫大的關係的。
（原載《當代評論》第四卷第三期，1943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