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時論集 · 理想與現實

五月下旬，國際間有兩段消息，我們中國多數的報紙似乎都未登載。這兩段消息，代表今日世界問題的陰陽兩面，深值注意。我們簡單敘述如下，作為本文的引言。 第一段消息來自舊金山，據謂華來士於五月二十三日提出弭止戰爭的一個計劃，內容包括四點：（一）軍事部分——包括一個可實行的世界性的原子能管制辦法，軍略地區的國際化，殺人武器的解除，及整個世界法西斯主義的最後肅清；（二）按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消弭希臘與中國的內戰；（三）使不自由的人得到自由，使流離失所的人有家可歸，增助世界性的人權法案的完成，最後希望能達到世界法律系統的目的；（四）經濟部分——利用美國資源，在聯合國的管理之下，推行一個全世界重建的十年計劃。 第二段消息來自華盛頓：關於美國東大西洋及地中海艦隊司令康納利將軍對於伊朗與土耳其兩國首都的訪問，路透社駐華府的採訪主任蘭金氏於五月二十五日發表顯有所本的評述。據蘭氏的報導，華府的官方人士相信，根據康納利將軍所採得的資料，美國對於希臘、土耳其，以及中東油區的美國生命線，可以擬定一個全新的軍略計劃，包括三點：（一）美國實際已等於與希臘、土耳其兩國訂立同盟條約，只要蘇聯的擴張政策一日不變，美國對此區域的責任也不會改變；（二）中東區域為美國在戰爭時間所必需的石油來源，所以在任何情形下，也不能容它落在蘇聯的勢力圈內；（三）國務院與軍政部意見一致，認為韃靼尼爾海峽為危險的焦點，該峽一旦遭受威脅，美國將不惜以武力抵抗。 上面兩段消息的強烈對照，是再清楚不過的。華來士所發表的一套仁至義盡的建議，有一點可以注意，就是從頭至尾所講的都是「應當」如何，對於利害的關係撇開不談，或只附帶的論及。第二段消息與此相反，出發點是利害與力量，只講實際「究是」如何，根本不問「應當」或「不應當」。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評判兩種觀點的孰是孰非，因為這個根本是無從評判的，我們敘述上面兩段消息，目的只在舉例，這兩件事恰巧代表古今一切國際關係的兩面：一面是人類的希望；一面是人世的現實。要明了國際關係的實況，必須兩者兼顧，同時又須認清兩者之間的界線，若把兩者混為一談，對於國際政治，以及一切政治，就永無了解的希望。 理想與現實，是人生的兩種境界，有的人注重現實，有的人傾向理想，兩人所處的實際是兩個世界，在政治興趣特別濃厚的今日，兩個世界的分野格外的顯得清楚。少數人想要同時處在兩個世界，在理論上雖非絕不可能，在事實上可說是不可能的。宗教與哲學，以及各種高超的主義，都屬於理想的世界。一切事業的經營，就事業而論事業，都是現實的。但人生最現實的，莫過政治：離開現實，根本無政治可言。就對內而言，政治，即或是歷史上或今日最上乘的政治，也不過是勉強調和大多數人之間的興趣矛盾與利益衝突；如能使矛盾不太嚴重，使衝突不表面化，就已是政治盡善盡美的境界。等而下之，就不必問了。就對外而言，只要有列國的局面存在，國際的政治必為爾詐我虞互相排擠的世界，詐虞排擠的最後結果總是戰爭，若極端地講，甚至可說玉帛相將和平時期只不過是兩段戰爭期間的休戰狀態而已；和平為疲乏後的養息，戰爭才是正常的狀態。 撇開專為現實辯護的冒牌思想不談，一切理想，無論為哲學的或宗教的，都不問現實如何，而要否定現實，化現實，超現實，打破眼前醜惡的世界，實現合人心意的世界。如中國先秦的道家，如今日西洋的自由主義者，不問事實認定人性至善至美，因被難以解釋清楚的人生種種所蒙蔽而變為醜惡，只要去蔽還真，理想就可以實現，哲人的企望就可成為庸人的實在。理想家如只提倡理想，不積極的企求實現理想，還不致多逢煩惱。最可憐的是比較高尚的熱中人士，抱有理想，同時又堅要用理想改變現實。先秦的儒墨兩家都屬此類，結果當然是整個的失敗。墨家最後完全消滅。儒家到大一統的漢代為人主所利用，但至此早非孔孟荀之舊矣。今日西洋化的世界，又逢新的列國之世，滔滔者天下皆是，熱中的新儒新墨多至不可勝數，最後的命運恐怕也不會大異於先秦的儒墨。若暫且不論救國救民甚至救世的大題目，專言個人的態度，我們究當何以自處？最重要的，恐怕是每人都要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屬於理想類型，或現實類型，是宗教家哲學家的質料，或事業家政治家的質料。歷史上雖有兩質兼備的人，但那是例外又例外的，普通的所謂才智之士都有一偏。一般講來，理想不能滲入事業的領域，最多不過有時可作事業的護符與工具。事業的目的是成功，理想的目的是至善。普通的成功與至善無關，一切的至善都難成功。哲學與宗教為心靈上的永恆境界，不受現實的支配，就本質言，談不到成功或失敗。現實的力量可以迫害哲學家或宗教家，耶穌與蘇格拉底都是犧牲於現實強力之下的理想家，但現實對於理想本身都無力傷害，耶穌的教義與蘇氏的哲理至今仍為世人所推研不絕。但反過來講，兩位聖哲的主義，就主義本身言，從古至今向未影響現實的發展，現實既未因之改善，也未因之更為醜惡。政治的對內爭奪與對外欺詐，古今相同，絕無二致。戰爭的頻繁，今日與二千年前無異。人性的難測，今與古同。所不同的，是知道耶穌或蘇格拉底的政治家，有時可多有一些響亮的名詞供他們利用而已。 理想家與現實家所處的是兩個世界。兩個世界永遠對立。理想家視現實家為不可救藥，現實家視理想家為愚不可及，兩者發生真正的接觸或聯繫，可說是不可能的。有的哲學家可以提出「現實的就是理想的，理想的就是現實的」一類的口號，這只能說是莫可奈何的自慰自娛。又有的哲學家想像烏托邦，或置於遠方，如培根的「新大西洋國」；或置於遠古，如先秦諸子的種種托古思想；或懸諸未來，如韋爾斯的「彗星的時代」。這是聊自慰娛的另一種類型。此種思想最發達的，莫過中國，我們早在先秦時代就把這種說法人格化，提倡「內聖外王之道」。並且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自以為「聖」的文人以此自評，雖然那僅是可怪的自欺；又不知有多少已經為「王」的當局以此自命，雖然那僅是誇大狂的表現。降至今日，中國雖然處處落後，只有在這一點上我們既可超邁前代，又可媲美西洋：我們今日所最不缺乏的人才，就是利用西洋新名詞而提倡各形各類內聖外王之類的理想家。由此點言，中國文化可稱為人類歷史上思路最不清楚的一個文化。 既然如此，是否我們就可下一個人類無希望無前途的結論？卻又不然。今日人類之所以異於一切其他動物或已經消滅的各種遠古人類的，就是因為它有理想；除了現存的人類外，一切的有生之物都只有現實。理想與現實的衝突矛盾，就是人類歷史人類文化的最大主題。最後的結果儘管是毫無結果，這種衝突矛盾的過程都正是歷史文化的意義。將來人類的發展是否可以更上一層樓，不停滯在好似毫無結果的矛盾中？我們最少不妨如此希望。在此日未達到前，事業者只有發展事業，理想家只有發揮理想。只要不違本性，不強求己所不能，一個人或追理想，或求現實，都可成為推動歷史的力量，在個人都是成功，如果違背本性而強求自己所不能，在個人為可悲的失敗，在歷史為可惜的浪費。蘇格拉底的智慧的結晶，仍值得我們記取服膺：「知道你自己！」 （原載《獨立時論》第一集，獨立時論出版社，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