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孔子、墨子及其學派 · 第三節 墨子之實利主義及其經濟學說
自孟子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後世儒者，因此以言利為大戒。董仲舒更說：「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是一切行為，專問動機，不問結果，弄得道德標準和生活實際距離日遠，真是儒家學說的莫大流弊。其實孔子也並不如此。一部《易經》，個個卦都講「利」。孔子說「利者義之和」，說「以美利利天下」，說「樂其樂而利其利」，何嘗說利是不好？不過不專拿「利」來做道德標準罷了。
墨子則不然。道德和實利不能相離，利不利就是善不善的標準。書中總是愛利兩字並舉。如「兼相愛交相利」（《兼愛中下》）、「愛利萬民」（《尚賢中》）、「兼而愛之從於利」（同上）、「眾利之所生何自生，從愛人利人生」（《兼愛下》）、「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兼愛中》）、「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法儀》）、「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亦猶愛利國者也」（《尚同下》），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以常識論，愛的目的在人，利的目的在己，兩件事像很不相容，然而墨子卻把他打成一片。第一件，可以見他所謂「利」，一定不是褊狹的利己主義。第二件，可以見他所謂「愛」，必以有利為前提。他說：「忠信相連，又示以利，是以終身不厭。」（《節用中》）。簡單說，從經濟新組織上建設兼愛的社會，這是墨學特色。
經濟學的原字（Economy），本來的訓詁，就是節用。所以墨子的實利主義，拿「節用」做骨子。「節葬」不過是「節用」之一端，「非樂」也從「節用」演繹出來。今綜合這幾篇來研究「墨子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墨子的經濟學，須先從消費方面起點。墨子講消費，定出第一個公例是：
以自苦為極。（《莊子·天下篇》）
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節用中》）
墨子以為人類之欲望，當以維持生命所必需之最低限為標準。飲食是「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飯於土塯，啜於土鉶。」（《節用中》）衣服是「冬以圉寒，夏以圉暑。」（《節用上》）宮室是「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霜雪雨露，牆高足以別男女」。（《辭過》）只要這樣就夠了，若超過這限度，就叫做奢侈。墨子以為凡奢侈的人，便是侵害別人的生存權，所以加他個罪名。說是：
暴奪人衣食之財。（《節用中》）
近代馬克思一派，說：資本家的享用，都是從掠奪而來。這種立論根據，和二千年前的墨子正同。
論到生產方面，墨子立出第二個公例，是：
諸加費不加利於民者弗為。（《節用中》）
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辭過》）
墨子以為：生產一種物事，是要費資本、費勞力。那麼，就要問：費去的資本勞力能夠增加多少效用？所費去的和所增得的比較，能否相抵而有餘？試拿衣服來做個例，墨子說：「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錦繡文采靡曼之衣……此非雲益暖之情也。單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也……」（《辭過》）他的意思以為穿衣服的目的，不過取其能暖，穿綢比穿布並不加暖，所以制綢事業，就是「加費不加利於民」。
墨子非樂的主張，就是從這個公例衍生出來。他說：
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反中民之利亦若此，既我弗敢非也。（《非樂上》）
這是說：音樂是「加費不加利於民」的事，所以要反對他。墨子以為總要嚴守這個公例，將生產力用到有用的地方，才合生產真意義。所以他說：「把那些闊人所嗜好的『珠玉鳥獸犬馬』去掉了，挪來添補『衣裳宮室甲盾舟車之數』，立刻可以增加幾倍。」（《節用上》）
墨子更把這種觀念擴充出去，以中用不中用為應做不應做的標準，凡評論一種事業一種學問，都先問一句：「有什麼用處？」，如：
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魯問》）
這是墨學道德標準的根本義。若回答不出個「什麼用處來」，那麼，千千萬萬人說是好的事，墨子也要排斥的。
墨子這種經濟思想，自然是以勞力為本位。所以「勞作神聖」，為墨子唯一的信條。他於是創出第三個公例，是：
賴其力則生，不賴其力則不生。（《非樂上》）
墨子說：人和禽獸不同。禽獸是「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絝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所以不必勞作，而「衣食之材已具」。人類不然，一定要「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才能維持自己的生命。所以各人都要有「分事」。什麼叫做分事呢？就是各人自己分內的職業。墨子於是感覺有分勞的必要，又創出第四個公例，說道：
各從事其所能。（《節用中》）
各因其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公孟》）
墨子設一個比喻，說道：「比如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可成也。」（《耕柱》）有些人「竭股肱之力」，有些人「稟其思慮之智」，無論是筋力勞作，或是腦力勞作，只要盡本分去做，都是可敬重的。只有那些「貪於飲食惰於從事」的人，墨子便加他一個惡名，叫做「罷而不肖」了。（《非命上》）
在這種勞動力本位的經濟學說底下，自然是把時間看得很貴重。墨子於是又創造出第五個公例，說道：
以時生財，財不足則反之時。（《七患》）
「光陰即金錢」（Time is money）這句格言，墨子是看得最認真的。他所以反對音樂，就因為這個原故。他說：「那些『王公大人』們日日聽音樂，還能『早朝晏退聽獄治政』嗎？農人日日聽音樂，還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菽粟』嗎？婦人日日聽音樂，還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嗎？所以斷定音樂是『廢國家之從事』。」（《非樂上》）他反對久喪，也是因為這個原故。他說：「儒教的喪禮，君父母妻長子死了，都服喪三年。伯叔兄弟庶子死了，都服喪一年。其餘族人親戚，五月三月不等。這樣，人生在世幾十年，服喪的日子倒占了大半，還有什麼時候去做工呢？而且服喪的時候，做成許多假面孔。『相率強不食以為飢，薄衣而為寒』『扶而能起，杖而能行』，鬧到『面目陷，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健強』，這不是於衛生大有妨礙嗎？這不是減削全社會的勞力嗎？所以斷定『久喪為久禁從事』。」（《節葬下》）
墨子又極注意人口問題，他有第六個公例，是：
欲民之眾而惡其寡。（《辭過》）
墨子的人口論，和瑪爾梭士的人口論正相反。瑪爾梭士愁的是人多，墨子愁的是人少，人少確是當時的通患。所以梁惠王因「寡人之民不加多」，就對孟子發牢騷。（《孟子·梁惠王篇》）商鞅弄許多把戲，「徠三晉之民」。（《商君書·墾令篇》）墨子對於這個問題，第一是主張早婚。他的制度，「是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節用上》）第二是反對蓄妾，他說：「內無拘女，外無寡夫，則天下之民眾，故蓄私不可不節。」（《辭過》）這些主張，都是以增加人口為增加勞力的手段，所以看得很鄭重。反對久喪，也是為這個原故。因為儒家喪禮，禁男女同棲，服喪時候很多，於人口繁殖自有妨礙。墨子說：「此其為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眾，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壽也。」（《節葬下》）反對戰爭，也是為這個原故。他說：「戰爭除病死戰死不計外，而且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節用上》）這都是注重人口問題的議論，雖然見解有些幼稚，但在當日也算救時良藥了。
最後講到分配方面，墨子定出第七個公例，是：
有餘力以相勞，有餘財以相分。（《尚同上》）
自己的勞力和光陰，做完了自己分內的事業，還有餘剩，拿去幫別人做，這就是「餘力相勞」。自己的資財，維持自己一身和家族的生活，還有餘剩，拿去分給別人，這就是「余財相分」。這兩句話墨子書中講得最多。（《天志篇》《辭過篇》《兼愛篇》皆有）其實只是「交相利」三個字的解釋。《節葬篇》說：「疾從事焉，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意義更為明了。餘力相勞，就是孔子講的「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余財相分，就是孔子講的「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禮記·禮運篇》）兩聖人的經濟學說，同歸宿到這一點。質而言之，都是夢想一種完全互助的社會。
我想，現在俄國勞農政府治下的經濟組織，很有幾分實行墨子的理想。內中最可注意的兩件事：第一件，他們的衣食住，都由政府干涉。任憑你很多錢，要奢侈也奢侈不來。墨子的節用主義，真做到徹底了。第二件，強迫勞作，絲毫不肯放鬆，很合墨子「財不足則反諸時」的道理。雖然不必「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但比諸從前工黨專想減少工作時刻，卻是強多了。墨子說：「安在善而不可用者」，看勞農政府居然能夠實現，益可信墨子不是個幻想家了。
墨子非攻，儒家亦非攻。儒家非攻，專是義不義問題；墨家非攻，義不義問題之外，還有個利不利問題。《非攻上》是說攻的不義，《非攻下》是說攻的不利。墨家的宋，想說秦楚罷兵，儒家的孟子問他：「說之將如何？」宋說：「我將言其不利也。」孟子說：「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這就是儒墨不同之點。墨子說非攻的不利，有個很妙的譬喻：
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被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耕柱》）
這段話，簡單說，就是「彼此不上算」。墨子無論說什麼事理，都要從「上算不上算」上頭比較一番，和董子「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學說恰好是個反面。
墨子把「利」字的道理，真是發揮盡致。孔子說：「利者義之和」已經精到極了。《墨子·經上篇》直說：「義，利也。」是說，利即是義，除了利別無義。因此他更替了這個「利」字下了兩條重要的界說：
界說一，凡事利余於害者謂之利，害余於利者謂之不利。他說：
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者，非取害好，取利也。（《大取》）
有時明明看著是有害的事情，還要做他，如斷指。表面看來，豈不是和實利主義相悖嗎？其實不然，因為是利余於害才取他，取他畢竟是取利不是取害。反之，害余於利的事情，萬不要取。墨子解釋攻國之害余於利，說：「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其所喪。」（《非攻中》）
這是表面看著像有利，其實害比利大，所以不要取，這是計較利害到極精處。
界說二，凡事利於最大多數者謂之利，利於少數者謂之不利。墨子說：
飾攻戰者言曰：南則荊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眾，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眾，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為也。子墨子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之，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非攻中》）
少數人格外占便宜得利益，從這少數人方面看，誠然是有利了，卻是大多數人受了他的害。從墨子愛利天下的眼光看來，這決然是害，並不是利。反之，若是少數人吃虧，多數人得好處，墨子說他是利。所以他說：「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大取》）
「殺己」豈不是大不利的嗎？因為殺了一個「己」能存得了天下，所以打起算盤來，依然有利。英人邊沁主張樂利主義，拿「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做道德標準，墨子的實利主義，也是如此。
然則墨子這種學說，到底圓滿不圓滿呢？我曾說過，墨子是個小基督，從別方面說，墨子又是個大馬克思。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在「唯物觀」的基礎上建設出來。墨子的「唯物觀」，比馬克思還要極端。他講的有用無用、有利無利，專拿眼前現實生活做標準，拿人類生存必要之最低限度做標準，所以常常生出流弊。即如他所主張「男子二十處家，女子十五事人」，依我們看來，就不如孔子所主張「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墨子只知道早婚可以增加人口增加勞力，卻不知道早婚所產的兒女，體力智力都薄弱，勞力的能率卻減少了。墨子學說最大的缺點，莫如「非樂」。他總覺得娛樂是廢時失事，卻不曉得娛樂和休息，可以增加「物作的能率」。若使墨子辦工廠，那「八點鐘制度」他定然反對的。若使墨子辦學堂，一定每天上課十二點鐘，連新年也不放假。但這種辦法對不對？真可以不煩言而決了。儒家有一位程繁，駁他的「非樂論」。說道：
昔者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息於瓴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所能至耶！（《三辯》）
墨子對於這段話的反駁，就很支離，不能自圓其說，這總算墨學的致命傷了。莊子批評墨子，說：
其道太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天下篇》）
莊子是極崇拜墨子的人，這段批評，就很替墨子可惜。墨子的實利主義，原是極好，可惜範圍太窄了，只看見積極的實利，不看見消極的實利。所以弄到只有義務生活，沒有趣味生活，墨學失敗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