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論語 · 中國近代儒學趨勢

儒家思想為中國文化之骨幹，此義人人知之。蓋儒學本由中國文化而孕茁，自有儒學而中國文化亦遂發揚光昌而滋大。儒學原本孔子。然孔子曰：「我好古敏以求之。」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稱之曰：「孔子之謂集大成。」故雖謂儒學為中國古文化之結晶可也。孔子歿，非儒反孔者四起，百家競嗚，皆欲與孔子為代興，楊、墨、莊、老其著也。當是時，儒學之為世詬病，亦既甚矣。有孟子者出，曰：「乃我所願，則學孔子。」又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能言距楊 墨者，皆聖人之徒也。」繼孟子而起者有荀子，荀子之排擊諸子，較孟子益厲。其書有《正論篇》《非十二子篇》，其排擊諸子，雖子思、孟子不免。又曰「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雖七十子之徒有不免。然獨尊仲尼無間言。孟 荀皆一世之魁儒，其尊孔子如此。而後百家之氣焰以衰，儒術之尊嚴以定。故儒學之推行，亦非孔子一人之力所能主。在其當身，必有七十子者扶翼之。及其後世，又必有如孟 荀者呵護之。故可謂儒學推行，乃中國文化自有之演進，乃中國人群之共業也。 戰國紛爭之大局既歇，而秦 漢一統之盛運方啟。於斯時也，政治定於一尊，學術思想亦有調和融會以出於一之需。《呂覽》《淮南》皆出其時，而莫能竟其功。求有以調和融會百家之異說，折衷而歸之一是者，非推本於儒術，則莫克盡其任。於是秦皇、漢武之間，乃有儒術之新生。《易傳》《戴記》所載，莫非是時之產物。上自荀卿，下迄董子，當時儒學之所以包羅吸納諸家之異說以自廣大而得達學術一尊之地位者，蓋不自於漢武之創置《五經》博士，而在野之著述固已儼然有以踞其尊嚴而無愧矣。要言之，如《易系》《中庸》多采道家，《禮運》《孝經》兼取墨義，《春秋公羊》三統之說本諸陰陽家言，而又旁及刑名法術以為褒貶。百家精旨，苟可調和融會於儒術者，秦 漢諸儒無不兼取而並蓄之。故非孟 荀之駁辨，無以見儒學之尊。非秦 漢之和會，亦無以見儒術之大。秦 漢諸儒之與孟 荀，猶車兩輪，猶鳥兩翼，左之右之，而孔子之道乃得大行於後世。若謂後世有新儒學，則秦皇、漢武間之諸儒首當其選矣。 漢代一統之緒將斬未斬，而鄭玄之括囊大典，遂為兩京儒學殿軍。魏 晉以下，詆儒譏孔者，紛紛籍籍，又不知其幾何家。時則老聃之與瞿曇，遂與孔子割席分尊，若鼎足之三峙。論其風力之廣被，沾染之深入，視戰國百家猶多過之。雖逮隋 唐盛世，而學術分野，終未合併。則儒術之衰，抑又甚矣。韓愈憤然以孟子之拒楊 墨自負，而力有所弗勝。其友人李翱，則以和會說《中庸》。下及宋世，儒術終起，然陽法韓愈之排擊，而陰師李翱之和會。蓋宋 明七百年之儒學，亦猶如秦皇、漢武間諸儒，要以調和融會於道、釋之間。苟其為說之可以兼取並蓄無害於我者，則無不取而蓄之。故濂溪《太極圖》傳自方外，程氏之門無不流入於禪。後人又謂：「朱晦庵是一個道士，陸子靜是一個和尚。」其語雖酷，亦非無由。迄於陽明良知之傳，漸失其真；而和會融通之風，益泛濫橫決而無可收拾。於是晚明諸儒起，始謀所以修藩籬而堅壁壘。如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顏習齋諸人排詆所及，程 朱有勿免，陸 王更無論。彼其正言厲色，亦猶夫孟 荀之遺意也。故苟無程 朱、陸 王之和會融通於前，將無以見儒術之大。苟無晚明諸老之剖析駁辨於後，亦無以見儒學之尊。非尊無以立，非大無以行。自有孟 荀之駁辨而來秦 漢之和會，自有朱 王之和會而來晚明之駁辨。一往一復之際，順逆有殊；而儒學之所以立，孔子之道之所由以大行，則胥此二者之左之右之，如車之輪，如鳥之翼，不可一缺也。 竊嘗論之，學術之有和會與駁辨，亦各因其時而然也。當戰國衰世，儒學初興，我勢未立，我道未尊，則孟 荀之駁辨尚矣。析之有以極其細，剖之有以盡其精，凡其說之苟有異於我者，無不昌辨而力斥之。凡我說之所以卓立而見尊，則職此之由也。秦 漢一統，世運既轉，而儒術亦已尊。一世之人，方務為高瞻遠矚，兼包並舉，其氣無前，其抱無外；則和會融通之意興焉。蓋前者憂深而慮遠，後則氣盛而心開。夫非時與勢之為之歟！濂、洛初興，亦值宋之一統，承百年太平無事之後，禮樂文運方起；和會融通，適以成我之大，而無患其損我之尊。南渡以還，建安集其大成，而金溪即別樹壁壘，此固偏安之氣局也。姚江起於明代，亦包羅兼容為多。及於晚明，宗邦覆矣，民生瘁矣，衣冠文物掃地盡矣。使於此時，不皭然有所自表異，不確然有所自持守，將淪胥喪亡之無日，又何有乎和會以自大！則晚明諸老之所為窮剖而極辨者，亦豈得已而不已哉！ 故北宋如前漢，晚明似先秦。凡儒術之所以確立而大行者，乃此兩翼之互為而共成之，而不可或缺焉。而其間之異同離合，則猶有可得而略論者。孟 荀之時，雖亦高論王霸，推極於國家天下；要之其立說所偏重，則個人之心性學養為主，而大群之政教功利為輔。迄於先漢，其風斯變。時則政出一統，世運方新，學者之所想望，於大群之政教功利者尤急，而小己之心性學養轉疏焉。此畸輕畸重之異也。北宋諸儒，其和會融通似前漢，而其偏重於個人之心性學養則轉似先秦。晚明之剖析駁辨似先秦，而其偏重在大群之政教功利則又似前漢。此其間亦有說。蓋前漢當盛運初啟，學者莫不踴躍蘄向於大同太平之治，各思述其道以易一世而躋於所理想；故其言政教功利，率多游神泰古，馳騁恣肆，而徵實非所務。至於晚明，國覆種奴，一群方陷於魚爛瓦解之境而不可猝救；故其神斂，其心惻，若痛定之思痛；其於一群之政教功利，多懲前而毖後。作歷史之反省，而不敢輕發舒。活潑磅礴不如前漢，而敦篤就實則勝之。 滿清盜憎主人，乾、嘉諸儒蠹故紙逃死而稱經學，斯無足道。道、咸以往，海疆多虞，滿族之鉗制防遏也轉弛；學者驟脫羈軛，而所以震盪其心魄者，則有似於晚明。故其言率偏於一群之政教功利，而個人之心性學養有不遑。適其時歐風東漸，凡彼之所以為政教功利者，又與我相懸絕。富強懾其神智，既不得為韓愈之排擊，乃又相趨於李翱之和會。故一時學風，轉有類於前漢。斯則以衰世之人心，而強慕盛世之學業，晚清 道、咸以下之大體則然也。 辛亥鼎革，政體丕變。一時人心，若久縛而乍解，若長蟄之思蘇。而又東西接觸既頻，士大夫揖讓周旋於多邦群族之間者既久，若將披心胸，豁肝膽，以懷納諸新而融之為一大；秦 漢和會之風進而益奮。《公羊》之變法，《禮運》之大同，可以參是中消息矣。然而國步之艱難依舊，群體之隳頹日甚。秦皇、漢武之豐功偉烈既不可以驟冀，而晚明諸老之所驚心而動魄者，亦復如夢魘著人，不得遽醒。則遲徊瞻顧，凡其創巨而痛深者，皆孤孽操危慮深之資也。於是和會之不足，而駁辨之風隨起。是則前漢、晚明，儒學兩翼，所憑以左右夾輔扶搖直上者，當今之世，乃有齊頭並進之觀。斯非希覯之一奇歟！故挽近學者稱引儒書，樂為援據而加以闡發者，非《易傳》《戴記》，則往往在晚明。此辛亥前後五六十年中風氣，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抑學術之事，能立然後能行，有我而後有同。否則，不立何行？無我何同？苟非孟 荀之強立，亦無以來秦 漢之廣負。而今日者，在我則至愚至弱，至亂至困，既昧昧然不信我之猶有可以自立之地，而失心強顏以游神於群強眾富之列，曰：「我將為和會而融通焉，我將為兼舉而並包焉。」甘受和，白受采，先既無以為之受，更何期乎黼黻文章之觀，酸咸五味之調乎？故凡苟有異於我者，必辨之晰而爭之明，斯所以尊我使有立也。凡苟有同於我者，必會其通而和其趣，斯所以大我使有行也。而今日之我，求其能尊而有立也尤亟。大心深識之君子，其將有體於斯文。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思想與時代》三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