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論語 · 孔子之教與學

一 孔子是中國的大聖人，二千五百年來，備受國人之愛戴與崇重。最近幾世紀，歐 美學者，誦讀有關孔子的書籍，仰慕孔子之為人，稱引孔子之言論者，亦日見增加。孔子之道，終必大行於後世。茲值孔子誕生二千五百零四年紀念，謹就平日淺薄所窺，略述一二有關孔子之教與學者，以申高山嚮往之私意。 孔子是一個教育家，他曾說： 有教無類。 人類只要有教育，不該再有其他一切的類別。理想的教育昌明了，那時世界人類，將不再有國別，有種別，自然更說不上有所謂階級的分別。那將是一個大同與太平的世界，而這一世界則將由理想的教育達成之。 孔子不僅抱有如此偉大教育的理想，而且畢生為此教育理想而努力。所以說：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只要依照當時社交慣例來到孔子門庭的人，孔子從來沒有不加以教誨的。他又說：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只要有人來，不追究他已往，不逆測他將來。誠心請教的，他就誠心教。他又說： 過我門，不入我室，而我無憾焉者，其惟鄉愿乎？ 經過孔子門，孔子總希望他進來聽一番教訓，否則孔子心上總覺是一遺憾。但也有些人，不肯有理想，不肯有向上心，不想要自己再進一步而發心向人去受教，他們只想在這世上混過便算的，那便是孔子所謂「鄉愿」了。孔子只對這些人不再有遺憾。這不是孔子不願對他們施教，孔子只待有自發心的才施教。所以說：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憤」與「悱」，便是人類一種向上的自發心。照理，此種自發心，也該人人有，而孔子也決不會拒人於門外。 二 但孔子平日把些什麼來教人呢？他弟子說：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指社會人文之一切。孔子是一位人文主義者，他的教育內容也偏重在人文。而人文社會中一切的業績，其起始莫不由於個人的行為。個人行為最要的發動，又莫不由於人類之天性。因此孔子之教，總是先就個人天性中某幾種美善的本質，如「忠」與「信」，來指點出個人行為所應有之道。本於此種人道作基礎，再經歷了歷史演變，而形成社會人文複雜的大綜合。孔子之教，本原於人心之忠信，究極於人文之大全，而以人類本身一切現實的行事為中心，這是孔子教育的大規程。 因此孔子很看重在其當身社會一切人文現實之所有。他自己說：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他又說： 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射」與「御」是當時社會兩件普通的人生技術，而「御」尤其是屬於為人服務的，因此孔子自謙地說他願意當一個御者。若使孔子改生在現代，我想他決不會看輕教一青年學習替人開汽車。他也會高興做一飛機師。孔子的教育宗旨，只在根據各自當身的社會裡的一切人文現實，而只在由此使人透悟到人類文化之本原，之意義與價值。這些人文現實之大總體，孔子當時則謂之「禮樂」，謂之「文」。孔子自己說： 下學而上達。 「下學」是學的當時社會人文一切的現實，「上達」則透達到人類文化大體之本原與意義與價值之所在。 孔子常不自稱為一教育家，而常僅自稱為一學習者。他說： 我有知乎哉？與知也。 他又說：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之所謂「古」，即是那些人文遺產，即當時社會一切人文現實，由於歷史演變而來者。而孔子之所求，則在這些現實人文中，來追求其本原與意義與價值。 孔子以此學，也即以此教。因此孔子之教，更注重在身教，非言教。故他說： 予欲無言。 又說：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孔子即把他自己的全部人生來作教。孔子也即以他的好學作為他全部的人生。孔子之道一以貫之者也在此。 孔子又曾說： 聖則我不敢，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他的弟子們便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孔子自己只說他是一個好學者，樂學者。所以說：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又自己說：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孔子只把他自己一番好學樂學的精神來設教。而他的弟子們，了解他們先生的教育精神的，便說這樣便已是「仁」與「知」，便已是聖人了。一個人，只從那種學不厭與教不倦的「仁」與「知」，做成了聖人；一個社會，也只從此學不厭與教不倦，來走上了人類燦爛光明的文化大綜合。人類文化，該是根據著人類的天性，而直達大同太平的理想。這一條大道，也可說即是孔子所謂的「下學而上達」。孔子心中，一人之道與人人之道，仍是一以貫之的。 三 因於孔子之教，是這樣一種現實的身教，即以他當身的實際人生來作教，所以孔子的教訓，若在言論上尋求，似乎沒有什麼一套特別肯定的內容。換言之，孔子沒有一套抽象的理論來教人。所以說：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孔子沒有一種固執的、必然的、自我的意見。孔子平常教人所重者曰「道」。道是活的，只指的由此至彼的一條路。孔子理想中的人生，該有一段由此而至彼的過程，那也就是「學」。 至於具體所學，則上面已說過，凡屬當身社會的一切人文現實，都該成為學的對象。所以說： 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禮、樂、射、御、書、數，在當時謂之為「六藝」，這是孔子當時社會人文現實中幾項具體的節目。孔子都學了。孔子又從這些人文現實向上追尋其來歷，探究其根源，會通其意義，發明其價值。因此孔子之所學，是一種人文的，同時也是歷史的。總言之，孔子是向人而學的。所以說： 我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又曰： 三人行，必有吾師焉。 他的弟子們也說：「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孔子向人而學，又向人而教，因此他的所學所教，他自己總括說來，只是一「仁」字。仁，便是人生之大道。仁之本原，在人心之「忠信」。見之於實際的私人生活之謂「行」，成之為人類社會所共有的一切文化現實的大全體之謂「文」。這在孔子本身時代如此，在孔子以前的時代也如此，在孔子以後的時代仍如此。在孔子所未曾知道的社會，乃至在未曾知道有孔子其人的社會中，在孔子理想中推想，也該莫不如此。所以孔子的教與學，不盡在回顧，同時也有前瞻。不盡在守舊，同時也有開新。不盡在現實，同時也兼在現實中引發出理想。 四 如上述，孔子之學，針對著全人類而學。孔子之教，也針對著全人類而教。孔子之學與教，其精神，以全人類為對象、為範圍。於是孔子乃由於「人」的觀念而轉進到「天」。全部人類之出生，出生於此大自然；全部人類之生活，亦在此大自然之中。孔子平常所指的天，正指此大自然而言。孔子說：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無所言說而四時行，百物生。孔子所想學於天的，正想學此無言之行與生。所以孔子教人「默而識之」。他又說：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他又說： 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於是遂使孔子終於永遠是一個學習者，始終沒有好多懸空的大理論，更沒有像西方的哲學家們，各有他們一套曲折而精微的成系統的抽象的新創見，留傳給後世。他曾說：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往往自承為無知，對方一鄙夫來問他，鄙夫自然同樣是無知。但事情總會有兩頭，理論也總會有兩頭。本與末，是與非，一切總是有兩端。孔子只把他來問的那事情或那理論轉問他，直問到那本末與是非之兩頭之盡處，而無不罄竭了。於是那事情與理論之由此至彼的全體，卻在雙方本屬無知的、空空如也的心中顯豁呈露了。因此，孔子所教，人人可以學；而孔子所學，也人人可以教。本屬無知的，也自會有知了。這是孔子之教與學之自無而有、由人達天之最中庸而最高明的最不可及處。 因此，孔子只如是般，從人生切近處，求知與好學。但他因此學通了人之心，學到了人心之本原——「天」。而別人一時要想學孔子，卻會感覺到困難了。所以他的最好學的弟子顏淵不禁要喟然而嘆了。顏淵說：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連孔子也要自己嘆息了。他嘆道： 莫我知也夫！ 他又說： 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似乎自己也深感到他自己已由知人通透到知天，所以才說知我者只天了。 然而孔子的日常行為，則始終平易而切近，始終是與人共之的。他的門弟子又說：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孔子自己也曾說：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所以孔子始終沒有一套奇偉而高遠的教訓，超出於現實人事圈子之外的，來留傳給後世。孔子所學的最高對象固是「天」，而孔子卻不說「天」。孔子不從天之最高明處來教人，他只從內面人類心情的大本同然處如「忠信」，和從外面人類社會的一切文化現實如「禮樂」，從這內外兩端來循循然善誘人。從這「博文」與「約禮」處，教人「下學而上達」。於是孔子也遂不能成為一宗教的大教主。 五 然則孔子所留傳給後世人類的，究是些什麼呢？我想，照孔子自己的意思，他所能留傳給後世的，恐怕仍該是他那一番好學不倦的精神了。其實孔子之所學也甚有限，孔子只在學做人，孔子只在從人的方面學做人。惟孔子直向人心的深處學。孔子總認為，人與人是大概相似的。孔子似乎並沒有承認他自己高出乎別人，但也沒有承認別人高出了他自己。他只從別人身邊學得了自己。孔子又常把他自己來教別人。所以孔子有時像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好像只想把他自己學成一個人，也只想教人學成一個人。所以說： 古之學者為己。 好像一切學，該是只重在自己。但孔子的意思，認為人人都如此般學，卻可到達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理想。那即是孔子所謂的「大道之行」的時代了。 所以孔子自己說：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我們今且問：孔子所知的「天命」該是什麼呢？我們且不妨說：天既生了人類，自然希望人類能終極到達於太平大同的境地。人類不到太平大同的境地，終像是天命之未實現。其實天之生人，早本是太平與大同的。因為人類社會自己多生出花樣，人類歷史自己多生出演變，而於是轉像使人類反而日趨於不平與不同。孔子教人學，正在學那人類同然一本之天性，正在透過那歷史悠長的演變，社會複雜的綜合，而所形成的文化多方的大體系中，來學到仍回於自然，學到復返於人之本，學到走上經歷人文演進後之人生大同太平之大道。那是生於天而歸於天，由天命之人始，到達於天命之終極，那始是所謂「大道之行」了。所以人若能「知天命」，便決然會「耳順」。耳順是說你聽別人話，都覺得順於耳，不覺得逆於心。這真是大同太平、大道之行的盛世感覺了。人人知天命，人人都會感覺得耳順，人人會聽到別人話不再感其刺耳與逆心。若使一個人先到達此境界，這一個人的內心已先到達了太平大同的理想境界了。到那時，他的心已和人的心相通，一片天機，不再分別彼我與是非。當前總是一「道」。當下總是一「仁」。整個總是一「天」。於是那一人，便可「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便是上述的那一人。孔子把他自己一生七十年好學不倦所到達的內心境界揭示於我們。我們若粗心驟然的看，不像孔子所學是在專為著他個人自己嗎？ 但我們也可說：只要在人類中，仍有一個人未到達此境；他聽別人話，依然感到刺耳與逆心；這世界則依然還不是真大同，依然還未到真太平。所以全人類各為個人，還是為著全人類。 而且我們也不能因為全人類未到達此境，便不信有人能先到達此境。若我們沒有如此般去學，自不能就此懷疑有人能真到達此境。正因全體人類均能到達此境之路途尚遙遠，所以孔子平日總是自承無知，不曾具體舉出某一番抽象的理論來教訓後世人，來憑空為遙遠的後世人設教。但也正因為孔子自感他自己確已到達了此境，所以他終於把他自己所學的那一番經歷來指導人，卻可使任何一時代的人都由於如他之所學而到達他之所到達。 自孔子誕生二千五百年後而至今日的人類，若我們能再一細聽孔子之所教，我們會有所憤悱，則孔子的教訓，卻正好給與此種憤悱以莫大的啟發！ （一九五三年十月香港《祖國周刊》四卷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