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論語 · 再談《論語新解》
一
今天接著來講《論語新解》，特別重要的是講《論語》朱《注》與二程相異處。朱《注》不易看。好像處處在尊二程，實則朱《注》不同意二程處甚多，只是避而不談。西方人謂「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我們自民初新文化運動以來，年輕一輩多喜菲薄前人，此一風氣實不足取。
朱《注》於二程說有贊成，有反對，亦有依違，只看注文甚難看出。須參讀《朱子語類》。抗戰時在成都，因胃疾休養，從頭讀了一部《朱子語類》，三個月時間全書看完，我才懂得。此事距今已二十年。最近寫《新解》，又重翻《論語》。我《新解》對於程 朱之從違，讀者亦不易知，今天略舉數例，以資說明。
上次講朱《注》，正文與圈下所引二程語意義亦有不同，此在諸位自去仔細對讀。如《論語·學而篇》：「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朱《注》：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
下引程子曰：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
又曰：
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
謝氏曰：
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屍，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
《語類》朱子答弟子問有曰：
若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上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
故朱子此處引程子語，復引謝氏語，庶於兩方兼顧。清儒顏習齋攻擊朱子，主張輕讀書而重實習，自號「習齋」。其實仍只陷於謝氏一邊，未能顧及程子「時復思繹」四字去解釋「時習」之意。其未能細讀朱《注》，更自可見。今看朱《注》：「習，鳥數飛也。」明承謝上蔡之意，兼以「效」字、「覺」字訓「學」字，意義周浹；而從「覺」字義中便可包括了程氏之「思繹」義。我的《新解》則說：
學，誦習義。凡誦讀、練習皆是學。舊說：學，覺也，效也。後覺習效先覺之所為謂之學。然社會文化日興，文字使用日盛，後覺習效先覺，不能不誦讀先覺之著述，則二義仍相通。
此則是我自己講法，依然採用「效」字與「覺」字來訓「學」字，又明白舉出「誦讀」「練習」兩項。以「誦讀」為學，依然採用朱子，但朱《注》此處卻未明白舉出，故又增上「社會文化日興」以下數語，為之闡申。而習齋語之為偏見，顯然可見。
《新解》「時習」二字云：
此有三說。一指年歲言。古人六歲始學識字，七八歲教以日常簡單禮節，十歲教書寫計算，十三歲教歌詩舞蹈。此指年為時也。二言古人春夏學詩樂弦歌，秋冬學書禮射獵。此指季節為時也。三指晨夕言。溫習進修游散休息，依時為之也。習者，如鳥學飛，數數反覆。人之為學，當日復日、時復時、年復年，反覆不已，老而無倦也。
我此講法，仍自根據朱子而加似變化；而引用古人實例，則「誦讀」亦是學，可以不煩再論。
至「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兩句，朱《注》：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
下引程子曰：
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
又曰：
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此條驟看似無問題，但《語類》有人問：程子之意是否如《中庸》「舜善與人同」之意？朱子告以不要如此引申推想。「舜善與人同」，乃《中庸》《孟子》中語，《論語》中無之。朱子教人讀《論語》應專管《論語》，且莫問《孟子》《中庸》，千萬不要牽合他說強通為一。此是朱子教人讀書極關重要之一項，學者最當注意。在朱子認為此種牽引強通之習，自程子以來，已有三十年之久，因此講古書盡講向高處、虛處，反而會把古書走失了原樣。只是朱子仍將程子說引在下面，其意只謂：先讀了他自己所注，然後再推及程說，便可無弊。此是先求專精，再作會通，此種會通，乃始是新會通。其意極為深允。我《新解》中注此兩句云：
朋，同類也。志同道合者，知慕於我，自遠來也。
此則仍依朱《注》而稍詳釋之。
朱子嘗云：「堯 舜以下不可無孔子，孔子而後不可無孟子，孟子而後不可無二程。」此乃對二程極表佩服之語。但朱子又云：「聖人之意，乃在日用常行之間，《論語》中無懸空之語。漢以後人多在訓詁方面講《論語》，二程則發明聖人道理，使人激昂向上，惟失之稍高。」又認為當時說經有四病：「一本卑作高，二本淺作深，三本近作遠，四本明作晦。」我們當據此四點來尋朱《注》之用心。
至於「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兩句，宋人善講義理，於此兩句解釋明愜。讀者試看後來清儒之說，便知他們說義理，遠不能與宋儒相比。
我以上只舉《論語》首章為例，便知注書工夫之不易。而讀注文者，亦須仔細咀嚼，莫輕易忽過，其事亦從可知。
二
《憲問篇》又一章：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此章文字易讀，但在義理上，程、朱卻發生了極大歧見。朱《注》引程子曰：
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仇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朱子引程說後自加按語曰：
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此則明與程說不同。
《語類》一弟子問：「伊川言：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學，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竊謂天下無兩可之理，一是則一非。如兩可之說，恐亦失之寬否？」今朱《注》雲「管仲有功而無罪」，故可不死，則並無兩可之說。一弟子問：「管仲之功可掩其前過否？」朱子曰：「管仲義不當死。」又答另一弟子問曰：「聖人無說，見得不當死。」即據《論語》本文，推說孔子本義，而程說之誤自見。朱子說此章，說到無文字處去，可謂聰明絕頂。清人只重考據，並只能考據其事，卻不注意到在事背後之種種義理。此就偏了。而且他們責朱子將桓公、子糾兄弟輩次講錯。實則將輩次講錯者乃程子，非朱子。朱子所以仍引程子說者，因程氏考據雖錯，然有其一套義理在。但程子說實非注書，而是自立說。朱子意：程氏此套義理，也可作參考；而其自下注，則只曰「管仲無罪」一語解決了。
三
又《述而篇》：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朱《注》：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也。
此條注文，即論文章，亦臻絕佳之境。程子曰：
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程子此條亦有其精彩處，但不如朱《注》之簡淨。程子另有一語云：孔子之夢周公乃因其思。（見《二程遺書》）此乃謂至人無夢，孔子只是思周公，並未真夢見。此則曲說，朱《注》未錄。
朱子弟子又因朱《注》與程說不同而發問，朱子答曰：「夢見亦何害。」「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相識之人，卻雲是某人某人者，蓋有之。夫子之夢，固與常人不同，然亦有是理耳。」即如孔子夢兩楹之奠，豈可說是思不是夢？朱子說此種夢乃是一種「朕兆」，所說極有理。若程子說：「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說孔子未見周公則不能夢周公，定要避去「夢」字，反覺拘泥。《語類》中批評程說非是，當有數百條之多。清儒不分程、朱，一併攻擊，可證讀書粗心。其實他們連《語類》也不讀，則自然見不到朱《注》之精密處。
四
又《述而篇》：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朱《注》：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嘆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下引范氏曰：
《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嘆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若以莊 老佛家之意見評之，似聖人之心，時不免有滯於物。程伊川即以「三月不知肉味」為聖人滯於物。故疑「三月」二字乃是「音」字之誤。《語類》朱子答弟子問曰：
此處最要看他不知肉味處，最有意思。蓋夫子知《韶》之美，一聞之，則感之至深；學之三月，故至於不知肉味。若道一聞之便三月不知肉味，恐無此道理。伊川疑得自是。但《史記》上有「學之」二字，伊川恐適不曾考到此耳。
但我之《新解》，於程、朱兩說，均不贊成。因曰：
子在齊聞《韶》：《韶》，舜樂名。或說：陳，舜後。陳敬仲奔齊，齊亦遂有《韶》樂。
三月不知肉味：《史記》作「學之三月」，謂在學時不知肉味也。或說：當以「聞《韶》三月」為句。此三月中常聞《韶》樂，故不知肉味也。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孔子本好樂，聞《韶》樂而深美之，至於三月不知肉味，則其好之可謂至矣。於是而嘆曰：「不圖為樂之移人有至此也。」或說：「斯」字指齊，謂不圖《韶》樂之至於齊。
今按：本章多由解。一旦偶聞美樂，何至三月不知肉味？一不解。《大學》云：「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豈聖人亦不能正心乎？二不解。又謂聖人之心應能不凝滯於物，豈有三月常滯在《韶》之理？三不解。積此三不解，乃多生曲解。不知此乃聖人一種藝術心情也。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此亦一種藝術心情也。藝術心情與道德心情交流合一，乃是聖人境界之高。讀書當先就本文平直解之，再徐求其深義。不貴牽他說，逞曲解也。
我在《新解》中每章必附一白話譯文，此章之白話譯文云：「先生在齊國，聽到了《韶》樂，三月來不知道肉味。他說：我想不到音樂之美有到如此境界的。」自謂將《論語》本文原義解出。若論義理，孔子實深具一種藝術心情，或說詩人心情。此章大似一首詩，實乃詩中之賦。《新解》此章，擺脫了朱《注》束縛。但不知我此解法，究比朱《注》勝否？諸位在此刻，自無法遽下評判，但舉出來也教諸位知道讀《新解》也就不易而已。
五
又《八佾篇》：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注》曰：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嘆之。
下引楊氏曰：
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程明道以為射不專以中為善，朱子未采其說。清人引漢儒古說來推翻朱《注》，但清儒實並不知明道與朱子間已有不同，而朱《注》實難推翻。清儒對此章講了許多考據，但於義理上則仍有不通處。《新解》則曰：
射不主皮：古之射，張一布，稱為侯。或畫五采畫獸，為正。或於布中心貼一皮，或熊或虎或豹，為鵠。不主皮，或說：射以觀德，但主於中，不主貫革。皮即革也。或說：「主皮」之射見《儀禮·鄉射禮》，「貫革」之射見《小戴禮·樂記》，二者有別。貫革謂射穿甲革，如養由基射甲徹七札之類，此乃軍射。禮射則用皮侯，不用革。今按：射必主中，斷無不主中而為射者。「射不主皮」，既不能解為不主中，則上說但主中不主貫，自為正解。射既有中與貫之別，則貫指革言，亦自無疑。「射不主皮」，謂皮可以該布，又何不可以該革？故知上解「主皮」為貫革，通上下文而說之，亦自見其可信。《儀禮》《小戴禮》兩書皆出《論語》後，不得以兩書或言主皮、或言貫革，遂謂《論語》「主皮」決不指貫革也。
為力不同科：科，等級義。人力強弱不同第，故射主中，不主貫。漢儒因見《儀禮》言主皮，《小戴禮》言貫革，疑《論語》此章不主皮，不言貫革，遂疑此句「為力不同科」另屬一事，不連上文。因解「為力」乃為力役之事，丁強任力役亦分科。然當役不得稱「為力」，此解牽強可知。今不從。古之道也：《樂記》：「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此謂自武王克商，示天下已平，不復尚多力能殺人，故息貫革之射。正與《論語》此章所言相同。今若分《樂記》「貫革」與《論語》「主皮」為二，則「射不主皮，古之道也」語義難解。蓋下逮春秋，列國兵爭，復尚力射，如養由基穿七札，見稱當時；故孔子慨嘆而稱古道也。若必本《儀禮》為說，《儀禮》顯出《論語》後，豈其所記各射，孔子時皆不然，而概稱為「古之道」乎？朱氏注此章，不用漢儒古說，以「貫革」說「主皮」，以本章三句通為一氣讀之，最為允愜。清儒必據古注駁朱《注》，於「射不主皮」一語，多引古禮文，而於「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兩語，終無確說。就本章文氣、語法、字義平直求之，知朱《注》之不可易也。其說古禮容有違失，終無害於其釋大義之是當。
此條駁斥古注以「為力不同科」為另一事之非，又兼采清儒各家考古代射禮之是者，概括以注本章；而於本章大義，則仍主朱說，採用清儒考據發明朱《注》義理。至於清儒諸家考據，孰是孰非，孰得孰失，不再羅舉博辨。故能使《新解》本文簡徑明白，不致浩繁難尋。若讀者仍嫌《新解》注文不易讀，此乃讀書基本程度不夠。然只要能細心誦讀數過，亦無真難讀處。若定要一看便曉，則《論語》本書本不應該要求一看便曉也。
六
以上只是臨時隨口舉出數例，期能對諸位讀我《新解》，以及把我《新解》與朱《注》比讀，得些幫助。至要真有得，則仍待諸位自己用力。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在香港 新亞書院研究所學術討論會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