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論語 · 漫談《論語新解》

一 我開始寫《新解》，是在一九五二年之春末。那時學校在桂林街。我開始講《論語》一課，講堂上有許多旁聽的，此刻我們圖書館館長沈燕謀老先生也是其中之一。沈先生攜有一本美國新出版某氏的《論語》譯本作參考。他說：他將逐條筆記下我所講與此譯本不同處，將來匯齊寄與原譯人資其改正。但聽過幾月，沈先生的筆記停了。他說：相異處太多，除非從頭另譯。我為此，打動了我作《新解》的念頭。 普通讀《論語》，總是讀朱《注》。但朱子《集注》成書，距今已過七百年，有些我們應該用現時代的語言和觀念來為《論語》作新解，好使人讀了親切有味，易於體會，此其一。清代漢學盛興，校勘、訓詁、考據各方面，超越前代甚遠，朱《注》誤處經改正的也不少，我們不應仍墨守朱《注》，此其二。各家改訂朱《注》，亦復異說紛歧，我們應折衷調和以歸一是，此其三。我立意作《新解》，主要用心，不外此三點。 我刻意想寫一通俗本，用最淺近的白話來寫，好使初中以上學生人人能讀。為求簡要，把漢學家繁稱博引的舊格套擺脫了，雖亦博綜諸家，兼采群說，但只把結論寫出，沒有枝葉煩瑣。我又模仿西方人翻譯《新舊約》，把《論語》各章全用白話翻出，好使讀者看了一目了然，更無疑義。這是我寫《新解》的體例。先列《論語》原文，其次逐字逐句分釋，又其次總述一章大義，最後是《論語》本文的白話翻譯。 王貫之先生知道我草創《新解》，每兩周便來把我寫出的幾章要去，分期刊載在他主編的《人生雜誌》上。但我寫了些時便停止了。一則沒有整段的閒暇供我撰寫，時作時輟，精力浪費，亦甚苦痛。二則我開始感到此書要力求通俗，也有弊病。遇義理精微處，定要用通俗白話來寫，勢難簡潔，而且亦勢難恰當。文字冗長，反不能開人思路，引人入勝，又不能把精微處扼要確切地表達。我想不如改用平易淺近的文言，收效會更好些。好在能讀《論語》，其人了解文字之水準，必有相當基礎，我不應在力求通俗上著意。因此我想待把捉得一段假期清閒，竟體改寫。這一擱卻擱下幾年，我的冗雜有增無減，始終沒有一段清閒的假期。 二 直到一九六〇年，我有機會去美國，在耶魯講學半年。我事先計劃，這半年，或許能使我繼續撰寫《論語新解》，但事前沒有把握。我想若不能繼續此一工作，我正好乘此機會學習說英語和看英文書。 我在一月二十六日抵達新港。隔一日，二十八日，正是陰曆除夕，但在國外，全沒有過年氣氛。我和內人當天上街去逛書鋪，選到一本現代歷史哲學的論文選集，我匆匆看其序文和目錄，深感興趣，便買了。在二月六日上午開始閱讀，八日開始授課。在十分冗忙不安定的生活中，到二月二十日，把那本現代歷史哲學讀完了。我又續看西方哲學書，從頭順著次序擇要閱覽。又到書鋪買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兩集，絡續翻看。但我感到生活已逐漸上軌道，與其當小學生學讀西書，還不如改變計劃完成我的《論語新解》，對己對人，或許較有意義，較有貢獻。如此心中往返打算，終於把這一問題決定下來。從三月一日起，把閱讀西書的計劃全放棄了，來繼續《論語新解》的撰述。 《論語》全書二十篇，共四百九十八章。我先計算：儻每天能最低限度寫出《新解》六章，每周以五天計；因周末和星期日，一則多應酬，二則我要撥出時間出門到處遊覽；如是每一月作四星期算，每星期作五天算，每天寫《新解》六章，一月當可寫出《新解》一百二十章。我預計在新港尚有四個月停留，到六月底，豈不把全部工作可告一結束了！但我又怕事先預定，並不能如此般樂觀，因把在一九五二年所成舊稿共一百零二章，儘快先校讀一過，略事修改，即直從第一百零三章開始。如是一面可以逐漸集中精神，把我的興趣和注意力引起一頭緒，一面又可減輕我工作份量四分之一，那就准不致有失敗。 我在三月一號和二號兩天，打開舊稿，一面讀，一面改，盡兩日夜之力，把此一百零二章約略改過。三月三日起，正式繼續寫新稿。那天正逢大雪，竟日徹夜沒有停。我已整整十二個年頭沒見過下雪了，只有一九五四年在日本 東京臨走前的一下午，寒雨中夾著下過些微薄雪片。今天見此大雪，心情十分愉快。窗外隔一馬路，是一大停車場，到薄暮時分，近百輛汽車全沒入大雪堆里去。近窗有兩枝矮樹，到深夜也全給大雪淹沒了。自晨至夜，門外冷清清沒見人過。我夜間，學校本有兩堂課，也藉此告了假。那是我開始寫此新稿，最值得紀念的第一天。 那天，我上午寫成《新解》六章，下午續成四章，夜後又續成一章，一整天共得十一章，已超出我預定計劃幾乎一倍。此後我在日記里，把每天所寫《新解》，上午幾章，下午幾章，夜幾章，必詳細記下。每周一結算，本周共寫《新解》幾章，來督促我自己莫把此工作懈怠了。自然也有一天寫不到六章的，也有整整一天或連續幾天不寫的。但我越往後，精神越集中，時間安排越能活潑有條理。有因當天有事，趕一清晨，在早餐前寫出一兩章；有因應酬，或出門遊覽，而歸後尚有餘力熬一深夜，補寫上一兩章的。最多的一周，寫過六十二章。最少的一周，只寫九章。到五月二十八日起程去哈佛，我已只剩《堯曰》一篇，但無論如何是趕不完了。待哈佛歸來，在六月十三那天，算把《堯曰篇》也補完了。但我把《上論·鄉黨》一篇跳過沒有解。十四日起，再補解《鄉黨篇》，到十八日竟體完畢。合計新舊稿共得一千四十三頁。以篇幅計，當得二十五萬字。在新港所成，當合二十萬字。實算字數，全部應該不超出二十萬字。新港所成，約合十五萬字上下。幸而我的全稿到此完成，此下在離新港前，又是一大段忙亂，實也再無從下筆了。 我在七月一號離新港，漫遊美國東西部，又去加拿大，再赴歐洲。於十月上旬，改變了全部遊程，逕返香港。我早知道，一返香港，生活又會冗雜。因此只有將《新解》的全部初稿，在美國一氣趕成，留待返港後再零碎絡續修訂。 三 我在是年十一月，卜居沙田，地僻較閒。到寒假，又把《新解》全稿拿出再整理。我寫《新解》，雖說是義理、考據、辭章三方兼顧，主要自以解釋義理為重。雖說不墨守朱《注》，主要還是以朱《注》為重。我此次補訂，先把《朱子語類》關於《論語》的幾卷，通體細讀一過。因《語類》在朱子注《論語》以後，有些處和他初注《論語》時見解有不同。有些見解不斷有改變。但可惜有許多重要異同，不能放進我的《新解》裡面去。這是為著書體例所限。我為《論語》作《新解》，只重在解釋《論語》原文之本義；其引伸義，發揮義，相通義，乃及其他問題，並非不重要，但不能攬入我《新解》中。我逢初稿應修改處逐條修改以外，其餘意見，曾寫了一篇《從〈論語〉朱注論孔孟朱程思想異同》一篇，刊載在美出版的《清華學報》上。 我讀完《朱子語類·論語》之部，將我《新解》有關各章，再有所修改外，又將我《新解》全稿，逐篇逐章細讀一過。覺得我全稿前後文體尚有不純。尤其是最先完成的一百零二章，在美國只匆匆修改了兩天，顯與此下文體有不類。而一百零二章以下之最先幾十章，其文體也和前一百零二章較近。較後則文體較為簡淨。因此又把全稿的前半部在文字上多加了一番刪潤。 據我經驗，著作草創固不易，而成稿後要自己修改則更難。因人有成見，總認為自己寫的又對又好，要發見自己的不對不好處，豈是容易之事！只有一法，且把自己成稿暫擱下，待時久淡忘，再取來，如看別人著作般平心細讀，庶可發現出自己一些毛病。我自將《新解》全稿通體閱讀一過之後，又把來擱在一旁。約莫過了半年多，我想再讀一過。此次再讀，我把王船山的《四書大全說》中《論語》的一部分先讀；因船山闡說義理，頗有能超出宋 明儒之外的，而又為此下清儒所未見。但可惜我讀船山《四書大全說》也如讀《朱子語類》般，所獲許多意見無法插進我《新解》中。我只逢可修改處修改一些。我又乘興讀了船山《四書大全說》中《孟子》《大學》《中庸》之部，寫了一篇《王船山的孟子性善義》，刊載在香港大學金禧典禮東方文化研究所之論文集。 如是我又把《新解》全稿擱置，適逢楊聯升先生自美國 哈佛來。我在新港時，他早知道我在寫此稿，我到哈佛也曾和他暢談過。因此把全稿請他在旅館中為我看一遍，遇有意見，我囑他批註在眉端。那是去年四月五月間事。楊先生自香港去日本，我開一書單，托他在日本代買幾部日本學者的《論語注》作參考。 楊先生把書寄來了，正值暑假忙過了一陣，我又想再把我的《新解》全稿細細再讀一過。其時已值八月下旬。我把家中書房和客廳對調了一下，書房擴大了，我好靜下做工夫。那知九月一日大颶風來了，沙田受災最重。我家大門吹開了，大門旁的新客廳，風雨縱橫，受打擊最重；新書房的屋頂也掀破了，大雨直注。我冒著險，從走廊衝進書房，把我的《新解》全稿搶救了。幸而我事前把客廳和書房對調布置過，否則若我原先把此稿放在舊書房，可能風吹漫天飛，全散失了；可能雨打成爛紙，鋼筆原稿和原子筆的改稿，全模糊不易辨認了。 經此颶風為災，我家搬下樓去，在別院住。我放一大書桌在樓上原來臥室中，桌上只放我《新解》全稿，及從日本買來的幾部新的參考書。我只要不到學校辦公，便一人踱上樓，靜心做我對此稿最後一次的校閱。這是我三年前離開新港後，又一次意外獲得了一個好環境。至今回想，一九六〇年三月三日在新港的大雪，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在沙田的大颶風，和我從事撰著此書先後結不解緣，正好遙相映照，留作我私人的一番回想和紀念。 我從日本買回來的三部書，第一部是伊藤仁齋的《論語古義》，第二部是物茂卿的《論語征》，第三部是安井息軒的《論語集說》。這三部書，正好代表著日本學者治《論語》學的三階段。東瀛學風，本和我大陸息息相通。伊藤仁齋的書，篤守程 朱理學家言。物茂卿的書，則相當於我們自王船山下至毛奇齡與戴東原，有意批駁宋儒，力創新義。到安井息軒則受清代乾、嘉以下漢學家影響，實事求是，在訓詁考據上用力，而重返到漢 唐註疏古學上去。我按著三書先後次序，逐章分看，正如把朱注《論語》下到近代此數百年來中國學術界漢、宋之爭的舊公案，重新在心頭溫一遍。我如此般讀過一章之後，在我心中對此一章自然會浮現出一番見解來。然後我再把自己原稿翻出再讀。有的是我此刻心上所浮現出的新見解，和原稿見解還是相同，那就算把我原稿通過了。也有的是新舊見解大體相近，只要在字句上稍加增刪便過去。也有時發現我原稿見解，或許因當時參考材料出此三書之外，或許我當時思索較之當前更細密，更周詳，而認為原稿意見實是勝過了我此刻的意見的；那真是一番喜悅，而且是喜出意外似的叫我高興。但也有時，我發覺原稿舊見解和我此刻的新見解正處在相反之兩端；那就為難了，不得不為此一章從頭再作深思。本來《論語》盡多異解，我以前是主從甲說的，現在又想從乙說；其間取捨抉擇，煞是不易。有的經過內心私下再三思辨，終於捨棄了舊見解改從新見解了。亦有的經過再三思辨，終於決定仍從舊見解，而放棄了新見解。但也有已從新解，再經幾天思考，又改從舊說的。也有已留舊說，再經幾天思考，又改從新見的。也有幾章，在自己新舊見解衝突，異說分歧，十分難解之際，而忽然悟出一番新義，自謂能超出以往舊見，更有新得的；那又是一番喜出意外的喜悅。直從九月十日到十一月，那三個月中，我常一人，或半天，或全天，獨坐空樓，已涼天氣未寒時，下簾寂寂，至今回味，仍感到樂趣無窮。 到十二月，破樓修理完竣，我們把家再遷回樓居。但那時我的《新解》全稿，早已校讀完畢了。照理，我該可把全稿付排了。但我想，此稿付排，我仍有最後一次的校字工作可做，或許到那時又可能發現幾許錯誤應改正處。若此刻即去付排，我正滿懷歡喜，怕不易發現自己錯處。因此決定將此稿再壓幾個月，待我對此稿的心情冷一些。在一九六三年暑假前開始發排。果然，仍發覺有許多文字義理未妥須修改。中間我去台北一個半月，此稿的排樣亦郵寄台北去。這一個半月，台北天氣極熱，我在旅居生活中，又極忙亂；但校此稿，又有兩章，徹頭徹尾改動了。直至此刻，全稿已校過十分之八，尚餘十分之二未校。但因前面改動，牽涉到後面，至少後面有一章未校的；臨校時，我將添進兩句，而此兩句則是頗關重要的。默計全稿，我在此次最後校字時，又已改動了十章左右。可見過些時，說不定，又會發現需改動處。但對此稿，我總算已盡我心力。一待正式出版，我想再要由我自己來發現錯誤，其事當更不易。則只有希望讀我書的人多了，自會有好意見絡續來告訴我，我且留待此稿再版三版時，再有所訂正吧！ 四 以上敘述《論語新解》完成之經過，以下略告讀者所應注意之一點。去年我寫《論語讀法》，已將讀《論語》應注意處約略提及，此下則專就一點言。 王貫之先生知道我《新解》已付排，他來要一份清樣，他說將擇要分期刊載於《人生雜誌》，為吾書作介紹。我想書已付排，出版在即，何必再浪費《人生》寶貴之篇幅！但貫之意極誠，來索再三，不得不應。待《人生》各期把《新解》擇錄刊出，我也按期翻閱。一面心佩貫之作事不苟，所摘錄的確也化了一番心。但另一方面，我卻別有感想，便是此下所欲申述者。 一般人總愛說「儒家思想」或「孔子哲學」，當然《論語》是關於此方面一部最重要的書。但我常感到中國思想，其從入之途及其表達方法，總與西方的有不同。西方一位大哲學家的思想，總見其有線索，有條理，有系統，有組織。他們提出一問題，關於其所用之名辭與觀念，必先有一番明確的界說。他們討論此問題，千迴百折，必有一項明確的結論。讀中國書便不然。即如《論語》，頗不見孔子有提出問題，反覆思辨，而獲得結論的痕跡。若我們依著研究西方哲學的心習來向《論語》中尋求，往往會失望。 讀《論語》的，都認為孔子思想主要在講「仁」與「禮」。但孔子對此兩名辭根本不見有何明確的界說。直要待朱子作《注》，才為此兩名辭定下界說來。朱子說：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又說：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朱子是經千錘百鍊而始定下此兩個界說的。朱子所定下的界說，雖非無當於《論語》原文之本義，然而朱《注》所下界說，實比《論語》本文使讀者有更難體會之苦痛。若我們真要把此「愛之理，心之德」，「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十六字，細細咀嚼，便會發覺其中比《論語》本文所論遠為深廣。由此十六字，可以引生出更多問題。而此等問題，在我們讀《論語》時，實暫可不必理會。而且若非細讀朱子書，對此十六字之內涵意義，亦實難確切了解。我們為一書作注，其用意本為使讀者對我所注書之本文增加其簡易明白之感，而朱《注》則有時卻似為《論語》增添出許多晦澀艱深反而難理解處。要之，在宋代理學盛行時，不能無朱《注》。在我們此時，時代變了，則不能不在朱《注》外來另作一新注。 我們若要問：《論語》中對「仁」字、「禮」字，究竟提出了何項問題？獲得了何項結論？那就更模糊了。似乎孔子平日講仁、講禮，根本上沒有提出什麼問題，因而也不見有什麼結論之獲得。我們讀《論語》，每章每句，都像是一種結論。試問在西方一個思想家，那有如此輕易獲得結論的？如此般的思想，又那得成為一套哲學的思想？ 但上面這許多話，其實對《論語》是無傷的。我們把研究西方人哲學思想的頭腦來研究《論語》，則每易於《論語》中提出許多不成問題的問題來。主要在於中西雙方思想從入之途不同，因而其表達方法也不同。讀《論語》，應該依照孔子的思路來讀，才能於孔子有了解。今試問孔子思想究從何路入？這一問題，其實在《論語》里是表現得明白可見的。思想從入之路不同，因此其表達方法也不同。孔子思想之表達方法，也即在《論語》里明白可見。因此我們只該從《論語》本書來了解孔子思想，不該先自束縛在西方哲學之格套中來尋求。 五 讓我們從最淺顯處看。《論語》中孔子論仁，有許多話只是就人就事論。孔子只就人與事來論仁，並不見有超越了人事而另提出一套近似於哲學玄思的「仁」的問題來。如云：「殷有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又說：伯夷 叔齊「求仁而得仁」。又說：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即是管仲之「仁」。又有人問管仲，孔子說：「人也，奪伯氏 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本章「人」字，亦有人說即是「仁」字。又如說令尹子文是「忠」不是「仁」，陳文子是「清」不是「仁」，子路、冉求、公西赤皆不得為「仁」，宰我欲短喪是「不仁」，凡此之類，皆專指某一人而分辨其仁與不仁。今若問何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管仲都是仁？何以令尹子文、陳文子、子路、冉求、公西赤、宰我都不得謂是仁？我們要在此等處研究，便知對此諸人，至少該略有所知，不能說此等處只是孔子在批評人物，與其哲學思想無關，可以擱置不理。 又如孔子答弟子問仁。告顏淵則曰：「克己復禮」為仁，告仲弓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臨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為仁，告司馬牛則曰：「仁者其言也訒」，告樊遲則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又曰：「仁者愛人」，又曰：仁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則曰：能行「恭、寬、信、敏、惠」五者於天下為仁，告子貢則曰：「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為仁。這些處都是說，如此行事乃為仁，不如此行事，則非仁，或不是仁。就事而論，也如就人而論，義實相通，無大分別。在行事之背後必然有一人，孔子批評人，也只就其行事而批評。在此處，可見我們要了解孔子「仁」字真義，應該從那許多行事上去體會。如我亦能「愛人」，亦能「居處恭，執事敬」，那我也可依稀彷佛想像到孔子教人以此「仁」字的一番體段與境界。 又如孔子平日論仁，說：「能好人能惡人」為仁，又「仁者樂山」，「仁者靜」，「仁者壽」，「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不憂」。又說：「剛毅木訥近仁。」「克伐怨欲不行」，不得即以為是仁。又說：「仁能守之。」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等亦都是就事而論，只不是具體專指某一事而已。由上可知，我們總不能舍卻人生實際行事來求了解孔子這許多話，乃及其所提「仁」字之涵義。 以上專舉「仁」字言，若「禮」字則不用更多舉。如何行事始是禮，如何行事即非禮？何人算能知禮守禮，何人便是不知禮不守禮？凡屬《論語》中講「禮」處，全從具體的實人實事來講，更是顯而易知。 我們再從此推說，便知全部《論語》，多是在講具體的實人和實事。若忽略了《論語》中所討論到的具體的實人實事，則全部《論語》所剩無幾。我們盡可說，全部《論語》都為討論這些具體的實人實事所包括了。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儒家思想主要是在具體的人和事，而孔子《論語》則為此下儒家思想之大本源所在。即如宋 明儒言義理，其實也只緊扣於具體的人和事上而來討論其義理之所在。若抽離了具體的人和事，超越了具體的人和事，憑空來討論思索，那便近於西方哲學思想的格套。 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主要是從具體的實人實事上思人的。及其表達出來，亦仍大體不脫離於具體的實人實事。先秦如是，漢 唐諸儒亦如是。後來宋 明理學家言，大體還是如是。而大本大原則在孔子之《論語》。 我們若明白此意來讀《論語》，自應更多注意到《論語》中所提到的許多具體的實人實事，卻不應憑空思索去求了解。因此講求孔子思想，不宜脫離人事。我們自己思想，若要遵從孔子道路，也該從具體人事作出發點。近人都已說中國思想是一種人文思想，也便是此意了。 正因為如此，所以讀《論語》，若在解說義理或思想上有爭辨，勢必牽涉到考據。考據工夫，正為要確切明白得《論語》中那些實際的人事。此乃孔子思想及其所指示的義理之具體背境與主要對象。清儒刻意要來反對朱子的《論語注》，最先也是在義理上爭辨，但精而求之，便不得不轉入於考據。此亦是一種大勢所趨，自然會走上這條路。其實朱注《論語》也何嘗不經一種考據。如今硬要把考據、義理分作兩項，認為考據便無當於義理，那就又是一條差路，不可不辨。 六 現在再進一步說。既然孔子的思想和義理，都扣緊在人事上，因此讀《論語》，也並不能專注意「仁」字、「禮」字等許多字眼。換言之，《論語》中凡牽涉到具體人和事的，都有義理寓乎其間，都是孔子思想之著精神處。要懂得如此平鋪用心，逐章逐句去讀《論語》之全部，才見孔子思想也有線索，有條理，有系統，有組織，只是其線索、條理、系統、組織與西方哲學有不同。 因此我的《論語新解》，逐章、逐句、逐字都要解，任何一字一句一章都不敢輕易放過。我作《新解》的用意，只在求能幫助讀者獲得些方便去了解《論語》本文，並不是要自創一說，或自成一家言。離開了《論語》原文，我的《新解》便更無少許剩餘的獨立價值可言，那便是我的成功，那便是我作《新解》時所要到達的一個理想境界。當然我知道我還未能到達此境界。尤其在每一章後綜述大意，總難免有浮辭刪削未盡之感。但我總算是向此理想而努力的。 其實我此一種解《論語》的方法，乃完全遵依朱子成法。從來注《論語》，善言義理，亦莫過於朱子。但朱《注》中的剩餘獨立價值仍嫌太豐富。此亦不得怪朱子。因朱子時代，乃是一個理學盛行的時代。朱子之學，近承二程，乃由二程而追溯到孔 孟。遇二程立說有與孔 孟分歧處，好像朱子總不肯完全拋開二程來直解孔 孟。其注《論語》，如「獲罪於天」，如「性相近」，如「孝弟為仁之本」諸條，本是極平易，而解成極艱深。又如「吾與點也」一語，本可不煩多解，而朱《注》化去了近四百字，發揮出一番大理論。後儒從此等處來批駁朱《注》是應該的。但朱《注》終是善言義理。朱子之善言義理，並不在乎此等憑空獨標新義處；也不在我上舉如其解「仁」字、「禮」字十六字之千錘百鍊處；朱《注》之所以為善言義理者，則在其凡遇《論語》所及實人實事，其中所涵義理，朱子最能闡發得細膩而熨貼。但朱子終是帶有宋代理學一番極濃厚的氣息。我不是說宋代理學無當於孔 孟原意；我之作《新解》，乃是要衝淡宋代理學氣息來直白作解，好讓不研究宋代理學的人也能直白了解《論語》；由此再研究到宋代理學，便可以迎刃而解，更易契悟。 朱《注》對《論語》所牽涉到的實人實事，也有些處考據不及清儒之細密，因此其所闡發的內涵義理也便不免有差失。但清儒說《論語》，究竟太求在考據上見長，而忽略了《論語》本文中所涵之義理。因此讀清儒說《論語》，乃只見有考據，不見有義理。既近買櫝還珠之誚，亦陷於歧途亡羊之失。 七 《論語》中最難讀者，有些處，雖亦是實人實事，而考據工夫則用不上，因此其內涵義理亦更難把捉。臆測無准，異解歧說，多由此而起。我上半篇自述作《新解》，有改了再改，終難決奪的，亦以此等處為多。 今試舉數例略說之。如「射不主皮」章，此顯屬一實事。古注及清儒，都注意在考據上，惟朱子獨側重在義理上，再從義理來另作考據，遂使朱《注》對此一章獨為卓越。又如「魯人為長府」章，此又屬一實事。孔子盛讚閔子騫「言必有中」，可見此章中，必涵有一番義理。但朱子未曾將「魯人為長府」一事細考，則注文所闡發，近是望文生義，有類臆測。而清儒所以勝過朱《注》，有不可不加意採納者，則多在此等處。 又如「闕黨童子將命」章，究竟是孔子使此童子將命，抑是闕黨之他人使此童子將命？此屬一瑣事，無從考據。但孔子使此童子將命，與闕黨之他人使此童子將命，事終有別。事不同，而事中所蘊義理亦不同。故要闡述本章義理，勢必先肯定本章之事實。朱《注》說此章，乃肯定其為孔子使此童子將命。本此而闡說，其所說義理自佳。後儒遵朱《注》再加發揮的亦有。然亦有異說，認為乃闕黨他人使此童子將命。所以持此異說，亦有其一番理由。於是為求解說此章之真義，乃不得不由作注者胸中自有一番義理來作抉擇。此章雖屬小節，然他章有不是小節而與此章類似的，那就更費斟酌了。 又如「子路問成人」章，孔子意究謂是須兼有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冉求此四人之長，而再加以「禮樂」之文，而始可以謂之「成人」否？朱《注》是如此說。然或說則從下文「亦可以為成人」之「亦可以」三字，謂可見只具一人之長已足，不是要兼四人之長。但朱《注》亦未嘗不注意到此「亦可以」三字，故曰：「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不足以語此。」此章實極關大義，非「童子將命」章可比。然欲定此章之真義，考據訓詁之為用皆有限，非作注者自有一番義理作抉擇不可。朱《注》之所以獨出古今者正在此。由此可知我們固是要讀《論語》來通義理，但亦要通了義理再來讀《論語》。讀了《論語》再來讀群書，此是初學者的門路如此。但又要讀了群書再來讀《論語》，此則是成學者之所當務。此層尤不可不知。 八 故知讀《論語》，每章各有一番義理可尋。不得謂遇孔子論「仁」、論「禮」諸章始有義理，其他各章可以擱置不問。而每章盡多異說，多見一異說，即多觸發自己一番義理見解，切不當暖暖姝姝於一先生之言。但異說終當定於一是。此所謂「一是」，即指《論語》原文之本義言。求《論語》本義，則主要須用考據訓詁功夫，否則盡說得義理高明，卻可與《論語》本義有背。然亦有時，考據訓詁無可用，非用讀者自己識見不可，否則終無以通《論語》之本義。故讀《論語》，有易讀處，有難讀處，學者貴能由易及難。但今為《論語》作解，則難處、易處全解了，此則貴學者之善自研尋。我作此《新解》，每多存異說，而於異說中必求抉擇一是。我之識見果足以勝此任否？惟有更待讀吾書者之再作辨認。我所謂讀《論語》必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兼顧，而義理則更其要者，其意亦在此。決非謂不顧考據、辭章而可以憑空求得其義理之所在。更不謂求義理者，只挑讀《論語》某幾章已足。此意極關緊要，不得不在此鄭重提出。 今貫之先生為我選載於《人生雜誌》之諸章，似乎都選載些近似於憑空發論者，又多載我在此一章之後綜述其大義者。擇要誦讀，固亦是讀書之一法。專心先求大義，且置考據、辭章之瑣末，此亦未可謂非。但若專一從此路進，則又近於只要討究孔子所抱之一番哲學思想，而非研尋孔子所提示之人生義理。如是則仍似把孔子看成一西方哲學家般。此處差之毫厘，是會謬以千里的，讀《論語》者不可不戒。程子說： 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又說： 讀《論語》，有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此兩番話，只有從人生義理上去讀《論語》，始可了解得。若真了解得須從人生義理上去讀《論語》，則自然會遵從朱子所說，平鋪讀，循序一章一句讀。且莫認為《論語》說到「仁」字處在講仁，不說到「仁」字處即與仁無關。更莫認為訓詁考據工夫，便就與義理無關。至於我之《新解》，則只求為讀《論語》者開一方便，一切全只是筌蹄，實不足重。我怕讀者把我的《新解》太重視了，那就罪過之極。因此特鄭重在此提及。 （一九六三年九月在香港 新亞書院為慶祝孔誕校慶及教師節而作。原載《新亞生活》六卷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