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論語 · 談朱子的《論語集注》

一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談朱子的《論語集注》」。 《論語》在漢代，和《孝經》《爾雅》等書，同屬小學，是大家的必讀書。到了宋代，理學興起，朱子集其大成。朱子的《論語集注》，元以後，懸為功令，科舉考試必根據朱《注》發揮。因此元、明、清三代，七百多年，朱子的《論語集注》，亦為人人的必讀書。我今天要講的正是朱子的《論語集注》。 先講朱子寫此書的經過。向例一書寫成，都有序，或請別人寫，或本人自己寫。但《論語集注》並沒有序。對其著書原委，未有說明。茲據《朱子文集》和《語類》以及《年譜》約略報告其經過。 朱子十二三歲時，從其父讀《論語》。其父韋齋先生也是理學家，教朱子讀二程《論語說》。二程說《論語》未有專書，只從《二程全書》中可見他們對《論語》的說法。朱子十四歲時，韋齋卒。到朱子二十歲，看謝上蔡（良佐）的《論語說》，開始用紅筆圈，又用青筆、黃筆，後用黑筆。前後共用四種色筆圈抹。可見他讀《論語》非常用心。那時朱子是從二程後學之說來上參二程，再從二程之說來上參《論語》。 到他三十四歲時，寫了兩部書：一為《論語要義》，一為《論語訓蒙口義》。他自己說，前書之成，「先遍求諸儒之說，合而編之。晚親有道，盡刪余說，獨取先生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待《要義》既成，以其訓詁略而義理詳，因為刪錄以成《訓蒙口義》。」 朱子嘗說，讀《論語》，只當沒有《孟子》；讀《學而》第一章，只當沒有《為政》第二章。因為他把各家有關此章的說法匯合來看，參伍比較，讀完前一章，再用同樣方法讀後一章；是以用力大而費時久。等他拜李延平（侗）為師，所謂「晚親有道」，才感覺到講法應有一個標準。惟二程之說，最為可信。因此，他這一時期成此《論語要義》，乃是採取他父親以至李延平意見，從二程門人來參二程，從二程來參《論語》之一途徑。至於《論語訓蒙口義》，乃是「本註疏以通其訓詁，參釋文以正其音讀，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乃是把思想、義理方面加以刪節，加進了訓詁和音讀。但此二書可惜都失傳了。 朱子在二十幾歲時，師李延平，三十四歲時作《論語要義》和《論語訓蒙口義》。到四十三歲時，又把《要義》一書改寫為《論語精義》，後又改為《論語要義》。但此是後來的《要義》，並非三十四歲所成的《要義》了。過不多時，他又把此書改名為《論語集義》。我們只照此幾番書名之改定來作推想：朱子起初推崇二程，因及其門人與同時朋友的講法，匯成《要義》。後來愈研究愈覺得其中之深趣，故改書名為《精義》。但過了一段時候，又覺得他們的說法有些並不很「精」。他說：「《精義》中惟程先生說得確當。」所以又改名為《要義》。此時只認為其所收諸家之說，亦甚重要，卻不一定都精確。但再過一段時候，他又感到《要義》也有些不很「要」，所以終於復改為《論語集義》。 朱子開始服膺二程所講，因而遍求之於程門諸弟子，及其同時往來講學諸友。其後對二程門人說法有不滿意，最後對二程說法也有些不滿意，所以把他的書名也只叫作《集義》了。至是，朱子已經五十一歲。而他的《論語集注》，卻是在四十八歲時寫成。 二 現在再說《論語集注》和上三書不同處。上三書只是羅列各家說法來通《論語》，而《論語集注》則完全以《論語》本文為主，而加以解說。朱子自己說，「約《精義》《口義》之妙得本旨者為《集注》」是也。 朱子寫《論語集注》，同時又寫《論語或問》。因為許多人的講法，本收於《論語精義》《要義》等書者，此刻寫《集注》，則採取了各家說法的並不多。為何要取此舍彼？其理由則詳於《或問》中。朱子自己說，「疏其去取之義為《或問》」是也。我們若能先看《論語精義》，再看《論語集注》，然後看《論語或問》，從朱子寫此數書之經過，便可知道朱子為學逐步前進的層次。 《論語集注》可說是朱子一生用功《論語》最後所得的結果。此書完成以後。大家便只讀他的《集注》，而忽略了其他兩書。所以朱子常勸人看他的《精義》，好多研究各家的見解，比較它們的得失，也使自己多啟發。他說：精力強的人，既看《精義》，又讀《集注》。如果沒有這分精力，則只看《集注》便也可以。這因為《集注》太簡要，故必以《集注》和《精義》對看，研究兩書不同所在；然後再去求解於《或問》，才會明白《論語集注》的取捨。對於這種讀法，他的好友張南軒（栻）認為：每一條註解的是非，人家看了《集注》，再看《精義》，自然會發現出中間的好壞，根本用不到再撰《或問》加以審辨。此書容易引致一種好批評、喜議論的風氣。朱子接受了他此意，《或問》不再刊行。我們今天見到的《或問》，只是朱子門人傳抄下來的本子。 三 朱子大約在三十四歲時即開始從事於《論語》有關的著作，到四十八歲《論語集注》寫成，前後花了十四年工夫；但此後還時時改寫。從他《文集》和《語類》中看，得知他隨時修改的情形。 他五十歲知南康軍，公務繁忙，曾教他高第弟子黃干讀《論語》，對各家說法，再加研究，把研究結果告訴他，讓他再加覆審。他說：我在此兩月間，只看兩篇《論語》。這是他寫給呂東萊（祖謙）的信上說的。 五十四歲時，又寫信給人說：我對於《論》《孟》二書，雖然用功一輩子，粗有成就，然今讀之，一、二大節目處，仍有謬誤，不時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 六十歲時，又對友人說：我的《論語集注》，為朋友抄去，印刷成書。但其中尚有不妥當該改的地方。 六十一歲時，又說：此書甚恨發表得太早了。他又曾用官府的力量，謂此書非定稿，禁人續印。 六十七歲時，更說：南康所刻《論語集注》，雖為成書後的改定本，但仍有許多不愜意處，再待改定。 綜上所述，可見朱子四十八歲後尚在不斷修改他的《論語集注》。《集注》既然不斷的修改，《或問》也當跟著修改；但朱子因為精力不足，沒有把《或問》追隨著《集注》繼續改；於此遂形成《集注》《或問》兩書間有了許多矛盾。《或問》究竟修改到什麼時候才停止，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由《集注》與《或問》之間的歧義，可以窺見朱子用心的經過。 四 剛才說過，朱子教人讀《集注》之後，還要看《精義》。《精義》難讀，為要校量各家短長，不易折衷。《集注》已有定說，比較易讀。但朱子又教他弟子們切勿輕易去看《集注》。他說：《精義》有許多話，《集注》就不同了，著語不多，一字是一字，有時一字有十字的用處。朱子又告誡學生：不要看某字重要，某字不重要；重要的固然重要，或許仔細看後，不重要的倒反更重要。所以他說：《集注》添不得一個字，減不得一個字。又說：不多一個字，不少一個字。朱子又說：《集注》每一個字都如在天平上稱過的，孔子怎麼說，我怎麼注，不輕一點，也不重一點；不高些，不低些。他對《集注》的自信又如此強！ 說不定我們今天所見的《論語集注》，大部分早已不是朱子四十八歲前的原作。最重要的是，朱子起初推崇二程，可是當撰作《集注》時，見解早已多與二程不同。他說：程先生講經，理在解語內。他寫《論語集注》，理皆在經內。可見二程所解，不免有不得《論語》本文之本意者。朱子曾批評郭象注《莊子》，說的是他自己，未說中庄子。他的《論語集注》所采引，必是妙得《論語》本旨者。 《集注》於正文下，先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之本義。諸家說明白切當者，引用不沒其名。在每條注下多加有一圈，圈下又有一些話。圈下的與句下的注不同。句下之注，乃註解《論語》本文；放在圈下的，則有兩種情形： 一是通論一章大義的。 一是因其非《論語》之本義、正義，而別為一種引申義、發明義；可以推廣本文原義，卻與原義不同；此不得為是《論語》之本義，故引置於圈下。 今檢《集注》，統計它引用二程語，十分七八都放在圈下。這可證明朱子認為二程之說，非經「天平稱過」，非與孔子原語意義一致。圈下又有「按」，這是朱子覆按那些圈下所引的話。諸位當知，朱子一生崇拜二程，後人也認他屬於二程一脈的學統，故合稱之為程朱；但在《論語集注》中，二程語多半放在圈下。如再把《二程遺書》中所有說《論語》的各條抄出，會發現很多為朱子所遺棄。即在圈下亦不予稱引的。此乃與朱子起先由二程之說來探究孔 孟思想的途徑大有不同了。西方人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朱子的治學精神，實亦如此！ 又《集注》圈下往往引用兩三人的說法。因為各家所說不同，相似而少異，正可相資。又有的其說全別，未定孰是，則並存之，以待讀者自己審擇。惟兩說並存，在朱子意中總是前說較勝於後說。如此之類，照理應在《集注》有一個「例言」，把他編撰之意加以說明，可惜朱子沒有作。後人讀《集注》，看似易，實不易。這也難怪，在朱子化了畢生幾十年工夫的結晶，直到死前一年幾月之內，還不斷在修改；如此般的偉著，其用意深微處，自然遽難通曉。 五 現代學者，承接清儒，有所謂漢學、宋學，義理、考據之劃分。依我愚見，講明義理，亦有待於考證。如《論語集義》，集二程、橫渠、上蔡以下許多家的說法，就其中酌取一家之言，奉為定論，這也就有考據工夫。博考前說，取其義理深長的為注，這即是說：從事考據，正所以為義理；而講明義理，亦不得脫離考據。 我們只知朱子在易簀前三天改定了《大學》「誠意」章之注，可是沒有人知道他怎樣改，未改以前舊注如何。我所知道的，只有清儒江永曾考出《大學》「誠意」章根本沒有改，只是改了「誠意」章前「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注下三個字。此一段考據極為明確，載在《近思錄集注·附錄》考訂朱子世家一篇的裡面。但在看重宋儒義理的學者，傳刻江注《近思錄》，卻將此篇《附錄》刪去。至於專心喜好考據之學的，連《近思錄》也懶得看。於是變得治考據者絕不談義理，談義理者絕不治考據。此兩途合則兼美，分則各缺，誠是可惜。我曾根據江氏所考來思索朱子在易簀前所以改三字之用意，卻又久思不獲。後來再細讀《語類》，載有朱子關於《大學》「誠意」章所注答問的好幾條。有些學生說朱子《大學》「誠意」章注錯了。朱子起初斥責他們粗心，看得不透徹。到晚上仔細一想，卻認自己注語確實比較《大學》原文講深了一層。他承認學生質疑有理。再把現在《大學章句》與《語類》相較，始知朱子《大學》「誠意」章確曾改過，只是其事尚在前；那時忘卻把前面「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下注語一併改，直到易簀前三天把來再改。而所以要改的意義，也就懂得了。所以不讀《集義》，不讀《精義》，不讀《或問》，就不容易懂得《集注》，而更緊要則在讀《語類》。讀了《語類》，始知《集注》之幾經改定，及其所以要改之意義。 讀古人書，讀本文，不易明白，因此有注，有疏。注是注的本文，疏是疏的注。因此我想《論語集注》最好也有一疏。更好是用朱子的話來自疏其《集注》。《語類》所集，始於朱子四十四歲以後，絕大部分是在其《論語集注》成書以後；他的學生根據二程及其他人說《論語》與朱子不同處發問，見於《語類》中甚多。我們援據《語類》，再來查考《集注》，就知道朱子《集注》屢有改定。《語類》各條，多數有年代可考，便可知朱子修改《集注》某一條在某一年，了如指掌。而且朱子所以要改的意義與理由，也在《語類》中明白說出了。 朱子修改《集注》，有時某一條改了一遍，又改一遍，甚至有改過三遍、四遍的。《孟子集注》中也有此例。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說，而且細處、大處，一樣不苟且，一樣不憚煩。當時陸象山因而看不起朱子，說治學應先「務其大者」，不應該那麼「支離」。其實，這正是朱子的偉大處。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一旦豁然貫通，在許多說孔 孟大義的學者中，我們不能不承認只有他說中了最多。 六 《語孟集注》中，其實承用二程說並不多，並多與二程持異處，已在上面說過。但朱子為何畢生推崇二程，這裡也該說一說。 二程年輕時，曾見周子 敦頤，周子教他兄弟去「尋孔 顏樂處」，這是理學興起一條主要命脈。從前人讀《論語》，並未在此等處注重，因亦不向此等處去推闡。朱子初見李延平，他的學問已有相當基礎。延平告訴他兩點： 第一，教他應在日常生活注意。 第二，教他多讀聖賢經書，把經書中所說道理來與自己日常生活配合。 這兩點也就是周子告訴二程「尋孔 顏樂處」之意。朱子接受了這兩點，受用終身。《論語》中「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和「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兩章之涵義，顯然是超乎訓詁之上的。專用訓詁，說不出此兩章之精義。朱子講《論語》，實是開了一條新路。我們要學孔子、顏淵，此兩章不可不注意。孔、顏樂處，人人能學，但也最為難學；因須從日常生活中去學。此兩章也不是格言之類，而是真實人生的一面，人人應當探求遵守。然又何須乎訓詁？ 《論語》有「四子言志」章，子路、冉有、公西華都有出人的抱負，只有曾晳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而孔子獨贊成曾晳，「喟然而嘆：吾與點也。」我敢斷言，從漢至宋，沒有人注意到此章，他們的眼光只集中在仁義道德、治國平天下上面去。直到程明道才說「曾點便是堯 舜氣象」。從此「與點」一義，屢屢掛在宋 明學者的口頭，屢屢存在宋 明學者的心頭。直到清人金聖歎，他取名「聖嘆」，即因想慕孔子「喟然而嘆」之意而來。這處應問孔子何以獨與曾點？何以喟然而嘆？這中間的道理，卻又用不上考據工夫。專來考據，考不出中間深義。像「浴乎沂」，曲阜三月天氣能否「浴」于田野之水中？此處考據無關大旨。只有明道要用心體會出此章之深義。朱子認為二程講「回也不改其樂」，講「吾與點也」，還沒有講到恰好處，所以花費著很大工夫來作注。關於「與點」一章，注了又注，改了又改，在《語類》中還可考見。想朱子自己認為：在小節處自己有不同意二程說法的，但在大端處，還是跟著二程前進，所以終生推尊二程不改口。試問這是何等的胸襟？ 二程和朱子講學，不可否認的，他們也曾受到禪宗影響，但不能說程 朱就是禪學。他們盡發揮「孔 顏樂處」以及「吾與點也」之意，他們究竟不曾把孔門的政治抱負看輕了。只是從人生日常生活以及其情趣方面多有闡發。這些處縱說是多少受了禪宗影響，但那能把程 朱理學和佛家禪宗並為一談？ 七 最後我希望學會同人研究孔 孟學說，應先用心細讀《論語》《孟子》，讀《論》《孟》必由朱《注》入手。更希望讀朱子的《論語集注》，對於朱子所下的解說，切勿粗略看過。更望進一步有人能用《語類》和《集注》比讀，試將《語類》中有關材料分條系屬於《集注》之下，撰作《論語集註疏》一書，那更有益於後來讀者之研尋。 朱子後學在此方面的著作也是有，如《通志堂經解》所收趙順孫《四書纂疏》即是一例。但朱子的後學者們，似乎不能追步朱子，擺開了考據來講義理。因此在義理方面，終亦講不到精處。如趙氏《纂疏》，因朱子自言《論孟或問》乃未定之書，因此不敢用《或問》，只取其與《集注》同者疏於各條之下。但《或問》與《集注》異處，正可見朱子思想改變，其所認義理更進一層。其異同處更值得留心。再如趙《疏》引用《語類》，也只用其與《集注》同者，而於《語類》中先後辯難，朱子自己思想之轉變痕跡，其講究義理之由淺入深處，亦不見於《疏》中。更可異者，如朱子在易簀前改定了《大學》「誠意」注三字，趙《疏》卻依然用了其未改以前之三字，似乎並未知朱子易簀前有此改定。豈不可異？即此正可證江氏之所考得。又如朱子「誠意」章注，朱子與他學生們幾番辯論，趙《疏》皆不收。則朱子所以先後改了「誠意」章，後來又要改上面這三字之意，全不易見了。因此可見，我們後來若真有人要為朱子《論語集注》作一新疏，其事亦絕不易。非於義理真能精究到深處，則此等考據工夫實亦無從下手也。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台北 孔孟學會講。復刊載於一九六八年元月《孔孟月刊》六卷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