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論語 · 孔子誕辰紀念辭
一
全世界人類共出有三大教主：一釋迦，印度人。一耶穌，猶太人。一穆罕默德，阿剌伯人。三大教主皆亞洲人，此亦一奇。
孔子，中國人。其生前既不自尊為教主，其身後亦無教會傳道組織。故中國儒家並非一宗教。但孔子地位實堪與釋迦、耶穌、穆罕默德三人相比，或猶超而上之。
三大宗教皆主出世，重在教人如何為死後作準備。孔子則主教人如何在世好好做一人。
三大宗教之信徒，當其生前，已必與人異，否則即不得為其教之信徒。孔子之教，在其生前如何好好做一人，此道人人相同，無教內、教外之別。
三大教主各以其教主身分來教人，孔子則以一學者身分來教人。故孔子畢生「學不厭，教不倦」。換言之，教主與信徒地位有不同；而孔子與來學者則同樣在學，無地位之不同。
此則孔學與世界三大宗教之不同處。
二
孔子如何教？即在教來學者各就其自己之本性以為學，以各長養完成其本身自己理想可能之一人。
孔子分人性為三類，一曰「狷」，一曰「狂」，一曰「中行」。狷者有所不為，偏消極後退。狂者進取，偏積極向前。中行則有不為，有所為，執其兩端用其中，此之謂中行。
上述三類外，又有「鄉愿」。「生斯世，為斯世也善，斯可已」。此類人不肯有個性，只眾人如是，我亦如是。那又何必再加以教？又如何再加以教？故孔子「有教無類」，而曰：
過我門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愿乎！
則鄉愿始斥於孔子之教外。
釋迦近於狷，有所不為，實足代表印度之民族性。耶穌、穆罕默德近於狂，實足代表猶太人與阿剌伯人之民族性。惟耶教不行於猶太，而獨暢行於歐洲。歐洲人性更近狂，喜進取。耶穌說：「上帝事由我管，凱撒事凱撒管。」果使信其教者皆不管凱撒事，則一部歐洲史，勢當另寫，決不有如現代之歐洲史。耶穌又說：「富人入天國，如駱駝鑽針孔。」則後代歐洲，既決不會有帝國主義，亦決不會有資本主義。其實歐洲人對耶穌最所信仰，乃在其「十字架」精神，一意向前，到死不回頭。民族性之難得轉易有如此。
三
孔子實亦代表了中國之民族性。孔子不僅把他自己來教人，乃是把他所學於古人者來教人。
孟子曰：「人必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舜為大孝，父頑、母嚚、弟傲，一家皆欲置舜於死地，但舜決不願遠離父母，一人獨自去謀生；遂成了舜之大孝。此即有所不為，乃以成其有為之一證。
鯀治水失其道，洪水泛濫，成大災難。舜殛鯀於羽山，使其子禹繼父業治水。舜之殛鯀，乃正道，乃大道。禹不以此怨舜，亦不隨其父至殛處侍養，乃受舜命治水，以干父蠱。此非不孝。其子方生，禹在門外聞其啼聲，乃三過其家而不入。此亦非禹之不慈。實則禹亦有所不為，以成其有為也。
洪水既平，使後世尚有中國人生生不絕，禹之大功大德，實尚超舜之上。堯則更不論。但後世中國人更多稱堯 舜。因堯 舜之處境為人，比較平易。舜處在野，不如堯之為天子，更可學。禹則處境特殊，又擁有特殊才能，建特殊功業，非人人可學。中國人則更求其人人可學者，而禹乃轉居其次。
堯、舜、禹、湯、文、武，皆為一國之君，或為天子，為天下之共主，豈人人能學？周公獨為臣，不為君，較易學。故孔子畢生為學，乃以周公為目標。墨翟繼起，一反孔子，主張「兼愛」，舉禹為目標。是孔子舉其易，而墨翟舉其難。此即墨翟之不如孔子處。
墨家有傳道組織，故墨翟頗近一教主。近代國人，頗有以墨翟與耶穌並舉者。但耶穌自稱乃上帝獨生子，墨翟則亦舉古人大禹為教，非其一人自創教。此亦可代表中國之國民性。
孟子又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外，別舉三聖人。一為伊尹之「任」，一為伯夷之「清」，一為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則是一狂者。伯夷之清，則是一狷者。柳下惠之和，則在狂與狷之外，又自成一格，但不得即謂之中行。
柳下惠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要他進便進，要他退便退。但與鄉愿不同。鄉愿只一意追隨他人，無一己之個性與品格。在他心裡，有外無內，有人無己，那就說不上一「和」字。柳下惠則自有其己，惟與伊尹、伯夷不同。故在任與清之外，又特見為一和。
至如孔子，則亦任、亦清、亦和，隨其時宜而變其意態。故孟子稱孔子為「聖之時」。此因孔子有一套既深且博的學問，遂成其大中至正之盛德，與道同化。而孔子自己之個性，與其特有之品格，反而不易把捉，不易認識了。故伊尹、伯夷、柳下惠乃各以其己性教。而孔子則以其學、其德教。反使人學孔子，一若轉易於學伊尹、伯夷與柳下惠。孔子乃成為中國此下之「至聖先師」。
四
孔子及門，最善學孔子者為顏淵。孔子稱之曰：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又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吾與爾有是夫。
莊周繼孔子、墨翟而起，兼反儒、墨，但於顏淵亦時加稱道。宋儒周濂溪有言：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果非學顏子之學，亦無以志伊尹之志。欲「志伊尹之志」，則必先「學顏子之學」。後世以孔 顏並稱，尤見孔子之道之高深而博厚。
顏淵生與聖師同時，聖師在前，顏淵一意向學，務自退藏，絕不稍露其一己之光芒。然不僅孔子特加稱賞，即一時同學，亦群加推敬無微辭。故顏淵一生，始終只是一學生身分。但中國五千年歷史，亦只有顏淵乃成為惟一傑出一學生。
孟子便與顏淵不同。其時則聖師逝世已久，反對者群起，孟子則曰：
乃吾所願，則學孔子也。
未能親炙，則求為私淑。其見梁惠王，見齊宣王，亦如孔子之周遊列國，以求行道於天下。但終亦以不得用退老。後世兼稱孔 顏，又兼稱孔 孟。孟子與顏子，乃得同居「亞聖」之地位。
但宋儒又謂「孟子粗，顏子細」。若專論好學，則私淑終不如親炙之易臻於深微之地位矣。故中國人雖尊師教，更重自學，教統終不如學統之為要。求於教統，則有一孔子已足。求於學統，則非時時有顏子、孟子其人者出，此學統即不易成。其去孔子益遠，則其為私淑當更難。故求知孔子，不僅當知兩千五百年前之孔子，亦當知兩千五百年來之孔子。此兩千五百年來之孔子，則惟當於中國儒家之學統中求之。中國雖文化深厚，而獨無一自產生之宗教；此其所以然，誠值吾國人之作深長思矣。
五
今吾國人則群慕西化。此亦吾國民性一種虛心好學之表現。但因此而輕視古人，因而集中於孔子一人身上，打倒孔家店、批孔反孔呼聲，成為一代之時髦。此則有仍值吾國人之作深入討論者。墨翟反孔，乃推尊大禹。莊周反孔、反墨，乃推重黃帝與老子。黃帝、老子，其人其事，都出莊周虛構，在此不詳論。但莊周亦僅另推一批中國古代人物來反孔、墨。此亦仍如孔子之「迷而不作，信而好古」。亦可謂墨與莊亦同是孔子學脈，同足以代表吾中國人之國民性。
佛教東來，中國歷代高僧亦僅於釋迦群加推敬，闡揚其教義。至於孔子之教，與中國社會傳統文化，則皆置之不論不議之列。果使佛法昌明，則孔道與中國文化自會轉變，自歸消失。果使歐洲人真信耶穌，則耶穌明言「凱撒事凱撒管」，又未有教其信徒以兵力傳播信仰之遺訓，則何須有不斷之十字軍東征？又何須有新教舊教之兵爭？即佛教，自隋 唐，天台、禪、華嚴三宗迭起，亦漸中國化。宋代理學家乃繼之而興。是則孔子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即以本國民族性傳統文化為教，不再自辟新義，自創新說，自成一宗教。斯誠大仁大智之結晶，而其勢力影響則轉超諸大宗教之上，固非偶然矣。
六
近代國人，競慕西化，群奉自由、平等、獨立三口號為人生之三大原則。實則惟中國社會乃最自由、最平等、最獨立之社會。即如孔子離魯去衛，並有群弟子結隊成行。其在外週遊十四年而反魯，來去自由。此下戰國諸子百家周遊列國無不然。如孟子「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此是何等自由！試問現世界國際遊歷，又誰何人能獲得此自由？
再言平等。孔子先曾去齊，當時乃一平民身分，然獲齊國君卿之禮遇。及其去衛、去陳，亦皆以平民身分，而同得衛、陳君卿之禮遇。不僅孔子一人為然，戰國時更多其例。范睢以一流亡客，而秦皇長跪其前以乞言。或謂此乃戰國時事。則秦 漢以下，可證中國社會君臣上下平等之事項，何止數千百條，難於列舉。先之如漢文帝之接見賈誼，後之如宋代王荊公、程伊川為經筵講官，皆主己坐而講，為君者立而聽；其君亦勉從之。要之，中國社會自有其平等觀，則即此亦可證。
又如獨立。孔子言「富貴不可求」，因富貴皆不得由一己獨立求之。如求富，設一工廠，開一公司，豈一人之事？如求貴，民主競選，又豈一人之事？中國人則惟求為君子，為聖賢，皆可獨立為之。故主為己之學，即主一己之獨立。
於自由、平等、獨立三者之上，中國人尚有高一層進一步之指示，如孔子之教其子伯魚學《詩》、學禮是也。今國人乃以中國人立教不及於自由、平等、獨立，以歸罪於中國之古人，則復何辭為解！
今日又值孔子誕辰，試問當何以闡揚孔子之遺教？兩千五百年來，闡之揚之，不乏其人，不乏其事，不乏其見於文字著作者。別闢新義，別創新格，何以傳道而授業？此則有待於大賢君子。本文上拈諸端，庶於近代批孔反孔、輕孔蔑孔之風，聊資解惑之一助。放言高論，則非所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