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論語 · 大哉孔子
一
孔子乃中國一聖人。「聖」之一字，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特有名稱。人格修養，達於某種境界，某種標準，則尊為「聖」。中國文化主要在講究如何做人。以今語說之，可謂中國人做人道理是「大群主義」的，與西方社會之崇奉「個人主義」大不同。個人主義乃求在大群中完成其個人，大群主義則主以個人來完成此大群。故一主「分」，一主「合」。一重「爭」，一重「和」。大群和合之最先一步則為「家」，其更大象徵則為「國」，盡其量則曰「天下」。中國文化之主要目標，處家則求「家齊」，處國則求「國治」，處天下則求「天下平」。其一切工夫，則從各個人之「修身」做起。修身指人之品德言。具此品德始能成此事業。其事業最明顯之表現則為政治。人能具此品德，成此事業，始為「聖」。
中國自古已多聖人，如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故中國至西周時代，兼包黃河、長江兩流域，已完成一和合大群，表現出一民族文化和平統一之大國。當時稱之曰諸夏。夏之外尚有夷。其時中國則尚未達成一「平天下」之境界，然距此境界已不遠。
下逮孔子時，周德已衰。孔子之所慕，則為周公。周公雖未登王位，然實際完成西周一代和平統一之大業者，則皆周公之功。孔子之志，則在此。孔子雖未在政治上得意，然其品德之修養，則猶有超乎自古聖人之上者。故其弟子稱之曰：「孔子賢於堯 舜遠矣。」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後人承此意，尊孔子曰「至聖」。孔子以下，遂皆不得稱聖人。如顏子、孟子，亦僅稱「亞聖」。
二
然孔子未嘗自居為聖。《孟子》記之曰：
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我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孔子常以「仁智」教人。孔子所謂「仁」，即猶本文所說之大群主義。惟其志在大群，故其所需之知識亦自與專為個人謀者有不同。欲修養其品德，即有待於種種知識，種種學問；而孔子則僅自居為一學者。孔子志在學古聖人，故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又曰：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蓋古聖人有其業，而孔子則僅能闡其道。故孔子不欲以聖自居。
孔子又曰：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當我身不能行此道，果此道傳於後世，則後世必有能行之者。故孔子具此志而學，又推此心而教。孔子亦自居為一教者。中國大群主義之人文傳統遂不專限表現在政治上，更重要乃表現在教育上。此一大群主義之人文大道，遂廣泛普遍流傳於全社會，則自孔子始。孔子之功，乃尤大於周公。故後人又尊孔子曰「先師」。
中國人常稱「天地君親師」。人生天地間，必求其能群。群道行於上，有國，斯有君。君者，群也。非其人之能群，又烏得為之君？群道行乎下，有家，斯有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不知親父母，又何群之有！故中國人在家知「孝」，在國知「忠」，此皆人群大道。而傳其道者則為師。故師與君親乃得並列而為三。古書有之曰：
作之君，作之師。
又曰：
能為師者然後能為長。能為長者然後能為君。
師亦有「眾」義。使其人無道，不得為人師，又烏得長其群而為之君？故就中國文化言，師猶當在君之上。中國人群大道之創建，先有君，而繼之師；此誠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得以卓絕人寰之一大表現與大成功。自孔子以下歷代國君，莫不知尊孔子。君位相承曰「治統」，三四百年無不變。孔子之教曰「道統」，則兩千五百年來無有變。「道統」在「治統」之上，斯又中國大群主義之文化大統之所寄也。
三
自孔子以後，中國乃有四民社會，農、工、商之上有士。為「士」則學孔子。此乃中國之學統，亦即道統之所寄。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以友天下之士為未足，乃上友古之人。孔子乃古之至聖先師，尊師孔子，亦上友古人之極則矣。自孔子以下，全部中國史即莫不以「士」為中心。然天下之士則代不數人。范希文生北宋時，當唐末五代道統將絕之際。范希文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曰：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孔道又昌，國運又隆。顧炎武生明 清之際，其言曰：
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自有炎武，而中國民族之文化大統仍得延續不絕。如希文，如炎武，皆所謂「天下之士」也。一國之士，則史不絕書。一鄉之士，其名字或不見於史乘。然而中國民族之猶得為一中國民族，至於今不衰。舉世各民族，其歷史之悠久，疆土之廣闊，人口之繁盛皆無堪倫比。何以致此？則曰：惟孔子。
四
近代或以孔子比之釋迦牟尼、耶穌與穆罕默德，則又非是。釋迦說教，諸天皆來聽，則釋迦尚在諸天之上。耶穌為上帝之獨生子，為舉世能代上帝發言之唯一人。孔子尚不敢以聖自居，更何論自居為一大教主。孔子惟以學古為人，而即以其所學教。故其告弟子曰：
我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又曰：
有朋自遠方來。
則孔子之視其諸弟子，亦如一友朋。孔子之卒，其弟子喪之如父母而無服，廬墓三年而散。時子貢為諸弟子之首，故再留三年。其時來學者，皆自稱「弟子」，亦稱「門人」。謂得進其家門之內，如家中之子弟。則孔子亦如其家中之父兄矣。
為一自然人，則必知有父母。為一文化人，則必知有師長。孔子乃中國民族文化中一先知先覺，為中國此下民族文化一遠祖，如是而已。此又大群主義之人生大道始有之。則又何得以超世之大教主相擬！
抑且生逢亂世，信釋迦，尚可一人盤坐證涅槃。信耶穌、穆罕默德，尚可死後靈魂上天堂。信孔子，則孔子自言：「道之不行，吾知之矣。」是又何所望？孔子又曰：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是信孔子而為一士，既無教會組織，又無信徒供養。孔子自言之，曰：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贊其大弟子顏回則曰：
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後世尊奉孔子者，遂以「尋孔 顏樂處所樂何事」為一大課題。又曰「安貧樂道」。以此較之佛、耶、回三大教，其困難又遠過之倍蓰而無算。故凡為中國社會中之一士，尊奉孔子，不啻為半個和尚，抑且可謂是一雙料和尚，因其不憂一己身家之生計，而更以大群天下為慮。遁世而無悶，獨立而不懼。而中國社會乃亦能善養此一輩士，歷兩千五百年而不衰益盛。則中國文化之偉大優深，亦可由此窺入，而約略得其依稀仿佛之所在矣。
五
孔子一生之言論行事，所思所教，其弟子皆各有所記，歷三四代，匯為《論語》一書。自漢代始，《論語》即為中國識字人一人人必讀書。北宋初，趙普有言：彼曾以半部《論語》佐宋祖得天下，又將以半部《論語》佐宋祖治天下。趙普在中國士林中，卑卑無足數；然其當五代之季，而猶能發此言，則中國人對《論語》一書之重視，既可知。而《論語》一書之值重視，亦可知。故欲尊孔子，約而求其要，則惟《論語》二十篇。擴而論其詳，則自秦以下，一部《二十五史》，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中國民族之所以為中國民族者，乃莫不與孔子有關。我惟有曰「大哉孔子」。實甚憾於無言以加之矣。
六
孔子生在中國，已遠在兩千五百年之前。而孔子之前，犧 農以來，中國之為中國，亦已有兩千五百年之久。自有中國人，乃始有孔子。自有孔子，而中國人之得為中國人者，乃益見其安定而昌榮，日進而無疆。而今則時異世易，民國以來，中國人之在此世界大潮流之沖盪橫逆中，已無自信之心，亦無自拔之力。七十年來全國人心幾乎一仗西化，認為國家民族前途惟此一線堪賴堪望。而孔子其人，《論語》其書，乃終不免為國人所鄙棄與忽忘。一部《孝經》，何能御黃巾？《論語》二十篇，亦何能抵原子彈，乃及國際之經濟侵略？試問今日台灣一千七百萬人，曾讀《論語》者有幾？然則今日而言尊孔，亦徒尊其名而已。孔子之品格修養，與夫其得尊為中國之「至聖」之所以然，又誰歟知之？孔子之道之高明寬厚，博大而精微，其得以隨時乘化，而尊為百世之「先師」之所以然，又誰歟知之？然則居今日而猶尊孔子之名，誠亦為不可多得一大事矣。
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即孔子之在前代，亦何能盡為人知，然則當前吾國人縱使盡棄故常，回返孔子以前之犧 農皇古，果能憑空拔起，嶄然創建一新中國？孔子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中國人之為中國人，已歷五千年於前，焉知其不再歷五千年於後。而孔子其人，既崛起於前，又焉知孔子其道，不再復興於後？要之，孔子乃一中國人，孔子所學亦學其以前之中國古人而已。今中國人能自振拔，使後世猶有中國人，則正孔子之所欲學。孔子其人，與其道，終亦必應有再興起再光昌之一日。言念及此，誠不禁其私人之馨香禱祝，鼓舞嚮往，於無竭無窮之一境矣。孔子有神，尚其鑒之。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孔子第二千五百三十年誕辰錢穆寫於台北 外雙溪 素書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