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故事 · 二六 編寫《春秋》

孔子不但經常通過對歷史人物的批評向弟子進行教育，而且他本人也是中國最早的歷史學者之一。 他對歷史，特別是文化史，有極濃的興趣，他根據魯國的史書，也參考了各國的史書，著手編寫歷史著作——《春秋》，《春秋》本來也是各國舊史書的名稱。 他曾說：「我談不上創造，我只是轉述；我喜歡古代的東西，並且願意做解釋的工作。」[179]這是謙虛，但也是真話。 他有一個歷史學者所具有的尊重史料和選擇史料的習慣。他說：「有些人他什麼也不知道就去動筆寫作，我不是這樣子的。多打聽打聽，選擇那最好的；多見識見識，記住那最重要的。不必忙著叫人認為像知道一切的樣子！」[180] 有一次，孔子對弟子們說：「歷史上殘缺的文字，我從前還見到過。現在這種殘缺的文字簡直看不到了。」[181]這就是孔子留心史文的實例。 歷史文獻不足，在孔子當時已經成為問題了。孔子說：「夏代的禮制，我是能講一講的，但是杞國（夏代後人所建）所保存的文獻太少，已經沒法加以考證了；殷代的禮制，我是能講一講的，但是宋國（殷代後人所建）所保存的文獻太少，已經沒法加以考證了；如果文獻充分，我是能夠考證出結果來的。」[182] 當然，孔子當代（周）的文獻是很豐富的，所以孔子說：「周代文化承繼夏殷二代，於是更完備更燦爛了！我贊成周代。」[183]這也就是孔子長期間想做第二個周公的緣故，因為在孔子看來，周公正是周代文化的奠基人。 孔子也企圖尋找歷史的規律性。他的弟子子張有一次問道：「十輩以後的事可以知道嗎？」孔子說：「殷代的文化是承繼夏代來的，不過有些增減；周代的文化是承繼殷代來的，不過有些增減。那麼，依此類推，就是百輩以後也可以約略估計了。」[184]當然，孔子還不能夠知道科學的社會發展規律，然而從孔子的話看來，他認為歷史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而且是可以預見的，這是無疑的。 也就因為如此，孔子便很自信地認為業已獲得一套政治建設、文化建設藍圖，並認為這套藍圖是有歷史根據的。所以他說：「齊國如果變革得好，可以達到魯國所已達到的程度；魯國如果再變革得好，就可以達到近乎理想的程度了。」[185]這就是他僕僕風塵，奔走各國，希望實現自己理想的緣故之一。 自然，事實上當時的現實是並沒有實現他的理想的條件的。因此，孔子便只有把他的理想貫注到他所編寫的《春秋》中去，企圖通過歷史事實的編述，具體地說明他的主張。 春秋時代，社會開始劇烈變動，階級關係、社會秩序以及一切有關事物都表現出新與舊的鬥爭和矛盾發展。在新的沒能代替舊的之前，社會狀況、政治狀況必然顯得異常混亂。孔子是要求社會安定、政治上大一統的，這本是符合歷史發展的要求的，但是由於時代的限制，孔子還想不出適合走往大一統的新的形式，反而要在舊秩序之下實現大一統，這就自然帶來一些落後的東西。他認為國君要是真像個國君，臣子要是真像個臣子，以及家庭父子之間，倘能各按名分，依禮相處，好像天下就容易太平了。在他早年對齊景公的談話中以及當他在衛國對子路發揮「正名」論的時候，就表現了這一種政治倫理思想。這種思想，使孔子白白地奔走了一輩子。到了晚年，他雖然知道終於不能實現自己的主張了，但是他還要在《春秋》中做起文章來。 這樣，他所編寫的《春秋》就不儘是客觀的事實記錄了，而是有主觀看法的。記載一件事情，往往不是寫的事情本身怎樣，而是寫他認為事情應當怎樣。例如，孔子認為當時的吳楚兩國還不是文明的國家，所以它們的國王雖然自稱為王，孔子在書里卻不把它們稱作王；又如晉國曾把周天子叫了去，孔子認為如果照寫，便損害了周天子的尊嚴，於是只寫作周天子到某地去打獵[186]。這就是所謂《春秋》的名分大義，這就是後代的統治者為什麼十分看重《春秋》的道理，這也就是《春秋》還不足以稱為一部嚴格意義的史書的緣故。 然而儘管如此，《春秋》還是有著值得稱道的特點，是我國文化遺產中一部具有歷史意義的作品。 因為，《春秋》是中國保存下來最早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編年史。它具有鮮明的時間觀念，記載歷史事件、天文現象（如日食、月食）發生的年、月、日，都很精確。它的另一個特點是神話色彩很淡，主要是寫人的歷史，這在兩千多年前是難能可貴的。《春秋》中雖然有著不少孔子的主觀企圖，但他是以極其嚴肅認真的態度來編寫的。孔子在其他方面的文字工作，每每聽從別人修改，並不堅持己見。獨獨在《春秋》上，他要寫就寫，要刪就刪，千錘百鍊，一字不苟，連擅長文學的弟子子游、子夏也不能參加什麼意見，甚至不能動一字。[187]他重視到如此地步，曾說：「後代人知道我孔丘的，將因為這部《春秋》；後代人責罵我孔丘的，也將因為這部《春秋》。」[188]可見孔子簡直把《春秋》當作他的第二生命了。 這部《春秋》，是孔子重新回到魯國以後，在有限的歲月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