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傳 · 附錄（三） 讀江永《鄉黨圖考》
清儒考論孔子事跡，自崔述《洙泗考信錄》之後，有江永《鄉黨圖考》，其首卷亦備論孔子生平歷年行事，自先世迄於其卒，略如崔氏之書。而文辭簡質，立論謹慎，不如崔氏之博辨，而所失亦較少。如其敘公山不狃之召，曰：「不狃與陽貨共謀去三桓，故《論語》以為畔，其實未嘗據邑興兵也。」言簡情核，較崔氏所辨遠勝。其敘佛肸事，據引《史記 世家》，曰：「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云云，明其事在趙簡子時。崔氏必謂其事在趙襄子時，雖據《左傳》，然無以必見《史記》之為誤。因欲必定《史記》之誤，乃連帶疑及《論語》。此亦不如江氏書之不失謹慎之意。又江氏書博採同時稍前他人之說不為人所注意者，其用心良寬良苦，然其間亦尚有得有失，姑拈兩事為例。
其一，《檀弓》有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江氏說之曰：
此章為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近世高郵孫邃人
孫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為句。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兩句為倒句。甚有理。蓋古人埋棺於坎為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不惟孔子之家以為已葬，即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為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於防，惟以父墓淺深為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於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啟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為殯而非葬，由問於郰曼父之母而知之。蓋唯郰曼父之母，能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啟殯而合葬於防。蓋殯也，當在問於郰曼父之母句下，因屬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如此讀之，可為聖人釋疑，有裨禮經者不淺。
江氏此條，頗受後人信從，朱彬《禮記訓纂》亦采之。然核之《檀弓》之文理，參以當時之情事，江氏之說，兩覺未允。果如其說，應雲不知其父墓在五父之衢者為殯，乃明其所欲辨者之為殯與葬。今雲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則所不知者似乃其墓地之何在。且殯與葬乃成墓以前事，墓則殯與葬以後事，故墓殯墓葬皆不得二字連用。且叔梁紇在當時亦一大夫，其卒，何為殯而不葬，迄於孔子母死，已及二十年之久，此仍無說可解。及孔子母卒，孔子欲其與父合葬，既不先知其父葬之深淺，與其可以遷動與否，則又何為為其母先卜兆於防。此亦無說可通。前人所疑，特疑孔子聖人，何以不知其父葬處。然《檀弓》又引孔子之言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既其墓不覆土為墳，自不易識別，此自無足深疑。讀古書苟有疑，當儘可能先求種種之解釋，不當徑棄其所疑之本書，而別引他書以為說。如崔氏疑《論語》佛肸事，即據《左傳》棄《論語》，不知為《論語》別作一解，則《論語》《左傳》皆可通。江氏此條仍本《檀弓》本文，與崔氏取徑不同，而強為他解，乃不知其較之舊解為更無當。可知考古辨偽之事非不當有，貴能本之於審慎之心情，衡之以宏通之識見，固非輕疑好辨之所能勝任也。
又一事云：
按年譜：哀公十年，夫人幵官氏卒。昔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謂其已甚，因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馭麟紱著四書類典賦辨其無此事雲。《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非謂伯魚之於幵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所謂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此說甚有理。施氏無子而出，乃求婚於顏氏，事當有之。其後施氏卒，夫子為之服期，蓋少時事。門人之問明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是謂夫子自喪出母，非謂令伯魚為出母服也。子思云：「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此語尤可見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買為父後之子。在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他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為可傷，故寧從其隆而為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污，不為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者也。若伯魚之母死，當守父在為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為喪出母也。甘氏說有功聖門，特表出之，並補其所未盡之說。
江氏善言禮，此條辨叔梁紇出妻，孔子非有出妻之事，雖引據甚簡，叉皆片言只辭，而加以會通，為之說明。破後代之訛說，發古人之真相，考據疑辨之功，亦何可廢。真積力久而用功深，自可犁然有當於人心，如江氏此條是也。
江氏之後，清儒考據之業日盛。然考孔子生平歷年行事者，或據《論語》，或本《左傳》，或辨《史記》，率皆逐句逐條疑之辨之，解之釋之，求其綜合終始而備為之說，如崔氏、江氏之書者則鮮。間亦有之，然皆不得與崔氏江氏書媲美。今亦不再縷陳。其逐條逐句作為疑辨解釋者，雖亦精義絡繹，美不勝收。然或則各持一偏，或則相與牴牾，今欲會通眾說，歸於條貫，汰非存是，勒為定論，以為孔子作一新傳，其事亦甚不易。抑且漢宋門戶之見愈演愈烈，義理考據一分不可複合，既為識趣所限，能考孔子之事，乃不能傳孔子其人，此尤為病之大者。竊不自撰，最近作為《孔子傳》一書，抑有其意，亦未必能盡副其意之所欲至。姑舉胡氏、崔氏、江氏三人之書而略論之，非欲進退前人，乃庶使讀吾書者，知其取捨從違之所在，知其輕重緩急之所生。知其薈粹群言，而未嘗無孤見獨出之明。知其自本己意，而未嘗無博採兼綜之勞。特以補我自序己書之所未盡。若謂吾書出而自宋以來一千年諸家述作考辨皆可擱置一旁，則斷斷非吾意之所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