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傳 · 第五章 孔子五十歲後仕魯之期

一、孔子出仕之前緣 《史記　孔子世家》： 桓子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執懷，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益輕季氏。 陽虎為季氏家臣，其囚季桓子事，詳見《左傳》定公五年。季氏為魯三家之首，執魯政，而其家臣陽虎乃生心叛季氏。孔子素主裁抑權臣，其於季氏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嘆。陽虎既欲叛季氏，乃欲攀援孔子以自重。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十七） 《孟子》書亦記此事曰：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 此陽貨即《左傳》《史記》中之陽虎，蓋虎是其名。其時魯政已亂，陽貨雖為家臣，而權位之尊擬於大夫。孔子雖不欲接受其攀援，然亦不欲自背於當時共行之禮，乃瞰陽貨之亡而往答拜。塗中之語，辭緩意峻，一如平常，貨亦無奈之何。此事究在何時，不可知。但應在定公五年後。 《史記　孔子世家》：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 此事詳《左傳》。公山不狃為季氏私邑費之宰。內結陽虎，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知其謀，以計得脫。其事發於陽虎，不狃在外，陰構其事，而實未露叛形。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十七） 弗擾即不狃，謂其以費畔，乃指其存心叛季氏。而孔子在當時講學授徒，以主張反權臣聞於時，故不狃召之，亦猶陽虎之欲引孔子出仕，以張大反季氏之勢力。孔子聞召欲往者，此特一時久郁之心遇有可為，不能無動。因其時不狃反跡未著，而其不阿季氏之態度則已暴露，與人俱知。故孔子聞召，偶動其欲往之心。子路不悅者，其意若謂孔子大聖，何為下儕一家宰。但孔子心中殊不在此等上計較。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十七）孔子自有一番理想與抱負，固不計用我者之為誰也。然而終於不往。其欲往，見孔子之仁。其終於不往，見孔子之知。 《史記　孔子世家》： 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 此數語乃道出了孔子當時心事。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十六）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十六） 此引上一章，不啻統言春秋二百四十年間之世變，下一章專言魯公室與三家之升沉。孔子非於其間有私憤好，亦非謂西周盛時周公所定種種禮制，此下皆當一一恪遵不變。然而，此二百數十年來之往事，則已昭昭在目。有道者如此，無道者如彼，吉凶禍福，判若列眉。孔子特抱一番行道救世之心。苟遇可為，不忍不出。其曰：「吾其為東周」，則孔子心中早有一番打算，早有一幅構圖，固非為維持周公之舊禮制於不變不壞而已。然而孔子則終於不出，不得已而終已，則其心事誠有難與人以共曉者。故亦不與弟子如子路輩詳言之也。 公山之召，其事應在定公之八年，時孔子已年五十。 孔子又曰： 吾五十而知天命。（二） 人當以行道為職，此屬天命。但天命人以行道，而道有不行之時，此亦是天命。陽貨、公山弗擾皆欲攀孔子出仕，而孔子終不出。若有可為之機，而終堅拒不為。蓋知此輩皆不足與謀，枉尺直尋，終不可直。孔子在五十前居家授徒，既已聲名洋溢，而孔子終於堅貞自守，高蹈不仕。然此尚在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之階段。孔子五十以後，乃終於一出，其意態若由消極一轉而為積極，實則並非如此。孔子三十以後之家居授徒，早已是一種積極態度。所以若前後出處有轉變，此乃孔子由不惑轉進到知天命，在己則學養日深，而在人則更不易知。 孔子又曰：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一） 如其欲赴公山弗擾之召而子路不悅，孔子實難以言辭披揭其內心之所蘊。吾道所在，既不能驟喻於吾朋，則亦惟有循循善誘教人不倦之一法，夫亦何慍之有。 疑辨六 亦有疑陽貨、公山弗擾之事者。疑陽貨不得為大夫，疑公山弗擾並不以此年叛。但陽貨雖為季氏家臣，亦得儕於大夫之位，此即見季氏之擅魯。公山弗擾在當時雖無叛跡，而已有叛情，皆不必疑。 二、孔子為中都宰至為司空、司寇 《史記　孔子世家》： 定公九年，陽虎奔於齊。其後，定公用孔子為中都宰。一年，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 魯國既經陽虎之亂，三家各有所憬悟。在此機緣中，孔子遂得出仕。在魯君臣既有起用孔子之意，孔子亦遂翩然而出。其時孔子年五十一。在一年之間而升遷如此之速，則當時魯君與季氏其欲重用孔子之心情亦可見矣。 疑辨七 孔子為中都宰，其事先見於《檀弓》，又見於《孔子家語》。今傳《家語》乃王肅偽本，然司馬遷所見當是《家語》之原本。既此三書同有此事，應無可疑。魯國國卿，季氏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孔子自中都宰遷司空，亦見《孔子家語》，應為小司空，屬下大夫之職。又遷司寇，《韓詩外傳》載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此是命卿之辭。孔子至是始為卿職。史遷特稱為大司寇，明其非屬小司寇。則其前稱司空，乃屬小司空可知。史遷以前各書，如《左傳》、《孟子》、《檀弓》、《荀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等，皆稱孔子為司寇，是即大司寇也。疑及孔子仕魯官職名位之差錯者甚多，今以司空、司寇之大小分釋之，則事亦無疑。至於《檀弓》、《家語》載孔子為中都宰及司空時行事，或有可疑。但為時甚暫，無大關係可言，今俱不著。又《荀子》及他書又言孔子誅少正卯，其事不可信，詳拙著《先秦諸子系年　孔子誅少正卯辨》。 三、孔子相夾谷 《左傳》定公十年： 夏，公會齊候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樣，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此夾谷在山東泰安萊蕪縣。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在此。所謂相，乃為魯君相禮，於一切盟會之儀作輔助也。春秋時，遇外交事，諸侯出境，相其君而行者非卿莫屬。魯自僖公而下，相君而出者皆屬三家，皆卿職也。如魯昭公如楚，孟僖子相，即其例。此次會齊於夾谷，乃由孔子相，此必孔子已為司寇之後。自魯定公七年後，齊景公背晉爭霸，鄭衛已服，而其時晉亦已衰，齊魯逼處。而此數年來兩國積怨日深，殆是孔子力主和解，獻謀與齊相會。三家者懼齊強，恐遭挫辱，不敢行，乃以孔子當其沖。齊君臣果武裝萊人威脅魯君，以求得志，幸孔子以大義正道之言辭折服之。乃齊人復於臨盟前，在盟書上添加盟辭，責魯以以小事大之禮，遇齊師有事出境，則魯必以甲車三百乘從行。當此時，拒之則盟不成，若勉為屈從，則吃眼前虧太大。孔子又臨機應變，即就兩國眼前事，陽虎以魯汶舊、鄆讙、龜陰之田奔齊，謂齊若不回歸此三地，則魯亦無必當從命之義。汶陽田本屬魯，齊納魯叛臣而有之。今兩國既言好，齊亦無必當據有此田之理由。孔子此時只就事言事，既不激昂，亦不萎弱，而先得眼前之利。即以此三地之田賦，亦足當甲車三百乘之供矣。 疑辨八 夾谷之會，其事又見於《穀梁傳》，有優施舞於魯君幕下，孔子使斬之，首足異門而出之語，恐其事不可信。又此次之會，似乃魯欲和解於齊，乃《史記　孔子世家》有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一若齊來乞盟於魯。過欲為孔子渲染，疑亦非當時情實。鄆讙龜陰之田皆在汶陽，本屬季氏。前一年陽虎以之奔齊，至是魯齊既言好，齊欲與晉爭霸，欲魯舍晉事齊，故歸此三地之田。既不為懼魯之用孔子，亦不為齊君自悔其會於夾谷之不義無禮而謝過，《左傳》記載甚明。過分渲染，欲為孔子誇張，反失情實，遂滋疑辨。但孔子之相定公會夾谷，其功績表現亦已甚著。後人依據《左傳》而疑《穀梁》與《史記》是也。若因《穀梁》與《史記》之記載失實而牽連並疑《左傳》，遂謂《左傳》所記亦並無其事，則更失之。今既無明確反證，即難否認《左傳》所記夾谷一會之詳情。 四、孔子墮三都 孔子為魯司寇，其政治上之表現有兩大事。其一為相定公與齊會夾谷，繼之則為其墮三都之主張。相夾谷在定公十年，墮三都在定公十二年。 《公羊傳》定公十二年：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 《左傳》定公十二年：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台。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為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其時季氏專魯政。孔子出仕，由中都宰一年之中而驟遷至司寇卿職。雖曰出魯公之任命，實則由季氏之主張。孔子相夾谷之會，而齊人來歸汶陽之田，此田即季氏家宰叛季氏而挾以投齊者。由此季氏對孔子當益信重。而孔子弟子仲由乃得為季孫氏之家宰，則季氏之信任孔子，大可於此推見。《公羊傳》云：「三月不違。」三月已歷一季之久，言孔子於季孫氏可以歷一季之久而所言不相違。則凡孔子之言，季孫氏蓋多能聽從。故孟子曰：「孔子於季孫氏，為見行可之仕。」言孔子得季孫氏信任，見為可以明志行道也。然孔子當時所欲進行之大政事，首先即為剝奪季孫氏以及孟孫、叔孫氏三家所獲之非法政權，以重歸之於魯公室。此非孔子欲謀不利於三家，孔子特欲為三家久遠之利而始有此主張。故孔子直告季孫，謂依古禮，私家不當藏兵甲。私家之封邑，其城亦不得逾百雉。孔子以此告季孫氏，正如與虎謀皮。然季孫氏亦自懷隱憂。前在昭公時，南蒯即曾以費叛。及陽虎之亂，費宰公山不狃實與同謀。今陽虎出奔已三年，而公山不狃仍為費宰，季氏亦無如之何。其城大，又險固，季氏可以據此背叛魯君，然其家臣亦可據此背叛季氏。今季氏正受此患苦。故季氏縱不能深明孔子所陳之道義，然亦知孔子所言非為謀我，乃為我謀，故終依孔子言墮費。其實孔子亦不僅為季氏謀，乃為魯國謀。亦不僅為魯國謀，乃為中國為全人類謀。就孔子當時之政情，則惟有從此下手也。費宰公山不狃，即其前欲召孔子之人，至是乃正式抗命。前一年，侯犯即以郈叛適齊。孔子與子路之提議墮三都，殆亦由侯犯事而起。其時齊已歸郈於魯，故叔孫氏首墮郈，亦以其時郈無宰，故墮之易。叔孫輒乃叔孫氏之庶子，無寵。陽虎之亂，即謀以輒代其父州仇，既不得志，至是乃追隨公山不狃同叛。其時叔孫一家亦復是臣叛於外，子叛於內，各競其私，離散爭奪，與季孫氏家同有不可終日之勢。依孔子、子路之獻議，庶可振奮人心，重趨團結。惟孟孫氏一家較不然。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受父遺命，往學禮於孔子，然懿子襲父位，主一家之政，其親受教誨之日宜不多。殆是見道未明，信道未篤。雖不欲違孔子墮都之議，然前陽虎之亂，圖殺孟懿子，而陽虎欲自代之，幸成宰公歛處父警覺有謀，懿子得免，陽虎亦終敗。故懿子極信重處父。處父所言亦若有理。自當時形勢言之，春秋之晚世，已不如春秋之初年，列國疆土日辟，國與國間壤地相接，已不能只以一城建國。墮都即不啻自毀國防，故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抑且三家自魯桓公以來，歷世綿長。當懿子時，孟氏一家兄弟和睦，主臣一氣，不如季叔兩家之散亂，則何為必效兩家自墮其都。懿子既不欲公開違命，亦兩可於處父之言，乃一任處父自守其都。處父固能臣，而季叔兩家見成之固守，亦抱兔死狐悲之心，乃作首鼠兩端之計，不復出全力攻之，於是圍成弗克。墮三都之議至是受了大頓挫。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六） 時費宰公山不狃已奔齊，季氏懲於其家臣之兇惡，乃擇孔子弟子中知名者為之。閔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已屆強仕之年，在孔門居德行之科。季氏物色及之，可謂允得其選。然閔子堅決辭謝。今不知此事約在何時，當已在圍成弗克之後。魯國政情又趨複雜，閔子或早知孔子有去位之意，故不願一出也。《論語》記孔子與人語及其門弟子，或對其門弟子之問答，皆斥其名。雖顏冉高第亦曰回曰雍。獨閔子云子騫，終《論語》一書不見損名，其賢由此可知。惜其詳不傳。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十一） 此事不知在季氏欲使閔子為費宰之前後，然總是略相同時事，相距必不遠。當時季氏選任一費宰，必招之孔子之門，其尊信孔子可知。子羔少孔子三十歲，與顏子同年。定公十二年，子羔年僅二十四。孔子欲其繼續為學，不欲其早年出仕，說如此將要害了他。子路雖隨口強辨，然亦終不果使。孔子當時雖為魯司寇，獻身政治，然群弟子相隨，依然繼續其二十年來所造成的一個學術團體精神，據此亦可想見。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六） 此兩事並不同在一時，乃由弟子合記為一章。孔子為魯司寇，其弟子相隨出仕者，自子路外，又見此三人。子華，公西赤字，少孔子三十二歲。若以魯定公十一年計，是年應二十一。冉求少孔子二十九歲，是年應二十四。皆甚年少。子華長於外交禮儀，適以有事，孔子試使之於齊。冉有長理財，孔子使之掌經濟出納。子華之使齊乃暫職。冉有掌經濟，乃近在孔子耳目之前。故二人雖年少，孔子因材試用，以資歷練。子路不悟孔子之意，乃欲使子羔為費宰，此當獨當一面，故孔子說要害了他。原思少孔子二十六歲，較冉有、子華年長，然亦不到三十歲。孔子使為家宰。是孔子為魯司寇已引用了門下許多弟子。子路最年長，薦為季氏宰。原思、冉有、公西赤諸人則皆在身邊錄用。而如閔子賽、冉伯牛、仲弓、顏淵，皆孔門傑出人物，孔子並不汲汲使用。閔子騫拒為費宰，孔子亦默許之。孔子蓋欲留此輩作將來之大用。是孔子一面從事政治，一面仍用心留意在教育上。政治責任可以隨時離去，教育事業則終身以之。至於俸祿一節，孔子或與多，或與少，皆有斟酌。其弟子或代友請益，或自我請辭，亦皆不苟。師弟子之間既嚴且和，行政一如講學，講學亦猶行政，亦所謂吾道一以貫之矣。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十四） 憲即原思，以貧見稱，亦能高潔自守。孔子使為宰，與祿厚，原憲辭，若以為恥。故孔子告之，邦有道，固當出身任事，食祿非可恥。若邦無道，不能退身引避，仍然任事食祿，始可恥。此見孔門師弟子無一事不是講學論道，而孔子之因人施教亦由此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三） 定公之問，必在孔子為司寇時。是時三家擅權，政不在公室。君使臣以禮，則對臣當加制裁，始可使臣知有敬畏。臣事君以忠，則當對君有奉獻，自削其私權益。孔子辭若和緩，但魯之君臣俱受責備。孔子之主張墮三都，其措施亦即本此章之意。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十三） 定公只漫引人言為問，故孔子亦引人言為答。觀定公兩問，知其非有精志可成大業之君。當時用孔子者亦為季氏，非定公。而孔子預聞魯政，乃欲抑私奉公，即不啻欲抑季氏奉定公，則其難亦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