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 附錄
武內博士的《論語之研究》
我在本書七十八頁[1]以下，按自己的敘述方式引用過武內博士的演講，而後在武內博士的《論語之研究》公開出版之後，得以拜讀，方才明白自己的理解有不足之處。在這本書再版之際，本應針對這些地方重新撰寫。不過，讀了《論語之研究》的序文，才知道我的這份有所不足的介紹和議論，竟然多少對博士出版此書起到了一些促進作用，這倒真是收到了一份不曾想見的效果。考慮到這一點，上述部分暫且就這樣原封不動吧，我的訂正內容還是另附於卷末比較好。在這裡，我選取出我在《論語之研究》一書出版時寫給世人的一篇推薦文章，附加於此，也起到一種訂正的效果。
昭和二十三（1948）年一月
昭和三（1938）年底，在京都召開的中國學會大會上，武內博士就《論語》的原典批判，作了一次極為出色的演講。我感覺到，當時所受到的觸動，會始終像一種新鮮的刺激，引起我對《論語》的興趣。但凡有餘暇，我就想要繼續跟進博士的研究，這一念頭在之後從未斷過。但遺憾的是，我之後一門心思在自己的領域裡鑽研，不再有餘力繼續跟進博士的研究。所以，我就這樣漠然地，以為博士的演講內容肯定已經發表於專門的學術雜誌上了。幾年之後，在答覆一位年輕的倫理學學者的問題時，我推薦他讀讀這篇論文。這個男生很快地將文章找了出來，並報告說自己讀過了。但他只是說自己嘆服於其精密的考證工作，並沒有展現出那種我所預期的反應。我雖然覺得有點不可思議，但並未注意到自己的錯誤，只是在心裡暗自嗟嘆不已。同樣的經歷，之後又重複了兩次、三次。但直到最近，我才終於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武內博士的那一場演講並未發表。這樣一來，凡是受我推薦而去找文章來讀的人，恐怕都是讀了博士的《漢石經論語殘字考》。我終於才明白當時自己何以和那位年輕的學者在問答上有不合拍的地方。
現如今刊行的這部《論語之研究》，是在當初的那場演講中所呈現出來的思考之上，更進一步精密論證後才得來的產物。我自己在拜讀之後，唯有感謝和滿足。在這本書成形以前，我就已經勸人讀這本書了，因此，如今面對這本書，自然禁不住有一個念頭，想要在世人面前廣泛地宣傳此書的長處。不過，這本書是一本純粹的學問之書。倘若不是熱愛學問之人，沒有必要接近這本書。但與此同時，凡是在學問上對《論語》抱有關心之人，則不得不讀一讀這本書。這本書對《論語》研究而言，是一本劃時代的作品，將來的研究也必將以此為出發點。
本書在序論部分，大體概述了《論語》原典研究的歷史。著者首先從現存四五百種以上的《論語》文獻中，列舉了具有代表性的何晏《論語集解》和朱熹《論語集注》，對此詳加檢討。著者尤其想要讓讀者注意的是，在何晏《論語集解》的序當中，有許多地方能提供關於《論語》原文的線索。在這當中，著者對《魯論語》《齊論語》《古文論語》，以及與之相關的張禹、包咸、孔安國、馬融、鄭玄、王肅等學者，均予以了詳盡的考察。接下來，著者考究何晏《論語集解》的註疏，從皇侃、邢昺開始，一直追蹤到清代的考證學者劉寶楠、潘維城。朱子的《論語集注》則與前者不同，注重理論上的解釋，步入清代，雖然受到了考證學的影響，但依然獨成一派。不過在著者看來，這一派並不值得過分關注。在對《論語》文本的研究史上，並不次於以上兩種流派者，據著者看來，當屬伊藤仁齋[2]和山井崑崙[3]，兩人均提出了一些「中國歷史上還未曾有過的、獨屬於日本學者的對《論語》的見解」。這裡就不僅僅只是嚴密地，從學問角度對文本進行校勘，更進一步，步入了對《論語》原典進行高等批判的程度。校勘學已經為清代的考證學者充分吸收，但是對原典進行自由的批判，則在中國尚未充分展開。武內博士將這一始於日本學者的道路向前大大地推進了。這一道路，在我們看來也正好是原典批判的正道。自 19 世紀以來，對古希臘的古典、新舊約《聖經》、印度的古典，相關原典批判均取得了顯著的進步。這一工作，和日本先儒所做的工作，大體出自同一種方法。
在這樣的序論之後，著者的第一章主要討論了《論語》的文本校勘。這一工作實際上在著者的其他論文（該書附錄中所收的兩篇論文即屬此類）中論述得更為詳細，對我們這樣的局外人而言，這一章能夠直呈要領，實在是非常難得。在這裡，著者明確了中國的標準文本是「開成石經」，而日本的標準文本是「教隆本」。此外，著者更深究正平版《論語》，並得出了一個結論，「教隆本」是進入關東的清原家的證本[4]，與之相對的是，正平版《論語》則是摹寫京都的清家家傳本付梓的[5]。此外，著者還言及，前述兩種標準文本似乎即是河北本和江南本之別。
在文本的校勘之後，第二章則是對《論語》原典的高等批判。首先談及的是何晏《論語集解》的序中所謂《魯論語》《齊論語》《古文論語》的問題。著者經過綿密的論證，證明這當中的區別無非只是因為文字變遷而導致的異本而已。而據說是漢武帝時從孔子故宅中挖出來的《古文論語》就是這些異本的源頭。著者調查了在漢武帝以前的文獻中所徵引過的孔子之語，發現不見於今本《論語》者眾多。據此可知，當時人所見的孔子語錄，恐怕不是今天的《論語》。自然，這也衍生出一種想像，《論語》這樣的書名在當時也是沒有的，當時唯有幾種被稱為《傳》的孔子語錄。著者引用了《論衡》之語，作為這一推測的根據。據《論衡》來看的話，至少應當承認，齊魯二篇本和河間七篇本，在西漢中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如果在現存的《論語》中來探尋這兩者，那麼，《學而》《鄉黨》兩篇可以比定為齊魯二篇本，《為政》至《泰伯》七篇則可以比定為河間七篇本。如果以同樣的方法分析《論語》的後半部分，則可以認為，《季氏》《陽貨》《微子》三篇非常之新，剩下的七篇則是齊人所傳《論語》，很像是獨立的孔子語錄。作者的結論是，河間七篇本是曾子、孟子學派所傳，最古；其次則是齊人所傳七篇本，這是以子貢為中心的學派所傳，在孟子以後得到編纂；齊魯二篇本是將齊魯學派所傳，折中之後編纂而成的，也像是在孟子以後才有的。
就這樣，著者將現存的《論語》分解為四組。每一組都作為一種作品來考察，詳細論述了每一組當中各篇章的順序，以及按照這一順序之下各篇所談的內容。換言之，該書第三章討論河間七篇本的思想，第四章討論下論中齊人所傳的《論語》，第五章討論屬於最晚近部分的《季氏》《陽貨》《微子》三篇，第六章討論齊魯二篇本。通過這樣的考察方式，可以看出，《論語》各篇不是隨意散漫編成的語錄，而是有一定的組織框架的。此外，曾子學派的編纂、子貢學派的編纂，也因不同的立場而有鮮明的表現，而這種差異也會在其他方面體現出時間的先後差異。換言之，《論語》當中就包含著原始儒教的成立、發展、變化等跨越幾個世紀的歷史。
我們不禁要慶賀，對《論語》這部書，在一種完全意義上的原典批判終於在此達成了。如上所述，這是一件劃時代的事情。不過，需要意識到的是，這樣一種工作，是在繼承了仁齋、徂徠[6]、崑崙等日本先儒的工作之上才得以完成的。在我看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昭和十五（1940）年四月
[1] 這裡是就日文版頁碼而言，實為第三章中談《論語》版本的部分。
[2] 伊藤仁齋（1627—1705），日本儒學者，著有《論語古義》，倡導「古義學」。
[3] 山井鼎（？—1728），號崑崙，日本儒學者，被譽為江戶時代儒學者中考證學第一人，著有《七經孟子考文》。
[4] 清原教隆（1199—1265），日本鎌倉時代儒學者。他於仁治三（1243）年抄寫的《論語集解》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論語》完整抄本，稱「教隆本」。清原教隆為出仕朝廷，而離開本家，赴關東鎌倉。日本所謂「證本」，指的是能保證家學淵源的、流傳有序的版本。
[5] 日本南北朝正平九（1364）年，道祐居士出版《論語集解》，世稱正平版《論語》，為日本最早的《論語》刻本。
[6] 荻生徂徠（1666—1728），日本儒學者，著有《論語征》。
《論語》目錄
學而 第一 先進 第十一
為政 第二 顏淵 第十二
八佾 第三 子路 第十三
里仁 第四 憲問 第十四
公冶長 第五衛靈公 第十五
雍也 第六 季氏 第十六
述而 第七 陽貨 第十七
泰伯 第八 微子 第十八
子罕 第九 子張 第十九
鄉黨 第十 堯曰 第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