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軍飛行員 · 第二章

聖埃克蘇佩里 《空軍飛行員》
我從夢中醒了過來。指揮官提了一個奇怪的建議,嚇了我一跳:「如果這個任務讓你很不自在……讓你感覺不太好,我可以……」 「不會,長官!」 指揮官知道他這個建議荒唐透頂。每當一個機組犧牲,我們就會想起他們出發前冷峻的臉龐。我們會把這種嚴峻解讀成他們的某種預感,這時,我們才會自責當初忽略了它。 指揮官的躊躇不安讓我想起了伊斯萊爾。前天,我在情報處的窗邊抽菸,看到伊斯萊爾在窗外快步走過。他有一個紅紅的鼻子,典型的猶太人的鼻子。我突然被伊斯萊爾的紅色鼻子驚住了。 我盯著伊斯萊爾的紅鼻子看,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也是我們團最勇敢的同志之一。最勇敢,同時也最謙虛。我們經常說到猶太人有多麼謹慎,而他大概把自己的謹慎全都換成了勇氣。對於成為戰勝者這件事,他很謹慎。 伊斯萊爾走得很快,我只來得及注意到他的紅鼻子一閃而過。我並不是想打趣他,但我還是問加瓦依道: 「為什麼他的鼻子長成那個樣子?」 「因為是他媽給他的。」加瓦依回答。 他又補了一句:「低空飛行任務,真好笑。」然後離開了。 「啊!」 那天晚上,當我們不再指望伊斯萊爾能歸來時,他不安的面容在我腦中浮現出來,而他獨一無二的、仿佛某種天賦的鼻子,承載著最沉重的擔憂之情。如果給伊斯萊爾下飛行任務的人是我,他鼻子的模樣一定會久久地縈繞在我的腦海里,像是一種責備。然而面對飛行任務的命令,伊斯萊爾什麼也沒說,就算說了也只是:「是的長官。好的長官。知道了長官。」說話時他臉上的肌肉也沒有一絲一毫的顫抖。但是他的鼻子卻悄悄地、狡猾地紅了起來,仿佛在出賣他。伊斯萊爾可以控制住他的表情,但無法控制他鼻子的顏色。他的鼻子利用了這一點,偷偷地表現自己。即使伊斯萊爾沒說,他的紅鼻子還是向指揮官表達了他強烈的不贊同。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指揮官不喜歡讓那些會有預感的士兵出任務。預感通常都是錯的,但卻是對戰爭秩序的譴責之聲。阿里亞是首長,不是法官。 另一個故事的主人公是副官T。 伊斯萊爾有多勇敢無畏,T就有多懦弱膽小。他是我認識的唯一一個能真真切切感受到害怕的人。從上級給T下達指令開始,T的身體會發生一種奇怪的變化——他會感到越來越眩暈。這是一個很簡單、難以避免而又緩慢的過程。他的身體會從頭到腳慢慢變得僵直,面無表情,眼睛開始發光。 和伊斯萊爾相反,當情況緊急、面臨死亡威脅的時候,伊斯萊爾的鼻子看起來羞愧不已,而T的身體沒有任何動作,他不做反應,只是發生變化。當命令下達完畢,我們會發現命令給他的身體帶來的痛苦。這種痛苦在他的臉上均勻地擴散開一種亮光。從那一刻起,T就好像已經抵達了生命的彼岸。我們可以感覺到,他冷漠地在自己和世界之間拉開了距離。我從來沒有在別處、在任何其他人身上見過這樣的神遊天外。 「我那天就不該讓他去。」後來指揮官說。 那天,當指揮官向他下達了任務命令之後,他臉色刷地變白了,但他微笑了起來。非常單純的微笑。就像是一個面對劊子手的死刑犯。 「你看起來不太舒服。我把你換成……」 「不,長官。輪到我就是我。」 在所有人的注視下,T直直地盯著面前的指揮官,一動不動。 「但如果你對自己的狀態不是很確定……」 「輪到我了,長官,輪到我了。」 「你看,T……」 「長官……」 T仍然呆立著,像一塊木頭。 阿里亞說: 「那我就派你去了。」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無須太多解釋。T負責的是機組中的機槍,有一架敵軍的殲擊機意圖攻擊他。但是殲擊機的機槍出了故障,掉頭返航了。機組飛行員和T一直在交談,他們已經接近基地了,飛行員沒有注意到任何異常情況。距離到達還有五分鐘的時候,飛行員聽不到T的回音了。 我們在夜色中找到了T的屍體,他的頭被飛機尾翼砸中了。他在高速飛行的飛機上跳傘逃生——在非常嚴峻的跳傘條件下逃生。可是他是在友軍的地界上跳的,這裡已經沒有任何危險了,然而殲擊機經過的聲音就像他無法抵抗的召喚。 「去換衣服吧,」指揮官對我們說道,「五點三十分時你們就應該起飛了。」 「再見,長官。」 指揮官潦草地揮了揮手,我的煙滅了。這是一種迷信嗎?我徒勞地在口袋裡翻找著火柴。 「為什麼你從來不帶火柴?」 的確。告別跨出門去時,我在心裡問自己:為什麼我從來不帶火柴? 「是這個任務讓他心煩。」都泰爾特說。 而我想的是:他根本不在乎!這是句不太公平的玩笑話,但它並不是針對阿里亞的。我被一個從沒有人承認的事實所震驚:思想是短暫的,唯獨理智是永恆的或者近乎永恆的。我的分析能力沒有什麼進步,但思想並不看重事物本身,它看重的是讓不同事物建立起關聯的意義。透過現象看本質,於是思想超越了眼睛,進入對本質的領悟。有一技之長的人,有時會發現他所擅長的事物竟然是由彼此毫不相關的東西組成;一個深愛妻子的人,有時在愛情中卻只看得到憂慮、不快和約束;熱愛一種風格的音樂的人,有時也會覺得對這種音樂毫無感覺。而我,有時我感覺自己無法理解我的國家,比如現在。國家不是簡單的地域、習俗和物產的相加,這些都是理智範圍內的。國家是一種存在。而有時,我發現自己對某些存在一無所知。 阿里亞指揮官和將軍討論了一晚純邏輯問題——和情感無關的純邏輯。在回來的路上他又遇到了無窮無盡的擁堵,他已經筋疲力盡了。而回到軍隊中,他又發現了無數的物資困難。他感覺自己在被這一堆事情——就像無法抵擋的山體滑坡所帶來的無數災難性後果——所掩埋。最後他還是叫來了我們,給了我們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對他來說,我們是所有混亂中的一環,而不再是聖埃克蘇佩里或都泰爾特,我們有沒有自己看待事物或裝聾作啞的特殊方式、有沒有自己思考、走路、喝酒和微笑的方式,都無關緊要。我們是一個大工程里的碎片,而這個大工程需要時間、平靜和距離來重新組裝自己。如果我的面部有一絲抽搐,阿里亞就只會注意到這絲抽搐。他派往阿拉斯的只是一個抽搐的形象。在所有這些問題的一片混亂中,在山體的崩塌下,我們自己也都被分解成了碎片。聲音。鼻子。抽搐。而碎片不會感動任何人。 這裡說的不是阿里亞指揮官一個人,而是所有人。在痛苦的葬禮上,我們愛死去的那個人,卻與死亡之間毫無聯繫。死是一件大事。它是死者生前的思想、遺物和習慣之間的新網絡,它是世界的重新排列。表面上一切都沒有變,但實際上一切都不再和從前一樣。書的頁面沒有變,但書的意義已經不同了。對我們來說,為了重新感受到死亡,我們需要想像那些我們需要死去的那個人的時刻。這時我們才會想念他。想像那些他可能需要我們的時刻,但他再也不需要我們了。想像朋友間的拜訪,然後發現這些如此空洞。我們需要用長遠的眼光看待生命,但從我們埋葬死者的那一天起,他就再也沒有未來,也沒有空間。死去的人還是碎片。埋葬他的那天,我們踏著碎步三三兩兩地分開站著,真真假假的朋友們相互握手,懷著自己物質的煩惱。只有明天,死者才在安靜中死去。他把自己完整地展現在我們面前,為的是完全地、實質上地擺脫我們。我們會為將逝的人——我們留不住的人而哭泣。 我不喜歡將戰爭粉飾成積極的畫面。士兵狠狠地甩掉眼淚,用粗俗的俏皮話掩飾自己的情感。這不對。士兵什麼也掩飾不了。他說俏皮話,是因為他想說。 我們不應追究人的品質如何。阿里亞上校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如果我們再也回不來了,他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難過。只要這關係到我們而不是其他亂七八糟的雜事,只要上面默許他重新組織任務。如果今晚追隨我們的傳達兵迫使大部隊搬家,在搬家的重重困難中,只要一輛卡車的輪子出了故障,都能推遲我們的死期。這樣阿里亞也就無須受到折磨了。 即將執行任務的我,腦子裡不再想著西方世界如何在對抗著納粹。我只想著眼前的雜事。我想著在七百米的高度下飛越阿拉斯的荒唐。我想著需要我們執行任務的情報處的虛榮心。我想著我行動遲緩的更衣,和見劊子手之前的洗漱沒什麼兩樣。然後我想到了我的手套。見鬼,我的手套去哪兒了?我的手套丟了。 我看不見我所居住的大教堂了。 我整裝待發,去為死去的神靈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