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的哲理 · 匡謬篇
澄清世人的謬誤觀念
陸九淵（象山）云：「大抵學術，各有所說：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眾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這種說法，若站在世界學說聚於一堂的今日而論，似未免有點迂腐的氣氛；以他站在宋朝的觀點來講我國歷代學術的大源，那的確是不易之談了。即近代學者陳寅恪等亦有這種說法。「儒者踐形盡性，而其失，流於鄉愿；道家因任自然，而其失，入於荒誕；佛家究極天人，而其失，落於枯寂。千百年來，無人起而救其弊！於是惝恍迷離，無所適從，國運因之而衰？」關於儒家道家之失，姑置存而不去討論它；現單就對佛教認識不清而發生謬誤的方面，加以糾正。
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摒太子的尊榮富貴而出家，其動機是極富於革命性的，絕不是消極遁世逃避現實社會的怯弱者。試觀他大覺悟成道以後，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努力於人群的救護工作；如不辭勞苦，跑去調解釋迦族和拘利族爭水的糾紛；毗舍離城疫症流行，不畏傳染，特去安慰教化病者；替病人洗衣；為盲人穿針；乃至許多政治家庭社會間的糾紛，無法解決時，也得請他去和解。那麼，出家出世，難道是脫離社會群眾的代名詞嗎？
佛學中以流轉詮釋世字，世間人生之所以遷變流轉於三世——恆轉如瀑流——不斷的，是由於煩惱（思想）業（行為）所產生種種循環報復的事理。我們欲免除人類相賊相害的複雜因果事實，就必須去掉不良煩惱的動機所形成的行為——業；然後才可以免除人類相賊相戕的逼害現象，社會才得清寧，所謂出世，實含有心理革命的深意所在。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亦是出世的說法了。然而，社會一般耳食之徒，往往望文生義，以為既言出世，必與社會不相關涉，於是以消極退避為自鳴清高，以擺脫一切人生責任為究竟，這種看法與想法，實在是一種不可以為訓的錯誤觀念。茲譯《瑜伽師地論·真實義品》以證佛教非自了者。
諸菩薩（以害他即自害，利他即自利的人）處在生死之中，觀察一切皆空，則能成熟一切佛法及諸眾生；又能如實了知生死，不因生死無常而懷消極厭世之心。菩薩如是以真實智慧，觀察宇宙人生一切事物，具平等心；於五明處（因明、工巧明、醫方明、聲明、內明），勤加修學練習；雖復遭遇種種劬勞一切苦難而不改悔；不因學習精博而自負高；亦於他人有所請求無有秘密，是諸菩薩於生死中，如如流轉，遭大苦難，則更能增加他對於真理的體認。
這裡五明的明字，即學術意思。因明相當於論理學；工巧明包括了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等；醫方明等於醫學、藥物學、衛生學等；聲明即文學、文字學、語言學等；內明為佛學及宗教哲學等。於此，可以知道真正的大乘佛法，自始至終，徹頭徹尾，並沒有勸人厭世一切，獨善其身而求自了的呀！
佛學上論理而不離開事實，欲求真理境界的深造，自非在事境上磨鍊去體認不可的。否則不是捕風捉影，即便認賊作父了。所以《六祖壇經》說：「菩提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佛及其弟子們所以出家，及所必經禪定智慧的冷靜修養，然後才能發出「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不惟入地獄，而常住地獄；不惟常住地獄，而莊嚴地獄」的悲天憫人的偉大抱負來。佛教的真精神，即此亦可以見其大凡了。然則朱考亭謂「佛老犯三綱五常之大罪……佛滅盡人倫」，又如何圓其說呢？
明管登之說：「佛雖令比丘（出家的男子）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中一類耳。但釋迦既示同比丘之跡；金粟如來乃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跡，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也。況佛度盡眾生，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勸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眾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為稼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之人，爭志於了性命而逆憂乏妻子，皆戲論也。」
北齊顏之推亦說：「內教多途，出家者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存心，仁惠為本，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尼也？皆由為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失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
這些可稱通論，可以隅反悠悠之談，宜絕一般識者的口了。
惑者曰：師所云者，既解一部分之疑惑；然佛教止惡的初步為五戒；行善的初步是十善；五戒十善中，第一是戒殺生，佛教既視一切生物的生命平等，無有高下，無論大而人命，小而螞蟻，皆不得直接間接故意殺害。理論固所贊同，而處在今日世界，我們若不殺敵人，敵人必殺我們！佛教慈悲之旨，吾師雄辯讜言之偉論，固聞命矣，爭奈時勢何？請進一步，以釋群惑。
佛教不殺，固屬同情心所必然之趨向，世界文明發達至極，將必實行無疑。即就五戒而言，亦人類倫理所必遵守之約法。社會失此，必紊亂不堪。佛教五戒：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此不但與我國儒家五常倫理相近，且有過之者。
何尚之答宋文帝書云：「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遍於宇內；則仁人百萬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百刑息於國，是陛下言坐致太平是也。」
五戒足以輔法律政治之所不及，何尚之的說法，實甚明確，至於殺一儆百，為大義公道而殺一二，罪大惡極之類，則不在此殺戒之內所限了。凡侵略行為，佛教極端反對的；而反侵略，反集權，反奴役，為愛護真理，伸張正義，縱使犧牲自己生命，亦所不惜。關於此一類之事實，無論佛世之印度與我中華之佛弟子保國衛民，大開殺戒之傳記中，及大乘戒律中，不乏史料可資檢尋。今為釋國人之疑，略數述則，以見佛教大雄無畏捨己救人之精神所在了。
晉《高僧傳》卷三求那跋摩傳說：「求那跋摩，釋名功德鎧。宋之元嘉時，迎請西來，當其猶在關婆國時，頗為國王所敬。頃之，鄰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鬥爭，傷殺必多；若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御悍；但當起慈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拒之，旗鼓初交，賊便退敗。」
又《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云：「波斯匿王，白世尊（釋迦牟尼佛）曰：『今此國界，有大賊起，昨夜半興兵，擒獲；今已壞賊。功勞有在，歌喜踴躍，不能自勝；故詣來至，拜跪覲省。設我昨夜，不即興兵者，則不獲賊。』爾時世尊告曰：『如是大王，如王所說。'」
《瑜伽論菩薩戒本》云：「如菩薩見劫盜賊，為貪財故；或復欲害大德聲聞、獨覺菩薩；或復欲造多無間業。我寧殺彼墮那落迦（地獄），終不令其無間業成，受無量苦！如是思維：以憐憫心，而斷彼命。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蓮池《梵網戒疏發引》亦說：「然則有罪而殺，殺何犯焉？虞舜之誅四凶，周公之戮二逆，即斯義也。況復斷死必為流涕，三覆然後行刑；是乃即殺成慈，雖殺非殺，法既不廢，恩亦無傷，國政佛心，兩無礙矣。」
這裡揭示我們，佛教主張殺一而安天下或殺一救多人，在所不戒的；反之，應殺不殺，假仁假義，適足以養奸為患；應殺者殺之，不但無罪，而且生多功德！不過，切不要誤會佛教主張殺的。這裡有四個觀點，必須加以認清，否則墮落有分在。一、對應殺或被殺者，不得有怨敵的想念，要絕對的生憐憫同情心；可憐他為貪痴等煩惱障蔽自己的良知良能，枉入歧途，現在我殺他，完全是為著度脫他。照因果律，他造罪殺害人多，墮落必深；今恐其墮落更深，又無別法使他改悔，只好殺之；二、為救廣大群眾的生命財產幸福安樂故，所以殺他；三、以業報論，我今殺彼，將來必為彼殺，但為救彼與群眾的痛苦，甘願替人做此殺他的墮落惡事；四、自己更不得存絲毫名利念頭，亦不得生對被救群眾作有恩德想。如此，則人我相空，殺者與被殺被救者，悉皆了不可得，這樣才有功德。
《涅槃經》卷十二說：「仙豫王，殺害世惡婆羅門，以其因緣，卻未墮地獄。」
又《報恩經》卷七載釋尊過去殺賊救五百人故事：「有一婆羅門子，聰明黠慧。受持五戒，護持正法。婆羅門子，緣事他行，有五百人，共為途侶。前至險路，五百群賊，常住其中，賊主密遣一人，歷伺諸伴，應時欲發。爾時賊中，復有一人，先與是婆羅門子親善知識，故先來告語。爾時婆羅門子，聞此語已，譬如人噎，既不得咽，又不得吐；欲告語伴，懼畏諸伴，害此一人；若害此人，懼畏諸伴，沒三惡道，受無量苦；若默然者，群賊害伴；若害諸伴，賊墮三惡道，受無量苦。作是念已，我當設大方便，利益眾生，三惡道苦，是我所宜！思維是已，即便持刀，斷此賊命。使諸同伴，安隱無為。」
這是何等有智謀熟慮勇敢無畏的精神？我常靜思，假使世界各國的領導人，真能不迷信神權與武力，真能對佛教細心地加以研究認識與體驗，則他們對世界和平人類的安樂貢獻，決不止此。
此外，如《涅槃經》中：「有德王為護法故，與惡比丘戰鬥，將從人民眷屬，有戰鬥者，有隨喜者，命終皆生阿閦佛國。」經中：「佛許末法之世，執持刀杖，護持正法。」則佛教本可武裝者。
田雯游少林寺記：「唐·曇宗住河南少林寺，精通武藝。武德四年，太宗時為秦王，奉命討王世充。曇宗等十三人，一齊加入戰線，各奮威猛，把敵兵蕩平，凱歌回來。太宗奉曇宗為大將軍，其餘不願意為官者，賜紫羅袈裟一襲。少林將石刻御札嵌於壁間。」
樵書二編卷九，僧兵湖廣士兵篇云：「明嘉靖癸丑，倭兵入犯蘇淞海濱。其兵民御之，敗而走者三十七陣矣。操江蔡公克廉，募僧兵殄滅之。自後我師與倭戰，多凱旋，凱旋自天員（和尚）一陣始也。……倭戰杭城，三司令僧兵四十人御之，其將為天真天池二人（僧）。天池乃少林僧。於是交兵，大破倭奴，倭人走襲上海太倉。蔡公馳節於蘇，走金幣至杭，聘取僧兵。杭方戒嚴，莫肯與，鹿園（僧）無以謝蔡公，使人請月空（僧）等十八人，原非禦寇四十人之列。三司遂聽之。鹿園與月空曰：『爾之見都院也，宜述僧兵眾寡不敵之形；繳其禮幣而善辭之；脫有不允，可薦少林僧天員為將。天員現講《楞嚴經》於天池山中，乃將材也。』月空見蔡公，辭不獲，遂薦天員。天員就聘出山，乃五月十日也。蔡公館之於瑞光寺，與月空同處。月空領杭僧兵十八名，天員領蘇僧四十八人，協力征剿；又選蛇山兵十人與月空合為一枝。六月初十日，遣哨六團，有賊百餘人，奮力追擊，賊懼而逸。復屢戰輒勝。凡翁家港所逃，及老營之賊，悉剿滅無遺。計僧所傷亡者四人耳。」
《補續高僧傳》卷十八云：「明慧定，字無盡，別號南泉，潞安邵氏子。貌奇偉，兩眸如電，性倜儻，不喜俗務。詣五台禮文殊，遂發願飯十萬八千僧，千日滿願。莖菜粒米，必親執其勞，人多服其誠篤。其生來力藝絕人，能兼數十人執作；說話作事，皆喜豪爽；因而人稱其為莽會首。諸方叢林，慕名攀留。師曰『易處不住，住處不易』，往往避走。
「後於舊路嶺結茅，聚眾行道。時有盜賊蟠聚山半，畫地為界，號南北大王溝，雖官兵亦不敢剿捕。至於行旅，瑟縮不前。自從慧定至此，賊眾敬畏，然終不悅師居是山。
「一日師出，賊眾擁至焚庵，以鏟其跡，意藉逐其離境。既歸，殘僧入，哭陳焚庵狀況，並要求遷避。師奮曰：『這還了得！不行！死生有命，讓老僧與他一拚，非除此萬民之害不可！』語猶未畢，賊大至。師手無寸鐵，乃碎水缸以擊賊，無所中。賊知師空手無所恃，團團逼近，一槍中師左肋。師伸手接槍，踢賊仆地刺殺之。賊竟駭退。師入戶檢視傷處，洞三寸許，脂腸俱出，忍痛縛緊，持槍再出追賊。沿途厲聲罵道：『休走！休走！來試槍！』賊怯不敢前，但拾亂石遙擊師，中額顱。
「其時師友龍泉關兵統鄭某得報，提兵趕來，而賊已散去。遍山覓師不得。逮曉，見深澗中，僵臥一血人，仔細一看，正是定師。立刻號哭曰：『天乎！天乎！何竟將此善知識，死於暴徒之手！』舁歸，摸胸口，尚有微溫，喜曰：『還好，此乃血迷心竅，尚可救活。』隨抉其齒，灌以藥酒，久久漸蘇。及至調治平復，即辭鄭歸，奮欲擊賊。
「人恐師再受害，力阻之。師曰：『大丈夫欲御殘暴，建立太平，即九死豈敢辭！』因結同志五十二人，俱英奇輕死之輩，諸邊將雅熟師名，聞此義舉，眾齊協力助，假兵器，募糧草，投牒帥府督府，希頒明令，一舉滅盡。二府如所要求，並以助一臂之力。
「悍賊百餘曹，師因住山日久，關於山賊姓名巢穴，早已探訪明白。此番兵力既厚，勇氣倍增，於是統領大隊，親自向前指揮，未一周，賊徒一一就擒，巢穴遂空，從此綿亘深邃之畏途，害蟲既去，旅商無顧慮之憂矣。
「時師年方二十八，從此安立叢林，供十方雲水粥飯。」
這裡再舉宋朝一個女尼為佛教文化事業斷臂的犧牲精神。
「宋法珍，崔氏女，後出家為尼，法名弘道。為刻佛教大藏經故，家資用罄，力不勝，斷臂募刻之。經八十九年（公元1231—1322年，始於南宋理宗紹定四年迄元朝武宗至大二年）弘道寂後，其徒繼斷臂募化，更公孫三世，始畢其事，當時檀越，有破產鬻兒應之者。吾儕丈夫，不能深心荷擔大法，鏤板流通，反之不若一女子。即生清世，遇佛乘，空手入寶山，豈不愧死！」（陸光祖馮夢禎明刻藏經序）
按弘道所刻者，為宋磧砂板大藏經，始刻於宋，終於元，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五百九十一函，一千五百三十二部。三十年前，在陝西省開元寺及臥龍寺，發現十分之八。上海影印宋磧砂版藏經會印行，以思溪普寧等本補缺，依原本一函為一冊，加總目二冊，共五百九十三冊。影印五百部，各國圖書館均有訂購。
讀了天員、慧定、弘道等人的史實，啟示了我們先民之偉大作為雖略有不同，而其為國家人民及佛教文化奮鬥犧牲殉道之精神則無異。再進一步研究他們的精神，何以兵民與寇敵——倭奴交戰，連打三十七陣敗仗？何以天員脫下袈裟，離開山寺講經的法座，與倭奴一交鋒，立即轉敗為勝，而不到三個月，竟把倭奴賊兵剿滅無遺呢？慧定手無寸鐵，竟敢與百餘悍匪抗衡，受了傷，脂腸俱出，猶能忍痛，以帶縛緊傷口，持匪徒之槍奮追殺賊呢？昏死後被救活，傷才愈又辭鄭兵統回山擊賊，阻之不得。其始曰：「這還了得！死生有命，讓我和他一拚，非替萬人除害不可！」終則慨然曰：「大丈夫，欲除殘暴，建立太平，即九死豈敢辭！」這是何等的無畏？何等的悲壯？何以兵統與地方官兵不敢與賊一較為民除暴安良，竟一和尚之不若呢？
吾國歷史傳統觀念，一向是重男輕女的。崔法珍當然也不能例外丟掉弱者而成為強者的。可是，何以她跳到佛教圈子裡，如魚歸大海，能在佛教中發出那種無比奮鬥犧牲的力量來？能行一般人所不能行，忍人之所不能忍，舍人之所不能舍，由於他的精誠感召，竟使許多人為她傾家蕩產以赴？這一偉大文化事業，雖犧牲她及若干人的金錢血汗，可惜她沒親眼看到大功告成；幸而她的弟子，繼其志願，斷臂募化，而畢竣其大志。這中間必有一種雄厚而神聖不可思議不可侵犯的潛力存在。這潛力是什麼？即孟子所謂「至剛至大浩然之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生亦我所欲，而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辟不也」。
孔子所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此乃孔孟傳統一貫的根本精神，歸納起來成為「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的三達德。由於這些傳統精神之故，所以在歷史上產生了天員、慧定、弘道、諸葛武侯、文天祥、祖逖、段秀實、管寧、張巡、顏杲卿、太史簡、董狐、蘇武、張良等氣節之士，誓死不事異族，不作叛逆，不輕易主，不屈於當政之權威，守歷史書法之正義，與作《春秋》之孔子等，莫不拳拳服膺這種傳統的偉大精神。而天員等更加上佛教「無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湖」，「害他即自害，利他即自利」，「我不入地獄」的大雄無畏的奮鬥犧牲精神，才能產生法顯、玄奘、義淨、天員、慧定、弘道等的偉大精神人格偉大的事業來。
佛教哲理似覺過於高深，然佛教並不離開世間而獨立的，世間雖有過去未來與現在之三世，三世中唯以現在之階段最可寶貴，所以道眼明徹的人，只在求得現前或當下合於真理，不論其他現在變遷成為過去，將然的變為未來，若能於每一現在力求合理，則無往而不合理了。佛教認為唯物論者必為機械論，因此，佛教是極力反對唯物機械論和功利主義思想的。如白希納爾在他的「力與物質」裡面說：
「大宇宙與小宇宙之存在於生住滅中，僅服從物質在本身內之機械規律。神經活動乃一變化之電力，活動器管，無非產生熱電筋肉勞動及精神勞動之機器。生命乃運動的機械之集合體。」
根據白希納爾的說法，則我們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不過是架無知覺的行屍走肉的機器，不能不聽從必然的命運以旋轉了。我們一切亦不能不一任宿命論——定命——的安排而絕對取消自己自由意志的發展了。總之，凡在機械規律中，是絕對不容許有自由意志的存在，當更無所謂「革命」與「意志自由」的。所以新唯物論者沒有一個不排斥機械論的。
新唯物論者既然是排斥了舊唯物論的，那麼新唯物論者就能夠補救舊唯物論的偏差缺點嗎？不，羅素說：「構成唯物論之要素，有兩信條：一為物質之唯一實在，一為自然律之宰制一切。」舊唯物論者固認物質為唯一的實在，新唯物論者亦一樣認物質為唯一的實在，所以說：「存在決定意識。」人類的意識既為存在所決定，縱使循著矛盾法則以發展，實亦無自由之可言，所謂突變，實際上就是隱伏的漸變之突現。大宇宙小宇宙的一切變動，自不能不受自然律的牽制；則新唯物論比之於舊唯物論，不過如自動步槍之比於來復槍，其機械的製造稍為複雜而已，名為自動，實在決不是自動。唯物論不分是新是舊，它決不能跳出庸俗的機械論範圍之外的。機械論，必定流於定命論，人生就不應有意志自由和目的，所以在機械論中，實看不出它有奮發有為積極向上的理論根據。
功利主義，即快樂論的一種，它所以稱為功利主義的，在英國邊沁氏所著《道德及立法原理序論》里說：「自然將人類置於快樂與苦痛二條件之下，對於吾人而指定其當為不當為，即此二條件。」他以產生快樂的行為是善，產生苦痛的行為是惡，求善避惡，也就是避苦求樂為道德，這是以心理上的事實基礎而定倫理上的原則的。這種原理，叫作功利原理。但若以求快樂為善為道德的標準，勢必導人趨向於縱慾的荒唐途徑上去而不知有人與禽獸的差別。所以他又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一標語來建立評價行為的尺度，即能產生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行為是善——道德是快樂；反此者就是惡——不道德是痛苦。但是這種論調仍然不足以補救功利主義的過失。蓋快樂乃個人的情感，決不能分之於別人的。所以此事在我認為樂的而他人或認為為苦；我認以為苦的而他人反以為樂；那麼，所謂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或全體的快樂，絕對非個人情感上實際所能得到的快樂了。在這種情形下，功利主義者，非放棄它心理上的基礎而從倫理觀點上立論，則全體快樂的說法為不可通；否則若不放棄它心理上的基礎而欲維持全體快樂的說法，亦為事實上所不許。故英國哲學家拘烈德萊譏笑功利主義者為其心可嘉，其愚不可及。功利主義者所追求的快樂，既沒有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之可言，則必為個人感情上的快樂；個人感情上的快樂，必須從個人慾望上的滿足而獲得，那麼功利主義勢必成為極端的自利主義不可了。
世人以佛教為消極逃避現實，這是不知道佛教。機械論，功利主義思想，是戕害我們人類奮發進取的生機，努力求真的靈智，充其實亦不過儕人類於禽獸之域而已。佛陀所謂深可憐憫的就是指此。站在佛教的觀點，必然破斥唯物的機械論和功利主義思想，匡正一般人對佛教種種的謬見和誤解，然後才可以進一步討論佛教中所謂悲智雙運，完成為真理而生為真理而死，將此身心奉塵剎的最高人格。
印度亡國之根本原因
匡正認為佛教為亡國滅種的謬論——我國教育落後，國人能受到高等教育的機會者較少，故國民知識水平較教育普及的歐美各國國民低，因此對一件事情的判斷，無論是歷史的或現實的，往往是錯誤百出而不自知其非者。單就上面所舉各種極普遍的常識而論，也不應該委之於佛教；但一般人硬把它扯到佛教的身上來，若不加以辨正，非但障礙佛教真理之發揚，信仰之推行，而且違背歷史事實，見笑識者。
印度亡國之根本原因與佛教無關；佛教自由平等民主之思想，無常無我慈悲博愛團結之精神足以強國；印度今日之所以獲得獨立復興者，乃完全得力於佛教無我奮鬥精神有以致之。
佛教的開創，早於基督教六百年，更早於回教一千二百年，其能存在迄今，屹然不被「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所動，而今又由亞洲而普及到歐美各國去了，難道是偶然的嗎？佛教的本質，可說是革命性的（凡是宗教，都帶有革命性，他否認現實的人生，棄除醜惡而達到真善美圓滿的超人境界，這種理想，我說它是不流血的革命），從最高哲學的體驗觀點上，它否定了宇宙萬物的獨立性，自有性，不變性；從民主、自由、人權的理性上，它否定了獨裁、封建、奴役階級之統治；從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平等理智上，它否定了多神教、一神教、梵天、神我、上帝神權迷信的存在；從緣起無我的證悟上，它否定了生死煩惱的世間法和涅槃菩提的出世法打成兩橛的偏差觀念。
即就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而論，他拋棄了尊榮的王位，以一個乞士的身份，倡導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平等真理，人人皆可以成佛的理論，而與印度幾千年傳統思想極端主張階級制度的婆羅門教舊勢力相對抗；他又擯棄了印度傳統信仰的梵天、主宰，以及多神教、神我等等的存在，破除祭祀萬能種種陳腐迷信繁重的儀式，以解脫人類理性的束縛。他這種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思想，是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理性和無常、空、無我普遍而嚴格的真理為出發點的。這些理論和思想，在每一本大小乘經論里，隨處都可以找得出來。《印度民族史》云：
釋迦當時所企圖者，第一為打破階級制度，以謀解放首陀羅等非亞利安族，同時並推翻婆羅門僧侶之特權。其各種民族既經平等之後，再行濟度眾生，俾免其自身私慾之奴隸，此即除社會之惡，然後濟度個人使各達安心立命之境。所謂社會之惡，如婆羅門教僧侶所定之各種儀式，實煩瑣達於極頂，婚喪喜慶之時間固不待言，即在日常一舉一動，殆無不需要宗教儀式。當舉行儀式之時，不僅非有婆羅門教僧在場不可，且須多數之金錢以至土地，作為獻神之用，此等之財寶為神之代表者，婆羅門僧之收入當不言可知。於是婆羅門僧之經濟勢力日見膨脹。然另一方面正苦修以求解脫之僧侶，其慘狀實非言語所可形容。
由此知道佛教之所以興起，是由於婆羅門教僧侶之腐化、墮落、貪污、巧取、剝削，及其階級制度之壓迫，使其他非亞利安民族為奴役，不共席，不同行，不通往來。佛陀不忍印度長處於暗無天日之神權迷信之下，故起而革命。這種不流血的民族宗教革命，居然成功，婆羅門教大受打擊。佛之修行方法，不拘形式，只是靜坐冥思，其冥思之範圍為極簡單，苦集滅道之四諦或八正道而已，其言行不出五戒十善，以人為本位，否認神祇及祭事。這一來，給社會一種新宗教革命的姿態，人民對此新宗教之要求甚為迫切，故其發展非常迅速，後來影響印度民族之團結力量甚大。根據歷史家的研究，亞歷山大東征印度之所以失敗，完全基於當時佛教鼓吹四姓（婆羅門、剎帝利、毗舍、首陀羅）平等，團結印度人民，採取游擊戰術，堅強予以反抗的原因。所以印度史上國力最強盛，文物最興隆的時期，也就是佛教最強盛的時期。
又考佛住世的常隨一千二百五十弟子中，為舍利弗、目犍連、迦葉等，皆為當時婆羅門教的領袖人物；而皈依佛陀的波斯匿王、頻婆娑羅王、阿闍世王、優填王等十八國王，亦大多數由婆羅門教中轉皈依過來。他們對佛陀的人格，教義與其教徒之維護崇奉無所不至，則婆羅門教之沒落，當屬自然的趨勢。佛陀入滅後，阿闍世王、阿育王、迦膩色伽王，對佛典之結集，佛教之傳播，人民之安樂，國勢之強大，尤為印度歷史所罕見，其他如超日王、新日王，乃至戒日王朝等，均莫不崇敬佛教。國家強盛，足證佛教是強國的而絕對不是亡國的。然則印度之亡，豈無因乎？曰：有！考據歷史，其原因不出三種：一、亡於回教之侵入；二、亡於英吉利之東印度公司；三、亡於婆羅門教階級制度之重新抬頭。
當十二世紀的末葉，回教侵入印度，佛教早已餘輝式微，佛教與婆羅門教的政權轉入到回教手中，佛教寺院被焚毀，教徒被逼害，而印度教（婆羅門）的政權，從此沒落，同時印度教和回教之教爭仇殺糾紛，日增無已。此為印度教本身之政權喪失而國土尚未雲亡。迄至十七世紀中葉（公元一六四〇年），英吉利人謀印度，在印組織東印度公司，此為英人未滅亡印度前的侵略拓殖機關。早於英人之前，已有荷蘭、葡萄牙、法國，均組有東印度公司，營商業於印度，而英法二國之公司為最擅勢力。直到一六九〇年後，英人以兵力制伏法國，遂成了英國獨霸的局面。自後其侵略之勢焰日益兇猛，至一八三一年公司完全變成行政機關，一八五八年整個印度宣告滅亡，歸英國政府管轄，公司方才撤消。
當印度被英人征服之後，全國富源，盡入英人之囊橐，三億五千萬人口中有一億三千萬農民，終年難獲一飽。工業工人之工資，有少至每月僅英幣一角者！印度未亡之前，各階層的人民皆能受相當教育，自英人占印後，唯極少數人能讀書寫字算數。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全印度識字人數為二千八百萬，不及總人口十分之一；而最可怪者，統治此四百六十七萬五千平方公里土地的英國力量，僅駐軍隊五萬六千名，警察四千名，行政官吏約六百名而已，此究竟是何原因？其能逐漸擴張勢力，以至吞滅全印者，皆賴印回兩教及印度內部各階層分化之助。分化之根本原因，實導源於其傳統信仰印度教階級制度之復活及其與回教之鬥爭。
講到階級，世界各國莫不皆有，但從未有如印度教之特色。印度史家稱印度在二千五六百年前，其階級制度之形成，已有一千種之多，直到現在，已有二千餘種，階級中又分層次，宗教中又分宗派，各立門戶，不相為謀，於是英人乘機得以操縱之而亡其國。印度階級之產生，完全由於婆羅門教（現稱印度教）迷信於人類之外另有造物主之梵天為根本，當梵天創造人類時，從梵天口生婆羅門，他的職權是執行宗教祈禱儀式及為最高知識的教育的權威者；從梵天的臂上生剎帝利，他的職權是專門行使政治和作戰的軍事，卻要供養奉事婆羅門及受其教育；從梵天的大腿上生毗舍（吠舍），他的職責是經商務農，其他宗教政治不能過問；從梵天的足下生首陀羅，他的職權是上三級人的奴隸，倒馬桶，連信教的資格也沒有，做著最苦重的事情。直到現在，他們還有很多人都益信這種梵天造人的說法，真是可笑之至。二千多種階級，九百多種印度教派，皆由此四種階級而形成。民族之不能團結，黨派之過於分歧，足以亡國，誠為印度與吾國國民之殷鑑！
印度之亡，固非佛教，已知之矣，然則佛教何以自亡於印度祖國？足征佛教不能自救其滅亡之命運，遑論強國云乎哉？佛教之不能自存於印度，原因甚為複雜，茲分五點，簡略說明：
一、佛國教主入滅一百年間，佛教僧團猶能團結和合一味。二百年至五百年，由兩派分成二十派，此即所謂由原始佛教而演變為部派佛教。這期的佛教，在教理和行動上，已經發生了許多地域性的偏差色彩，各擁部主及宗經、律、論以及以護法、文化所形成的區域佛教。這種內部分化，漸給予久壓不能伸的婆羅門教徒新生的抬頭機會；同時也是佛教發達到了頂點盛極必衰的因果律所決定。佛教僧團漸趨腐化，亦於五百年末葉開始。
二、從佛入滅六百年至一千年間，為大乘佛教思想興起發展的時期，此一時期，在佛教學理思想上和僧團的組織上，已有許多改變，而大乘和小乘，大乘和大乘，均發生了磨擦的鬥爭現象，而且裂痕日深，給了婆羅門教徒大大地滲透到佛教僧團中從事破壞工作的機會，將其教理也滲雜到佛教教理中來，或將佛理入其教中；而許多大乘經典也吸收了婆羅門教理的一部分。在這時期，印度一般人民對佛教與婆羅門教是目眩五色，莫知適從，蓋其已距離根本原始佛教的革命精神不止十萬八千里矣。
三、從佛入滅一千一百年至一千五百年，是密教盛行的時期，這時期的特點，佛教的軀殼完全婆羅門教儀式化，佛教的靈魂久已不復存在。質言之，婆羅門教所有過去被佛教革去的黑暗、弱點、墮落思想和行為，全盤接受過來，佛教原始革命精神拋向九霄雲外，寺院變為牛鬼蛇神的魔窟，僧團變為腐化祈禱營業的場所。
四、佛教民主平等的革命精神，原是團結各階層的強大力量，是腐化的婆羅門教的致命傷，他仇恨、報復、攻擊、滲透的存心，是無時無刻未能或忘的，加之五千年婆羅門教傳統信仰的潛勢力，也並未因佛教之革新而一旦能掃蕩廓清得了的。從公元前二四六年至公元一世紀時，婆羅門教徒握政權時，予佛教摧毀不遺餘力，正與我國道教徒政權在手時，所造成「三武一宗」之法難，命運如出一轍。
五、回教侵入，將遺留下微弱之表皮佛教寺院和殘兵敗將之無能僧侶，一掃而光，正如狂風之卷殘雲。產生於印度一千餘年的佛教生命，於是正式宣告壽終正寢。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佛教之不自振，失去其原有的革命奮鬥為民的精神，大小乘派系的內爭，團體散漫而趨於腐化，此乃佛教自趨於滅亡的內在的主因；婆羅門教的仇視、破壞、打擊，失去了人民信仰歸依和護持，此乃佛教滅亡的外在的助緣。
印度亡國與佛教無關，佛教亡於印度，咎由自取；然則何以說：「印度今日之所以獲得獨立復興者，乃完全得力於佛教『無我』奮鬥精神有以致之耶？」不能游泳者，絕不能入海以救沉溺；佛教既不能自救，何以能救印度於獨立復興之地？曰：佛教亡於印度者軀殼也，佛教平等、慈悲、無我之思想，忍辱奮鬥之精神存於印度民族文化中及婆羅門教理中者靈魂也。《印度新志》有云：「印度教在其自由發展中，已融合佛教在內，故佛教存在於整個之現代印度教人中。」尼赫魯亦云：「佛教產生於印度教，亦還滅亡於印度教。」本此，佛教之亡只亡其名，而其本質——精神——並未嘗滅亡也。印度之父（公元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印度獨立日，尼赫魯在政府慶祝獨立時廣播中尊甘地為國父）聖雄甘地，獨得佛教忍辱、平等、慈悲、無我之精神，印度今日能從統治將五世紀之英帝國手中獨立解放出來，完全得力於甘地畢生之奮鬥精神。
甘地努力於反抗英國，謀取印度之獨立自由運動凡五十年，赴湯踏火，不屈不撓，其可歌可泣之苦行偉大精神，誠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吾人所居之地球，自有人類以來，除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以外，更無第二人可與比者，有則即為此二十世紀印度之父聖雄甘地也。
甘地一生所努力奮鬥運動者唯三事：一、為求印度之獨立；二、為打破印度文化遺毒之階級制度；三、為使印度人民和平團結。為欲達到此三大目的，必須與三大敵人奮鬥到底；一、為貪得無厭之英帝國的統治者；二、為惡見惡行壓迫非亞利安民印度教階級制度；三、為九世紀來互相仇殺之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甘地只戰勝達到第一項目的，卒使英國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三日放棄其統治，使印度獲得獨立自由。然其不能戰勝第二不平等之階級制度及第三者印回教徒互相仇殺之大悲劇。而且死於制止兩教仇殺和平運動時印度教暴徒之手。
甘地為反抗英國，謀取印度獨立自由運動之手段，是採取不流血革命，不合作主義，在五十年中，被英帝國捕禁監獄計十餘次，共計十二年之久，第三次，一九二一年，印度孟買暴動，違背甘地非武力運動不合作主義，英政府以其為民族領袖，加以拘捕，監禁六年。此為監禁時間最長者。甘地為反抗印回教徒互相仇殺運動之手段是絕食。一九二四年九月，實行震動全世界之大絕食，以此感化印回兩教徒宗教仇恨之鬥爭，此後為抵抗英帝國及印回兩教仇殺之事，舉行絕食，竟達十五次之多，有時親自到屠殺之區，安慰被害之回教徒，勸告印度教中之錫克教徒，其犧牲奮鬥慈悲之精神偉大有如此者。
甘地原為印度教中之毗奴天派之信徒，但絕無派別之觀念，認印回教皆為一家，名此「印回一家運動」為和平運動。他為打破五千年來印度文化遺毒之階級制度，發行「不可接觸階級」刊物，為印度銷行最廣之雜誌，並用多種文字同時發行。其宗旨乃推行甘地平等主義，有人說他此種思想和行動，完全出於佛教者，故稱其為釋迦第二，印度歷史文明之最大遺毒，最大污點和弱點實為階級制度，在五千年來印度史上除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先已實行打破階級制度，以無我平等大悲待遇各民族外，其後二千五百年來不再見有第二人，有則即為聖雄甘地耳。甘地為法律家、文學家、哲學家、宗教家、民族革命家、民主政治家，其一切救國救民之慈悲平等無我之犧牲奮鬥精神，完全得力於佛教者。印度之獨立得力於甘地，甘地之和平奮鬥精神得力於佛教，故印度今日之所以獲得獨立復興者，乃完全得力於佛教無我奮鬥精神有以致之者，此也。
現在總結一句：印度佛教的興起，是從婆羅門教而興起，印度佛教的滅亡，亦是從婆門教而滅亡。此乃印度宗教哲學文化史上事實是如此。印度之亡國，若從印度婆羅門教徒統治的政權而說，則印度的亡國，已早於公元十二世紀時的回教徒之侵略。由十二世紀以後，執掌印度政權的是回教徒，非婆羅門教徒，更非是佛教徒。英帝國之亡印度從十七世紀開始，至十九世紀初葉而統一了全印度。英人所摧毀印人之政權是回教徒的政權，而非婆羅門教的政權，也更非佛教徒的政權，因這時的印度婆羅門教的文化和佛教政權，已滅亡了六七百年之久。
印度教徒（婆羅門教）何以受攻於回教而遭亡國者？一言以蔽之曰：失去佛教無我平等救世之精神，而一味迷信傳統之階級制度與仰賴於神權故也。吾人談印度與佛教興亡者，應該知此一歷史演變之事實也。
梁武帝亡國與信佛無關
或者曰：印度之亡與佛教無涉，印度之復興乃得力於佛教奮鬥無畏之精神有以致之，固已知之矣。我國梁武帝，屈儒棄道而崇佛；且三捨身為佛奴，受菩薩戒，建寺度僧，廣修功德。虔誠奉佛如梁武帝，於歷代崇奉佛教之帝皇中，恐無有出其右者；奈何而佛無靈之祚祐其國，竟遭覆亡，且其自身餓死於台城。足征佛之不可信，信亦無裨於國事民生者也！此歷史事實具在，師縱具雄辯，其將何以解千古之惑而釋群眾之疑耶？
釋道安曰：子言謬矣！古今無不亡之國，世界無不死之人。豈古今中外亡國者，皆因信佛然耶？子何不思乃耳！子之所言，毋乃勇於武斷！雖然，茫茫人海，誰為智者？擾擾塵寰，孰是通人？振聾啟聵，解惑釋疑，莫逾於辯。吾豈好辯哉，實不得已耳！
人之體魄強弱，生命夭壽，事業成敗，莫不有其所以強弱、夭壽、成敗之必然原因所在；一個國家之興亡治亂，亦莫不具有極其複雜之因果關係者。若唯憑主觀單純之直覺，不加精密之研究，透闢之推理，而遽然即加以肯定的批判；則不自甘陷於淺膚無知，必陷之於狂妄孤陋寡聞；然世之狂妄無知者，比比皆是，故千古真正是非之辯，仿佛鄭人之分鹿。茲為剖視梁武帝亡國之根本原因，分成三點檢討：一、政治之成敗；二、奉佛之得失；三、客觀之批判。政治之成敗分二：成就方面；失敗方面。
政治之成敗
成就方面
梁武帝是怎樣取得政治領導權的 國史上有所謂南北朝者，即東晉後之宋、齊、梁、陳四朝。此四朝人地均據南方之建康（南京市），史家稱為南朝。南朝起於公元四二○年至五八九年。與南朝所對稱者為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因北魏等朝的人地均據於北方，史家稱之為北朝。北朝起自公元三八六年至五八一年。梁武帝就是南朝中梁朝的開闢者。
梁武帝究竟是怎樣取得了齊國政治領導權的？他是不是齊國皇帝的子孫呢？梁武帝本姓蕭，名衍，字叔達，原與齊國皇帝蕭寶卷是同族的；而且是漢高祖建國時論功第一蕭何丞相第二十四世的孫子。他仕於齊，已做到雍州刺史，鎮襄陽，都督軍事，權位極高了。因寶卷殺了他的兄長蕭懿，他乃借端興兵，一直打到建康。當他到了建康，寶卷已被王國珍所殺。衍便迎立寶卷之弟寶融即位，是為和帝。和帝既受了衍的擁戴之恩而做了齊國的皇帝，於是拜衍為大司馬，都督中外軍事，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齊中興二年（公元五○二年）二月，詔梁公進爵為王，和帝對他不為不厚。可是，得隴望蜀，乃人類「俱生——我執」——先天私我之本能，亦為權利境界愛，貪慾心理所必然者。衍之至此，可謂貴極位祿，權傾國都。然他總覺得不甘於一人之下，橫直一切由他，何必自陷自屈？於是他那傳統的英雄思想，封建皇帝的意識形態，趁此機會一齊發作起來，真是水到渠成，不費吹灰之力，率性把由他一手創立的傀儡和帝廢掉，改齊為梁，痛快地做起皇帝來，豈不更好嗎？
衍本「英達有文學」，識史書的通人，豈有不知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以臣弒君的輿論制裁嗎？所以他初用假仁假義的詐術，立寶融為和帝，欲掩天下人的耳目而已。衍篡謀的實際經過情形，史書是這樣寫的：「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衍然之。」
衍，內有受禪之志，可見篡位野心，早已暴露出來，還假裝吾方思之。《南史》稱：「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時取則；然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取勢，頗累清談；及居清談，及居端撥，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毫無用處的沈約，卻聰明起來，看透了衍篡位的野心；而事實上，齊國所有一切軍政大權都操於衍之掌握中。於是他用謀士的姿態，慫恿阿諛的詞令，勇敢的勸衍篡位。初則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次則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何不勸衍以功臣興齊朝，以振大漢之聲華，而偏扇動其侵略野心之勃起，是何用心？
「四月，梁王衍稱皇帝，廢齊王（和帝被降為巴陵王，故史此處稱齊王）為巴陵王，遷太后於別宮，封拜其功臣有差，遂弒巴陵王於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史自釋云：「梁主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需金，醇醪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折殺之！御史中丞顏見遠，不飲，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蕭衍一假再假，欲以和帝為巴陵王，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他居之，以為如此，可不使齊絕宗嗣，且能掩天下後世人之耳目，經沈約一說「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時，全無自主之能，又叫親信鄭伯禽殺之。顏見遠絕食自殺而死，還厚起麵皮假裝湯放桀，武伐紂的聖賢自居說：「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的一類掩耳盜鈴欺人的廢話。好了，齊王也殺了，而他的孤臣孽子也自殺了，齊朝一切後患，業經斬草絕根，可以安穩做皇帝。梁武帝的政治權位就是這樣不仁不義而得來的。
梁武帝所施的仁政 梁武帝於公元四六四年生，為皇時（公元五○二年）才三十八歲，正是血氣方剛大有作為的時候；而且是個書家子弟，較之寶卷、寶融二人，當然長得多了。他想大大地所作為，為國家人民做一番事業，所以他即位以後，大修文教，廣行仁政。在史家筆尖之下，給他寫下光榮之一頁。
欲治理國家大事，而且要想治理得更好的話，唯一的先決條件莫過於選賢任能；欲為民眾服務，其急要莫過於先求民隱，雪伸民冤。所以梁武帝即位後，次第舉辦了幾件很重要的仁政。這些仁政，不僅在一千五百年前是難能可貴的，就是在二十世紀今日的民主國家社會裡，也有向他學習之必要。他的仁政分五點略述於下：
一、設謗木肺石函博——言——「梁主詔公交車府設謗木肺石，各置一函；若食肉者莫言（食肉者，即有祿位的官，不為言之於上也），欲有橫議，設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沉冤莫達者，投肺石函。」謗木亦名誹謗木或華表，堯、舜之世，設諫鼓、謗木於朝廷，所以明目達聰，博採群言，盡極下情上達於政府之意。換言之，即皇帝准許民眾告密，或採納民意直接對政府和官員不滿的指陳。肺石，出《周禮》，以肺石達窮民。這兩種仿佛於現在之意見箱和告密箱。這種作風，到了漢代就廢除了，現在梁武帝又重新設立起來，只要不是驚名失實的話，大開言路，人民與政治是有益而無害的。可惜不能持之以恆，如能始終如一，實踐所言，則其國必不亡之於本身。
二、以子四為——丙辰（公元五三六年）四月，梁以江子四為右丞，子四上封事。梁主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子四所言，尚書時加檢括，速以啟聞。」他做了三十多年皇帝。仍在不斷的檢點自己過失，比現在做上帝兒子唯我獨尊者，相隔何止天壤！
三、關懷——「馮翊吉翂父，為原鄉令，為奸盜所誣，逮系廷尉獄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父極刑，故求代，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梁武帝）乃宥其父罪。」這裡可謂仁慈恩孝之至。此事雖小，亦足見其關心民瘼之一斑。
四、疏簡——「梁王敦尚文雅，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為意！」這未免濫於法度。
五、祭宗廟廢除牲口，改良——「丁酉（公元五一七年）四月，梁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面為之。於是朝野喧譁！以宗廟去牲，而薦之以蔬果麵食，乃是不復血食。士大夫反對無效，梁主竟不從。」這在一般固執腐儒們，在史書上對梁武帝此舉，乃大加異議，什麼仁不仁辨在義利之間啦，武帝以不愛及其所愛啦。這不但實踐了孔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仁慈博愛的宗旨，而且比見牛未見羊也的梁惠王還來得乾脆而徹底得多。孟子謂：「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這種仁者，物我渾然一體之旨，梁武帝得之而又行之矣，而行儒排佛者曰：不可！溺於佛氏之說，求來世福報，是誠何心哉？
梁武帝對於教育文化之貢獻 一、定正——梁武帝即位八月，即詔「定正雅樂」。
二、置五經博士，立州——即位第四乙酉（公元五○五年）年正月，「梁置五經，立州郡學」「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胤（何尚之之子）受業。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梁武帝崇興教育，於此可見一斑，若與他同時的魏世宗皇帝比，真不可以道里計了。茲錄綱鑑文，以資對照：「時，魏主專尚釋氏（佛教）不事經術。中書侍郎裴延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佛經），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物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內外（內即佛學，外即儒學）俱周矣。』弗聽！」
三、立孔子廟——五月，梁初立孔子廟。初立，前代未有者。於此，足見梁武帝之尊孔崇儒了。
四、事衣冠禮樂為士大夫——魏朝高歡傍觀說：「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不相假借，……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梁朝文風禮樂之盛，不但梁前之齊朝所未有，即與梁朝對峙之魏國，亦望塵莫及了。
失敗方面
上面已將梁武帝對於——仁政、教育、文——稍有成就方面說了一個大概，現在要講到他在政治失敗以至亡國方面來了。
我嘗想：無論是怎樣的一個團體，小而家庭、工廠、商會，大而一個國家的政府，它的成功和失敗，興衰或存亡，其責任全視其領袖及其團體中之中堅份子忠誠、賢——團結與否以為斷。其領袖若賢而能，復善於領導，利用其中堅忠誠之智囊團，其成功必無疑；若其領袖缺乏領導之能而有用之明賢，知自之短，取彼之長，選賢任能，如清之末葉，善用曾國藩者，其亦必成功無疑；若領袖無能自以為萬能，強不知以為知，又無知人善用之明，而其所棄所惡者都是賢能忠誠之士，所取所用者均屬庸奴奸細阿諛之輩，剛愎自用，一味獨裁而無獨裁之能，像這樣的人來作領袖，以領導團體或全國政治，那必然是非歸於失敗不可的。我以為為領袖者，只要具備知人善用，襟懷闊大就夠了。能知人善用，必忘私蔽；忘私蔽，其所行所為必大公無我；大公無我，則必然會實踐選賢任能，必不用阿諛庸奴奸細之小人；能選賢任能，則其團體或國家必定會強盛。能襟懷闊大，始可以容納異己之賢能；凡是賢能之士，其見識、思想、性嚴、駢氣，必卓越高人一等，而其所思所行必優異於眾及我者，其意見洞達事理或與我有相左者；高左之士，非有闊大之襟懷而不能容納；不能襟納高左之人才，怎能置國家於強盛之域？
梁武帝，襟懷似乎闊大，而獨裁寡斷，乏知人善用之明。所以奸細忠貞而不辨，賞罰而不明，不克虛心下士，以納忠貞謝主、博歧等勸諫，杜弼等國際輿論，而專聽信奴才朱異之言，誤用正德奸細貪污無能之輩；又迷信於夢，輕納東魏叛臣侯景；拘小忘大，昧於民情；對於當時國際情勢，亦多漠不關心加以研究和了解。此其所以失敗而至於亡國者。茲略加剖析其失敗亡國之原因於後：
無知人之明、輕納侯景 梁武帝的政治怎樣會失敗？國是怎樣亡的？聽信朱異，輕納侯景，是其亡國必然的原因；而政治之腐化，侯王之不忠，奸細當權，不納忠諫，驕奢淫逸，白晝殺人而視若無睹，聽若不聞，諫者反被切責，諱疾忌醫，凡此種種，是其亡國之根本原因。
一、侯景其人。侯景，字萬景，朔方（今黃河以南鄂爾多斯後旗境）人，右足偏短，弓馬非其所長，有脅力而多謀算。初為戍兵，後魏（即東魏）時，從爾朱榮，榮用他為定州刺史。後高歡為魏丞相，討爾朱氏，侯景復以眾投降於高歡（第一叛）。魏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常言於高歡前曰：「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梁武帝——老公，以為太平寺主。」高歡使兵三萬，為司徒行台，專制於河南。景素輕高歡世子高澄，嘗曰：「高王歡在，吾不敢有異，王沒，諧不能與鮮卑小兒高澄共事矣。」高歡病篤，召景，景慮被禍，不敢赴，同其行台郎王偉計擁兵自固，及歡卒，遂以河南降北魏（第二次叛變）；而北魏以侯景為太傅大行台。此乃丁卯（公元五四七年）事也。二月，侯景復以河南叛附於梁（第三次叛變），梁更封景為河南王。其時景為東魏高澄部下紹宗所敗，不能自存，梁遣兵援之。次年（公元五四八年），旋舉兵反梁（第四次叛亂），圍建康，陷台城，武帝被逼餓死，侯景自立為漢帝。己丑（公元五六九年），景為其都督羊侃之子鵾所殺（鵾，景小妻之弟），——江陵，暴屍於市，市民爭取食之，併骨皆盡。其行台郎王偉等，亦為湘東王蕭繹誅之於市。其結果竟如此！
二、高歡論侯景。東魏大丞渤海王高歡論侯景，謂其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高歡真有知人之明。戊辰梁太清二年（公元五四八年），敗初叛之侯景者，果為紹宗。《北史》載：「紹宗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規、高岳往，俱輕之；及聞紹宗至，拍案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耶！』及與景戰，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大捷。」當紹宗兵追及侯景時，侯景慌懼甚，忽生計，使人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由此，知侯景並非了不起之將才，同時亦知紹宗並非忠心於高澄滅叛賊也。
梁武帝輕納侯景的兩種因素 丁卯（公元五四七年）梁太清元年，先是正月乙卯，梁武帝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異，告之。異曰：「此宇內混壹之兆也。」及侯景遣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十三州內附。」丁和稱景定計，實以正月乙卯，梁武帝愈神之，召群臣廷議。僕射謝主等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武帝不以為然，他說：「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如金甌，無一傷缺，會受景降，詎是事宜？」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之朱異揣知武帝意，勸納之，於是才決意納景。這樣納景，一是夢得神奇；一是朱異勸他。武帝無謀略，乏深思遠慮之計，頭腦簡單，且無判斷力，故不納謝主之言而聽朱異一面阿諛之詞。又不察侯景已三叛其故主，豈有能屢叛其故主，而獨不能叛我耶？何況國家大計而不以理智斷定其可否，而神奇憑於一夢？如此無能又無知人之明的梁武帝，居然做了四十八年太平皇帝，寧非奇事！
師出無名，屢失睦於鄰邦 當侯景叛附於梁，東魏尚未及聲討；而梁武帝下詔，反大舉兵以伐東魏；若果東魏先梁出兵，討侯攻梁，而梁迫於抗戰，則梁師出有因；今侯景背叛東魏，挈十二州之地以附於梁，在彼失其國土，所當致討而未討；在梁納東魏之臣而得其地，而反興兵往伐之，師出何名？天理安在？當武帝以鄱陽王范為元帥伐魏，朱異曰：「鄱陽王雄豪蓋界，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謂『江右有反氣』，骨肉戎首，今宜詳擇。」梁主乃以理會，與貞陽侯淵明，分督諸將。又聽朱異言，舍能將而用庸奴，後淵明為紹宗等所俘擄。屢議屢敗，而屢用其言，昏君亦何至於此極？
昧於國際輿論，毫無外交能力和手腕 東魏高澄之軍司杜弼，為澄作檄文移梁朝云：「侯景，自生猜貳，遠托關隴，依憑奸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今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時堪乘便；則必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當侯景叛變，為東魏紹宗所敗時，恐梁乘機消滅之，故自請求貶削；武帝以景兵新破，未忍（慈悲多禍害）移易，即以景為南豫州牧。蕭介上表諫曰：「竊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逃死關西，宇父不容，故復投身於我。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武帝不能納，良可浩嘆！此時或削景權，或納忠諫，或以政治外交手腕，緩和睦鄰，則斷不至如杜弼之預料也，正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歟！
不納傅歧之諫，許東魏通好，外交一再失敗，果中離間之計 侯景叛變東魏次年的二月，東魏大將軍高澄，利用外交手腕，遣使持書向梁復求通好。武帝召集朝臣討論一番，朱異一派主張「靜寇息民，和實為便」的和好政策；而司農傅歧卻獨持意見：「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設計離間，使侯景對梁生嫌而促其早叛），欲令侯景自疑，圖禍亂耳；若許通好，必墮其計！」朱異固執主和，武帝昧於大局，厭於用兵，乃從朱言。果然加速侯景之叛亂。
侯景求娶不得，成怒——侯景嘗請求武帝介紹，欲娶當時望族王謝之家。武帝以王謝門風高峻，不可攀，不為介紹，叫他於朱張以下訪求之。侯景懷恨已極，反謀益甚。
正德為內引——武帝養子臨賀王正德，屢以貪暴得罪，亦久蓄叛意，惜無機會；但陰地畜養死士，幸國家有變，便乘機造反。侯景久知正德意，特遣徐思王密箋說：「今天子年尊，奸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中其計，乃大喜曰：「事機在速，今其時矣。」於是助景反於壽陽，引兵臨江。武帝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採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則烏合之眾，自然瓦解。而朱異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昏君武帝又用其養子臨賀王正德都督諸軍事，屯兵丹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其實是秘密接濟侯景。景得正德之助，自橫江至於採石。另有馬數百匹，兵八千至慈湖。這時，梁朝過了四十七年的昇平日子，境內無事，公卿、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一旦賊亂猝迫，公私駭震莫名。武帝命宣城王大器及羊侃，督軍抵禦侯景叛軍，另一方面派遣舍人賀季去慰勞侯景。賀季對侯景說：「此舉何名？」景答：「欲為帝耳。」正德守宣陽門，帥眾於張侯橋，迎接侯景入宣陽門，真是開門揖盜。——建康京城，景以正德稱帝。正德不一年，又為侯景所縊殺。武帝諸王，成仁者少，投降者多。
景陷台城，入見武帝不敢仰視，武帝於淨居殿絕食而終 武帝退據台城，景再百道攻台城，晝夜不息，圍攻了五個月之久，台城終被攻陷了。武帝聞城已被攻陷，安臥不動。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這竟正是太清三年（公元五四九年）五月。侯景入見武帝於太極東堂，並帶衛隊五百以自護，武帝神色不變。侯景稽顙殿下，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而謂王僧貴曰：「吾嘗跨鞍對陣，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綏，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懾，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侯景入見原意是以殺害武帝為目的，但一見面，連頭也不敢抬，汗流浹背而至於面，足征做賊心虛，邪奸之臣，難入正位，故其被殺後，幾根叛骨頭也被民眾吃盡，其結果何如！當台城被圍，公卿睏乏，景眾亦飢。武帝久已蔬食，至此，蔬食亦都絕了，——雞子蛋，郡陵王綸，乃因便上雞子數百枚。侯景入見的當日夜間，武帝所求多不遂意，飲食亦為侯景所裁節，武帝憂憤成疾，五月丙辰這一天，武帝臥於淨居殿，口苦，索蜜不能得，再曰「荷荷」，遂崩，時年八十六歲。四十八年的皇帝夢，至此告一段落。
諱疾忌醫 梁朝外侮雖無，而社會風俗之日趨於奢靡，生活淫樂，於是貪官污吏，充斥於每一角落，致民不聊生，其內部腐化如此，故侯景一亂，士民與軍隊全無抵抗之力。此舉散騎常侍賀琛，上書啟陳四事，就知道當時政治之貪污，民眾之痛苦情形了。賀琛之啟陳四事：
一、民不堪命，各務流移，牧守之過。
二、守宰貪殘，由風俗侈靡，誠宜禁制節儉。
三、斗筲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唯務吹毛求疵。
四、天下無事，猶不暇給，誠宜省事息費，養民聚財。
武帝惡其觸實，故大怒，詔誥切責賀琛不當，這與當日設「謗木肺石」之意旨，豈非完全相矛盾？又《綱鑑》云：「然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奏及之。梁主惡其觸實，故怒。」
身為一國元首，好親任小——牧守——方官多侵漁百姓，京官出京視察，又要行賄使者干擾郡縣。這些上下交競利，縱無侯景之亂，其國亡為日亦必不遠矣。再看：「梁主敦尚文雅，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鞫獄為意；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釋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晝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凡是公卿大臣，縱然犯了國法，不能與民眾同罪，甚至審判鞫獄之權也一齊不用，無怪有權的白晝殺人、剽掠、搶劫，包庇壞人，有司也不敢去捕捉他們。謀反政府之事，亦泣而宥之，這還成其為國家嗎？簡直是個橫行無政府狀態的土匪世界了。「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賀琛之啟陳，梁主惡其觸實，故怒！詔誥責之，這不是諱疾忌醫的明證嗎？其國不待侯景之亡，實早已亡之矣。
行為矛盾 梁武帝，一方面設謗木肺石函，以求民隱；一方面不聽忠言，諱疾忌醫；一方面溺於慈愛，殺人、越貨造反者亦不加究辦；但在另一方面，卻征戰不已。下面略舉一二，見其矛盾之一斑。
一、丙戌·天監五年（公元五〇六年），梁使韋睿攻小峴，……拔其城，遂至合肥。
二、丁亥·天監六年（公元五〇七年），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睿，大敗魏師於鍾離。……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鍾離……梁主命韋睿救鍾離……旬日，至邵陽，……因以火攻敗之。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緣淮百餘里，屍相枕藉，生擒五萬人，資糧器械山積。
三、己丑·天監八年（公元五〇九年），魏主遣董紹，慰勞叛城。梁主召見之，遣還。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夫天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四、丙午·梁大通五年（公元五二六年），梁侵魏，取壽陽。此次更慘絕人性，「梁主乘淮堰水盛，遣夏侯亶等侵魏。魏李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梁武帝三築淮堰，至此已是十年之久，因水堰壞，淹死人眾近百萬之多，今又乘水漂之患而取壽陽，才得七萬多人，其愚毒可知。真所謂視民命如草芥之不若。
五、丁未·梁大通六年（公元五二七年）十月，梁將湛僧智，壽侯蘷，圍魏廣陵，克之。
六、丁卯·梁太清元年（公元五四七年），梁主下詔，大舉伐東魏。此外，如蕭淵藻私殺益州刺史鄧元啟，經告發，但降為冠軍將軍，如此忠奸不辨，賞罰不明，何以服人心？如果是信佛而溺慈愛的話，那又何苦發動侵略，而殺人盈城屍橫遍野？這難道不是他行為矛盾的又一明證嗎？
梁武帝信佛之得失
梁武帝舍道崇佛熱情之一幕
梁武帝的夢的誘惑 人非大覺，焉曉大夢。佛號大覺，其餘菩薩、羅漢、聖賢天人等，皆處於醉生夢死之輪迴中，號人生如戲、如夢，又有何不可？莊子《齊物論》說：「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成玄英疏云：「夫擾擾生民，芸芸群品，馳鶩有為之境，昏迷大夢之中，唯有體道聖人，朗然獨覺，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然則誰無患慮在懷？烈士殉名，小人殉利，故患慮也；為智仁勇之三達德而奔忙者，恐功德言三不朽而慮不能成者，又何嘗能達到忘患慮在懷之放心功夫也。何況人之生也而不知何所從來，是為醉生；人之死也而不知死又何往，是為夢死。故至人以生死為大夢，超生死為大覺，然則誰又能超生死以達於無生之大覺境地也哉？觀《南柯太守傳》，廬生之黃粱夢，莊周之夢為蝴蝶等，又皆類梁武帝之迷夢未寤者也。
當梁武帝之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異告之，異曰：「此宇內混壹之兆也。」及景遣丁和來上表，「請舉十三州內附……梁主愈神之」，因迷信此一夢而納叛臣以招至亡國。當武帝之入佛舍道教也，亦為夢所誘引。天監元年（公元五○二年）帝夢釋迦檀像入國（天竺優填王所造之旃檀佛像），乃遣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到西竺印度求之。天監十年（公元五一一年），像至，率百僚迎入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殺，凡弓刀，並作蓮花塔形。弓刀原為衛國以懲不法者，豈易以蓮華塔形，即不誅奸抗敵乎？何況一夢耳，即遣八十餘人去求佛像，豈不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之理？何不將此八十人十年之資用以濟孤苦無告者，以符佛慈悲之德也。不濟其本，專務其末，顛倒孰有甚於此者！
於陀利國，遣使入貢云：「其王夢異僧曰：東——聖王暗——武帝出，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武帝已夢，於陀利國王又夢，何桴鼓相應如此其奇耶？這更使他對佛教產生熱烈的信仰。
天監二年（公元五○三年）帝嘗夢神僧曰：「六道四生，受苦無量，何不作水陸大齋，普濟群靈？」帝乃披覽藏經，創製儀文，三年乃成。天監四年（公元五〇五年）二月十五日遂於金山寺修供，命沙門僧佑宣文，大彰感驗。又梁武帝初為雍州刺史時，夫人郗氏，性殘妒，亡，化為巨蟒，通夢求其拔救之說，於是造慈悲懺法十卷，今之梁皇懺，為佛門經懺之開始。此不但無益於國計民生；且成為千百年來專門超薦死亡的鬼，或死人的經懺佛教之始作俑者，遺毒佛教於無窮！國人稱今日中國佛教之在社會唯一的表現是超薦死亡喪事的一面，對於婚禮，及政府大慶典，如總統就任等，皆不須佛教；遠不如歐美宗教，上至國王的登基，下至婚喪等，莫不感覺迫切的需要。豈知梁帝之二夢，至今遺害佛教徒梁皇、水陸經懺之大夢猶未寤，良堪悲也。武帝之夢還多，姑止於此。他崇佛之誤，除接受歷代皇帝信佛之啟發以外，神奇的夢，確為他信佛原因之一種。
梁武帝棄道入佛的一幕 四月八日（天監二年）帝於重雲殿，親制文，率文武群臣士庶二萬餘人，發菩提心，永棄道教。其宣誓詞曰：「願使未來生世（不能把握現實，希望來生，大錯了也），童真出家（現在出家難道缺污什麼？童真又多些什麼？根本不知真理是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常不斷，無取無舍的；今舍不了帝位的尊榮，五欲的快樂，說什麼來世，童真入道？真是活騙鬼！大丈夫，要舍就舍，要放下就放下；如釋迦太子，說出家立即出家，又何必說什麼願使未來生世，童真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成佛道；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暫得生天。同年十一月，敕公卿百僚侯王宗族，並棄道教，舍邪歸正。」並在他登位第十六年（公元五一七年）敕廢天下道觀，道士皆返俗。道教既普遍為人民所信仰，當時勢力之大，教徒之多，不想可知。信仰宗教，追求知識，原為人民意志之自由，雖帝皇亦不應強姦士民信仰意志之自由。何況身為一國之元首，受國人之擁戴，如此壓制道教，則務必使信仰道教之士民，勢必反應極為惡劣不可！縱因帝皇霸道勢力所制，然非心悅誠服，則政府失去全民中一部分之擁戴，智者所不為！尤可怪者，佛教素以慈愛、平等、和忍為主，其容忍寬宏大量，遠非道教思想可比。梁武帝此舉，未免帶有一種狹隘之仇恨意識，不但與元首身分不合，亦有乖佛教重感化之美德也。梁武帝若以佛教真理與道教相比較，俾二教知識分子研究討論其得失，理勝者為師，劣者屈為徒，帝本身不參加意見，則道教徒必不仇佛教，亦不恨帝也。魏之滅佛教，全由於道教徒得勢之故；此後三武一宗毀佛之法難，未始非植禍根於梁武帝者也。梁武帝崇奉篤信佛教之熱情可取，而其缺乏深謀遠慮之政治頭腦，及不了解人民宗教信仰之崇高心理，似亦無可諱言者。君子小人，風草之喻，梁武帝失之多矣。
梁武帝信佛後之生活
私生活 《綱鑑》云：「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唯菜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木棉皂帳，一冠三載，一衾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五十便絕房事，不作樂），不飲酒，非祭祀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恆理衣冠正坐，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這幾乎過的出家人如律生活，受佛教戒律及大乘不食眾生肉的思想所影響。
《佛祖統紀》卷三十七載：「天監六年（公元五○七年）上集諸沙門，制文立誓，永斷酒食（肉食），其誓詞略云：弟子蕭衍，從今已去，若飲酒放逸，啜食眾生，乃至乳蜜酥酪，願一切鬼神，先當苦治弟子，將付地獄，眾生成佛，猶在阿鼻（地獄名）！僧尼飲酒食肉，亦應如此加治。又云：是時復集僧尼一千四百四十八人，於華林殿，請法雲法師講《涅槃經》中『食肉斷大慈悲種子』之文，上親席地與眾同聽。」他在太清元年（公元五四七年），想以帝皇齋戒之身為表率，並利用政治力量去改變當時一般有勢利而生活不上規律，過於奢侈的法師僧侶們的行為，乃有欲自卸僧官，唯任法侶之舉，可是受了許多信任有力的僧侶所包圍，卒莫可如何。《統紀》上有：「時釋子多縱逸，主僧不能制；帝欲以律行僧正事。詔下，藏法師（開善寺智藏，梁三大法師之一）執不可！帝不能奪。藏謂眾曰：『衣冠子弟十輩，豈能俱稱父意；今糅雜五方之眾，而欲以一己好惡繩之，可乎？』帝自受具戒，寢處略同沙門；雖宮禁亦恣僧遊覽。一日，藏師竟御登座，左右訶之！藏曰：『貧道定光金輪之裔，寧愧此座？倘欲見殺，不慮無受生處。』帝特令不問。」僧人之驕逸而逾法度，誰令致之然耶？
武帝所信仰之僧侶多無識者 武帝時，光宅寺之法雲，法華獨步；莊嚴寺之僧旻，特善涅槃；開善寺之智藏，馳譽勝鬘。而稱梁代三大法師。其餘如慧約、寶志、寶亮、慧超（為壽光殿博士）、雲光等，皆常出入禁中，受帝恭敬供養，他們除講經發揮一經一論之義學外，其修養不足以化同儕；且為利動昏心，澆波之儔，肆情下達者作掩護。這些因齊梁二朝帝皇大弘佛法，致使他們離山林而來都邑，玄談而不能恬淡，又不為兼濟之事行，勢必流於不堪。然此現象，均承兩晉清淡虛玄之風，致使社會流於文華奢靡，聲色逸樂；而佛教亦失其恬淡清高之風，與世浮沉，誠一白衣（武帝）之不若。彼輩既不克紹隆佛種，亦不能淑世善群，移風易俗，到不如明之朱元璋、姚廣孝、劉秉忠之流，不失其為教之功，及恬淡清高之風度。彼輩既無益於國家民族，亦無裨於梁帝個人之身心。專以布施供養修寺功德以動福德之思，而未嘗以民瘼國事曉之。否則，梁武帝必不至專以設無數次無遮大齋，三捨身於同泰寺為佛奴，而兒戲國事也。昔宋文帝（南朝）於元嘉元年（公元四二四年）對功德鎧曰：「朕欲齋戒不殺，迫於徇物，不獲於志。」鎧對曰：「帝王、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不令威，若不克己，將何以濟？帝王以四海為家，兆民為子，出一嘉言，士民咸悅，布一善政，人神以和。則風雨應時，百穀滋茂。如此持齋，德亦大矣。寧在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弘濟耶？」帝嘆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法師之言，可謂近天人之際。」吾故曰：「梁武帝所信仰之僧侶多無識者。」此也。
兒戲帝皇身 《梁書》載梁武帝四度捨身同泰寺出家為三寶奴，每一次均由群臣以錢一億萬作奉贖之資，這簡直是變戲法。要出家，率性犧牲尊榮的帝位，將帝位讓予太子；否則，若欲到山寺中去度幾個月清閒假期或探討佛法，亦可將國事付託重臣。第一種能做到，是真學佛；後者能做到，不失為大政治家的風度。此之不圖，奈何以兒戲、偽裝手法出之。萬一群臣不贖，豈不鬧成天下後世之大笑話嗎？史書寫他四次捨身道：大通元年（公元五二七年），帝駕幸同泰寺捨身，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歸宮。
「中大通元年（公元五二九年）九月，京城大疫。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復幸同泰寺，設四部（出家之比丘、比丘尼，在家學佛之優婆塞、優婆夷稱四部弟子）無遮大會。披法衣，行清淨大舍，素床、瓦器，乘小車。親升法座，為眾開涅槃經題，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皇帝設道俗大齋五萬人。」第三次捨身是：
「大同元年（公元五三五年）九月，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般若經》，行清淨大舍，皇太子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歸宮。是夜，寺浮圖災（古時天火曰災）。上曰：『此魔所為也。』乃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遂更起十二層浮圖。」第四次捨身是：
「太清元年（公元五四七年），帝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行清淨大舍。升妙嚴殿，講《金字三慧般若經》。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歸宮。」
梁帝四度捨身，均在同泰寺。第一次捨身不明；第二次捨身講經，原因是京城瘟疫流行，死相枕藉。梁主乃發大慈悲之心，到寺里去為祈禱。想仗佛之威靈，驅逐疫鬼瘟神。殊不知疫乃由於不衛生而發生之傳染症，照理應實行用醫藥去救急，梁主舍正途不由，而偏迷信於祈禱，而忘孔子禱久矣而無用。梁主把佛陀當作萬能的神，而忘掉人生因果真理，真是愚不可及了。他舍了身，然後為大家講《涅槃經》。第三、第四兩度，也到同泰寺去捨身講經。他做了人皇，宮中生活過得久了，有點兒作膩，不如到寺里去對四眾們講講經，暫換人皇做法王，高登法王寶座，換一換天天相對的群臣朝議胃口罷了。他哪裡是真心捨身出家做三寶奴呢？舍是棄掉不要，還可以贖回宮中，這是人情何等的易做？他為何不想一想佛教教主，半夜偷離皇宮，後來他父皇專派五個大臣去勸他回宮，他睬也不睬，那才像個出家舍離一切真心為道的樣子。梁帝性偽，雖學佛，仍無法去其虛偽之習性。明明是他到同泰寺，寺眾忙碌，燈火千萬，徹夜不停，忙個不了，照顧不了，因不小心而致失火成災的。而他偏要說：「此魔所為也。」又說什麼「道高魔盛，行善障生」一類廢話，反而更建十二層的大廈。他每次的濫用國庫，及群臣三億萬，試問這些錢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史載天監四年（公元五〇五年），稱「梁大有年，米斛三十錢」。斛是十斗，相當台秤一百三十斤。只賣三十錢一斛的米價。照目前算，一百三十斤，至少要二百三十元台幣才買得到，但在當時三十錢，等於三十年前一角十分中之半分銀幣還不到，而實際當時的三十錢等於現在二百三十三元新台幣。他舍了就算了，為何叫太子群臣們花費許多錢去贖他？究竟是誰將他出賣或典押的呢？一些兒道理也沒有，他還做得津津有味，這難道不是兒戲帝皇身麼？
真理的追求 講經和聽經。「梁主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尚文雅，英達有文學。」史書不斷地稱讚梁武帝。而太子昭明，亦長於文學，好佛有父風，不幸短命。梁武帝由儒而道而佛，學佛後，潛心於佛教真理的探求。所親近之知藏、僧旻、慧約、法雲等有名法將，而其所聞的如：涅槃、勝鬘、法華、般若、成實等經論，亦非只一次；亦非登極後之事。而其幸於同泰寺所講者，亦在十次以上，有時竟住三個月之久。可見梁武帝於佛學足有研究者。其所作有關《般若》《涅槃經》新註疏，達數百卷之多，惜都不傳於後世。中大通五年（公元五三三年）二月十六日，梁武帝在同泰寺講《金剛般若經》，為時達二十一日之久，聽法者自太子以下，計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之多。佛學為時人所傾究，即此可見一斑矣。
佛學經漢魏、兩晉，以不復依傍儒家，老莊之思想而自能獨立發展，至南朝，已為佛教唯一之盛世，王公士大夫唯此是賴；梁武帝以下國主，曾數度捨身作無遮施，儒家學術不為王公人士所崇重，老、莊亦因循無生氣，唯佛法義理為學術之重心，此梁武帝之所以由儒而道，棄道而入佛者也。就文化而言，我國本位文化，應在秦漢以前；自漢武屈百家而獨尊一孔，則我國本位文化學術思想頹然無生氣。考當時學者所務，不出二途，儒生不局於經學之考據，便泥於支離破碎之注經；方士術數則虛妄怪誕，長生之術不能得志於王公，唯下流於民間，讖緯、符咒、祈禳、懺罪，比比皆是。如此以言學術，又何能滿足一般玄思卓拔之士的要求呢？於是「窮推真際，以無為本；放浪形骸，無累為宗」。力求個性的解放，見自我之本真，風起雲湧之清談玄學應時而興矣。若夫弭戰止惡，布悲智平等之教；蕭然無寄，袪滯執而顯真空，而又足以啟導參助六朝之玄學，深為時代學者所馨香歸依者，唯佛教尚矣。梁武帝崇佛，時勢風氣如此，非偶然也。
受戒及於它
梁武帝登位第十九年（公元五二○年）於宮中等覺殿築圓壇，將稟歸戒，慎重將事，聘選德邵律師，於是朝議，以草堂慧約法師應詔。四月初八日，帝服田衣，北面敬禮，受具足菩薩戒。自太子諸王公卿僧俗，從約受戒著錄者四萬八千人。皇賜約為智者，並命天下不得呼慧約名。自此，慧約入朝，必設特榻，而帝坐其側。大同元年（公元五三五年）九月六日慧約法師垂誡門人，言訖合掌而逝。壽八十四，帝輟朝三日（有雲七日），素服哭之。從師受戒之四萬八千人，皆服繩麻，哭送至塔。約嘗所乘青牛，垂淚悲鳴，雙鶴繞塔哀唳，彌月而去，其德化如此。帝自戒後，日唯一食，食止蔬菜，寢居殿所，淨如沙門。
此外，梁武帝在京都建光宅、大愛敬、大智度、同泰、阿育王五大寺，度眾甚多。另如敕太醫，不得以生物為藥；又敕織官，凡布上不得為仙人鳥獸之形，裁剪有乖仁恕。又詔以祭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面為之。八座朝議，以下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修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今之茹素辦食者本也。
客觀的批判
後世一般對梁武帝亡國，皆歸罪於佛教，譏之為敬佛溺佛，溺於慈愛，所以才亡國。我對梁武帝亡國，歸之於無「深謀遠慮之政治頭腦，昧於國際形勢，用小人如朱異之流，無知人之明，個性太強，獨裁而寡斷，不納忠貞之諫，賞罰全無，忠奸不分，此外如連年侵略鄰邦，輕納善變叛臣侯景」。凡此等等皆是亡國之根本。信佛後，對個人生活之刻苦，五十不行房事，房只一床，一桌，日只蔬食一餐，試問千古能有帝皇如此清苦者否？梁武帝因信佛而得長壽善終，觀歷代國主有如梁武帝之高齡善終者有幾？帝終七日，面貌如生。當台城被攻破時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其襟懷之闊大，已非後世評其亡國者所能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