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提林陰謀朱古達戰爭 · 撒路斯提烏斯及其作品

撒路斯提烏斯《喀提林陰謀朱古達戰爭》

羅馬史學有這麼一個特點：傳世的歷史作品的作者，他們的身世大都不甚清楚。李維和塔西佗就是突出的例子。撒路斯提烏斯的情況稍好一些，但他的生平事跡也十分模糊。後人讀其書，想了解其生平，也只能把其他作品裡提到他的片言隻語連綴起來，看一個輪廓而已。這些史料散見於狄奧·卡西烏斯（Dio Cassius）、塔西佗、奧路斯·蓋利烏斯（Aulus Gellius）、蘇埃托尼烏斯（Suetonius）、耶洛尼姆斯（Hieronymus，通稱聖·吉羅姆St．Jerome）以及阿斯科尼烏斯（Asconius）給西塞羅的演說所作的注釋、塞爾維烏斯（Servius）給維吉爾的史詩《埃涅阿斯》（Aeneas ）所作的注釋。本來阿斯科尼烏斯有一篇《撒路斯提烏斯生平》（Vita Sallustii ） [1] ，可惜失傳了。生平點滴蓋烏斯·撒路斯提烏斯·克里斯普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公元前86年 [2] 即我國漢昭帝始元元年，生於羅馬東北約90公里的小城鎮阿米特爾努姆（Amiternum）。城鎮位於義大利大岩壁（Gran Sasso d』Italia）之下，是薩賓人聚居之區。薩賓人可以說是羅馬人與之最早打交道的一個部族，雖然羅馬傳說中羅慕路斯國王時代誘騙薩賓婦女做妻子的故事未必可信，但薩賓人很早便和羅馬人融合，而且他們的文化後來成為羅馬文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薩賓人是一個文化落後但是愛好自由的山區部族，自古以來便過著遷徙不定的牧民生活。他們的村落分布在山頂、山坡或山腳下，但築城而居的情況極為少見。和薩賓人屬於同一個部族集團的薩謨奈人則特別驍勇善戰。據史書（李維、狄奧尼西烏斯）的記載，從王政時期開始直到公元前449年，羅馬人和薩賓人之間不斷發生衝突。公元前449年，羅馬人對薩賓人取得了一次巨大的勝利 [3] ，這之後因史無明文，我們對薩賓人的活動不得其詳。而我們在李維的《羅馬史》提要（11）里再看到瑪爾庫斯·庫里烏斯·丹塔圖斯（Marcus Curius Dentatus）征服薩賓人的記載，那已是公元前290年的事情了。薩賓人被征服後，一部分人被變賣為奴隸，他們的一部分土地被沒收，而其餘的薩賓人則成了沒有選舉權的公民（cives sine suffragio） [4] 。薩賓人成為有充分公民權的公民是公元前268年的事情了。這時實際上他們已經和羅馬人融合為一體了。薩賓人又因其落後而保有濃厚的宗教氣氛。羅馬人吸收了他們很多宗教儀式。從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可以看到，當時預言者還幾乎是清一色的薩賓人。了解薩賓人被征服、被融合的這個背景，可以理解為什麼從這一地區的騎士等級的平民家族出身的撒路斯提烏斯始終對羅馬的新舊權貴抱著十分敵視的態度。當然，這一地區也產生過另一些在羅馬歷史上有過影響的人物，比如離阿米特爾努姆不遠的列阿特（Reate）就產生過瓦羅和後來的皇帝韋伯薌（Vespasianus）這樣一些大人物。阿米特爾努姆、列阿特和努爾西亞（Nursia）是薩賓人地區的主要城市。騎士等級家庭出身的子弟只要經濟條件允許，一般是要送到羅馬來受教育的。西塞羅兄弟（瑪爾庫斯和克溫圖斯）是這樣，撒路斯提烏斯當然也不例外。條件更好的還可以東渡到希臘和小亞細亞去從名師，到羅馬來講學的希臘名師也不少。西塞羅時期在羅馬頗負盛名的希臘著名學者路奇烏斯·阿泰烏斯·普萊特克斯塔圖斯·腓洛洛古斯（Lucius Ateius Praetextatus Philologus）也是撒路斯提烏斯的老師；而據蘇埃托尼烏斯 [5] ，他曾把全部羅馬史的提要提供給撒路斯提烏斯。羅馬這裡固然有學習的方便，但共和末期羅馬侈靡放蕩的風習對青年人是很不利的。歸在西塞羅名下的《對撒路斯提烏斯·克里斯普斯的抨擊》（以下簡稱《抨擊》，［M．Tullii Ciceronis］ in Sallustium Crispum Oratio）現在在學術界已被一致確認為2世紀的修辭學習作，但其中反映的問題，比如撒路斯提烏斯當他父親在世時便賣掉他父親的房產，未必沒有一定的事實依據（因為當時去古未遠，可以看到我們已看不到的資料）。而證之以後來他因品德問題被開除出元老院這一情況，那麼年輕時的撒路斯提烏斯有此等行徑，便不是捕風捉影之談了。但是我們不可忘記，除了極個別的人之外，當時羅馬青年幾乎都有道德敗壞（用我們今天的標準來看）的記錄，它和成年人的貪贓枉法可以說是同樣普遍。在政治鬥爭中以這方面的事情作為攻擊的藉口，可以說是俯拾即是，不必過於認真對待。羅馬人的「仕途」（cursus honorum）一般是從財務官（quaestor）開始的，財務官從蘇拉時期起定額增加到20人，顧名思義，應當是負責財政方面的事務，但實際上除管理國庫（aerarium）之外，還有不少財務官充當統帥在外的助手，不僅管理財務，也負責軍事指揮的責任，例如在對朱古達作戰期間，蘇拉便是以財務官的身份隸屬於馬略的部下，並分掌他的部分作戰指揮權。由於財務官是仕途的開始，所以照例由青年人擔任。撒路斯提烏斯自己說：「當我個人還十分年輕的時候，起初我也像其他許多人那樣投身於政治活動……」 [6] 但是他在哪一年擔任財務官——從《抨擊》的記述來看 [7] ，他擔任過財務官是沒有問題的——法譯本譯者J．羅曼定為公元前59年，英譯本譯者羅爾夫說無法確定。蘇聯的羅馬文學專家格拉巴里—帕錫克則定為公元前54年。我還沒有找到羅曼和格拉巴里—帕錫克所提出的年代的依據，也可能是根據擔任財務官的法定年齡（30歲）推算出來的，所以只好都羅列在這裡，供進一步的探索。不過這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只要知道他在年輕時擔任過財務官就夠了。公元前52年他因自己的騎士等級的出身而出任保民官。在這一年我們看到了他的有記載的第一個政治活動。這就是：在這一年的1月18日，深受民眾歡迎的克勞狄烏斯在群毆中被殺死之後，撒路斯提烏斯和自己的同僚克溫圖斯·龐培（Quintus Pompeius）與提圖斯·穆納提烏斯（Titus Munatius）一道持反對西塞羅和殺害克勞狄烏斯的米洛的立場。克勞狄烏斯在公元前64年本來是極力反對喀提林的活動的，應當說是站在西塞羅的一面，不想兩年後，卻捲入了一場醜聞之中。原來在公元前62年12月，在當時擔任最高司祭的優利烏斯·愷撒宅中舉行紀念古義大利豐饒女神（Bona Dea）的節日時，這個克勞狄烏斯竟化裝成婦女混到這隻許婦女參加的活動中去。其原因只是作為愷撒的妻子龐培婭（Pompeia）的情夫，他想藉機混進去幽會罷了。這一駭人聽聞的瀆神行為引起的軒然大波自然使克勞狄烏斯受到了指控，但是在一切都可以出賣的羅馬，他仍然能用錢打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偏偏西塞羅提出了克勞狄烏斯那天確實在場的證據，使他大失面子 [8] 。克勞狄烏斯這方面也千方百計為此向西塞羅進行報復。公元前59年即愷撒任執政官的一年，克勞狄烏斯迂迴作戰，先是借愷撒的力量——愷撒竟容忍自己妻子的情夫，可見這是當時羅馬的風氣——使自己轉入平民等級，然後當選為公元前58年度的保民官。繼而他用討好民眾的辦法在取消了埃利烏斯和富菲烏斯法（Leges Aelia et Fufia） [9] 之後又通過了一項法律，法律規定不經審判處死羅馬公民的任何人的行為都是非法的。這樣，西塞羅在對付喀提林的陰謀時處死羅馬公民的做法便舊事重提，受到了制裁。西塞羅為此只好亡命而離開羅馬，克勞狄烏斯除了趕走西塞羅之外。還和龐培作對，而從愷撒（在克拉蘇的一派里）和龐培兩種勢力抗衡的背景上看，克勞狄烏斯顯然是受到愷撒的支持的。一般史書說撒路斯提烏斯從公元前49年便站到了愷撒一面，其實他們的關係還要早得多。另一方面，米洛則是站在龐培，因而也就是西塞羅一面的。米洛和克勞狄烏斯的鬥爭在愷撒和龐培的較量中表現為直接的、明火執仗的格鬥，它在幾年當中把羅馬攪得烏煙瘴氣。西塞羅被迫亡命後，米洛極力活動使西塞羅返回羅馬。此人後來（公元前48年）因勾結瑪爾庫斯·凱利烏斯·茹福斯（Marcus Caelius Rufus）進行反愷撒的活動而被殺。據蘇埃托尼烏斯的記述 [10] ，撒路斯提烏斯由於批評了龐培而受到龐培的一名被釋奴隸的還擊，這個名叫列奈烏斯（Lenaeus）的被釋奴隸在一篇措辭尖銳的諷刺文中對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公元前50年撒路斯提烏斯由於監察官阿皮烏斯·克勞狄烏斯·普爾凱爾（Appius Claudius Pulcher）的活動而被開除出元老院。克勞狄烏斯·普爾凱爾是個有名的龐培派。公元前54年任執政官之後，他到奇利奇亞去任長官，公元前50年回來任監察官。他設法把愷撒派撒路斯提烏斯趕出元老院是順理成章的事，而要從生活上找一些醜聞作藉口並不困難，這也是當時羅馬政治鬥爭的慣用手法。至於這是怎樣一件醜聞，有的歷史學家把它同奧路斯·蓋利烏斯（Aulus Gellius）根據瓦羅的材料提供的一件事聯繫起來 [11] 。原來撒路斯提烏斯在和米洛的妻子、獨裁官蘇拉的女兒法烏斯塔（Fausta）私通時，當場被米洛堵住，結果不僅挨了一頓鞭子，還狠狠地被懲罰一番。但是我們知道，瓦羅也是一個眾所周知的龐培派，他的話的可信性是大可懷疑的。不過，撒路斯提烏斯在《喀提林陰謀》（第3章）里所說的幹了不光彩的事情云云可能就包括上面的那件。因為眾所周知的事情一定要想迴避或隱瞞是很不明智的做法。公元前49年羅馬成了愷撒的一統天下，也正是撒路斯提烏斯感到日子好過的時候。愷撒一下子把財務官從20人增加到40人，撒路斯提烏斯於是再度成了財務官，同時也就成了元老院的一員。龐培東渡時兩位執政官路奇烏斯·科爾涅利烏斯·朗圖路斯·克茹斯（Lucius Cornelius Lentulus Crus）和蓋烏斯·克勞狄烏斯·瑪爾凱路斯（Caius Claudius Marcellus）以及大部分元老也一道逃走了。愷撒正好把自己的人，甚至他的老兵和被釋奴隸都補充進元老院，元老院一下子擴充到900人。反正這時的元老院已不同於過去，它已是愷撒個人的囊中之物，即使不說它是個點綴，頂多也不過是個諮詢機構而已。撒路斯提烏斯雖然後來在著述方面有所成就，但在軍事方面是個不高明的指揮官，這是違反古羅馬人的傳統的。公元前48年他在伊利里庫姆（Illyricum）統率著愷撒的一個軍團，卻敗在屋大維和司克里波尼烏斯·利波（Scribonius Libo）（賽克斯圖斯·龐培的岳父）的手下 [12] 。公元前47年，撒路斯提烏斯任行政長官，也有人認為他擔任這一職務是在公元前46年，但無論哪一年擔任都取決於愷撒的「任命」，實際上區別不大。此時駐坎佩尼亞的軍團奉調去西西里，但是傳達這項命令給軍團的普布利烏斯·科爾涅利烏斯·蘇拉（Publius Cornelius Sulla）——獨裁者蘇拉的侄子，曾參加喀提林的陰謀，現在是愷撒的副帥。他在公元前65年擔任過執政官——受到了士兵的凌辱。軍團士兵對於不能得到土地和應有的賞賜，不能得到合法的退役顯然極為不滿，因而不聽從調動的命令。撒路斯提烏斯繼而被派去處理此事，不但未能成功，反而自己差點也送了性命。事實上已經有奉派到那裡去的兩位元老死在軍團士兵的手裡了。問題是軍團士兵（第十軍團）到羅馬後由愷撒親自出面才解決的 [13] 。但是在第二年即公元前46年年初，愷撒在阿非利加戰爭中正處於焦急等待支援的困境時，撒路斯提烏斯登上了和小敘爾提斯相對的凱爾奇那島（Circina），並把敵人在那裡的大批糧食及時地運到茹斯皮那附近愷撒的營地里 [14] 。他的這一行動對於愷撒之取得最後勝利起了很大作用。所以為了酬謝他的服務，愷撒任命他擔任新成立的新阿非利加行省（Africa Nova）的長官 [15] 。我們知道，共和國時期的羅馬高級官吏都是沒有薪金的，大致相當於薪金概念的拉丁詞salarium（來自sal這個詞，sal意為鹽，象徵生活中最必需之物，今天英語的salary即來自這個詞）是到帝國時期才有的。官員一般靠什麼生活，我們沒有十分具體的材料，但到行省一次出任長官所得便可一生享用不盡則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平時人們以服務的酬勞的方式所得的也會遠遠超過後來法定的收入。否則人們就不會這樣熱衷於競選高級官吏了。秦奇烏斯法（Lex Cincia）禁止人們在辯護方面收費，可見這以前是要花錢的，法律後來雖禁止取酬，但變相的酬謝可能費用更高。愷撒在公元前61年去遠西班牙任長官（行政長官銜）之前在羅馬因生活揮霍和搞政治活動負下了天文數字的債，赴任前若不是克拉蘇的幫忙幾乎不能脫身，但一任歸來不但還清了債，而且成了大富豪，成了很多人的債主。最清廉的如西塞羅，一任奇利奇亞（在小亞細亞）那樣一個窮苦地方的長官，僅分內所得用今天（90年代）的購買力加以計算至少也有上千萬元人民幣，更不用說富裕的行省了。行省居民雖然可以到羅馬元老院控訴長官貪贓枉法，但十之八九只是走個過場而已（有派別鬥爭背景者除外），行省居民是不會得到補償的。羅馬競選官職，舉辦各種討好民眾的活動，豢養為自己奔走的門客，都要個人出錢，若非權貴出身或有權貴撐腰，一般人是絕對應付不了的，這一點和現代美國競選總統要有財團支持有點相似。所以羅馬的社會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往往造成了許多負債纍纍的人，成為社會上的一個不安定因素。了解這一點，才可以了解為什麼喀提林如此不顧一切地要競選執政官。說穿了也不過是為了將來外放時搜括財富，以便還債和供他繼續揮霍而已。撒路斯提烏斯這一任長官果然使他立刻成了巨富，因此可見此公儘管一直在進行著要人們蔑視財富的說教，但他自己依然是一位搜括的能手。當然，這也怪不得他，這已成了羅馬當時的一種風氣。搜括手段的殘酷當然會使他因勒索（extorsio）的罪名受到追究，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愷撒只需打一個招呼他就可以過關了。據《抨擊》的不十分可靠的說法 [16] ，撒路斯提烏斯為此曾賄賂了愷撒120萬謝斯特爾提烏斯 [17] 。對於此事，一則事實的真偽尚難確定，只能姑妄聽之。但按情理推度，擁有獨裁權力並且一貫慷慨大度的愷撒絕不會把區區這樣一點錢放到眼裡。以這樣一點點錢視為愷撒和撒路斯提烏斯之間達成的一筆交易，只能是作者的一種可憐的想像，不能說明任何問題。撒路斯提烏斯的財富多到何等程度，從他在愷撒死後買下了他的別墅和置辦了一所聞名於後世的所謂撒路斯提烏斯園（Horti Sallustiani）可以看出。撒路斯提烏斯園在羅馬北端科利努斯門附近，和路庫路斯園鄰接，位於今天的平西歐山（Monte Pincio）之上，再向西就是著名的瑪爾斯廣場了。這個地方後來成了尼祿、韋伯薌、涅爾瓦和奧勒略的皇家園林。作為平民派，撒路斯提烏斯的政治生涯可以說是和愷撒相終始的。撒路斯提烏斯在愷撒的庇護下是個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但另一方面他又看透了也恨透了羅馬共和國末期元老權貴當權的社會，如果相信他寫給愷撒的信和他對愷撒的演說的話 [18] ，那麼他的恢復古羅馬傳統美德的理想的確是寄希望於雄才大略的愷撒身上，愷撒一死，他的理想隨之破滅，從此退出政治舞台，生活在回憶和想像之中，不再參與後來的政治鬥爭，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他的卒年一般定為公元前35年，那已經是羅馬帝國的前夜了。此外，據耶洛尼姆斯的記述 [19] ，撒路斯提烏斯娶了西塞羅的離婚的妻子特倫提婭（Terentia）。特倫提婭和西塞羅在公元前46年離婚，西塞羅已經60歲，這時他雖然得到愷撒的諒解返回義大利，但過的卻是寄人籬下抑鬱寡歡的日子。特倫提婭這時離開他等於是雪上加霜，對他是一個不小的打擊。特倫提婭的生年史無明文，假定他們相差10歲，而她離婚後立即再嫁或在公元45年再嫁，她也至少比撒路斯提烏斯大10歲。富家出身的特倫提婭一直苦於西塞羅經濟方面的拮据 [20] ，這很可能是他們夫妻不和的原因之一，因此成為暴發戶的撒路斯提烏斯會對她有較大的吸引力，就沒有什麼奇怪了。撒路斯提烏斯退出政治活動以後的日子並不是無所事事，悠遊林下。他拿起了筆從事著述，而最後這10年的著述活動反而使他不朽，成為羅馬的著名歷史學家和文學家。撒路斯提烏斯在文字修養方面是有準備的，這一點從他的成果得到證明。在這將近10年中間，他寫了兩部專題的歷史，一部通史，但完整地保存下來的只有《喀提林陰謀》和《朱古達戰爭》，片斷保存下來的是他最後的力作《歷史》。此外還有給愷撒的演說和書信各一篇也保存下來，但這是在公元前44年以前寫的。如果給這些作品系年的話，那麼情況大致是這樣：《對晚年的愷撒發表的演說。論共和國》（AD CAESAREM，SENEM DE RE PUBLICA ORATIO ）寫於公元前50年之前，也就是在愷撒與龐培對峙時期；《給晚年的愷撒的信。論共和國》（AD CAESAREM SENEM DE RE PUBLICA EPISTULA ）寫於公元前46年即愷撒基本上戰敗了龐培和龐培派的軍隊之後；《喀提林陰謀》（Bellum Catilinae直譯是《喀提林戰爭》）發表於公元前43年左右；《朱古達戰爭》（Bellum Iugurthinum ）發表於公元前41年左右。似乎在《喀提林陰謀》問世後不久作者即著手寫作此書。《歷史》（Historiae ）記述從公元前78年到公元前67年大約12年間的事情，它們完全是作者親自經歷過的；西森納的《歷史》寫到蘇拉之死即公元前78年，此書可以視為它的一個續篇；但此書大部分已經失傳，完整保存下來的有四篇演說，即《執政官雷比達對羅馬人民的演說》（Oratio Lepidi cos． ad populum Romanum），演說發表於公元前78年，是抨擊蘇拉的統治的；《腓力普斯在元老院的演說》（Oratio Philippi in senatu），這是貴族派領袖路奇烏斯·瑪爾奇烏斯·腓力普斯對前一演說的反駁，因為雷比達要求連任執政官並恢復保民官的權利；《蓋烏斯·科塔對羅馬人民的演說》（Oratio C．Cottae ad populum Romanum科塔是公元前75年度執政官，鑒於民眾在這一年對權貴的攻擊日益激烈，科塔於是穿上表示不祥之兆的喪服對民眾發表了這篇演說進行安撫，以免群眾的情緒激化成為內亂）；《保民官馬凱爾對民眾發表的演說》（Oratio Macri TR．PL．ad plebem），公元前73年在權貴和民眾進行的鬥爭中，保民官蓋烏斯·李奇尼烏斯·瑪凱爾用這篇演說攻擊權貴的統治。完整保存下來的還有兩封書信，即《格涅烏斯·龐培給元老院的信》（Epistula Cn．Pompei ad senatum，賽爾托里烏斯在公元前75年秋天利用游擊戰術切斷了龐培的糧食供應，所以龐培寫信給元老院要求金錢、物資的支援）；《米特拉達特斯的信》（Epistula Mithridatis，公元前69年被路庫路斯打敗的米特拉達特斯寫信給帕提亞國王阿爾撒凱斯，希望同他結盟共同抗擊羅馬人）。這些演說和書信是因其文字精彩而被後世的修辭學家選入他們的教本，得以保存下來的。此外還有為後世作家徵引過的一些片斷保存下來。在它們的整理工作方面，德·布羅斯（De Brosse）、克里茨（Kritz）、狄奇（Dietsch）和茂倫布萊舍爾（Maurenbrecher）都作出了可觀的成績。撒路斯提烏斯這部壓卷之作，可能是在較早的時期便已開始準備了，說不定是和《喀提林陰謀》與《朱古達戰爭》交叉進行的。就篇幅而論，其寫作不大可能在《朱古達戰爭》發表之後。可以認為前兩種專題歷史只是後來的《歷史》的一種試筆，因為就文筆而論，《歷史》的文字顯然更完美，更成熟些。歷史學家撒路斯提烏斯撒路斯提烏斯少年時在羅馬從名師學習；青年時開始從政，也像當時一般羅馬青年那樣，干正經事也干荒唐事；發生戰爭時就隨軍出征，吃得了各種各樣的苦頭，退下來又能拿起筆來寫文章，這就是共和時期中上層羅馬人的寫照。從《高盧戰記》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愷撒那樣出身高貴的人，也絕不是弱不禁風的貴公子，而能夠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年輕時文靜得像個女孩子似的屋大維（奧古斯都），一旦隨舅祖父愷撒踏上征途，那就無論什麼苦也經受得住，從而得到愷撒的賞識，認為他夠得上羅馬人的標準。要想養尊處優，克拉蘇應當算是滿有條件的了，但是他仍然渴望建功立業，揮師東征，雖然最後戰死在外面，卻不愧是古羅馬人。愷撒對撒路斯提烏斯無疑是賞識的，撒路斯提烏斯當然也極力報效，你看他自公元前49年之後，為了愷撒的事業幾乎是馬不停蹄，東西南北四處奔走出現在各個關鍵的場合，那勞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別是奇爾奇那島的戰鬥，更要冒很大的風險。可見以文筆見稱的羅馬史家同時又是艱苦備嘗的鬥士，這和帝國時代專作皇帝侍從的文學之士是大不相同的。撒路斯提烏斯從政治生活中退下來之後為什麼要寫歷史？他在羅馬史學中占什麼地位，要了解這一點，就得先回顧一下撒路斯提烏斯以前羅馬史學的情況。羅馬建城初期文字本身還很簡陋，處於剛剛形成的過程之中，當然談不上什麼史書。不過大司祭出於宗教方面的需要，逐年把同宗教有關的事項記載下來，而紀年則是以執政官的名字或其他高級官吏的名字作為標誌的，這就是所謂編年大事記（Annales）。據說從公元前5世紀以來的編年大事記已毀於公元前390年高盧人的入侵。後來在格拉古兄弟時期，大司祭普布利烏斯·穆奇烏斯·司凱沃拉（Publius Mucius Scaevola）補充整理了80卷的《大編年大事記》（Annales maximi ）（已佚）。但這些記錄都是零碎的，無系統性，至多只有史料的價值，不是真正的歷史。生於公元前270年左右的拉丁詩人格涅烏斯·奈維烏斯（Gnaeus Naevius）和號稱「羅馬詩歌之父」的克溫圖斯·恩尼烏斯（Quintus Ennius，前239年—前169年）雖都曾用詩體的文字記述羅馬的歷史，但他們都是把它作為詩歌（文藝）作品來寫作的。當然，其中也肯定反映了部分歷史的實際。這些作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稱為史詩，它們可以為歷史學家提供原始的史料，但它們本身還不是歷史。有人因為詩人用歷史題材寫作便把他們說成是羅馬最早的歷史學家，這顯然是不妥當的。還有一些作家如克溫圖斯·法比烏斯（Quintus Fabius，公元前254年—？）、路奇烏斯·琴奇烏斯·阿利門圖斯（Lucius Cincius Alimentus，活動時期和法比烏斯大略相當）、奧路斯·波斯圖米烏斯·阿爾比努斯（Aulus Postumius Albinus，公元前151年度執政官）和蓋烏斯·阿奇利烏斯〔Gaius Acilius，曾為公元前155年參加雅典哲學家使團的卡爾涅阿德斯（Carneades）作過翻譯〕，他們都用希臘語撰寫過羅馬古代的歷史，但是它們的讀者對象更多是被羅馬征服的希臘人，是一種為羅馬的統治辯護，宣揚羅馬聲威的政治宣傳品，而且由於作者所受的都是希臘教育，所以撰史時使用的也是那種偏重於講故事的希臘化手法，這種作品不能被承認為真正的歷史作品，因而不能把它們歸入羅馬史學的體系之中。瑪爾庫斯·波爾奇烏斯·加圖（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年—前149年）即歷史上所說的大加圖或監察官加圖是羅馬的第一位用拉丁散文撰寫羅馬歷史的人。他是一位正統的、保守的羅馬人，對羅馬文化中的希臘影響一向深惡痛絕，而寧肯保持羅馬粗獷質樸的特色。在文化方面，重要的是他制定了散文的拉丁語；羅馬人對希臘取得的勝利使他不能容忍羅馬人繼續用希臘語寫作。他寫了一部7卷的《羅馬歷史源流》（Origines），時間從義大利和羅馬的早期歷史一直到他當代。他的作品不是古老的編年體而是分成若干題目來敘述的，文字雖然樸拙，但是已經有了真正史書的規模，只是在取材方面，除了羅馬的有關文獻之外，仍然不能不借重於希臘人的作品。可惜全書已失傳，只有片斷保存下來。在大加圖的影響下，用拉丁散文撰史的他的同時代人還可以舉出路奇烏斯·卡西烏斯·赫米那（Lucius Cassius Hemina）和格涅烏斯·蓋利烏斯（Gnaeus Gellius）。這兩位老編年體作家也都系統地記述了從早期到他們當時的羅馬歷史，這些作品本身雖然沒有傳下來，其內容卻部分地保留在後來的歷史作品裡。以上就是撒路斯提烏斯撰史時我們所能了解到的羅馬史學情況。如果他也想寫一部從古代以來的通史的話——他的老師阿泰烏斯·腓洛洛古斯已經為他提供了一份提綱——那麼他所能依據的拉丁文獻實在有限，而只能照抄希臘語作品裡提供給他的大量「演義」。對於通曉希臘語的撒路斯提烏斯來說，這方面的材料當時不但很多，而且是很容易獲得的。且不說這些材料大都沒有什麼依據，那些為貴族樹碑立傳的東西肯定是不合平民派撒路斯提烏斯的口味的。而且從他的著作我們可以看到，他不是為撰史而撰史，而是要通過這一活動施展他另一方面的抱負，儘管他說他已經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動。如何通過撰史表現自己的信念以及他對撰史的看法，他在《喀提林陰謀》的開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們的全部力量既在於精神，也在於肉體。我們使精神發號施令，肉體則俯首聽命。精神是我們和諸神共有的，肉體則是我們和禽獸所共有的。因此我認為我們應當用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用肉體的暴力去尋求榮譽，這樣我們才可以使自己儘可能長久地名垂後世（重點引者所加，下同），因為我們享受的一生是短促的。要知道，從財富和美貌得來的聲名是轉瞬即逝的和脆弱的。而只有崇高的德行才是光榮的和不朽的財富。」 [21] 「……為國家干一番事業當然是光榮的，而以語言文字服務於國家也不是一件壞事；在和平時期與戰爭時期人們都可以使自己成名。不僅是建功立業的人，就是記述別人的功業的人往往也受到我們的稱許。就我個人而論，雖然我十分清楚，撰寫歷史的人和創造歷史的人絕不可能取得同樣的榮譽，但是我仍認為撰寫歷史是極為困難的一件事。這首先是因為他的文筆必須配得上他所記述的事情；其次是因為，倘若你對別人的缺點進行批評，大多數人就會認為這樣做是出於惡意和嫉妒。此外，如果你記述了傑出人物的豐功偉績，則人們只有在他們認為你所說的事情他們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時候，才願意相信你，一旦超過這個限度，則他們便認為你的話即使不是荒謬的，也是憑空捏造的了。」 [22] 但是要堅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又不致被人指為荒誕無稽，那麼就以記述自己親歷的事情為好，而自己這時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條件來實現自己的志願：「……在經歷了許多困難和危險之後，我的心情歸於平靜並且我已決心從此再也不參與政治生活……我決心回到我過去嚮往的志願上來，而不祥的野心曾使我偏離這一志願；我決心撰述羅馬人民的歷史，把我認為值得後人追憶的那些事情挑選出來，筆之於書。而我之所以對這一工作抱有信心，是因為這時我個人已經不再有所希求，不再有所恐懼，不再有派系的偏見。」 [23] 由於他本人受過希臘教育，接觸過希臘的史書，對比之下，羅馬人在撰史方面更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像他所說：「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跡確實是相當偉大而又光榮的，儘管如此，它們實際上也不是像傳聞中描寫的那樣出色。但是由於雅典產生過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業便被認為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這樣看來，成就事業的人們的功績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過是有偉大的作家能夠用頌揚的文字對事業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羅馬人民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有利之處，因為他們中間最有才能的人們總是從事於實際的事務，他們總是要在身體力行的情況下使用他們的頭腦；最優秀的公民重視行動而不喜空談，他認為他自己的英勇行動應當受到別人的稱讚，而不應由他本人來記述別人的英勇行動。」 [24]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當時已有的大量用希臘語寫的有關羅馬歷史的著作只起一種宣傳作用，根本不能同希臘本身的偉大歷史作品相提並論。那裡面的不少捏造和模仿的劣品，根本不能當作歷史來對待。至於早期詩體拉丁語的有關神話歷史傳說的記述，也還太原始、太簡陋、大零碎，難以列入史書之林。難怪撒路斯提烏斯會發出羅馬無史書的慨嘆了。幾百年前的史料既然大半毀於高盧之劫，而抄錄那些編造的故事又於心有所不安，撒路斯提烏斯只能從身邊的歷史來著墨。喀提林的陰謀是他親眼目睹的，裡面的不少當事人是他的朋友；朱古達的戰爭雖然早一些，但是他可以得到不少有關資料，許多親歷此事的老一輩人還有在世的，更何況他在北非擔任過長官，熟知那裡的風土人情，所以寫起來也更覺親切。《歷史》各卷的內容也有不少是他親歷的（前78年到前66年），得心應手當不在話下。至於撒路斯提烏斯為什麼先從記述喀提林的事件著手，據他自己說，「這是特別值得追憶的一個事件，因為那罪行和由此而產生的危險都具有非同尋常的性質」 [25] 。他寫作這篇專題的歷史著作時不但可以依據他可以看到的大量文獻（如元老院的命令，西塞羅已發表的演說等等），還可以向有關人員查詢，比如有關克拉蘇是否參加了陰謀的問題，他就直接向克拉蘇本人打聽過。所以說，儘管他的作品仍然存在著許多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總的說來，無論作為歷史，還是作為文章，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都是備受後代重視的重要文獻。作為用散文寫作的歷史學家，撒路斯提烏斯直接的源流應當說是老加圖。觀點不用說了，就是文字也有明顯的繼承關係，乃至攻擊他的人竟說他抄襲監察官加圖的作品 [26] 。比如拉奈烏斯就說他是「古人、特別是加圖的語言的一個無知的抄襲者」 [27] 。但關於他在史學中的地位，羅曼卻說：「……當撒路斯提烏斯不得不放棄一切政治活動的時候（即公元前45年），他決心從事撰述；這時羅馬還沒有一位歷史學家配得上這個名稱。」 [28] 這實際是把他說成是羅馬的第一位真正的歷史學家了。另一方面，撒路斯提烏斯受希臘歷史著作，特別是修昔底德著作的影響也是無可懷疑的。這一點我們在後面還要談到。關於喀提林陰謀下面我們就簡略介紹一下喀提林陰謀這一事件本身。喀提林的陰謀是在共和國末期羅馬表面上繁榮而內部動盪不安，即將發生巨大變革的前夕發生的。這時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呈現錯綜複雜的局面。代表保守力量的元老院和勢力急速擴大的龐培，龐培和克拉蘇，龐培和後來異軍突起的愷撒，克拉蘇與愷撒同元老院貴族乃至民主派，都存在著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矛盾關係。所以出現了這樣的現象：貴族出身的愷撒成了民主派，騎士等級出身的西塞羅卻持正統的保守立場。喀提林的陰謀就是這種錯綜複雜形勢的一個爆發點。路奇烏斯·塞爾吉烏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公元前108年出生在一個有廣泛上層聯繫，但是破落的貴族之家。他在不久前的內戰里站在蘇拉一面，是一位賣力的打手。蘇拉獨裁進行大屠殺大沒收（公敵宣告）時，喀提林又是他的一個急先鋒，這期間他當然撈到了不少的油水，但總的說來沒有受到蘇拉的重用。他什麼時候開始從政，史無明文，但公元前68年他已經是行政長官了；公元前67年他從阿非利加長官任上返回羅馬後曾因勒索罪而被控於法庭，因此在公元前66年提出競選公元前65年度的執政官時，他的訴訟問題因尚未了結而被取消了競選資格。由於羅馬當時外放者幾乎無人不貪贓枉法，因而行省長官回來後被控乃是常見的情況，對這一問題本來是可松可緊的，偏偏主持此事的執政官沃爾卡奇烏斯·圖利烏斯（Volcacius Tullius）對此毫無寬假之意，就和對待另兩名候選人普布利烏斯·奧特洛尼烏斯·帕伊圖斯（Publius Autronius Paetus）和普布利烏斯·科爾涅利烏斯·蘇拉（Publius Cornelius Sulla）（獨裁官蘇拉的侄子）一樣。後兩個人也是在當選之後因發現有行賄行為而按照公元前67年的卡爾普爾尼烏斯法（Lex Calpurnia）被取消了執政官職位和元老資格的。這一點只反映出派別鬥爭的激烈而並不說明這個「可以出售的」羅馬在政治上已經有了執法嚴明的跡象。但使他們極為惱火的卻是，就在不久之前，公元前67年度的執政官、兩個保守派蓋烏斯·卡爾普爾尼烏斯·皮索（Caius Calpurnius Piso）和瑪爾庫斯·阿奇利烏斯·格拉布里歐（Marcus Acilius Glabrio）正是通過明目張胆的行賄而「當選」的。其實這些當選的執政官幾乎都是權門子弟，高級官吏的職位照例是由他們包辦了的。這些人就像在《朱古達戰爭》里馬略的演說中所描寫的那樣：「我個人就知道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在當選為執政官之後才開始首次誦讀我們祖先的歷史和希臘人的軍事論文…… 「他們的祖先把他們所能留給後人的東西全留給了他們——財富、胸像、關於他們自身的光榮的回憶；但是他們卻沒有給後人留下品德，而且他們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只有品德是不能像禮品那樣授受的。「……他們那些人間最無恥的人用他們的罪行玷污了他們自己之後，竟還要奪取有道德的人們應得的報償！」 [29] 但這些權貴之間相互斗得也是十分兇狠的。兩位落選的執政官竟想組織暴徒，讓他們在通過補充選舉當選的執政官路奇烏斯·奧列利烏斯·科塔（Lucius Aurelius Cotta）和路奇烏斯·曼利烏斯·托爾克瓦圖斯（Lucius Manlius Torquatus）元旦就職並同元老院成員見面（在朱庇特神殿）時殺死他們，並奪取他們的棍束（執政官的權力標記）。他們的氣焰極為囂張，奧特洛尼烏斯本來就是個好惹是生非的人，負了一身債的喀提林更是干起壞事來百無禁忌，所以新任的執政官在元老院的關照下作了相應的防範。即使按照撒路斯提烏斯在《喀提林陰謀》里的說法， [30] 這一暴力行動後來延期到元老院開會的2月5日，但終歸還是失敗了。歷史上這所謂的第一次喀提林的陰謀，其主角其實並不是喀提林，喀提林只是一個參加者，是蘇拉出錢拉來的一名打手。其餘的參加者我估計也都是那些破了產的貴族子弟。我甚至懷疑這甚至算不上陰謀，而是一種表示不滿的武裝威脅，只是想給新執政官一點顏色看看而已，因為不可能有這樣明目張胆的「陰謀」。在奧特洛尼烏斯·帕伊圖斯為行賄事受到審判時，他便有了利用自己的劍奴衝散法庭的打算。這時的選舉沒有一次不是刀光劍影、殺氣騰騰的，受到政敵的武裝威脅和人身傷害已經是家常便飯。這次許給喀提林的報償是支持他競選公元前64年度的執政官。許給另一個參加者格涅烏斯·卡爾普爾尼烏斯·皮索（Gnaeus Calpurnius Piso）的報償是使他去兩西班牙（遠、近西班牙）任長官。這場官司從公元前65年一直拖到第二年；對喀提林來說，競選公元前65年度執政官的資格被取消後，競選公元前64年度執政官的機會也隨之成為泡影。當選公元前64年度執政官的是路奇烏斯·優利烏斯·愷撒（Lucius Julius Caesar）和蓋烏斯·瑪爾奇烏斯·費古路斯（Gaius Marcius Figulus）。路·優·愷撒就是蓋烏斯·優利烏斯·愷撒在高盧作戰時擔任過他的副帥的那一位，也可稱得是一位戰將了。喀提林據說還是用金錢才擺脫了訴訟的困擾的。一身是債的喀提林哪裡有錢去競選執政官，去賄賂別人？從個人來說，像喀提林那樣的貴族家庭出身的人只要不揮霍、不放蕩，要競選執政官的錢和其他條件是會有的，做一任執政官也是不成問題的。現在他通過不正當的途徑弄來的錢揮霍光了，就只好指望再以同執政官（proconsul）的身份外放再去搜括一筆錢。另一方面，從更高的層次來看，克拉蘇為了同正在外面的龐培相抗衡，他也有必要在羅馬拉攏一些鬧得起來的幫手，所以看來克拉蘇和蘇拉都給過他經濟上的支援是沒有問題的。至於正在高級營造官任上的愷撒，他為了討好民眾，把自己的產業花光了之後自己還負了債，當然沒有幫助喀提林的力量。競選公元前63年度執政官的有7人，除了喀提林之外，他們是瑪爾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蓋烏斯·安托尼烏斯·敘布里達（Gaius Antonius Hybrida）、普布利烏斯·蘇爾皮奇烏斯·伽爾巴（Publius Sulpicius Galba）、路奇烏斯·卡西烏斯·隆吉努斯（Lucius Cassius Longinus）、克溫圖斯·科爾尼奇烏斯（Quintus Cornicius）和蓋烏斯·李奇尼烏斯·撒凱爾多斯（Caius Licinius Sacerdos）。其中以喀提林、安托尼烏斯和西塞羅三人占較大優勢。喀提林門第高貴、聯繫廣泛、活動能力強，這一點連撒路斯提烏斯也不能不承認，再加上有後台在經濟上給予支持，應當是一個熱門。安托尼烏斯是死在馬略的屠殺之手的那位大演說家瑪爾庫斯·安托尼烏斯（Marcus Antonius）的兒子，此人也有一擲千金的浪蕩公子的一面，一度曾被元老院開除（公元前70年），但他和喀提林氣味相投，他們正是聯合在一起競選執政官的。安托尼烏斯的父親是元老院權貴的代表人物，所以有元老院的後台，在選舉中自然也占有優勢。西塞羅因其學識與口才早已聲名卓著，他雖然沒有門第的有利條件，但是比起善於搗亂的喀提林來，人們認為這個「新人」卻更保險一些。對於不久之前的血腥的動亂，人們是記憶猶新的。可以說，正是喀提林的囂張氣焰促成了西塞羅的當選。在《喀提林陰謀》中，西塞羅是和喀提林針鋒相對的重要人物，而由於我們把西塞羅的四篇著名的反喀提林演說，作為配套的參考文獻一併介紹過來，所以有必要對西塞羅略作介紹以幫助讀者深入理解本書。西塞羅公元前106年1月3日生於羅馬東南，利里斯河（Liris）東岸的一個小市鎮阿爾皮努姆（Arpinum，今天叫阿爾皮諾，Arpino）的一個騎士等級的家庭。阿爾皮努姆位於拉提烏姆界內，是沃爾斯奇人的住區。這個小城鎮的居民自公元前188年以來便取得了充分的公民權。在西塞羅的青少年時代，它已經是一個自治市了。這個小城鎮產生過在羅馬史上起有舉足輕重作用的兩位大人物：馬略（《朱古達戰爭》的主要人物之一）和西塞羅。有人說馬略和西塞羅還有親屬關係，這樣愷撒也和西塞羅有親屬關係了，這當然是可能的，但具體情況我們已不得其詳了。西塞羅的家庭是那種比較富裕而且又有教養的騎士家庭，所以他們的愛好文學的父親在羅馬的卡里奈（Carinæ）購置了一所房子以便使西塞羅和比他小4歲的弟弟克溫圖斯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著名的演說家瑪爾庫斯·安托尼烏斯（公元前99年度執政官）、路奇烏斯·克拉蘇（公元前95年度執政官）和占卜官克溫圖斯·穆奇烏斯·斯凱沃拉（Quintus Mucius Scaevola， Augur，著名法學家，公元前117年度執政官）都是西塞羅的父親的朋友，可見西塞羅在有高層次交往的家庭里從小便受到不尋常的薰陶。但是西塞羅在他的作品裡很少提到他的母親赫爾維婭，只是他的弟弟曾說過母親持家有方。西塞羅的父親據說死於公元前64年，即西塞羅任執政官的前一年 [31] 。西塞羅在學校時便顯示出過人的天才，《西塞羅傳》的作者普魯塔克告訴我們：「他們（西塞羅的同學的父親——引者）就是為了看一看西塞羅並且了解一下他的敏悟和學習的能力而經常到學校來的。」 [32] 少年的西塞羅便已經出名到如此程度。西塞羅才智過人，勤奮好學，在羅馬的那個環境中又得到過希臘名師的指點，據我們所知就有伊壁鳩魯派的哲學家斐德羅斯（Phaedrus，約前140年—前70年，西塞羅對他的學說雖並不完全同意，但對其人還是十分尊重的）、第四學園的創立者拉里撒人腓隆（Philon，前160年？—前80年，他是公元前88年因米特拉達特斯戰爭的爆發而逃到羅馬來的）、斯多噶派哲學家狄奧多托斯（Diodotus，從前85年西塞羅便從他受業，兩年後他被請到西塞羅家裡來）、修辭學家阿波羅尼烏斯·摩隆 [33] （Apollonius Molon，此人前87年和前81年曾兩次來羅馬講學，後來西塞羅又去羅德斯向他問學）、阿斯卡隆人安提奧庫斯〔Antiochus，腓隆和斯多噶派姆涅撒爾庫斯（Mnesarchus）的學生，公元前78年西塞羅因病東行時，曾在雅典聽他講課〕、修辭學家德米特里烏斯（Demetrius）等人。此外在青少年時期他還有機會聽到諸如瑪爾庫斯·安托尼烏斯和路奇烏斯·克拉蘇這樣一些大演說家的演說，這一切都大大有助於他日後取得突出的成就。西塞羅並沒有積極地投身於內戰。公元前89年他只在龐培·斯特拉波（Pompeius Strabo，他是格涅烏斯·龐培的父親，是當年的執政官）的麾下服役過一個短時期，但很快他就轉到學習方面去了。據普魯塔克的說法，他「看到事情會發展成一場內戰，而內戰又會演變成不折不扣的專制，於是他便轉而去過一種寧靜的冥思的生活，同有學問的希臘人交往並專心致志地研究學問直到蘇拉控制了局勢而國家似乎安頓下來。」 [34] 由於這時格涅烏斯·龐培也在他父親的麾下服役，所以西塞羅肯定會認識這個和他同齡的青年並奠立了友誼的基礎。此外，從西塞羅後來的行為來看，他不參加內戰並不是出於逃避亂世的清高思想，而更多是為了利用青年時期做更堅實的準備，以便將來大顯身手。果然公元前80年他因為替名演員克溫圖斯·羅斯奇烏斯·伽路斯（Quintus Roscius Gallus）辯護而聲名大振。要知道，指控羅斯奇烏斯犯有弒親罪行的是獨裁官蘇拉和他所寵信的被釋奴隸克里索果努斯（Chrysogonus） [35] 。被告孤立無援，誰也不敢出來給他講話，而年輕的西塞羅在這時卻成功地為他進行了辯護，這不但表現了他的出色的語言和辯護功力，更重要的是他表現了不畏權勢的高貴品質。更有意思的是，在敢於觸犯掌握生殺大權獨裁者的蘇拉這一點上，西塞羅和龐培有其相似之處，他們都是從青年時起便表現了不平凡的氣概，不是那種卑微瑣屑之輩。公元前79年他離開羅馬渡海去東方的希臘，普魯塔克說他是因為害怕蘇拉 [36] ，如果是這樣，他本來是可以不為羅斯奇烏斯辯護的，更何況去東方也並不能解決逃避蘇拉的問題。事實上恐怕還是他自己所說的為了恢復一下體力，同時在東方他能繼續深造。他同特倫提婭結婚的年代史無明文，可能是在他東行之前即公元前80年或公元前79年，也可能是在他從東方返回之後即公元前77年。他的女兒圖利婭生於公元前76年左右，也正是他按法定年齡正式開始從政的一年，就是說，在這一年他擔任了財務官。公元前70年他在反對西西里長官蓋烏斯·維爾列斯（Gaius Verres）——他曾在此人手下任職——的訴訟中以無可反駁的證據使得當時最有權威的演說家克溫圖斯·霍爾田西烏斯·霍爾塔路斯（Quintus Hortensius Hortalus，前114—前50年）也不得不放棄為維爾列斯辯護。這一辯護行動確立了西塞羅在羅馬同霍爾田西烏斯分庭抗禮的地位。公元前69年他任高級營造官，這是個花費很大的官職，愷撒曾因擔任這一官職而把整個家當花光，還負了很多債。西塞羅則自稱在這一任上他沒有花很多錢 [37] ，但普魯塔克認為這是因為得到了感恩的西西里人的幫助 [38] 。公元前66年他擔任行政長官。作為一個被權貴視為異己的騎士等級出身的人，在仕途上這差不多是最高的限度了。要知道，執政官的官職是一直壟斷在元老院權貴集團手裡的。西塞羅在7個候選人當中是真正具備一切條件的，他唯一的不利之點，就是他沒有做過元老的祖先，但單是這一點就很難使他在執政官的競選中有出頭的機會。正如G．C．里查茲（G．C．Richards）所說：「如果他（西塞羅——引者）的主要對手不是喀提林，他就很難當選為公元前63年度的執政官；因為先前的蘇拉派喀提林由於公開提出取消債務（novae tabulae）而在元老院的眼裡成了危險人物。另一方面，西塞羅作為騎士等級的代表則是安全的。」科瓦略夫也是這樣看法：儘管西塞羅才華出眾，極負盛譽，但限於出身，元老院集團並不是特別中意於西塞羅，而所以終於選他是兩害之中取其輕的意思 [39] 。元老院正是在喀提林要鋌而走險的危急時刻為了本身的利益才把西塞羅推到第一線去應付的，這和北方吃緊時，馬略再次當選執政官是多麼相似！喀提林競選公元前63年度執政官失敗之後，接著又宣布競選公元前62年度的執政官。他打出的是為民請命的牌子，實際上首先是使自己擺脫困境，而像他這樣慾壑難填的人除了當選執政官後到行省再去搜括一番之外是沒有別的出路的。這也正是他為什麼死乞白賴地非要把執政官職位弄到手的原因。跟隨他鬧事的那一群人的上層分子，其中包括現任的行政長官朗路圖斯，也都是情況和喀提林差不多的負債纍纍的貴族分子。他們在經濟上也都已處於山窮水盡的地步，所以想再掀起一次動亂，像蘇拉專制的時期那樣，乘機發一筆橫財供他們繼續揮霍。西塞羅懂得讓喀提林當選公元前62年度的執政官會引起怎樣的後果，又了解喀提林和蓋烏斯·安托尼烏斯的前面提到的那種關係；而且安托尼烏斯和喀提林勾結起來競選執政官也和那些權貴一樣，無非是為了一個「利」字。為了分化他們，切斷自己身邊的這個內線，西塞羅把應當屬於他的馬其頓行省主動讓給了安托尼烏斯，讓他至少保持中立也好。這就等於把一塊肉骨頭拋給狗，讓它到一邊去吃，不再會給自己帶來麻煩。馬其頓行省是個盛產牲畜、穀物、水果、木材的國土，它的銀礦在羅馬世界也是有名的。讓出馬其頓這一點也證明，西塞羅從政有他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他絕不是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人。另一方面，作為執政官，他時時對喀提林加以防範。喀提林以其門第和他的廣泛的社會聯繫根本不把這位「新人」出身的執政官放在眼裡，所以他反對西塞羅的活動幾乎可以說是明目張胆、肆無忌憚的，這一點西塞羅本人的演說可以證明。喀提林一方面忙於競選；一方面暗中作軍事準備，他的根據地是埃特魯里亞北部的城鎮費祖萊，負責那裡的軍事行動的是蘇拉過去的一名百人團長蓋烏斯·曼利烏斯，此人也是因為揮霍無度破了產之後才和喀提林勾結在一起的。西塞羅買通了一個名叫富爾維婭（Fulvia）的妓女，並通過她買通克溫圖斯·庫里烏斯，作為自己在陰謀者當中的內線 [40] 。富爾維婭是參加陰謀的克溫圖斯·庫里烏斯（Quintus Curius）的情婦。庫里烏斯氣焰甚為囂張，不懂得迴避和保密，因此陰謀的內情他都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富爾維婭，隨之也便傳到西塞羅那裡去。公元前63年9月下旬或10月間，西塞羅根據他了解到的情況向元老院報告了喀提林準備奪取政權和取消一切債務的陰謀的詳情。緊接著元老院在第二天召開會議討論局勢，為此而決定推遲執政官的選舉。喀提林參加了這次會議，西塞羅在《為穆列納的辯護詞》（Oratio M．Tullii Ciceronis pro L．Murena）里對這一天喀提林的表現作了描述：「……因此在第二天，在一個擁擠的元老院（除去元老之外還有站在外面的旁聽者——引者）里，我指名要喀提林談一談人們報告給我的那些事情，如果他想談的話。於是他像他一貫那樣毫無保留，一點也不給自己辯解，他並且提出了不利於自己的證據而以身試法。當時他竟然揚言國內有兩個身體，一個身體孱弱，頭腦也不靈；另一個健壯，但是沒有腦袋（unum debile infirmo capite，alterum firmum sine capite）。而只要他活著，如果這個身體理應得到他的支持的話，它是不會缺少這個腦袋的。擁擠的元老院雖然一致發出不滿的聲音，但依然沒有作出與這一侮辱言辭相適應的嚴厲決定，因為有些元老認為這根本沒有什麼可怕，因此沒有鼓起勇氣來作出決議。還有些元老是因為他們的膽子太小了。他得意洋洋地衝出了元老院，而按道理是根本不應當讓他活著離開元老院的，特別是因為就是這個人，幾天前在同一會場上，由於那位極為勇敢的加圖說要公開審判他，他竟然對加圖說，如果加圖想使任何大火燒向他的財產的話，那他就不是用水而是用全面的毀滅來撲滅這場大火！」 [41] 執政官的候選人在元老院的這種表現，哪裡像是搞陰謀，而是公開宣傳他想做的事情。因為他知道，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權貴的貪贓枉法和沉重的債務早已是無法忍受的了。不過話雖然講得厲害，行動卻沒有跟上。再加上西塞羅作了相應的嚴密的防範，還是舉行了第二年執政官的選舉。在場主持的西塞羅如臨大敵，他在長袍下穿了全副鎧甲並且有武裝的侍衛嚴加保護 [42] 。喀提林的不顧後果的做法雖然在破產者上層贏得了一部分擁護者，但是對殘酷的內戰記憶猶新的一般平民畢竟是害怕喀提林再度挑起內戰的。選舉的結果是喀提林再度落選。當選公元前62年度執政官的當然還是以元老院權貴為背景的人物，這表明了加強同喀提林的對立的勢態。至少在近期，元老院權貴對局勢的控制是不成問題的。當選的執政官是路奇烏斯·李奇尼烏斯·穆列納（Lucius Licinius Murena）和德奇姆斯·優尼烏斯·西拉努斯（Decimus Junius Silanus）。穆列納遠不是一個乾淨人物，但他卻因西塞羅的一篇家喻戶曉的辯護演說（Oratio pro L． Murena）而成為拉丁文獻里的知名人物。公元前65年穆列納任行政長官之後，第二年外放山北高盧任行省長官。競選這年他剛剛從任地返回，當然腰纏萬貫，有足夠的經費競選；果然他在「當選」公元前62年度執政官之後，就被加圖和蘇爾皮奇烏斯指控有行賄行為。不過這時喀提林的問題風聲正緊，西塞羅不願樹敵過多，竟然違心地替他辯護，使他免遭追究。好在他的原文具在，其中頗有詭辯之處和玩弄辭藻之嫌，不過這在西塞羅只能是白玉之瑕，我們不必深責了。另一位執政官西拉努斯，當時可說是聲名顯赫，但在歷史的天平上卻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的妻子塞爾維利婭（Servilia）也是當時權貴集團里的一位實力派人物。她和前夫瑪爾庫斯·優尼烏斯·布路圖斯（Marcus Junius Brutus）所生的同名的兒子，就是作為謀刺愷撒的集團的領袖的那個布路圖斯。但是人所共知，塞爾維利婭又是愷撒的情婦，所以說布路圖斯實際上是愷撒的親生子的傳聞便不是無稽之談了。西拉努斯的三個女婿也都是知名人物：後三頭之一的瑪爾庫斯·埃米利烏斯·雷比達（Marcus Aemilius Lepidus）、公元前48年度執政官普布利烏斯·塞爾維利烏斯·瓦提亞·伊掃里庫斯（Publius Servilius Vatia Isauricus）和謀殺愷撒的集團的另一個領袖人物蓋烏斯·卡西烏斯（Gaius Cassius）。喀提林的再次失敗使他加緊採取了極端的行動，因為他總之是走投無路了。如上所述，喀提林依靠的一支主力就是曼利烏斯在埃特魯里亞北方糾合的一支殘缺不全的隊伍。追隨他的大都是負債纍纍的蘇拉舊部。此外還有不甚可靠的坎佩尼亞的劍奴。洛德（E．Lord）認為站在他的一面的力量還有卡爾普爾尼烏斯·皮索（Calpurnius Piso）和普布利烏斯·西提烏斯（Publius Sittius）。實際上皮索在公元前64年已經在西班牙遇害。克拉蘇雖然通過元老院把皮索作為同行政長官的財務官派往近西班牙以抗衡未來龐培的勢力，但事實證明這個皮索只有搗亂而沒有治軍的本領 [43] 。西提烏斯在西班牙和瑪烏列塔尼亞的情況又如何呢？他是公元前64年去了西班牙的，但是連最注視喀提林的陰謀動向的西塞羅也不同意西提烏斯和陰謀有牽連。正如他在《為蘇拉的辯護詞》（Oratio pro Sulla ）里所說的：「……西提烏斯是被他（指蘇拉——引者）派到遠西班牙製造麻煩的。首先，公民們，西提烏斯是在路奇烏斯·優利烏斯 [44] 和蓋烏斯·費古路斯擔任執政官的一年 [45] 離開的，這是在喀提林發瘋和人們對陰謀有任何懷疑之前的某些時候。這不是他第一次去，幾年前他由於同樣的理由到過同樣的地方，而且只是由於一個原因，一個必要的原因，這就是為瑪烏列塔尼亞的國王締結一項十分危險的契約。而且在西提烏斯走後，負責管理和經營他的財產的蘇拉賣掉了他的許多最精美的別墅並且清償了他的債務；這樣使別人犯罪的理由——保存他們的財產——對西提烏斯便不復存在……」因此喀提林的主要支柱還是城市裡沒落貴族的上層，而且只有上層那麼一點點人。曼利烏斯的駁雜的隊伍既缺糧又無錢，武器也不足，這種情況不容許他們拖延發動的時間，因此陰謀者決定：公元前63年10月27日曼利烏斯的隊伍向羅馬發動進攻。喀提林第二天在羅馬城內接應，把所有的元老殺死。西塞羅從內線得到這個消息之後，便在10月21日召開元老院會議通報了全部情況。於是元老院宣布義大利處於戰爭狀態，並在第二天的會議上宣布授予執政官西塞羅以應付緊急局勢的全權（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這也就是在羅馬宣布了戒嚴令。但是元老院授予執政官的權限應當有多大，對這一點人們還有爭議。路奇烏斯·埃米利烏斯·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us）表示他要追究喀提林破壞和平的責任 [46] 。喀提林則表示願意接受監管，他甚至請求西塞羅本人對他實行監管，但是遭到拒絕，因為這樣做沒有法律依據。曼利烏斯在10月27日按計劃動了起來，可是羅馬方面直到11月6日喀提林才在元老瑪爾庫斯·波爾奇烏斯·萊卡家中召開秘密會議；會上擬訂了第二天凌晨刺殺西塞羅並占領全城的計劃。蓋烏斯·科爾涅利烏斯（Gaius Cornelius）和路奇烏斯·瓦爾恭泰烏斯（Lucius Vargunteius）自告奮勇地擔起了利用早上向西塞羅致意——這是對羅馬上層人物例行的禮儀——的機會去刺殺他的任務。得到消息的執政官早已作了準備，使來訪者吃了「閉門羹」，結果陰謀者的第一個重大舉動遇到了挫折。兩個人的出現證實了情報的正確；面對這一危急情況，西塞羅在朱庇特·斯塔托爾（Jupiter Stator）神殿召集了元老院的緊急會議（11月8日），發表了他那以著名的「喀提林，到底你還要把我們的耐性濫用到什麼時候？」（Quousque tandem abutêre nostra patientiâ， Catilina？）一句為開始的所謂《反喀提林第一演說》（Prima Oratio Marci Tulli Ciceronis in Lucium Catilinam ）。喀提林本人參加了這次會議，他想發言回答西塞羅，但是被元老們制止。西塞羅的意思是要他離開羅馬，這樣至少可以保持城內也就是後方的安寧。西塞羅在演說中雖然威脅說執政官可以處死他，但大家其中包括喀提林心裡都明白，西塞羅還不敢這樣做，因為他手裡沒有證據，況且元老院裡有很多人同喀提林是老相識並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人們所以恨他是因為他想重新挑起一場摧毀一切的內戰，這卻是人們無法接受的。如果西塞羅當真把喀提林逮捕，立刻會有保民官出來干預，熟知法律的西塞羅當然不會出此下策。不過他的氣勢逼人的演說——特別是那些排句的力量——還是達到了他的目的。喀提林果然在第二天去了曼利烏斯的營地。對喀提林來說，這一行動註定了其陰謀的失敗。第二天即11月9日西塞羅向羅馬人民發表了他的所謂《反喀提林的第二演說》（Secunda Oratio ad Quirites ）。他在演說中連用四個表示喀提林已經離開的詞（Abiit， excessit， evasit， erupit）來表示他那按捺不住的激動心情。他向人民說明他為羅馬都做了些什麼。但另一方面，他也了解這時人民的情緒。權貴的腐化墮落、貪贓枉法以及沉重的債務負擔使羅馬人民對喀提林恨不起來。元老院雖然作出了相應的決定，但西塞羅清楚，相當一部分的元老實際上是同情喀提林的，只是不同意喀提林的過火的做法而已。留在城裡的陰謀者的首領普布利烏斯·科爾涅利烏斯·朗圖路斯·素臘（Publius Cornelius Lentul us Sura）出身名門，在陰謀者當中是資歷最高的。他是公元前71年度的執政官，後因道德敗壞被開除出元老院，但這時他又是現任的行政長官了。作為現任的高級官吏而參加反政府的活動，那情況當然就更加嚴重了。他之所以鋌而走險，除了個人野心之外，經濟上的窘迫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此人是個終日昏昏然只知貪圖享受的傢伙，共和國末期的高級官吏的職位一般就是由這類權貴門第出身的酒囊飯袋所包辦的。正是和他們相比，像愷撒、西塞羅之流具有真正共和風範的人物顯得特別不同凡響。正在這個時候，山北高盧的一個部族阿洛布羅吉斯人（Allobroges） [47] 派使節到羅馬來，控告羅馬統治者和高利貸者對他們的壓榨。陰謀者在羅馬廣場遇到阿洛布羅吉斯人的使節之後便同他們聯繫上了。過去高盧人的入侵曾是羅馬人的一場噩夢，這時高盧人的問題仍是羅馬人感到頭痛的問題。現在高盧人的使節來了，又是控訴羅馬人的暴政的，陰謀者當然要利用他們的這種反羅馬的情緒。使節們剛剛聽到要他們參加陰謀的建議時表示了很大的興趣，但是在權衡了利害得失之後還是不敢冒險從事。他們通過他們的保護人法比烏斯·桑伽（Fabius Sanga） [48] 向西塞羅報告了這件事。西塞羅當即指示要阿洛布羅吉斯人將計就計繼續和陰謀者周旋，以便取得確證。阿洛布羅吉斯人按照指示，從陰謀者手中取得了確證，然後在12月2日的晚上在沃爾圖爾奇烏斯的陪伴下離開羅馬。沃爾圖爾奇烏斯還帶了朗圖路斯寫給喀提林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喀提林把奴隸也編入自己的隊伍。西塞羅這邊則把兩位行政長官路奇烏斯·瓦列里烏斯·佛拉庫斯（Lucius Valerius Flaccus） [49] 和蓋烏斯·彭普提努斯（Gaius Pomptinus）安置到使節的必經之路穆爾維烏斯橋的兩側準備截擊。一旦受到阻截的使節了解到是怎麼一回事時當場就投降了，看到事情已經敗露的沃爾圖爾奇烏斯也乖乖地束手就擒了 [50] 。這時大約是12月3日的早上3點鐘，因為是冬天，所以天還是黑的。被截獲的信給西塞羅原封未動地送到在協和神殿召開的元老院會議的會場上去。接著從陰謀者凱提古斯家中又搜出了大批武器。陰謀分子受到審問時，他們不得不承認那封印是他們原來的，信是他們親筆寫的。這樣一來，在書信當眾宣讀之後，他們的罪證就確鑿了。擔任行政長官的朗圖路斯只好交卸自己的職務並且和其他的陰謀者一道分別接受一些著名元老的監管。元老院發布命令：以西塞羅的名義舉行一次向諸神感恩的活動。正如西塞羅自己所說，這是非軍事領袖從來沒有得到過的榮譽。緊接在元老院的這次會議之後，西塞羅而聚集在廣場上的民眾發表了所謂《反喀提林第三演說》（Tertia Oratio ad Quirites ）。演說有政府公報的性質。他向人民介紹了取得罪證的經過。在他拿出了真憑實據之後，才得到了人們的真正同情。第二天即12月4日，一個名叫路奇烏斯·塔爾克維尼烏斯（Lucius Tarquinius）的人被帶到元老院。據說此人是到喀提林那裡去時被捉住的。他說他是奉克拉蘇之命送信給喀提林的。但元老院立即否定了他的指控。同樣地，想把愷撒牽連進來的陰謀也沒有實現。元老院決定把賞金送給阿洛布羅吉斯人，已經定罪的陰謀者被宣布為叛國者。 12月5日早上，重兵守衛的元老院再次在協和神殿開會以決定在押陰謀者的命運。元老院發表意見按規定是按當選執政官、行政長官……、現任執政官、行政長官……以及前任的……次序發言。後發言的可以表示同意已有的意見或另行提出自己的建議，最後由主持人交付表決。上面提到的當選執政官西拉努斯首先發言。他建議處死朗圖路斯、凱提古斯、斯塔提利烏斯、伽比尼烏斯和凱帕里烏斯等人，其他4人一經拿獲也一併處死。另一位當選執政官穆列納和其他元老都同意他的意見。但是輪到當選行政長官愷撒時，他卻主張把犯人分到各自治市去加以終身囚禁，但是要沒收他們的財產，他的意見顯然對罪犯採取了同情的態度，他要求冷靜地對待引起全體人民的恐懼和憎惡的一個人的案件。他的發言理路清楚並具有說服力，乃至又有許多元老同意了他的看法。於是西塞羅發言，這就是所謂《反喀提林第四演說》（Quarta Oratio habita in senatu ）。他總結了愷撒的論據，但他個人則明確表示同意西拉努斯的意見，即使自己為此會遇到危險也在所不惜。繼而提比略·尼祿——後來的提比略皇帝的生父——又提出了折中的辦法，建議把囚犯關押到把喀提林打敗並取得更多罪證之後再予處理 [51] 。西拉努斯於是又表示同意尼祿的建議。這時西拉努斯處死犯人的意見有被否定的危險，看情況犯人至多不過是終身監禁罷了。但是輪到加圖發言時，形勢急轉直下。他堅決主張立即處死犯人並得到了元老們的同意 [52] ，而愷撒所能做的至多也不過是不使他們的財產被沒收罷了。結果絕大多數元老同意了死刑的決定。就在12月5日那天晚上，以朗圖路斯為首的陰謀者（凱提古斯、斯塔提利烏斯、伽比里烏斯和凱帕里烏斯）在西塞羅親自的監督下被絞死在古老的地牢圖利亞努姆（Tullianum）。西塞羅在行刑完畢離開時對在那裡圍觀的民眾只講了一個詞：Vixerunt，意思是「他們活過了」。元老院的辯論是撒路斯提烏斯書中最著力加以描述的部分，而把愷撒同加圖加以對比的描述尤其為畫龍點睛之筆 [53] 。作者用加圖的剛正反襯愷撒的仁厚，他同情誰是十分明顯的。公元前62年年初——具體日期未詳——喀提林終於和安托尼烏斯的隊伍展開了戰鬥。正如撒路斯提烏斯所說，他是在前後被堵截的情況下不得不背水一戰的 [54] 。喀提林的隊伍里的不堅定分子在聽到羅馬的5人被處死之後大都開了小差。但喀提林隊伍的骨幹在人數和武器都處於劣勢的情況下仍然進行了殊死的戰鬥。作者帶著感情寫出的戰鬥的十分精彩片斷，是拉丁文獻中的不朽之作。克拉蘇和喀提林陰謀的關係問題要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得不從喀提林的陰謀所處的更大的政治背景著眼，才能了解為什麼總是有人想把克拉蘇拉到陰謀裡面來。對於這一點，撒路斯提烏斯銳敏地察覺到了，所以在一個地方他以傳聞的方式指出：「當時還有一些人相信，瑪爾庫斯·李奇尼烏斯·克拉蘇對這一陰謀不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由於同他為敵的格涅烏斯·龐培正在統率著一支大軍，所以他希望看到有誰的勢力成長起來同他的對手的權力相抗衡，而這時他完全相信如果陰謀成功，他本人是很容易成為他們中間的一位領袖人物的。」 [55] 隨後在另一個地方，在涉及皮索的時候，作者先是說「這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傢伙，他窮而又好生事，他想推翻共和國是因為他需要錢而又品行惡劣。他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了喀提林和奧特洛尼烏斯，於是他們便同他一道在12月5日左右著手準備元旦那天在卡皮托利烏姆山上的朱庇特神殿殺死執政官路奇烏斯·科塔和路奇烏斯·托爾克瓦圖斯。當時他們設想由他們自己動手奪取棍束，並派皮索率領一支軍隊去兩個西班牙行省。但是這次的陰謀敗露了，謀殺的計劃於是推遲到了2月5日……」 [56] 喀提林和奧特洛尼烏斯有什麼權力能派皮索去西班牙率領一支軍隊？對此作者緊接著作了說明，這個說明正好說到了點子上：「後來，當時只不過是一位財務官的皮索在克拉蘇的支持下（重點號為引者所加）帶著同行政長官的頭銜和權力被派往近西班牙，因為克拉蘇知道此人乃是格涅烏斯 ·龐培的死敵。但是元老院卻十分願意把這個行省給他，因為他想用這個辦法把這個無恥之徒從政府所在地的羅馬送到遙遠的地方去。而且，許多貴族也認為可以在這個人身上找到一個能夠同這時權力已大得可怕的龐培相抗衡的力量。」 [57] 還有一件事更是直截了當地把克拉蘇拖在裡面：「第二天，一個名叫路奇烏斯·塔爾克維尼烏斯的人被帶到元老院來；據說這個人正在逃向喀提林那裡，他是被捉住之後，給帶回到這裡來的。……他還說瑪爾庫斯·克拉蘇曾派他去告訴喀提林，不要因為朗圖路斯、凱提古斯和其他陰謀參加者被逮捕而驚惶失措，而是要更快地到羅馬來，這樣他們便能使其餘人們的精神重新振作起來，並且他們能更容易地擺脫自己的危險。」 [58] 作為當時歷史的見證人，撒路斯提烏斯正確地從克拉蘇同龐培兩種力量對峙的背景來看待克拉蘇和喀提林陰謀的關係的問題。大家知道，喀提林在羅馬鬧得最厲害的公元前65年到公元前62年，正是聲名顯赫的龐培離開羅馬去東方作戰的日子。羅馬既需要他又害怕他，因為人們還沒有忘記不久前蘇拉從東方返回時的舊事。羅馬的每個上層人士都惴惴不安地擔心會有什麼不祥的事件發生。公元前70年和龐培一道擔任過執政官的克拉蘇尤其如此。在對付龐培這一點上，克拉蘇和元老院有其共同的利益，但就克拉蘇個人來說，他和元老院也有矛盾；對民眾的態度也是這樣，或聯合或利用或反對都以個人利益為準。克拉蘇出身有名的李奇尼烏斯家族（Licinia Gens），他的父親普布利烏斯·李奇尼烏斯·克拉蘇·狄維斯（Publius Licinius Crassus Dives）是公元前97年度的執政官 [59] ，隨後出任近西班牙長官，公元前93年舉行過一次凱旋式，公元前89年任監察官。克拉蘇的生年一般確定在公元前112年左右，但如果說他東征帕提亞人時已經超過60歲，那麼他的生年就應當是在公元前115年以前了。邁耶爾（Meyer）把他的生年定在公元前114年 [60] 。克拉蘇的父兄都死在馬略和秦納之手，所以是天然的蘇拉派。克拉蘇投向蘇拉時理所當然地受到蘇拉的特別尊重。羅馬科利努斯門一役，克拉蘇在蘇拉的決定性勝利中有回天之功，這一點蘇拉當然不會忘記。龐培雖然也出身執政官家庭，並且他父親本來也是反秦納的，但他本人由於不清楚的原因在公元前86年出現於秦納的營地，直到公元前83年他才徵募了三個軍團依附蘇拉。克拉蘇斯和龐培兩人在蘇拉麾下雖然都說得上是故功卓著，但論資歷龐培自然是要差一些。公元前72年，在對付斯巴達克起義的戰鬥里，當時任行政長官的克拉蘇以同執政官的頭銜接過了執政官路奇烏斯·蓋利烏斯·波普利科拉（Lucius Gellius Poplicola）和格涅烏斯·科爾涅利烏·朗圖路斯·克洛狄亞努斯（Gnaeus Cornelius Lentulus Clodianus）對斯巴達克作戰的統帥權。他補充了軍團，整頓了軍紀。他想把斯巴達克的隊伍封鎖在半島南端的企圖雖未能成功，但是奴隸隊伍中間的意見分歧卻大大地幫了他的忙，使他能將分裂出來的起義隊伍各個擊破。公元前71年春天的阿普利亞戰鬥實際上是奴隸起義的最後一戰，走投無路的奴隸隊伍6萬人遭到了全軍覆滅的命運。這是克拉蘇為羅馬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奉元老院之命在北方堵截的龐培隊伍比較容易地解決了北逃的起義殘部，這樣就給外界造成了這樣一個印象，好像正是由於龐培的介入，奴隸起義才徹底被鎮壓下去。龐培不費什麼氣力便和克拉蘇一道分享戰勝者的榮譽，這當然使克拉蘇極為惱火，一直耿耿於懷。克拉蘇當然也沒有忘記，公元前71年他競選第二年的執政官時，和他一道競選的卻是不但法定年齡不足，而且連正式的「仕途」（財務官、行政長官等等）都沒有經歷過的龐培。用蘇拉的有關年資的規定（lex annalis）來衡量，龐培本來是絕對沒有競選資格的。但是龐培的軍團在這裡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且龐培還宣稱要取消對於tribunicia potestas的一切限制，這當然會得到民眾的熱情擁護。因此元老院對此也只好聽之任之了。但克拉蘇在羅馬是占著另一種優勢的。蘇拉在公敵宣告中沒收的財產很多都被克拉蘇以低價買下。他還買了許多能建造房屋的奴隸，對殘破的房屋加以修葺重建，以致羅馬大部分房產都轉到他手裡。他還擁有土地和銀礦以及各種有專業知識的奴隸，加上他又極會經營，所以普魯塔克說他在東征時他個人的財產估計已高達7100塔蘭特。 [61] 此外，他雖然極為貪婪（普魯塔克說：「羅馬人說克拉蘇的許多優良的品質都被一種惡習所遮蔽，這就是貪婪；而事實看來似乎是他的品行中一種更加突出的惡習遮蔽了他的其他惡習。」 [62] ），但是他很會做人。他和剛愎自用的龐培不同，他擺出一副「謙恭下士」的神氣，從不拒絕任何來訪的外人，經常無息借錢給人們（但到期必須立刻歸還），願意為任何人盡心辯護。他對任何人，不論對方地位多麼低賤，也都在向他打招呼時還禮並且叫出對方的名字。如果一個普通羅馬人被一位大人物叫著名字打招呼或是有機會和這位大人物握一下手，他總是會對這位大人物有好感並感激不盡的。難怪後來帝國時期的詩人奧維德（Ovidius）在《愛的藝術》（Ars Amatoria）里就提到了這種想討好民眾的方法，並且明智地指出這種辦法惠而不費，而克拉蘇肯定是善於使用這種辦法的 [63] 。如果他記不住那麼多的人的名字，他可以像賀拉斯（Horatius）那樣 [64] ，買一個可以把他遇到的每一個人的名字告訴他的奴隸 [65] 。總之克拉蘇在羅馬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聲名顯赫的大人物，從元老到最底層，都同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隨便拿出對他來說是九牛一毛的一點錢就可以收買和籠絡一批批人。今天，面對著昔日一同在蘇拉部下作戰的小夥伴而今天聲名如日中天的龐培，再想起蘇拉過去的故事，克拉蘇自然不能不在羅馬有所準備，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面對實力日益強大，威望日益提高的龐培將來返回羅馬的前景，克拉蘇自己如何打算呢？首先自然是把元老院抓到自己手裡。大家知道，羅馬共和國的全名叫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縮寫為著名的S．P．Q．R．四個字母。它的意思是：「元老院和羅馬人民」。從理論上說，羅馬人民是主體，高級官吏代表人民行使職權，而元老院只是高級官吏的諮詢機構。但實際上，作為主人的人民除了表現為人民大會和羅馬廣場上熙來攘往的芸芸眾生之外，他們並不掌握實際權力。逐年更迭的高級官吏雖有實權，卻又不固定，相對穩定的只有元老院。元老院雖非行政機構，但內政外交軍事方面的決策都出自元老院，行省和附屬國居民有所請求也都是找元老院，元老院給人以後世政府的印象。雖然在馬略和蘇拉時期，元老院只表現為個人權力的工具，但在人民心目中元老院依然是權力重心之所在，誰掌握了元老院，也就掌握了政府的權力。後來在龐培和愷撒的鬥爭中，龐培過海東渡，元老院主要成員都隨他離去，好像羅馬政權的主流仍在龐培一方，但他的錯誤卻是放棄了羅馬這個重心的位置，從而給人以偏安的印象。愷撒取得統治大權之後立刻就把元老院補充起來作為安定人心的一種手段。至於克拉蘇，以他的經濟力量要想籠絡相當一部分元老是容易的，這一點具體表現在：當有人提出克拉蘇同陰謀有牽連時，整個元老院都為之譁然，繼而決定不但對這個問題不予討論，而且追究指使提出這個問題的人。說克拉蘇沒有具體參加喀提林推翻共和國的陰謀看來是正確的，但克拉蘇一直在資助著喀提林進行政治活動這一點在當時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要在一旦需要的時候（比如在對付龐培的時候）有幾個得手的人，就必須在平時加以培植，克拉蘇對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直接訴諸民眾，總要通過一些活動能量大的人物，而這種人物又必須是不大安分的。應該說，克拉蘇籠絡或者說物色準備為己所用的人們當中有兩個人特別值得一提。一個是喀提林，另一個就是愷撒。但喀提林的資歷比愷撒要高一些。兩個貴族門第出身的青年有其相同之處：交遊廣闊，活動能量大，能吃苦耐勞，慷慨大度揮金如土等等。當然，兩個人中間不同之處也是十分顯著的：在文字修養，軍事才能，氣度格局方面愷撒則遠遠高於喀提林，喀提林充其量是米洛和克勞狄烏斯之流的打手，愷撒看得卻比他們都遠都深；喀提林兇狠，愷撒仁厚。克拉蘇可以豢養喀提林做一名打手，但對愷撒的幫助——例如出資幫他競選，在他因在高級營造官任上舉辦各種活動而負債之後，又幫助他清償部分債務——則的確有慧眼識英雄的味道。後來愷撒能在克拉蘇和龐培兩雄之間成為一位緩衝人物，不能不說是克拉蘇在待人處世方面的得意之筆。克拉蘇培養自己的人，既要對付即將歸來的龐培，又要對元老院內部的派系之爭起牽製作用。喀提林後來發展到想殺人放火，推翻共和，這既違反克拉蘇的利益，又並非克拉蘇的本意，在這種情況下，他當然不會參與其中。如果愷撒也是喀提林那種作風，共和末期的歷史可能就是另一種情況了。既然克拉蘇、龐培和愷撒都提到了，我想就在喀提林的陰謀失敗後不久由以上三人結成的一個私人協定補充幾句話。這個私人協定在我國史書上一般譯為「三頭」，其實它的拉丁原文Triumviri本來只是一個三人組織的意思，任何性質的一個小組只要有三個人都可以稱為Triumviri，而三人之中的任何一人則稱為triumvir（單數）。如果這個組織有十個人，那就叫decemviri，而其中的任何一人便叫做decemvir。克拉蘇、龐培和愷撒在公元前60年（有異論）結成政治上的協定時，他們沒有一個人是當時的執政官，而當時的執政官（相當後來的政府首腦）卻是克溫圖斯·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凱列爾（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Celer）和路奇烏斯·阿佛拉尼烏斯（Lucius Afranius）。而翻開近年來出版的不少外文辭書，卻又大都把triumvir譯為「三執政之一」，這顯然是不妥的。第一，古羅馬每年只有兩名執政官當選，從來沒有三人執政的；第二，具體的這三個人儘管都在政治上是有潛力的人物，但都不是政府領袖。它只是一種私人之間的協定而已。至於譯作「三頭」，則又容易使人聯想到後世的「三巨頭」。其實這三個人並不是平起平坐或平分秋色的三個人。克拉蘇和龐培都是蘇拉時期的「紅人」，是敢於當面頂撞蘇拉的為數不多的人物。愷撒是馬略的內侄，在蘇拉當政時期本來就是受到懷疑的人物，加之在婚姻問題上又沒有聽從蘇拉的命令，只是仗著多方的說情才免於蘇拉的追究，因此在蘇拉時期，他過的只是半亡命的日子。克拉蘇同龐培相比，雖然戰功總的說來要差一些，但資歷卻要高得多。公元前70年克拉蘇和龐培已經是執政官，而到公元前68年愷撒才是財務官。應當說，三人協定時，愷撒只是克拉蘇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攜起來的一個後來的從政者而已。愷撒為了拉攏龐培後來竟不惜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比他自己還大五六歲的龐培，後來元老院一看到龐培解散軍隊立刻就神氣起來，克拉蘇的話在元老院也就不那麼靈了；愷撒自己為了競選的利益樂得順水推舟把他們撮合到一起。至於某些歷史書所說的當時愷撒和龐培都想取得獨裁的政權，而克拉蘇只處於緩衝者的角色，這是同事實不符的。愷撒的實力這時遠還沒有達到覬覦獨裁權力的程度，而龐培卻已錯過了這樣的機會。《喀提林陰謀》是否為愷撒辯護以及撒路斯提烏斯是否為西塞羅的私敵的問題西歐學術界有一種比較流行的看法，認為撒路斯提烏斯寫作《喀提林陰謀》有為愷撒辯護的意圖，有人甚至認為他就是為了這一目的才撰述這一專題歷史著作的。問題是不是這樣，讓我們看一看實際情況。前面我們已經介紹了撒路斯提烏斯一生在政治上和愷撒相始終的情況。愷撒出身羅馬最古老的優利烏斯家族，但是到愷撒時這個家族衰落已久並且已不富裕。愷撒生於公元前101年 [66] ，他的直系的父祖輩中沒有十分顯赫的人物，但是在他的親屬中卻有羅馬歷史上的大人物。他的姑丈是蓋烏斯·馬略，他的岳父是路奇烏斯·科爾涅利烏斯·秦納。不容置疑，他在青少年時代確有強大的裙帶關係做他的後援。這種關係決定了他的民主派立場，同時也決定了蘇拉得勢後他的坎坷命運。年輕的愷撒竟敢於違抗蘇拉要他解除同科爾涅利婭的夫妻關係的命令。蘇拉早就看出愷撒對他是一個潛在的對頭 [67] ，只是由於親屬有力的庇護，愷撒才得以過一種半亡命的日子。公元前78年蘇拉去世之後，愷撒才返回羅馬從事恢復民主權利的活動。但是他感到在作為從政手段之一的辯護能力方面準備不足，所以又在公元前75年到公元前73年之間到東方去進修了一個時期。年輕的愷撒的活動能力給羅馬的人們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公元前68年即愷撒任財務官的一年他的妻子科爾涅利婭去世，第二年卻和蘇拉的外孫女龐培婭結了婚 [68] 。龐培婭是克溫圖斯·龐培烏斯·茹福斯（Quintus Pompeius Rufus）和蘇拉的女兒穆奇婭所生的女兒。他這時開始和龐培接近並支持授龐培以廣泛權力的伽比尼烏斯法（Lex Gabinia）和授權龐培在東方全權作戰的瑪尼利烏斯法（Lex Manilia）。克拉蘇大約在此時也開始認識到了愷撒在政治上的作用並像前面所說的在經濟上幫助他，否則以愷撒的財力是根本無法競選公元前65年度的高級營造官的。克拉蘇公元前53年在東方陣亡後形成了愷撒和龐培兩大力量對峙的局面。元老院只是在這兩派勢力中間隨機應變，調整自己的位置。愷撒取得獨裁大權後，正統的共和派不惜用暗殺的辦法對付他，但是他們沒有看到恢復共和是不可能了。愷撒以後的權力之爭仍在愷撒派之間進行。不管共和派還有多少潛在的力量，愷撒的歷史地位是已經確定了的。如果說，愷撒不顧元老院的命令毅然揮師南下奪取統治大權的事實都沒有人敢議論，有誰還會舊事重提，再去談論愷撒和喀提林陰謀的關係呢。愷撒和喀提林的關係，如前所述，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愷撒的確有欣賞和同情喀提林的一面，但由於兩人格局的高下不同，愷撒也確實沒有、也不屑於參加喀提林的陰謀，否則愷撒就不可能在處理陰謀者的元老院會議上侃侃陳詞，不惜作出庇護陰謀者的表示了，然而論聲望、資歷都比愷撒要高得多的朗圖路斯卻陷到了裡面，而且又是現任的行政長官，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愷撒和當時一般的元老院權貴有多麼不同。愷撒和喀提林確有很多氣味相投的地方。他們同是在克拉蘇的資助下搞政治活動的人，同樣負了很多的債，但是擺脫債務的手段卻有區別。喀提林短視浮躁，競選執政官不成就訴諸流氓手段，結果越搞越臭，就越是得不到執政官的職位，最後想把一切都攪亂，乾脆提出取消一切債務的口號，但這樣做觸犯了大多數人——包括騎士、一般手工業者、城市平民等等——的利益，剛剛從血泊走過來的羅馬人民已經吃夠了動亂之苦。愷撒卻有深謀遠慮的一面，無論過去在受蘇拉迫害時，競選官職時，還是後來在高盧戰場上，他都沉得住氣，想得深看得遠，終於通過外放搜括的「合法」途徑，還清了債務。儘管如此，撒路斯提烏斯最後還是滿懷著同情描述了喀提林最後的戰鬥。作者著墨不多，但是給讀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這不僅因為作者和愷撒與喀提林有氣味相合的一方面，而且因為喀提林一夥不管他們懷著怎樣的個人動機，他們畢竟是在同貪污腐化的貴族統治集團的殊死戰鬥中英勇地倒下去的。此外，在拉丁文獻里還有兩篇據稱是西塞羅和撒路斯提烏斯相互攻訐的文字（In Sallustium Crispum Oratio和In M．Tullium Ciceronem Oratio）。這是兩篇很奇怪的作品，到今天涉及它們的問題人們還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兩篇文字都設定為元老院發表的演說，而前者乃是對後者的答覆。格拉巴里—帕錫克認為兩篇都是2世紀的修辭學擬作。對前者，學術界一致認為是偽托之作，因為其拙劣的文字顯然不是出自西塞羅之手，而庫爾菲斯（Kurfess）則認為前者又是後者的不成功的仿作。對後者，學術界有人認為是偽托之作，但是把它的出現定在愷撒死後的一個時期（商茨的看法） [69] 。有人則認為是撒路斯提烏斯本人在公元前54年所作，但是匿名發表的（庫爾菲斯的看法） [70] 。克溫提利亞努斯也認為它是真的並且引用過它。 [71] 在國內的派系之爭中，西塞羅站在龐培一面，而撒路斯提烏斯屬愷撒派，兩人在政治上對立本屬自然，但是看這篇文字本身卻完全不是什麼爭論，它不但攻擊西塞羅本人，而且牽連到他的妻子女兒，根本不可能是元老院的發言，而只能是匿名的下流的人身攻擊，如果說是出自喀提林的餘黨之手，那倒還有點兒像。如果它出自撒路斯提烏斯之手，那麼，他為什麼又撰寫給西塞羅樹碑立傳的《喀提林陰謀》呢？如果撒路斯提烏斯同西塞羅有個人恩怨，那麼他一定會在書中極力醜化西塞羅，但事實上西塞羅的形象在書中即使沒有受到特別的讚揚，但至少沒有受到歪曲。有兩個地方似乎是對他的批評。有關買通一個妓女作內線的問題是出於鬥爭的需要，以西塞羅在羅馬社會上的聲望，在他廣闊的交遊中有妓女是不足為奇的。如前所述，他還因為給一個優伶辯護而大出風頭呢。至於克拉蘇指責西塞羅想把他牽涉到陰謀中去的問題這都只是傳聞的事情。我們揣情度理，也不會相信和元老院站在一起的西塞羅會沒有根據和徒勞地去陷害元老院裡的實力人物。這只能是陰謀者想用克拉蘇的威望來給自己打掩護。再說這篇抨擊文字里，口口聲聲把西塞羅叫做阿爾皮努姆的「新人」（homo novus Arpinas），這是只有以門第自高的貴族而不是同屬騎士等級出身的撒路斯提烏斯才應當說出的話。西塞羅留給後人的作品的數量是龐大的，但是在如此眾多而且公私無所不包的文獻中以及別的有關文獻中卻再難找出可以證明西塞羅和撒路斯提烏斯存在著私怨的平行史料。否則作者在《喀提林陰謀》中也完全可以指責西塞羅的非法行為。首先，元老院沒有審判權，但元老院卻判處陰謀者以死刑並立即執行；其次，元老院沒有給羅馬公民向人民大會申訴的機會。而且，如果《喀提林陰謀》像學者們推定的那樣，發表在公元前41年或前40年，那麼我們知道這時正是西塞羅被殺害不久，西塞羅的作品被查禁的時候；這時如果把各種污泥濁水潑到他身上卻是很趨時的，而撒路斯提烏斯卻偏偏拋出使人記起西塞羅最神氣時期的作品，豈不是太不識時務了嗎！這不但不能說明撒路斯提烏斯和西塞羅的私仇，卻反而他是正直的史家了。如果作者不是已經退出當時的派系之爭，這種作品肯定是會給他找麻煩的。當然，還有人例如伽斯東·布瓦西耶（Gaston Boissier）甚至從文風的不同推定兩人之間的敵對情緒 [72] ，這種提法雖然別出心裁，但畢竟只是一種大膽假設，而求證的方式卻不免有點隨心所欲了。關於朱古達戰爭朱古達戰爭雖然曠日持久，但並不算是一場大規模的、關係羅馬生死存亡的戰爭。戰爭的過程也並不太曲折複雜。朱古達即使精明能幹，但他終歸不是羅馬人的對手，而且羅馬人本來也不需要這樣久才解決努米地亞的問題。而撒路斯提烏斯所以選定這樣一個題材，除了他熟悉作故地點這個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為了暴露當時元老貴族寡頭的腐化墮落，這是貫穿他全部著作的一個重要的內容，而且朱古達之所以敢於這樣耍弄羅馬貴族統治寡頭，也正是因為他看清楚，當時的羅馬是一個無論什麼都能出賣的、最黑暗、最無恥的城市。科瓦略夫在《古代羅馬史》里對朱古達戰爭當時羅馬的形勢作了扼要的介紹：「在蓋烏斯·格拉古死後不久，十分猖獗的反動時期開始稍稍緩和下去了。貴族中最有遠見和靈活的那一部分和騎士取得了妥協；騎士由於審判改革而取得了強有力的政治武器。用這一妥協的精神進行了取消土地改革的措施，但與此同時給了人民群眾一些好處。在公元前121年受到如此強烈打擊的民主運動長時期不能得到恢復。這一運動蛻變和式微了。保民官在這一時期只限於實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措施：次要的民主法律或是從法律上追究最被憎恨的反動人物。「當然，這種『小打小鬧』的政策並不能結束那個貴族集團——它由於反對派的小的讓步而緊緊地掌握了十年以上的政權——的統治。這個集團不大，只有幾個家族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特別是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家族（關於這個家族後面我還要談到。——引者）。當時最大的活動家、元老院首席元老瑪爾庫斯·埃米利烏斯·司考茹斯便是屬於這一家族的。他娶了梅特路斯家族的一個女兒。「統治寡頭施行的是純家族的政策，他們只容許『自己人』當權，……格拉古兄弟以後的寡頭政體所想的只是如何發財，而它的政策也完全是無原則的。族閥主義、統治集團的狹小的圈子和沒有真正的監督產生了從上到下遍及於整個國家機構的可怕的貪污腐化；一切的人，從元老起到最後一個百人團長無一人不貪污受賄。「這種可怕的墮落在軍隊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外交是進行得極其軟弱無力和孤立無援的，並且遭到了許多可恥的失敗。軍隊中是一片分崩離析。由於農民的日趨嚴重的無產化，租稅的徵收一年比一年困難了。軍隊經常不足額，而新征的部分就本身的道德政治水平而論也是什麼事也不頂的。紀律敗壞得可怕：戰士大量逃跑、投敵、從事掠奪。統帥部更要壞。軍官收取敵人的賄賂並在飲宴中消磨時日。軍營中有許多妓女、軍官的奴僕、小商販等等。這種情況會怎樣地影響曾是無敵的羅馬軍隊的戰鬥能力，這是很容易想像的！」 [73] （重點號為引者所加）這一段和《朱古達戰爭》中的記述對照起來看，就可以知道作者沒有一句話是沒有根據的。科瓦略夫就隨後為什麼馬略能夠扭轉戰爭形勢作了分析：「對於這種情況，反動派當然首先有責任……但是羅馬軍事制度的衰敗有其更深的原因（這一點撒路斯提烏斯在《朱古達戰爭》中接觸到了，但是沒有提到理論的高度——引者）。公民的自衛軍已經過時了。以財產資格和臨時的召集為基礎的這種軍隊已不再適合於時代的條件了。公民的中等階層經濟上的退化使軍隊失去了它的主要部分，而服役的周期性又使人們不能把軍事技術提高到應有的高度。公元前2世紀的連綿不斷的戰爭要求的是常備軍而不是民兵。主要的矛盾便在這裡。」 [74] 科瓦略夫指出了馬略的軍事改革有助於提高戰鬥力這個方面，但是他簡單地把這一戰爭說成是「民主運動新高漲的一個出發點」就不夠全面了。在羅馬共和國末期的形勢中，元老院的權貴集團和廣大民眾是兩種對立的政治力量，隨後又出現了有士兵作後援的掌握指揮大權的個人，這些力量的聯合與排斥呈現出極為錯綜複雜的局面，往往不是單純用個什麼派就概括得了的。貴族出身的愷撒可以是民主派，騎士等級出身的西塞羅卻持正統的貴族觀點。朱古達戰爭所以在羅馬史上占有一個重要的篇章依我看至少有這樣兩點原因：首先，從國與國的關係來說，它是弱小者對強大者的一次挑戰。從國內的關係來說，它是平民出身的卑賤者對權貴集團的一次挑戰。其次，這一戰爭全面暴露了羅馬共和國的腐敗。馬略的募兵制固然解決了戰鬥力的問題，但是造成了軍隊成分（因為他是從同按財產資格登記的民軍無關的無產者和羅馬同盟者與行省居民中徵募的）和羅馬公民之間的分離，造成了軍隊對個人的人身依附。而一旦掌握軍隊的個人成了決定大局的獨立的政治力量，共和制就再也沒有存在的餘地了。愷撒後來的專政是撒路斯提烏斯親眼看到了的，他並且是這一專政的受益者。他雖看到了但是不理解這一變革的深度，反而一直對愷撒作共和理想主義的說教。他的歷史作品因而也止於從說教家的水平對羅馬的現實進行揭露。努米底亞是非洲北部的一個國家，位於迦太基以西，瑪烏列塔尼亞以東，北臨地中海，南面則是一片沙漠地帶。它大體上相當於今天的阿爾及利亞。由於它和西西里隔海相望，羅馬人早就知道這塊從西面和南面包圍著迦太基的蠻荒之地，但是對它並不熟悉，因為到第二次布匿戰爭時，努米底亞人基本上還是個遊牧民族（努米底亞的名稱和古希臘語Noμáδες即牧民這個詞是有聯繫的），只有不多的從事原始農耕的村落，因此它不曾得到羅馬人的重視。作為羅馬人的忠實聯盟者的瑪西尼撒（前約240年—前149年）是東努米底亞的瑪西列斯人（Massyles）的國王蓋亞（Gaia）的兒子。他因為是在迦太基長大的，所以從公元前212年起便站在迦太基人一邊在西班牙同羅馬人作戰，但後來他被斯奇比奧爭取到羅馬人一方面來（前206年）。蓋亞死後，瑪西尼撒在努米底亞的部族瑪賽西列斯人（Massesyles）的首領西法克斯（Syphax）的壓迫下不得不逃離努米底亞。公元前204年，瑪西尼撒在羅馬人的幫助下回到北非，第二年在大原野（Campi Magni）對西法克斯的營地的一次夜襲中打敗了他，收復了奇爾塔。公元前202年他又以他的精銳騎兵幫助斯奇比奧在扎瑪（Zama）一役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因此從公元前201年起他就成了整個努米底亞的國王。這之後的王朝之爭，都是在瑪西尼撒的後人之間進行的。他的後裔的世系可以參見《朱古達戰爭》第5章有關注釋。至於同朱古達作戰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即屬於科瓦略夫提到的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家族的那個克溫圖斯·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公元前109年度執政官），他在憎恨權貴的撒路斯提烏斯的筆下應當說是個例外的人物。我想這主要是因為梅特路斯嚴於治軍，以身作則，是個符合標準的有古羅馬人風範的人物。至於他對馬略想競選執政官一事的嘲諷，固然失於傲慢與偏執，但是我們不可忘記，馬略家一直是他家的門客（Protégé），而馬略之所以能擔任他的副帥也完全是由於他的提拔與舉薦。至於梅特路斯一家何等顯赫以及他的家族把持政權到什麼程度，據史料記載我們可以回溯到他的曾祖父路奇烏斯·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此人在公元前251年和公元前247年兩次擔任執政官。其同名的祖父是公元前206年度的執政官。這個梅特路斯的兩個兒子路奇烏斯·梅特路斯·卡爾烏斯（Lucius Metellus Calvus）和克溫圖斯·梅特路斯·馬奇頓尼庫斯（Quintus Metellus Macedonicus）則分別是公元前142年和前143年的執政官。路奇烏斯·梅特路斯·卡爾烏斯就是對朱古達作戰的那位統帥（公元前109年度執政官）的父親，大概是因為禿頭所以有卡爾烏斯（Calvus）的綽號。梅特路斯·馬其頓尼庫斯則是參加過皮德那（Pydna）戰役（公元前168年）的那一位，此人在公元前121年和歐皮米烏斯一道參加過對蓋烏斯·格拉古的鎮壓。克溫圖斯·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這一輩叔伯兄弟6人除了他本人之外也都擔任過執政官：克溫圖斯·梅特路斯·巴列亞里庫斯（Quintus Metellus Balearicus）是公元前123年度執政官，他因公元前123年至公元前121年間征服過巴列亞爾群島而得到巴列亞里庫斯的稱號；路奇烏斯·梅特路斯·狄亞德瑪圖斯（Lucius Metellus Diadematus）是公元前117年度執政官；瑪爾庫斯·梅特路斯（Marcus Metellus）是公元前115年度執政官；蓋烏斯·梅特路斯·卡普臘里烏斯（Gaius Metellus Caprarius）是公元前113年度執政官；路奇烏斯·梅特路斯·德爾瑪提庫斯（Lucius Metellus Delmaticus）是公元前119年度的執政官。這一輩下面的一輩，包括他們的外甥也都是清一色的執政官。路奇烏斯·梅特路斯·德爾瑪提庫斯的女兒凱奇利婭·梅特拉就先嫁給了瑪爾庫斯·埃米利烏斯·司考茹斯（公元前115年度執政官，首席元老），後來又嫁給了獨裁官路奇烏斯·科爾涅利烏斯·蘇拉（蘇拉的第四位妻子）。克溫圖斯·梅特路斯·努米地庫斯（即公元前109年度執政官）的姊妹和公元前104年度行政長官路奇烏斯·李奇尼烏斯·路庫路斯之間所生的、和父親同名的兒子則是公元前74年度的執政官。此外，就是後來像瑪爾庫斯·李奇尼烏斯·克拉蘇和格涅烏斯·龐培·瑪格努斯（兩人同是公元前70年度執政官）也都和梅特路斯家族有裙帶關係。克拉蘇的兒子瑪爾庫斯娶了蓋烏斯·梅特路斯·卡普臘里烏斯的孫女、公元前69年度執政官克溫圖斯·梅特路斯·克列提庫斯（Q．Metellus Creticus）的女兒梅特拉；另一個兒子普布利烏斯娶了科爾涅利婭，而正是這個科爾涅利婭又嫁給了龐培·瑪格努斯。科爾涅利婭是克溫圖斯·梅特路斯·馬奇頓尼庫斯的外孫普布利烏斯·斯奇比奧·納西卡（Publius Scipio Nasica，公元前93年度行政長官）的孫女。聲勢煊赫的梅特路斯家族的例子可以說明元老院權貴家族把持政權的程度和他們之間盤根錯節的裙帶關係，同時可以看到在元老權貴的把持下，作為梅特路斯家族的門客的馬略要想在羅馬的統治階層中爭得一席地位將會遇到何等的困難！馬略是撒路斯提烏斯在《朱古達戰爭》一書中最著力描寫的人物。作者正是用他反襯當時當權貴族的腐敗無能並通過他的嘴巴對權貴作了痛快淋漓的嘲諷。馬略之當選執政官反映了民眾對統治的權貴的憎恨，同時表明在北方大敵當前的嚴峻局勢下，腐化的權貴中已無人能擔起這一重任。馬略公元前156年左右生於沃爾斯奇人居住的山間小鎮阿爾皮努姆。如果說他的同鄉西塞羅的父親是一位有教養的「鄉紳」，那麼馬略的父母可能都是貧苦的勞動人民，他沒有機會到羅馬去受教育，所以過的是古羅馬人的那種艱苦磨鍊的日子。比起羅馬的那些風流倜儻的貴公子來，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粗人」。他不但承認自己是個「粗人」，不但不諱言這一點，而且引以為榮。他嘲笑羅馬人向自己的奴隸希臘人學習希臘文學。他具有古羅馬人的美德，一向廉潔自奉，吃苦耐勞，作戰時和普通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他的性格剛正不阿，近於暴躁，但他的美德得到世人的好感，儘管他缺少當時從政的兩個主要條件：門第、財富與口才。他娶了出身高貴門第的優利婭，就是優利烏斯·愷撒的姑母 [75] 。普魯塔克在馬略的傳記里還記載了他的驚人的忍耐力：「據說他（指馬略——引者）的雙腿有動脈曲張的毛病，他不喜歡腿部的這種怪樣子，於是決定去找外科醫生動手術。他不要自己被固定起來就把腿伸給醫生。在整個手術過程中他雖受到了極大的痛苦，但他卻表現得堅定而沉靜，不但一動未動，而且沒有發出一聲呻吟。當醫生要在另一條腿上做手術時，他卻不願伸出腿來，說他看得出治療的效果配不上他受的痛苦。」 [76] 西方的這一軼聞簡直可以同華佗為關羽進行的刮骨療毒比美了。他最初在斯奇比奧·阿非利加努斯麾下參加努曼提亞戰爭時（公元前133年）便以其勇敢而得到統帥的賞識，據說甚至被統帥推許為自己的後繼者 [77] 。公元前119年當馬略擔任保民官時也以其立場堅定和公正不倚著稱。公元前115年他擔任了行政長官後以同行政長官的長官身份去遠西班牙（公元前114年），在這裡他不是像一般貴族那樣為自己搜括財富，而是整肅了那裡的肆意掠奪的行為，因為那裡的伊伯里安人還處於野蠻狀態，把掠奪看成是正當的營生。修昔底德早就指出，遠古的希臘人就把陸上和海上的掠奪都看成是正當的營生 [78] 。古代的強盜往往認為掠奪和戰爭就是一回事，戰爭就是為了掠奪，而耕作勞動則是他們所不屑為的事情。耕作是奴隸的營生，而掠奪才是男子漢乾的體面事情。公元前109年梅特路斯（當年度執政官）來非洲時選定了馬略作他的副帥。梅特路斯當然了解馬略的實幹性格，這是他帶馬略同來的主要原因。馬略雖然耿直、倔強，但與梅特路斯畢竟還是門客對保護人的關係；因此馬略想競選執政官使梅特路斯感到意外，又有點嫉妒，但他最後還是允許馬略回去競選，而不是壓制他。馬略的當選一方面是由於人們對腐敗無能的貴族寡頭的厭惡；另一方面是由於有民眾，特別是與非洲有利害關係的騎士等級的支持。公元前107年馬略以執政官的身份接過了對朱古達作戰的統帥權。而為了準備這次戰鬥，馬略用徵兵製取代了過去的民軍，正像科瓦略夫指出的：「……元老院允許馬略進行新的徵兵，其暗中的打算則是要敗壞他在群眾中的聲譽（因為有財產的人家的子弟誰也不願跟著這樣一個非名門出身的執政官去吃苦、打仗——引者）。但是馬略卻能夠擺脫這一困難，他是用徵募志願參加者的辦法把在財產資格登記表之外的無產者（即先前沒有資格在軍團中服役的人——引者）徵集到軍隊里來。這是一件具有重大原則意義的新措施。結果羅馬軍隊的社會面貌完全改變了。」 [79] 羅馬早期的民軍是和早期的城邦組織相適應的。城邦的範圍僅限於城市和它附近的不大的地區，公民的人數也頗為有限。每當發生戰爭，民軍要按財產狀況組成軍隊，最有錢的公民占有優勢，因為馬匹武器都要自己出資備辦，而在軍隊中占有優勢的在政治上自然有更多的權利。戰爭一結束，軍隊便應解散，各歸本業，這種做法作為共和的傳統一直保存到共和末期，儘管有時只是形式上的。但羅馬的統治範圍一經擴大到整個義大利乃至整個地中海世界，這種原始的軍隊組織自然無法應付經常發生而且時間持久、範圍擴大的戰爭了。在馬略以前，事實上義大利與行省的居民和附屬王國的部隊早已受到徵召並參加了羅馬的軍隊，馬略則把志願徵募的做法作為一種體制明確規定下來。「結果這便使羅馬軍隊從公民的民軍變成了幾乎和羅馬社會的生產階級沒有關係的職業軍隊（這當然完全不是說，新的軍隊不再是整個奴隸社會的階級組織）。這支軍隊有它自己的階級利益，它靠自己的餉銀和自己的一部分的軍事鹵獲物過活。勝利的統帥（imperator）可以把這樣的軍隊隨他帶到什麼地方去。他仰仗著這支力量變成了一支政治力量，而對於這支政治力量，人們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從馬略的改革成長出來的職業軍隊又成了推翻共和國的主要工具。」 [80] 很明顯，沒有朱古達戰爭，羅馬貴族的腐敗還不能暴露得這樣清楚，而馬略也許竟不會到北非來，這樣他的軍事改革也許會推遲到若干年後才會出現，也許出現在另一個什麼人身上；但只要戰爭存在，改革便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軍隊之隸屬於個人破壞了城邦的體制，給後來的帝國創造了前提，行省的軍人也有了當羅馬皇帝的機會。就這一意義來說，朱古達戰爭在羅馬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它的後果無論怎樣強調也不過分的。梅特路斯本人雖然未能結束朱古達戰爭，但是有他帶來的馬略接替他，馬略麾下又出現了另一位未來的大人物蘇拉。後來把羅馬浸在血泊之中的兩派領袖都在朱古達戰爭中亮了相，並給人以最深刻的印象。路奇烏斯·科爾涅利烏斯·蘇拉（公元前138年—公元前78年）出身於不富裕的貴族之家；雖然撒路斯提烏斯在《朱古達戰爭》中談到了他的很多優點，但是在朱古達戰爭之前，他主要還是混跡於優伶之中的浪蕩公子，沒有什麼作為。科爾涅利烏斯家族也是羅馬的門第高貴的著名家族之一，斯奇比奧、朗圖路斯、多拉貝拉等等都屬於這一家族。普魯塔克說他的祖先里有一位擔任過執政官的茹菲努斯（Rufinus） [81] 。茹菲努斯是公元前290年度的執政官，還擔任過獨裁官（年代未詳）。此人在公元前275年曾因違反反對浪費的法案而被監察官蓋烏斯·法布里奇烏斯（Caius Fabricius）開除出元老院 [82] 。蘇拉的祖先可考者就是這些。有趣的是，梅特路斯因賞識馬略把他帶到北非，但終於結怨而去，後來竟然也嫉妒起自己的門客來；馬略則最初對蘇拉冷淡，但後來蘇拉取得他的歡心，負起了同波庫斯聯合對付朱古達的重要任務。但蘇拉是個喜歡顯露自己的人，朱古達戰爭之後他一再表白自己在這件事上的功勞——據《朱古達戰爭》的記載，蘇拉是確確實實有功的——最初馬略對這個後生，本來正像普魯塔克所說，是不屑於嫉妒的 [83] ，所以照舊重用他，但是一旦看出蘇拉的咄咄逼人的非凡的才能，乃至有一次竟能以解救馬略軍隊缺糧的困境時，兩個人之間本來只是不大和諧的關係最後卻發展成流血的慘禍，這就不能不說是兩個人的野心在作怪了。這使普魯塔克想到幼里披底斯的《腓尼基女人》里伊俄卡斯特的話：「我的兒啊，為什麼你尋求一切精靈中最邪惡的那一種，就是野心？它走進了許多家庭和繁榮的城邦，把一切毀掉之後才離開。」 [84] 這是題外話，不在本書討論的範圍之內，所以不詳述了。朱古達戰爭發生在我國西漢時期，東方的漢帝國和西方的羅馬共和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而且也都已有了高度的文化。漢帝國這時正忙於對付樓蘭、車師、匈奴，羅馬共和國則對努米底亞進行戰爭。嚴格說來，羅馬對努米底亞的戰爭是以大壓小，以強凌弱的戰爭，它以世界的當然主人自居，講的大都是強權的邏輯，用今天的用語來說，可以說是對努米底亞內政的粗暴干涉。朱古達——如果相信撒路斯提烏斯的記述的話——對阿多兒巴爾和希延普撒爾的行為固然有負於養父米奇普撒的託付，但是縱觀古今中外專制王朝的歷史，在爭奪絕對是排他的王權中發生父子兄弟之間的殘殺，絕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如果我們不因殺建成元吉而深責李世民，我們也就不能過分指責處於當時歷史形勢之下的朱古達了。作為小國之君的朱古達竟敢於抗擊威震地中海世界（實際上就是他眼裡的全世界）的羅馬共和國，因洞察羅馬國家腐化墮落癥結之所在而敢於多次使用權術玩羅馬統帥於股掌之上，使曾是不可一世的羅馬士兵在他的軍隊面前蒙受從軛下走過的屈辱，這樣一位「蠻族」的君主不能不說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直到最後關頭，他還是選擇了寧肯戰死而不肯俯身為奴的道路。即使這時，他仍不放棄爭取與波庫斯聯盟以圖作最後一拼的計劃，而如果不是波庫斯背叛了他，他的戰爭即使不會最後打贏，肯定還會拖相當一個時期，給羅馬製造更多的麻煩，因為這時北方的金布里人和條頓人也已經動起來了。努米底亞對羅馬來說遠不像埃及那樣重要 [85] 。它和羅馬友好的意義在於使羅馬的阿非利加行省有一個可以放心，甚至可以拱衛它的外圍，這個外圍在羅馬人心目中幾乎是一片蠻荒地帶，至於外圍之外的瑪烏列塔尼亞根本還沒有進入羅馬人的視界，所以波庫斯於公元前111年向貝斯提亞建議締結聯盟時竟然遭到了拒絕。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羅馬當局的對外政策的昏聵與短視。到朱古達和波庫斯聯合起來向剛愎自用的馬略顯示了實力之後，若不是蘇拉從中斡旋，那後果卻還是大可憂慮的。至於波庫斯為什麼對蘇拉這位年輕的財務官如此傾倒，或者只不過是一種外交姿態，我們沒有更多可以參證的史料，只好存而不論。從這時起瑪烏列塔尼亞才同羅馬有了正式的關係，雖然後來也有一些麻煩，但未造成嚴重的威脅。撒路斯提烏斯筆下的羅馬顯而易見，撒路斯提烏斯是一個嚴格的共和主義者，羅馬傳統道德標準的堅定維護者。他的理想色彩使得他對他當時由元老院若干權貴家族掌權的共和國的現實抱著徹底否定的態度。在《喀提林陰謀》里，作者對當權的貴族是通過喀提林這個反面人物之口加以斥責的。而在《朱古達戰爭》里，馬略更加直接、更加激烈、更加具體地揭露了貴族統治的腐敗與無能。這種情緒早在所謂《給愷撒的第二封信》 [86] 里便已有所表現，只是不那麼激烈而已：「反之，今天的一些貴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一點進取的精神也沒有，雖然他們沒有受過苦，沒有同敵人作過戰，沒有過過軍事生活，但是他們卻形成國內的一個幫派並且橫傲地宣稱要統治所有的民族。」 [87] 接著他又揭露那些貴族為了自己的利益操縱元老院這一事實。這時元老院已經從羅馬人民的代表蛻化為少數人手中的玩物：「先前飄搖不定的國家 [88] 是靠著元老們的智慧來掌舵的，但是現在元老們卻受到另一些人的控制並且隨著他們的高興而被折騰；他們按照他們的主子的好惡來發布一個又一個的命令，來確定什麼對公眾是有利，什麼對公眾是有害的。但是如果所有的元老都有同等的行動自由，或者他們可以不必這樣公開地表決，那麼國家就會有較大的力量，而權貴 [89] 的權力也就會小一些了。」 [90] 在《喀提林陰謀》里，作者對羅馬為什麼變得如此墮落已經能夠作出系統的論述，也就是說，「它（羅馬——引者）怎樣不再是最崇高和最公正的城市而變成最壞、最邪惡的城市」 [91] （重點號為引者所加）。「……羅馬這個自由國家一旦爭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時期中間變得令人難以置信地強大繁榮……一旦青年能夠忍受戰爭的艱苦，他們便在軍營中接受極為嚴格的軍事訓練，他們更加喜愛的是精良的武器和戰馬，而不是妓女和宴會。因此，在他們這些人看來，任何勞苦都不能認為是自己所不習慣的……勇氣是最重要的。……他們的目的在於取得無限的聲名，但財富則只限於他們用誠實的手段所能取得的那些。…… [92] 「……但是，當羅馬由於勞苦和主持公道而變得強大起來的時候，當那些強大的國王在戰爭中被制服的時候……當……羅馬人在所有的海洋和陸地都通行無阻的時候，命運卻開始變得殘酷起來，把我們的全部事務攪得天翻地覆。……那些能夠泰然自若地忍受勞苦和危險、焦慮和災難的人們卻發現……閒暇與財富對他們來說卻成了一種負擔和一種不幸。「……在他們身上，對於首先是金錢，然後是權力的渴望加強了。應當說，這些正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為貪慾消滅了誠實、正直和所有其他的高貴品質，卻使橫傲、殘忍取代了它們，它要人們蔑視諸神，使得一切事物都可以用金錢買到。野心使許多人變得虛偽，變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使得人們待人接物只是擺出一副好看的外表，而不是懷有真心誠意。開頭這些惡習蔓延得不快，它們間或還受到懲處，但是到了最後，當這種病像瘟疫那樣流行的時候，這個國家就發生了變化，一個過去曾是極為公正誠實的政府竟變得殘暴而又令人無法忍受了。」 [93] （重點號為引者所加）這是撒路斯提烏斯解釋羅馬所以墮落的關鍵，他的現存的歷史作品都可以在這裡找到答案。特別是蘇拉掌權和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和掠奪之後，情況便進一步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些士兵（蘇拉派士兵——引者）在成為勝利者之後，不給被征服者留下任何東西。老實說，繁榮幸福的生活甚至對智者的靈魂都是一種考驗，那麼在道德上本來就墮落的人們有如這些士兵在勝利時又如何能保持節制呢？ [94] 「……一旦財富開始受到人們的尊敬，並且當光榮 [95] 、軍事統率權和政權隨之也受到尊敬的時候，德行便開始失去它的光彩，貧困被認成是一種恥辱，廉潔反而被說成是一種惡意的表現。……今天的人們，那些最卑劣的、窮凶極惡的人們……他們的行徑好像表明，統治的唯一的方式便是干傷天害理的事情。」 [96] 另一方面，撒路斯提烏斯感到絕望，是因為他看到的民眾只是隨波逐流的城市中產階級和靠國家養活的閒散遊蕩的「無產者」而不是最下層的奴隸和最貧苦的手工業者和農民。奴隸在他心目中本來不屬人的範疇。下面的記述可以說明他對「民眾」的看法：「這種精神錯亂的現象並非僅限於參加了陰謀的那部分人，全體平民（其實只是他在城裡看到的那部分人，難道他忘記了前不久的斯巴達克起義？——引者）由於渴望變革都贊同喀提林的計劃。特別他們似乎是按照民眾通常的做法行事的，因為，在任何國家裡，那些沒有錢的人總是嫉妒那些好人（指有錢的人——引者），稱讚卑賤的人，憎恨已經確立起來的舊事物，渴望新事物，並且，由於他們很不滿足自己的命運，因此希望看到一個全面的變革。在動盪和混亂的環境裡，他們是容易適應的，因為貧困易於滿足並且不會丟掉任何東西。特別是城市民眾不顧一切地投身到變亂中去。他們這樣做有許多理由，首先，所有由於其無恥和膽大妄為而臭名昭著的人物，還有那些在放蕩的生活中把祖業揮霍掉的人，最後，所有那些因不光彩的事情或罪行而不得不離家出走的人，他們都匯集到羅馬這個大污水坑裡來。還有許多沒有忘記蘇拉的勝利的人……他們每個人自己都希望一旦參加戰鬥也能得到類似的勝利果實。在這之外還有在鄉下靠手工勞動以維持悲慘生活的年輕人，他們在公私贈賜的引誘下寧願到城裡來過閒散無所事事的日子……這些人和所有別的人一樣是靠著損公來養肥自己的。因此那些貧困、不講道德又心懷不軌的人對國家像對他們自己那樣極不尊重，這就不使人感到吃驚了。」 [97] 他看到的「民眾」的隨波逐流隨即由作者用如下的事實給以證明：「陰謀（指朗圖路斯等人在羅馬的活動——引者）被揭發之後，開頭希望改換統治者從而急於想看到戰爭爆發的民眾，這時卻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痛斥喀提林的計劃，另一方面，他們又把西塞羅捧到天上去……雖然他們相信其他的戰爭行動會使他們得到戰利品而不會給他們造成損失，但是他們卻認為一場全面的大火對於他們本身來說，是殘酷、恐怖而且是特別具有災難性的，因為他們除了他們每日的食品和衣物之外是一無所有的。」 [98] 《朱古達戰爭》用事實證明了羅馬當局的貪污腐化，它是可以用金錢收買的，直到馬略接管了統帥權，於是又借馬略之口，對統治的貴族作了痛快淋漓的指斥：「我不是不知道我自己身上擔負的任務有多麼重大：既要為戰爭做準備同時要節省國庫的開支；迫使人們不願去得罪的那些人（指元老院權貴——引者）去服兵役……如果別人犯了錯誤，那他們的古老的顯貴門第、他們祖先的顯赫功業、他們的家人親屬的權勢，他們的大群門客對他們來說都是十分現成的幫手。…… ……對於這一委託（指把對朱古達作戰的任務委託給馬略——引者），權貴們感到極為惱火。……如果你們改變主意，為這項或任何諸如此類的任務而從權貴當中選定一個門第古老、家裡有許多祖先的塑像但是毫無作戰經驗的人是不是會更好一些呢？……要選這樣的人，對於這樣一個職務應盡的責任一竅不通的人，那麼他就會手忙腳亂起來並且從普通人民當中選定某一個人做他的顧問。……我個人就知道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在當選為執政官之後才開始首次誦讀我們祖先的歷史和希臘人的軍事論文…… 「……他們的主題總是稱頌他們的祖先；通過列舉他們的祖先的功業，他們就以為他們自己也變得比較光榮了。……祖先的光榮就仿佛是照在他們的後代身上的一道光，他們的後人的德行和缺點都逃脫不了它的照耀。…… 「……他們的祖先把自己所能留給後人的東西全留給他們了——財富、胸像、關於他們自身的光榮的回憶；但是他們卻沒有給後人留下品德……只有品德是不能像禮品那樣授受的。」 [99] 撒路斯提烏斯看到了強大與富足導致墮落，但是他在這裡並未能擺脫古羅馬人的傳統觀念，而如上所引，把這種情況歸之於命運的捉弄 [100] 。這就是作者所用的fors或fortuna兩個詞，fors約略相當於我們所說的「機遇」、「機會」、「偶然的事件」；fortuna約略相當於我們所說的「命運」、「境遇」。比如，他在《喀提林陰謀》開頭的地方就指出：「毫無疑問，是命運在主宰著一切（Sed profecto fortuna in omni re dominatur）；她可以任意地使一切事件變得有名或默默無聞，而不顧事實。」 [101] 但是，如果一切都取決於命運一時的好惡的話，撰史也就失去了供後世借鑑的目的，因而作者在另一個地方，又提出了有關少數傑出人物的作用的看法：「在長期的思考之後，我確信這完全是由少數公民的突出功業所成就的，正是由於這些人，貧窮戰勝了富足，少數戰勝了多數。」 [102] 在馬略身上，撒路斯提烏斯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有關個人作用的觀點：「在元旦那天（公元前104年——引者），他（馬略——引者）就任執政官之職（第二任——引者）並且十分隆重地舉行了凱旋式，當時我們國家的希望和幸福都掌握在他手裡了。」 [103] 撒路斯提烏斯的文筆和他同希臘文化的關係撒路斯提烏斯的文名絕不下於他在史學方面的貢獻。有如我國古代文史的傳統，他也是身兼史家與文學家的雙重稱號而無愧。儘管有人指責過他的文筆，但他的作品依舊為後人所喜愛和傳誦，成為拉丁文獻中的瑰寶。撒路斯提烏斯生在西塞羅文體風行的時代；從老加圖到西塞羅二百多年間，拉丁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總的說來，拉丁語經歷了從古樸、簡潔轉向繁複、曲折、綿密的過程。希臘文獻的翻譯豐富了拉丁語的詞彙並提高了它的表達能力。西塞羅和愷撒都是大政治家，又都是大文學家，兩人雖然都是駕馭拉丁語的能手，但西塞羅更多表現為一種曲折繁複的文風，愛用多層排比的句子，以達到修辭的效果，愷撒則通達平正，不重雕飾，有大家氣度。在這種文風的背景上，撒路斯提烏斯卻表現出一種同流行的西塞羅文體截然相反的復古傾向，乃至反對他的人說他剽竊老加圖的作品。這種高古簡潔的文體同古羅馬人的作風有其相通之處，但我們卻不能說這種文體就表達能力而論便一定不如當時盛行的西塞羅體。問題在於作者駕馭文字的能力如何。因為簡潔，所以用詞必須準確得當，容不得廢話；因為求簡潔而省去許多不必要的以及可有可無甚至是有用的零碎，所以在文章可以避免冗贅和拖泥帶水的毛病；因為簡潔，所以要特別注重剪裁以取得爽朗、嚴整的印象。因此要寫這樣的文章比寫一般文章反而要費多倍的氣力，那是毫無疑問的。所以羅曼談到撒路斯提烏斯的文字時指出：「使撒路斯提烏斯在拉丁文學中絕對處於獨樹一幟地位的就是他的文體。這種文體完全是他個人的，沒有任何可供模仿的原型（羅曼否認作者模仿加圖。加圖使用的文字本身是古老的拉丁文，作者的復古傾向是出於修辭的考慮——引者），而（後來）模仿他的也只有塔西佗（不同的是作者使古詞復活，塔西佗還『製造』了古風的詞——引者）。……這種文字是不計時間、艱難地寫出來的，是精雕細琢出來的，這是一個小點一個小點地構成的一幅精細的刺繡。…… 「他的文體嚴肅而緊張，具有突出的造型美和一種巨大的力量，甚至一種奇異的美；它給人們一種金屬的震動的印象。」 [104] 簡潔的文字還給人一種躍動感，從一個詞到另一個詞，從一句到另一句，往往是以跳動的方式銜接起來的，有時不得不靠讀者的想像和理解加以補充，因而有很大回味的餘地。但是，也還要指出，簡潔也應當有一個限度，過了這個限度就要造成晦澀，造成歧義，使讀者無法準確掌握作者用意之所在。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就有一些這樣的地方。但古樸、簡潔的文字不見得就不能進行細緻入微的刻畫。我們能說《詩經》、《左傳》、《史記》、《戰國策》之類的作品寫得不細緻生動嗎？與撒路斯提烏斯同時的盧克萊修不也是用古樸的詩語極為生動細緻地闡述了伊壁鳩魯的哲學思想嗎？他的哲學著作和撒路斯提烏斯的歷史著作都是古拉丁語文獻中的傑出成就。當然，這更多是對他的成熟作品，即他的《歷史》而言的，不過在前兩部作品中這些特點也確有相當程度的表現。試看當羅馬當局為對付陰謀而布置預防措施時，城內的緊張氣氛在作者的筆下描寫得何等活靈活現：「這些預防措施使得羅馬城內人心惶惶，城市的面貌也改變了。由於長期的和平而造成的極端歡快輕鬆的氣氛突然變成籠罩全城的一片陰鬱（Ex summa laetitia atque lascivia， quae diuturna quies pepererat， repente omnis tristitia invasit）（請注意原文的音樂效果——引者）。人們都感到恐懼不安，不相信有任何安全的地方或任何可靠的人，他們感到這時既不像是戰爭時期，也不像是和平時期，每個人都按照自己內心恐懼的程度來衡量當時的危險（neque bellum gerere neque pacem habere， suo quisque metu pericula metiri）。羅馬共和國的偉大過去一直使婦女不知道戰爭的恐怖，但現在她們也陷入極大的焦慮之中，她們向著天空伸出了懇求的雙手，為她們的小孩子的命運而悲嘆，……無論什麼都會把她們嚇得發抖（omnia pavere），她們拋掉傲氣和放縱，而對自己和對她們的國家已經絕望了。」 [105] 對於這樣細緻的描述，作者還是作了很大的壓縮，省略了不少必要的連詞和介詞，以加強場景的緊張氣氛。撒路斯提烏斯是帶著感情描述喀提林最後的戰鬥的：「當喀提林看到他的軍隊已被打敗並且只剩下自己身旁的一小隊人的時候，他考慮到自己的高貴出身和先前的地位，於是便衝到敵人最密集的地方去，戰死在那裡，他是在多處負傷之後才倒下去的。」 [106] 而對戰鬥之後戰場的描述，更是拉丁文獻中最動人的章節之一：「直到戰鬥結束之後，人們才看到喀提林的軍隊進行了怎樣勇敢和堅決的戰鬥。要知道，幾乎每一個人在犧牲時都用自己的身體覆蓋了在戰鬥開始他活著時所占據的位置。……但是人們發現喀提林遠在他的士兵的前面，在被殺死的一堆敵人中間，還在輕輕地喘著氣，臉上表現出在他生前給他以鼓舞的一種堅強不屈的精神（Catilina vero longe a suis inter hostium cadavera repertus est，paululum etiam spirans ferociamque animi， quam habuerat vivos， in voltu retinens）。…… 「……但是羅馬人民的軍隊並沒有取得任何歡快的和不流血的勝利，因為所有最勇敢的人不是在戰鬥中倒下就是在戰鬥時負了重傷。還有離開營地來參觀戰場或想打劫財物的許多人，在他們翻轉叛軍的屍體時，時而發現一位朋友，時而發現一位客人或親屬（hospitem aut cognatum），還有一些人認出了他們的私敵。這樣，全軍的人便有了不同的反應，有人悲痛傷心，有人高興，有人哀悼。」 [107] 撒路斯提烏斯傳世的作品完整地保存下來的雖然只有《喀提林陰謀》和《朱古達戰爭》兩種，而且篇幅不大，但共和國末期一些著名人物的形象和他們的心態都躍然紙上，給我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這樣的人物可以舉出馬略、梅特路斯、蘇拉、愷撒、加圖、喀提林、朱古達等等。作者使用的手法有時是直接的一針見血的描述，有時是通過這些人的發言和行動來表現他們的性格，有時則是兩種手法並用。例如在《喀提林陰謀》中，像我們的列傳體那樣，一開始他就對喀提林作了概括的介紹：「路奇烏斯·喀提林出身顯貴家族（nobili genere natus），具有非凡的智力和體力，但稟性卻是邪惡和墮落的（malo pravoque）。從年輕的時候起，他便非常喜歡內戰、殺戮、搶劫和政治上的相互傾軋……他有鋼筋鐵骨般的身體，經受得住常人絕對不能忍受的飢餓、寒冷和不眠。他為人膽大妄為，不講信義，翻雲覆雨，無論什麼都裝得出，瞞得住（Corpus patiens inediae algoris， vigilae supra quam cuiquam credibile est． Animus audax， subdolus， varius， cuius rei lubet simulator ac dissimulator……）他覬覦別人的財產，揮霍自己的財產；而且他的情慾十分強烈。他具有相當的口才，但是沒有什麼見識（satis eloquentiae， sapientiae parum）。他的錯亂的精神總是在貪求著窮凶極惡、難以置信和稀奇古怪的東西。」 [108] 對於愷撒和加圖，作者不但介紹了他們各自的發言並且把他們作了十分著名的對比：「就出身、年齡和口才而論，他們兩個人差不多是對等的；在精神的偉大方面他們也是旗鼓相當的，在名聲方面也是這樣，儘管他們的名聲是各自不同的（後半句原文只用了七個詞：magnitudo animi par， item gloria， sed alia alii——引者）。愷撒被認為是偉大的，因為他仁厚而慷慨，加圖則是由於他一生誠實正直。前者出名是由於他溫和並富有同情心，後者的嚴正給他帶來了威望。愷撒是通過給予、幫助和寬恕而取得了榮譽的，加圖取得榮譽是因為他絕不能被收買。前者是不幸的人們的一個庇護所（miseris perfugium），後者對惡人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malis pernicies）。前者是善良的品行，而後者則是堅毅不屈的性格受到稱頌。最後，愷撒把自己鍛煉得能進行艱苦的工作，能睡得很少，為自己友人的幸福盡心竭力，而不把自己的放在心上，並且只要是值得給予的，從不拒絕給予。他渴望巨大的權力、一支軍隊和一場新的戰爭……反之，加圖培養的是自我克制的能力、得體的風度，而首先是嚴正的作風。他並不和富人鬥富，不和有野心的人比陰謀詭計，而是和有進取心的人比貢獻，和有自制力的人比節制，和潔白無私的人比清廉。他更想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來像是一個有道德的人。因此他越是不追求名譽，名譽越是在他身後緊追不捨。」 [109] 在《朱古達戰爭》里我們也看到對朱古達的精彩描述：「朱古達身體強健，儀表英俊，特別是智力超群，但他一旦長大成人後卻沒有沾染上奢侈和懶散的惡習，而是遵照本民族的習慣，騎馬、投槍、擊劍……雖然他的名聲超過所有的人，但是他仍然贏得了所有人的愛戴。……他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但是他對自己的功業卻很少談到。」 [110] 而對於蘇拉，儘管撒路斯提烏斯在政治上對他持否定態度，但對於其人的評價仍然表現了史家的公正：「蘇拉出身一個舊貴族世家……他既精通希臘文學，也精通羅馬文學；他是一個有高度智慧的人，他追求享樂但是更加追求光榮。在閒暇的時候他過放縱的生活，但是他的享樂絕不會影響他的本職工作，只是作為一位丈夫，他的行為本來是應當更正派些才好。他能言善辯，聰明伶俐，很快就能同別人交上朋友。在偽裝自己的真正意圖方面，其用心之深達到令人難以相信的程度。但是對於許多東西，特別是對於錢財，他出手十分大方。在他取得內戰的勝利之前，他在所有的人當中是最幸運的，但是他的幸運從來不曾超過他的才幹。許多人都無法肯定到底他的幸運更多有賴於他的勇敢，還是有賴於他的有利的機遇。」 [111] 從撒路斯提烏斯就羅馬歷史所進行的說教來看，他夠得上是一個典型的古羅馬人。 [112] 但是從他所受教育的淵源來看，儘管他也許否認，儘管他對希臘文化抱有成見，但實際上，他更多是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西方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文化向來與希臘羅馬文化並稱。但究其實，羅馬文化只能說是在希臘文化撫育下成長起來的派生文化，把二者列在同等（即使時間有先後）的地位是勉強的。在羅馬人崛起之前，希臘人已在義大利南部建立了殖民地，使這一部分成為希臘文化的領域。實際上，希臘人和羅馬人在氣質上大不相同。希臘人是海上的民族，羅馬人更多是山區的居民。羅馬號稱七山之城，離海雖然不遠，但他們受海的影響較小。希臘人重思辨，重幻想，長於理論；羅馬人講求實際，重實踐，吃苦耐勞，勇於作戰。希臘長於藝術，羅馬長於治術。羅馬人是在希臘文化的撫育和浸潤下才慢慢自成體系的，是附麗於希臘文化而得到成長的。後來希臘（包括地中海東部）只是被羅馬用武力征服，但文化這個領域仍然掌握在希臘人手裡。政治軍事中心在羅馬，文化藝術中心卻在希臘。在羅馬主持講壇的主要是希臘教師（有不少是贖身的奴隸），而羅馬上層人物也必須到希臘「留學」才算完成學業。因此羅馬人對希臘人存在著矛盾心理：一方面把他們看成是自己屬下之民（這是事實）；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在他們面前只不過是barbari（野蠻人）；一方面要把希臘大師請進來或不惜渡海遠道去求教；另一方面又多次下令驅逐到羅馬來謀生的大批所謂「下九流」的希臘人。撒路斯提烏斯也是這樣，他是羅馬主人的身份，但是卻受希臘文化的薰陶，也正是由於這一點，他看到了文字的作用而使他有了撰史的志向。這說明閱讀希臘的史書給了他怎樣深刻的印象：「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跡確實是相當偉大而又光榮的，儘管如此，它們實際上也並不是像傳聞中描述的那樣出色。但是由於雅典產生過具有特殊才能的作家（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業在世界上便被認為占有無與倫比的地位。這樣看來，成就事業的人們的功績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過是有偉大的作家能夠用頌揚的文字對事業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羅馬人民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有利之處，因為他們中間最有才能的人們總是從事於實際的事務，他們總是要在身體力行的情況下使用他們的頭腦；最優秀的公民重視行動而不喜空談（optumus quisque facere quam dicere），他認為他自己的英勇行動應當受到別人的稱讚，而不應由他本人來記述別人的英勇行動（sua ab aliis benefacta laudari quam ipse aliorum narrare malebat）。」 [113] 後面這兩句出自古羅馬人之口，充分表現了他們的特色。撒路斯提烏斯受惠於希臘文化傳統之處在他的傳世之作里隨處可見。撒路斯提烏斯的文字風格，如前所述，論者大都說它像老加圖，甚至是在抄襲他，但更多人卻指出它和希臘史家修昔底德的關係。不過要說明的是，加圖的文章古拙是因為拉丁語還沒有發展到西塞羅時代的那種曲折細密的程度，而撒路斯提烏斯的古拙則是有意地避開當時風行的西塞羅體以表現它的力度，而這種力度是間接地受到修昔底德的影響的。修昔底德的文體，正如修昔底德的英譯者查·福斯特·史密斯（Charles Forster Smith）所說：「在對事件進行一般的敘述時，修昔底德的文風是清楚、直截了當、生動的，但是在描述戰爭和其他重大事件，在進行總結，特別在演說中，他的文風就和一般是簡單和清晰的陳述形式大不相同了；在這裡，陳述的往往是如此地簡潔和凝縮乃至變得十分難以理解。」 [114] 看來，撒路斯提烏斯繼承和發展了修昔底德的簡潔和凝練的方面，有些地方連敘述的手法也是直接從修昔底德那裡來的。比如，在《喀提林陰謀》里，作者所說的「如果你記述了傑出人物的豐功偉績，則人們只有在他們認為你所說的事情他們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時候才願意相信你，一旦超過這個限度，他們即使認為你的話不是荒謬的，也是憑空捏造的了」。 [115] 這段話，使我們很容易想到修昔底德的同樣意思的一段話：「……當發言者說到他們自己的能力所不能做到的功績時，他們便認為發言者對死者過於頌揚。頌揚他人，只有在一定的界線以內，才能使人容忍；這個界線就是一個人還相信他所聽到的事物中，有一些他自己也可以做到。一旦超出了這個界線，人們就會嫉妒和懷疑了。」 [116] 再比如，在《朱古達戰爭》里作者在描述扎瑪居民觀戰的情況時 [117] ，顯然是脫胎於修昔底德的作品中有關希臘人在敘拉古觀看海港內海戰的描述 [118] 。讀者只需拿來稍加對照就可以看出的。維萊烏斯·帕特爾庫路斯（Velleius Paterculus）也早就看到了撒路斯提烏斯借鑑修昔底德之處 [119] 。撒路斯提烏斯在他的傳世作品中的許多看法都可以證明他同希臘文化的關係。在《喀提林陰謀》開頭地方談到「我們使精神發號施令，肉體則俯首聽命」 [120] 這一點，他顯然是祖述亞里士多德的看法。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里指出：「……靈魂和身體，前者自然地為人們的統治部分而後者自然地為被統治部分。」 [121] 而作者所說的放縱肉慾是違反自己本性的說法 [122] 則是當時在羅馬流行的斯多噶派的學說。還有一些表述，如「野心使許多人變得虛偽，變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 [123] 使人想到荷馬的《伊利亞特》里的「這種人嘴裡說著一種話，心裡卻想著另外的事情」 [124] ；而「他更想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來像是一個有道德的人」 [125] 。也許正是從埃斯庫羅斯的《七人攻打底比斯》里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的話：「如果說他不想看來是最好的，他是想成為最好的。」 [126] 得到啟發的。再如《喀提林陰謀》中作者寫到「在戰鬥里，膽子最小的永遠是最危險的，勇敢才能起堡壘作用」 [127] 這一點時，他肯定記起了色諾芬（Xenophon）的意思大致相同的話：「人們想活下去卻又想逃跑，那簡直是發瘋了，他會懂得，勝利者能保證得救，而逃跑的人比堅守戰鬥崗位的人死亡的比例要大得多。」 [128] 《歷史》這部更成熟的作品由於只有片斷保存下來，所以要從結構方面對它進行判斷比較困難。但是從兩個專題的歷史作品來看，作者組織材料和敘事的能力還是十分出色的。他把兩個歷史事件原原本本地介紹給讀者，除了開頭地方有少數作者本人的議論之外，他的見解已充分表現在他的敘事之中，不作過多的說教（儘管說教應當說是他的一個不小的毛病）。雖然他在剪裁上很見功夫，但是在史料的鑑別和運用上從今天的要求來看仍有許多不足之處。例如作者在時間方面就比較馬虎。喀提林陰謀的時間的順序就不那麼準確並且被作者人為地拖長了（具體的情況見於所附的注釋）。作者文字的簡潔固然是一個優點，但簡潔過頭往往造成晦澀，甚至使人難以了解作者的本意。這一點前面已經指出了。撒路斯提烏斯雖是大手筆，但是也免不了犯這樣的毛病。而譯者要把意思清楚地表達出來，便無法遷就原作的簡潔，如果我們用與原文對等的西漢的古文來翻譯，那勢必造成譯文的古奧與晦澀，顯然這是不必要的。原文裡像希羅多德那樣插筆敘述故事的地方不多，總的看來是保持了布局的完整，特別兩書的結尾都十分精彩，這在拉丁的歷史文獻中也是不多見的。插入的兩個故事一個是關於腓萊尼兄弟的祭壇的故事 [129] ，另一個是那個利古里亞士兵因捉蝸牛而爬上山頂的故事 [130] 。而嚴格說來，第二個故事和正文還是有比較密切的聯繫，不能說是拋開正文講故事。儘管撒路斯提烏斯借重於希臘作家的地方不少，但這並不影響他的作品在古典文獻中的獨特價值和地位。羅曼在二書的法譯本的序中指出：「撒路斯提烏斯是配得上歷史學家這一稱號的第一位羅馬歷史學家 [131] ；他沒有典型可供遵循，而是自己開創，他同時提出了他的方法、他的風格和他的歷史概念。單是這一情況便保證他在古代的歷史學家當中占有一席地位。儘管他有一切缺點——這些缺點我當然不應當迴避——他依然是一位大藝術家，並且他的短篇的歷史作品即使在當代也擁有大量的讀者，並且受到認真的研究。毫無疑問，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模仿希臘的那些歷史學家，特別是修昔底德的，但是他的最突出的優點完全是他個人的。」撒路斯提烏斯對後世的影響譯者少年時代學過一點拉丁語，當時接觸到的不少選本里都有撒路斯提烏斯的《喀提林陰謀》的片斷，那時就知道用拉丁語寫作的古羅馬作家裡，除了人所必讀的大名鼎鼎的愷撒和西塞羅，以及後來的維吉爾、賀拉斯、李維之外，還有撒路斯提烏斯其人。可見撒路斯提烏斯在西方讀者中間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在19世紀，歐美中學生的希臘語和拉丁語的水平還是不低的，就和我國清末和民初中學的古文水平差不多。馬克思在高中時的拉丁語課本竟是塔西佗的《編年史》，這就難怪他有相當深厚的拉丁語的根底了。但是進入20世紀，特別是二次大戰後這幾十年，西方學生不但希臘語和拉丁語已漸漸放棄，就是本國文字的水平也大為降低，希臘、拉丁語及其文獻的研究已漸漸成為少數文史專業工作者的事情。在我國，譯者很榮幸地成了第一個把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介紹到國內的人。希望這個譯本能夠為外國史、外國文學的研究者起一點添磚添瓦的作用。從歷史上看，撒路斯提烏斯的命運就比，比如說一百多年後刻意仿效他的另一位歷史學家培西佗，要好得多。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在當時聲譽就很高，因為當時人們除了兩篇專題的歷史作品之外，還看到了他的《歷史》的全貌。坐擁巨資的在野名公當然有時間精雕細琢，像羅曼所說的那樣。克溫提利亞努斯（Quintilianus） [132] 對撒路斯提烏斯的估價很高，認為他可以同修昔底德平起平坐，但羅爾夫認為克溫提利亞努斯所重視的是撒路斯提烏斯的愛國精神，而不是他對當時羅馬國家的尖銳、中肯的批評。瑪爾提亞利斯（Martialis）對撒路斯提烏斯的極高評價 [133] 可能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看法，儘管詩人本身的意見並沒有什麼權威性。但同屬史家的蓋烏斯·阿西尼烏斯·波利歐（Gaius Asinius Pollio）和李維卻都批評過撒路斯提烏斯，只是情況還要加以分析。波利歐和撒路斯提烏斯同屬愷撒陣營的戰友，他也像撒路斯提烏斯那樣，後來退出政治生活專心於著述。不過他退出的時間要晚一些，他在公元前40年還擔任了執政官並在第二年因為對伊利里亞的帕提亞人的勝利而舉行了一次凱旋式。他是後來因為同安托尼烏斯意見不合才退出政治舞台的。他在文化界是一位有影響的大人物，素以批評嚴格而出名，所以他對比自己年長的撒路斯提烏斯也要說三道四一番就不奇怪了。 [134] 至於李維，他的文風和撒路斯提烏斯的文風幾乎形成兩極，他當然不喜歡撒路斯提烏斯的簡潔、古拙的文風。塔西佗受到撒路斯提烏斯的影響可謂大矣，所以對他的推崇之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135] 。不但推崇而且仿效。從西塞羅到李維，文風從繁複綿密到了冗贅的程度，但是塔西佗卻比早他一百多年的撒路斯提烏斯寫得還要簡潔，從而也更加難懂。作為這兩位作家的譯者，我感到兩個人的文風雖然相似，培西佗卻更加有意識地寫得簡潔，有時甚至用自造的古詞；相比之下，撒路斯提烏斯就顯得「古」得自然一些，儘管當時已經對他的仿古不習慣了。這一點在前面已經指出了。在哈德良（Hadrianus，117—138在位）時期，一個叫吉諾比烏斯（Zenobius）的人還把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譯成希臘語。 [136] 公元2世紀，努米底亞出生的當時最著名的演說家、擔任過皇室的拉丁修辭學導師的瑪爾庫斯·科爾涅利烏斯·弗隆托（Marcus Cornelius Fronto，約100—約166）在他常讀的拉丁散文作品中除了西塞羅的書信之外，就還有加圖和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2世紀末，埃米利烏斯·阿斯佩爾（Aemilius Asper）曾給撒路斯提烏斯的《歷史》和《喀提林陰謀》作過注釋，但是沒有保留下來。單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在拉丁文獻中的地位。4世紀著名主教、出生在努米底亞的奧古斯丁寫的拉丁語和西塞羅的拉丁語已經達到難以分辨的程度，但他仍然稱撒路斯提烏斯為nobilitatae veritatis historicus [137] ，從而表明了自己的公正態度。曾統率過屋大維的艦隊的路奇烏斯·阿爾倫提烏斯（Lucius Arruntius）寫的一部《布匿戰爭》便有明顯模仿撒路斯提烏斯作品的痕跡，塞內加在給路奇利烏斯（Lucilius）的信里早就指出了這一點 [138] 。普布利烏斯·文提狄烏斯（Publius Ventidius）在公元前38年為戰勝帕提亞人而舉行的凱旋式中也借用過撒路斯提烏斯的一篇演說 [139] 。阿米亞努斯·瑪爾凱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狄克圖斯·克列田西斯（Dictys Cretensis）、赫吉西普斯（Hegesippus）、蘇爾皮奇烏斯·賽維茹斯（Sulpicius Severus）、拉克坦提烏斯（Lactantius）、希拉蕊烏斯（Hilarius）、優利烏斯·埃克斯蘇佩蘭提烏斯（Julius Exsuperantius）等人的作品也都表現出撒路斯提烏斯的文風的影響。羅曼也提到了法國的仿效撒路斯提烏斯專題歷史著作的體例的作品，諸如雷斯紅衣主教（Le Cardinal de Retz）的《菲斯克的陰謀》（Conjuration de Fiesque ）、薩拉贊（Sarazin）的《瓦爾斯蘭的陰謀》（La Conspiration de Valslein ）、聖列亞爾（Saint-Réal）的有關格拉克人和威尼斯的陰謀的作品。甚至盧利耶爾（Rulhière）的《俄國革命》（Révolution de Russie ）的寫法顯然也是受到了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的啟發。法國作家如聖埃弗勒蒙（Saint-Evremond）、拉羅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孟德斯鳩、伏爾泰、里瓦洛爾（Rivarol）乃至後來的梅里美都高度評價撒路斯提烏斯並在很多地方借鑑他的作品 [140] 。撒路斯提烏斯生於我國漢昭帝時期，比生於漢景帝時期的司馬遷晚大約60年，但仍應屬於同一時代的人（西漢和羅馬共和國末期）。為了拓寬我們的視野，了解東西古代文化的異同，把古代東西方兩大史家的作品的體例、文風，進而把漢帝國和古羅馬共和國（包括帝國）的體制、文化、思想作一比較研究是我國史學界很有意義的課題。希望撒路斯提烏斯的著作的介紹能在這一課題的提出方面起一點推動作用。《喀提林陰謀》和《朱古達戰爭》的結構撒路斯提烏斯的兩部專題史書是經過認真考慮之後才動筆的。他不僅在史料的搜集和準備方面下了功夫，就是在布局方面也是十分用心的，頗有可供後來撰史者借鑑的地方。《喀提林陰謀》的布局大致可以分成六個單元（第1章至第4章；第5章至第13章；第14章至第19章；第20章至第32章；第32章至第49章；第50章至第61章）。第1章到第4章約略相當於一篇序言。作者在這裡首先指出應當用精神、才智去尋求榮譽，而撰史就是他本人追求不朽聲名的具體表現，特別是因為他已退出了政治生活，可以擺脫派系的偏見，所以更加有條件這樣做。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撰史乃是作為一項事業來對待的，是「以語言文字服務於國家」， [141] 頗像是我國三不朽中的「立言」，不是搞什麼學術研究或是文人雅士舞文弄墨以為消遣，記述別人的功業也是為了達到啟發後人的目的，使有所遵循，有所儆戒，不是給人們看了好玩。掌握了作者「述往事思來者」 [142] 的用心，才可以了解這部作品的分量。從第5章到第13章可以認為是全書的一個引言。第5章先介紹喀提林本人，因為他是全書的主角，而作者認為他的墮落也受羅馬當時風氣的影響，所以從第6章起回溯羅馬的歷史，談到羅馬人的建立在法律上的統治體制，以及如何由王政轉向選舉執政官的辦法，以「防止人們因擁有不受限制的權力而變得橫傲起來」 [143] ，而「羅馬這個自由國家一旦爭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時期內變得令人難以置信地強大和繁榮」。 [144] 羅馬人論功業實際上並不比雅典人差，只是缺少記述他們的功業的人。可惜羅馬在繁榮強大之後，閒暇與財富腐化了羅馬人，他們只追求權力與財富，羅馬終於成了一個罪惡的、墮落的城市。隨著喀提林這個人物的出現，這些章主要介紹此人活動的背景——從歷史的角度著眼的羅馬。作者從他的傳統的道德觀點出發，對他當時的羅馬和統治羅馬的權貴持極端否定的態度。這一態度貫穿於作者的一切作品之中。第14章到第17章記述喀提林的陰謀的緣起和始初的活動。他怎樣在這個罪惡的城市裡把那些墮落分子集合在自己周邊，以及用什麼辦法把他們吸引過來。他把被他拉攏過來的人教壞之後，便向這些人泄露了推翻共和國的計劃（公元前64年）。第18章和第19章插筆夾敘了這之前也有喀提林參加的推翻共和國的一個陰謀。這是公元前66年的事情。一個名叫皮索的年輕的貴族同喀提林和奧特洛尼烏斯相勾結，企圖推翻共和，結果失敗了。後來皮索被派往近西班牙以牽制龐培，但在那裡遇害。這就是所謂第一次的陰謀。應當指出，這次陰謀同作為本文正題的喀提林陰謀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作者因此只能順便提一下，而且推遲到2月5日的說法是沒有太多依據的。從第20章起進入了喀提林陰謀的正題。第20章到第22章記載了喀提林對陰謀參加者的發言，向他們指出陰謀實現後他們會得到什麼，然後讓他們飲了血酒。第23章到第25章記述的是：克溫圖斯·庫里烏斯由於不慎而泄露了陰謀。普遍的恐懼心理使得人們選出西塞羅和安托尼烏斯為執政官以對付喀提林。喀提林繼續進行活動，收羅參加陰謀的人，特別是一個名叫顯普洛妮婭的女人。從第26章我們看到：喀提林在西塞羅保持警惕的情況下既未能把他除掉，競選執政官（公元前63年）也未能成功，於是他決定訴諸暴力。第27章和第28章告訴我們，喀提林一方面在全義大利範圍內作了布置，另一方面在羅馬城內，他在瑪爾庫斯·波爾奇烏斯·萊卡家裡召集了陰謀者的會議。雖然會上布置了第二天殺害西塞羅的行動，但因消息經富爾維婭傳給了西塞羅，這一行動也以失敗告終。對此西塞羅召開了元老院會議，元老院作出決定「執政官應注意不使共和國遭受任何損害」（第29章）。元老院在義大利以及在羅馬都採取了對付陰謀的有力措施，例如把克溫圖斯·瑪爾奇烏斯·列克斯和克溫圖斯·梅特路斯·克列提庫斯分別派赴費祖來和阿普利亞及其鄰近的地區，為揭發陰謀懸賞了重金等（第30章）。這些措施使得羅馬陷入普遍的惶恐之中，而這時受到傳訊的喀提林竟然還敢於出席元老院的會議以表明自己的「無辜」。西塞羅針對他的出席在元老院發表了所謂反喀提林第一演說，對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公元前63年11月8日）。喀提林憤怒地走出元老院，離開羅馬去了埃特魯里亞曼利烏斯那裡（第31章到第32章）。從第32章我們知道，喀提林曾為留在羅馬的凱提古斯、朗圖路斯等人布置了任務，作為他率軍攻打羅馬時的內應。接在下面，我們看到了蓋烏斯·曼利烏斯派人帶給瑪爾奇烏斯·列克斯的一封為自己進行辯護的信（第33章）以及瑪爾奇烏斯·列克斯的回信。同時還記述說喀提林在途中也致書羅馬顯要貴族，表明自己是因為受到迫害才離開羅馬去瑪西利亞（今天的馬賽）的（第34章）。但是克溫圖斯·卡圖路斯在元老院宣讀的喀提林給他個人的信則與前面的信大不相同。這封信並不對他的行動進行任何辯解，而是公然表示要「把保衛苦難者的利益的大事擔當起來」。信中還表示把歐列絲提拉託付給卡圖路斯（第35章）。對此，元老院採取了相應措施，喀提林和曼利烏斯被宣布為國家的敵人，安托尼烏斯奉命率軍去對付喀提林，西塞羅則負責保衛羅馬的安全。但這時參加陰謀者沒有一個人因貪圖獎金而出賣陰謀（第36章）。作者隨即在第37章到第39章對羅馬和義大利人們的思想動態作了分析，為什麼平民，特別是羅馬平民同情喀提林的行動，主要原因在於元老院和少數顯貴把持權力和財富，引起了人們的不滿。朗圖路斯根據喀提林的指示在羅馬進行了爭取各色人等的活動。他甚至通過一個名叫普布利烏斯·翁布列努斯的人同到羅馬來告狀的高盧部族阿洛布羅吉斯人的使節接觸，想把他們拖到陰謀活動里來。阿洛布羅吉斯人經過權衡，決定把事情全都告訴了他們的保護人桑伽，桑伽又轉告給了西塞羅。西塞羅指示阿洛布羅吉斯人將計就計，以便取得第一手的罪證（第40章到第41章）。這時陰謀者在行省和義大利都輕率地動了起來，羅馬的陰謀者也加緊活動，作了具體的部署（第42章到第43章）。阿洛布羅吉斯人按照西塞羅的意見行事，取得了書面的證據。他們在離開羅馬途中，在穆爾維烏斯橋受到截擊時，便向行政長官投降了。這是公元前63年12月2日到3日夜裡發生的事情（第44章和第45章）。在第二天元老院的會議上，卡圖路斯、凱提古斯等人被召了來，由於執政官出示的證據以及阿洛布羅吉斯人和同他們一道被捕的沃爾圖爾奇烏斯的證言，元老院決定拘留陰謀的參加者（第46章和第47章）。西塞羅為此受到了群眾的讚揚，原來同情喀提林的民眾的態度也來了一個大轉變。想把克拉蘇拖入陰謀的塔爾克維尼烏斯的企圖以及想把愷撒拖入陰謀的克溫圖斯和蓋烏斯·皮索的企圖均未得逞（第48章和第49章）。另一方面，朗圖路斯和凱提古斯手下的人們積極活動，想把他們的主人用武力劫持出來。針對這一情況，西塞羅作了防衛的措施並召開元老院的會議（公元前63年12月5日）討論處理在押陰謀者的問題。當選執政官（公元前62年度）西拉努斯首先發言，主張把陰謀者全部處以死刑（第50章）。但是愷撒發言時卻主張把他們囚禁在各自治市並沒收他們的財產，而不用處死的辦法（第51章）。後來輪到加圖發言時他堅決認為應當把陰謀者作為叛國罪犯加以處決（第52章）。加圖的發言受到讚揚並為元老院所通過。作者由此產生感想：正是由於少數人不平常的功業，羅馬才取得了赫赫的成就。作者隨即把他們當時最偉大的人物愷撒和加圖作了比較（第53章和第54章）。這種比較雖然和主題沒有直接聯繫，卻是全書最精彩的段落之一。決定作出之後，陰謀者當夜被帶進入地牢，在那裡被絞死了（第55章）。在喀提林這一方面，他把他帶來的人和曼利烏斯原有的人勉強拼湊成兩個軍團，軍備也不足。他起初拖延作戰，但是在得知羅馬發生的事件之後，他想逃到高盧去，但由於受到兩面的夾擊，他只好決定對安托尼烏斯展開戰鬥（第56章和第57章）。第58章介紹了他對士兵的演說。第59章記述雙方部署的情況。安托尼烏斯為了避免同老朋友喀提林見面，託故把作戰的指揮權交給了他的副帥瑪爾庫斯·佩特列烏斯。最後兩章記述了戰鬥的情況。喀提林的部隊被打敗，他本人也陣亡了。但是元老院的軍隊勝利的代價也是慘重的，作者充滿感情的描述讀了使人久久難忘。喀提林的陰謀本身並不複雜，它是在當時整個歷史背景上的特定產物，它體現了各種力量和人物之間的矛盾和糾葛。作者正是從大處並從事件的內部著筆，所以把這一事件描繪得豐富多彩，真切動人。除了遠在東方的龐培之外，當時所有羅馬的重要人物都出現在這有限的篇幅之中。古樸、生動、緊湊的語言躍動在首尾一貫，層次分明的布局裡面，呈現出一幅精美嚴整的畫面。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在拉丁文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長久不衰，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朱古達戰爭》的結構大體上可以分成五個單元。第1章到第5章是引言；第5章到第26章記述的是爭奪努米底亞王位的戰爭；第27章到第39章進入正題，記述了羅馬對朱古達的戰爭的第一階段；第40章到第83章記述了戰爭的第二階段，即梅特路斯任統帥的階段；第84章到第114章記述了戰爭的最後階段，即馬略任統帥的階段。作者在引言部分依然和前書一樣從精神主宰人的生活這一信條出發，認為「只有精神是純潔的、永恆的，是人類的主人，它賦予一切事物以生命並支配著它們，而它本身卻不受支配」 [145] 。對物質的追求是速朽的，但精神的成就卻是不朽的。而「在智力的追求中，記述過去的事件是特別有用的」 [146] ，因此他才立意把羅馬人民同努米底亞人的國王朱古達的一場戰爭記述下來。這不僅是「一場長期的、血腥的、勝負難分和反覆無常的戰爭」而且是「第一次對貴族的橫傲進行抵抗的戰爭」 [147] 。後面這一點尤其重要，也是作者寫這部著作的主要原因：抨擊當權的元老貴族的腐敗無能。這一觀點，如前所述，貫穿於他的全部歷史作品之中。從第5章後半作者記述了羅馬人民和努米底亞國王瑪西尼撒結成友誼的緣起和朱古達的出身。第6章到第8章作者轉入正題。首先介紹朱古達其人，他的突出優點以及米奇普撒對他的畏懼；他在努曼提亞的功業和他同羅馬人的友誼；一些羅馬貴族煽動朱古達覬覦努米底亞王位的野心，因為羅馬方面「沒有用金錢買不到的東西」。在第9章我們看到：在羅馬人對朱古達的稱讚的影響下，米奇普撒正式過繼朱古達為自己的兒子，認定他和自己的親生子阿多兒巴爾和希延普撒爾為王國的聯合繼承人。第10章記述了自覺大限臨近的米奇普撒對朱古達講的一番託孤性質的話。這之後不幾天米奇普撒便去世了，這是公元前118年的事情。但不久兄弟三人之間發生了矛盾，自感受到希延普撒爾的侮辱的朱古達派人殺死了他（第11章和第12章）。阿多兒巴爾於是向朱古達展開了戰爭。被打敗的阿多兒巴爾跑到羅馬來請求援助；另一方面，朱古達也派人攜帶禮物到羅馬進行賄賂。元老院聽取了雙方的申訴之後，在作決定時還是「把金錢和包庇的行為看得比公道還重的那一派……占了上風」 [148] 。羅馬人主持了努米底亞的分割。較好的部分分給了朱古達（第13章到第16章）。由於這部書的主戰場是在北非，所以作者從第17章到第19章對這裡的地理和居民的情況作了介紹。作者自己在這裡居住過，所以書中有關地理和風土人情的記述較之單純徵引文獻有更大的史料價值。行賄得手的朱古達肆無忌憚地再次進攻阿多兒巴爾的領土，被打敗的阿多兒巴爾逃入奇爾塔。朱古達包圍了奇爾塔。羅馬元老院派人來調解，但未獲結果。阿多兒巴爾再次派人去羅馬。司考茹斯等人來北非處理此事，但仍無功而回。阿多兒巴爾在這裡的義大利人的敦促下投降，他隨即被朱古達殺死，這裡全部成年的努米底亞人和被發現持有武器的商人也都被殺死（前112年）（第20章至第26章）。在民眾的激憤情緒的壓力下，元老院不得不下令對朱古達作戰。作戰的任務交給了執政官卡爾普爾尼烏斯·貝斯提亞。但是他被朱古達收買之後，同意了講和的條件（第27章至第29章）。和貴族對立的保民官美米烏斯發動民眾反對這個條約。他終於使朱古達本人來到羅馬以便揭發貪污受賄者。但是朱古達收買了保民官巴埃比烏斯之後又逃脫了法律的懲罰。他甚至收買人暗殺了在羅馬的瑪西瓦（瑪西尼撒的孫子）。元老院下令要他離開義大利（公元前111年至前110年）（第30章至第35章）。貝斯提亞的繼任者阿爾比努斯重新開始對朱古達的戰爭，但是他受到朱古達的愚弄，最後返回羅馬。貝斯提亞的兄弟奧路斯被留下來統率羅馬軍隊。朱古達用計把奧路斯引出蘇圖爾，出其不意地包圍了他，使他不得不可恥地投降（前110年至前109年）。元老院拒絕批准奧路斯的這一可恥的條約。但是執政官帶著一支士氣低落的軍隊沒有力量為他的兄弟的不幸遭遇報仇（第35章至第39章）。在羅馬方面，由於保民官蓋烏斯·瑪米利烏斯的建議，人民下令追究同朱古達合謀的羅馬高級官吏（第40章）。聯繫這一情況，作者離開正題，談論貴族和平民之間的鬥爭（第41章和第42章）。受命繼續對朱古達作戰的梅特路斯進行了戰爭的準備工作並且整頓了軍隊（第43章至第45章）。作者在這裡對梅特路斯採取史家的公正態度：「他（梅特路斯——引者）雖然站在同平民派對立的地位，但名聲一直是清白無瑕的。」 [149] 第46章和第47章記述了梅特路斯開頭的軍事活動。朱古達雖一再作出歸順的表示，但梅特路斯不作明確的回答，卻在暗中鼓動朱古達的使節出賣他們的主人。朱古達在穆圖爾河附近的戰鬥中被挫敗（第48章至第53章）之後，決定採取以一小支隊伍尾隨羅馬人之後加以困擾的戰術，而羅馬人則放手到處進行蹂躪以造成恐怖的氣氛（第54章和第55章）。第56章到第61章記述的是梅特路斯對要塞扎瑪的圍攻，以對付朱古達的游擊戰術，因為「他認為朱古達理所當然地會來幫助他的陷入苦難之中的臣民，這樣就可以在這裡展開一場戰鬥了」 [150] 。但是梅特路斯並未能攻占扎瑪。從第61章後半，作者記述了梅特路斯把朱古達的主要助手波米爾卡爭取過來的事情。波米爾卡說服朱古達向羅馬人投降並交出了他的幾乎一切，繼而朱古達又決定把戰爭繼續下去。梅特路斯的統帥期限得到延長（第61章和第62章）。在第63章，作者開始介紹本書另一位主要人物馬略。馬略渴望取得執政官的職位，但是受到梅特路斯的嘲諷和阻撓。馬略通過一些手法製造擁護他擔任執政官的輿論（第63章至第65章）。朱古達企圖東山再起，重新加緊進行作戰的準備。瓦伽城的居民響應他，對駐守城裡的羅馬部隊發動了一場屠殺，但只有部隊的長官一人得以活命（第66章和第67章）。梅特路斯隨即對瓦伽的居民進行了報復（第68章和第69章）。波米爾卡布置了反對朱古達的陰謀，但是被發覺並被處死，而朱古達從此處於對誰都不放心的狀態（第70章和第72章）。馬略終於從梅特路斯那裡獲准返回羅馬。他在羅馬當選為公元前107年度的執政官，並且取得了在努米底亞作戰的統帥權（第73章）。受到梅特路斯的出其不意的進攻的朱古達逃到塔拉去，繼而在羅馬人到來時他又在夜裡帶著自己的孩子和大部分財寶逃離了這座城市。羅馬人經過艱苦的戰鬥之後終於占領了這一城市（第74章到第76章）。在塔拉被攻克的同時，列普提斯的居民請求梅特路斯派一支衛戍部隊和一位司令官到他們那裡去並得到了同意。梅特路斯派去了由蓋烏斯·安尼烏斯率領的四個利古里亞人的步兵中隊（第77章）。第78章和第79章插筆敘述列普提斯的起源和地理形勢，接著又記述了腓萊尼兄弟為國捐軀的故事。朱古達由於同蓋土勒人以及同瑪烏列塔尼亞國王波庫斯的聯合又得以組織成一支軍隊，他於是率軍向著奇爾塔進發。梅特路斯和波庫斯接觸，而當他得知他的統帥權已轉歸馬略時，他便無心作戰，而只是把戰爭拖下去而已（第80章至第83章）。從第84章起轉入了朱古達戰爭的最後階段。第84章和第85章記述馬略進行的備戰活動和在羅馬所作的演說。馬略的這篇猛烈抨擊權貴的演說是本書最精彩的部分，也完全是撒路斯提烏斯本人想說的話。然後馬略正式接過了統帥權並渡海來到了烏提卡。在這裡把軍隊交給他的是副帥普布利烏斯·茹提利烏斯而不是梅特路斯，因為梅特路斯不願見到他（第86章）。第87章和第88章記述了馬略在這裡的初步活動，此外還指出返回羅馬的梅特路斯受到了盛大的歡迎。波庫斯暗中保持同羅馬人的聯繫。第89章到第91章記述了對位於大沙漠中心的大城市卡普撒的出其不意的攻占，這裡所有成年的努米底亞人都被殺死，但這是違反戰爭法規的。第92章到第94章記述了馬略在這裡到處進行的蹂躪，其中特別提到穆路卡河附近位於陡峭的石頭小山上的一座要塞。就自然條件來說，這個要塞是無法接近的，但一個偶然的事件——一名利古里亞士兵因為捉蝸牛而攀上山頂——使馬略把這個要塞也攻下來了。第95章和第96章介紹了另一個大人物的出場，馬略未來的對頭路奇烏斯·蘇拉。蘇拉是羅馬人對要塞發動進攻時以財務官的身份率領著一支騎兵渡海來到營地的。作者隨即對蘇拉（儘管作者不喜歡此人）作了公正的描述，並說明為什麼蘇拉很快便受到了長官和士兵的愛戴。另一方面，朱古達則拉攏波庫斯一道進攻羅馬人的營地，但經過激烈的戰鬥最後還是被打敗（第97章至第99章）。他們又試圖在奇爾塔附近進攻開赴冬營的馬略的隊伍，結果也遭到慘重的失敗（第100章和第101章）。第102章到第112章主要記述蘇拉和在朱古達和羅馬人之間舉棋不定的波庫斯之間的談判。波庫斯最後還是決定倒向羅馬人一面，設計把朱古達捉住並交給了蘇拉。然後蘇拉又把朱古達解送到馬略那裡去（前105年）（第113章）。馬略再度當選為執政官，舉行了凱旋式並接受了在高盧作戰的統帥權（前104年1月1日）。撒路斯提烏斯著作的鈔本和版本撒路斯提烏斯的著作由於在古典文獻中受到廣泛的重視所以它們的鈔本很多。最早對傳世的鈔本進行批判考察的是羅斯（Roth），他把這些鈔本分成兩組，一組是殘缺的鈔本（codices mutili），就是殘缺之處比較多的鈔本（其中有些被後人補足）；一組是完整的鈔本（codices integri），這種鈔本的空白處在鈔寫時便在原處或卷尾加以補足。一般說來，殘缺的鈔本比較古老，然而質量較高。本世紀初阿爾柏格（Ahlberg）對鈔本作了新的研究，他的研究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同。他所用的殘缺的鈔本大都是10世紀或11世紀的，其中殘缺的部分都由抄錄者或由後來的人所補足，此外還有訂正之處。他還用了幾種完整的鈔本。這十幾種殘缺的鈔本大體上來自三個更早的鈔本。由於撒路斯提烏斯經常為古代作家，特別是弗隆托（Fronto）和聖奧古斯丁以及語法學者阿茹西亞努斯（Arusianus）和普里斯奇安（Priscian）所引用，這些引文對於校勘撒路斯提烏斯著作的原文很有用處。撒路斯提烏斯的著作的最早的版本（Editio princeps）出版於1470年。其他早期的版本則有格拉列亞努斯版（Glareanus）（巴塞爾，1538）、卡爾里歐版（Carrio）（安特衛普，1580）、格魯特爾版（Gruter）（法蘭克福，1607）、科爾特版（Corte）（萊比錫，1724）、哈維爾坎普版（Havercamp）（阿姆斯特丹，1742）。 19世紀以來的版本則有：克里茨版（Kritz），3卷，萊比錫，1828—1853。格爾拉赫版（Gerlach），巴塞爾，1832，1852。斯圖加特，1870。狄奇版（Dietsch），萊比錫，1859。約爾丹版（Jordan），柏林，1866，1876，1887。奧伊斯納版（Eussner），萊比錫，1887。阿爾伯格版（Ahlberg），萊比錫，1919。奧恩施坦與羅曼版（Ornstein and Roman），巴黎，1924。帶有注釋的版本有：法布里版（Fabri），紐倫堡，1845。克里茨版，萊比錫，1856。雅各布斯版（Jacobs），柏林，1894（H．維爾茨注）施瑪爾茨版（Schmalz），哥達，1919。凱普斯版（Capes），牛津，1889。梅里維爾版（Merivale），倫敦，1884。在歐洲，撒路斯提烏斯的譯本常見的有：克萊斯（Cless）的德譯本（斯圖加特，1855）和霍爾策（Holzer）的德譯本（斯圖加特，1868）；德·布羅斯（De Brosses）的法譯本（巴黎，1837）和羅曼（Roman）的法譯本（巴黎，1924）。英譯本最早的大概是1557年出版的亞歷山大·巴克雷（Alexander Barclay）英譯的《朱古達史》（Historye of Jugurth）與康斯坦提烏斯·費利奇烏斯·杜蘭提努斯（Constantius Felicius Durantinus）英譯的《喀提林陰謀》（The Conspiracie of Catiline）的合刊本。後來的則有：約翰·邁爾（John Mair）的英譯本（都柏林，1788），威廉·羅茲（William Rose）的英譯本（倫敦，1751），約翰·華生（John Watson）的英譯本（收入博恩文庫，Bohn Library，1852），羅爾夫（J．C．Rolfe）的拉英對照本（收入羅葉布古典叢書，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1921，……1971）。羅爾夫的英譯本的引言有關版本和譯本的情況在1970年又作了如下的補充：「現在我們有一個由阿·庫爾菲斯（A．Kurfess）編訂的全集本，收入特伊布納叢書（Teubner series），這乃是阿爾伯格（A．W．Ahlberg）的全集本（1911、1915）的第二版，1954年在萊比錫出版；在布戴叢書（Budé series）中有埃爾努（A．Ernout）的編訂本，1947年在巴黎出版；在企鵝叢書（Penguin series）中有一個韓德佛德（S．A．Handford）的譯本，1963年在哈孟茲沃思出版。「《喀提林陰謀》（Catilinarian Conspiracy）有戴維斯（A．T．Davis）的編訂本，1967年牛津版。歸於撒路斯提烏斯名下的書信等等由庫爾菲斯重新編訂過，1962年特伊布納版，萊比錫；由埃爾努重新編訂的有1962年的布戴版；由卡古西（P．Cagusi）重新編訂的1958年在卡利亞里出版。「利曼（A．D．Leeman）編的《有關撒路斯提烏斯的系統參考文獻（1870—1950）》（A Systematic Bibliography of Sallust ，1870—1950）非常有用。」王以鑄 * * * [1] 克溫圖斯·阿斯科尼烏斯·佩狄亞努斯（Quintus Asconius Pedianus，前9年—76年），他和李維一樣，也是帕塔維烏姆（Patavium，今天的帕都亞，Padua）人，李維比他長50歲，應當是前輩，但他們仍算是同時代人。李維在當時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人竟從西班牙南部千里迢迢到羅馬瞻仰他的風采這一點可以為證。所以阿斯科尼烏斯有「我們的李維」之稱，表現了作為同鄉的自豪感。保留下來的他給西塞羅的演說所作注釋的片斷在年代和背景方面都作了說明，而他寫過撒路斯提烏斯的傳記一事，見於他給賀拉斯（Horatius）的《諷刺詩》（I，Z，41）所作的注釋。 [2] J．羅曼把撒路斯提烏斯的生年定為公元前87年，但公元前86年之說似乎更普遍。 [3] 李維：《羅馬史》，第3卷，第38章。 [4] 維列烏斯·帕特爾庫路斯：《羅馬史》，第1卷，第14章。 [5] 蘇埃托尼烏斯：《語法論》，第10章。 [6] 《喀提林陰謀》，第3章。 [7] 《抨擊》，第5章。 [8] 這一點可以證明西塞羅的正直，不包庇自己的熟人。 [9] 這兩個法律大約是在公元前150年通過的，具體內容未詳，大體上都對高級長官的職權作了規定。 [10] 《語法論》，第16章。 [11] 《阿提卡之夜》，第17卷，第18章。 [12] 歐洛西烏斯，6，8，15。 [13] 狄奧·卡西烏斯，第42卷，第52章；阿庇安：《內戰史》，第2卷，第92章以下。 [14] 《阿非利加戰爭》，第8、34章。 [15] 《阿非利加戰爭》，第97章。 [16] 第7章。 [17] 羅馬基本貨幣單位，用青銅鑄造。 [18] 在學術界一般承認這兩篇文字是撒路斯提烏斯本人的作品。 [19] Adversus Iovinianum， 1． [20] 愷撒和龐培攤牌之後，西塞羅把他在奇利奇亞一任長官所得送給了龐培。 [21] 第1章。 [22] 《喀提林陰謀》，第3章。 [23] 同上，第4章。 [24] 《喀提林陰謀》，第8章。 [25] 《喀提林陰謀》，第4章。 [26] 蘇埃托尼烏斯：《語法論》，第10、15章；《奧古斯都傳》，第86章。 [27] 蘇埃托尼烏斯：《語法論》，第10章。 [28] 《喀提林陰謀·朱古達戰爭》法譯本序，第iii頁。 [29] 第85章。 [30] 第18章。但這次延期在西塞羅的作品裡找不到任何旁證。 [31] 在西塞羅給他的好友阿提庫斯的一封信（i，6）里，人們通常認為pater a nobis discessit指的正是他父親的死亡。但這只是說「父親離開了我們」，discedere不一定就是「死別」的意思，寫在這裡供參考。 [32] 第2章。 [33] 摩隆也是愷撒的老師。 [34] 《西塞羅傳》，第3章。 [35] 從名字看，此人是一個希臘人。 [36] 《西塞羅傳》，第3章。 [37] 《論義務》，第2卷，第59章。 [38] 《西塞羅傳》，第8章。 [39] 《古代羅馬史》，三聯書店，拙譯本，第583頁。 [40] 《喀提林陰謀》，第26章。 [41] 第25章。 [42] 共和末期選舉時發生械鬥是司空見慣的。 [43] 《喀提林陰謀》，第19章。 [44] 路奇烏斯·優利烏斯·愷撒。 [45] 公元前64年。 [46] 《喀提林陰謀》，第31章。 [47] 阿洛布羅吉斯人是納爾波高盧（Gallia Narbonensis）的一個部族，納爾波高盧相當今天法國多斐奈（Dauphiné）和薩沃瓦（Savoy）地區。這一部族是公元前121年被當年度的執政官克溫圖斯·法比烏斯·瑪克西姆斯·阿洛布羅吉庫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Allobrogicus）和格涅烏斯·多米提烏斯·阿埃諾巴爾布斯（Gnaeus Domitius Ahenobarbus，公元前122年度執政官，此時是同執政官長官）所征服的。 [48] 當為克溫圖斯·法比烏斯的後人。 [49] 西塞羅後來為此人進行過辯護（Pro Flacco）。 [50] 《喀提林陰謀》，第16章。 [51] 阿庇安：《內戰史》（ii，1，5）。 [52] 普魯塔克：《小加圖傳》，第23章。 [53] 《喀提林陰謀》，第54章。 [54] 《喀提林陰謀》，第57章。 [55] 《喀提林陰謀》，第18章。 [56] 《喀提林陰謀》，第18章。 [57] 《喀提林陰謀》，第19章。 [58] 《喀提林陰謀》，第48章。 [59] 同僚是格涅烏斯·科爾涅利烏斯·朗圖路斯（Gnaeus Cornelius Lentulus）。 [60] Orator， Roman， Fragment． [61] 《克拉蘇傳》，第2章。 [62] 《克拉蘇傳》，第2章。 [63] 第2卷，第253行。 [64] 《書信集》，第1卷，第i章第50行。 [65] 當然，主人一天當中遇到那麼多的人，被稱為提示人（Nomenclator）的這個奴隸不可能都叫得上名字來。怎麼辦？隨便想一個名字告訴主人就是了，反正對方是不敢糾正大人物的錯誤的。 [66] 還有公元前100年和公元前102年兩說。 [67] 據普魯塔克：《愷撒傳》，第1章，蘇拉曾認為愷撒是個危險人物，因為在他身上有許多馬略的影子。 [68] 由於前面提到的克勞狄烏斯化裝成女人在豐饒女神的節日混入愷撒住宅同他的情婦龐培婭幽會（公元前62年），愷撒同龐培婭在公元前61年離婚。 [69] 商茨（Schanz）：《羅馬文學》（Rom．Lit．）12 ，第234頁。 [70] 《柏林古典語言學會年刊》（Jahresb．des Phil．Vereins zu Berlin ），48（1922），第66頁以次，又Bursians Jahresb．1922，第61頁。 [71] iv，1，68；ix．3．89． [72] La Conjuration de Catilina，第17—18頁。 [73] 《古代羅馬史》，三聯書店，1957年，第495—496頁。譯文有改動。 [74] 《古代羅馬史》，三聯書店，1957年，第496頁。譯文有改動。 [75] 有人據此認為他的家庭可能貧而不賤，否則，優利烏斯家族的女兒不會嫁給他，但是這一點尚沒有文獻的依據。 [76] 《馬略傳》，第6章。 [77] 《馬略傳》，第3章。 [78]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卷，第5章。 [79] 《古代羅馬史》，第501頁。 [80] 《古代羅馬史》，第506頁。 [81] 《蘇拉傳》，第1章。 [82] 蓋利烏斯：《阿提卡之夜》，第4卷，第8章、第17卷，第21章。 [83] 《蘇拉傳》，第4章。 [84] 幼里披底斯：《腓尼基女人》，第531行以次。 [85] 埃及供應羅馬以糧食，是羅馬的生命線。 [86] 傳世的有撒路斯提烏斯給愷撒的兩封信。第一封信原文標題是發言（oratio），即Ad Caesarem senem de re publica oratio。學術界比較一致地認為這封信是出自撒路斯提烏斯之手。寫作的年代西歐的學者一般定為公元前46年，格拉巴里—帕錫克認為不晚於公元前50年。第二封信原文標題為Ad Caesarem senem de re publica epistula，關於此信的真偽學者們有爭論，波斯特（L．Post）和庫爾菲斯等專家認為是真的，寫作時間一般定在愷撒渡過魯比康河之前。 [87] 《給愷撒的第二封信》，第10章。 [88] 羅馬人習慣於把國家比作船。 [89] 權貴指那些把持國家政權的貴族（nobilitas），相對於舊貴族（patricii）也可稱為「新貴」。 [90] 《給愷撒的第二封信》，第11章。 [91] 《喀提林陰謀》，第5章。 [92] 《喀提林陰謀》，第7章。 [93] 《喀提林陰謀》，第10章。 [94] 《喀提林陰謀》，第11章。 [95] 指由權位帶來的尊榮。 [96] 《喀提林陰謀》，第12章。 [97] 《喀提林陰謀》，第37章。 [98] 《喀提林陰謀》，第48章。 [99] 《朱古達戰爭》，第85章。 [100] 《喀提林陰謀》，第10章。 [101] 《喀提林陰謀》，第8章。 [102] 《喀提林陰謀》，第53章。 [103] 《朱古達戰爭》，第114章。 [104] 法譯本序XVII—XVIII。 [105] 《喀提林陰謀》，第31章。 [106] 《喀提林陰謀》，第61章。 [107] 《喀提林陰謀》，第61章。 [108] 《喀提林陰謀》，第5章。 [109] 《喀提林陰謀》，第54章。 [110] 《朱古達戰爭》，第6章。 [111] 《朱古達戰爭》，第95章。 [112] 參見《喀提林陰謀》，第6—8章。 [113] 《喀提林陰謀》，第8章。 [114] 《修昔底德》（羅葉布古典叢書希英對照本），序言xvi頁。 [115] 第3章。 [116]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2卷，第35章。 [117] 《朱古達戰爭》，第60章。 [118]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7卷，第71章。 [119] 第2卷，第36章。 [120] 《喀提林陰謀》，第1章。 [121] 第1卷，第5章。 [122] 《喀提林陰謀》，第2章。 [123] 《喀提林陰謀》，第10章。 [124] 第9卷，第313行。 [125] 《喀提林陰謀》，第54章。 [126] 《七人攻打底比斯》，V，592。 [127] 《喀提林陰謀》，第58章。 [128] 色諾芬：《居魯士的教育》，第3卷，第3章。 [129] 《朱古達戰爭》，第79章。 [130] 《朱古達戰爭》，第93章。 [131] 這是伽斯通·布瓦西耶（Gaston Boissier）的看法（La conjuration de catilina，pp．17—18）。 [132] 10，1，101：「nec opponere Thucydidi Sallusitium verear」． [133] 第14卷，第191章：「primus Romana Crispus in historia。」 [134] 波利歐比撒路斯提烏斯小10歲左右，他的作用有點兒和奧古斯都時代的麥凱納斯（Maecenas）類似，他建立了義大利的第一座公共圖書館。 [135] 《編年史》，第3卷，第30章。 [136] 希臘人翻譯羅馬人的作品，這是很不尋常的事情。即使寫羅馬的事情，希臘人也不屑於用拉丁語，因為在一般情況下只是羅馬人學希臘語，希臘人在學習方面一般是不學拉丁語的。 [137] 《上帝之城》，1，5。 [138] 《上帝之城》，114，17。 [139] 見於納倍爾（Naber）編的《佛隆托》，第123頁。 [140] 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出現在幾乎每一種拉丁文選讀之中，所以他的影響十分廣泛。這幾乎等於《古文觀止》和《唐詩三百首》對作品的普及作用。 [141] 《喀提林陰謀》，第3章。 [142]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143] 《喀提林陰謀》，第6章。 [144] 《喀提林陰謀》，第7章。 [145] 《朱古達戰爭》，第2章。 [146] 《朱古達戰爭》，第4章。 [147] 《朱古達戰爭》，第5章。 [148] 《朱古達戰爭》，第16章。 [149] 《朱古達戰爭》，第43章。 [150] 《朱古達戰爭》，第5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