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錄 · ●卷三
○舜命官考績下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後稷，播時百！』」（《書堯典》）
「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五熟而民人育。」（《孟子》）
△命稷
水土平，然後耕耨可興，故命稷次之。是以孟子之敘教稼穡亦在禹治水之後。
稷非嚳子，說見前《堯建極篇》中。履跡之誣，說見《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書堯典》）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命契
衣食足，然後禮義可教，故命契次之。是以孟子之敘教人倫亦在稷教稼之後。
契非嚳子，說見前《堯建極篇》中。吞卵之誣，說見《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書堯典》）
「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孟子》）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論語顏淵篇》）
△命皋陶
不教而殺謂之虐，教之不從然後齊之以刑，故命皋陶次之。此四官皆救民之急務，正民之要術，故舜先之。
皋陶似非庭堅，說見《夏皋陶篇》中。
△命禹與稷、契等不同之故
命稷、契、皋陶何以不咨也？因禹之讓，帝已知其才也。命詞何以詳於禹也？因咨而命者，事略具於所咨，故從省也；因讓而命者，事專見於所命，故從詳也。
△稷、契、皋陶均非申命
《偽孔傳》以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為新命，以稷、契、皋陶為美其前功以勉之。《蔡傳》因之云：「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余按：《經》之命官凡九，於棄曰「汝後稷」，於契曰「汝作司徒」，於皋陶曰「汝作士」，於垂曰「汝共工」，於益曰「汝作朕虞」，於伯夷曰「汝作秩宗」，於夔曰「命汝典樂」，於龍曰「命汝作納言」，八人之命詞如一：稷、契、皋陶為申命，何所見垂、益等五人之獨為新命？垂、益等五人既為新命，則稷、契、皋陶之亦非申命可知矣。稷、契、皋陶因禹之讓而命之者也，夔、龍因伯夷之讓而命之者也：苟因讓而命之者即為申命，則夔、龍何得獨不為申命乎？禹之為司空，自堯時者也，則其命必別白言之：先雲「伯禹作司空」以見其官之非新命，後雲「咨禹，汝平水土」以見其功之尚未畢，不雲「汝作司空」也。若稷、契、皋陶亦舊為此官，則亦當著之於命詞之上，必不雲「汝為稷、司徒、士」也。四岳、十二牧，皆舊職也，然所謂「四門」、「食哉惟時」雲者，皆新命，非美其前功；稷、契、皋陶即使果仍舊職，亦豈得獨為美其前功乎？且三人之功果在堯時，堯未崩以前何以不書？舜即位後紀新政之不暇，乃於此時敘舜之追美其前功，有如是顛倒舛謬之史官邪？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然則茲數人者，任官效職皆在舜時明甚。或初仕於堯世，要之必未為後稷、司徒、士，──故《史紀》云：「自堯時皆舉用，未有分職。」──不得以舜為申命也。蓋《偽傳》之失在誤以四岳為四人，是以與下「二十二人」之文不符，乃不得已而曲為之解，謂稷、契、皋陶之命皆美其前功而不得與二十二人之數；由是凡舜時事皆以為堯時事，顛倒錯亂，而二帝治天下之大法不彰。至《蔡傳》出，始以四岳為一人，然則稷、契、皋陶無庸謂為申命矣，乃亦沿《偽傳》舊說而不改，豈非習聞其說遂不覺其非邪！故今補其未備而詳辨之。說並見前《命禹條》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殳、┥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書堯典》）
【附錄】「垂之竹矢。」（《書顧命》）「垂之和鍾。」（《明堂位》）「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書堯典》）
【存參】「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史記陳杞世家》）
△命垂、益
本務舉而後末務可圖，人性盡而後物性可遂，故命垂命益次之。
命垂、益何以不咨於岳而咨於眾也？以其職少輕，故泛言之也。何以但命以官而不戒以職也？以其職少輕，故略言之也。
△「諧」為偕義
《蔡傳》云：「《史記》曰：『朱、虎、熊、羆為伯益（《史記》稱益未有加以「伯」者，《傳》誤）之佐』，則殳、┥、伯與當亦為垂之佐也。」余按：禹之讓稷、契、皋陶也，帝曰「汝往哉」，伯之讓夔、龍也，帝曰「往欽哉」，獨於垂、益之讓則曰「往哉，汝諧。」「諧」，猶偕也，謂偕垂、益而同治一官也。「往哉」者，允不垂、益之讓；「汝諧」者，允垂、益之薦而用之也。稷、契、皋陶、夔、龍皆別命之，殳、┥、伯與、朱、虎、熊、羆皆不別命：既俞其薦，安有置之不用之理，其為垂、益之佐明甚。古之人固多以所能名（本《蔡傳》文），亦多以所職名：垂共工而所讓者曰殳、┥，益作虞而所讓者曰熊、羆，則所讓之人後即為二人之佐可知也。細核前後文義，諧之當為偕義顯然。《偽孔傳》乃釋為「諧和此官」；《蔡傳》因之，而引《史記》之文以見其為二人之佐：不知《史記》即因「汝諧」之文知之，故云：「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於垂不言之者，蓋《史記》引《尚書》文至「垂為共工」而止，無讓殳、┥、伯與之語：此或司馬氏誤脫《尚書》文，或後人傳寫誤脫《史記》文，均不可知，非《史記》別有所據，《書》但有朱、虎、熊、羆佐益之事而無殳、┥、伯與佐垂之文也。因《傳》說未明，故今詳釋之。
△垂、益之佐之人數
「殳┥伯與」，《偽孔傳》以為二人，《蔡傳》以為三人。今以上「讓於稷、契暨皋陶」之文推之，《蔡傳》說是。「朱虎熊羆」，《偽孔傳》亦以為二人，《蔡傳》以為四人。疑亦《蔡傳》得之。
△伯翳非益
《鄭語》云：「嬴，伯翳之後也。」《史記秦本紀》云：「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是秦之祖乃伯翳也。《陳杞世家》云：「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於秦；項羽滅之。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伯翳自伯翳，益自益也。乃《漢書地理志》云：「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為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顏氏注云：「柏益號伯翳，蓋翳、益聲相近故也。」是謂伯翳即益，而益為伯益矣。自是學者相沿，皆信之而不疑。雖朱子注《論語》亦稱之為伯益。（《舜有臣章》注云：「禹、稷、契、皋陶、伯益」）葉大慶《考古質疑》云：「伯益、柏翳，一人也；《史記》於《陳杞世家》則以為二人」。本注云：「益、翳乃一人；聲轉，故字異耳。」余按：「益」「翳」聲相近而致誤，理誠有之；然非《史記》因聲之轉而誤分為兩人，乃《漢書》因聲相近而誤合為一人耳。《書堯典》云：「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皋陶謨》云：「暨益奏庶鮮食。」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禹薦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陽城（剛案：「陽城」當作「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皆稱以益，未有冠以「伯」者；而《國語》稱「伯翳」，《史記》作「柏翳」，亦未有徒稱「翳」者。如果益、翳通用，何以遇益則概不稱「伯」，遇翳則必加以「伯」與「柏」也？《春秋傳》於列國最好溯其先世：於齊、許稱炎帝、大岳；於陳稱顓頊、幕、舜；於杞鄶稱夏，稱後相；於宋稱商，稱相土；於薛稱奚仲、仲虺；於六蓼稱皋陶、庭堅；於郯稱少；於任宿、須句、顓臾稱大：凡古帝王名臣之裔未有不及其先世者。乃至周初封建之國，晉、楚、魯、衛之倫，亦往往及之。獨於益之膚功，秦之大國，絕無一語。班氏生於漢代，何所見而知伯翳之必為益也？將謂二人之功相類邪，則禹之佐固非一人，即虞之職亦不止於調馴鳥獸。且《秦本紀》之文采之秦史，秦人自稱其祖亦未必不涉於附會：鳥身人言，信邪，否邪？如之何其可以據此文而遂以柏翳為益，以益為伯益也！黍稷之稷，漢以來謂之粟，今北方農人謂之（南方人或呼為小）；祭（稷去聲）乃黍屬之不粘者：經傳之文甚明，《說文》之訓尤顯，迥然兩物也（語詳《稷祭辨中》）。而今北方往往讀入為去，或遂有讀稷與祭同音者。作《本草群芒譜》者不考之古，遂誤以稷為祭。班氏之誤，與此正同：不得據《班書》而疑遷《史》也。且「朕」者舜之自稱，「虞」者官名，而《漢志》雲「為舜朕虞」，其誤會《經》文如是：若必謂班氏不應有誤，將「朕虞」亦果焉官名乎！嗟乎，《漢書》合之，誤也，而反信之；《史記》分之，是也，而反譏之：是者必以為非，非者必以為是，吾真不解其何故矣！師古、大慶皆精於考核者，然猶如此，甚矣考古之難言也！大抵古人文字異者，非有顯然之證，寧可從古而分之，不可妄意而合之。幕之與思，合之而祖孫易位矣。羲、和之與重、黎，合之而族姓紊亂矣。伊尹之與阿衡，合之而名臣湮沒矣。羲、農之與太、炎帝，合之而世代顛倒矣。南容之與南宮敬叔，合之而賢哲受誣矣。故不必分而從古而分之，其失小，不當合而妄意而合之，其失大。故今於益之命不載《國語》伯翳之文，《史記》大費之事。
△益非皋陶子
孔氏《尚書正義》稱益為皋陶之子。張氏《史記正義》云：「《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業是皋陶。」（大業乃伯翳父，張氏以益為柏翳，故云然。）近世有人據此立說，遂謂朱子《論語集注》，蔡氏《書傳》之有缺略。且雲，「舜五臣，禹讓稷、契、皋陶而不及益者，實因益為皋陶子也。」（此說太陋，故不欲舉其名，見其書者自知之耳。）余按：鯀用於堯世，禹用於舜世，前後不相及也；而益與皋陶同時登用，比肩授職，絕不類為父子者然。禹為鯀之子，《尚書》言之，《春秋傳》言之，《大戴記》、《史記》皆言之；益果皋陶之子，何以傳記絕無言及者乎？劉向之書，誣者多矣，而《列女傳》尤為紕繆：藥酒之覆，餘光之分，皆以策士喻言記為實事，唐劉知幾譏之詳矣；而五歲佐禹亦必無之事。藉令向果明言益為皋陶之子，猶不可信，況向但言「陶子」，何以見其當為皋陶之子？而禹之佐亦不一人，又何所見言佐禹者之必為益也？此特注家屈曲猜度之言，豈得遂以為實！朱子、蔡氏蓋已深知其妄，故不之采；而今反用此為譏議，人之無識何至於此！至以《論語》「五臣」為證，其說亦謬。謂五臣有益者《集注》文耳。或以為四岳，或以為伯夷，義皆可通，安知其決為益？且舜賢臣多矣，禹安得人人而讓之；《經》言五人則以為四人者皆當讓，如《經》言十人則以為九人者皆當讓乎！此論尤為無理；恐後人為其所惑，故亦附辨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於夔、龍。帝曰：『俞，往欽哉！』」（《書堯典》）
【存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書呂刑》）
△《呂刑》言伯夷「折民惟刑」之非
說此篇者皆以下文「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之士為皋陶。吳氏云：「《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蔡氏云：「皋陶未為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與？』余按此篇後章文云：「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於獄之麗。」明明分承上章「苗民弗用靈」及「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兩項而言，則所謂士者非皋陶即伯夷明矣。稷、棄之世官也，故今（剛案：「今」當作「經」）傳多稱之；若皋陶則未聞有稱士者。且既謂伯夷典刑矣，又謂皋陶為士，不但於政體有乖，即以文義論亦不可通。然則所謂「制百姓於刑之中」者即承上文「伯夷」而言，非皋陶明矣。蓋盛世之文多謹嚴，衰世之文多輕易；況事在千餘年前，傳聞不一，蓋有誤以皋陶之事為伯夷者，作誥者因本之以為言。吳氏以為傳聞之謬，是矣。蔡氏疑在皋陶之前，猶未免於曲為說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書》之《呂刑》，《詩》之《宮》皆不能無疑：非但其作之晚，亦以所稱述者久遠之事，不能保其不失實耳。故列之於存疑。
△《鄭語》言姜為伯夷後之非
《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余按：《春秋傳》或以姜為大岳之後，或以姜為炎帝之後；《周語》、《晉語》亦然。四岳在炎帝後，容或出於炎帝：則謂四岳之後即炎帝之後，理尚可通也。若伯夷則與四岳比肩事主，又四岳之所薦，安得四岳之後即伯夷之後乎！且伯夷乃舜所命官，以為「佐堯」，亦誤。故今不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書堯典》）
△夔一足非指人
《孔從子》稱：「或問孔子：『夔有一足，信乎？』孔子曰：『皋陶為夔請佐，舜曰：「夔一（句），足矣，」非一足也。』「余按：夔本獸名，──故《魯語》云：「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對，龍罔象。」夔之名夔猶龍之名龍也，猶朱、虎、熊、罷之名朱虎熊罷也。所謂「夔一足」者，謂夔之獸一足，非謂夔之人一足也。儒者知其不經而不知所由誤，乃撰為此事，又諸孔子之言以曲解之：嘻，亦勞矣！且九官皆官屬之長，未有無佐者：垂之佐殳、┥、伯與；益之佐朱、虎、熊、羆；禹、稷、契、皋陶之倫亦必有佐，但不見於《經》耳。典樂教胄豈一人所能理，夔安得獨無佐乎！以無佐解一足，則龍之兩角又何說焉？今不載。
△樂以志為本
世儒論古樂者皆求之律。自班固以來，娶妻生子之喻，十分九分之疑，王朴、蔡元定之所定，范景仁、司馬君實之所爭紛然不一。余之意獨以為不然。《經》之言樂，此章詳矣。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言而樂之事備矣。何者？凡樂必有其本，──本也者，志是也。有志而後有詩，──詩者，取志而宣諸喉舌者也。有詩而後有歌，──歌者，取詩而暢其音節者也。有歌而後有聲，──聲者，取歌而布之於絲竹者也。是故，詩曰「言志」，歌曰「永言」，聲曰「依永」：「言」即其言志之詩也，「永」即其永言之歌也；即其詩而長之之謂「永」，隨其歌而應之之謂「依」。然則聲之抑揚疾徐視其歌，歌之抑揚疾徐視其詩，而詩之抑揚疾徐視其志矣。是故，志者本也，聲者末也。其志必中正和平也，而後其詩其歌其聲從容舒暢，而俯仰遲速無不其宜者。志不美，求之於詩，無益也；詩不美，求之於歌，無益也；歌不美，求之於聲，無益也。故曰「作樂崇德」，「見其樂而知其德」也。然又制律以和聲者何居？八音並作，彼此恐其不均，數章迭奏，先後恐其不符，故為律以考驗之，使歸於一耳；非以律為樂也。《書》曰：「同律度量衡」，律之於音也猶度之於布帛，量之於粟，衡之於金也。長短之形，目能察之，而一左一右不能必其無分杪之差，故受之以度而後齊。高下之音，耳能辨之，而一彼一此不能必其無幾微之異，故受之以律而後調。是故，律者所以均高下，而非所以為高下也；度者所以均長短，而非所以為長短也；量與衡者所以均多寡輕重，而非所以為多寡輕重也。後世儒者之為古樂也則不然，不求其原於志與詩而惟斤斤於律；聲從律起而不自歌生，詩緣歌作而非由志出，取命夔之語而顛倒施之；正使所制之律毫釐不爽於古，亦與古樂無與，況未必然乎！如但持古人之律即可為古樂，是得周尺而即可以制周禮也。曰：然則何以淑其志？曰：《經》言之矣，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直，《乾》之德也，寬簡，《坤》之德也。有其德者必有其偏；溫也，栗也，無虐且無傲也，德之不偏不倚，純粹至善，所以為中正而和平也。由是而發之詩，著之歌，播之聲，舜之樂所以為至也。故「詩言志」云云者，所以為樂也，古樂之與後世異者也；「直而溫」云云者，所以為《韶》也，舜樂之與三代異者也。故古今知樂者莫如孔子、孟子。孔子曰：「樂則《韶》舞」，「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聞《韶》，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此論樂之品也，為夫不能「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者言之也。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百姓之疾首蹙而相告者，不與民同樂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與民同樂也」，──此論樂之本也，為夫不知「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者言之也。蓋樂猶文也：文之本在明理達意，不如是則非文，孟子之論樂是也；文之品則有高下精粗純雜之分，當求其上者而法之，孔子之論樂是也。孔子之論樂，與顏、曾之徒知樂者言之也；孟子之論樂，與戰國之君臣不知樂者言之也。彼且不知樂之本，何暇與之論高下。譬諸近世之文，不求之理而但揣摩西漢、盛唐之體，格於語言音響之間，此姑使之返而求所以明理者，未可遂以文之高下語之；非謂文之遂無高下也。宋韓魏公琦《上仁宗疏》云：「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嗚乎，三代以還，知樂者一人而已矣！若夫諸儒所論，累黍為尺，由尺生律，以黍尺之多寡長短為古樂者，吾不知樂，吾知其非樂也！
【備考】「有仍氏生女，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樂正後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忄林無饜，忿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後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帝曰：『龍：朕┾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書堯典》）
△九官以龍終之故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物成，萬物之理得矣，天地之氣和矣，夫然後禮樂可興，故命伯夷命夔次之；而又慮讒殄之害正也，故以命龍終焉：此治化之成也。顏淵問為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言禮也；曰：「樂則《韶》舞，放鄭聲。」言樂也；而又繼之曰「遠佞人」，何？蓋佞人不去，雖有賢臣不能為治，即治亦不能久；故欲久安長治者必以近佞人為永戒。舜之┾讒殄於制禮作樂之後，亦此意也。
△命伯夷、夔、龍
命伯夷何以亦咨於岳也？猶命禹之咨於岳也，亦重之也。命夔、龍何以亦詳於伯夷也？猶命稷、契、皋陶之詳於禹也，亦因讓而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書堯典》）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同上）
△九官非一時所命
自「詢咨四岳」以後，鄭氏以為皆「格於文祖」時所敕命。《綱目前編》因之，悉載之於舜即位時，而以舜之三載為「考績」之年，九載為「熙績」之歲。余按：舜之攝政二十有八載矣，自棄以下八人，為知其材邪？為不知其材邪？知其材邪，何以二十八載而不用？不知其材邪，何以一日而盡用之？如雲咨於眾而知之，則何以二十八載之久而不一咨，獨於此一日偏咨之也？向之為此官者，為稱職邪？為不稱職邪？稱職邪，不應一日而盡易之。不稱職邪，不應二十八載而不易。即雲向無其官而今設之，亦不應二十八載之久而無一設，忽於此一日而偏設之也。由是言之，舜之咨，眾之舉，皆非朝夕之故；蓋以漸而知之，遂以漸而用之，而記事者連類而記之耳，不得以為一日之所命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聖人立政自有先後次第。況巢窟者切膚之急禍，教養者治民之大綱，皆非可以須臾緩者；工虞之事固已末矣。至於禮樂乃盛治之成功，非厚生正德之後未易言也，安得一日而同亮天工，三載而咸奏厥績哉！帝之命禹昌言也，禹以「決川距海」、「民乃粒」告之帝，則是此時水土固已平，樹藝固已成矣；而帝方諄諄焉以「山龍黼黻」、「六律五聲」與「庶頑讒說」為尤，則是此時禮樂猶未興，訁殄猶未絀也。然則禹、稷功成之日，伯夷、夔、龍始各任職耳。若與六官者同命而考，何至此時尚廑帝憂乎！曰：然則舜有「咨二十二人」之言，何也？曰：古人之文簡質，貴得聖人之意耳：其事皆當日之事，其言不必皆當日之言也。而「典」之為體，綜其始終本末言之，又與《春秋》之編年紀事者不同。即如「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者，豈果臨朝一問而已乎！僉曰「垂哉」、「益哉」者，豈果同朝一應而已乎！帝曰：「汝共工」、「汝作朕虞」者，豈果漫不加察，付以重任而已乎！如此，則不惟舜能之，人人皆能之矣。《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記》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然則舜之訪蓋不知幾何，而眾多稱垂、益平日之才略者，舜乃詢以言，試以功，待其有效而後授以此官；而《書》之所云特其梗概耳。故曰：其事皆當日之事，其言不必皆當日之言也。不寧惟是，韓子《平淮西碑》云：「曰『光顏，汝為陳許帥，』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曰『度，維汝予同，汝遂相予』」者，豈果一日之事，當日之言乎哉！夫《堯典》之文亦若是而已矣！嗚乎，聖主賢臣之心與其經綸設施之次第，其晦於拘牽文義之儒者豈可勝道哉！故識其說如此。
「苗頑弗即工」。（《書益稷》）
「皋陶方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同上）
「分北三苗。」（《書堯典》）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論語泰伯篇》）
【附論】「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篇》）
△三苗丕敘在「頑弗即工」之後
按：三苗之見於《虞夏書》者凡四。其一，「竄三苗於三危」，乃堯時事：此在最前，不待言矣。其二，「分北三苗」，乃舜命官之後考績時事。其三，「苗頑弗即工，皋陶方施象刑」，乃舜、禹問答語：考其時勢，當即分北之事。蓋「苗頑」者，原分北之由；「分北」者，記象刑之實，所謂「五流三居」者也。然則《典》正如《春秋》，直書其事；《謨》正如《左氏傳》，詳志其本末耳。其四，「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惟此當在最後：蓋因頑而分北，因分北而後丕敘也。若先已丕敘，則禹不當謂之頑弗即工，舜亦不當分北之矣。蓋水土雖平於分北之前，而《禹貢》實作於分北之後，故有「作十三載乃同」之文，「聲教訖於四海」之語：是知此篇乃賦定功成後所記，故云丕敘也。三篇之文正相發明。自《偽孔氏古文》以《禹貢》為作於堯世，又撰禹攝政後征苗一事，於是丕敘之後復謂之頑而分北之；既分北之而惟命是聽矣，無故而又動大眾以征之。首尾衡決，事實淆亂，莫此為甚。故今載丕敘於後篇，刪征苗之偽誓，而取《謨》中禹、舜之言列於《典》文「分北」之前，庶學者可以一見而然也。說並見後《治定功成篇》中。
○舜體國經野上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書禹貢》）
【存參】「禹乃遂與益、後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記夏本紀》）
△本錄義例三──「敷土」置「咸熙」後
此篇與《堯典》羲、和之命相表里。四時之定，堯之所以成天；九州之制，舜之所以平地。授時者，損益前古而集其成；敷土者，範圍後世而開其始。故授時命於「庶績」之先，敷土記於「咸熙」之後。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績，至於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書禹貢》）
△九州之章法次第
篇名以《貢》，紀貢制也。《貢》冠以禹，志禹功也。水土既平，經制既定，天下諸侯懷舜之德，感禹之勤，已各擇其土宜之貴重者以薦於帝畿，以致其愛戴之誠，史臣因而紀之於冊以表禹之功，以見舜德化之盛。是故，九州之文皆主言貢。篚亦貢也，包亦貢也，貢之盛於篚包者也。有賦而後有貢，──賦者，庶人所以奉國君；貢者，國君所以奉天子也，──故以賦先之。有田而後有賦，有土而後有田，故又以土與田先之。然使九山未刊，九川未滌，九澤未陂，何由辨土之色與性，而況於田賦貢乎，故又以平水土之事先之。水土之平，往日事也，──故其文曰「既載」「既修」、「既作」，於山則曰「既藝」、「既旅」，於水則曰「既道」、「既入」，於澤則曰「既澤」、「既瀦」，皆以明其為前日之事，──而因原貢所由致，故追溯之也。每州為一章，章各分三節：第一節平水土之事，第二節土田賦之別，第三節貢篚包之制；而以辨州域始之以識貢道終之。此九州之章法次第也。
△冀州平治之序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言治河也。水之患河為大，故先治河。冀之患在西河，兗之患在東河，故西河之治記於冀，東河之治記於兗。壺口、梁、岐皆山之當河沖者，壅隔阻塞，河不得順流而南下，則東溢於太原、岳陽之間，故以三者為始事也。「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言治河東之平地也。河既軌道太原，岳陽乃可施功，故次及之。「覃懷績，至於衡章」，言治河內之平地也。冀地太原最高，岳陽次之，覃懷又次之，衡漳之南又次之：高者易涸，下者徐安，故其平治之序如此。「恆衛既從，大陸既作」，言治山東之平地也。自衡漳以東，北至海，地益下，多積水，二泊貫於南，兩淀橫於北，故自太原至於衡漳田既墾，賦既成，然後山東乃平治也。漳言衡者，漳逾山出東流，然後北折貫泊以入於河，故謂其東流者為衡，北流者為從也，次恆、衛、大陸於田賦後者，衡漳以下，土疏而水涸遲，田瘠賦輕，連覃懷、衡漳言之則嫌於田賦與全州無異，故先言田賦，次乃及之也。治水之文獨詳於冀州者，帝畿也，大河之所環也，不言貢者，蔡氏所謂「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者是也。九州治水之文皆有先後難易輕重之異，而冀尤為明著；故詳釋之；八州可以類而推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詩大雅》）
【備考】「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左傳》成公五年）
「梁山，晉望也。」（《爾雅》）
△梁山在河東
《偽孔傳》云：「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蔡傳》云：「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狐岐之山。先儒以為雍州梁岐者，非是。」余按：梁岐果雍州山，《經》必不載之於《冀州章》內；況雍之岐山距河數百里，與河何涉而連及之！《蔡傳》駁之，是也。然不本《大雅》文，求梁山於古韓墟，乃取《水經注》之呂梁當之。《注》稱呂梁在離石之東北二百餘里其距河遠矣。況《注》自有梁山在雍州境，與《偽傳》同，非呂梁也；而介休之狐岐亦非河所經：皆不得指為《禹貢》之梁、岐也。夫《詩》詠梁山而雲「維禹甸之」，則此梁山即《禹貢》之梁山明甚。然則梁山當在韓地。其後韓滅於晉，故《春秋傳》、《爾雅》皆以梁為晉山。《水經注》謂即龍門者近之（《水經注》云：「大禹疏決梁山，即《經》所謂龍門」），但不當又以為在河西耳（《水經注》又云：「梁山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北」）。蓋緣說者誤以陝西之韓城縣為古韓國，因謂梁山當在河西；不知韓實河東國也。何以言之？《詩》云：「韓侯入覲。」又云：「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則韓乃畿外之諸侯：河西，周畿內地，不得謂之「入覲」。亦不得錫之為連帥也。《春秋傳》雲，「秦伯伐晉，涉河，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則韓乃晉之近郊地。若在河西，秦伯不容涉河，晉侯亦不容謂之「寇深」也。晉惠公之入也，「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其地在今河南，不在河西；河西近秦而不以賂，則是河西無晉地也。魏壽餘之偽叛也，「既濟，魏人訁而還」，秦、晉以河為界，則是河西無晉地也。韓晉既在河東，梁山安得在河西乎！唯岐無可考者。然山同名者多，雍荊之有荊山，梁徐之有蒙山，皆兩書於《經》文：鳥得以雍州有岐遂謂冀州不得復有岐乎！蓋此二山皆當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而梁岐又當在壺口之下：因其利害在冀而不在雍，故記之於冀，猶九河之記於兗也。但古今山名更易者多，而梁又屬崩頹之餘，難以辨識，是以不得其實。要之《經傳》之文具在，不得以他地之山冒之也。故今取《詩》、《春秋傳》、《爾雅》之文悉載之於《冀州章》下，以見其為一雲。
【存參】「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史記秦始皇本紀》）
△碣石在海岸
《偽孔傳》雲，「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蔡傳》云：「冀州北方貢賦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余按：《偽孔傳》不知「皮服」之為貢，故以「右」且「入」者為禹；蔡氏以為貢道，是也。然謂「淪入于海」，則不若《偽孔傳》之以為「海畔山」者為可據也。《經》曰：「太行恆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古今之山名雖不同，而山勢則不改。今太行恆山自易定東折，過古北、喜峰等口，轉而南行，至臨渝縣東境海岸仡然而止，故燕、趙間說者皆以其山為古碣石。何所見海岸仡然而止，故燕、趙間說者皆以其山為古碣石。何所見海岸之山之必非碣石而必當求之於海中乎？《史記》云：「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是秦時碣石未淪於海也。《漢志》云：右北平郡有碣石山」，是漢時碣石亦未淪於海也。烏得以為「去岸五百里」乎！且如《蔡傳》所言，則與恆山太行之勢中斷者數百里，證之《經》文亦不合矣。蓋《蔡傳》之失皆由誤信臣瓚之說，謂此山在河口，求之河口而無此山，故遂以為淪於海耳。不知此山原未嘗在河口。何者？此文承上「島夷」而言，島夷在渤海東，必由海道乃入於河，而海道漫瀾無可指，故以山志之曰「夾右碣石」：言由海道夾右碣石而西行然後入於河也，非謂夾右碣石之處即入河之處也。貢道言河凡七：兗、徐、豫之「達於河」，荊之「至於南河」，梁之「亂於河」，未有志其山者；入河自有常處，不必繁此文也。惟《雍州章》上言「積石」，下言「渭、」，皆河也，不志其山則不知為何地，故變文雲「至於龍門、西河」。由海入河豈有兩地，而煩志其山乎！且《禹貢》固有志其山者矣，「導河」之文是也：其東折也，志「華陰」焉；其北折也，志「大亻丕」焉。禹之於河防詳且慎矣，況於入海之要地，豈容有大山而反不書：碣石之不在河口明矣。至謂入河者為「冀州北方貢賦」，亦非是。《經》所謂「入河」者，但承上「島夷」文耳；冀固無貢，而冀北境之至帝都非惟不必浮海，亦無事於達河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復既澤；氵、沮會同。桑土既，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於濟漯，達於河。」（《書禹貢》）
【備考】「徒駭、太史、馬頰、覆、胡蘇、簡潔、鉤盤、鬲津。」（《爾雅釋地》）
△徒駭等水未必即為九河
朱子以「簡潔」為二水，並其七而為九。《蔡傳》以「簡潔」為一水，並其七則為八；其一則河之經流也。余按：《經》既統稱九河，其水勢當相等，不容別有經流，餘皆支派，似以朱子之說為長。然九河之名不見於經傳，而《爾雅》記九州之名與《禹貢》殊異，──故郭氏不得已，疑以為商制，──其他文亦往往有與經傳異者，然則《爾雅》所載且未知果為禹之九河與否，況「簡潔」之為一為二乎哉！故今但列之備考而不強為之說。
【存參】「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漢書溝洫志》）
△九河湮塞非淪于海
《通典》謂覆釜在德州安德。《寰宇記》謂鉤盤在樂陵東南；馬頰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謂簡潔在臨津；鉤盤在樂陵；馬頰即篤馬河。（以上並本《蔡傳》文）《蔡傳》皆以為非是，獨據漢王橫言，「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又據程大昌言，引碣石為九河淪海之證，謂「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今在平州（今永平府）正南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則是古河自今以為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為九，其道已淪入于海矣。」余按：漢世近古，九河之跡容或有一二未湮者，許商所言雖未敢必其果是，然惟鬲津差南，徒駭、胡蘇皆傍禹河故址，或不盡誣。若《通典》、《寰宇記》等書所指，則多在今德州、濟南之間，地直大陸以東，於《經》文當雲「又東播為九河」，不當雲「又北播為九河」矣。兼其地勢東下，水不北流，必東行由海豐入海；無由與成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同為逆河以達天津也。至篤馬河，則《漢志》已明謂其在九河南矣，烏得以為馬頰！且漢人僅知其三，更歷千年理宜益加湮塞，而唐、宋人所知反倍於漢人而有餘，有是理乎！蓋緣魏、晉以後，河日南徙，帝決分流往往而見，故川舊渠所在有之，學者僻於好古，遂附會之以為九河故道；猶今清河之有大河故道，乃宋時北流之跡，而淺學者遂以為禹河也。大抵談古蹟者多無依據，故晉人避亂之城而以為文王之里，孔子時衛在今開、濮二州間，而衛輝城南有孔子擊磬亭。此皆不學之人強不知以為知者。《蔡傳》非之，是矣。然謂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則其說亦不經。何者？秦、漢以上載籍固多缺略，然海水溢出至數百里之廣，其所漂沒國邑民居不知幾何，此非常之大變，豈得傳記皆不之載。傳記既不之載，橫又何從得其說而傳之乎？永平之南，海岸南北相距僅數百里；果去北岸五百餘里，則山當在南岸，何由復在海中！九河果自今渤海岸東北斜行以趨永平，則及其入海時已抵北岸，何由復至碣石之下！且以碣石為河入海之處，特出臣瓚之說，非《經》意也。《經》之「夾右碣石」，自記海道所經，非與「入於河」相連為文也。凡貢之入河，未有記其山者，有常地也；唯導河乃志其山，重河防也。今碣石不志之於導河，反記之於貢道，其非河口之山明矣。然則碣石即在海中尚不足為九河之證，況不在海中乎！由是言之，謂九河之尚存與九河之悉淪者皆非也。惟鄭康成以為八流皆塞，說獨近是；然謂齊桓塞以自廣，則誣。朱子與蔡氏據《孟子》「曲防」之禁駁之，固也。然即使桓公無曲防之禁，而此八流亦非一時之所能塞，乃水勢與人事積漸而為之耳。蓋水之在山，勢峻流急，故岸易崩，水常挾沙而下。若水盛而源遠，挾沙必多，故河水一石，其泥至數斗。至平地則流緩而沙停，旁出之派停沙尤易。停久沙高，其流必梗，其勢必並於一而旁皆塞，──水勢然也。古者川有涯ㄛ，田有封洫，各有疆界，故民不能與水爭地。自阡陌開，井田廢，民盡其力之所至，以為田苟有沙涸，斯田之矣。田之既久，則突者漸夷，凹者漸滿，不數百年遂成平土，──人事然也。以余耳目之所聞見，河北諸水故道之在百年前者，尚皆斷續零落，十不二三；甚至有今歲暢流，明歲已為平田者。況自禹以來數千年，歲歲沙之，歲歲田之，九河之道杳不復存乃其常事。而說者俱未言及，是將天下之水勢各別邪？抑說《經》者下帷之日多，未嘗久處河干，躬履水ㄛ，而莫知其故邪？且水之分而為九，與其合而為一，孰大孰小，孰廣孰狹，孰當先塞，孰能久存，不問而可知也。今大陸以上及逆河合流之道，其闊且大者尚皆蕩然平原，無復遺蹟（余鄉即禹時大河所經處）。況九河之狹且小者乃欲歷歷求其道乎！開州城南，唐、宋時大河故道也，其地高於旁者數仞，州民謂之南罔（蓋河兩岸有縷水堤，日久沙與堤平，故爾），但中有微凹耳；人亦不知其為河也。此數百年前之全河已依稀如是，況數千年前之分流乃欲強求其所在，不得則曲為之說，亦可謂不達於事理矣！故今但載《漢志》許商之言以為參考之助，其餘諸家之說概無取焉。碣石見前《冀州條》下；大陸見後《夏禹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