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特伯雷故事 · 譯本序

傑弗雷·喬叟（Geoffrey Chaucer，1340—1400）是中世紀英國的一位最傑出的詩人。他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則相當於但丁在義大利文學史上的地位。自從一〇六六年諾曼人征服英國以後，英國存在著用三種語言創作的文學：僧院文學使用拉丁文；騎士詩歌多用法語；民間歌謠則用英語。喬叟是第一個奠定英國新的文學語言的始祖，所以通常被稱為「英國詩歌之父」。他是後來十五世紀末葉直到十七世紀四十年代以莎士比亞為代表的英國文藝復興的奠基人，也是英國詩歌從民間歌謠進一步發展的創始者。 在他所生活的十四世紀後半期，正是英國封建制度開始解體，資本主義經濟逐步上升之際。貨幣地租已起而代替實物地租，大部分羊毛和一部分穀物已進入世界市場。新興的城市市民階級在歐洲大陸的貿易方面和國內的政治生活中逐漸形成一股力量。英法兩國為了要在西歐市場上保持和擴展各自的勢力與地盤，同時為了爭奪富饒的佛蘭德斯和英國在法國境內的封建領地，發生了長期戰爭，史稱「百年戰爭」（1337—1453）。喬叟在他的一生中親眼看到英國皇家軍隊在法國戰場上由早期的勝利和驕橫轉而為失敗和退卻，從愛德華三世的末年（1377），經過理查二世，到亨利四世登位（1399），英國軍隊終於被驅逐到了海邊。戰爭的失利，使政府開支日增，遂即頒布人頭稅，引起廣大農民不滿；同時由於一三四八年的黑死病大瘟疫，英國人口驟然減少三分之一。一三四九年之後，黑死病又連續發生過兩次（1361—1362和1368—1369）。人口大量縮減的社會後果是人力缺乏，田園荒蕪，統治者因而頒行了《勞動者法規》（1349年公布，以後一再修訂），禁止勞動人民提高工資，或擅自離開僱主，進一步壓榨貧苦的農民，這樣就使得階級對抗日益尖銳化和普遍化，終於導致了一三八一年瓦特·泰勒（Wat Tyler）領導的農民起義。 這一切都足以說明喬叟所生長的那個時代是很不平凡的。他正生活在一個事物演變的交替時期，過去的已一去不復返了，而未來的還沒有成形，在這樣一個青黃不接、變化無常的時期里，詩人以人文主義的觀點，抓住了時代的特徵，寫出了許多反映新興資產階級風貌的、新鮮活潑的、富於生命力的作品。 隨著英國民族的形成，出現了中世紀英語為當時的民族語言。喬叟運用了這種語言進行創作，為英國的詩體奠定了基礎，豐富和發展了英語。喬叟可能在年輕時讀過當時一位有才學的史學家黑格登（Ranulf Higden，？—1364）的拉丁文著作《史綜》（Polychronicon），這部著作是在一三六三年之前問世的。黑格登曾在書中感嘆當時英國南北方言懸殊，彼此不能通話，認為學校里不教英文，單教法文，是造成國內語言不統一的原因。可是到了喬叟的中年，不過二十多年的間隔，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一三五六年倫敦市區的法院裡已改用英文，到了一三六二年，皇家法院以及議會也都正式採用英文了。儘管這種語言深為當時的達官貴人所不齒，認為是一種粗俗的語言，可是喬叟看準了這個全民的語言充滿著青春般的活力，因此，他無論是翻譯和創作，都始終以這種語言為唯一的表現工具。他在促使這種語言發展為豐富靈活的文學語言這方面，有很大的貢獻。可以說，他是整個英國文學開創時期的一個巨人。 喬叟出身於倫敦的市民階層；祖先原是法國人，祖父與父親都是酒類進口和批發商，並且為朝廷供應食品，家庭比較富裕。他們與皇家素有來往。在國王愛德華三世的次子萊渥納爾（克拉倫斯公爵）的夫人伊麗莎白的家庭記事冊上可以找到有關喬叟的可靠記錄。他第一次認識他未來的護主愛德華三世的第三個兒子岡特的約翰（蘭開斯特公爵）大概就在一三五七年聖誕節皇家家宴的時候。一三五九年到一三六〇年，他參加了英國遠征軍，不料在法國理姆斯附近被俘，後來便由他父親募集資金，其中包括國王的十六英鎊十三先令四便士，於一三六〇年贖回。五月，返回英國。這一年的下半年英法議和，喬叟奉派赴法，為政府由卡雷攜取外交文件。此後六年，喬叟的事跡湮沒無聞，成為後世研究者一直感到困惑的問題。不過，美國學者田納西大學教授費希爾（John H.Fisher）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他編輯的《喬叟全集》一書的附錄《喬叟和他的時代》一文中認為：「最妥善的推測是，在這六年期間，他是在倫敦法學院和四法學協會繼續受教育，這為他後來的行政生涯作了準備。」四法學協會是英國具有授予律師資格的「內殿」「中殿」「林肯」和「格雷」四個法學協會的總稱。費希爾認為喬叟先在倫敦法學院學習，然後升入一所法學協會深造。根據是，曾經有人看到「內殿」的記錄，記載喬叟因在街上毆打一名修道士而被罰款二先令。 一三六六年，喬叟到過西班牙。此行可能與愛德華三世的長子黑王子（Black Prince，1330—1376）支持西班牙國王卡斯蒂爾的唐·彼得羅（Don Pedro of Castile，1350—1369）恢復王位的戰事有關。一三六七年，黑王子親率英軍進入西班牙。 大約也在一三六六年，喬叟與一位名叫菲麗芭·德·羅埃特（Philippa de Roet）的女士結婚。菲麗芭與喀瑟琳·司溫福（Katherine Swynford）是姊妹關係，而喀瑟琳後來卻成了岡特的約翰的第三個妻子，因此喬叟與他原來的護主成為連襟。同年，菲麗芭當了服侍王后的宮女，得到十馬克（當時的英國貨幣）的終身年金。第二年，喬叟也得到第一次的終身年金二十馬克。 一三六七年，喬叟被授予「儀仗衛士」（「vallectus」）的頭銜，直到一三七四年。一三六八年時，擢升為王室的「候補騎士」（「armiger」），但都沒有具體的任命。據王室的文件記載，候補騎士們經常在下午和傍晚到內廷的宮室里去，或說古道今，或彈琴唱歌，以娛貴胄和嘉賓。看來喬叟的創作活動和他這一經歷是有密切關係的。 從此，喬叟多次被指派攜帶信件到海外去，並且擔任外交使節。一三六八年，他又到了法國；次年，第二次參加法國戰役。一三七二年十二月到一三七三年五月，喬叟首次在義大利旅行，到過熱那亞和佛羅倫薩，協議通商事宜。這樣，他和義大利語言文學有了接觸。也很可能他是早已對義大利文有所了解，才具備奉派前往的條件。 當時，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已在其發源地義大利興起。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在文學上的代表人物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ch，1304—1374）正在威尼斯附近度過晚年。另一位代表人物卜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則正在佛羅倫薩講述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的生平和作品。喬叟是否利用在義大利的機會和彼特拉克或者卜伽丘見過面，迄無資料可證，然而喬叟的一些作品顯然受到過但丁和卜伽丘的影響。 一三七四年四月，國王愛德華三世加賜給他「每天一壺酒」的待遇。五月，又讓他得到免付租金居住阿爾德門的一所房屋的權利。阿爾德門是古倫敦城的東大門，城門之上或旁邊建有供守門人居住的房屋。六月，喬叟被指派為有十英鎊收入的港務監督，同時岡特的約翰又賜給他和菲麗芭另一筆每人十英鎊的終身年金。喬叟的生活開始富裕起來。 一三七七年，愛德華三世之孫十歲的理查二世（1367—1400）即位，由岡特的約翰攝政，繼續命喬叟擔任港務監督等職務。一三七六年和一三七七年兩年內，喬叟三次奉派去法國議和。一三八一年三月，王室派使節前往法國商談理查二世與法國公主瑪麗締結良緣之事，喬叟也是其中一員。 一三七八年，喬叟再次去義大利，和米蘭的統治者巴那波·維斯康蒂（Bernabo Visconti，？—1385）談判。臨行前，他把工作交給朋友詩人約翰·高厄（John Gower，1330？—1408）等人代理。一三八五年二月，喬叟得到許可，替自己的工作指定了一位長期代理。十月，他被指派為肯特郡的治安法官。一三八六年八月，他從肯特郡被選為下議院議員。十月，他在阿爾德門的住所換了主人。十二月，喬叟又被任為港務監督。一三八八年，下議院審查愛德華三世和理查二世的全部恩許的時候，喬叟把他的王家年金轉給了別人。這時他經濟拮据，還因欠債而被控告。 這一時期，喬叟生活上的變動和英國政局的變動有關。當時，烏德斯托克的托馬斯（Thomas of Woodstock，1355—1397）取代他的哥哥岡特的約翰而掌握了王室的實權。隨著理查二世和岡特的失勢，喬叟也遭受了挫折。 禍不單行，一三八七年，喬叟的妻子菲麗芭逝世。 很可能喬叟是在這時看到仕途無望，可以清閒度日，而計劃寫作他的規模宏大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政局又發生了變化。一三八九年，理查二世發動政變，解除了烏德斯托克的職務，奪回了統治權。喬叟立刻被委任為國王產業管理員一職，工作是照料威斯敏斯特宮、倫敦塔，以及其他城堡和莊園等產業。這是喬叟一生中最重大的官職，他掌握著大批人員、資材和金錢。可是，正因為他必須帶著大筆金錢來往的關係，在一三九〇年九月份的四天之內，接連三次遭到搶劫。可能是這一原因，促使他於次年六月辭去了這一職務。當時，他已經被指派為薩默西特郡（Somersetshire）的泊澤頓公園的林務次官。此後，他似乎沒有再擔任過其他職務。一三九四年，理查二世賜給他一筆新的二十英鎊的年金。一三九九年十月，亨利四世登上王位，把喬叟的年金加了一倍。十二月，喬叟租用了威斯敏斯特地界之內的一所住宅。一四〇〇年九月，王室賜給他最後一大桶葡萄酒。當年十月二十五日，這位享年約六十歲的詩人喬叟與世長辭。當時，他以教區成員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位偉大作家的身份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內的墓地中。不過，從此以後，在他墓地的周圍形成了一個著名的「詩人區」（poets』corner）。莎士比亞、本·瓊生、彌爾頓、斯賓塞、哈代、狄更斯等英國詩人、戲劇家、小說家，以及神學家和其他著名人物死後很多被葬在這裡，或者在這裡豎立塑像和紀念碑。 上面所述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喬叟生平的輪廓。從這些記載里，我們可以看到，喬叟的生活經驗是很豐富的；除掉宮廷貴族之外，他同倫敦各方面的市民商賈，以及歐洲大陸上的外交界和文藝界的人物也都有過頻繁的接觸。在文壇上他與英國詩人約翰·高厄，法國的德向姆（Eustache Deschamps，1346—1406）、馬休（Guillaume de Machaut，1300—1377）等作家也有過或多或少的關係。他在青年時代，可能見到過法國文史界泰斗費洛易薩（Jean Froissart，1337？—1410）。如前所敘，義大利的卜伽丘、彼特拉克等也有可能與喬叟見過面。 由於年代久遠，資料欠缺，有關詩人一生的事跡，直到今天仍然有待於繼續發現。不過，我們若要知道喬叟究竟是如何體驗人生，如何掌握和表現他那個時代的生活現實，還是可以從他遺留下來的豐富而珍貴的創作中去探尋。 喬叟的創作過程通常被分為三個階段。外國學者把它分為法國時期（1355—1370），義大利時期（1370—1385）和英國時期（1385—1400）。譯者認為，這樣的劃分方法雖然便於記憶，但是並不能使我們明了作家的各個時期的創作特點，我們必須將時代的演變與作家的生平結合起來，適當地劃分階段，才能更了解作者寫作的發展過程。這裡，譯者試圖將喬叟的創作階段分為初期（1372年以前），中期（1372—1386）和後期（1387—1400），並在下文分別做出分析和介紹。 喬叟在三十多歲以前是他創作的初期階段，也可以說是預備階段。在他一三七二年到一三七三年赴義大利之前，他的寫作似乎還沒有定向，有法文、拉丁文的翻譯，有抒情短詩，也有較長的一首悼亡詩《公爵夫人之書》。當時風行一時的法國寓意長詩《玫瑰傳奇》影響很大，喬叟通過對它的翻譯，無疑為自己開闢了詩的境界，建立了他那特有的風格，但是《玫瑰傳奇》也使詩人多年陷於中世紀的寓意夢幻的雲霧之中，一時難以擺脫。《公爵夫人之書》是他初期階段的主要創作，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中世紀的「愛情幻景」與悼亡詩歌的結合。這首詩的創作手法雖不免矯揉造作，但是輓歌中也充滿著深刻的抒情和細緻的刻畫。他在這裡所運用的寓意手段成了故事本身的組成部分，推動著情節的開展。 喬叟的中期階段的特點，則是力求從中世紀浪漫主義的雲霧中走向現實主義的堅實的道路上來。喬叟在義大利之行以後，接受了各種官職，並且連續幾次出國。一三八一年，英國農民因為不堪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以反抗「人頭稅」為契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起義運動。武裝的農民湧入並占領了倫敦城，焚毀了岡特的約翰的薩伏依宮。國王理查二世和大臣們逃到倫敦塔避難。這一農民起義運動的浪潮，使喬叟更深入地了解生活實際，與各階層人民更廣泛地接觸，因而他在這一時期的作品，無論在形式上或在內容上，都很多樣化，題材也比較豐富。 《聲譽之堂》（1379—1384）在文學類型與詩歌格式方面，比較接近《公爵夫人之書》，不過方法的運用更加熟練，義大利文學的影響也已開始顯露出來。「愛情幻景」的方式還是沿用著，但中世紀的寓意傳統已變了質。詩人聲明他自己「度著隱士孤僧的生活」，「鑽進……書卷，直至……兩目昏眩」，應該「另闢新徑」，以廣見聞。所謂「愛徒們的消息」和「世上的事」，其實都是指實際人生而言。作者借「愛情幻景」起一個橋樑作用，以達到「世間聲譽無常」這個主題。這裡我們有的是：幻想、幽默、生動的對話，以及早期文藝復興的求知精神。從詩中所寫的天使般的喜劇性角色老鷹身上，我們體驗到後期《坎特伯雷故事》中現實主義人物的雛形。 中期兩篇完整的詩作是《眾鳥之會》（1377—1382）與《特羅勒斯與克麗西德》（1372—1384）。雖然兩個詩篇的寫作方法與藝術形式各有天地，然而當時的社會實際在作品中都有了比較現實的反映。《眾鳥之會》的中心內容是寫情聖發楞泰因節日眾鳥如何在自然女神面前擇偶，當時如何引起了各階層鳥類的不同觀點的爭辯。詩中雖然仍舊運用著一套中世紀的手法，如讀一本書，讀後入睡成夢，神異的引導，幻景，樹木禽鳥的羅列，以及抽象概念的寓意化等等，可是喬叟的寫作手法已十分靈活，尤其是他那特具的風格，如幽默與傷感的自然配合，創造性地處理原有的文學形式與材料，引喻的豐富與適當應用，對話的高度戲劇性等，都足以與他後期的藝術水平相比擬。同時，我們不可忽視，這時期中各社會階層的婚姻觀點都在禽鳥寓言中得到反映，例如鷹的言論表現了貴族騎士的婚姻觀點，鵝表現了講求實際的市民的婚姻觀點。喬叟在對照了騎士和市民對待愛情的兩種不同態度之後，並沒有表明他自己的看法。 中期第二篇完整的愛情敘事詩是《特羅勒斯與克麗西德》。從表面上看去，《眾鳥之會》似乎是一首中世紀傳統以內的產物，而這篇「哀情故事」卻具有有個性的描寫，曲折的情節，以及完善的結構與布局。因此有人就認為這是喬叟首次成功地寫出的一部「現代詩體小說」。這個看法似嫌簡單化了一些。實際上，《特羅勒斯與克麗西德》恰恰顯示了作者如何把中世紀詩歌的「情愛律」發展到了一個頂點，而同時也正說明他是如何一方面擺脫寓意法、採取直接敘述法，而另一方面又運用了中世紀意識中一些能為後代讀者所接受、所喜愛的東西。義大利文藝復興文豪卜伽丘的一部長詩為喬叟提供了寫作《特羅勒斯與克麗西德》的原料，然而他並未抄襲模仿，不僅如此，詩人創造的結果成了英國十四世紀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一篇精心傑作。 故事中生動地描繪了三個主角——特羅勒斯、彭大瑞與克麗西德。三人都是中世紀英國的人物，雖然故事的背景則屬於「遙遠的英雄時代」。特羅勒斯以一個「高貴的騎士」的身份出現在讀者面前，但他在故事中的作用卻很特殊——他是各方面驚濤駭浪的集中點，而他自己所經受的苦難卻多於積極的行動。同時，中世紀的宿命觀念也隨著他的戀愛轉變而灌注在整個故事的發展之中。原來，就在這同時期內，詩人還翻譯了波伊悉阿斯的《哲理定心論》。這是一部第六世紀的拉丁文著作，對上下數百年間英、德、法各國的哲人作家起過相當作用，而在喬叟時代的精神倉庫里，波伊悉阿斯的思想也占了很大的成分。 特羅勒斯雖為主角之一，但引起後人的注意與興趣的卻是克麗西德與彭大瑞兩人的性格。究竟克麗西德是不是一個全沒心肝的淫蕩女子呢？顯然不是。是不是宿命論也在支配著她呢？可能。有人說她無非是個詭詐自私的人。不盡然。也有人說她生性懦弱，缺乏堅定的意志。但她也往往是有她的堅強主張的。總之，因為她終於背棄了特羅勒斯，造成了他的悲劇，人們就很難饒恕她了。她的行動前後不一致，她的心意轉變得太快，客觀事物的演化容易在她身上產生喜怒哀樂各種情緒，她是一個有血有肉而性格並不單純的中世紀貴族婦女。 正如克麗西德一樣，彭大瑞這個形象也可能是根據當時皇家宮廷中的實際人物描畫出來的。他最講實際，能說能笑，而同時又是追尋中世紀的愛情、友誼和理想的一個「有心人」。他很幽默，而不帶冷嘲熱諷。他是克麗西德的舅父，是她的庇護人，比她長了一輩，因而對事物的看法比較成熟。簡言之，這部作品的意義在於：既否定了中世紀的禁欲主義，又否定了把愛情過分理想化的騎士式的態度；喬叟在這裡把愛情的描寫納入了生活現實的描寫，創造了他的第一部重要的現實主義作品。 中期最後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是《善良女子殉情記》。在這裡，喬叟塑造了一系列善良的婦女形象，並通過她們各自不同的遭遇，提出了婦女的社會地位問題——出現在這部作品中的婦女，不再是歷來僧侶文學中那種帶有「罪孽」的人，也不是騎士傳奇中的半人半神。她們都是些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喬叟以人文主義的觀點寫出了她們的痛苦、快樂和希望。我們在這裡看不到《特羅勒斯與克麗西德》詩篇中那樣高度的戲劇現實性，也沒有後期《坎特伯雷故事》那樣豐富多彩。不過今天我們來朗讀一下那五六百行的「前引」，卻不由得不嘆賞喬叟的豐富的想像力和他的淳樸而新穎的詩才。詩人把中世紀的詩壇傳統，希臘神話的再創造，以及春光明媚的自然景色都融化成為一體。他還在這個詩篇里首創了十音節偶體詩格，為後來《坎特伯雷故事》的「總引」的體制準備了條件。這以後，喬叟便過渡到他的成熟的後期。 《坎特伯雷故事》是喬叟一生最後十餘年間對英國文學的巨大貢獻，也標誌著他自己畢生創作的頂峰。同《善良女子殉情記》一樣，這部故事集也沒有按原定計劃完成。但是已經完成的部分也足以構成一部規模宏大的著作：包括「總引」八百五十八行，各故事前後的小引、開場語和收場語共二千三百五十餘行，此外便是各種類型的故事二十四篇。在這些故事中，論寫作年月，至少有四篇不屬於後期，這裡暫不置論。 從一三八六年到一三九四年之間，喬叟從事公職之餘，恐怕無時不在動筆動腦，兼顧著《善良女子殉情記》與《坎特伯雷故事》兩部作品。很可能，當兩者都在他腦海中爭奪著陣地的時候，後者這部充滿現實主義的人生喜劇逐漸壯大，自然而然地把那部保存著舊風格的單調故事集推出了詩人的創作園地，而作為「新時代最初一位詩人」的喬叟終於站了起來。 喬叟的妻子菲麗芭約於一三八七年夏季去世，也許就在那年春季四月菲麗芭臥病不起，詩人懷著沉重的心情去坎特伯雷朝拜「救病恩主」，那位「福澤無邊的殉難聖徒」。如果是這樣，那麼，他所描畫的三十幾個朝聖客中就應該有他親自在路上遇見過的某些人物的真實寫照。這是一種推測，即使事實不完全是如此，也可以從這部作品的藝術手法中看出，他這時已是面對著實際人生而進行創作了。《坎特伯雷故事》里的朝聖客是在旅途中結伴同行的，他們是從社會的各個階層來的人物，每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愛來講故事，這種創作手法的確是創造性地利用了自古以來各民族的「框架故事」的傳統。那三天的朝聖路程並未走完，三十幾位朝聖客也還有少數人並未開口講故事，也有些故事根本沒有寫完，甚至還留下了一些前後不符、彼此不相銜接、故事與講故事人不能配合等混亂現象。現有的《坎特伯雷故事》雖然不免會使人因為一件完美的藝術品有所缺損而感到遺憾，但是，它的珍貴的文學價值卻仍然是不可磨滅的。喬叟的藝術光芒也仍然能夠通過這部尚未最後成形的著作而放射出來。 在人物的現實描寫方面，喬叟是英國文學史上的創始人。來自各個社會階層的三十幾個朝聖客，他們的各自不同的個性和風貌，都在「總引」中有了生動細緻的刻畫。武士「像一位姑娘那樣溫和」；游乞僧胡伯脫唯利是圖；赦罪僧欺詐成性；年輕侍從是宮廷式愛情的具體化身；女修道士「竭力學著宮闈禮節」。其他如教會、法律界、醫界、商人、手工業者、莊院管事、船手和農民的形象，都各有特色；連牛津的學者和詩人自己也不例外。客店老闆哈利·裴萊雖然不像其他朝聖客那樣專門有整段的描繪，但他的一言一動仍舊給了我們深刻的印象。他也是這朝聖行列中引人注目的人物，在次晨破曉時分為大家做「司晨雄雞」，並且自告奮勇，情願做他們的嚮導、指揮和故事的最後評判者。然而有人卻不肯聽他的調度，磨坊主喝醉了酒「在馬背上簡直坐不穩」，還要搶著講他的故事。這類插曲很自然地增強了全部作品的戲劇性，是一般「框架故事」所未曾有過的文藝手法。 講到各篇故事本身的藝術性，我們特別注意到故事內容與講故事的人物是有意識地聯繫起來的，因此人物類型的多樣化也就帶動了故事類型的多樣化，不同社會階層人物所講故事的類型也就各有不同。比如：武士所講的是「騎士傳奇」（Chivalric romance）一類的故事；女修道士所講的是「聖母奇蹟傳說」（Miracle-legend）的故事；侍從所講的是「浪漫傳奇的故事」（Romance）；赦罪僧所講的是「說教示例故事」（Exemplum）；巴斯婦所講的是「示例童話故事」（Fairy Tale-Exemplum in a Lay Sermon）；磨坊主、管家、廚師和船手所講的是「短篇俚俗故事」（Fabliaux）；自由農所講的是「布列頓式短篇敘事詩」（Breton Lay）；女尼的教士所講的是「鳥獸寓言」（Beast Fable）；第二個女尼所講的是「聖徒傳」（Saint’s Legend）；學者、律師和商人所講的是「民間傳說」（Märchen）；寺僧的鄉士所講的是「實際生活的諷刺故事」（Narrative from Life）。 下面我們再從中選擇重點，略作介紹。 首先，巴斯婦的開場語凡八百二十餘行，是全部作品中最長的故事前引，比她所講的故事長出一倍以上。事實上這長段的現身說法應可視為主體，而故事本身只是為她對婚姻問題的主張提出具體例證而已。在《坎特伯雷故事》中，最富於戰鬥性與現實性的部分就是這位巴斯婦的開場語與故事。她在此提出了男婚女嫁不應該受人干涉和妻權應該高於夫權的主張。以她這樣一個人物，來向大家提出中世紀社會中婚姻和婦女問題，是值得注意的。喬叟從初期和中期的「愛情幻景」，通過克麗西德與殉情的「善良女子」，到後期的巴斯婦這個具體形象，為我們展開了他那愈來愈深入的現實主義道路。 巴斯婦在《坎特伯雷故事》中的作用還不限於她本人的出色表現，她還引起了游乞僧與法庭差役的爭吵，於是各自講了一篇俚俗的故事，諷刺教會法庭的黑暗和游乞僧徒的欺人伎倆。他們的故事直接取材於民間的實際生活，講得栩栩如生，更見得喬叟的敘述藝術此時已達到了精美熟練的地步。 其次，從巴斯婦的慷慨陳詞到赦罪僧的無恥自白，是喬叟的藝術手法在幽默與諷刺的繁複琴弦上無比靈活的表演。赦罪僧可以說是朝聖客中唯一的「靈魂無救」的人。按他的宗教職守而言，他正該勸勉人們「坦白認罪」，以重蒙神恩；可是喬叟筆下的這個赦罪僧竟然假此為名，公開進行訛詐，並且在敘述自己的罪惡時絲毫不感到羞慚。不但如此，他在講完一則以追求金錢而遭遇死亡為題的短篇故事之後，竟然開著玩笑，似真非假地喊道：「我勸我們的客店老闆第一個來，因為他最是周身有罪。來吧，老闆，先來獻禮，你可以吻我所有的聖物，只要一塊金幣！快些，打開你的錢囊吧！」老闆又豈是好惹的，若不是武士及時調停，一場口角難免不可收拾。這種對教會陰暗面的深刻嘲諷，可謂中世紀一篇不可多得的有戰鬥意味的文學作品。 最後，這裡還該提到女尼的教士所講的公雞與狐狸的故事。這篇故事的類型屬於「鳥獸寓言式的英雄戲詩」（Mock-heroic Beast Fable），用擬人的手法講述一隻叫作腔得克立的公雞受到狐狸阿諛奉承的欺騙，閉起眼睛引吭高歌，被狐狸咬住脖子背走了。半路上公雞急中生智，騙得狐狸開口說話，便乘機飛上了樹。這個故事本身與講故事的教士的職業和性格是互相吻合的。「總引」里只說女修道士的副手女尼帶了三個教士，並沒有個別的寫照。但是在這裡，通過講故事的過程，把教士的宣教式的語言和舉動栩栩如生地表現出來。他是「一位很溫良的教士」，講到公雞腔得克立不幸聽信了母雞坡德洛特的勸告，因而險些遇難，這時候，他不禁埋怨起婦女來，說：「婦女的話是害人的。」然而，一想到自己雖然是女修道院的神父，卻還是從屬身份，便馬上表示歉意，說道：「這些都是這隻公雞所講的話，不是我說的；我決不會憑空侮蔑女性的。」不錯，前文的確講到對女性是如何敬佩。比如腔得克立就恭維坡德洛特說：「夫人，你的學識好豐富呀。」而這位「夫人」對於她的「丈夫」迷信夢中的不祥之兆還嚴加斥責，說他簡直是白長著滿口鬍鬚。她被描摹成同巴斯婦一樣，是一位敢於正視人生的有膽量、有才幹的女性，與作者創造的另一傳奇性悲劇角色克麗西德形成鮮明的對照。從創作藝術方面來看，作者的描繪手法是恰如其分的，對話是生動活潑的，構思是新穎巧妙的，寓言是深刻雋永的。因此，可以說這篇故事是早期西歐文學中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坎特伯雷故事》確是一座文學寶庫。喬叟概括生活素材的能力和把它表現出來的藝術天才在這裡有了高度的發展，尤其在戲劇性的敘述部分，他能刻畫性格，為後來的現實主義小說開拓蹊徑。他珍惜舊有的形式，灌輸新鮮的內容，繪製出一幅又一幅能表現當時時代風貌的現實主義畫圖。所以我們有理由借用恩格斯評價義大利的但丁的名言，把他稱為英國的「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 [1] 。波蘭華沙大學希勞奇（Margaret Schlauch）教授在她的《英國中世紀文學及其社會基礎》一書第十二章里對喬叟的估價是適當的：「詩人代表了中世紀文化中積極方面的最優秀的傳統，達到了那個時代的最高峰。」的確，喬叟筆下的生活畫圖表現了中世紀新興資產階級生氣勃勃的樂觀氣象，他能大膽揭露僧侶的腐朽，嚴肅地考慮婦女的命運問題，以積極肯定生活的態度去對待愛情問題。這些，在中世紀那樣一個資本主義尚處在搖籃時期的社會裡，無疑是先進的，和當時人民的思想和願望是一致的。尤其是，喬叟由於生活經歷豐富，接觸過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士，因此對於一般人的生活和意願也有所了解，有所反映，這種種條件，使喬叟擔當起了英國中世紀與英國文藝復興運動之間的承上啟下的歷史任務。 在充分肯定《坎特伯雷故事》的傑出的藝術成就的同時，我們應該看到，喬叟未能擺脫當時的宗教思想的束縛，往往以宗教家的眼光來看待生活中的善與惡，並且宣揚了消極容忍的人生哲學。此外，喬叟和卜伽丘一樣，在某些地方，是用對於市民階層的縱慾抱著欣賞的態度來謳歌愛情，反對禁欲主義。這些是我們所不能讚賞的地方。 這篇序言介紹了一些有關喬叟生平及其創作的基本情況，不免有不少遺漏和錯誤，竭誠希望讀者指正。 譯者所根據的版本，主要是魯賓遜（F．N．Robinson）所編、牛津大學出版社在美國刊行的一九五七年《喬叟全集》第二版。譯者參考過的版本，有牛津大學一九一二年初版、一九四六年重印的史基脫（W．W．Skeat）編訂的《喬叟全集》本，一九四三年美國紐約出版的塔脫洛克與瑪凱（Tatlock & Mackaye）的英文今譯散文體本，一九四〇年孟萊（J．M．Manly）編、美國出版的注釋本，並參考了美國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尼哥爾生（J．U．Nicolson）和一九三五年與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希爾（Frank Ernest Hill）兩人的英文今譯詩體本。 喬叟用古代英文寫作。這本《坎特伯雷故事》中共包括二十四個故事。其中除《梅利比的故事》和《牧師的故事》是散文體以外，其餘各篇都是敘事詩體。譯者基本上採用散文翻譯，側重表達作品的敘事內容。至於原作的風格和韻律，唯有依靠注釋略作說明；但也有很少一部分抒情詩勉強照原有格律譯出。 本書的翻譯開始於三十年代。其時譯者任教於武漢大學，結合教學寫了一本《英國詩文研究集》出版，有感於當時尚未有人把喬叟這位英國文學史上為現實主義文學奠基、為文藝復興運動鋪路的承前啟後的偉大作家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來，遂發願翻譯。作者的譯名取音譯加意譯，「叟」字象徵為英國文學始祖之意。三十年代正值國難頻仍之際，生活很不安定。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我國，直逼武漢時，譯者隨學校遷至四川樂山。當時曾在重慶出版了土紙本的《特羅勒斯與克麗西德》和《坎特伯雷故事》兩個單行本，但印數有限，現在恐已不易見到了。解放後，譯者在上海任教，方始有機會參閱各種版本仔細審訂譯稿，於一九五五年由新文藝出版社初版《坎特伯雷故事集》，於一九六二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初版《喬叟文集》，後者並於一九八〇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重印。 近年來，國外對喬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一九七七年美國田納西大學費希爾（John H．Fisher）教授重新審訂編輯了一部《喬叟全集》。譯者本想根據這本新版本對全書作一次全面的修訂，可是因為年邁體衰，又患眼疾，難能如願。這次重印，收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時，僅將這篇序言和正文某些地方略加修改。修改過程中承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編輯同志幫忙整理。 本書書名原譯為《坎特伯雷故事集》，現在覺得這樣容易和短篇小說集混同起來，而這本書雖然可分為二十幾個短篇，但是整個作品又具有內在的有機聯繫，和一般的短篇小說集是不同的。因此，這次刪去了「集」字。 方重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於上海 * * * [1] 見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義大利文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