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人 · 一部沒有記錄的史冊43
◎約翰·克拉漢姆
一九五二年，在社會動盪的背景下，拉爾夫·艾里森的小說《看不見的人》應運問世。小說的作者、小說所反映的社會以及這部美國小說本身都處於時代變革之風口浪尖。三十年之後，艾里森在談及《看不見的人》這部小說時說，當初他對它沒有抱太高的期望；而從朋友們往來的信札里，大家更對小說能否被認可，表露出遠非一丁點的擔憂。「聽見的是一片叫好聲，出版商也對它期望頗高，」小說出版之前的那個二月，艾里森在寫給阿伯特·默里的信中說，「不過我貌似冷靜，實則內心糾結，對前景的期待異常難言。」和小說敘事人的經歷相似，他從一名窮困而且被開除的大學生，輕鬆脫胎成為替兄弟會慷慨陳詞的演說家。在回憶此事時，艾里森對默里坦言，「我總夢到在特斯吉其上中學的日子，什麼測驗呀，考試呀，那些難忘的歷歷往事。」艾里森的擔憂不無道理。一九八一年，在《看不見的人》三十周年再版的自序里，作者對小說的構思和七年的醞釀過程作了美好的回憶。他告訴我們，他跟夫人方妮在做孤注一擲的努力，要「不計後果地使自己成為一名小說家」。假如小說在評論或經濟上失敗了，對於這位三十八歲的作者，無論在精神或物質上，都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也許是個致命的打擊。
一九五二年四月的美國社會，真像是一幢斷裂開的房子。二戰之後，全美的民主輿論導向，是對抗蘇共，但都因拒絕接受黑人公民身份和就業權利，以及接連不斷爆發的種族衝突而遭到破壞。種族隔離竟成了法律：在南方，種族歧視大行其道，此種情況，在全美其他絕大多數地方也以官方或非官方的形式存在。最高法院就布朗起訴教育委員會一案的裁定中，要求在全國公立中學廢除種族隔離政策還是兩年以後的事，其結果還相當難料。那時，艾米特·蒂爾還未曾遭種族歧視的私刑，女裁縫羅莎·帕克斯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的公共汽車上拒絕給白人讓座的事情也還沒有發生。而小馬丁·路德·金，此時還是波士頓主修神學的一年級大學生。在全國範圍內，誠如艾里森關於「看不見」的隱喻內涵所示，無論是現實中或是在小說里，非裔美國人作為一個群體，有著「很高可見度」，這就使他們易受傷害，而作為個體，卻是無形的。
這部美國小說的形式和用語，也沒有完全擺脫社會變革帶來的陣痛，以及重新審視和試驗的衝動。在開始寫《看不見的人》之後不久，艾里森寫了《二十世紀的小說和人性的黑色面具》一文（一九四六年）。在文章的開篇，這位青年作家就大膽指出了美國文學與整個社會的那種不詳的聯繫：「也許，最邪惡、最令人費解的隔離形式，是『隔離』一詞本身的形式。」七年之後的一九五三年，他在接受美國國家圖書獎時提到「美國小說的危機」，聲稱「雖然我只是隱約覺察到這種危機，但就是這種日益加重的危機，形成了我的小說《看不見的人》」。決心要實現自己小說家的夢想之後，艾里森發現他所需要的，既不是社會風俗小說，即「情節緊湊、具有吸引力的詹姆斯式小說」，也不是「生硬古板」宣揚暴力、憤世嫉俗或遮遮掩掩的那類小說。當時這兩類占主導地位的小說傳統，都沒有能給他留下多少空間，使之用即興的或流暢而即興的片段，去表現美國社會內部的身份認同、變化和個人人格一貫的主題；艾里森急於要表達的理念，也就是「看不見的人」的理念，是「自由不僅是對需要性的認可，也是對可能性的認可」。「美國三百多年的社會生活——那是一種集民族、聖經、科技和政治於一體的生活，造就了一種鮮活、生動的語言」；艾里森的實踐經驗連同他對這種語言的認知和欣賞，使得他極力想突破小說嫻熟委婉的敘事方式。隨著小說寫作的漸進，艾里森這名初次出書的小說家，在《看不見的人》中付出了巨大的精力，體現出他偉大的抱負以及小說大師的技巧。
事後可以看出，一九五二年四月，《看不見的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烈火燎原之態在美國熱銷，其轟動效應實非偶然。這部小說到處有人評論，其中不乏全美文化泰斗的關注。在《評論》雜誌上，索爾·貝婁將《看不見的人》稱作「個人最輝煌的成就」，這一成就「表明在我們當代人中間，的確存在不折不扣的英雄主義」。在欽佩艾里森「自覺意識」主題的時候，賴特·莫里斯在《紐約時報》撰文說，《看不見的人》「應該與其他經典著作一起被共置於書架之上，指引人們從忘川河口直達其源頭」；在《黨派評論》上，德莫·斯瓦茲坦言，「在評價此類書的時候，文藝評論的語言顯得十分淺薄和捉襟見肘」。然而，並非所有評論都持正面觀點。有些評論，多數是持維護共產黨和黑人民族主義的觀點——這兩種思想意識在小說里遭到抨擊——認為這個作品是魔鬼女婿的化身，喬裝打扮，以小說形式粉墨登場。在《每日工人報》上，阿伯納·貝利把它定位成一本長達四百三十九頁的污衊人性的書，以矯揉造作、裝腔作勢、專注精神的創作風格，來迎合白人至上中心人物的需要。而約翰·奧利弗·基倫斯，在《自由》雜誌上稱它為「一本肆意歪曲黑人生活的書」。
饒有趣味的是，一九五五年，正當小說問世後評論界的轟動漸漸消停，暢銷書排行榜和國家圖書獎獲獎的熱勁緩緩褪去，艾里森感到茫然無依，不知自己的書在二十年後還能否存在。「我深感憂慮，」他告訴《巴黎評論》的編輯們，「這不是一部重要的小說，我不善辭令。」艾里森太過幸運，他大錯特錯了，不過「雖錯猶榮」。事實證明，他的小說具有非比尋常的生命力；正如泥炭堆著了火，即便表面的明火已經燃盡，裡面深層的余火仍熾熱燃燒。一九六五年，在《一周書評》發起的評選中，有兩百來位知名作家、評論家和編輯認為，《看不見的人》是此前二十年來出版的「最傑出的單部作品」。幾乎在同時，F.W.杜比認為，這部小說是「當時讀者最多、被讀得最為認真的小說之一，在圖書館裡幾乎常被翻爛了；只要受過基本文化薰陶，不管是什麼種族、什麼地方的讀者，什麼年齡的人群，朋友之間都急不可耐地傳遞閱讀。」
杜比說得很對。我知道，我也是有過這種經歷的人，當時我還是大學生，第一次是私下聽說《看不見的人》這本書，經人口口相告，連連推薦，感到非常值得一讀，然而在文學課里，此書並未被列入必讀書目。
……一九六〇年一個春日薄暮，我正在南方參加一次小餐館靜坐44，我輩都顯得情緒高昂，突然有人塞給我一本破舊不堪的印章出版社平裝版《看不見的人》。一盞古老的鵝頸燈，把我跟外面新英格蘭地區的沉沉夜色隔開。我坐在聖十字學院一個落地窗旁邊，讀著《看不見的人》一直到天亮，事實上是到了第二天上午過了大半，錯過了一節關於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的課，那是我拚命想爭取一個及格分的課程。
掩卷之後心中一陣狂喜：這就是我。我也非常詫異，自己竟有如此深沉的感情。因為我在紐黑文成長，有愛爾蘭天主教的背景。我把自己看做司各特·菲茨傑拉德《人間天堂》的主角和喬伊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中的史蒂芬·迪達勒斯。但是我現在發現，艾里森的「看不見的人」像是自己的親人，跟我一樣，我父親在就讀聖十字學院的黑人學院時，他也完全是個局外人，儘管他應該更自在一些。想到美國有色人種仍然存在的痛苦現狀，艾里森所描寫的黑人主角在南方、在哈萊姆，甚至在曼哈頓下城的高檔豪華臥室里的經歷遭遇，深深刺痛了我的心。雖然我自詡為演說家，也可能成為未來的領袖人物，但是他的天生的演說才能和他那純樸、不假思索的雄才辯略使我感到無地自容。
然而，我並沒有把《看不見的人》看做由於異化而產生的親屬感，而這是當時時代頗為流行、尋常而且很偏狹的反應。正相反，確如四十年後的今日，「看不見的人」那種自嘲、反諷、自製，因而更為令人信服的決心，從冬眠狀態中走出來，再度與這世界抗爭的決心，使我幾近狂喜。我發現他採取暫時行動——可是沒有任何行動的可能性，一切知識終究成了「邊存檔、邊遺忘」』——僅僅是個人的姿態。假如他「傷痛到極度」，遠比我傷得深；假如他能做，我想我也一定能。「而且正是這一點將我嚇得不輕，」他深思之後，終於提出了最後的一個問題，「有誰知道，雖不很經常，我是在替你說話呢？」我知道，我回答說——同時，用的是強烈、反思、快活、沉默而急切的語氣——一邊俯視那個晴朗上午，聖十字學院窗外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但是，我的回答似乎太快了一點，因為我忽然感覺到，我決心跟「看不見的人」共命運，那我也就認定了人類狀況極為可怕，深不可測的現實，這也是我的現實。要經過多年讀書、學習才能理解這種複雜性。而我，怪得很，則要經過類似的經歷才能理解。神秘得很，一紙匿名信將我開除出了聖十字學院，不給解釋、不容申辯，此事正發生在我看了艾里森的小說僅兩個月之後……
一旦牢牢地被小說抓住和吸引，讀者可能一次又一次去重讀，不管時隔多長，都把小說的敘事人當成老朋友；對此書雖已十分熟悉，卻把它當作嶄新的、亟待發現的藝術作品。查理斯·約翰遜是一位非裔美國作家，他說道，發現《看不見的人》「被那些深受黑人民族主義文化傳統迷惑的人們冷落了」，而他作為一名大學生，在六十年代後期，四處尋找艾里森的書。然而，他堅持尋找，終於「碰巧找到了《看不見的人》，花了三個通宵與其說是閱讀，不如說是夢想、吸收，被艾里森非凡的想像力和各種可能運用的藝術性改變了；雖然，我深知，我當時只有二十歲，閱讀中失遠大於得。」（我們當中有誰讀了《看不見的人》之後沒有經歷那深刻、奇異，而且還令人害怕的滄海桑田般的變化呢？）
幾乎與此同時，黑人藝術運動的一位領軍人物拉里·尼爾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些時候，跟艾里森為他作品發生過爭執；他在一家多次對艾里森表露敵意的雜誌《黑色世界》上宣稱，「假如有人關注『黑色美學』的話，這個人一定是艾里森。」尼爾從《看不見的人》中選出的例子，極為精當地顯示，艾里森所設的場景和用語，都深刻地烙上了非裔美國人的氣質。尼爾注意到，小說主人公藉助語言通俗而熱情洋溢的辯護將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演變成為一位諳熟禮儀的女神。搜尋吧，這就是你們最好的黑色美學的例子。」
但是艾里森的老朋友，阿伯特·默里用這個美學例子來為《看不見的人》作說明，更是切中肯綮。他清楚記得，一九四五年艾里森將布魯斯音樂界定為是「一種衝動，它使得殘酷的經歷帶來的細節和場景，在痛苦的意識里留存，磨平了粗糙的表面之後超越了它，不是通過哲學，而是用既似悲劇又似喜劇的抒情方法」；默里對《看不見的人》大加讚揚，說它是「發揚光大布魯斯的絕妙形式。」這真好像艾里森記錄了在一個十二小時營業的酒吧吹奏的布魯斯樂曲（歌唱者來自遙遠的南部，坐在這北部的紐約地下水管的道口上，用歌聲傾訴著他怎樣來到這兒），並以此為管弦樂隊譜寫完整的樂章。
幾年前，我在哥倫比亞特區大學講授艾里森的時候，我想起了小亨利·路易斯·蓋茨，他們的雜誌為《看不見的人》出版而叫好，說它是一本活的「黑人文化百科全書」。後來，在一個陽光灼熱的中午，有幾位黑人男青年向我走來，他們穿著左特套裝，像是《看不見的人》里游離於歷史成規之外的人，跟我們交談時說，他們是屬於X代的青年。他們告訴我，他們比其父輩更像是「看不見的人」；讀了《看不見的人》之後，覺得艾里森是他們這一輩的代言人。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初期，我有幾次從曼哈頓中城乘A火車到上城去拜訪艾里森夫婦；有一次發現對面坐著一位典型的美國青年男孩，皮膚有些黑、但也不完全是黑人；他沉醉於《看不見的人》的行文，連窗外的車輪轟鳴也充耳不聞。
毫無疑問，《看不見的人》是「一部沒有記錄的史冊」，用艾里森的話來說「在深層次有許多永久值得關注的東西，不像表面那樣一目了然」。這小說對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吸引力，使我想起查理斯·約翰遜的觀點，儘管該小說挑戰了國家背後的『原則』，我們「有責任去檢討文化的進步或是因無視警告所帶來的失誤」。然而，《看不見的人》畢竟是一部小說，作為小說它也不過是投射了作者的想像。由於對藝術神秘性的熱愛和敬仰，艾里森深信，一部小說的生命力強弱的一個因素，在於幸運。「假如你足夠幸運」，一九五五年他對《巴黎評論》的編輯們說，「假如你更深地融入生活之流，那麼，您作品的生命就可能更長一些。」
艾里森關於藝術家融入「更深的生活洪流」的隱喻，向我們提供找到他作品為何如此深入人心的線索。誠然，艾里森一直認為，一部作品的意義在於藝術品本身與讀者之間的互動。「一旦進入社會，」一九四六年他寫道，「這個藝術品就開始隨著讀者所給予的意義、情感、觀念而起伏搏動，對此，藝術家本人也難以左右。」《看不見的人》是艾里森對自己原理的一次令人震驚的體現，因為通過無形性這個隱喻，為所謂的「美國主題」提供了另一個偽裝。
艾里森在這部小說的第一段里告訴我們，無形性「源自我所接觸到的人們眼光里流露出來的特殊情性——是一種存在於他們內心深處的眼神。」雖然是一種偶然情況，而經過艾里森驚人的反撥之後，促使那些無形或虛假有形的人們，去造就他們自己的個性和經驗。比如，非裔美國人學會了，怎樣把無形性應用於偽裝馴服的場合，其用意在於擺脫身上的枷鎖，轉而再鎖回到白人身上。無形性這個提法，經過艾里森的擴展，雖然鮮明地表達了對種族或種族主義的現象視而不見，其實已經遠遠超越了種族的維度。在想像力極度發揮之際，他忽然想到了一個可用於處於不同又相同境遇的非裔美國人的詞「美國人」，就此而言，這個詞可以用於二十世紀，甚至更為久遠的個人。正同阿伯特·默里在《一切美國人》中寫的一樣，艾里森的小說講了「一個典型故事，不僅寫的是二十世紀的美國人，也寫到二十世紀所有的人；寫到黑人所處的顯而易見的窘境，也象徵了所有人的基本境遇。」在審視我們的人們眼裡，我們當中有誰是真正可見的呢？我們當中有多少人能真正看清自己，不用說知道自己是誰了，特別是作為美國人；因為，在艾里森看來，「我們社會的性質決定我們不知道自己是誰」？那麼，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的所謂自力更生的個人，在艾里森的時代或是我們的時代真有可能存在嗎？
具有現代諷刺意味的是，針對愛默生所追求的個人英雄主義，他卻發現歷史及意識跟「使我們成為一個真正的個人這個任務」之間有著複雜聯繫。在《看不見的人》整個故事中，儘管敘事人對以往的概述若隱若現，艾里森還是把意識與具體的歷史年表聯繫在一起。一些敘述的出處，雖然有時是具體清晰的，但也是模糊或不具體的，這當中上下文和情景的空缺有待讀者自己去填補。小說開篇伊始，隱身人的祖父鼓勵他的孫子（包括我們所有人）去解碼歷史，他說，「我一輩子都是個叛徒。自從重建時期開始，我繳了槍以來，我就是潛伏在敵國的密探。」而且，還遠非如此。托馬斯·傑斐遜、亞伯拉罕·林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波克·T.華盛頓；內戰（南北戰爭）、黑奴解放、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戰、黑人從南方農村成群地移居北方城市、經濟大蕭條；哈萊姆區種族騷亂，這一切都成了過眼雲煙；但應該加以理解，種種形象，會在看不見的人的歷史雷達熒屏上閃爍。
但是還應注意，艾里森運用歷史的另一預見性的方面。默里記得，艾里森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曾說過，「文學的真實性在於它的預言性」。「敘述不僅僅是一種複述，它也是一種預言」。《看不見的人》里，那些虛構的孩子們，在超現實的動盪中孵化成長，能夠預知歷史的未來走向。故事講述者的經驗和想像，預測到美國社會未來不斷加劇的變化：一九五四年的布朗起訴教育委員會的裁定中，有關種族平等的決議案；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權運動；隨之而來出現了頗具爭議的所謂黑人權利；在六十年代發生的對個人與文化相一致的極力反對——這種反對有時會導致反一致性的思潮；所謂「婦女問題」也會演變成為影響深遠、有時頗具爭議的女權運動；一些人存有野心，企圖通過似是而非的努力，創建一個多種族、多文化的「彩虹」同盟；甚至，在毒品的作用之下，有的出現意識極度混亂的幻覺；更有甚者，一些極端的、即興的、後現代的自我思潮，以爭取身份政治的面貌，在你死我活的政壇上粉墨登場。
《看不見的人》是一部怪誕、隨意的離經叛道小說。在小說的篇章之中，輿論在美國人所鍾愛的箴言「合眾為一」與其對立的「由一而眾」來回搖擺，最終像迴旋飛鏢一樣使人接受更為複雜的、對一個統一國家的那種歸屬感。也許，正像大型爵士合唱團領唱杜克·艾林登那樣，艾里森引領他的敘事者、他的人物，連同他的讀者一起，走進一個迷宮般的流浪漢冒險故事。雖然植根於時間脈絡，故事卻擺脫歷史細節的羈絆，用切合時宜的手法，來實現作品的永恆。在整部小說里，看不見的人被艾里森刻畫為「一個煽動群眾的人物藝術形象」。他的生活軌跡是從一名失敗的演說家過度到渴望成功的作家，他始終想描繪形形色色的美國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的令人捧腹大笑的混合體；包括自我馴服、淨化、轉變，一層層地沉降到過去。這期間，他提起一個黑人老婦告訴過他，所謂自由，「不過是告訴別人你的心裡所想」；南方大論戰後所產生的關於種族儀式和禁忌，遠比真正的法律更有力；吉姆·丘博拉那種殘暴的、心理矛盾的、但富有男子氣、有關亂倫和感傷的故事；在黃金時日的那种放縱無序的混亂局面里，老兵釋放出一種令人痛苦的、常被忽略的智慧；盲人教士荷馬·巴比在美國革命紀念日的布道里所運用的歷史加神話的妙術；布雷特索校長有關自身利益和種族和解的無情政策；「看不見的人」在北上的旅途中，親眼目睹在擁擠不堪的地鐵里，黑人男乘客跟白人女乘客肉體緊貼在一起的鏡頭，而感到不安；他不期而遇布魯斯歌手彼得·韋特斯查，他將魔鬼的女婿和聖彼得的品質融為一體；老路西斯·布魯克威這位黑人，是在自由畫廊的鍋爐房裡替白人搬運重物的；賣番薯小販香噴噴的番薯，使人想起「看不見的人」有趣的諧音雙關，「我是小販販番薯」；在冰凍的街上，黑人老普利馬斯·普羅弗把獲得自由的證書拋向空中，像他跟妻子一起被放逐時扔掉小豬腸一樣；瑪麗·蘭波，一個人見人愛的母親，她的教導「我身在紐約，紐約卻並不在我心裡」，這一肺腑告誡久已流傳，卻沒有被「看不見的人」所記取；兄弟會的陰謀和算計——傑克大哥靈感一閃時說過，「你不是被雇來思考的」；雷斯（Ras）從一名講道者轉而成為騎著馬橫衝直撞的破壞者，他的行為使人想到那孤獨的騎手，而不是任何一名美國的酋長；看不見的人一廂情願地想獲得自由，從地下道口深入地底下去蟄居，而且鋪設了電線試圖有所見聞，最後，幾經思量，把美國的「原則」當作直面世界的開端，就像那隻傑克熊從洞裡爬了出來，走向「熙熙攘攘、若隱若現的世界」。
與古典神話里出現的牛頭怪物的迷宮不同，艾里森用通俗語言編織了迷宮。這裡，我們見到的是一些難忘的龍套角色，像諾頓先生、傑克大哥、托比特（「兩個小鬼」的諧音）兄弟、雷斯屈姆（「衛生間」的諧音）；塔普大哥黝黑大腿上油膩和變形的腳鐐，訴說了他勇敢跟命運抗爭的故事，怎樣機敏地從用鐵鏈鎖在一起的人群當中逃離；紅衣白種女人堅持把「階級鬥爭跟床戲混為一談」；女巫西比爾幻想一個無名、強悍的花花公子，她這想入非非促使看不見的人用口紅在女巫的肚子上寫下「西比爾，你被聖誕老人強姦了，真怪。」兩名黑人杜普和斯科菲爾特「最擅長用自己的方式行事」，趁亂焚燒了房屋；另外還有老「臭口」、混蛋、淤青佬、老臭股自己以及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等。
貫穿整個故事的是小說的主要角色：「看不見的人」的祖父在臨終時承認並否定了臭名昭著的祖父條款；英俊的托德·克利夫頓「滿頭波斯羊一樣的捲髮，從不找人把他的頭髮拉直」。最後失望地、具有諷刺意味地以吟遊歌手的身份縱身一躍，「跳出了歷史」；拉斯的以黑人為中心的異乎尋常、令人不安的激昂演說極具力量；（誰會忘記他呢？）；B.P.萊因哈特掌管著一個「熾熱沸騰的流體世界」（其中P表示海神「普洛透斯」，而B表示「福佑」；一九五七年，艾里森巧妙地把小說里的一位主要角色也叫做「福佑」）。艾里森思如泉湧，將人物和情節虛構之「肉」貼附在信念的「骨頭」之上；在美國複雜的地下社會裡，有能說會道但又無形的男男女女，公開表明說「遇見下一個『未知』以前，對人類的種種可能性，需要有某種信仰」。本著這樣的精神，艾里森激勵看不見的人講述，為成就自己口才所作出的許多努力，用以針對美國不同讀者的本性氣質；無論他們是白人或黑人，南方人或北方人，樂觀的還是憤世嫉俗的，對個人和公共機構的運轉機制概念模糊的、清晰的還是全然無知的。在他自己的演說中，看不見的人對即興的演講中為了體現雄辯，演說者與聽眾之間需要有活力的互動估計不足。然而，在他把寫作當成事業之後及時作出了調整（只是作為演說家是稍晚了一些），慢慢學會了怎樣努力去挑戰他自己的技巧和他讀者的技巧。
以上所說的情況，一直到小說的最後部分才出現。在開場白里，看不見的人並沒有要求對話：他不能，也還不是時候。也有反響質疑他的動機，削弱了他那個極易受傷、不斷應付、同時正在形成的自己。小說從頭至尾的二十五章里，作者講述了看不見的人的一生，他沒有能夠實現雄辯才能和做政治領導的理想，因為他跟外界相距太遠，幾乎是一個離群索居的獨行客，死死地被幻想所控制（他自己的和別人的）；同時，也因為弄不明白，他和他的言辭，在美國那個「權利即可能性」的等號之中，僅僅是些變數。一直到了結尾，跟他是誰和他的人性作了諷刺性、有條件的妥協之後，他才準備回答、對話，準備好冒險作出親近的言辭行為，總而言之，準備好展現雄辯才能。在小說結尾，看不見的人以作家的身份出現。而且，他剛剛完成敘事的章節中顯露的可見性，加快了他要重新回到世界的決定。與新的寫作技巧和辛苦得來的、關於自身和世界的知識一致，他毫不誇張他獲得的愉悅和文字的魅力。相反，他遲疑了，因為要回答下面這個嚴峻的問題：「我為何寫作？在寫作中備受折磨又是為了什麼？因為在不知不覺之中，我弄懂了一些事理。如果沒有行動的可能性，一切知識到頭來不過是『邊存檔，邊遺忘，』我既不能儲存資料，也不能遺忘。」在作為演說家的整個過程中，他以言語行為抑制了讀者要他採取行動的催促；而現在，寫作的行為促使他作出採取行動的承諾。
他的新職業帶來的第一後果是，繼續決心「至少將有關情況告知一些人」——關於他的獲取經驗和知識的旅程，關於行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小說的結尾，看不見的人表明了美國經驗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聯繫性的主張；這是他早些時候，在拉斯等一幫民族主義者手中死裡逃生的經歷里領悟到，美國人身份是「美妙的荒唐」之後形成的態度。但是，首先在他把我們其餘的人卷進來之前，他承認人心的狀況可怕，特別是艾里森感覺到的美國經驗特有的身份逃避。在告訴我們他正在做什麼之後，問了一個令人震驚而尷尬的問題——「有誰知道，雖不很經常，我是在替你說話呢？」——同時強烈呼籲我們要共同參與。雖然他的媒介是書面語；他的語言卻具有隨意、不落俗套和通俗易懂的口語特色，這連同故事一起使後來的一代代讀者有話想說，對看不見的人和艾里森就「原則」和「美國身份的美妙荒唐」反饋他們的看法，而這「原則」和「美國身份」「跟以前一樣以具體、鄙俗、卻又崇高無比的方式繼續堅持著」，只是現在「我們更懂得我們跟『美國身份』的關係以及『美國身份』跟我們的關係。」
在四十多年前，《看不見的人》出版還只有五個寒暑，艾里森寫信給阿伯特·默里時說，他「偶然發現英國出版的一本文藝批評書，叫做《浩劫與想像》；這本書花了不少篇幅討論《看不見的人》，把它選入了一份短小的小說書單；這個狂小伙子認為這些小說，在今後的一個世紀裡，人們對它們都會很感興趣」。雖然，接下來，艾里森馬上開了一個令人泄氣的玩笑——「當然這個人一定是在抽大麻」——但這個愛打趣的批評家笑到了最後。如果把《看不見的人》比作一個人，現在他已經進入中年，但是，套用司各特·菲茨傑拉德一個比喻，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像「一個充滿激情的、剛性的、目光敏銳的新來者」，所有的跡象表明，《看不見的人》再過一個世紀還具有生命力。
要對《看不見的人》在美國的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作出解釋，不能忘記艾里森自己的生命幾乎橫跨了二十世紀這個事實——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九四年，作為一個小說家，艾里森得天獨厚的對時間具有彈性意識。他清醒認識自己所處的時代的變化和複雜的社會嬗變；他用一隻眼睛通過南北戰爭的稜鏡來回望十九世紀，同時又對當今科技對人性的急劇衝擊力著迷；甚至從自身所在的世紀，前瞻到了二十一世紀。
雖然他很謙虛，立志卻十分高遠。從一開始，他想從十九世紀的小說中尋找到他所處時代人們在想像中對美國人生道德規範的展現，而這種規範都隱含在「獨立宣言、憲法以及人權法案里」。《白鯨》這本書，是他送給妻子方妮當作一九四四年生日禮物的，還有《哈克貝利·芬》，另一部他認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兩部小說之一」。艾里森發現「小說跟民族性緊密聯繫」這一執著主張在這兩部小說里得到了肯定。就他而言，艾里森寫自己的小說和敘事人的自傳時，非常有意識地繼承一個傳統。因為他對社會的興趣勝過依希梅爾，後者「獨自逃出來向你傾訴」，也勝過哈克，他顯然是忘記了傑姆，「那位真正的父親，但是他太黑了，太黑了」，他年少氣盛，一個勁想「比其他地方都要更早地去照亮准州（就是後來艾里森筆下的俄克拉荷馬州），看不見的人準備露出原形，然而又舉棋不定。跟那些十九世紀兄弟們不一樣，他是深受鼓舞的，即便是看不見的人也要承擔一種社會責任，但沒有被這種可能性（作者的黑體）鼓舞而產生幻想。
一九五三年，在接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時候，艾里森用帶有十分鼓動性的題目作了演講：「驚人場合的豪言壯語」，把「《看不見的人》作為小說的主要意義」，看成「以試驗的態度和目的，回到為實現民主而承擔個人道德責任的心態；這是我們十九世紀最佳小說的特徵」。幾乎是四十年之後，査里斯·約翰遜把在國家圖書獎大會上的致辭獻給艾里森，讚揚他的榜樣、他的成就、對他本人的鼓舞，以及，他預言，對今後更多另外的小說家的鼓舞。在回顧《看不見的人》的時候，約翰遜希望「出現一種美國黑人小說，那是艾里森式的、更具智慧、藝術性豐富的小說，它使得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一種文化，有可能將狹隘的發泄轉變成為寬容的頌揚」。本著小說的精神，在《航道中途》雜誌上，約翰遜表揚了艾里森，說他開闢了一個從美國海岸通向遙遠內地的航道，通向艾里森曾經描寫的「理想之鄉——那是一方久望登臨、久久想念的地方，卻又那麼可望而不可即」。現在，跟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一樣，《看不見的人》還常常在凌晨被人們熱切地翻閱著、推敲著、重述著、討論著，繼續為人們樹立起雄辯和試驗的標杆。我預計，在新世紀，這一標杆會越來越令人信服，隨著美國在比喻意義上或是實際上，成為一個有色的國家；誠如艾里森早已斷言的那樣，「真正的美國人，無論他是誰，也總帶一些黑色」。
（黃遵洸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