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明中國歷史講義 · 第五十九講　明代的制度與學術

（一）官制　明初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明代的中央官制］其後明太祖懲胡惟庸之變，罷中書省，把中書省的職權分歸六部，尚書握中央政權，殿閣大學士僅備顧問而已。仁宗時，大學士楊士奇等都身兼尚書，參預機務，於是其權漸重。到了世宗時，政務樞機，悉歸內閣，大學士儼然成了真宰相。但明朝自太祖以後，厲行中央集權制，宰相雖掌樞機，而實際上僅職司批答，所謂入閣辦事，也是有名無實的。明初掌兵柄的為大都督府，即宋元樞密院的變相。其分大都督府為左、右、中、前、後五軍督都府，府設左右都督為長官。徵調則歸兵部。掌監政的為御史台，以御史大夫為長官。成祖以後，罷御史，設都察院以掌糾察，以左右都御史為長官。［明代的地方官制］其他各官，略同前代。惟以司禮監掌理內外文書章奏，實為宦官弄權的禍根。至於地方官制，則改元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計分全國為十五區。 北直隸（北京順天）、南直隸（南京應天）二區外，尚有十三區，即浙江、江西、福建、湖廣（今湖北、湖南兩省）、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今陝西及甘肅大部）、廣東、廣西、四川（今四川中東二部）、雲南、貴州。中葉以後，沿北要地設重鎮凡九，計：遼東、薊州、宣府、太原、大同、榆林、寧夏、固原、甘肅，稱為「九邊」。 以北直隸、南直隸為中央行政及行在政府所在地，以六部長官分理地方行政。其餘十三布政司，則各設布政使理民政，按察使司糾察，都指揮使主兵柄，是為「三司」。布政使司以下有府、州、縣，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知縣，為親民官。所以明朝的地方官制，也是三級制。後來雖間或設總督、巡撫等官節制二省或一省乃至數府的一切政務，但其性質和宋初由中央大臣出鎮州軍差不多，不算是地方長官。 （二）田制和稅法　明朝把農田分為「官田」「民田」兩種。［地稅與丁役］徵稅時期也分夏秋兩季，都繳納米麥絹錢鈔等物，此為地稅。丁役則有役法，凡分三等：以戶計的為「甲役」，以丁計的為「徭役」，出於臨時的為「雜役」，三等都有所謂「力役」與「雇役」之分。力役用其力，叫做「力差」；雇役用銀代役，叫做「銀差」。中葉以後，名目繁多，稱為「加派」。［一條鞭法］人民不堪負擔，乃創行「一條鞭法」：總括一州縣的田賦力役，一律折為銀鈔繳納。這樣一來，人民負擔雖依舊，但不受官吏的騷擾了。然對於田賦，末年又任意增加，所謂「三餉」者[1]，總數近二千萬之多。又明朝田賦，輕重頗不均。蘇松杭嘉湖五處最重，江西之南昌、袁、瑞等處亦甚重。說者謂明太祖恨那些地方的人民在元末時都歸附張士誠、陳友諒，所以特別把田賦加重，以示懲戒。其實也不盡然。田賦之外的稅收，仍以鹽、茶兩稅及商稅為大宗。 江南田賦之重，說者謂明太祖恨張士誠、陳友諒，因而遷怒到那些地方的百姓，有意叫他們都負擔些田賦。其實也不盡然。蓋其害實起於宋朝的官田：宋徽宗時，浙西平江諸州，積水新退，田多荒蕪，廷臣獻議募民耕種，由官家收租，稱為「官田」。既稱收租，則其所繳納的租稅必較民田的賦稅為大。其後籍沒蔡京、王輔、韓侂胄等之田，都併入官田，於是官田愈多。沿及元朝，相仍不改。張士誠據江南，又把元朝貴戚王公的田產，併入官田。明太祖滅張氏，其部下官屬田產遍於蘇松等處，太祖把這些田和那些地方的富民的田都沒收了。即以原租額為稅額。後來又以浙西地味膏腴，加稅兩倍。於是一畝之賦，有收至兩三石者，江南的百姓，大受其害。大抵蘇松最重，嘉湖次之，杭州又次之。邱濬說：「江南之賦，當天下十分之九。浙東西當江南十分之九。蘇松常嘉湖又當兩浙十分之九」。負擔的不平，可謂達於極點。建文以後，經臣下奏請，略有輕減。然而浙西之賦，畢竟仍比他處為重。 （三）幣制　明初承鈔法極弊之後，便趨向於廢除鈔幣，使用銀兩之一途。［鈔法的廢除與銀兩的使用］銀兩的使用，在金朝末年已見端倪。[2]明初雖仍用鈔幣，但行之未久，鈔價跌落。到宣宗宣德三年[3]，便停造新鈔，更設法收回舊鈔。其收回舊鈔的方法，便是添設新稅目及增加舊稅額，那些添設或增加的稅，一概繳納鈔幣，陸續把收回的鈔幣焚毀。這樣一來，鈔幣雖然還有這樣東西，實際上已不能行用。然而銅錢一時鼓鑄不出許多。即使鑄得出，也嫌其質重而值輕。用布帛等做貨幣的習慣，又已隨時代而破壞了，再也不能恢復。另外一個發展方向，便是用貴金屬——銀。於是銀兩便成為通行天下負有貨幣資格的東西了。不過那時的銀兩，還是以秤量貨幣的資格，與銅並行。 明初仍用鈔，分一貫、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六種。其定價為鈔一貫等於錢一千，又等於銀一兩，又等於金四分之一兩。一百文以下，即用錢。後因鈔幣跌價，又添造小鈔，禁用銅錢。成祖時又禁用金銀。但鈔幣價終於一落千丈，甚至只值千分之一二。於是不得不趨向於使用銀兩之一途。 （四）科舉制　我國選舉之法，自唐到清，可稱為「科舉時代」。［從科舉時代到八股時代］而科舉制度，至明清又一變，我們可以稱這個時代為「八股取士的時代」。明初本學校、科舉、薦舉三途並用，但其後科舉日重，而學校及薦舉日輕。科舉之制，有鄉試、會試、殿試三種。凡子、午、卯、酉之年，於各省試士，是為「鄉試」，中試者為「舉人」；明年（丑、未、辰、戌之年），舉人至京師，應禮部試，是為「會試」；中試者由皇帝試於殿中，是為「殿試」。殿試及第者分三等：一等為一甲，限三名，第一曰「狀元」，第二曰「榜眼」，第三曰「探花」，都賜進士及第；二等為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等為三甲，賜同進士出身；二三等都無定員，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授翰林院編修，二三甲選用庶吉士者都為翰林官，其他授給事中、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其試士之法，專取《四書》《五經》命題，文體略同宋朝的經義，然有兩個特殊之點：第一，經義一尊程（頤）朱（熹）之說；第二，體用排偶，須代古人語氣為之，就是所謂「八股」，通稱「制義」。從此思想定於一宗，不敢稍有違異，而八股文體，更使舉子的心力消磨殆盡。 明初由政府編訂的《四書大全》《性理大全》，都是以程、朱派的學說為中心。清朱彝尊說：「世之治舉業者，以《四書》為先務，以《六經》為可緩，以言《詩》，非朱子之傳義弗敢道也，以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書》《春秋》，非朱子所授，則朱子所與也。言不合朱子，率鳴鼓而攻之。」這確乎道著了當時的實情。 此外兵制則遠規唐朝的府兵制；司法制度，亦大都仍唐之舊，沒有詳細敘述的必要。 我國學術，自北宋至明末，可稱為「理學時期」。而理學從產生到沒落，又可分為四個時期：［宋明理學的四個時期］ 胚胎時期——北宋； 極盛時期——南宋； 復興時期——明中葉； 沒落時期——明末至清初。［復興時期的代表人物］ 然而嚴格言之，止有「極盛」和「復興」兩個時期。前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朱熹，後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王守仁。 解縉手抄《永樂大典》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明朝的前期，朱熹一派儼然為儒家正統。到了明朝中葉，朱派的流弊日甚，便有王守仁起來繼承陸九淵系統，提出「心即理說」「致良知說」「知行合一說」的三大綱領，一時學者翕然從風，王守仁一派的學說，遂完全代替了朱熹一派的學說。［朱學的極弊與王學的興起］本來朱熹的「即物窮理」的主張，是很容易發生流弊的：照他這樣做學問，假若沒有統攝力的人，這方面也要去探求，那方面也要去考察，結果往往流於支離破碎，同時對於修養方面忽略了。再，政治勢力作了一派學說的護符，這學說便沒有人敢反對，所以朱學末流，每每僅將《四書》《五經》咿晤一番，便自以己達「格物」「致知」的妙境，再也不想另闢新境了。在這種情形底下，當然有許多學者不能安居於朱學的藩籬而要自尋出路的。［王學的三大綱領］王守仁便是應運而生的代表人物。他主張求理於吾心，較之朱熹的即物窮理為簡易。他主張知行合一，不但陸九淵所未曾想到，即從來講「知」與「行」的關係者都沒有像他那樣切實。最後他又發明致良知說，上溯於孟子[4]，把行為的動機都歸之於「良知」。於是「王學」的三大綱領備具了，哲學上的「心一元論」[5]也完成了。 王守仁的學說，本來是重實踐躬行的，然因為他偏重向內一邊，且和佛家禪宗的「明心見性，」有點相近，所以其流弊便是使一般學者「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王學的流弊］到清初，「漢學」遂承之而起。 在文學方面，則明代小說的作家更多，最有名的章回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皆出於明人羅貫中[6]的編訂或撰著。［明代的文學］戲曲方面，則由雜劇而趨於傳奇[7]。傳奇作家最著名的，在明初有高則誠，在明末有湯顯祖[8]。現尚存在的「崑腔」[9]，是起源於這些雜劇和傳奇的。所謂「正統文學」的古文與詩，在明初有宋濂、高啟等。後來有李夢陽、李攀龍先後提倡復古，一味模仿秦漢，所做的文章，貌似艱深而實淺陋。末年歸有光[10]等取法唐宋，才有幾篇可供諷誦的文章出現。而袁宏道兄弟[11]和鍾惺、譚元春等提倡以清真孤峭為主，其詩文自成一派，即所謂「公安體」與「竟陵體」，頗有影響於後來文學界。[12] 此外尚有關於中國文獻的一大著作，就是明初編成的《永樂大典》。［《永樂大典》的編纂］這部書的編纂，開始於成祖永樂元年[13]，成書於永樂六年，以韻字類聚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為一書，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是為中國從來未有的類書，可惜現在已經散佚，僅剩數十冊了。 * * * [1]即「遼餉」「剿餉」「練餉」。 [2]金哀宗末年，民間已以銀交易貨物。見《金史·食貨志》。 [3]公元一四二八年。 [4]「良知」二字：見於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但孟子「良知」「良能」並稱，而王守仁則把良能統攝在良知之內，較孟子所說，更進一步。 [5]心一元論也可稱為「唯心的理想主義」，以為萬物都由心造。 [6]羅貫中名本，一說名貫，字貫中，杭州人。他所作的小說極多，但往往被後人增訂刪改。 [7]傳奇最初稱「戲文」，與唐代的「傳奇小說」，體制完全不同。 [8]湯顯祖字若士，所著傳奇，以《牡丹亭》《南柯記》《邯鄲記》《紫釵記》最有名，稱為「臨川四夢」。 [9]崑腔創於崑山人魏良輔，故名。 [10]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時稱震川先生。今存有《震川集》。 [11]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今存有《袁中郎集》。他和他的兄宗道、弟中道，都以文學著名。而他和宗道，提倡詩文以清真為主，力矯模仿惡習，時稱「公安體」。 [12]今人周作人竟說五四以後的新文學運動，與明末的公安、竟陵派有關。 [13]公元一四〇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