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明中國歷史講義 · 第四十講　元祐黨爭及其影響

宋朝黨爭，起於仁宗、英宗兩朝。而極於哲宗元祐[1]以後。［元祐以前之黨爭］仁宗時，宰相呂夷簡和范仲淹因仁宗廢郭皇后事，大起爭論。 仁宗即位之初，立郭氏為皇后。後來寵愛美人尚氏，尚氏嘗在仁宗前有冒瀆郭皇后的話，皇后動了氣，就伸手批尚美人的頰，仁宗上前勸解，卻誤批了仁宗的頰，仁宗大怒。時宰相呂夷簡一向和郭皇后有意見，而內侍閻文應素來和夷簡要好，遂勸仁宗廢黜郭皇后。呂夷簡更竭力主張，並引漢光武廢黜郭后為例，仁宗遂下詔廢后。右司諫范仲淹等力爭，都受降官的處分。從此呂夷簡與范仲淹互相攻擊，范仲淹再降職。余靖、尹洙等上疏替范仲淹申理，都受降職處分。歐陽修為寫信給諫官高若訥責其不上書爭諫，亦遭貶斥。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讚揚范仲淹、余靖、尹洙而譏高若訥，那首詩傳誦一時，書賈把它抄下來賣，賺了不少的錢。宋朝士大夫的意氣之爭，那時候已這樣厲害了。 英宗時，韓琦、歐陽修等和司馬光、王珪等為了尊崇英宗的本生父濮王趙允讓的禮節問題，又彼此爭論，剌剌不休。當時的士大夫，為了一個小問題，尚互相結黨，彼此攻，何況王安石變祖宗成法，創立新制，自然要引起更劇烈的黨爭了。 仁宗無子，以太宗曾孫李實為皇子，賜名曙。仁宗崩，曙即位，是為英宗。英宗即位後，議怎樣尊重他已死的本生父濮王允讓。司馬光主張「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濮王以高官大國」。於是中書省奏：「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冊命，而制冊有式，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王珪等主張「濮王於仁宗為兄，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禮記·喪服大記》提出異議，以為「《喪服大記》雲『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但御史呂誨等固執王珪之議，互相辯駁。呂誨等並上書彈劾歐陽修「首創邪議」，並牽連到宰相韓琦等，指為「附會不正」。結果英宗以太后的命令，稱濮王為「親」。呂誨等遂負氣辭職（因為英宗沒有稱濮王為皇伯），英宗加以慰留，而呂誨等辭意堅決，遂命各以原官出補外職。司馬光等上疏請留呂誨等，不報，遂請與呂誨同貶官。為了這一點禮節上的爭議，居然引起政潮，可見當時士大夫的好以意氣用事了。 王安石創行的新法，立意不能說不良，不幸在朝的大臣不肯和他合作，反群起與之為難，以致新法的成效未見，而黨爭的惡果已成。［元祐間新舊黨的傾軋］當時反對新法的，如韓琦、范純仁、司馬光、呂公著、程頤[2]、蘇軾[3]等，與附和王安石的，如呂惠卿、章惇、蔡京、蔡卞等，儼然分為新舊兩黨，互相傾軋。神宗崩，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當朝，以司馬光等輔政，盡廢新法，罷黜新黨。但不久舊黨之中，又分為洛、蜀、朔三黨；洛黨以程頤為首，蜀黨以蘇軾為首，朔黨以劉摯為首，互相攻訐。在元祐年間，政權盡在舊黨手裡，但因為自相傾軋之故，對於政治並無良好的設施。而被罷黜的新黨，對舊黨銜恨入骨，常想乘機再握政權。當時舊黨中的范純仁也覺得一味排斥敵黨，而又自相哄鬧，終不是好現象，所以他做了宰相，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並對太皇太后痛論前代朋黨之禍。但士習已成，終於無法挽救這朋黨傾軋的局面。 元祐八年[4]，太皇太后崩。［元祐以後舊黨的失勢］太皇太后在時，舊黨一味趨附她，對哲宗卻不大理會；哲宗積忿在心，到那時候，自親政事，便想起用新黨。於是楊畏等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並請起用章惇為相。明年，哲宗特下詔改年號為紹聖（表示繼紹仁宗變法的意思）。並起用章惇為尚書左僕射，政局為之一變。當王安石執政時，反對他的人雖多，卻並未竄逐一人。 早春圖 （北宋）郭熙 王安石行新法時，對於反對新法的大臣，從未竄逐一人。只有熙寧七年，因久旱饑荒，反對新法的鄭俠，繪《流民圖》，上之神宗，因此得罪遠竄。但那一年王安石也正暫時罷相，鄭俠的被竄逐，王安石不負什麼責任的。（按史稱鄭俠上《流民圖》時附有奏章，說「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是日，天果大雨。其實那裡會有這種事情，即使有，也是適逢其會。於此可見《宋史》所載，大半是不可靠的，尤其是對於王安石的誹謗。） 元祐中舊黨執政，才把新黨的呂惠卿、鄧綰、蔡確等遠竄。章惇執政之後，也就竄逐舊黨諸臣，以為報復。哲宗崩，徽宗即位，太后向氏聽政，又進用舊黨。然徽宗亦傾向新法，不久便引用蔡京，並改年號為崇寧（表示尊崇神宗熙寧年間的新法）。蔡京完全是一個善於迎合上峰意志的官僚。當司馬光執政時，下令盡廢新法，免役法亦限五天內廢止，各處都不能如期實行，時蔡京知開封府事，獨能依限辦到，很得司馬光的賞識，被任為戶部尚書。章惇執政，恢復新法，他又竭力參贊，徽宗即位時，他免職在杭州，得宦官童貫的推薦，復被起用。既為宰相，揣摩徽宗之意，指舊黨司馬光等一百二十人為奸黨，立碑刻石，頒立於郡縣，黨爭到了這種地步，宋朝的「國難」，也快要臨頭了。［蔡京立黨人碑］ 歷代的黨爭，像漢朝的鉤黨，是士大夫與宦官之爭。［宋朝黨爭與歷代不同］唐朝的牛李黨，或者可以說是小人與君子之爭。獨有宋朝的黨爭，性質卻很複雜。王安石的新法，立意是在改革弊政，發展國民經濟。附和他的人，當然不失其為有識之士（如蔡京一班人當然除外）。但反對新法的舊黨如司馬光等，都是歷史上有名的正人君子，即使一時激於意氣，何至把新法的好處一概抹殺，甚至一朝執政，便想把最苛酷的差役法恢復轉來？［黨爭原因的推測］大概宋朝的政治，本尚優柔，真宗、仁宗以後，此風益甚，士大夫競以含糊為寬厚，因循為老成，在此時而欲頓改前轍，實行新法，已違反士大夫的心理，加以神宗寵任王安石太過[5]，士大夫不免因忌刻而怨恨。於是對祖宗舊法，都以為善，安石新法，都以為惡。司馬光在英宗時嘗說，「農民於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衙前當募民為之。」後來他又力詆雇役之非。蘇轍嘗言官自借貸之便，後來又竭力攻擊青苗錢之非。蘇軾論雇役，甚至說：「士大夫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非太平之盛觀。」後來他又力爭雇役之不可罷。原來他們反對新法，本沒有真知灼見，不過激於意氣，共為黨援以爭勝而已。到了元祐年間，舊黨執政，新法雖罷，而士大夫意氣的爭執，卻已欲罷不能。［元祐黨爭的影響］於是由新舊黨的互相攻訐一變而為舊黨的自相傾軋，再變而為新舊黨的循環報復，三變而為小人借新黨之名以專權禍國。這樣看來，王安石並沒有以新法害天下，倒是元祐諸臣的結黨傾軋，卻該負一部分的禍國之罪了。 * * * [1]元祐，宋哲宗第一年號，起公元一〇八六年，終一〇九三年。 [2]程頤字正叔，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他是有名的理學家，世稱伊川先生。 [3]蘇軾字子瞻，眉山人。他是有名的文學家，自號東坡居士。 [4]公元一〇九三年。 [5]神宗甚至稱王安石為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