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明中國歷史講義 · 第三十九講　王安石與新法

宋自太宗以來，屢受遼、夏兩國的侵略，國勢日益削弱。［宋神宗以前的時勢與變法的動機］仁宗號稱賢主，然對外一無辦法，只把大量的幣帛送給外國，以圖苟安。國家的負擔日重，相伴的便是百姓的被剝削愈甚，而結果則是民窮財盡。英宗（太宗曾孫趙曙）在位只四年[1]，當時的朝臣都是些迂曲之士，沒有遠大眼光，外敵如何抵禦，內政如何改革，都不放在心上，而為了一些小事，卻爭執累年。[2]英宗崩，太子趙頊即位，是為神宗。神宗是個頗想振作有為的皇帝；同時他處在這內外形勢變相煎迫的時代，改革運動已成為一種時代的要求。卻好有一位應運而生的政治大家王安石，主張變法圖強，深合神宗的心理，於是君臣如魚得水，一意勵行「新法」[3]了。 王安石像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因為封荊國公，故後人亦稱王荊公），臨川人。［王安石的身世］他很博學，善做文章，又有政治天才，歐陽修非常賞識他，擢進士上第，仁宗命他做度支判官。他嘗上萬言書，痛論時政。神宗即位的第二年[4]，他為宰相，到熙寧七年[5]，解職。出知江寧府。明年，再為宰相，又一年多而解職，神宗在位的時候，始終實行他的改革政策，沒有改變。 王安石的新法，先從財政及軍政的改革入手，而尤注意於財政。他的理財政策，主要目的在發達國民經濟，換句話，在於寬蘇人民，培養社會的實力。 宋朝財政的貧乏，固然因為對遼、夏年納巨額的金帛，但中央財政的積弊太深也是一大原因。［王安石的理財政策］王安石先設立一中央政府的財政整理機關，叫作「制置三司條例司」。凡全國度支都由這機關編制定式[6]，頒布施行。因此減削冗費十分之四，用以增加官吏的俸給。增加官俸，足以保障官風的廉潔，實在是整理行政的根本設施。而當時制置三司條例司所定最有影響於民生的重要設施，是「青苗法」和「免役法」。 青苗法創始於陝西轉運司李參[7]。［青苗法與免役法］其法：於春天播種時，命農民中之缺乏資本的，自己估量秋收時可得多少，向官府借貸，到秋收時償還官府，叫作「青苗錢」。王安石在鄞縣做縣官[8]時曾經仿行，很有成效。既為宰相，便想推行於全國。乃利用各路常平倉、廣惠倉[9]所有的錢穀作基金，出借於農民，官府取息二分。[10]這樣，一面可以制止地主豪商的盤剝，一面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 當時農民受地主豪商交相盤剝，生活狀況艱窘莫名。我們且引司馬光的話作證，他說：「稼一不登，則富者操奇贏之資，取倍稱之息；偶或小稔，責償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谷未離場，帛未下機，非己所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尚有可生之路耳。」（《宋史·食貨志·農田條》）。在這種狀況底下，青苗法確是寬蘇農民的一種救急辦法。 免役法是改差役制為雇役制。凡人民例當被調為差役的，各按等第，繳納「免役錢」；本來沒有差役的，如官戶、女戶等，也依次繳納「助役錢」；政府就用這款項雇募差役，使一般人民得免徭役的苦痛。 唐朝的兩稅已把田租、口賦、力役統統包括在內，然而從唐朝中葉以後，還是要案「人戶等第」充差的。宋朝的差役名目很多，有衙前（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課（以上督課稅）、耆長、弓手、壯丁（以上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以上供官驅使）等，更有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押錄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搯等。當時定製，以丁口多寡資產厚薄為定差，於是百姓不敢多種一畝田，多栽一株桑，甚至有故意把身體弄成殘廢以求免差役之苦的，也有自殺以免子孫當差役的。自實行新法以後，人民但繳納相當的稅，就可免差役之苦。後來司馬光執政（一〇八三），想恢復差役，但終因種種不便，仍改為招募。 此外又有調濟物價貴賤的「均輸法」，扶助小農小工的「市易法」，都是當時試行的新經濟政策。更有就舊法而加以整理改良的，如督責各路官吏注意農田水利以謀農業生產的增加的「農田水利法」； 均輸法本於漢朝桑弘羊及唐朝劉晏的舊制，就是命發運使對於各地上供的實物，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視京師倉庫所當辦的便宜購買。這樣，物價的貴賤可以調濟，而富商大賈不能乘公私的需要而操縱財貨的大權。 市易法本於漢朝的「平準法」。各地設「市易務」，凡貨物滯銷的，政府用平價收買。又商賈欲賒貸官物的，可拿田宅或金帛作抵，按期出息。過期不還的，利息之外另加罰款。 據《宋史·食貨志》所載，當時實行農田水利法，得廢田一七九一三處，計三六一一七八頃之多。 精密調查土地以謀稅額擔負的平均的「方田均稅法」；都是有關國民經濟的重要設施。 方田均稅法，是劃分東西南北各千步的土地為一方，每年九月，由縣令派人分頭丈量，丈量既畢，乃按其地勢的高低與土性的肥瘠，分為五等，而估定賦稅的數額。 對於軍政的革新，王安石先從裁兵入手。［王安石的裁兵政策］宋朝擁兵百萬，徒耗國帑，對外作戰，一無實力。當時大家都知道裁兵的必要，但恐釀事變不敢下手。王安石執政後，便把不堪充任禁軍的老弱兵士，降為廂軍；不堪充任廂軍的使他們退伍。當時退伍的兵士很多，兵額因此大減。[11]裁兵之後，又改從前的番戍制度，把全國兵隊重新編制：以將[12]為單位，編全國兵隊為九十二將，分駐各路。其次尚有馬軍十三指揮，忠果十指揮，土軍兩指揮，與將並行。宋太祖所定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制度，到此完全推翻。但這是他的權宜政策，他的根本主張是國民皆兵主義，其實施方案，便是「保甲法」與「保馬法」。［保甲法］保甲法的本意是在實施民兵制，但初著手時先辦成地方自治團體中的警察性質。其法：以十家為一保，設保長一人；五十家為大保，設大保長一人；十大保為都保，設都保正、都保副各一人。每戶有二丁的，抽一丁充當保丁。每一大保，每晚輪派保丁五人防備盜賊。同保中有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等罪的，應即告發，否則有罪。有窩藏強盜三人以上，經三日以上的，鄰近各保亦須處罪。此法先在京畿試行，以次推行各路。第二步乃訓練保甲以為民兵。先集合大保長，使教頭和禁軍教頭教他們武藝；大保長武藝成熟，便為教頭，轉教保丁。［保馬法］保馬法是獎勵人民替官府養馬，免其一部分租稅，很像漢朝的「馬復令」；並獎勵人民自動養馬，待戰事發生時由國家收用。此外又另設「軍器監」，以求兵器的革新。 新法的犖犖大端，已如上述。［新法失敗的原因］此外關於教育法及選舉法的改革，這裡不再細述。新法的立意不能說不好，但當時士大夫蹈習故常，憚於改革，新法施行之初，就群起反對。王安石孤立無助，不得不登用新進之士，辦事不免生疏，又受著種種的掣肘，以致推行不得其法，使新法沒有顯著的成效。加以王安石注意改革內政，對外交不免讓步，更被反對者引為口實。 如寧熙八年（一〇七五），宋、遼重新劃界，宋失地七百里，而王安石卻說「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這明明是外交失敗後無可辯解的遁辭。 後來徽宗引用蔡京，又借新法之名搜括全國財富，宋朝幾乎因此滅亡。[13]於是天下後世都歸咎於王安石。像清朝有名的史學家趙翼，他論史往往獨具卓識，而對王安石也說他「以新法害天下」。一位銳意於革新圖強的政治家，卻蒙了八百多年的不白之冤，大概只有富於保守性的中國民族的歷史上才會有這樣的事吧。 * * * [1]公元一〇六四至一〇六七年。 [2]例如當時為尊崇英宗生父濮王趙允讓的禮節問題而引起許多爭論。詳下講。 [3]「新法」的名稱，是當時那些反對改革的舊黨所起的。 [4]公元一〇六九年。 [5]公元一〇七四年。 [6]就是編造預算案。 [7]唐代宗時已有「青苗錢」的名稱，但和宋制不同。宋朝的青苗錢是創始於李參的。 [8]王安石於二十七歲調任知鄞縣事，在公元一〇四七年。在任四年。 [9]常平倉是漢朝耿壽昌所創的法子。豐收的年份，把米谷存在倉里，到荒年發出來平糶，使米價常得其平，所以稱為「常平」。後世仿，也有另立「廣惠」的名目的。 [10]當時借貸的息金很重，有春天借米一石，秋天要還兩石的（《宋史·陳舜俞傳》），所以取息二分，不算高利貸。 [11]參閱前第三十六講。 [12]「將」並非將帥，是一種軍隊集團的名稱。一將有多少兵，史書上無明文可考。 [13]詳第四十一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