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院情史 · 神秘的奇蹟創造者
人的記憶說來稀奇。前不久發生的事本該清楚地記得，但原原本本、有條有理從頭道來卻無可能。它就像條斷了的鎖鏈，有些事依稀在目，有些則散亂無章，只剩下零星片斷和淅瀝秋雨。是的，只剩下零星片段，至於那秋雨嘛，那是對酌夜話之後、十一月份的事了。當然，那是下的黏糊糊、濕淋淋的雨夾雪。當然，你們也知道莫斯科十一月的天氣，用不著我來描繪。十一月的馬路上儘是泥濘，單位里也都骯髒不堪。但這還是一半，若算上家中的不如意事，那才糟呢！你們且說說，怎樣才能除去衣服上的油漬？我用盡各種法兒，油漬依然如故。例如，我在油漬處塗上汽油，油漬慢慢融化乃至消失，我很得意，因為再不會為不整潔而苦惱了。可我一早起床，取下釘子上的衣服一瞧，油漬又出現了，還外加一份汽油味兒。用沸水燙，用茶葉末擦，用香水抹，見鬼，結果一樣！我憤然，我苦惱，但沒有用。看來命定把這帶油漬的衣服穿到破舊的了。不過我憐惜其他人，希望他們少有這樣的煩惱。
如此這般，想除去油漬而又不能，後來鞋帶斷了又斷，咳嗽時重時輕，每天帶著晦氣去《河運報》上班，為潮濕、失眠而愁苦。當時我處於孤家寡人的境地。利科斯帕斯托夫不知為什麼去了高加索；我那朋友，即曾偷過他手槍的，奉調去了列寧格勒；而邦巴爾多夫患了腎炎，在醫院住著，有時我去看望他。但是，當然啦，壓根兒顧不上談什麼劇院，而且他也明白，自從《黑的雪》受挫以後，再觸及這話題不盡相宜，說說腎炎倒可以，因為從中可以得些安慰。於是我們談腎炎，甚至重談克利治病的逸聞。談則談，於我無多大興味。
其實每次見到邦巴爾多夫我都想起劇院。我曾發誓不去想劇院，不過這誓言並不真實，不提可以，思念卻無法禁止。我有足夠的自制力，我禁止自己提問。
而劇院像是死了，再沒有音訊傳來。因我怪僻，躲離人們遠遠的，獨自一人彳亍於舊書攤，在昏黃之中翻閱那些蒙塵的雜誌。我記得，在那裡倒也見過一幅奇妙的畫面……凱旋門……
其時淫雨已止，突然來了寒流，我閣樓的窗玻璃上布滿了霜花。我呼吸著透進的冷氣，明白到再干寫而不演的傻事是不可能的了。
但每值夜晚，從樓板下面便傳來華爾茲曲聲。大概誰在練琴。一再重複的華爾茲又使小匣子裡升起了圖像，奇特的、少見的圖像。例如，匣子底部仿佛有個鴉片窟，於是我懶懶地給它取了個標題：「第三場。」藍色的煙霧，一個陰陽臉的女人，一個穿燕尾服的癮君子，第三人是個斜眼、檸檬臉的傢伙，手持芬蘭刀一步步向他逼近。你們瞧，這不是夢囈、胡說八道嗎？類似這第三場的劇稿往何處投呢？
不過我並沒有把想的寫下來。這裡有個問題，當然，是涉及我自己的問題：一個把自己埋在小閣樓的人，經受了失敗，而且患上了憂鬱症（我自己心中有數），為什麼不首先考慮第二次自殺？
我坦率承認，第一次的未遂自殺使我產生了畏懼情緒，對再次自殺不由有點兒猶豫。但真正的原因不在於此。生死自有天命，只是時間未到。不過，且不在這問題上說開去。
至於外部世界，要與它完全割斷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往往藕斷絲連。那一時期不時從加夫里洛·斯傑潘諾維奇那兒收到或是五十，或是一百盧布。我還訂有三份戲劇雜誌和一份《莫斯科晚報》。
這些書報大致都能準時到我手中，翻閱戲劇動態欄目時偶也遇到有關熟人的消息。
例如，十二月十五日我讀到：
「著名作家伊斯梅伊爾·邦達列夫斯基的劇本《蒙馬特勒的日子》即將脫稿。它描寫了僑民生活。據聞作者擬將此劇投送老劇院。」
十七日我打開報紙，碰見一條消息：
「知名作家葉戈爾·阿加佩諾夫按聯誼劇院約請正趕寫他的喜劇《小叔子》。」
二十二日披露了如下消息：
「劇作家克林克爾在與我社工作人員會面時，曾談及他將為獨立劇院專門撰寫一部劇本。他本人透露，此劇反映內戰時期卡西莫夫附近的廣泛圖景，劇名暫定為《發難》。」
之後類似消息像雹子般嘩嘩而下：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至於報紙，在它第三版上畫了個年輕人，帶張陰森森的臉，像要跟誰干架似的，下面的文字說明是：伊·普羅克。正劇。第三場即將完稿。
奧尼西姆，安巴科諾夫。前者寫了出三幕劇，後者寫了出四幕劇。
一月二日的消息使我大感委屈。
它是這樣寫的：
「顧問米沙·帕寧在獨立劇院召開了戲劇工作者座談會。議題：為獨立劇院創作現代劇。」
消息的標題是：「到時候了，早就到時候了！」該文指責獨立劇院迄今是唯一未上演過現代劇目以反映當代生活的戲院。「而與此同時，」文中寫道，「正是它，首先是它，獨立劇院，能夠開創出現代戲劇，因為它擁有如伊萬·瓦西里耶維奇和阿里斯塔赫·普拉托諾維奇這樣的大師。」
接著嚴正批評了劇作家們至今未能創作出無愧於獨立劇院的劇本。
我有自言自語的習慣。
「對不起，」我委屈地噘起嘴巴，「怎說沒有人寫過劇本？那橋、那手風琴、那雪地上的血印呢？」
大風雪在窗外呼嘯，我覺得窗子就是風雪呼嘯中那座該死的橋，手風琴仍在響個不停，我還聽到了無情的槍聲。
杯中的茶早已涼了。一張大鬍子臉從報紙上瞅著我，在大鬍子下面刊登了阿里斯塔赫·普拉托諾維奇發給座談會的賀電：
「身在加爾各答，心向你們。」
「哦，獨立劇院裡的生活像那水閘下的潺潺流水般喧騰著哩，」我一邊打哈欠一邊喃喃，「可我像被埋在墳塋里。」
夜，在悄悄逝去，明天也將無聲地流失，從我這失意人身畔將流過多少那樣的日子啊！
我托著酸痛的膝蓋，一顛一跛地走向沙發，脫下外衣，蜷縮起身子給表上弦。
又過了許多這樣的夜晚，只記得冷得難以入睡。白天怎麼打發的，已無絲毫印象。
我清楚地記得的僅是正月下旬，二十號那天夜裡我做了個夢。
我打從宮殿里的一個巨大廳堂走過。燭台上燒著一支支粗大的描金蠟燭，雲煙氤氳。我的裝束非常奇怪，下身穿的是緊身褲。簡而言之，我不是在本世紀，而是在十五世紀。我打從大廳里過，腰裡掛了把佩劍。妙不妙在我是個顯要人物，而妙在我那把佩劍，守門近侍見之皆畏懼三分。任何美酒都不能像這佩劍那樣使得我陶醉，因此我微笑著，不，在夢中微笑著，無聲地向宮門走去。
夢境是如此喜人，乃至我醒後還笑了好久。
就在這時有人叩門。我裹起被子，趿拉著破鞋走近房門。女鄰居探手入內遞給我一個信封，信封上「獨立劇院」四個燙金字在閃光。
我嘩啦一聲撕開封口（這信現在還在我面前，我決定把它一同帶走），信箋上印著同樣的四個燙金字。福馬·斯特里日以又粗又大的筆跡寫道：
親愛的謝爾蓋·列昂季耶維奇：
快來劇院！明日中午十二點開排《黑的雪》。
您的福馬·斯特里日
我苦笑著臉坐回沙發，眼痴痴地盯著信箋，心裡還在想那把佩劍，後來把目光挪到膝蓋上，不知為什麼想起了柳德米拉。
有人嘭嘭擂門，擂得挺有勁兒。
「馬上開門。」我說。
進來了邦巴爾多夫，臉蛋又白又黃，病後的身子精瘦精瘦的，連嗓音也變了。
「您已經知道了？我是專程來告訴您的。」
我顧不得一身窮酸相，拖著被子熱烈地吻了他。信箋落到了地上。
「怎能發生這樣的事？」我俯身撿起被子和信，問。
「我也莫名其妙，」親愛的客人答道，「也許這奧秘任何人、任何時間也都解答不了。我想，這是帕寧和斯特里日共同策劃的，但怎樣策劃的，就不得而知了，因為它超出了人力範圍。簡單說，這是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