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時刻 · 蔡元培

1868—1940 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號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漢族，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人，清光緒進士。祖籍浙江諸暨。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1917—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 只有中學文憑卻被蔡元培破格錄用為北大哲學系教師的梁漱溟曾這樣評價：「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 教育者，非為已往，非為現在，而專為將來。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 五年前，嚴幾道先生為本校校長時，余方服務教育部，開學日曾有所貢獻於同校。諸君多自預科畢業而來，想必聞知。士別三日，刮目相見，況時閱數載，諸君較昔當必為長足之進步矣。予今長斯校，請更以三事為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敗，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於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現在我國精於政法者多入政界，專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請教員不得不聘請兼職之人，亦屬不得已之舉。究之外人指摘之當否，姑不具論。然弭謗莫如自修，人譏我腐敗而我不腐敗，問心無愧，於我何損？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盡可肄業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苟能愛惜分陰，孜孜求學，則其造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顧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藉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度，學問毫無，是自誤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敗。即在今日，吾人對於當軸多不滿意，亦以其道德淪喪。今諸君苟不於此時植其基，勤其學，則將來萬一生計所迫，出而任事，擔任講席，則必貽誤學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是誤人也。誤己誤人，又豈本心所願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一也。 二曰砥礪德行。方今風俗日偷，道德淪喪，北京社會尤為惡劣，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鮮不為流俗所染。諸君肄業大學，當能束身自愛。然國家之興替，視風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設想。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諸君終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無娛樂之事，必感身體上之苦痛。為諸君計，莫如以正當之娛樂，易不正當之娛樂，庶於道德無虧，而於身體有益。諸君入分科時，曾填寫願書，遵守本校規則，苟中道而違之，豈非與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謹嚴。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二也。 三曰敬愛師友。教員之教授，職員之任務，皆以圖諸君求學便利，諸君能無動於衷乎？至於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余見歐人購物者，每至店肆，店伙殷勤款待，付價接物，互相稱謝。薄物細，猶懇摯如此，況學術傳習之大端乎？對於師友之敬愛，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三也。 余到校視事僅數日，校事多未詳悉，茲所計劃者二事。 一曰改良講義。諸君既研究高深學問，自與中學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員講授，尤賴一己潛修。以後所印講義，只列綱要，由教師口授後學者自行筆記，並隨時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實用。 二曰添購書籍。本校圖書館書籍雖多，新出者甚少。刻擬籌集款項，多購新書，以備教員與學生之參考。今日所與諸君陳說者只此，以後會晤日長，隨時再為商榷可也。 （1917年1月9日） 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 一 我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為了北京大學校長是簡任職，是半官僚性質，便生出那許多官僚的關係，哪裡用呈，哪裡用咨，天天有一大堆無聊的照例的公牘。要是稍微破點例，就要呈請教育部，候他批准。什麼大學文、理科叫作本科的問題，文、理合辦的問題，選科制的問題，甚至小到法科暫省學長的問題，附設中學的問題，都要經那拘文牽義的部員來斟酌。甚而部里還常常派了什麼一知半解的部員來視察，他報告了，還要發幾個訓令來訓飭幾句。我是個痛惡官僚的人，能甘心仰這些官僚的鼻息麼？我將進北京大學的時候，沒有想到這一層，所以兩年有半，天天受這個苦痛。現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脫離了，難道還肯投入去嗎？ 二 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開明專制的國度，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英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的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哪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干涉。於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嗎？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嗎？ 三 我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學校任校長：北京是個臭蟲窠（這是民國元年袁項城所送的徽號，所以他那時候雖不肯到南京去，卻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計劃）。無論何等高尚的人物，無論何等高尚的事業，一到北京，便都染了點臭蟲的氣味。我已經染了兩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鄉的西湖、鑑湖，把那個臭氣味淘洗乾淨了。難道還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嘗嘗這氣味嗎？ 我想有人見了我這一段的話，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話來勸勉我。但是我現在實在沒有到佛說這句話的時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謹謝不敏了。 （1919年6月） 附：愛蔡孑民者啟 右宣言聞尚是蔡君初出京時所草，到上海後，本擬即行宣布，後因北京挽留之電，有友人勸其婉復，免致以個人去留問題與學生所爭政治問題，永結不解之緣，故有以條件的允任維持之電，後來又有臥病不行之電，均未將真意說出。聞其意，無論如何，決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書，覺與北京各報所載啟事，及津浦車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蔡君本意。個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數壓制之，且為社會上留此一個乾淨人，使不與政治問題發生關係，亦是好事。故特為宣布，以備挽留蔡君者之參考焉。愛蔡孑民者啟。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於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於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於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於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於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為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鬍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於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會，只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拚命的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於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於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並存。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條件辦的。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為了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科。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歷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態。那時候預科中受了教會學校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科學比較的落後，畢業後若直升本科，發生困難。預科中竟自設了一個預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於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併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辦。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與礦冶工併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並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設備，僅有一種普通商業學教課，於是併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後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干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別種機關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並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別。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決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於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歷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於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於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系主任。 我素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於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針時說它不合用了。到北大後，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因而為外間守舊者所反對。適有趙體孟君以編印明遺老劉應秋先生遺集，貽我一函，屬約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諸君品題。我為分別發函後，林君復函，列舉彼對於北大懷疑諸點；我復一函，與他辯。這兩函頗可窺見那時候兩種不同的見解，所以抄在下面。（略） 這兩函雖僅為文化一方面之攻擊與辯護，然北大已成為眾矢之的，是無可疑了。越四十餘日，而有五四運動。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作不休的態度。都中宣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那時候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於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將以罷工、罷市為同樣之要求。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於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了。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復，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復職。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干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所以啟事上有「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語。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態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發表一文，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告以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到校後，在全體學生歡迎會演說，說明德國大學學長、校長均每年一換，由教授會公舉，校長且由神學、醫學、法學、哲學四科之教授輪值，從未生過糾紛，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績。北大此後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決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時候蔣夢麟君已允來北大共事，請他通盤計劃，設立教務、總務兩處，及聘任、財務等委員會，均以教授為委員。請蔣君任總務長，而顧孟余君任教務長。 北大關於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干基本教員，自從胡適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志，所以興會較高一點。預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國學四種研究所，只有國學研究所先辦起來了。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比較的困難一點。自民國九年起，自然科學諸系，請到了丁巽甫、顏任光、李潤章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質系。在化學系本有王撫五、陳聘丞、丁庶為諸君，而這時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諸君。在生物學系本已有鍾憲鬯君在東南、西南各省搜羅動植物標本，有李石曾君講授學理，而這時候又增聘譚仲逵君。於是整理各系的實驗室與圖書室，使學生在教員指導之下，切實用功；改造第二院禮堂與庭園，使合於講演之用。在社會科學方面，請到王雪艇、周鯁生、皮皓白諸君；一面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的精神，一面廣購圖書雜誌，給學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學教授兼預科主任，提高預科程度。於是北大始達到各系平均發展的境界。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准？」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實齋先生的，那時候國史館附設在北大，我定了一個計劃，分徵集、纂輯兩股；纂輯股又分通史、民國史兩類；均從長編入手，並編歷史辭典。聘屠敬山、張蔚西、薛閬仙、童亦韓、徐貽孫諸君分任徵集編纂等務。後來政府忽又有國史館獨立一案，別行組織。於是張君所編的民國史，薛、童、徐諸君所編的辭典，均因篇帙無多，視同廢紙；只有屠君在館中仍編他的蒙兀兒史，躬自保存，沒有散失。 我本來很注意於美育的，北大有美學及美術史教課，除中國美術史由葉浩吾君講授外，沒有人肯講美學。十年，我講了十餘次，因足疾進醫院停止。至於美育的設備，曾設書法研究會，請沈尹默、馬叔平諸君主持。設畫法研究會，請賀履之、湯定之諸君教授國畫；比國楷次君教授油畫。設音樂研究會，請蕭友梅君主持。均聽學生自由選習。 我在愛國學社時，曾斷髮而習兵操，對於北大學生之願受軍事訓練的，常特別助成；曾集這些學生，編成學生軍，聘白雄遠君任教練之責，亦請蔣百里、黃膺白諸君到場演講。白君勤懇而有恆，歷十年如一日，實為難得的軍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歐美考察高等教育狀況，歷一年回來。這期間的校長任務，是由總務長蔣君代理的。回國以後，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壞一日，我處在與政府常有接觸的地位，日想脫離。十一年冬，財政總長羅鈞任君忽以金佛郎問題被逮，釋放後，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彝君提議，重複收禁。我對於彭君此舉，在公議上，認為是蹂躪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於考察教育時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麟諸君會商，均認有表示的必要。我於是一面遞辭呈，一面離京。隔了幾個月，賄選總統的布置，漸漸的實現；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還是不絕，我遂於十二年七月間重往歐洲，表示決心；至十五年，始回國。那時候，京津間適有戰爭，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學院，試行大學區制，以北大劃入北平大學區範圍，於是我的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始得取消。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 （1934年） 編者附： 北京大學即原來的京師大學堂，1912年5月改名為北京大學。當時的北京大學作為最高學府，風評卻極差，學生大多來自官僚和地主家的紈絝子弟，學校內部也黨派林立，關係複雜。前後經歷幾任校長，卻都無所建樹。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9日，他發表了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受到了廣大師生和各界有識之士的熱烈歡迎。他不拘一格，聘用了胡適、陳獨秀、辜鴻銘、劉半農等人擔任教師，兼收傳統與新學，讓北大發展成為新文化運動之中心。 從1917年1月至1927年7月，蔡元培斷斷續續執掌北大十年半。在此期間，為了反對張勳復辟，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營救參加愛國運動被捕的學生等原因，他陸續辭職有七次之多，不過一次也未成功。 何謂文化 我沒有受過正式的普通教育，曾經在德國大學聽講，也沒有畢業，哪裡配在學術講演會開口呢？我這一回到湖南來，第一，是因為杜威、羅素兩先生，是世界最著名的大哲學家，同時到湖南講演，我很願聽一聽。第二，是我對於湖南，有一種特別感想。我在路上，聽一位湖南學者說：「湖南人才，在歷史上比較的很寂寞，最早的是屈原；直到宋代，有個周濂溪；直到明季，有個王船山，真少得很。」我以為蘊蓄得愈久，發展得愈廣。近幾十年，已經是湖南人發展的時期了。可分三期觀察：一是湘軍時代：有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及同時死戰立功諸人。他們為清政府盡力，消滅太平天國，雖受革命黨菲薄，然一時代人物，自有一時代眼光，不好過於責備。他們為維持地方秩序，保護人民生命，反對太平，也有片面的理由。而且清代經康熙、雍正以後，漢人信服滿人幾齣至誠。直到湘軍崛起，表示漢人能力，滿人的信用才喪盡了。這也是間接促成革命。二是維新時代：梁啓超、陳寶箴、徐仁鑄等在湖南設立時務學堂，養成許多維新的人才，戊戌政變，被害的六君子中，以譚嗣同為最。他那思想的自由、眼光的遠大，影響於後學不淺。三是革命時代：辛亥革命以前，革命黨重要分子，湖南人最多，如黃興、宋教仁、譚人鳳等，是人人知道的。後來洪憲一役，又有蔡鍔等恢復共和。已往的人才，已經如此熱鬧，將來寧可限量？此次驅逐張敬堯以後，勵行文治，且首先舉行學術講演會，表示凡事推本學術的宗旨，尤為難得。我很願來看看。這是我所以來的緣故。已經來了，不能不勉強說幾句話。我知道湖南人對於新文化運動，有極高的熱度。但希望到會諸君想想，哪一項是已經實行到什麼程度？應該什麼樣的求進步？ 文化是人生髮展的狀況，所以從衛生起點，我們衣食住的狀況，較之茹毛飲血、穴居野處的野蠻人，固然是進化了。但是我們的著衣吃飯，果然適合於生理麼？偶然有病能不用乩方藥籤與五行生剋等迷信，而利用醫學藥學的原理麼？居室的光線空氣，足用麼？城市的水道及溝渠，已經整理麼？道路雖然平坦，但行人常覺穢氣撲鼻，可以不謀改革麼？ 衛生的設備，必需經費，我們不能不聯想到經濟上。中國是農業國，湖南又是產米最多的地方，俗語說「湘廣熟，天下足」，可以證明。但聞湖南田每畝不過收谷三石，又並無副產。不特不能與歐美新農業比較，就是較之江浙間每畝得米三石，又可兼種蔬麥等，亦相差頗遠。湖南富有礦產，有鐵、有銻、有煤。工藝品如繡貨、瓷器，亦皆有名。現在都還不大發達。因為交通不便，輸出很不容易。考湖南面積比歐洲的瑞士、比利時、荷蘭等國為大，彼等有三千以至七千啟羅邁當的鐵路，而湖南僅占有粵漢鐵路的一段，尚未全築。這不能不算是大缺陷。 經濟的進化，不能不受政治的牽制。湖南這幾年，政治上苦痛，終算受足了。幸而歸到本省人的手，大家高唱自治，並且要從確定省憲法入手，這真是湖南人將來的生死關頭。頗聞為制憲機關問題，各方面意見不同，此事或不免停頓。要是果有此事，真為可惜。還望大家為本省全體幸福計，彼此排除黨見，協同進行，使省憲法得早日產出，自然別種政治問題，都可迎刃而解了。 近年政治家的糾紛，全由於政客的不道德，所以不能不兼及道德問題。道德不是固定的，隨時隨地，不能不有變遷，所以他的標準，也要用歸納法求出來。湖南人性質沉毅，守舊時固然守得很兇，趨新時也趨得很急。遇事能負責任，曾國藩說的「扎硬寨，打死仗」，確是湖南人的美德。但也有一部分的人似帶點誇大、執拗的性質，是不可不注意的。 上列各方面文化，要他實行，非有大多數人了解不可，便是要從普及教育入手。凡一種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小部分，然後能集成良好的大團體。所以要有良好的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教育並不是專在學校，不過學校是嚴格一點，最初自然從小學入手。各國都以小學為義務教育，有定為十年的，有八年的，至少如日本，也有六年。現在有一種人，不滿足於小學教育的普及，提倡普及大學教育。我們現在這小學教育還沒有普及，還不猛進麼？ 若定小學為義務教育，小學以上，尚應有一種補習學校。歐洲此種學校，專為已入工廠或商店者而設，於夜間及星期日授課。於普通國語、數學而外，備有各種職業教育，任學者自由選習。德國此種學校，有預備職業到二百餘種的。國中有一二邦，把補習教育規定在義務教育以內，至少二年。我們學制的乙種實業學校，也是這個用意，但仍在小學範圍以內。於已就職業的人，不便補習。鄙意補習學校，還是不可省的。 進一步，是中等教育。我們中等教育，本分兩系：一是中學校，專為畢業後再受高等教育者而設；一是甲種實業學校，專為受中等教育後即謀職業者而設。學生的父兄沿了科舉時代的習慣，以為進中學與中舉人一樣，不籌將來能否再進高等學校，姑令往學。及中學畢業以後，即令謀生，殊覺毫無特長，就說學校無用。有一種教育家，遂想在中學裡面加職業教育，不知中等的職業教育，自可在甲種實業學校中增加科目，改良教授法；初不必破壞中學本體。又現在女學生願受高等教育的，日多一日，各地方收女生的中學很少，湖南只有周南代用女子中學校一所，將來或增設女子中學，或各中學都兼收女生，是不可不實行的。 再進一步，是高等教育。德國的土地，比湖南只大了一倍半，人口多了兩倍，有大學二十。法國的土地，比湖南大了一倍半，人口也只多了一倍半，有大學十六。別種專門學校，兩國都有數十所。現在我們不敢說一省，就全國而言，只有國立北京大學，稍為完備，如山西大學、北洋大學，規模都還很小。尚有外人在中國設立的大學，也是有名無實的居多。以北大而論，學生也只有兩千多人，比較各國都城大學學生在萬人以上的，就差得遠了。湖南本來有工業、法政等專門學校，近且籌備大學。為提高文化起見，不可不發展此類高等教育。 教育並不專在學校，學校以外，還有許多的機關。第一是圖書館。凡是有志讀書而無力買書的人，或是孤本、抄本，極難得的書，都可以到圖書館研究。中國各地方差不多已經有圖書館，但往往只有舊書，不添新書。並且書目的編制，取書的方法，借書的手續，都不便利於讀書的人，所以到館研究的很少。我聽說長沙有一個圖書館，不知道內容什麼樣。 其次是研究所。凡大學必有各種科學的研究所，但各國為便利學者起見，常常設有獨立的研究所。如法國的巴斯篤研究所，專研究生物化學及微生物學，是世界最著名的。美國富人，常常創捐基金，設立各種研究所，所以工藝上新發明很多。我們北京大學，雖有研究所，但設備很不完全。至於獨立的研究所，竟還沒有聽到。 其次是博物院。有科學博物院，或陳列各種最新的科學儀器，隨時公開講演，或按著進化的秩序，自最簡單的器械，到最複雜的裝置，循序漸進，使人一覽瞭然。有自然歷史博物院，陳列礦物及動植物標本，與人類關於生理病理的遺骸，可以見生物進化的痕跡，及衛生的需要。有歷史博物院，按照時代，陳列各種遺留的古物，可以考見本族漸進的文化。有人類學博物院，陳列各民族日用器物、衣服、裝飾品以及宮室的模型、風俗的照片，可以作文野的比較。有美術博物院，陳列各時代各民族的美術品，如雕刻、圖畫、工藝、美術，以及建築的斷片等，不但可以供美術家的參考，並可以提起普通人優美高尚的興趣。我們北京有一個歷史博物館，但陳列品很少。其餘還沒有聽到的。 其次是展覽會。博物院是永久的，展覽會是臨時的。最通行的展覽會，是工藝品、商品、美術品，尤以美術品為多。或限於一個美術家的作品，或限於一國的美術家，或征及各國的美術品。其他特別的展覽會，如關於衛生的、兒童教育的，還多。我們前幾年在南京開過一個勸業會，近來在北京、上海，開了幾次書畫展覽會，其餘殊不多見。 其次是音樂會。音樂是美術的一種，古人很重視的。古書有《樂經》《樂記》。儒家禮、樂並重，除墨家非樂外，古代學者，沒有不注重音樂的。外國有專門的音樂學校，又時有盛大的音樂會。就是咖啡館中，也要請幾個人奏點音樂。我們全國還沒有一個音樂學校，除私人消遣，照演舊譜，婚喪大事，舉行俗樂外，並沒有新編的曲譜，也沒有普通的音樂會，這是文化上的大缺點。 其次是戲劇。外國的劇本，無論歌詞的、白話的，都出自文學家手筆。演劇的人，都受過專門的教育。除了最著名的幾種古劇以外，時時有新的劇本。隨著社會的變化，時有適應的劇本，來表示一時代的感想。又發表文學家特別的思想，來改良社會，是最重要的一種社會教育的機關。我們各處都有戲館，所演的都是舊劇。近來有一類人想改良戲劇，但是學力不足，意志又不堅定，反為舊劇所同化，真是可嘆。至於影戲的感化力，與戲劇一樣，傳布更易。我們自己還不能編制，外國輸入的，又不加取締，往往有不正當的片子，是很有流弊的。 其次是印刷品，即書籍與報紙。他們那種類的單復，銷路的多寡，與內容的有無價值，都可以看文化的程度。販運傳譯，固然是文化的助力，但真正文化是要自己創造的。 以上將文化的內容，簡單地說過了。尚有幾句緊要的話，就是文化是要實現的，不是空口提倡的。文化是要各方面平均發展的，不是畸形的。文化是活的，是要時時進行的，不是死的，可以一時停滯的。所以要大家在各方面實地進行，而且時時刻刻地努力，這才可以當得文化運動的一句話。 （19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