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冢書考 · 汲冢書來歷考第一

一、得年 汲冢書所得年月，約有三說：《晉書》卷三《武帝紀》繫於咸寧五年（公元二七九年）十月，閻若璩《困學紀聞箋》雲《晉武帝紀》本《起居注》，[1]此一說也。衛恆《四體書勢》、王隱《晉書·束晳傳》[2]則系之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晉書》卷十六《律曆志》汲冢得玉律，亦云太康元年，此一說也。荀勖《穆天子傳序》、唐修《晉書》卷五十一《束晳傳》則系之於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年）汲令盧無忌所建《齊太公呂望碑》亦云太康二年，此又一說也。 雷學淇《竹書紀年考證》云：「竹書發於咸寧五年（公元二七九年）十月，明年三月吳平，遂上之。《帝紀》之說，錄其實也。余就官收以後上於帝京時言，故曰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束晳傳》雲二年，或命官校理之歲也。」案：雷說是也。惟雲「吳平遂上之」，恐尚嫌過久。蓋出土在咸寧五年（公元二七九年）十月，當時地方官吏即表聞於朝，汲至洛京雖隔黃河，相去不過二三日程，及帝命藏於秘府，至遲必在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正月。否則露積於汲冢，則有散佚之虞，保管於郡府，亦有疏失之慮，何能待至吳平而後獻邪？當收藏秘府之時，正大舉伐吳之際，軍事孔亟，未遑文事。及三月吳平，論功行賞，吳土戰亂，尚未全定，故至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春始命官校理也。王隱《晉書·束晳傳》云：「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秘府，詔荀勖、和嶠以隸字寫之。」可以證明之。三事不同時也。 二、出地 《晉書》卷三《武帝紀》：「咸寧五年（公元二七九年）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藏於秘府。」荀勖《穆天子傳序》云：「汲者，戰國時魏地也。」 案：《史記》卷五《秦本紀》：「莊襄王三年（公元前二四八年），蒙驁攻魏高都、汲，拔之。」是汲屬魏之證。《秦本紀》正義引《括地誌》云：「汲故城在衛州所理汲縣西南二十五里。」案晉之汲郡汲縣，在今河南省汲縣之西南。《清一統志》云：「冢在今汲縣西二十里。」《水經》云：「清水又經過汲縣北。」酈道元注云：「縣故汲郡治，晉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爽水，飛湍浚急，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嘗釣於此也。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雲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為汲令，立碑於其上。」案《太公呂望碑》今尚存，末書太康十年（公元二八九年）三月丙申朔十九日甲申造，中有雲「太公之裔孫范陽盧無忌自太子洗馬來為汲令」，又雲「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然則竹書出土在晉汲縣西偏。《清一統志》所謂「冢在今汲縣西二十里」，蓋本於此碑而確定其里數耳。 三、盜姓 荀勖《穆天子傳序》：「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冢。」《晉書》卷三《武帝紀》：「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束晳傳》同。何超《晉書音義》：「不，甫鳩反，姓也。」 案：不之為姓，蓋系㔻之省文。《春秋》僖公十有一年《經》「晉殺其大夫㔻鄭」，《史記》卷三十九《晉世家》作「邳鄭」。「邳」為後出之字，「㔻」為初文，省作「不」。蓋「㔻」之省作「不」，猶「準」之省作「准」也。汲屬於魏，本為晉地，則不氏為晉㔻氏之子孫，似非臆說也。 四、冢主 言汲冢為魏襄王墓者，《晉書》卷三《武帝紀》、卷十六《律曆志》、荀勖《穆天子傳序》、衛恆《四體書勢》。言汲冢為魏安釐王墓者，王隱《晉書·束晳傳》。言汲冢為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而不定厥辭者，唐修《晉書》卷五十一《束晳傳》。 案：此諸說皆無確證。言汲冢為魏襄王冢者，蓋因《紀年》終於魏之今王。荀勖《穆天子傳序》云：「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令」當作「今」，說詳下附考），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二九八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二一三年）燔書之歲，八十五年，及至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3]尋《史記》之哀王，即《世本》之襄王，哀王二十三年而卒，故二十年時稱為「今王」。然二十一年今王未卒，何能即以竹書從葬？故荀勖所記諸年，蓋指《紀年》絕筆後之年，後人誤以為竹書入冢之年，則不可通也。於是又有謂哀王之卒即在二十年，以回護其說者。《史記》卷四十四《魏世家》索隱云：「汲冢《紀年》終於哀王二十年，昭王三年喪畢始稱元年。」其意謂哀王二十年已卒，《史記》稱哀王二十三年者，以其子昭王三年喪畢，始稱元年。案戰國之時，鮮有行三年之喪者，此其說既不足信；又逾年改元則有之，逾三年改元亦未之聞。且哀王既卒，何以稱「今王」乎？是又不可通也。左暄《三餘偶筆》云：「襄王葬時以此書附之冢中，未即加諡，故仍其文曰今王，其為襄王冢所得無疑。若以為安釐王冢，不應缺昭王並安釐王兩代事不書。且襄王之薨至安釐王之葬，已五十餘年，亦無不加諡之理。」案周制，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葬必稱諡，如葬桓王是也。諸侯卒稱爵稱名，葬亦稱諡，如隱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是也。左氏泥於《紀年》為魏國史官所記，則何僅記至哀王二十年？豈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史官失職乎？又雲若為安釐王冢，不應缺昭王、安釐王兩代事不書，左氏誤認《紀年》為魏國國史，從古至今，未聞以其國史殉葬者，且亦未聞殉葬之國史必記至其所葬之王末年者。不知《紀年》一書為編年之通史，非編年之國別史；為魏國私家所記，非為魏國史官所記（說詳下《篇目考》）。自晉以來，都誤認《紀年》為魏國國史，故諸家解釋，牽強附會，多不可通。此說既明，則汲冢為魏襄王冢或安釐王冢，皆屬臆測，非有他種書籍[4]或物品以為證據，則不可斷定為何王之冢。蓋《紀年》與《周書》、《國語》及《穆天子傳》等，皆為普通史書傳記，偶以殉葬，不可據此以斷定何王之冢也。惟汲冢中既有玉律鐘磬，[5]則為王者之冢自無疑義。而汲為魏地，《紀年》為魏國人所記，則謂為魏王冢，亦屬合理。惟苟無其他實證，則謂為襄王冢或為安釐王冢，皆屬武斷，不足為訓。蓋所謂魏王冢者，自襄王、昭王、安釐王、景湣王皆可，惟不能出於襄王以前耳。 附　魏哀王魏令王考 《史記·魏世家》之「哀王」為「襄王」之誤，今本《穆天子傳》荀勖序之「令王」為「今王」之誤。《史記》卷四十四《魏世家》集解云：「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並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襄王也。」索隱云：「《系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據此則哀王實為襄王，形近而誤。元吳師道校正鮑注《戰國策》亦云：「愚按秦惠之十四年，亦改後元年，即惠王之比（案皆以稱王而改元耳）。而『襄』之為『哀』，直以字近而訛耳。」清崔述《孟子事實錄》，以為孟子見梁惠王在稱王改元後十二年楚敗魏襄陵之後，故惠王語孟子曰：「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6]西喪地於秦七百里；[7]南辱於楚：[8]寡人恥之。」若依《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公元前三三六年）孟軻至梁，及襄王元年（公元前三三四年）王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惠王為王，則孟子對惠王語何故曰「王何必曰利」，曰「王好戰」乎？若襄王之年即惠成王改元後之年，則孟子見梁襄王即《魏世家》之哀王，孟子門人所記，不當誤「哀」為「襄」。《世本》有襄王無哀王，則《史記》因字形相似，誤「襄」為「哀」耳。案：吳、崔之說是也。 《史記》卷四十四《魏世家》集解：「荀勖曰，和嶠雲《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此蓋出於荀勖《紀年序錄》。《玉海》引《中興書目》，《紀年》三卷，題荀氏《序錄》可證。[9]蓋《紀年》為和嶠主編，故稱和嶠云云。勖為《紀年序錄》既稱「今王」，不應於《穆天子傳序錄》稱「令王」。近人《穆天子傳西征講疏》：「高續古《史略》云：『按襄王即惠成王子靈王也，《世本》以為襄王。又按《史記·六國年表》，自靈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高氏述此書，幾於全引荀勖《序》，而兩稱靈王。靈王即『令王』，令靈古字通。《廣雅·釋詁》雲『靈，善也』，即《爾雅·釋詁》『令，善也』，是其證。然則一作『今王』，一作『令王』，且有作『靈王』者，是亦竹書之異同也。」案：此說非也。「令」為「今」字形近而誤；「靈」又為「令」之同音義而改寫耳，實亦誤也。 右文繕寫已，又思《周書》諡法「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案《史記·魏世家》，哀王在位二十三年而卒，又系善終，不可謂短折，何以諡「哀」？其必為「襄」字之誤無疑。 附　周赧王周隱王考 周赧王或稱周隱王，赧王見於《太史公書》，隱王見於古本《紀年》。[10]赧與隱皆非諡也。《史記》卷四《周本紀》：「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五十九年（公元前二五六年），秦昭王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案：王赧與西周君皆卒，三十六邑已盡獻於秦，周既亡，故王赧無諡。「王赧」雲者，「王延」之同音假借字也。秦滅六國，《史記》皆書其君曰王某，如韓王安、魏王假、趙王遷、燕王喜、齊王建、楚王負芻。而周亡不書曰王延者，《周本紀》索隱云：「按《尚書中候》以『赧』為『然』。鄭玄雲『然』讀曰『赧』。王邵按：古音人扇反，今音奴板反。」據此則古稱赧王為「然王」。考「然」字「赧」字，與「延」音近相轉，然則王赧即王延也。《史記》稱「王赧卒」，不書「崩」，已降同諸侯，與《春秋》隱公三年《經》書「宋公和卒」同科。《史記》慎靚王尚書「崩」，而《春秋經》書天子崩，皆曰「天王崩」，不稱名，諸侯則稱名。王延卒書為王赧卒，以王延生時七國之人均以小國諸侯視之，故往往稱其名為王延，或為延王。然周究為宗主之國，故以同音之字書之，聊為避諱。於是或書為「然」，或書為「赧」，或書為「隱」。[11]自晉以來，學者往往不明古音韻，昧於延、隱、然、赧四字音韻相通之理及當時稱謂書法升降之故，輒望文生義。如晉皇甫謐云：「赧非諡，諡法無赧，正以微弱竊鈇逃債，赧然慚愧，故號曰赧。」[12]隋王邵云：「《爾雅》面慚曰赧。」[13]唐劉伯莊云：「赧是慚恥之甚，輕微危弱，寄住東西，足為慚赧，故號曰赧。」[14]又晉人如王隱等，見《紀年》有周隱王之稱，以「隱」為赧王之謐，遂疑此等竹書必出於魏安釐王冢；因赧王之卒在五十九年，為魏安釐王之二十一年（公元前二五六年），安釐王三十四年卒，竹書發於安釐王冢，故稱赧王之諡為「隱」。考晉人初得竹書，皆稱出魏襄王冢，謂出於安釐王冢者，蓋自王隱始也。此皆不明古音韻、古書法之例，輒妄相推測，糾紛錯亂，古史為之蒙蔽，千百年來莫之能明。甚矣，治古史之難也！ 五、葬物 《晉書》卷五十一《束晳傳》云：「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晉書》卷十六《律曆志·序》云：「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又《審度篇》云：「荀勖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苦尺。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同。」[15]據此則汲冢所出古器，官得四種：曰玉律，曰鍾，曰磬，曰銅劍。 《束晳傳》又云：「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然則當時所出古器，除官得之樂器、銅劍外，必尚有禮器及日用之器孔多。然徒為盜所得，不能考見古代製作，如荀勖之考樂器，而竟化為烏有，惜哉！ 六、書制 汲冢書簡冊制度，以荀勖《穆天子傳序》言之稍詳，其言曰： 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冢，所得書皆竹簡素絲編。以臣最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 案：戰國之時，書以古文，著之竹簡，故稱為篇。至於漢代，書以今文，著之帛素，故稱為卷。觀《漢書·藝文志》，凡戰國古文舊書皆稱篇，及漢以今文寫之，始稱卷，如《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五十七篇者，古文竹簡出於孔壁者也；四十六卷者，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書於帛素，故稱為卷。此其證也。汲冢之書，書以古文，著於竹簡，除斷簡殘編不能校理外，[16]其完整者究有若干篇，荀勖、束晳皆不明言，此其最疏略者。王隱《晉書·束晳傳》僅雲大凡七十五卷。《史記·周本紀》正義亦云按汲郡汲縣發魏襄王冢，得古書冊七十五卷。唐修《晉書·束晳傳》昧於篇卷不同之制，妄改為七十五篇。不知七十五卷者，指晉時寫以今隸，改為紙本而言，其汲冢古文竹簡原書究有若干篇，仍不能知也。例如《周書》七十一篇，包括於雜書十九卷之中，荀勖《中經新簿汲冢周書》十卷，采於《隋書·經籍志》者，實已改為今隸紙本，而古文竹簡，乃為七十一篇。其他各書，若皆以此例推之，則篇多卷少可知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瑣語》四卷，王隱《晉書·束晳傳》稱為十一卷，蓋荀勖本合十一篇為四卷，束晳本仍依十一篇為十一卷，亦其一證。唐修《晉書》，篇卷淆亂，遂致《周書》七十一篇包括於雜書十九篇之中，而不知其謬，致使後人疑汲冢無《周書》。此皆不明簡冊制度之過也。 荀氏所謂竹簡素絲編者，謂竹簡以素絲編為冊也。冊之篆文為，象形。編竹簡以為冊，橫線二道，即象絲編之形，冊之兩邊以韋（皮也）包之。孔子讀《易》，韋編三絕，蓋謂所包之韋、所編之絲三絕也。汲冢書冊兩邊有韋與否，荀氏未言。《齊書·王僧虔傳》：「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案：汲冢書以素絲編，楚冢書以青絲編。楚冢書廣數分，汲冢書不言廣而僅言長，是亦荀氏之疏漏也。荀氏所謂「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者，案《晉書》卷十六《律曆志》：「武帝泰始九年（公元二七三年），中書監荀勖校太樂八音不知，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勖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勖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公元二七四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他品皆[17]與此尺同。』（《志》雲此尺者，勖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銘八十二字。」此即勖所稱「前考定古尺」也。古尺短於晉、齊之尺，齊代所出楚冢書亦為戰國時物，以齊尺度之，長二尺，易為戰國時尺，當亦長二尺四寸，汲冢書以古尺度之，長二尺四寸；而以晉尺度之，當亦長二尺。[18]故勖《穆天子傳序》謂「謹以二尺黃紙寫上」，二尺為晉尺，當古尺二尺四寸。蓋當時黃紙寫上者，仍仿竹簡古式，其一簡四十字者，蓋分為兩行書，每行二十字，則黃紙所寫，亦每行二十字。若有折簡奪文，則可依其尺寸而知其奪若干字，則寫成今隸，亦空□若干字，此實謹嚴之至也。 荀氏所謂以墨書者，案王隱《晉書·束晳傳》雲「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唐修《晉書·束晳傳》亦云漆書。近人《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云：「蓋古者墨書即漆書也，《儀禮·士昏禮》鄭注『墨車，漆車』可證。」案此說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