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的盛宴 · 斯人
第一節 [我的母親]
陳丹青說：「上海沒有比住河邊棚戶區更底層的人了……可你瞧那女子，乾乾淨淨……面容飽滿好看，甚至有點富態，一點不卑賤、不自卑……民國時代的商人、教授、文員、流氓、工農、女性，甚至兒童……各有范兒。」
民國的普通的、甚至貧窮的婦女，都是從容淡定的。胡適的母親，追債的人一排坐在家裡，她還是從從容容淡淡定定地料理著一切，從不露半點怒色；有時又剛氣到半步不讓。老舍的母親，好像終年沒有休息，做事永遠絲毫不敷衍，屠戶們送來的黑如鐵的布襪，她也給洗得雪白；家裡的桌椅都是舊的，櫃門銅活殘缺不全，可她的手老使殘破的銅活發著光；丈夫死了，鬼子來了，滿城是血光火焰，她不怕、不慌、不哭，橫下心要在刺刀下、饑荒中，保護兒女。
民國的學士更是讓人嘆服。
胡適
胡適，字適之，取自當時盛行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安徽績溪人。當時中國最有名望的知識分子，一生獲得32個博士學位，從學術的廣度，從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在當時中國知識界沒有第二人。死後葬於台北「中央研究院」對面的小山上。
我小時候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玩。我母親也不准我和他們亂跑亂跳。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縐縐的。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得面紅耳熱，覺得大失了「先生」身份！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裡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穀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鬍鬚，就在村口田裡做戲。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
我在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但別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有一次我們村「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崑腔隊里學習吹笙或吹笛。族裡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於是我便失掉了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還不知道。至於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里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於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出醜。）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裡；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裡去敲門。先生家裡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裡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便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藉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背心。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裡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得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麼微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醫來醫去，總醫不好。我母親心裡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後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大哥從小便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便拿出去賣，撈著錫茶壺便拿出押。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灶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後門出去，央一位鄰居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一點錢。做好做歹的，這一群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並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能幹而氣量很窄小的人。她們常常鬧意見，只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她們還不曾有公然相罵相打的事。她們鬧氣時，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後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後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兒比我只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服總是和我的一樣。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後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我母親只裝做不聽見。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後門到後鄰度嫂家去閒談。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板著臉，咬著嘴，打罵小孩子出氣。我母親只忍耐著，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這一天的天明時，她便不起床，輕輕的哭一場。她不罵一個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她先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這時候，我總聽得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後堂（大嫂住後堂西房）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床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著勸一會，才退出去。沒有一句話提到什麼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裡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奇怪得很，這一哭之後，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裡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麼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里，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麼好處。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歲零兩三個月）便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第二節 [我的母親]
老舍
老舍，字舍予，滿族（正紅旗），一生都在辛勤寫作。1968年，老舍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選到最後5名還有他；秘密投票結果，第一名還是他。此時，老舍已故。實際上1966年8月24日，他就已故去。諾貝爾獎從不頒給離世的人，又在剩下的4人中選，最後，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日本的川端康成。
母親的娘家是北平德勝門外，土城兒外邊，通大鐘寺的大路上的一個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馬。大家都種點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與我同輩的兄弟們，也有當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當巡察的。他們雖然是農家，卻養不起牛馬，人手不夠的時候，婦女便也須下地作活。
對於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點。外公外婆是什麼樣子，我就不知道了，因為他們早已去世。至於更遠的族系與家史，就更不曉得了；窮人只能顧眼前的衣食，沒有功夫談論什麼過去的光榮；「家譜」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沒有聽說過。
母親生在農家，所以勤儉誠實，身體也好。這一點事實卻極重要，因為假若我沒有這樣的一位母親，我以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個折扣了。
母親出嫁大概是很早，因為我的大姐現在已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還長我一歲啊。我有三個哥哥，四個姐姐，但能長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與我。我是「老」兒子。生我的時候，母親已有四十一歲，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閣。
由大姐與二姐所嫁人的家庭來推斷，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裡，大概還馬馬虎虎的過得去。那時候定婚講究門當戶對，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開過一間酒館，他們都是相當體面的人。
可是，我，我給家庭帶來了不幸：我生下來，母親暈過去半夜，才睜眼看見她的老兒子——感謝大姐，把我揣在懷裡，致未凍死。
一歲半，我把父親「克」死了。
兄不到十歲，三姐十二、三歲，我才一歲半，全仗母親獨立撫養了。父親的寡姐跟我們一塊兒住，她吸鴉片，她喜摸紙牌，她的脾氣極壞。為我們的衣食，母親要給人家洗衣服，縫補或裁縫衣裳。在我的記憶中，她的手終年是鮮紅微腫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兩大綠瓦盆。她作事永遠絲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戶們送來的黑如鐵的布襪，她也給洗得雪白。晚間，她與三姐抱著一盞油燈，還要縫補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終年沒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還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舊的，櫃門銅活久以殘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沒有塵土，殘破的銅活發著光。院中，父親遺留下的幾盆石榴與夾竹桃，永遠會得到應有的澆灌與愛護，年年夏天開許多花。
哥哥似乎沒有同我玩耍過。有時候，他去讀書；有時候，他去學徒；有時候，他也去賣花生或櫻桃之類的小東西。母親含著淚把他送走，不到兩天，又含著淚接他回來。我不明白這都是什麼事，而只覺得與他很生疏。與母親相依如命的是我與三姐。因此，他們作事，我老在後面跟著。他們澆花，我也張羅著取水；他們掃地，我就撮土……從這裡，我學得了愛花，愛清潔，守秩序。這些習慣至今還被我保存著。
有客人來，無論手中怎麼窘，母親也要設法弄一點東西去款待。舅父與表哥們往往是自己掏錢買酒肉食，這使她臉上羞得飛紅，可是殷勤的給他們溫酒作面，又給她一些喜悅。遇上親友家中有喜喪事，母親必把大褂洗得乾乾淨淨，親自去賀吊——份禮也許只是兩吊小錢。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習性，還未全改，儘管生活是這麼清苦，因為自幼兒看慣了的事情是不易於改掉的。
姑母常鬧脾氣。她單在雞蛋里找骨頭。她是我家中的閻王。直到我入了中學，她才死去，我可是沒有看見母親反抗過。「沒受過婆婆的氣，還不受大姑子的嗎？命當如此！」母親在非解釋一下不足以平服別人的時候，才這樣說。是的，命當如此。母親活到老，窮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當如此。她最會吃虧。給親友鄰居幫忙，她總跑在前面：她會給嬰兒洗三——窮朋友們可以因此少花一筆「請姥姥」錢——她會刮痧，她會給孩子們剃頭，她會給少婦們絞臉……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應。但是吵嘴打架，永遠沒有她。她寧吃虧，不逗氣。當姑母死去的時候，母親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來，一直哭到墳地。不知道哪裡來的一位侄子，聲稱有繼承權，母親便一聲不響，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爛板凳，而且把姑母養的一隻肥母雞也送給他。
可是，母親並不軟弱。父親死在庚子鬧「拳」的那一年。聯軍入城，挨家搜索財物雞鴨，我們被搜兩次。母親拉著哥哥與三姐坐在牆根，等著「鬼子」進門，街門是開著的。「鬼子」進門，一刺刀先把老黃狗刺死，而後入室搜索。他們走後，母親把破衣箱搬起，才發現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壓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來了，滿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親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饑荒中，保護著兒女。北平有多少變亂啊，有時候兵變了，街市整條的燒起，火團落在我們的院中。有時候內戰了，城門緊閉，鋪店關門，晝夜響著槍炮。這驚恐，這緊張，再加上一家飲食的籌劃，兒女安全的顧慮，豈是一個軟弱的老寡婦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這種時候，母親的心橫起來，她不慌不哭，要從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她的淚會往心中落！這點軟而硬的個性，也傳給了我。我對一切人與事，都取和平的態度，把吃虧看作當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與基本的法則，什麼事都可以將就，而不能超過自己劃好的界限。我怕見生人，怕辦雜事，怕出頭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時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親。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歷過起碼有二十位教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並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當我在小學畢了業的時候，親友一致的願意我去學手藝，好幫助母親。我曉得我應當去找飯吃，以減輕母親的勤勞困苦。可是，我也願意升學。我偷偷的考入了師範學校——制服，飯食，書籍，宿處，都由學校供給。只有這樣，我才敢對母親提升學的話。入學，要交十元的保證金。這是一筆巨款！母親作了半個月的難，把這巨款籌到，而後含淚把我送出門去。她不辭勞苦，只要兒子有出息。當我由師範畢業，而被派為小學校校長，母親與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說了句：「以後，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淚。我入學之後，三姐結了婚。母親對兒女是都一樣疼愛的，但是假若她也有點偏愛的話，她應當偏愛三姐，因為自父親死後，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親和三姐共同撐持的。三姐是母親的右手。但是母親知道這右手必須割去，她不能為自己的便利而耽誤了女兒的青春。當花轎來到我們的破門外的時候，母親的手就和冰一樣的涼，臉上沒有血色——那是陰曆四月，天氣很暖。大家都怕她暈過去。可是，她掙扎著，咬著嘴唇，手扶著門框，看花轎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學校，家中只剩母親自己。她還須自曉至晚的操作，可是終日沒人和她說一句話。新年到了，正趕上政府倡用陽曆，不許過舊年。除夕，我請了兩小時的假。由擁擠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爐冷灶的家中。母親笑了。及至聽說我還須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嘆出一口氣來。到我該走的時候，她遞給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麼熱鬧，我卻什麼也沒看見，淚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淚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當日孤獨的過那悽慘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會再候盼著我了，她已入了土！
兒女的生命是不依順著父母所設下的軌道一直前進的，所以老人總免不了傷心。我二十三歲，母親要我結了婚，我不要。我請來三姐給我說情，老母含淚點了頭。我愛母親，但是我給了她最大的打擊。時代使我成為逆子。二十七歲，我上了英國。為了自己，我給六十多歲的老母以第二次打擊。在她七十大壽的那一天，我還遠在異域。那天，據姐姐們後來告訴我，老太太只喝了兩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說出來。
七七抗戰後，我由濟南逃出來。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據了。可是母親日夜惦念的幼子卻跑西南來。母親怎樣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總不敢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詳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歲，有母親便可以多少還有點孩子氣。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裡，雖然還有色有香，卻失去了根。有母親的人，心裡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帶來不好的消息，告訴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關於老母的起居情況。我疑慮，害怕。我想像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親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寫去祝壽的信，算計著會在壽日之前到達。信中囑咐千萬把壽日的詳情寫來，使我不再疑慮。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勞軍的大會上回來，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讀。就寢前，我拆開信，母親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親給我的。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我之能成為一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她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唉！還說什麼呢？心痛！心痛！
第三節 [父親和他的故事]
胡也頻
胡也頻，1903年5月出生於福州的一個戲劇世家，作詩、寫文、投身革命，一生清貧。1924年，他與丁玲結識並成為伴侶。1931年1月17日，丁玲懷抱三個月的嬰兒立在窗前，等胡也頻歸來，他卻沒有回來。「左聯五作家」被殺，他在其中。那個嬰兒，就是蔣祖林先生；那間房子就是上海崑山花園7號紅磚洋房四層最西側的寓所。
我常常聽別人說到我父親：有的說他是個大傻子，有的說他是個天下最荒唐的人，有的說……總而言之人家所說的都沒有好話，不是譏諷就是嘲笑。有一次養雞的那個老太婆罵她的小孩子，我記得，她是我們鄉里頂兇的老太婆，她開口便用一張可怕的臉——
「給你的那個銅子呢？」
「輸了。」那孩子顯得很害怕。
「輸給誰呢？」
「輸——輸給小二。」
「怎麼輸的？」
「兩條狗打架……我說黃的那條打贏，他說不，就這樣輸給他了。」那孩子一面要哭的鼓起嘴。
「你這個小毛蟲！」老太婆一順手便是一個耳光，接著罵道：「這麼一點年紀就學壞，長大了，你一定是個敗家子，也像那個高鼻子似的……」所謂高鼻子，這就是一般鄉人只圖自己快活而送給我父親的綽號。
真的，對於我父親，全鄉的人並沒有誰曾生過一些敬意——不，簡直在人格上連普通的待遇也沒有，好像他是一個罪不可赦的罪人，什麼人只要不像他。便什麼都好了。
然而父親在我的心中，卻實在並不同於別人那樣的輕視，我看見我父親，我覺得他可憐了。
父親的臉總是沉默的，沉默得可怕，輕易看不到他的笑容。他終日工作的辛苦，使得他的眼睛失了充足的光彩。因為他常常蹙著眉頭，那額上，便自自然然添出兩條很深的皺紋了。我不能在他這樣的臉貌上看出使人家侮蔑的證據。並且，父親縱然是非常寡言，但是並不冷酷，只有一次他和母親生氣打破一隻飯碗之外，我永遠覺得父親是慈愛可親的。我一看見我父親就歡喜了。
不過人言也總有它的力量。聽別人這樣那樣說，我究竟也對於父親生過懷疑。我想：為什麼人家不說別人的壞話，單單要說父親一個呢？可是一看見到父親，我就覺得這種懷疑是我的罪過，我不該在如此慈愛可親的父親面前懷疑他年青時曾做過什麼不合人情的事。父親的確是個好父親，好人，我這樣確定。倘若像父親這樣的人是個壞人，那麼全世界的人就沒有一個好的，我並且想。
雖說我承認我父親並不是鄉人所說的那種人，但人家一說到壞處就拿「高鼻子」做比喻，卻是永遠繼續下去了。
這直到有一天，我記得，就是那隻黃母雞連生兩個蛋的那一天。這天一天亮太陽就是紅的。父親拿著鋤頭到菜園裡去了。母親為了病的緣故還躺在床鋪上。她把我推醒了，說：
「你也該起來了，狗狗！」
我擦著眼屎回答：「今天不去。」
「為什麼？」
「兩隻母牛全有病，那隻公牛又要牽到城裡去。」
「那麼，」母親忽然歡喜了。「趁今天，你多睡一會吧，好孩子，你天天總沒有睡夠的！」
我便合上眼睛，然而總不能睡，一種習慣把我弄得非醒著不可了，於是我問到父親。
「到菜園去了。」
想著父親每天不是到菜園就是到田裡去做工，那憐憫他的心情，又油然而生：在我，我是只承認父親應該在家裡享福的，像別的有錢的人在家裡享福一樣。然而父親是窮人，他只能到田裡或菜園去，把鋤頭掮在白腦殼後面（因為他的頭髮全白了），這就是我很固執地可憐他的緣故。
我這時並且聯想到許多人言——那每一個字音都是不懷好意的侮蔑，我不禁又懷疑起父親了。我覺得，倘若這人言是有因的，那麼母親一定知道這秘密。
「爸爸是好人，可是全鄉的人都講他不好。」我開頭說。
母親不做聲。她用驚疑的眼光看我，大約我說的話太出她意外了。
「人家一說到不好的事情就拿他做比喻……」
母親閉起眼睛，想著什麼似的。
我又說：「為什麼呢，大家都這樣鄙視爸爸？為什麼他們不鄙視別人？爸爸是好人，我相信——」
母親把眼睛張開了，望了我一眼，便嘆了一口氣。
於是我疑惑了。母親的這舉動，使我不能不猜疑到父親或者真有了什麼故事，為大家所瞧不起的。
我默著。我不想再說什麼了。我害怕母親將說出父親的什麼壞事。我不願在慈愛可親的父親身上發現了永遠難忘的秘密。我望著母親，我希望她告訴我：父親是怎樣值得敬重的人物……我又想著許多人言去了。
我一面極力保存我的信仰，這就是父親仍然是一個慈愛可親的父親。他的那沉默苦悶的臉，那因了辛苦的白頭髮，便在一瞬間全浮到我心上來了。我便又可憐他。我覺得人家的壞話是故意捏造的，捏造的緣故，正是人們容不得有個好人。
然而母親卻開口了，第一句她就埋怨說：
「怪得別人麼？」
這是怎樣一種不幸事實的開頭呢。我害怕。我不願父親變成不是我所敬愛的父親。我幾乎發獃地望著母親，在我的心中我幾乎要哭了，可是母親並不懂得這意思，她只管說她的感慨。
「只怪他自己！」
顯然父親曾做過什麼壞事了。我只想把母親的嘴掩住，不要她再說出更不好的關於父親的事情。
可是母親又說下去了：「自己做的事正應該自己去承受！」她又嘆了一口氣。「女人嫁到這樣的男子，真是前世就做過壞夢的女人。」
我嚇住了。我真箇發獃地望著她。我央告地說：
「不——媽媽，你不要再說下去了。」
母親不理會。也許她並不曾聽見我所說的。她又繼續她的感慨：
「真的，天下的男人（女人也在內），可沒有第二個人比你父親還會傻的。傻得真豈有此理——」
（她特別望了我一眼）
「你以為我冤枉他麼？冤枉，一點也不。他實在比天下人都傻。我從沒有聽說過有人會像他那樣的荒唐！你想想，孩子，你爸爸做的是什麼事情。」
「說來年代可久了。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你還沒有出世呢——我嫁給你父親還不到兩年。這兩年以前的生活卻也過得去。這兩年以後麼，見鬼啦，我永遠恨這個傻子，荒唐到出奇的人。我到現在還沒有尋死，也就是要恨他才活著的。」
「這一年是一個荒年。真荒得厲害。差不多三個月不下一滴雨。把水龍神遊街了五次，並且把天后娘娘也請出官來了，然而全白費。哪裡見一滴雨？田幹了，池子幹了，河水幹了，魚蝦也幹了。什麼都變了模樣！樹葉是黃的，菜葉是黃的，秧苗也是黃的，石板發燒，木頭快要發火了，牲畜拖著舌頭病倒了，人也要熱得發狂了。那情景，真是，好像什麼都要暴動的樣子：天也要暴動，地也要暴動……到處都是蝗蟲。」
「直到現在，我還是害怕太陽比害怕死還害怕，說到那一年的旱荒，沒有一個人有膽子再去回想一趟。（她咽了一下口水）你——有福氣的孩子，沒有遇上那種荒年，真是比什麼人都有福氣的。」
「你父親乾的荒唐事就在那時候。這個大傻子，我真不願講起他，講起他來我的心就會不平，我永遠不講他才好。」
（母親不自禁的卻又講下去：）
「你父親除了一個菜園，一個小柴山，是還有三擔田的。因為自己有田，所以對於那樣的旱天，便格外焦心了。他天天跑到田裡去看：那才出地三寸多長的秧慢慢地軟了，癟了，黃了，幹了，秋收絕望了。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啊，一個秋收的絕望！其實還不止沒有穀子收，連菜也沒有，果木更不用說了——每一個枝上都生蟲了。」
「你父親整天地嘆氣：完了，什麼都完了！」
「不消說，他也和別人一樣，明知是秧幹了，菜黃了，一切都死了，縱然下起雨來也沒有救了，然而還是希望著下雨的。你父親希望下雨的心比誰都強。他竟至於發誓說：只要下雨，把他的壽數減去十年，他也願意的。」
「他的荒唐事就在這希望中發生了。這真是千古沒有的荒唐事！你想想看是一種什麼事呀？」
「你父親正在菜園裡，一株一株地拔去那乾死的油菜，那個——我這一輩子不會忘記他——那個曾當過劊子手的王大保，他走來了，你父親便照例向他打招呼。兩個人便開始談話了。」
「他先說，『唉！今年天真幹得可以！』」
「可不是？」你父親回答，「什麼都死了。」
「天災啊！」
「誰說不是呢？我們這一縣從今年起可就窮到底了。」
「有田的人也沒有米吃……」
「沒有田的人更要餓死了。」
「你總可以過得去吧。去年你的田收成很好呀。」
「吃兩年無論如何是不夠的。說不定這田明年也下不得種：太幹了，下種也不會出苗的。」
「幹得奇怪！大約一百年所沒有的。」
「再不下雨，人也要乾死了。」
「恐怕這個月裡面不會下吧。」
「不。我想不出三天一定會下的。」
「怎麼見得呢？」
「我說不出理由。橫直在三天之內一定會下的。」
「我不信。」
「一定會的。」
「你看這天氣，三天之內能下雨麼？」
「准能夠。」
「我說，一定不會下的。」
「一定會——」
「三天之內能下雨，那才是怪事呢——」
「怎麼，你不喜歡下雨麼？」
「為什麼說我不喜歡？」
「你自己沒有田——」
「你簡直侮辱人……」
「要是不，為什麼你硬說要不會下雨呢？」
「看天氣是不會下的。」
「一定會——」
「打個賭！」
「好的，你說打什麼？」
「把我的人打進去都行。」
「那麼，你說——』」
「我有四擔田——就是你知道的，我就把這四擔田和你打賭。」
「那我只有三擔田。」
「添上你的那個柴山好了。」
「好的。」
「說賭就是真賭。」
「不要臉的人才會反悔。」
「其實你父親並不想贏人家的田。他只是相信他自己所覺得的，三天之內的下雨。」
「誰知三天過去了，滿天空還是火熱的，不但不下雨，連一塊像要下雨的雲都沒有。這三天的最後一天，你父親真頹喪得像個什麼，不吃飯，也不到田裡去，只在房裡獨自地煩惱，憤怒得幾乎要發瘋了。」
「於是第四天一清早，那個王大保就來了，他開頭說：『打賭的事情你大約已經忘記了！』」
「誰忘記呢！」你父親的生性是不肯受一點兒委曲的。
「那麼這三天中你看見過下雨麼？」
「你父親不做聲。」
「他又說：『那個賭算是真賭還是假賭？』」
「你父親望著他。」
「不要臉的人才會反悔——這是你自己說的話呀。」王大保冷冷的笑。
「我反悔過沒有？」你父親動氣了。
「不反悔那就得實行我們的打賭。」
「大丈夫一言既出——破產算個什麼呢。」你父親便去拿田契。
「唉！（母親特別感慨了）這是什麼事情啊。我的天！為了講笑話一樣的打賭，就真的把僅有的三擔田輸給別人麼？沒有人干過的事！那時候我和你父親爭執了半天，我死命不讓他把田契拿去，可是他終於把我推倒，一伸腿就跑開了。」
「我是一個女人，女人能夠做什麼事呢？我只有哭了。眼淚好幾天沒有干。可是流淚又有什麼用處呢？」
「你父親——這個荒唐鬼——大大方方地就把一個小柴山和三擔田給人家去了。自己祖業已成為別人的財產了。什麼事只有男子才幹得出來的。我有什麼能力？一個女人，女人固然是男子所喜歡的，但是女人要男子不做他任意的事情可不行。我哭，哭也沒有用；我恨，恨死他，還不是空的。」
「啊，我記起了，我和你父親還打了一場架呢。」
「他說：『與其讓別人說我放賴，說我是一個打不起賭的怯漢，與其受這種羞辱，我寧肯做叫花子或是餓死的！』」
「然而結果呢？把柴山給人家了，把田也給人家了，還不是什麼人都說你父親的壞話？這個傻子……」
母親把話停住，我看見她的眼淚慢慢地流出來。
「要不是，」她又說，「我們也不會這樣苦呀。」聲音是嗚咽了。
我害怕母親的哭，便悄悄地跑下樓去。
這一天的下午我看見到父親，我便問：
「爸爸，你從前曾和一個劊子手打賭，是不是？」
父親吃了一驚。
「聽誰說的？」他的臉忽然陰鬱了。
「人家都說你不好，所以我問母親，母親告訴我的。」
父親的眉頭緊蹙起來，閉起眼睛，顯得萬分難過的樣子。
「對了，爸爸曾有過這麼一回事。」他輕輕的拍一下我的肩膀說，「這都是爸爸的錯處，害得你母親吃苦，害得你到現在還替人家看牛……」
父親想哭似的默著走去了。
從這時起我便覺得我父親是一個非凡的人物。而這故事便是證明他非凡的故事。
第四節 [金岳霖先生]
汪曾祺
汪曾祺，江蘇高郵人。祖父是清朝「拔貢」，父親通金石書畫，他有著良好的家教和審美意識養成。1939年到1943年間他就讀於西南聯大，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譽為「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也是中國當代文壇公認的風雅獨殊的文人美食家。
西南聯大有許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當面和背後都稱他為「老金」。大概時常來往的熟朋友都這樣稱呼他。關於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訴我的。我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一文中提到過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沒有寫進去，覺得還應該寫一寫。
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麼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陽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後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隻的鏡片是白的，一隻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後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菸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裡面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聯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樣的。聞一多先生有一陣穿一件式樣過時的灰色舊夾袍，是一個親戚送給他的，領子很高，袖口極窄。聯大有一次在龍雲的長子，蔣介石的乾兒子龍繩武家裡開校友會，——龍雲的長媳是清華校友，聞先生在會上大罵「蔣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這件高領窄袖的舊夾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陣披著一件雲南趕馬人穿的藍色氈子的一口鐘。除了體育教員，教授里穿夾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國治了後也還是不大好，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著。
金先生教邏輯。邏輯是西南聯大規定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班上學生很多，上課在大教室，坐得滿滿的。在中學裡沒有聽說有邏輯這門學問，大一的學生對這課很有興趣。金先生上課有時要提問，那麼多的學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來——聯大是沒有點名冊的，他有時一上課就宣布：「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於是所有穿紅衣的女同學就都有點緊張，又有點興奮。那時聯大女生在藍陰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紅毛衣成了一種風氣。——穿藍毛衣、黃毛衣的極少。問題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風頭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聽著，完了，說：「yes！請坐！」
學生也可以提出問題，請金先生解答。學生提的問題深淺不一，金先生有問必答。很耐心。有一個華僑同學叫林國達，操廣東普通話，最愛提問題，問題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覺得邏輯這門學問是挺「玄」的，應該提點怪問題。有一次他又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mr.林國達is perpenticular to thebla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於黑板），這是什麼意思？』」林國達傻了。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於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
林國達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課，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這一堂課，金先生一直沒有笑容。
有一個同學，大概是陳蘊珍，即蕭珊，曾問過金先生：「您為什麼要搞邏輯？」邏輯課的前一半講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周延、不周延、歸納、演繹……還比較有意思。後半部全是符號，簡直像高等數學。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麼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學院大一學生必修邏輯，金先生還開了一門「符號邏輯」，是選修課。這門學問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書。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幾個人。學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講著講著，有時會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這堂課就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王浩現在在美國。前些年寫了一篇關於金先生的較長的文章，大概是論金先生之學的，我沒有見到。
王浩和我是相當熟的。他有個要好的朋友王景鶴，和我同在昆明黃土坡一個中學教書，王浩常來玩。來了，常打籃球。大都是吃了午飯就打。王浩管吃了飯就打球叫「練盲腸」。王浩的相貌頗「土」，腦袋很大，剪了一個光頭，——聯大同學剪光頭的很少，說話帶山東口音。他現在成了洋人——美籍華人，國際知名的學者，我實在想像不出他現在是什麼樣子。前年他回國講學，托一個同學要我給他畫一張畫。我給他畫了幾個青頭菌、牛肝菌，一根大蔥，兩頭蒜，還有一塊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畫的。我在畫上題了幾句話，有一句是「以慰王浩異國鄉情」。王浩的學問，原來是師承金先生的。一個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個好學生，也值得了。當然，金先生的好學生不止一個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聽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有幾個聯大同學住在金雞巷，陳蘊珍、王樹藏、劉北汜、施載宣（蕭荻）。樓上有一間小客廳。沈先生有時拉一個熟人去給少數愛好文學，寫寫東西的同學講一點什麼。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麼《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裡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裡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後脖頸，捉出了一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為得意。
金先生是個單身漢（聯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楊振聲先生曾寫過一篇遊戲文章《釋鰥》，在教授間傳閱），無兒無女，但是過得自得其樂。他養了一隻很大的鬥雞（雲南出鬥雞）。這隻鬥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先生一個桌子吃飯。他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學家的教授外，時常來往的，據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沈從文，張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後，清茶一杯，閒話片刻而已。金先生對林徽因的談吐才華，十分欣賞。現在的年輕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學建築的，但是對文學的趣味極高，精於鑑賞，所寫的詩和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風格清新，一時無二。林徽因死後，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麼請客？到了之後，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簡出。毛主席曾經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先生已經八十歲了，怎麼接觸社會呢？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蹬著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我想像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輪上東張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擠人，熙熙攘攘，誰也不會知道這位東張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學問、為人天真、熱愛生活的大哲學家。
金先生治學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學叢書里的《邏輯》，我所知道的，還有一本《論道》。其餘還有什麼，我不清楚，須問王浩。
我對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寫一寫。
聯大的許多教授都應該有人好好地寫一寫。
第五節 [四位先生]
老舍
1940年抗戰期間，老舍致信吳組緗，以人名入對，出聯請吳先生對，並請他把那些精妙的對子組合成篇。其中1941年發表在重慶《新蜀報》副刊的《與抗戰有關——近體詩十首》十分有名。其中，《野興》一首如下：望道郭源新，盧焚蘇雪林，烽白朗冀野，山草明霞村。梅雨周而復，蒲風葉以群，素園陳瘦竹，老舍謝冰心。
吳組緗先生的豬
從青木關到歌樂山一帶，在我所認識的文友中要算吳組緗先生最為闊綽。他養著一口小花豬。據說，這小動物的身價，值六百元。
每次我去訪組緗先生，必附帶的向小花豬致敬，因為我與組緗先生核計過了：假若他與我共同登廣告賣身，大概也不會有人出六百元來買！
有一天，我又到吳宅去。給小江——相緗先生的少爺——買了幾個比醋還酸的桃子。拿著點東西，好搭訕著騙頓飯吃，否則就太不好意思了。一進門，我看見吳太太的臉比晚日還紅。我心裡一想，便想到了小花豬。假若小花豬丟了，或是出了別的毛病，組緗先生的闊綽便馬上不存在了！一打聽，果然是為了小花豬：它已絕食一天了。我很著急，急中生智，主張給它點奎寧吃，恐怕是打擺子。大家都不贊同我的主張。我又建議把它抱到床上蓋上被子睡一覺，出點汗也許就好了；焉知道不是感冒呢？這年月的豬比人還嬌貴呀！大家還是不贊成。後來，把豬醫生請來了。我頗興奮，要看看豬怎麼吃藥。豬醫生把一些草藥包在竹筒的大厚皮兒里，使小花豬橫銜著，兩頭向後束在脖子上：這樣，藥味與藥汁便慢慢走入裡邊去。把藥包兒束好，小花豬的口中好像生了兩個翅膀，倒並不難看。
雖然吳宅有此騷動，我還是在那裡吃了午飯——自然稍微的有點不得勁兒！
過了兩天，我又去看小花豬——這回是專程探病，絕不為看別人；我知道現在豬的價值有多大——小花豬口中已無那個藥包，而且也吃點東西了。大家都很高興，我就又就棍打腿的騙了頓飯吃，並且提出聲明：到冬天，得分給我幾斤臘肉！組緗先生與太太沒加任何考慮便答應了。吳太太說：「幾斤？十斤也行！想想看，那天它要是一病不起……」大家聽罷，都出了冷汗！
馬宗融先生的時間觀念
馬宗融先生的表大概是、我想是一個裝飾品。無論約他開會，還是吃飯，他總遲到一個多鐘頭，他的表並不慢。
來重慶，他多半是住在白象街的作家書屋。有的說也罷，沒的說也罷，他總要談到夜裡兩三點鐘。假若不是別人都困得不出一聲了，他還想不起上床去。有人陪著他談，他能一直坐到第二天夜裡兩點鐘。表、月亮、太陽，都不能引起他注意到時間。
比如說吧，下午三點他須到觀音岩去開會，到兩點半他還毫無動靜。「宗融兄，不是三點，有會嗎？該走了吧？」有人這樣提醒他，他馬上去戴上帽子，提起那有茶碗口粗的木棒，向外走。「七點吃飯。早回來呀！」大家告訴他。他回答聲「一定回來」，便匆匆地走出去。
到三點的時候，你若出去，你會看見馬宗融先生在門口與一位老太婆，或是兩個小學生，談話兒呢！即使不是這樣，他在五點以前也不會走到觀音岩。路上每遇到一位熟人，便要談，至少有十分鐘的話。若遇上打架吵嘴的，他得過去解勸，還許把別人勸開，而他與另一位勸架的打起來！遇上某處起火，他得幫著去救。有人追趕扒手，他必然得加入，非捉到不可。看見某種新東西，他得過去問問價錢，不管買與不買。看到戲報子，馬上他去借電話，問還有票沒有……這樣，他從白象街到觀音岩，可以走一天，幸而他記得開會那件事，所以只走兩三個鐘頭，到了開會的地方，即使大家已經散了會，他也得坐兩點鐘，他跟誰都談得來，都談得有趣，很親切，很細膩。有人隨便哼了一句二簧，他立刻請教給他；有人剛買一條繩子，他馬上拿過來練習跳繩——五十歲了啊！
七點，他想起來回白象街吃飯，歸路上，又照樣的勸架，救人，追賊，問物價，打電話……至早，他在八點半左右走到目的地。滿頭大汗，三步當作兩步走的。他走了進來，飯早已開過了。
所以，我們與友人定約會的時候，若說隨便什麼時間，早晨也好，晚上也好，反正我一天不出門，你哪時來也可以，我們便說「馬宗融的時間吧」！
姚蓬子先生的硯台
作家書屋是個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裡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後再親自去索回，你就必定不說我扯謊了。
進到書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書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裡藏著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頭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簡單的說吧，他被稿子埋起來了。當你要稿子的時候，你可以看見一個奇蹟。假如說尊稿是十張紙寫的吧，書屋主人會由枕頭底下翻出兩張，由褲袋裡掏出三張，書架里找出兩張，窗子上揭下一張，還欠兩張。你別忙，他會由老鼠洞裡拉出那兩張，一點也不少。
單說蓬子先生的那塊硯台，也足夠驚人了！那是塊無法形容的石硯。不圓不方，有許多角兒，有任何角度。有一點沿兒，豁口甚多，底子最奇，四周翹起，中間的一點凸出，如元寶之背，它會像陀螺似的在桌子亂轉，還會一頭高一頭低地傾斜，如浪中之船。我老以為孫悟空就是由這塊石頭跳出去的！
到磨墨的時候，它會由桌子這一端滾到那一端，而且響如快跑的馬車。我每晚十時必就寢，而對門兒書屋的主人要辦事辦到天亮。從十時到天亮，他至少研十次墨，一次比一次響——到夜最靜的時候，大概連南岸都感到一點震動。從我到白象街起，我沒做過一個好夢，剛一入夢，硯台來了一陣雷雨，夢為之斷。在夏天，硯一響，我就起來拿臭蟲。冬天可就不好辦，只好咳嗽幾聲，使之聞之。
現在，我已交給作家書屋一本書，等到出版，我必定破費幾十元，送給書屋主人一塊平底的，不出聲的硯台！
何容先生的戒菸
首先要聲明：這裡所說的煙是香菸，不是鴉片。
從武漢到重慶，我老同何容先生在一間屋子裡，一直到前年八月間。在武漢的時候，我們都吸「大前門」或「使館」牌；小大「英」似乎都不夠味兒。到了重慶，小大「英」似乎變了質，越來越「夠」味兒了，「前門」與「使館」倒仿佛沒了什麼意思。慢慢的，「刀」牌與「哈德門」又變成我們的朋友，而與小大「英」，不管是誰的主動吧，好像冷淡得日懸一日，不久，「刀」牌與「哈德門」又與我們發生了意見，差不多要絕交的樣子，何容先生就決心戒菸！
在他戒菸之前，我已聲明過：「先上吊。後戒菸！」本來嗎，「棄婦拋雛」的流亡在外，吃不敢進大三元，喝麼也不過是清一色（黃酒貴，只好吃點白干），女友不敢去交，男友一律是窮光蛋，住是二人一室，睡是臭蟲滿床，再不吸兩枝香菸，還活著幹嗎？可是，一看何容先生戒菸，我到底受了感動，既覺自己無勇，又欽佩他的偉大；所以，他在屋裡，我幾乎不敢動手取煙，以免動搖他的堅決！
何容先生那天睡了十六個鐘頭，一枝煙沒吸！醒來，已是黃昏，他便獨自走出去。我沒敢陪他出去，怕不留神遞給他一枝煙，破了戒！掌燈之後，他回來了，滿面紅光，含著笑，從口袋中掏出一包土產捲菸來。「你嘗嘗這個，」他客氣地讓我，「才一個銅板一枝！有這個，似乎就不必戒菸了！沒有必要！」把煙接過來，我沒敢說什麼，怕傷了他的尊嚴。面對面的，把煙燃上，我倆細細地欣賞。頭一口就驚人，冒的是黃煙，我以為他誤把爆竹買來了！聽了一會兒，還好，並沒有爆炸，就放膽繼續地吸。吸了不到四五口，我看見蚊子都爭著向外邊飛，我很高興。既吸菸，又驅蚊，太可貴了！再吸幾口之後，牆上又發現了臭蟲，大概也要搬家，我更高興了！吸到了半枝，何容先生與我也跑出去了，他低聲地說：「看樣子，還得戒菸！」
何容先生二次戒菸，有半天之久。當天的下午，他買來了菸斗與菸葉。「幾毛錢的菸葉，夠吃三四天的，何必一定戒菸呢！」他說。吸了幾天的菸斗，他發現了：（一）不便攜帶；（二）不用力，抽不到；用力，煙油射在舌頭上；（三）費洋火；（四）須天天收拾，麻煩！有此四弊，他就戒菸斗，而又吸上香菸了。「始作捲菸者。其無後乎！」他說。
最近二年，何容先生不知戒了多少次煙了，而指頭上始終是黃的。
第六節 [我的老師李叔同]
豐子愷
豐子愷，知名畫家、散文家、漫畫家、翻譯家，卓有成就的文藝大師。16歲時，他參加崇德縣小學會考，縣督學親自披閱試卷，愛他的文才，就把女兒許配給他。1928年，豐子愷為祝弘一法師（李叔同）50歲生日，與大師合作《護生畫集》第一集，由豐子愷作畫，弘一法師寫詩，一詩一畫對照。後來，又有第二集，第三集……
弘一法師由翩翩公子一變而為留學生，又變而為教師，三變而為道人，四變而為和尚。每做一種人，都十分像樣。好比全能的優伶：起老生像個老生，起小生像個小生，起大面又很像個大面……都是「認真」的原故。以上說明了李先生人格上的第一特點。
李先生人格上的第二特點是「多才多藝」。西洋文藝批評家批評德國的歌劇大家華葛納爾（瓦格納）有這樣的話：「阿普洛（阿波羅，文藝之神）右手持文才，左手持樂才，分贈給世間的文學家和音樂家。華葛納爾卻兼得了他兩手的贈物。」意思是說，華葛納爾能作曲，又能作歌，所以做了歌劇大家。拿這句話批評我們的李先生，實在還不夠用。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畫，作文，吟詩，填詞，寫字，治金石，演劇。他對於藝術，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種都很出色。專門一種的藝術家大都不及他，向他學習。作曲和作歌，讀者可在開明書店出版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窺見。這集子中載著李先生的作品不少。每曲都膾炙人口。他的油畫，大部分寄存在北平（北京）美專，現在大概還在北平。寫實風而兼印象派筆調，每幅都很穩健、精到，為我國洋畫界難得的佳作。他的詩詞文章，載在從前出版的《南社文集》中，典雅秀麗，不亞於蘇曼殊。他的字，功夫尤深，早年學黃山谷，中年專研北碑，得力於《張猛龍碑》尤多。晚年寫佛經，脫胎化骨，自成一家，輕描淡寫，毫無煙火氣。他的金石，同字一樣秀美。出家前，他的友人把他所刻的印章集合起來，藏在西湖上西泠印社的石壁的洞裡。洞口用水泥封好，題著「息翁印藏」四字（現在也許已被日本人偷去）。他的演劇，前已說過，是中國話劇的鼻祖。總之，在藝術上，他是無所不精的一個作家。藝術之外，他又曾研究理學（陽明、程、朱之學，他都做過功夫。後來由此轉入道教，又轉入佛教的）。研究外國文，……李先生多才多藝，一通百通。所以他雖然只教我音樂圖畫，他所擅長的卻不止這兩種。換言之，他的教授圖畫音樂，有許多其他修養作背景，所以我們不得不崇敬他。借夏先生的話來講：他做教師，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薩的有「後光」。所以他從不威脅學生，而學生見他自生畏敬。從不嚴責學生（反之，他自己常常請假），而學生自會用功。他是實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說：自有學校以來，自有教師以來，未有盛於李先生者也。
青年的讀者，看到這裡，也許要發生這樣的疑念：李先生為什麼不做教育家，不做藝術家，而做和尚呢？
是的，我曾聽到許多人發這樣的疑問。他們的意思，大概以為做和尚是迷信的，消極的，暴棄的，可惜得很！倘不做和尚，他可在這僧臘二十四年中教育不少的人才，創作不少的作品，這才有功於世呢。
這話，近看是對的，遠看卻不對。用低淺的眼光，從世俗習慣上看，辦教育，製作品，實實在在的事業，當然比做和尚有功於世。遠看，用高遠的眼光，從人生根本上看，宗教的崇高偉大，遠在教育之上。——但在這裡須加重要聲明：一般所謂佛教，千百年來早已歪曲化而失卻真正佛教的本意。一般佛寺里的和尚，其實是另一種奇怪的人，與真正佛教毫無關係。因此世人對佛教的誤解，越弄越深。和尚大都以念經念佛做道場為營業。居士大都想拿佞佛來換得世間名利恭敬，甚或來生福報。還有一班戀愛失敗，經濟破產，作惡犯罪的人，走投無路，遁入空門，以佛門為避難所。於是乎，未曾認明佛教真相的人就排斥佛教，指為消極，迷信，而非打倒不可。歪曲的佛教應該打倒；但真正的佛教，崇高偉大，勝於一切。——讀者只要窮究自身的意義，便可相信這話。譬如：為什麼入學校？為了欲得教養。為什麼欲得教養？為了要做事業。為什麼要做事業？為了滿足你的人生欲望。再問下去，為什麼要滿足你的人生欲望？你想了一想，一時找不到根據，而難於答覆。你再想一想，就會感到疑惑與虛空。你三想的時候，也許會感到苦悶與悲哀。這時候你就要請教「哲學」，和他的老兄「宗教」。這時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於一切。
所以李先生的放棄教育與藝術而修佛法，好比出於幽谷，遷於喬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慶的。
節選自《為青年說弘一法師》